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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官仪同时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是活跃于初唐文坛的另一个作家群，人称“初唐四杰”，又简称“王、杨、卢、骆”。
最早提出这个序列的是和四杰同时代的诗人宋之问，他在《祭杜学士审言文》中说：“后复有王、杨、卢、骆，继之以子跃云衢。王也才参卿于西陕，杨也终远宰于东吴，卢则哀其栖山而卧疾，骆则不能保族而全躯。由运然也，莫以福寿自卫；将神忌也，不得华实斯俱。……人也不幸而则亡，名兮可大而不死。”可知四杰在当代即有定评。这个对四杰（包括杜审言）的总评价，既不是完全以诗文优劣而论，也不是序齿，以后就这样沿用下来了。
四杰是高宗、武后时期文坛上一个颇有影响的革新流派，他们虽年辈不同，生活道路却有许多类似之处。四人中有三人少有神童之誉。他们在少年时并以才名著称，充满功名事业心，然而又都以不同的情况，受到过统治阶级的打击，并且由此而接触到比较广泛的社会生活。他们都厌恶当时宫廷中流行的“文律烦苛”的浮艳文风，深恐风雅之道，自兹而丧。为了改革文风，都曾旗帜鲜明地提出过自己的见解，并从创作上走出了新路，各自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由于他们位沉下僚，命途多舛，特别是身后萧条（王
、骆两族被灭，杨、卢无子嗣），故疵议较多，或说他们“浮躁浅露”（《新唐书·裴行俭传》），或说他们“华而不实，鲜克令终”（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或称杨炯的文章是“点鬼簿”，或号骆宾王为“算博士”（张
《朝野佥载》卷六），或谥之为“酷吏”（计有功《唐诗纪事》），而争次第的“卢前王后”的流言既载诸史册，一若真有其事……种种轻蔑之词，不一而足。对他们在文学上的革新倡议及诗歌、文章上的新成就、新贡献则往往估价不足，数语带过。这些轻薄议论，早就引起了杜甫的愤愤然，他在《戏为六绝句》中给予了回击：“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是对四子的公正评价。
四杰不仅是诗人，也是骈文名手，他们在骈文上的成就和享有的社会声誉并不下于诗歌。四杰的文章形式上虽然是骈四俪六，但在词藻富赡、语言秾艳之中，却透露出英才华发和俊逸清新的气息。议论、叙事、抒情，文笔纵肆，挥洒自如，骆宾王《讨武氏檄文》的慷慨激昂，卢照邻《五悲》、《释疾》文的悲愤深沉，王勃《滕王阁序》的典丽精工，杨炯《王勃集序》的神采飞扬，都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历来为人称道，和陈、隋以来那些
章绘句的骈体文不可同日而语，有人目之为“唐代的新骈体文”。这样的骈体文同样具有革新的意义，它在唐、宋应用文中长期流行，和韩、柳、欧、苏等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并行而不废，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们按传统的排列，四杰中先谈王勃和杨炯。
唐高宗即位的永徽元年（650），黄河两岸的秦、晋两地诞生了两个神童，一个是王勃，另一个是杨炯，他们都以自己的文采照耀当世，但是他们的生活道路和遭遇却很不一样，王勃的短促的一生，几遭坎坷，又不幸早死，而且死于非命。杨炯则在馆阁中平静地度过了一生，中间虽因受牵连被出为梓州司法参军，但期满仍然回到了京都，不能算什么大灾难。他是四杰中结局最好的一个。
才华横溢而不幸早逝的王勃，不仅是一个文章家、诗人，也是一个颇有政治识见、博学多才的人，可是他一生遭遇不幸，虽潜心著述，而他的学术著作几乎全部遗失，故仅以诗文名世。
王勃（650—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省河津市）人。出生于一个学术世家，自称“吾家以儒辅仁，述作存者八代矣”（《送劼赴太学序》）。祖父王通，是隋朝大儒，隋文帝时“秀才高第，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读。大业末，退讲艺于龙门，其卒也，门人谥之曰‘文中子’”（杨炯《王勃集序》）。王氏家族“宏材继出，达人间峙”（《王勃集序》）。王通还有兄弟王凝、王度、王绩知名当时。特别是王绩，是初唐时于宫庭诗人之外独树一帜的诗人。王勃的父亲王福畤，曾任太常博士，雍州司户参军，交阯、六合县令，齐州长史，是一位刚直不阿、操守高洁的人。王勃在《上郎都督启》中称：“勃家大人，天下独行者也。性恶储敛，家无担石。”王勃幼年时所受的教育是“文史足用，不读非道之书”（《山亭兴序》）。传统的儒家的严格教育及忧世之情，形成了他的“幽忧孤愤之性”、“耿介不平之气”（《夏日诸公见寻访诗序》）。
王勃自幼聪敏过人，“九岁读颜氏《汉书》，撰《指瑕》十卷。十岁包综六经，成乎期月。悬然天得，自符音训。时师百年之学，旬日兼之；昔人千载之机，立谈可见”（《王勃集序》）。麟德元年（664）秋天王勃十五岁时，右相刘祥道在关内巡视，当时王勃随父寄居长安，上书刘右相，畅论国家利害、帝王纲纪，并对当时大政提出三项建议：第一，谏阻劳民伤财的远征高丽，以为劳师远征，“辟土数千里，无益神封；勤兵十八万，空疲帝卒”（《上刘右相书》）。其次，谏议朝廷“信赏必罚”，勿轻颁赦令以姑息恶人（《上刘右相书》）。最后建议统一货币铸造。这些意见切中时弊，谈得也很透彻，竟出之于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刘祥道读后极为惊异，叹为“神童”，立即上表推荐。
乾封元年（666），高宗封禅于泰山，诏开幽素科，王勃对策及第，授朝散郎，献《宸游东岳颂》。东都造乾元殿，又上《乾元殿颂》。由是文名大显，为沛王李贤（即章怀太子）所知，召入府中为修撰。奉沛王之命，王勃写过《平台秘略论》十篇，内容都是引据经传，勉励皇子如何立身行事，随时警惕自己的言行，使之合乎封建道德的规范，以免由言行失误而获罪。这十篇短论，深得沛王赞赏，赐帛五十匹。另有《平台秘略赞》十首，是与上面短论相应的赞词。
当时宫廷中盛行斗鸡的游戏，沛王与英王（即唐中宗）斗鸡时，王勃开玩笑地为沛王写了一篇《檄英王鸡》以助战，为高宗所知，认为这是兄弟之间“交构之渐”，把王勃逐出了沛王府。
这次的被逐，从客观上看，未始不是一件好事。第一，从此离开了宫廷，得免以后愈演愈烈的宗室骨肉间政治斗争的牵累；其次，离开宫廷，没有同上官等侍从文人合流，在文学上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但对王勃的仕宦前途来说，自然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说“坎坷于唐尧之朝”，“憔悴于圣明之代”（《夏日诸公见访诗序》）。不过王勃也还能以“傲想烟霞”自慰，经过短暂时间的休息，他到大自然中寻求灵感与慰藉去了。
总章二年（669），五月癸卯，王勃辞别长安，前往巴蜀，“遂出褒斜之隘道，抵岷峨之绝径，超玄溪，历翠阜，迨弥月而臻焉”（《入蜀纪行诗序》）。这次远游，使他大开眼界，领略了雄奇壮观的蜀道风光。经过这次挫折，王勃已经无意仕进，他说：“吾之有生，二十载矣，雅厌城阙，酷嗜江海。……而事亲多衣食之虞，登朝有声利之迫，清识滞于烦城，仙骨摧于俗境……常恐运促风火，身非金石，遂令林壑交丧，烟霞板荡，此仆所以怀泉途而惴恐，临山河而叹息者也。”（《游山庙序》）此次的漫游，满足了他的生平素愿，沿途“采江山之俊势，观天地之奇作……山川之感召多矣，余能无情哉”（《入蜀纪行诗序》）。雄伟的蜀道风光，引起他的感叹与赞美：“丹壑争流，青峰杂起，陵涛鼓怒以伏注，天壁嵯峨而横立，亦宇宙之绝观者也。”（《入蜀纪行诗序》）。雄奇的山川、迅猛的流湍，给他的感召、启发很多，沿途写了许多纪行的诗歌，辑为《入蜀纪行诗》，共三十首，分送朋友。可惜这些诗篇今已大部佚失，只留了《入蜀纪行诗序》及《麻平晚行》、《易阳早发》等数首。这些离开宫廷后的新作品，既为壮丽的山川写照，也抒发了自己愉悦的情怀，与在长安时为了奉承帝王而写的那些颂、赞之类的矫饰文章迥然不同，在创作上开辟了新的领域，向生活跨进了一步。
在蜀的三四年间，他游历了益州、剑州等地。应各地的请求，为一些寺院写了不少的碑文，结识了卢照邻等人，在酬唱中又写了不少抒情的序文、诗歌。如杨炯所说：“远游江汉，登降岷峨，观精气之会昌，玩灵奇之肸蠁。考文章之迹，征造作之程。神机若助，日新其业，西南洪笔，咸出其词，每有一文，海内惊瞻。”（《王勃集序》）游历巴蜀后，王勃进入了创作的盛期。
王勃在蜀漫游期间，文名愈来愈大，三府交辟，都以病谢绝。《上吏部裴侍郎启》便是一封谢绝仕进的信。在这封信里，王勃详陈对诠选及当时文风的意见，表现了王勃拔于流俗的卓越见识，是文学理论史上的重要文献。
王勃没有应裴行俭之邀而出仕，可是为了尽为子之道，他听朋友陆季友说虢州（今河南灵宝市）盛产药材，可以奉亲，求补虢州参军。实际上这次的出仕，也是出于无奈。在虢州所写《倬彼我系》一诗中说：“于嗟代网，卒余来绁。来绁伊何？谓余曰仕。……有鸟反哺，其声嗷嗷。言念旧德，忧心忉忉。今我不养，岁月其滔。
俛从役，岂敢告劳。从役伊何？薄求卑位。告劳伊何？来参卿事。名存实爽，负信愆义。静言遐思，中心是愧。”其兄王励为这首四言诗所写的序中也说：“伤迫乎家贫，道未成而受禄，不得如古之君子，四十强而仕也。”王勃的“薄求卑位”，是为了反哺，为了家贫，对他个人来说，则如处缧绁之中。
在虢州，王勃私藏了一个犯罪的官奴曹达，待官府追索紧急时又擅自杀死，以此获罪，父亲受累被谪往南海交阯。王勃后来虽遇赦免，却再也不愿出仕了。从此“弃官沉迹”，“富贵比于浮云，光阴逾于尺璧，著撰之志，自此居多。观览旧章，翾翔群艺……在乎词翰，倍所用心”（《王勃集序》）。他和薛元超、卢照邻结为文友，互相呼应，以文章称雄一代。如杨炯所说，则是“反诸宏博，君之力焉”（《王勃集序》）。在他们中间，王勃是主力，对当时的浮靡之风，起了冲击、扭转的作用。
在此期间，王勃与父亲及弟兄尽心力编定、补充了王通的著述，并为之作序（《王勃集序》），自总章二年（669）至咸亨五年（674）前后费时五六年。又著《周易发挥》五卷，《上百里昌言疏》十八篇等。
王勃自称“养于慈父之手”（《黄帝八十一难经序》），疑其幼年失母，故与父亲感情特别深。自虢州失意，父亲因他被罪，远去交阯，更是深自愧疚，以为“诚宜灰身粉骨以谢君父……所以迟回忍耻而已者，徒以虚死不如立节，苟殒不如成名”（《上百里昌言疏》），这是他后来发愤著书的一个原因。上元初，王勃由洛阳出发，前往交阯奉养父亲。沿途曾代父亲到汉高祖的庙前为文致祭。上元二年（675）秋，路经洪都（今江西南昌），恰遇都督阎公在滕王阁上设宴大会宾客，王勃被邀参加，写下了千古传诵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序中历述历史上的失意人物，为自己的坎坷命运哀叹，但没有表示绝望，“空馀报国之情”，“岂效穷途之哭”，仍抱积极精神，希图有所作为。
上元二年，王勃行次南海，有好事者示以《转轮钩枝八花鉴铭》，说是一位当代“才妇人”所作，王勃读后认为写得“句读曲屈，韵调高雅，有陈规起讽之意……盖以超俊颖拔，同符君子者矣”。“才妇人”所写的铭文不只得到王勃的赞赏，还引起王勃的一些感触，并为之写了一篇序文，“聊抚镜以长想，遂援笔而作序”。这篇《鞶鉴图铭序》便是王勃的绝笔。未几，渡海往交阯，溺水而卒，终年二十七岁。
王勃命途多舛的一生是短暂的，却是光彩的，有贡献的。由于他的早慧和不懈的努力，他留给人间一份丰富的文学遗产。
除诗文创作外，《上吏部裴侍郎启》是王勃一篇很有影响的文学论文。中心内容是批评齐梁以来的艳丽之风，从理论上、制度上提出改革的要求。杨炯曾说：“君（王勃）以为摛藻雕章，研几之馀事；知来藏往，探赜之所宗。”（《王勃集序》）他的志趣仍在于稽古、察微，探寻天地间之奥秘与规律，或考究国家治乱兴衰的重要问题。他认为：“圣人以开物成务，君子以立言见志。遗雅背训，孟子不为。劝百讽一，扬雄所耻。苟非可以甄明大义，矫正末流，俗化资以兴衰，家国由其轻重，古人未尝留心也。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沉酗骄奢为达。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虽沈、谢争鹜，适先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止周陈之祸。……君侯受朝廷之寄，掌镕范之权，至于舞咏浇淳，好尚邪正，宜深以为念也。伏见铨擢之次，每以诗赋为先，诚恐君侯器人于翰墨之间，求材于简牍之际，果未足以采取英秀，斟酌高贤者也。徒使骏骨长朽，真龙不降，炫才饰智者奔驰于末流，怀真蕴璞者栖遑于下列。”（《上吏部裴侍郎启》）
王勃的文学主张和他的祖父王通是一脉相承的，只承认文学的经世教化作用。王通论诗以为应该“上明三纲，下达五常”、“征存亡，辩得失”；王勃则以为文章是“甄明大义，矫正末流，俗化资以兴衰，家国由其轻重”。都把文章看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能事”（《平台秘略论·艺文》），而把“缘情体物”视为“雕虫小技”，否定了文学作品的美育作用的社会意义。更为褊激的是把屈原、宋玉、枚乘、司马相如一概视为“浇源”与“淫风”。杨炯虽承认仲尼与屈原是文儒分歧之始，却没有斥之为“浇源”，不过，他们的基本观点还是一致的。杨炯在《王勃集序》中称卢照邻与王勃“知音与之矣，知己从之矣”，可知卢、王是同道，并说自己与王勃“投分相期”，所好相同。骆宾王有《上吏部侍郎帝京篇启》。其中谈文学主张时有：“徒以《易》象六爻，幽赞通乎政本；诗人五际，比兴存乎《国风》，故体物成章，必寓情于《小雅》，登高能赋，岂图荣于大夫。”与王、杨的见解也大致接近。总的看来，四杰的文学主张，基本是一致的，王勃的《上吏部裴侍郎启》代表了他们反对宫廷中流行的浮靡雕绘文风的呼声，曾得到人们的响应。杨炯说：“长风一振，众萌自偃，遂使繁综浅术，无藩篱之固；纷绘小才，失金汤之险。”（《王勃集序》）这是杨炯对这次成绩的估计，大约是过于乐观了些，果真如此的话，何须以后陈子昂及盛唐诸公的再接再厉？不过王勃借此机会，狠狠地抨击了当时宫廷侍臣们的雕琢之风，确实击中了文坛的弊端，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加之王、杨、卢、骆的震世才华与创作上的革新实践，虽然没有开创一个全新的局面，但终于走上了新的道路。这中间王勃登高一呼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王勃幼有卓识，非常注意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上刘右相书》能切中时弊，前已谈到。同时他也注意对历史经验的分析总结。《三国论》是他的一篇史论，论述了汉末先是群雄割据，继而演变到三国鼎足而立，是由于三国的创始者都能“推诚乐士，忍垢藏疾，从善如不及，闻谏如转规”，然后又评述其所长所短，并论其成败。这自然也是为了以史为鉴，含有借古讽今的现实意义。
王勃认为祖父王通是旷代哲人：“彼网有条，彼车有辙，思屏人事，克终前烈。”准备为王通完成未竟的学术著作。他编定了《续书》等一百三十篇共二十五卷，耗费了不少精力。又为《易》作注，成《周易发挥》五卷，杨炯曾经看到过此书，评之曰：“君之所注，见光前古。”此外还著有《大唐千年历》，《黄帝八十一难经》、《上百里昌言疏》、《医书纂要》、《颜氏（汉书注）指瑕》等，今并不存。但从这些书名中即可看出他的博学与多才。杨炯称他：“经籍为心，得王、何于逸契；风云入思，叶张、左于神交。故能使六合殊材，并推心于意匠；八方好事，咸受气于文枢。出轨躅而骧首，驰光芒而动俗，非君之博物，孰能致于此乎。”（《王勃集序》）正是由于他的淹博，才赢得人们的敬仰。杨炯为王勃文集所写叙文，很多地方表达了他对王勃的崇敬之情。
现存王勃诗、赋九十馀首，序、论、启、表、书、赞等百馀篇，尤以序文最多，约七十多篇，超过了唐建国以来前代作家所写序文总数一倍有馀（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著录卷子本古钞《王子安文》一卷，皆序文），仅仅这个数字就是发人深思的。王勃为什么写了这么多的序？显然他对序这种文体比较感兴趣。
序者，叙也。前代作家多以之冠于一部专集或总集之前，叙述写作经过、成书缘由、书中内容要点及作者平生事略；或以之记载一次盛会的情况，以叙事为主。王勃的序文中上述这样的序文甚多，如《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便是。可是王勃另有一些序文，与上述的内容不同。有的用以赠别，有的纪游，也有的纯是独白式的抒情写意，例如《山亭思友人序》：
高兴之后，中宵起观。举目四望，风寒月清。邻人张氏有山亭焉，洞壑横分，奇峰直上，郁然有造化之功矣。嗟乎！大丈夫荷帝王之雨露，对清平之日月。文章可以经纬天地，器局可以蓄泄江河，七星可以气冲，八风可以调合。独行万里，觉天地之空洞；高枕百年，见生灵之龌龊。虽俗人不识，下士徒轻，顾视天下，亦可以蔽寰中之一半矣。惜乎此山有月，此地无人，清风入琴，黄云对酒，虽形骸真性，得礼乐于身中，而宇宙神交，卷烟霞于物表。至若开辟翰苑，扫荡文场，得宫商之正律，受山川之杰气，虽陆平原、曹子建，足可以车载斗量；谢灵运、潘安仁，足可以膝行肘步。思飞情逸，风云坐宅于笔端；兴洽神清，日月自安于调下云尔。
此文写自己的逸情高兴，既不同于一般的序文，也不同于咏怀诗，是独具一格的抒情骈文。从中并可看到王勃对自己才华的自负之情。另如《秋日游莲池序》等都是率兴而作，自抒胸襟。各类序文短者不及百字，长者千字以上，以骈为主，也有散文参杂其中，读来抑扬顿挫，婉转悠扬。如《黄帝八十一难经序》和《送劼赴太学序》都明白如话、典故不多，亦骈亦散，随心地抒情记事，可说是一种创新的实践。王勃在理论上反对齐梁以来的浮艳之风，在创作上也企图求得文章体式的解放。这样的序文不及卢、骆的长篇歌行便于吟唱，可是比之前朝短赋要借那么多典故抒发自己的心曲就自由得多了。不过，王勃仍然是骈文能手，他受到赞扬而流传最广的还是《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这样的骈文。这是他的代表作，是一篇情文并茂的序文。
上元二年（675），王勃前往交阯省亲，路过南昌，恰遇洪州都督阎公于滕王阁设宴大会宾客，据《新唐书》载，洪州都督曾令其婿宿构序文，欲以夸示宾客。席上以纸笔遍请来客，客人均辞让不敢执笔，至王勃则慨然允诺，即席命笔。都督颇不以为然，佯起更衣，命小吏将王勃所写逐句报告，先时尚以为平平无奇，至“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两句，始惊叹曰：“真天才也！”文学史上这个故事流传很广，后又编为话本、杂剧在民间演出，王勃的才名更广为人知了。这篇序文，脍炙人口，过去是莘莘学子初学必读的文章。其中一些文句在人们生活中流传应用很广。如“物华天宝”，用于商店命名；“萍水相逢”、“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君子安贫，达人知命”、“老当益壮”、“穷且益坚”、“东隅已逝，桑榆非晚”，都成为人们口头笔端的常用语，又由于文章的抒情委婉，声韵跌宕，时时衬以优美的景色描绘，遂使读者一唱三叹，击节称赏。这篇序文除了文字美、声韵美外，还因为文中的深沉感慨，触动了封建社会失意士大夫的心弦，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而作者在感慨之馀，并不陷于消沉、失望，如“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表现了达观自励的精神，感情迂回婉转，跌宕起伏。文章中描绘了南昌的优美景色，更是引人入胜。如“虹销雨霁，彩彻云衢。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实为一首色彩明丽的写景诗。妙在气象开阔，情景动人，并非仅仅由于“落霞”两句对仗工巧。这两句的句式来自庾信的《华林园马射赋》，原句是“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句型近似，而庾文境界远不及王。王勃在文赋中经常运用这种句式，如“崇松埒巨柏争阴，积濑与幽湍合响”（《游庙山序》）、“徘徊去鹤，将别盖而同飞；断续来鸿，共离舟而俱泛”（《越州永兴李明府宅送萧三还齐州序》）。六朝与初唐人的文章中时见这种句型，但都不及“落霞”两句色调谐和，画面动人。
王勃现存赋共十二篇，多为言情述志之作。赋前常附有序，补充赋文不能尽意之处，也多是优美的散文。如《春思赋》的序言，长约二百字，详述写作的时间、地点及自身的感慨、向往。是一篇婉转流畅的抒情文。赋本文则长短句间杂，对仗工巧。从九域韶光，写到帝乡的景色风物、贵族生活。从格调到内容与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都十分相近。如“白马新临御沟道，青牛近出章台路”、“紫陌青楼照月华，珠帷黼帐七香车”，与卢、骆之作多么相似。所以王世贞说：“子安诸赋皆歌行也。”杨炯称王勃“变化成一家之体”，把赋写成了歌行就是变化。《采莲赋》是王勃炫耀才华的作品，《旧唐书·王勃传》称“其辞甚美”，实际上就是一篇体制宏大的歌行。
王勃现存各体诗共九十馀首，其中五、七言小诗较多。这些小诗抒发一时感兴，极少雕饰，虽然有的音律尚不和谐，但已经近似后来的绝句。如：
抱琴开野室，携酒对情人。林塘花月下，别是一家春。（《山扉夜坐》）
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山中》）
这些诗直为白描，看似随意吟成，然而蕴含隽永，都是作者悲欢的记录。
王勃的五言律诗不及沈、宋那样讲求声韵之美，时有拗句出现，可是他的诗没有那副板滞的应制诗的富贵气息，能自由地抒情写意，表达动人的情思。如《对酒春园作》：
投簪下山阁，携酒对河梁。狭水牵长镜，高花送断香。繁莺歌似曲，疏蝶舞成行。自然催一醉，非但阅年光。
写出初春时节莺歌蝶舞的盎然生意，极富于诗的意趣，毫无拼凑之迹。他的为人传诵的诗是《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这首诗并未完全遵守律诗格式，如起句精整而颔联不对。全诗宏放、开阔，意态轩昂，不落“垂泪”、“折柳”之常套，故而被人称赏。特别五、六两句化用了曹植《赠白马王彪》一诗中的“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但王勃的两句不仅比曹植的四句更概括，情意表达得也更执着，更无论其音韵的谐和响亮了。
王勃的七言古诗，长短句参差如歌行，王夫之《唐诗评选》就把《滕王阁》列入歌行类内。长篇七古如《临高台》、《采莲曲》、《秋夜长》等，不只在意境上有新的表现，而且形式活泼，富于变化。如《临高台》：
临高台，临高台，迢递绝浮埃。瑶轩绮构何崔嵬，鸾歌凤吹清且哀。俯瞰长安道，萋萋御沟草。斜对甘泉路，苍苍茂陵树。高台四望同，佳气郁葱葱。紫阁丹楼纷照耀，碧房锦殿相玲珑。东弥长乐观，西指未央宫。赤城映朝日，绿树摇春风。旗亭百隧开新市，甲第千甍分戚里。朱轮翠盖不胜春，叠榭层楹相对起。复有青楼大道中，绣户文窗雕绮栊。锦衣昼不襞，罗帷夕未空。歌屏朝掩翠，妆镜晚窥红。为君安宝髻，蛾眉罢花丛。狭路尘间黯将暮，云开月色明如素。鸳鸯池上两两飞，凤凰楼下双双度。物色正如此，佳期那不顾。银鞍绣毂盛繁华，可怜今夜宿娼家。娼家少妇不须颦，东园桃李片时春。君看旧日高台处，柏梁铜雀生黄尘。
诗中着重描写当时贵戚府第之豪奢宏丽，生活的佚乐放荡，暗寓讽刺之意。全诗以三、五、七言对句交互运用，错落有致，流畅婉转，绰有乐府情韵。《采莲曲》、《秋夜长》都是写思妇的悲苦，时用顶针格的句式，回环重叠，一唱三叹，亦极富乐府情调。胡应麟说王勃：“兴象宛然，气骨苍然，实首启盛、中妙境，五言绝亦舒写悲凉，洗削流调，究其才力，自是唐人开山祖。”（《诗薮·内编》）
总的看来，王勃文词宏放，知识渊博，众体兼长。杨炯评其文曰：“八纮驰骤于思绪，万代出没于毫端。契将往而必融，防未来而先制。动摇文律，宫商有奔命之劳；沃荡词源，河海无息肩之地。以兹伟鉴，取其雄伯。……徒纵横以取势，非鼓怒以为资。长风一振，众萌自偃。”据杨炯上述评语，可知王勃诗文在当时曾经赢得很高的声誉，被奉为一代宗师。
王勃死后，他的兄弟为他收集遗稿数百篇，杨炯为撰序文，编为二十卷
。杨炯所编的二十卷本早佚，现有明崇祯中张燮搜集汇编的《王子安集》十六卷（四部丛刊本），清蒋清翊编注的《王子安集注》。近人罗振玉从日本抄录佚文三十篇（《永丰乡人杂著续编》），其中序二十篇，墓志三篇，行状一篇，祭文六篇。
杨炯（650—693？），华州华阴（今陕西华阴）人。他在《浑天赋》中自叙：“显庆五年，炯时年十一，待制弘文馆。”弘文馆是掌管校正图籍、教授生徒、议定礼仪的官府，有学士、直学士、校书郎，也有生徒。杨炯既年幼，故令其待制。上元三年（676）杨炯年二十七岁时，应制举及第，补九品校书郎。这一年，王勃渡海往交阯省亲溺水而卒，杨炯则攀上最低的官阶，他的可以系年的作品也从此开始。
现存杨炯最早的作品是《晦日药园诗序》，写于仪凤二年（677）。当时杨炯仍在弘文馆，不过已迁升为校书郎。序中描述了弘文馆同僚春日郊游的情况。文章写到他们这批达人君子以为“烟霞可赏，岁月难留”，想“极千载之交欢，穷百年之乐事”。于是“衣冠杂沓，出城阙而盘游；车马骈阗，俯河滨而帐饮。……高论参玄，飞觞举白。……所以列坐羲皇之代，安歌帝尧之力”。由此可以约略看到弘文馆文臣们生活和思想之一斑。及时行乐，安歌帝力，这些都是安分侍臣的本色。杨炯在弘文馆待制的这段时期内，朝政多变，征辽战争连年不解；宫廷中正进行着血腥的权力斗争。皇太子变换了三次，大臣被诛杀的更多，这些险恶的风浪，也曾波及杨氏家族。龙朔二年（662），杨炯的伯父杨德裔是司宪大夫，因为对许圉师的儿子治罪不严，于龙朔三年（663）流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通鉴》二〇一），当时他只有十四岁，虽在朝但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仍然“朝夕灵台之下，备见铜浑之象”（《浑天赋》）。在变化无常的政治斗争及对天象的观察中，他悟出祸福不由人，而在于天命，他的《浑天赋》就是与以为祸福由人的观点的一次辩论。最后的结论是：“我无为而人自化，吾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明显是以老庄思想为依归。
永淳元年（682）杨炯三十三岁时，关中遭遇旱灾，米斗三百，高宗、武后往洛阳就食，留下太子哲（中宗）在长安监守，由薛元超表荐杨炯为詹事司直、崇文馆学士。高宗、武后往洛阳途中，随从官员、兵士中“有饿死于道者”。又怕草贼剪径，从万年县的牢狱中找了一个强盗头子，“命释桎梏，袭冠带，乘驿以从，与之共食宿”（《通鉴》二〇三），才保护高宗、武后及其随从数万人平安到达东都，可知当时景况何等危急。可是杨炯作于这年的《庭菊赋》中仍然颂扬“万机理，泰阶平”。他的这种回避现实的态度，可能与当时的酷吏政治有关。
光宅元年（684），杨炯三十五岁，徐敬业起兵反武后，杨炯的族兄神让参加了这次造反，杨炯受牵连，被出为梓州（今四川三台）司法参军，离开了崇文馆。
在梓州，杨炯很不得意，由于有文名，为附近州、县写了一些碑文。还为梓州官员每人写了一篇赞，同时也为自己写了一篇：
吾少也贱，信而好古。游宦边城，江山劳苦。岁聿云徂，小人怀土。归欤！归欤！自卫返鲁。（《梓州官僚赞》）
《新唐书·艺文志》记载，杨炯著有《家礼》十卷，记述了弘农杨氏的繁盛。杨炯虽出自名门，但幼年时生活贫困，受传统的影响很深，故曰“吾少也贱，信而好古”。
杨炯在梓州有四年之久，秩满后回到洛京，与宋之问同值习艺馆。习艺馆本称内文学馆，是专门教习宫人学习文化的机构。
在习艺馆中杨炯和宋之问是知交朋友。杨炯比宋之问年长，文名早著。宋之问称他们“裘马同弊，老幼均粮”，“志事俱得，形骸两忘”，两人同甘共苦，志同道合。宋之问赞美杨炯“闻人之善，若在诸己，受人之恩，许之以死”，可知杨炯是一个重然诺、守信义的人。
如意元年（692）杨炯四十三岁的中元节，武则天率领群官登洛阳南门，观看这个佛教节日的盛况。作为馆阁文臣的杨炯，献《盂兰盆赋》，颂扬帝王的德政，夸耀那天的盛况和武则天的仪容，所写场面十分壮伟。赋中对雄视一代的女皇作了一番描绘、颂赞，当时即博得称赏，以为“词甚雅丽”。
在献《盂兰盆赋》以后不久，杨炯被选为盈川（在今浙江衢州境）令。盈川在江南东道，远离中土，未几，他死于任所，确切的年代无从查考。
杨炯一生除在梓州、盈川两地做官外，大部分时间是在长安、洛阳度过的。先是待制弘文馆，继而在崇文馆为学士，最后在习艺馆。所见朝廷官员甚多。其中一定有不少是世袭勋职，或以门荫而得官的草包，他们品级很高，衣朱紫，穿戴得漂漂亮亮，腹中却空空如也。杨炯自然是看不起这些人的。唐初人张
所写《朝野佥载》，记录了杨炯这样一个故事：
唐衢州盈川县令杨炯，词学优长，恃才简倨，不容于时。每见朝官，目为“麒麟楦”，忤怨。人问其故，杨曰：“今
乐假弄麒麟者，刻划头角，修饰皮毛，覆之驴上，巡场而走，及脱皮褐，还是驴马。无德而衣朱紫者，与驴覆麟皮何别矣！”
张
与杨炯同时稍晚，所记大致可信。宋之问在《祭杨盈川文》中说杨炯的性格：“惟子坚刚，气凌秋霜。行不苟合，言不苟忘。”颇有刚直不阿之概，自然会对那些滥竽充数的草包看不惯，对之进行无情的嘲笑是完全可能的。
《旧唐书》本传载杨炯“为政残酷”，《新唐书》则说：“迁盈川令，张说以箴赠行，戒其苛，至官，果以严酷称。吏稍忤意，搒杀之，不为人所多。”按张说的年龄比杨炯小十七八岁，杨炯于如意元年被选为盈川令时，张说授校书才一年。无论从年龄、资历看，杨炯都是张说的前辈，张说以晚辈的身份，写箴言去告诫长辈的杨炯是不相宜的。箴言中屡次使用“勿”这样禁止、命令的口气，也是不适当的。箴中还说“天与之才，或鲜其禄”，很有点诅咒的味道，更不合于临行赠言祝福的惯例。这篇箴的真伪恐成问题，而据以推衍出来的杨炯是酷吏之说也就更不可信了
。
杨炯在盈川去世后，没有子嗣，由其弟扶榇北归。至洛阳，宋之问为文祭奠，文中说到：“痛君不嗣，匪我孤诺。君有兄弟，同心异体。陟冈增哀，归葬以礼。旅榇飘零，于洛之汀。……子文子翰，我缄我持。子宅子兆，我营我思。”他的后事完全由宋之问操持，杨、宋的交谊是很深的。
杨炯没有专文谈论自己的文学主张，可是在《王勃集序》一文中，除了详细、系统地叙述了王勃的文学见解外，也表达了自己对文学的看法。如说“仲尼既没，游、夏光洙泗之风；屈平自沉，唐、宋弘汨罗之迹。文儒于焉异术，词赋所以殊源”，区别文、儒，把孔子、屈原看作发展的两个源头。他对秦、汉以来的文学，几乎一概持批评态度。如批评贾谊、司马相如“已亏于《雅》、《颂》”，曹、王“更失于《风》、《骚》”。至于后来的潘、陆、颜、谢、江、鲍等，更是“或苟求虫篆，未尽力于丘坟；或独徇波澜，不寻源于礼乐”。杨炯所标举的雅、颂、风、骚、丘坟、礼乐，即王勃所提倡的周公、孔氏之教。他们二人都反对六朝以来的缘情体物之作，斥之为“雕虫小技”。杨炯在为族伯父杨德裔所作的墓志铭中，赞美他的伯父“博观史籍，不学书生寻章摘句而已”。宋之问在《祭杨盈川文》中也说杨炯：“伏道孔门，游刃诸子。精微博识，黄中通理。属词比事，宗经匠史。”证明杨炯以风、雅为宗的主张是一贯的。
杨炯对王勃称颂备至，说他“经籍为心，得王、何于逸契；风云入思，叶张、左于神交”，又说他的诗文“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这也道出了杨炯自己的美学理想，略同于贞观年间魏徵提出的“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主张。杨炯自己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现存杨炯的作品有赋八篇，序十二篇，碑文十四篇，墓志、行状、铭、表等十七篇。占分量最大的碑文、墓志、行状等，都是应邀而作，没有什么性灵。比如他为四川新都县写了一篇《先圣庙堂碑》，颂扬孔子。又为四川长江县写了一篇《先圣孔子庙堂碑》，和前一篇的内容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在文字上变些花样，其中的一篇增加了当时当地官员的名单。至如其他官员、夫人的墓志，多是铺叙列祖、列宗的门望、官职，宣扬死者的善政美德，虽非千篇一律，也是大同小异。
八篇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歌颂武周政权及武后的，《老人星赋》、《盂兰盆赋》属此类。一类是抒情咏物的小赋，如《青苔赋》、《浮沤赋》、《卧读书架赋》等，充满了诗情画意，直可作抒情诗篇来读。
《老人星赋》一开始就说“赫赫宗周，皇天降休”，立意在歌颂武周政权。其后又有“三公辅弼，庶官文武，献仙寿兮祝尧，奏昌言兮拜禹。……臣炯作颂，皇家万年”，似为向武后祝寿而作。
《盂兰盆赋》是杨炯有名的作品，曾经得到时人的赞美。“盂兰盆”是梵文的音译，意思是“救倒悬”。《盂兰盆经》说，目连因其母死后极苦，如处倒悬，求佛救度。佛令他在众僧夏季安居终了之日（即夏历七月十五），备百味饮食，供养十方僧众，以使其母得到解脱。佛教徒据此兴起盂兰盆节。武则天于如意元年（692）这一天，率百官亲临洛阳南门观看节日盛况。杨炯在赋中以细致的笔触、华丽的词采，铺写了那天傍晚的盛况和武则天的丰采，是少有的历史纪实篇章：
圣神皇帝乃冠通天，佩玉玺，冕旒垂目，
纩塞耳。前后正臣，左右直史，身为法度，声为宫徵。穆穆然南面以观矣。……武尽美矣，周命惟新，圣神皇帝于是乎唯寂唯静，无营无欲，寿命如天，德音加玉。……太阳夕，乘舆归。下端闱，入紫微。
杨炯作为文臣，写此颂扬赋文，是本分，也显露了自己的才华。
青苔本是既无色彩、又无姿致的生长于阴暗角落或水底的植物，可是却被四杰中的两杰——王勃和杨炯看中，各自写了一篇《青苔赋》予以颂扬。王勃的《青苔赋》不及杨的篇幅长，比事用典也不及杨的繁缛。他写青苔“背阳就阴，违喧处静。不根不蒂，无华无影。耻桃李之暂芳，笑兰桂之非永。故顺时而不竞，每乘幽而自整”，写出一个孤芳自赏、高洁自持的品格。杨炯则赞美青苔“夫其为让也，每违燥而居湿；其为谦也，常背阳而即阴。重扃秘宇兮不以为显，幽山穷水兮不以为沉。有达人卷舒之意，君子行藏之心”，这也是杨炯的持身之道。杨炯一生沉沦下僚，却较少怨艾之词，他所描写的青苔的谦让美德，也许有自勉之意。两人都赞美青苔，但气度不同，表现了两个人不同的内心世界和美的追求。
《浮沤赋》是一篇别有意趣的小品。“浮沤”，即霖雨时水面为雨点击打所浮起的水泡。《楞严经》云：“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沤发。”杨炯借以喻人生的生生灭灭、飘忽不定、瞬息变化：
于是乍明乍灭，时行时止。排雨足而分规，擘波心而对峙。轻盈徘徊，容与庭隈。状若初莲出浦，映清波而未开；又似繁星落曙，耿斜汉而将回。合散消息，安有常则。倏来忽往，不可为象。雨密稠生，风牵乱上。若乃空濛采褰，浩汗浮天，流平旧沼，派溢新泉，分容对出，吐映均鲜。……光凌虚而半动，影倒水而分圆。始参差而别趣，终婉转以同渰。历乱踟蹰，漂沸萦纡。……云销雨霁，寂无所处，惟斯物之靡依，独含情而应机。
尽管杨炯在描绘浮沤的同时，表达了他自己的处世哲学：“处上下而无穷，任推移而不系。似君子之从容，常卷舒而不滞。”可是仔细体味，也还是合乎浮沤的体态与行止，确是在细致的观察中才会得到的感受与认识。他笔下的浮沤像是有生命的，它是飘忽的，轻盈的，也是美丽的，还似乎有着高深的悟道之心性，可与对谈。杨炯以细腻的笔触，充分描绘出浮沤的性格和美。这种写实刻画，比南北朝时庾信、江淹的小赋着重以比事用典来抒情，别有一番清新境界。在杨炯的小赋中，可以探知他一生平静而不无寂寞的待制生活，也可看到他长期追求的艺术手法。他的观察力非常细致，并能对细小的事物穷其象而尽其态。他的文字华美、典丽、清新动人。卢照邻、骆宾王以歌行驰名，把诗歌引上了一条宽敞而自由的道路，杨炯却在小赋上用功夫，刻画出一幅幅工笔彩绘，这也是一种创新。这样的写实手法对唐代传奇的发展是有影响的。
杨炯有序文十一篇，除《王勃集序》外，其馀均为游宴、送行而作。序中多讲述交游之道，或恭颂主人盛德，赞美江山形势，祝贺“千载交欢”、“百年乐事”。送行诗的序文则多为行者官爵的铺叙、品德的赞美，实属逢场所写的应酬文章，缺乏真实情感。《王勃集序》乃是杨炯力作，它全面记述了王勃的家世、生平、经历、品德以及他在当时文坛的地位和文学成就。特别对王勃的早慧及少年的述作，大加描绘与赞美。他又重点叙述了龙朔以后宫廷中的文学风气以及与之相对立的王勃、卢照邻、薛元超及杨炯改革派的见解：
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变，卢照邻人间才杰，览青规而辍九攻。知音与之矣，知己从之矣。……长风一振，众萌自偃，遂使繁综浅术，无藩篱之固；纷绘小才，失金汤之险。积年绮碎，一朝清廓。翰苑豁如，词林增峻，反诸宏博，君之力焉。
杨炯把王勃看作是当时文风革新的旗手，并把文风转变的功绩都归之于王，可见杨炯对王勃是非常敬仰的。序文详尽地叙述了王勃的著述内容和写作过程以及他为王勃编辑文集和写序的缘由。他说王勃的两个哥哥勔、勮及两个弟弟助、勋都是能文之士，因为“友爱之至，人伦所极，永言存殁，何痛如之，援翰纪文，咸所未忍”，而他和王勃则志趣相投，因此“潸然揽涕，究而序之”。可知杨炯对王勃不只是因为他在文学上的声望引起了当时人们（包括杨炯）的推重，在私交上又有非同一般的情谊，因此挥泪编辑了遗著，写成了序文，使王勃的业绩、王勃的形象得以传世不朽，杨炯可以算得上是王勃的知己、功臣。宋之问称赞杨炯“闻人之善，若在诸己”，杨炯的这种美德也可以于此得到证明。但是长期以来，流传着杨炯自谓“耻居王后”、“愧在卢前”（《旧唐书·文苑传》、《新唐书·文艺传》）之说，虽出自两《唐书》，但证之杨炯自己文章中对王勃的敬佩之情，所谓“耻居”、“愧在”云云，是值得怀疑的。
杨炯的诗歌中边塞诗较引人注目，但他并没有战争生活的经历，所以从诗题到内容都是传统的。不过杨炯毕竟是初唐时人，在传统的内容中也表现出一种豪迈的时代气息。例如为人所传诵的《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一种英雄气概充沛其间。由于初唐时府兵制还没有完全破坏，征戍可以论功得到勋职，从军也是获得官爵的一条道路，有时还更容易些，故有“宁为百夫长（下级军官），胜作一书生”之叹。
杨炯存诗三十三首，五言律诗和五言排律占二十八首，约为五分之四。五绝只有一首。他没有一首七言诗，更没有歌行，这是他和其他三杰不大相同的地方。奉和应制的诗只有一首，可见他又不是宫廷唱诗班的成员。杨炯虽名列四杰，但在诗歌创作上所走的道路乃是介于王、卢、骆与沈、宋之间的。
竟陵派的锺惺说：“王、杨、卢、骆偶然同时有此称耳。……王森秀，非三子可比。卢稍优于骆，杨寥寥数作，又不能佳，何其称焉！”（《唐诗归》卷一）杨炯的诗歌在题材、体裁及思想内容等方面都没有什么新的开拓，又无特别出色的绝唱传世，因而不受器重。但是杨炯的序和赋还是有特色的。细致的描绘、烘托，华美的文字，细密的组织安排，流畅的声韵，加之繁简得体，可以称得上是当时的大手笔。特别是小赋，状物叙事，描情摹态，都非常细致，自有其情采可供赏鉴。
《旧唐书》本传云：“文集三十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四上）著录仅二十卷（《崇文总目》同）。自北宋以来，三十卷本、二十卷本并佚。明万历童珮搜集遗文共得诗、赋四十二首，序、表、碑铭等二十九首，编为十卷，即《四部丛刊》所影印的《杨盈川集》。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徐敏霞据童本校点改称《杨炯集》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