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深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革命政治学等影响的马克思在青年时代认同现代理性观念，重视现代科技发展对人类生活的深刻变革，拒斥与历史规律相背离的保守思维。随着对现代经济生产过程的研究逐渐深入，马克思看到与现代经济生产方式相伴而生的社会变革催生了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变动。在这种变动及其加速运转中，“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这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塑造了新的生活世界和社会关系，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形成了与以往不同的文明形态。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正是在对现代生产过程及其内在逻辑的研究中展现的，体现为肯定现代化的进步意义与否定资本现代性的双重视角。
从肯定现代化进步性的角度看，马克思肯定现代社会形成以来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强调现代生产过程中的经济因素对现代社会运行具有基础性意义。现代性观念在人们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对象化为现代文明的普遍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离开传统社会秩序的轨道，使人们进入对传统等级观念祛魅的世界。具有特定文化传统的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满足生产和发展的实际需要，形成世界性的普遍交往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当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生产的社会化促进文明从封闭走向开放，一切地域之间或民族之间的隔阂被摧毁了。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领域，各民族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普遍化。由此需要一种新世界观，作为理解由现代性开辟的世界历史的观念前提，并在世界历史的展开过程中进一步理解其间创造的物质基础。
现代生产以及随之而来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首创精神，为世界历史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现代性的对象化实践导致了世界市场的形成，由此形成商品生产和消费的国际性。“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封闭保守的价值观念被新的生产方式和文化精神取代了，生产和消费的世界性促成了经济全球化。随着旧的社会制度崩溃，新的社会主体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
。在这里，我们看到世界历史普遍性的伟力，它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对象化，而且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具体化，成为各民族必经的历史进程。
这种必经的历史进程表现为一种历史趋势，个人在其中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释放自我意识的创造性，具体表现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
。这种直接生产过程提升了人们的现代素养和文明程度，直接提高了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为社会发展确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马克思看到在现代生产过程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这样的生产力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创造了一个新世界。但是，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现代性观念蜕变为关于资本扩张和殖民体系的合理性主张，甚而现代性的一般样态被强制解释为资本现代性这种特殊样态，这种特殊样态为马克思所深切批判。
从否定资本现代性的角度看，马克思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全部现代社会体系围绕旋转的轴心，资本逻辑锁定了这种关系，并使这种关系陷入晦暗的牢笼之中。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强化了资本逻辑并形成了利益对立关系，使交换价值凌驾于道德责任之上，经济利益优先于道德正当，甚至成为道德正当的化身。在马克思看来，物质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以及商品生产与价值增殖的共时性，体现了资本现代性的秘密。资本表现为物的形态，但在特定的运动过程中，生产出体现资本逻辑的交换关系和权力关系，这种运动使资本不断增殖并不断谋求剩余价值，由此构成资本现代性的强大动力。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其说是一种观念批判，毋宁说是对现代物质生产关系的批判，即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实冲突中解释社会现实：异化劳动不仅生产商品，而且生产一种社会关系，“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
。这种劳动不仅使工人与其类本质相异化，而且使资本家的追求陷入与自我实现相背离的境地，看似满足了某种感性的欲望，实则陷入一种虚幻、无聊的状态，造成非人的力量在全社会的统治。
马克思青年时代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后来在对以拜物教批判为核心的资本逻辑的批判中得到深化，他将批判指向这种非人的力量统治的事实，指向资本现代性的内在逻辑及其体现的对抗性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逻辑的必然产物。资本逻辑的现实化体现为资本无限增殖和膨胀的过程，资本是现代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劳动是资本的“酵母”。资本逻辑看似以剥削劳动力的形式体现在流通领域，实际上无处不在，在生息资本里同样发挥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言，“如果说资本起初在流通的表面上表现为资本物神，表现为创造价值的价值，那么，现在它又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取得了它的最异化最特别的形式”
。马克思在资本运动过程中把握现代性的流变，认为资本现代性造成了一种盲目地奴役人的力量，这种奴役人的力量反映了劳动和资本的“抽象人格”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阻碍了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使人们在努力实现自我的过程中陷入异化的渊薮，异化劳动是资本逻辑的必然结果。马克思用人的异化与异化的扬弃说明摆脱现代性困境的过程，将消除资本逻辑的过程阐释为劳动异化及其扬弃的过程。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包括现代社会在内的全部人类社会的基础，现代文明正是基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展开的，当资本逻辑造成的经济危机愈演愈烈，形成严重的现代性症候，致力于摆脱劳动异化的新的生产逻辑开始萌生。
在现代性形成之前，生产的目的自然地体现为人的需要，而“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
。在现代性高歌猛进的途中，自然经济和各种淳朴祥和的社会组织逐渐消亡，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人们为很多古老文明形式的崩溃而伤感，这种情感上的反应是自然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
。以往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变成了现实的金钱关系，直接表现为现金交易。这种现象的内在根据表现为一种物化的神秘形式，随之而来的是物的世界的增殖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当货币成为一般等价物，在现代社会体现商品的价值，对货币的追逐就成为现代人的自觉，当这种自觉成为现代人的日常意识，及至超越人们的实际需要，就使人们迷恋人与人之间交换关系的物化，进而形成了货币拜物教。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模式以这种物化状态为标志，人们的生活世界受制于货币拜物教的束缚。
货币拜物教在本质上体现为资本拜物教，在现代社会，体现经济关系并彰显其本质的是资本而非货币，货币拜物教在本质上以资本增殖为基础，以货币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资本的运动中发生变化。马克思深刻指出货币转化为资本而发生的重要转变，“在资本中，货币失掉了自己的僵硬性，从一个可以捉摸的东西变成了一个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货币只是以符号的方式反映了拜物教的表象，真正体现拜物教本质的是资本运动过程中的生产关系及其决定的其他经济关系，这是资本现代性折射的最根本的经济事实，是由资本逻辑主导的社会实在。资本拜物教使人与人的关系为物化的关系所代替，从而遮蔽了劳动的社会属性以及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人的需要与追求遭到物欲世界的笼罩。在这里，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
，资本的抽象化体现为现代形而上学的悖谬。资本增殖使现代社会处于不安定和变动的状态，生产出新的社会关系，在生产和消费不断扩大到世界市场的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陷入冷漠和紧张的境地。
马克思通过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来深刻批判资本现代性，认为异化劳动与异化现象的普遍性是资本逻辑的直接结果，是资本现代性的重要表征。他看到商品世界中的实体性存在被符号化，货币的符号存在充斥着交换领域，深感焦虑和茫然的人们与其类本质相背离。他通过审视现代工业和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认识到工业化大生产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指出现代社会的生产关系是资本现代性的渊薮，分工不是出于人们的自愿，现代生产活动对劳动者而言还体现为一种异己的与其对立的力量，强调“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
，变革造成这种关系的特定社会制度条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寻求超越资本逻辑和扬弃异化劳动的出路，从而在走向现代性的未来理想样态中超越资本现代性的症候。
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体现为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形式的去蔽，需要一种经济学—哲学的批判层次。正是因为认识到资本逻辑是无视无产者实际诉求的抽象，呈现了解决现实社会矛盾的“倒影”，马克思不仅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而且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由以深化对资本逻辑的认识。
现代社会对个人而言体现为一种外在的必然性，劳动过程中的人在其对象中丧失自身。资本逻辑以异化的普遍性掩盖了现代化的多样性，使资本扩大化成为现代化的典型样态，制造了一种先验设定的生产关系图景。马克思将资本视为西方现代化的基因，认为现代社会充斥着资本逻辑，这种伴随现代文明进程的逻辑造成了人们遭受异化的实际处境，也构成人们的内在困惑，因为每一种事物在现实生活中都包含自身的反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
追逐物质财富的最大化，是资本的“天然的使命”，这使资本增殖走上疯狂的不归路。资本在增殖过程中彰显独立性和个性，从事生产的现实的个人却与其类本质相背离，资本逻辑笼罩的现代社会成为一个颠倒的世界。由此可见，马克思通过否定资本逻辑超历史的抽象观念和形而上学范畴，实现了对资本现代性的内在批判。
从超越资本现代性与实现现代文明转型的角度看，马克思将资本现代性的具体展开视为一个充满内在矛盾的过程，这种内在矛盾从根本上表现为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人的异化以及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赋予新的生产方式以资本主义性质的这一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
当现代性偏离了启蒙思想家的华美约言，因其内在局限和社会矛盾而陷入危机，必然造成多重的“现代性隐忧”。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一种“普照的光”，体现为具有支配性的经济权力，它作为社会存在形式的出场，按其本身的面貌创造新世界。资产阶级在资本运动过程中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确证资本增殖的本性。“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
资本增殖从根本上说是通过工人创造剩余价值实现的，剩余价值的最大化造成工人的贫困，包含着现代社会一切冲突的萌芽。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实际地体现为资本逻辑的现实化，当剩余价值被投入新的生产过程，就会产生更多的剩余价值，从而使资本积累无限扩大。在无产者遭受剥削与异化的同时，整个社会运转遭受拜物教的笼罩，从而使现代文明有沉入一种堕落境遇的危险。
使现代文明摆脱这种堕落境遇的根本出路是消除资本逻辑的束缚，马克思将否定资本逻辑的过程具体化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实现人类解放、自由与全面发展，从而使启蒙理性的华美约言成为一种平等的现实。正如他所指出的：“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
扬弃私有财产，使现实的个人获得独立性和个性，是使现代文明实现转型的伟大构想。当这一构想付诸实践，无产阶级作为新的社会主体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在社会历史的深处描述未来理想社会的图景，实则在批判现代性危机的同时提出超越现代性困境的可能之路，呈现一种超越资本现代性的新现代性，从而真正释放了现代性的潜能，这时“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
。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增殖及其对世界市场的需要必然将资本逻辑引向世界，造成资本的全球扩张与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这是资本现代性的逻辑，而不是现代化的必然逻辑。在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中呈现出现代化的多样性，应当消解现代化的单一性特质。马克思明确否定抽象普遍性观念，深刻理解“既定社会”的“实在主体”，强调“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
。不能把现代化视为一种先验设定的普遍公式，抑或将其具体展开当作一种想象的过程。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着眼，现代化的具体展开实际地超越了偶然的非本质的臆想，体现为人们在历史性实践中创造的现实的历史。毋庸置疑，只有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能理解历史的具体，只有在现实的历史中才能把握不同民族的历史命运。
马克思强调现代性不仅没有固化，还显现出一种流动的状态，“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
。从根本上取代资本逻辑的可能性在于建构一种劳动逻辑，使现代化步入新发展道路。这种逻辑及其对象化过程不以资本增殖为目的，而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从而消解了对抗性的社会关系。不是将社会作为抽象物与个人相对立，不是将人驯化为机器，而是将人作为社会存在物，在合理化的日常生活世界，每个人都是目的而非手段。马克思“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做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
。这时，人是一种社会的存在物，社会对人来说成为本质，现实的个人“固有的力量”联合为一种社会的力量。人与自然界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得到真正解决，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得到真正解决。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既是资本现代性的批判者，也是新现代性的构建者，他在“无情地批判”资本现代性的同时，提出现代化发展的新版本，从而提升了现代文明的品质。
马克思创建新现代性的方式具有总体性特征，不是对资本现代性的技术修补，而是如颠倒传统形而上学般扬弃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在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双重向度中可以看到，资本既有“文明的一面”，也有“不文明的一面”，或者说，为资本逻辑笼罩的现代文明体现了一种对抗性矛盾，“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
。为此，要在社会层面上建构一种劳动逻辑，在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同时，重新分配社会产品，从而具有了现代文明转型的现实可能性。在马克思看来，在现代社会，一种新的社会关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时候，就会被另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取代。人们由此产生一种内在的社会性特质，并同整个世界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发生实际联系，获得全面发展的创造性能力。当我们以实践的思维方式考察现代性的一般逻辑的具体展开，就会发现它体现为多样的民族形式，而以劳动逻辑取代资本逻辑是优化现代文明的重要路径。
当资本在信息社会以加速的方式自由流动，其与劳动的关系仍然是相对固定的，从技术角度解决资本现代性问题是不可能的。马克思预见到这种问题的普遍性，正如他所指出的：“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具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
资本现代性造成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社会发展方式变迁从根本上决定了现代文明转型的必要性，创建新现代性实际体现为对资本现代性的内在超越。为此，要以劳动逻辑取代资本逻辑，将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具体化，尊重不同民族实现现代化的自主性，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建立新世界。现代化源自西方，在资本现代性展开过程中对东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与西方文明冲突与碰撞过程中，中华文明努力实现自我超越，进行了现代化的实践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