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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近百年间，经历了高祖、太宗、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的统治，其中以太宗、武后在位时间最久。在这段历史时期里，最高统治者（特别是太宗、武后）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的许多方针政策，曾对文学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李唐建国后，面临着严重的内政和外患问题。西北边境仍受着东、西突厥等民族的不断侵扰。在国内，经过大规模战争破坏，“率土百姓，零落殆尽，州里萧条，十不存一”（《旧唐书·陈君宾传》）。最高统治阶层内部也酝酿着一场厮杀。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亲兄弟，逼使其父李渊退位，这种内讧才暂告缓和。太宗即位伊始，就同魏徵、杜如晦等人讨论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此即史书上所谓“贞观君臣论政”。太宗对民间疾苦很了解。据他自己说：“朕年十八，犹在民间，民之疾苦情伪，无不知之。”（《资治通鉴》卷一九四）他不仅熟悉“民之疾苦”，而且亲身经历过隋末唐初的历史事变，对人民的力量有着相当深切的体会。他承认：“秦始皇平六国，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言念于此，不觉惕焉震惧！”（《贞观政要》卷十）太宗比较清醒地感到，新政权要获得巩固，就必须正视社会现实，就不得不接受历代兴亡尤其是隋末农民大起义的严重教训。因此，他经常同大臣及文士们“讨古今，道前王所以成败，或日昃夜艾，未尝少怠”（《新唐书·儒学传上》）。后来吴兢所辑《贞观政要》一书就是他们讨论的记录。
贞观论政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巩固统治。太宗对公卿们透露：“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贞观政要》卷六）君臣们结合自己切身经验，对“载舟覆舟”的古训（《荀子·哀公》）有其独特的理解。太宗告诫其子李治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贞观政要》卷四）他甚至还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前书卷一）农民战争的巨大威力、隋朝短命而亡的历史教训，使太宗及其臣僚都认为有必要用相对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的方法以求巩固统治。
作为一个封建皇帝，唐太宗确实能够在一定意义上“忧怜百姓”，体察民间疾苦，对人民比较地温和。他曾几次修订律令，蠲除隋朝酷刑。大致说来，太宗及其后继者在唐初所制定和实行的具体经济、政治、文化政策，都是从相对减轻剥削压迫以求“长守富贵”这个基本统治方针出发的。
与人民的温饱和生产的发展有直接关系者，首先是经济方面的政策。为了满足农民起义提出的土地要求，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李唐于其统一全国后不久，就颁布了经过某些修订的均田制。较之北魏以来的旧制，唐代均田制扩大了授田的范围（除“凡天下丁男给田一顷”外，也给笃疾和废疾者、寡妻妾、工商户以至僧尼道士一定的土地），并规定了“先课后不课、先贫后富、先无后少”（《唐六典》卷三）的授田原则。虽然它的实行程度有限，许多人并没有得到规定数量的土地
，但它在一定时间（至少在唐初）和地区（主要是关东和长江流域
）里把失地流亡的农民集聚起来，垦辟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对缓和阶级矛盾、复兴社会经济曾起过相当的作用。在掌握大量土地和劳动者的基础上，封建政府还相应沿用北魏至隋的租调力役制度，而发展成为所谓“租庸调法”。这个剥削办法规定：每丁年纳“租”粟二石、“调”绢二丈，服役二十日，若不出役则每日折绢三尺（“庸”）。尽管租庸调法仍然很重（它是以“丁男给田一顷”为出发点的，虽然实际上普遍受田不足），但它毕竟有一定客观标准，农民通常不至于为漫无节制的征调所苦，况且它还规定每遇“水旱虫霜为灾害”（《唐六典》卷三）时，政府得不同程度地减免租调和力役。特别是有输庸代役的规定，此税法较隋法就更显得要轻一些。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劳动者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创造力也可以由此而获得相对的解放。
这两项主要的经济政策，对于生产的恢复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贞观政要》卷六载大臣马周语云：“贞观之初，率土荒俭，一匹绢才得粟一斗。……自五、六年来，频岁丰稔，一匹绢得十馀石粟。”粮价的贵贱，反映了农业生产发展的水平。同书卷一还具体描述了贞观年间经济繁荣的景象：“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唐初最高统治者实施均田制和租庸调法，作出某种形式的妥协或改良，是农民起义的重大成果。它在客观上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且为这一时期的文化和文学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
随着生产的发展，庶族地主在经济上日渐有力量，于是要求相应的政治权力来保障其既得利益。为了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这一矛盾，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六朝以来地方豪强割据势力，唐王朝采取了完善科举制度、修订《氏族志》等方式来抑制门阀世族，提高寒门庶族的政治地位。
唐太宗曾命高士廉等人修订《氏族志》，编撰者把山东旧世族崔氏列为第一等。太宗对此很不满意，下令改写。他说：“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旧唐书》卷六五）太宗所以反对列崔氏为第一等，是因为李唐本以关陇世族集团为开国骨干，同历来在声望与权势上优于自己的山东旧世族有矛盾。太宗为加强中央集权，自然要压制老对手，甚至于与庶族结盟。高宗和武后继续实行抑制山东世族的政策。如李义府出身庶族，其家族未列入《氏族志》，他上书求改《氏族志》为《姓氏录》，奏请“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这个建议得到武后的认可，“于是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尽入书限”（前书卷八二）。
排抑旧士族的主要方式，是完善科举制。虽然唐“取士之科，多因隋旧”（《新唐书·选举志》），但制度周密，科目较多，远非前代可比。其中进士一科，贞观、永徽之际得到很大发展，以至“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王定保《唐摭言》卷一）。每年应进士科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通典》卷一）。而录取人数最多只有三四十人，有时只有几人。尽管进士科考试较他科为难，但出身进士科者仕途优于他科，所以士人们仍然竞趋此科，至“有老死文场者，亦无所恨”（《通典》卷一）。封建士人，主要是有才智、有进取心的庶族知识分子，就这样通过艰难的考试而走入仕途，参与国家政权。这对腐朽的旧世族无疑是很大的打击。高宗、武后时，科举制有进一步发展。武后称帝后，为巩固统治，打击关陇及其他世族势力，曾亲自在殿前策问贡人（此为“殿试”之始），又特开武举，甚至不加考试而破格搜扬人才 [1] 。高宗永隆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建议进士加试杂文（包括诗、赋、箴、铭、颂等）两道，后来以诗赋取士逐渐成为定制。这制度强烈地诱发着士人们对诗赋的兴趣，并引起整个社会对文士的尊重、对文学的爱好，它对于重视诗文的一代风气的形成、对于诗歌和别的文学样式的发展所起的刺激和促进的作用是很明显的。
唐朝旨在抑制世族的政策，不仅对庶族地主有利，而且也部分地符合农民的利益（农民起义打击目标之一即为豪强世族）。它在政治上的积极意义自不待言。它还为“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陈子昂《感遇诗》）的士子提供了进身参政的机会，更为“徒志远而心屈，遂才高而位下”（王勃《涧底寒松赋》）的文人的文学活动开辟了一个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
随着经济初步繁荣、政治基本稳定，唐初诸帝开始注重文化方面的建设。他们虽然得天下于“马上”，但深知思想文化的重要性。他们在文化上采取的诸多措施，用意主要不在装点升平、显示彬彬之盛，而在借以巩固统治。
唐人刘肃写道：“太宗欲见前代帝王事得失以为鉴戒，魏徵乃以虞世南、褚遂良、萧德言等采经史百家之内嘉言善语、明王暗君之迹，为五十卷，号《群书理要》，上之。太宗手诏曰：‘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赐徵等绢千匹，采物五百段。太子诸王，各赐一本。”（《大唐新语》卷九）可见太宗提倡读书、奖励编撰的目的，是要使自己以及太子诸王精通统治艺术。此前欧阳询等奉敕撰《艺文类聚》，此后高士廉等奉敕撰《文思博要》、许敬宗等奉敕撰《瑶山玉彩》、张宗昌等奉敕撰《三教珠英》、武后亲撰《玄览》等，在不同程度上都与这一目的有关。《旧唐书·文苑传》载：“太宗又尝读书有难字，字书所阙者，录以问宪，宪皆为之音训及引证明白，太宗甚奇之。”宪即曹宪，著名《文选》学家，李善为其高足之一。“选学”在唐初盛极一时，曹氏及其门徒实与有力焉。《文选李善注》集“选学”之大成，把“选学”推向了高潮。而曹宪、李善师徒的工作则是在太宗、高宗的支持下进行的。与“资治”宗旨有关的《文选》注释和类书编纂，同时又给士子们学习诗文、文士们采摭辞藻以便利。
在敕撰《艺文类聚》的同一年（武德五年），高祖采纳令狐德棻的建议，诏修梁、陈、北齐、北周、隋诸史。贞观三年，太宗置史馆于禁中，专修国史。史籍编纂一事，有关政治大体，所以统治者要如此严格控制。作为我国封建社会中最重要的思想统治工具的儒学，这时自然也未能出于此种控制之外。《旧唐书·颜师古传》云，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伪缪，令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文字，师古多所厘正，撰成《五经定本》。《贞观政要》卷七说，太宗因经学师说多门，章句繁杂，便令孔颖达等撰定《五经》义训，书成，名曰《五经正义》。高宗时此书由朝廷颁行，令应明经科士子诵习遵从。从此，儒学（统治思想）得以统一，经文和注疏都标准化了。这对于巩固政治上的全国大统一有着重要意义。
但是，太宗等唐初诸帝在文化方面的政策并不那么刻板，他们没有重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唐继隋后再度统一全国，南北民族与文化得到进一步的融合。对外关系也有新发展，唐初同东部邻国（日本、新罗）以及东南亚（真腊、骠国、天竺）、西亚（吐火罗、波斯）和欧洲（拂菻）诸国都有往来，其中包括文化交流。文化上的狭隘眼界因此被打破。加之国力日益增长，统治者对自己的力量渐有信心，他们在文化政策上便具有某种兼容并包的气概。唐初的宗教政策，即其一有力例证。虽然太宗及其后继者都尊崇儒学，以至于“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旧唐书·儒学传序》），但他们也容纳、信奉甚至尊崇道、佛二教。因道教的追尊教主老子与唐皇为同姓，高祖、太宗为着提高李姓地位的政治目的，于是在种种假托附会之下把它尊为国教；高宗时老子还被加上“太上玄元皇帝”的尊号。唐初统治者对外来的佛教也是很崇奉的。玄奘的西游与译经，都发生于贞观年间。太宗还亲为玄奘所译佛经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高宗也写了《序记》，以表示他们对佛法的弘扬。武后甚至借助佛徒夺取帝位，是时僧人因而得居道士之上。调和儒道佛三教之论虽在六朝已有之，但三教并行，实始于唐初。三教特别是佛道间的斗争异常激烈，但由于最高统治者对此大体上都取折中态度，很注意三种势力的均衡问题（高祖、太宗、武后曾先后为三教调整座次），所以三教并行的局面在唐初得以完全确立。太宗等人懂得宗教的妙用，善于利用多种思想武器来巩固统治。他们不仅允许三教并立，而且对当时传入中国的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西方宗教也不怯于受纳。同时，对于那些反对宗教迷信的尖锐言论，他们也不加压制，有时还有所采纳。隋末唐初的傅奕“深排释氏，嫉之如仇”，他在请黜佛教的奏疏里说：“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税。”据说“高祖将从之，会传位而止”（《大唐新语》卷十）。稍后的吕才，坚决反对迷信，太宗令他整顿阴阳书，说明很器重他（《旧唐书》卷七九）。
唐初统治者在文化方面多所作为，其政策自然都出于长治久安的宗旨，但同时又比较开明、灵活，颇能显出一个泱泱大国的气魄。对于文学发展来说，这便造成了一种较为自由、活泼而又浓厚的思想文化气氛。
唐初诸帝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政策对文学的影响已如上述。对于文学事业本身，他们也相当重视，并亲身参与。作为开国之主的李渊，即对文学有兴趣。《旧唐书·儒学传》云：“高祖建义太原，初定京邑，虽得之马上，而颇好儒臣。”而在所谓“儒臣”中，不少就是文学之士。《新唐书·文艺传》也说：“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馀风，
句绘章，揣合低昂。”太宗对文学最为爱好。他为秦王时，就在府邸内开文学馆，召引十八学士；即位后，又于殿左置弘文馆，引纳了更多的文人。君臣间讨论经义，杂以文咏，日昃夜艾，未尝稍怠。《旧唐书·文苑传》载：“文皇帝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门罗吐凤之才，人擅握蛇之价。靡不发言为论，下笔成文，足以纬俗经邦，岂止雕章缛句。韵谐金奏，词炳丹青，故贞观之风，同乎三代。高宗、天后尤重详延。天子赋横汾之诗，臣下继柏梁之奏。巍巍济济，辉烁古今。”至武后时，引入禁殿的文士之众，更是高祖以来所不曾有过的。称帝前，武后曾讽谏高宗广召文词之士入禁中修撰，并命令元万顷等参决“朝廷疑义及百司表疏”，“以分宰相之权”（《旧唐书·文苑传》）。当时人称之为“北门学士”。即帝位后，她又引拔众多文士编纂《三教珠英》等书。《旧唐书》本纪称她“素多智计，兼涉文史”。同书《文苑传》还记了她夺袍赏宋（之问）的著名故事。虽然武后诗文多出自文学侍从元万顷等辈之手，但她愿意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作品，即已能表明她好尚文学的意向。律诗体制的定型，诗歌革新的号召，古文的提倡与写作，都开始于此时，这同武后之奖进文学很有关系。中宗即位，荒于政事，与文学侍从们在冶游媟饮中度日。据刘肃说，“神龙之际，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影之会”，“文士皆赋诗一章，以记其事，作者数百人”（《大唐新语》卷八）。景龙年间，凡中宗宴飨游豫，总有大群文士跟随，除宰相外，其馀职官很难企望此种宠遇。天子略有感兴，便要赋诗，文士们无不属和陪欢，并常得以文章取幸。景龙三年十月，中宗在其诞辰宴上对侍臣们说：“今天下无事，朝野多欢，欲与卿等词人时赋诗宴乐，可识朕意，不须惜醉。”（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一）大学士李峤、宗楚客等表示“既陪天欢，不敢不醉”。于此可见当时君臣醉酒赋诗生活的一斑。《旧唐书》本纪对于中宗与文臣游宴联句的事也多所记载。又据《唐诗纪事》载：“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赋诗，群臣应制百馀篇。帐殿前结彩楼，命昭容（上官婉儿）选一首为新翻御制曲。从臣悉集其下，须臾纸落如飞，各认其名而怀之。”（卷三）太宗诸帝之奖掖文士、喜好文学，虽然有时不免是附庸风雅，或者虚饰太平，甚至是以诗侑觞，助其淫乐，但唐初风雅之盛，同他们的倡导是分不开的。他们在文学方面的作为，客观上造就了读诗写诗的一代风气，或者说为造就一个诗的朝代起了开风气的作用。
当时诗界的气氛是活跃而热烈的，可以说诗的大繁荣的前奏已经响起。一方面，许多宫廷诗人（如陈叔达、杨师道、虞世南、上官仪、李百药等）还沉溺于齐、梁馀风，汲汲于音律辞藻，诗作卑靡浮艳；另一方面，在诗坛上也出现了王绩、王梵志那样拔出流俗、独标异格的诗人，其作品平淡、自然、质朴，有真情实感，充满着对自由自在的生活的向往。初唐后期，位下才高、年少气盛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等“四杰”，已经对“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杨盈川集·王勃集序》）的世俗诗风感到不满，追求着某种解脱，并开始有所创新：其诗作篇幅加长，意境也有所扩大，且有一定感情和气势。稍后又有完成律诗体制、使律体完全定型的沈（佺期）、宋（之问），他们的同道、诗律运动的推毂者所谓“文章四友”（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以及为中宗、韦后代笔并受命评判诸臣律诗应制之作的上官婉儿。最后便是号召革新诗风的陈子昂。
齐、梁诗风并未因朝代更替而立刻有所改变。风气的转移，包括转变文风、诗风，并非易事。文风作为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习惯力量，通常是相当地大的。勇武盖世的李世民，写诗竟“无丈夫气”
；虞世南告诫太宗勿作艳诗，可虞氏本人的诗作却效法徐陵，香艳之至；宫廷中唯魏徵言怀之作异乎流俗，然作品绝少，不足以移易风气；王绩、王梵志的作品，在当时似乎只是某种个别现象；“四杰”诸人的诗篇尚未脱尽六朝馀习。但是，太宗终究是“从善如流”（《旧唐书》本纪）、千载一人的贤君，他对诗风颓靡的现状是有所警觉的。当虞世南指出“上有所好，下必有甚，臣恐此诗（按：指太宗所作艳诗）一传，天下风靡”（《唐诗纪事》卷一）的严重性时，他立即接受谔谔之谏，并赐绢嘉奖。他还说：“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大唐新语》卷三）他是把诗风问题提到天下治乱兴亡的高度来认识的。其次，北朝文学质实的气息也随国家统一、民族融合而对唐初的诗风和文学观念产生一定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文学发展的总趋势已不容许与齐、梁作后尘了。诗人们曾经不满足于汉魏诗歌的质朴而追求文采。而当齐、梁文饰过甚、华艳至极的时候，诗界又对淫丽绮靡的时尚感到厌倦和鄙弃，要求归真返璞、恢复古道，要求一种新的文质并重的诗风。因此，初唐诗坛正忍受着产生新诗作和新诗风前的阵痛。陈子昂适逢其会，他公开反对“采丽竞繁”的六朝诗风，明确主张以“汉魏风骨”和“正始之音”为极致，揭起了诗歌革新的旗帜，并以不少优秀诗作实践了自己的理论，从而作为当时文坛的最强音结束了初唐诗歌，为李、杜开了先河。
同时必须指出，要求文学革新的呼声并非独发于子昂，亦非仅闻于诗坛。隋末唐初的《中说》一书（哲学家王通或其门人所撰）里，已出现了文以载道的观念。其《王道篇》云：“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王道从何而兴乎？吾所以忧也。”《事君篇》又说：“古君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而后艺可游也。”此篇还对六朝靡丽文风的代表者王融、徐陵等人进行了批评。由太宗亲自简拔负责编撰五代（梁、陈、北齐、周、隋）史的唐初史家姚思廉、魏徵、李百药、令狐德棻等人，在分析各代倾颓衰败的原因时，也往往要提及当时的淫哇陋习。他们在各史的《文苑传》或《文学传》里，对各朝文风多所指责，而提倡尊经载道、裨助教化的文学。初唐后期，刘知幾在《史通》里，评骘唐前诸史，旁及六朝诗文，斥虚饰而崇质实，重简约而薄繁富，又从史的角度接触到了文风和文学理论问题。总之，在唐初，六朝特别是齐、梁文学，已经受到各方面（包括哲学、史学及其他学术文化领域）的批评，文学革新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要求。
唐初最高统治者对文化的重视，也可以从他们下令编修前代史书的事实里看出来。武德四年十一月，起居舍人令狐德棻向高祖建议撰写梁、陈、北齐、周、隋五代正史。五年十二月，高祖下了修史的诏令，但“绵历数载，竟不就而罢”（《唐会要》卷六十三）。贞观三年，太宗特地把原属秘书省著作局的史馆移于禁内，以修五代史。贞观十年初，《梁书》、《陈书》（姚思廉续其父察遗稿）、《北齐书》（李百药继其父德林之业）、《周书》（令狐德棻）、《隋书》（魏徵等）同时撰成。稍后，李延寿在其父李大师《南北史》遗稿的基础上，开始对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等书加以删节补充，编纂《南史》、《北史》。显庆四年，这两部史书获政府认可，高宗还亲为作序（此序已佚）。贞观二十年，太宗“令修史所撰《晋书》”（《唐会要》卷六十三），预修者有房玄龄、褚遂良等二十一人（据《新唐书·艺文志》），至二十二年书成。
上述八部史书，基本上都是太宗在位时编写的。自贞观三年延史官于禁中修史之日起，至贞观二十二年《晋书》修竣，只花了二十年时间。所以能迅速完成这样的大工程，除因太宗具有卓越胆识外，还由于他抱定通过编纂史书总结前代兴衰经验，以求本朝久安长治的目的，与史臣们一起认真从事，作了很大的努力。据说《晋书》初成，论者以其好采异事、文辞绮靡，有乖作史之体，太宗于是亲撰四赞（即宣帝、武帝二纪和陆机、王羲之二传后的史论），以息浮议（《新唐书·房玄龄传》）。此乃对修史工作的有力支持。唐初所修正史达八部之多，占了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这个数字本身就足以使人瞩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八史不单是一般的史学著作，更不是质木无文的史料缀辑，而是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学性，在文学史上应有其相应的地位。
唐以后的正史都在严密控制下修成，文禁森严，兼之“古文”地位的确立和加强，文史分工的进一步明确化
，它们自然很难立于“史传文学”之列。而唐修前代八史则不同。诸史虽在禁中修纂，但太宗时政治比较开明，文禁也较为松弛。且太宗本人崇尚风雅，他为《晋书》所作四赞，即是华美的骈俪文字。而修史诸公多为词人文士，他们当然难以摆脱齐、梁绮艳文风的影响，或者甚至是有意识地以藻丽的形式来表现历史。闻一多说：“只把姚思廉除开，当时修史的人们谁不是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藻——尤其是《晋书》的著者！”（《唐诗杂论》）不过姚氏的著作同样是讲究文采的，他的史论也仍未脱尽四六文的气息。八史的作者并非只是对历史作抽象概括的叙述，而能在不同程度上对史实和传主加以具体、形象的描写。特别是在《晋书》、《南史》、《北史》中，作者采撰了许多奇异或琐细的故事，更增加了史籍的趣味性、可读性，使之具有了一定的“文学”的价值。
八史的编著者不特善于运用他们的文笔，而且也未曾完全抛弃古代良史秉笔直书的传统。至少在那些不必为讳或者有意刺讥、暴露的场合里，他们能够把巧饰的文采同直录的史笔结合起来。《隋书》的作者魏徵，为使李世民以隋为“殷鉴”，比较充分地揭露了炀帝的穷极奢靡、贪酷荒淫；为证明载舟覆舟的教训，作者花了很大的篇幅记载农民起义的情况，从而客观地反映了起义军的巨大声威。由于隋唐两朝皆承继北周，而北齐乃“僭伪”之敌国，所以《北齐书》对当时最高统治阶层的“中冓之言”的载录也就较他史为多。赵翼说：“古来宫闱之乱，未有如北齐者。”（《廿二史札记》卷十五）他的主要根据就是李百药的描述。由于《周书》的作者令狐德棻的祖父令狐整是北周大将军，而李渊的祖父李虎又为北周八柱国之一，该书之歌功颂德、记事爽实、歪曲历史诚然是很难免的。但即使在这样的史乘里，作者对统治阶级仍然有所暴露。如《宣帝纪》写宇文赟：“大行在殡，曾无戚容，即阅视先帝宫人，逼为淫乱。……禅位之后，弥复骄奢，耽酗于后宫，或旬日不出。公卿近臣请事者，皆附奄官奏之。所居宫殿，帷帐皆饰以金玉珠宝，光华炫耀，极丽穷奢。”即此可见传主骄奢淫逸生活的一个侧面。大体说来，身兼文士、史家的八史作者，逞其文采与史笔，在一定程度上生动而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面貌。
在述及八史的某种文学性之前，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这些史传的作者对文学的看法。他们的文学观集中表现在其史作的文苑传或文学传的序或论赞里。《晋书·文苑传序》云：“夫文以化成，惟圣之高义；行而不远，前史之格言。是以温洛祯图，绿字符其丕业；苑山灵篆，金简成其帝载。既而书契之道聿兴，钟石之文逾广，移风俗于王化，崇孝敬于人伦，经纬乾坤，弥纶中外，故知文之时义大哉远矣。”作者认为，文学在移风俗、助教化、经邦治国上的意义巨大而又深远。《梁书·文学传序》也认为“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美恶，非文莫可也”。《陈书·文学传序》则特别强调文学“裨赞王道”的作用，因此著者不喜浮艳，而好尚典实。他在此传中称赞杜之伟为文，“不尚浮华，而温雅博赡”，并将他列于传首。传中还称道一个叫褚玠的文人“博学能属文，词义典实，不好艳靡”。《北齐书·文苑传》更明确地主张典则雅正，反对淫靡轻险。《序》云：“江左梁末，弥尚轻险，始自储宫，刑乎流俗，杂惉懘以成音，故虽悲而不雅。”赞语中又说：“九流百氏，立言立德。不有斯文，宁资刊勒。乃眷淫靡，永言丽则。雅以正邦，哀以亡国。”
《周书》未设文学传（或文苑传），但《庾信传论》抵得上一篇文学传序。《传论》对传主诋
甚力：“子山之文，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昔扬子云有言，‘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词赋之罪人也。”同时也指出苏绰仿古制言的不合时宜：“虽属词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著者又从正面阐述了他自己的意见：“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虽诗赋与奏议异轸，铭诔与书论殊途，而撮其指要，举其大抵，莫若以气为主，以文传意。……其调也尚远，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贵当，其辞也欲巧……文质因其宜，繁约适其变，权衡轻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焕乎若五色之成章，纷乎犹八音之繁会。”《隋书·文学传序》除说明文学“敷德教”、“达情志”、“作训垂范”、“匡主和民”的效用外，还就六朝文风问题发表了与令狐氏相近的见解。《北史·文苑传序》和《南史·文学传序》分别抄撮隋、陈二史的文学传序，兹不赘复。前文提到，令狐德棻为修史的首倡者。魏徵则是唐太宗的重要谋臣，他所修的《隋书》，较他书有着更直接的“资治”的目的。他们两人的观点对太宗和其他史臣的影响很大，因而很有代表性。他们都力图调和“文”与“质”、“丽”与“典”的矛盾，以为只要“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即能达到“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境界。这种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文学发展的趋势，指导了有唐一代的诗文创作。
但是，能言者未必能行。八史的作者几乎无一不是文人，他们好尚词采，修史多用华美的骈体文字。这可算是八史的总特色。刘知幾在《史通》里一再抨击了这种“文非文，史非史”的倾向。他指责《周书》“文而不实”，“重规、德棻，志在文饰”（《杂说中》）。对于所谓“御撰”的《晋书》，他的批评尤其尖锐：“大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丈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论赞》）他在《叙事篇》里还说：“今之所作……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乌孙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这些话也是针对八史所受齐、梁流风之影响而发的。比较起来，《北齐书》的文字较为清新、通俗、生动，比之藻饰过甚的《晋书》诸史为优。《周书》虽也文采斐然，但其作者对以俪偶相高的时风颇有不满（观其《庾信传论》可知），所以它的叙事文字使用典雅的散体。不过传末的史论，李百药、令狐德棻则仍以骈体为之。
真正能实践其文学理论的史传作者，是姚氏父子。其梁、陈二书不仅叙事文字全属简约质朴的散文，而且史论文字也大致避免用骈体。如《陈书》卷二十四的赞语即一实例：“梁元帝称士大夫中重汝南周弘正，信哉斯言也！观其雅量标举，尤善玄言，亦一代之国师矣。袁宪风格整峻，徇义履道。韩子称为人臣委质，心无有二。宪弗渝终始，良可嘉焉。”赵翼主张“古文自姚察始”，他在评论《梁书》时说：“《梁书》虽全据国史，而行文则自出炉锤，直欲远追班、马。盖六朝争尚骈俪，即序事之文，亦多四字为句，罕有用散文单行者。《梁书》则多以古文行之。如《韦睿传》叙合肥等处之功，《昌义之传》叙钟离之战，《康绚传》叙淮堰之作，皆劲气锐笔，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魏郑公《梁书总论》犹用骈偶，此独卓然杰出于骈四俪六之上，则姚察父子为不可及也。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廿二史札记》卷九）必须指出，除了梁、陈二史外，其馀六史，包括最受疵议的《晋书》及《南史》、《北史》，在叙事时仍不能不主要借助于散文，因为复杂多变的史实是很难完全依赖骈四俪六的刻板句式表述清楚的。唐初修前代八史，无异乎动员众多的史家和文士来从事散文的写作。而且这种写作也是作者尚质实、薄淫丽的文学观的具体实践。因此，这些史传散文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或多或少地对当时的文学革新运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八史叙事文字多用散体，或骈散兼施，皆力求具体、生动，避免粗陈梗概和板滞；史论文字则多用骈体，或以散文为主，都注重修辞和文采。但唐初史传散文的文学性还不止此。更重要的是，各史都善于利用纪传体的形式刻画历史人物，以至于显示出某种程度的“小说”特色。
其中最具“小说”特色者为《晋书》、《南史》、《北史》。在前人的评论中，它们就是被看作“小说”的。朱熹认为，李延寿《南史》、《北史》，“除司马公《通鉴》所取，其馀只是一部好看的小说”
。王世贞称《晋书》为“稗官小说”
。王鸣盛从严格的史学眼光出发，斥责李延寿“史法粗疏”、“疵病百出”，指出其史著中有许多小说笔法。他在《十七史商榷》里写道：“曹景宗于天监六年破魏军遣使献捷下，《南史》忽添入蒋帝神助水挫敌军事，缕缕约一百五十字，诞妄支赘，全是小说，与曹景宗何涉？”（卷六三）同书卷六四又说：“《南史》多袭取各书，无所增益，偶或一有所增，辄成疵累。此传（按：指《陶弘景传》）所增颇多，往往冗诞似虞初小说。此李延寿惯态，不足责。”对于唐太宗亲自参加编写的《晋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也批评说：“其所载者，大抵宏奖风流，以资谈柄。取刘义庆《世说新语》与刘孝标所注一一互勘，几于全部收入。是直稗官之体，安得目为史传乎？”论者所以把这些史书视为“小说”，主要根据就是它们大量载录怪事异闻、街谈巷语。刘知幾即已谈到《晋书》所采“多短部小书”（《史通·杂说上》）。裴光庭《请修续春秋表》菲薄《晋书》“文词繁冗，穿凿多门”（《全唐文》卷二九九）。李延寿在《进南北史表》里也承认自己“鸠聚遗逸，以广异闻”（《北史·序传》）的事实。唐以后的史评者纷纷对这种采异闻入史传的倾向加以指摘。如胡应麟说：“（李延寿书）小说谐辞，种种备载，要以原书纪述，不忍概删，亦以其人多好，且习尚所趋，未能骤变也。”（《少室山房类稿》卷一〇一《读南北史》）《四库提要》卷四十五攻讦《晋书》云：“其所褒贬，略实行而奖浮华；其所采择，忽正典而取小说。”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指出：“李延寿修史专以博采异闻、资人谈助为能事。故凡稍涉新奇者，必罗列不遗；即记载相同者，亦必稍异其词，以骇观听。如《羊侃传》谓武帝新造两刃矟，长丈四尺，令侃试之，《南史》则谓长二丈四尺；《梁书》谓侃挽弓至十馀石，《南史》则云二十石。皆欲以奇动人也。”（卷十一）上述三种史籍里怪事琐闻之多，以至于后之好事者加以摘录，裒辑成编。如明人王涣所辑《两晋南北奇谈》（六卷）、清人沈名荪与朱昆田合编的《南史识小录》（八卷）及《北史识小录》（八卷）等，就是采摭三史奇闻异事的汇编。
这种搜奇志怪的倾向，自然并非只《晋书》等史才有，唐修其他正史莫不如此。各史作者都程度不同地借助于怪异的神鬼符瑞，谐谑的逸言逸行，琐碎的生活细节，以及机智的玄谈、解颐的妙语，来表现历史人物的思想性格。具体地说，各史的“小说”技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许多传记都包含一些小故事，某些故事还具有比较完整的情节。如《北史》卷五写东魏孝静帝同权臣高澄（后追尊为北齐文襄帝）的矛盾：“勃海王高澄嗣事，甚忌焉，以大将军中兵参军崔季舒为中书、黄门侍郎，令监察（帝）动静，小大皆令季舒知。澄与季舒书曰：‘痴人复何似？痴势小差未？’帝尝与猎于邺东，驰逐如飞。监卫都督乌那罗受工伐从后呼帝曰：‘天子莫走马，大将军怒！’澄尝侍帝饮，大举觞曰：‘臣澄劝陛下。’帝不悦曰：‘自古无不亡之国，朕亦何用此活！’澄怒曰：‘朕，朕，狗脚朕！’澄使季舒殴帝三拳，奋衣而出。”又如《周书》卷十八以好几个小故事来表现骠骑大将军王罴的风貌。传中写道：“罴性俭率，不事边幅。尝有台使，罴为其设食。使乃裂其薄饼缘。罴曰：‘耕种收获，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乃尔选择，当是未饥。’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惭。又有客与罴食瓜，〔客削瓜〕侵肤稍厚，罴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有愧色。”他如石崇与绿珠之死（《晋书》卷三三）、卫瓘计诛钟会（同书卷三六）等，皆是适例。
第二，有些传记，注意表现传主性格，不仅在传记开端时进行概括的评述，而且主要通过具体的言行特别是生动的故事来描写。如《隋书》卷五十二记隋朝重要将领贺若弼，其父因言谈不谨遇害。“临刑，呼弼谓之曰：‘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当成吾志。且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锥刺弼舌出血，诫以慎口。”可是他并未记取其父临终切诫。后来，终因与人私议是非，为人所奏，坐诛。《北史》卷七写北齐文宣帝高洋如何“留情耽湎，肆行淫暴”，笔墨颇为酣畅：“或躬自鼓舞，歌讴不息，从旦通宵，以夜继昼。或袒露形体，涂傅粉黛，散发胡服，杂衣锦采，拔刃张弓，游行市肆……或盛暑炎赫，日中暴身，隆冬酷寒，去衣驰走，从者不堪，帝居之自若……凡诸杀害，多令支解，或焚之于火，或投之于河。”“怒大司农穆子容，使之脱衣而伏，亲射之，不中，以橛贯其下窍，入肠。”“所幸薛嫔，甚被宠爱，忽意其经与高岳私通，无故斩首，藏之于怀。于东山宴，劝酬始合，忽探出头，投于盘上。支解其尸，弄其髀为琵琶。一座惊怖，莫不丧胆。帝方收取，对之流泪云：‘佳人难再得，甚可惜也。’载尸以出，被发步哭而随之。”传主纵酒肆欲，野兽般狂惑淫暴，已完全丧失了人性，其性格是写得相当突出的。《晋书·陆纳传》以几个小故事展示传主的清操。如：“将之郡（按：出为吴兴太守），先至姑熟辞桓温，因问温曰：‘公致醉可饮几酒？食肉多少？’温曰：‘年大来饮三升便醉，白肉不过十脔。卿复云何？’纳曰：‘素不能饮，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后伺温闲，谓之曰：‘外有微礼，方守远郡，欲与公一醉，以展下情。’温欣然纳之。时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礼，唯酒一斗，鹿肉一盘，坐客愕然。纳徐曰：‘明公近云饮酒三升，纳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备杯杓馀沥。’温及宾客并叹其率素，更敕中厨设精馔，酣饮极欢而罢。”陆纳节俭朴素、“贞厉绝俗”的性格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第三，有些传记，人物语言（尤其是对话）颇具个性，机智幽默。《晋书》各传的人物语言，多出自《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其个性化的程度特甚。胡应麟评《世说新语》云：“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少室山房类稿》卷一〇二）对于《晋书》的人物语言同样可以这么说。其他各史也大抵如此。如最平质的《陈书》，其《徐陵传》写传主出使东魏时回敬魏收的讥嘲，就很诙谐有致：“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骑常侍。使魏，魏人授馆宴宾。是日甚热，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热，当由徐常侍来。’陵即答曰：‘昔王肃至此，为魏始制礼仪；今我来聘，使卿复知寒暑。’收大惭。”徐陵的话不仅很幽默，意味深长，而且传达出了传主捷敏辩给的风神气韵。
这种以异闻琐事入历史人物传记，来表现传主个性的手法，原是司马迁的发明。《史通·杂说上》云：“昔读《太史公书》，每怪其所采，多是《周书》、《国语》、《世本》、《战国策》之流。近见皇家所撰《晋书》，其所采亦多是短部小书，省功易阅者，若《语林》、《世说》、《搜神记》、《幽明录》之类是也。”
唐初史传不特继承了《史记》的传统史笔，而且无疑对唐人小说产生过相当影响。赵翼说：“〔唐修〕各正史在有唐一代并未行世，盖卷帙繁多，唐时尚未有镂板之法，必须抄录，自非有大力者不能备之。惟《南》、《北》史卷帙稍简，抄写易成，故天下多有其书。”（《廿二史札记》卷九）唐人杜佑《通典》又谈到当时习举业的生徒必修《晋书》、《隋书》等史。唐修正史，至少是《南史》、《北史》和《晋书》，在当代已经流行。而此三书最具“小说”趣味，传奇作者仿效它们，当是没有疑问的。各史叙事文字以散体为主（《梁》、《陈》二书甚至纯用散体），实为古文运动的先声。韩、柳“古文”自由灵活，富于表现力，特别适于叙述多变事相和曲折情节，颇为元和、长庆以后的传奇作者取法。这是史传散文对小说的间接影响。史传散文本身的散体形式对传奇的直接影响也不能排除，因此，可以认为，唐初史传散文不仅上承史迁笔法，而且下启传奇写作，为唐人“吮笔为小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唐初所修八部正史成书后不久，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史学理论家刘知幾（661—721）。知幾字子玄，徐州彭城（今江苏徐州铜山区）人，出身于一个有儒术及文学传统的仕宦之家。年幼时，从其父受《古文尚书》，每苦其文辞艰琐，学业未成。十一岁对《左传》发生浓厚兴趣，仅一年时间便初通全书。此后其父兄要他“博观义疏，精此一经”（《史通·自叙》）
，但他“辞以获麟以后，未见其事，乞且观馀部，以广异闻”。于是从《史记》到唐代实录，触类诵习，“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二十岁成进士，授获嘉（今河南获嘉县）主簿。其间曾旅游京洛，“公私借书，恣情披阅”，锐意钻研史学。武后圣历二年（699）改官定王府仓曹。从此以后，“三为史臣，再入东观”，“掌知国史，首尾二十馀年”（《旧唐书》本传）。平生著述甚富，自撰者有《史通》、《刘氏家史》等六种八十三卷，预修者又有《高宗后修实录》、《则天大圣皇后实录》等八种
。其中以《史通》一书最擅盛名。
《史通》对唐前诸史逐一加以评议，全面而深入地探讨了各种史学问题，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史学论著。全书共四十九篇
（内篇三十六，外篇十三），凡二十卷。该书涉及的问题很多，其尤为重要者有：关于史学的流派（如《六家》、《二体》诸篇），关于正史的体例（如《本纪》、《断限》），关于修史的态度（如《直书》、《曲笔》）和技巧（如《书事》、《烦省》）以及史料的搜集、鉴定、撰述（如《采撰》、《鉴识》）等。书中不仅包含批评历代史家和史籍的广泛内容，而且处处表现出作者本人在史学上的卓见。
刘知幾在《自叙》里说：“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馀波所及……总括万殊，包吞千有。自《法言》以降，迄于《文心》而往，固以纳诸胸中，曾不懘芥者矣。”在《史通》所含万殊千有的丰富内容中，除史学以外，最主要的就是同史学关系极为密切的文学。在古代，知识文化分科尚未细密，文与史是不分家的。自周秦以至魏初，大抵如此。那时的历史著作都兼有文学价值，甚至可以称为史传文学作品。由于唐以前文、史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因此《史通》所论修史艺术诸如记事载言、用语修辞、因袭摹拟等，都同文学有关。
刘知幾在史学上力主“实录直书”，痛诋靡丽的史体，因此在文学上也就对当时绮艳的文风深感不满。在史学和文学上这种“斥饰崇质”
的倾向，又是同其个人经历和思想性格有一定关系的。
知幾自幼耽悦史传，博极群史，入仕以后，颇得馀闲，稗官杂流，无所不窥。“及年过而立，言悟日多，常恨时无同好可与言者。”（《自叙》）而立之年以后，他才遇到徐坚、吴兢等少数知音者。由于知幾埋头读史，又“负绝世之学，见轻时流”（章学诚《文史通义·知难篇》），因而性格有些孤傲，思想上感到压抑。他在《忤时篇》里写道：“孝和皇帝（唐中宗）时，韦、武弄权，母媪预政。士有附丽之者，起家而绾朱紫，余以无所附会，取摈当时。会天子还京师，朝廷愿从者众。予求番次在后，大驾发时，逗留不去，守司东都。杜门却扫，凡经三载。”其志趣颇异于流俗。以这种孤标傲世的性格，厕身史臣之列二十馀年，在精神上所受的压抑是可以想见的。在预修国史的过程中，知幾与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凿枘相违，龃龉难入”。他曾十分愤慨地谈到当时情景：“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沉浮。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他的压抑感不独来自同僚和上司，最高统治者更使他感到委屈和不公正。他在致监修官萧至忠等的信中说：“今者黾勉从事，挛拘就役，朝廷厚用其才，竟不薄加其礼。”（《忤时》）又说：“求史才则千里降追，语宦途则十年不进。意者得非相期高于班、马，见待下于兵卒乎？”这些话很明显是指斥当代皇帝唐中宗的。知幾敢于如此不顾忌讳，说明他的孤愤心情是多么难以遏止。前人称知幾为文，言辞傲烈，诋诃太甚，而这正是作者抑郁愤懑的思想情绪的反映。刘知幾的个性和情愫，同当时的现实环境是扞格难入的。他在《忤时篇》里说：“于时小人道长，纲纪日坏，仕于其间，忽忽不乐。”他以“忤时”二字为篇名这个做法本身，即可表明他对现实的态度。
知幾对现状的不满，特别表现为他对靡丽繁缛的文风和竞奔趋附的文人的厌恶。他对藻艳的史体非常反感，固然因为他是一个严肃而执着的史学家，不容许淫丽之文入史，同时也是由于其傲世嫉俗的个性和情绪所使然。知幾说他“初好文笔，颇获誉于当时”，而“晚谈史传，遂减价于知己”。大概受某种“逆反心理”的支配，他“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并且“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自叙》）。他撰著《史通》，论史而兼及文，不独因为文、史固有密切关系，而且因为他有愤世忤时的思想性格，对于时人沉湎其间而不知返的衰靡文风十分憎恶。总之，知幾的文论是针对时弊的，有很强的现实性。
刘知幾在《自叙》里说他“常恨时无同好”，而把自己同扬子云相比。由于受扬雄影响，在《史通》里一再称诗赋为雕虫小技。他看重有裨于政教的实用之文，而轻视虚矫无实的诗赋（主要是指当时“丽以淫”的艳诗和骈文）。《载文篇》云：“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又说：“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书》载其元首、禽荒之歌；郑庄至孝，晋献不明，《春秋》录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谠而切，其文简而要，足以惩恶劝善，观风察俗者矣。”这种注重实用的文学观点，同唐初修正史者如魏徵、李百药、姚思廉等史家所发表的意见毫无二致。
刘知幾既然重视先秦时代助教化、资劝惩、淳厚质朴的文字，自然就要对以后的矫饰失实、积弊难返的骈俪文风痛加抨击。在论及史乘不应载录浮华之文时，他说：“爰洎中叶，文体大变，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若马卿之《子虚》、《上林》，扬雄之《甘泉》、《羽猎》，班固《两都》，马融《广成》，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载文》）在谈到记录历史人物的语言决不可用对语俪辞的时候，知幾说：“自梁氏云季，雕虫道长。平头上尾，尤忌于时；对语俪辞，盛行于俗。始自江外，被于洛中。”他还在自注里指出：“或声从流靡，或语须偶对，此之为害，其流甚多。”他认为人物语言因个性不同而异，“假有辨如郦叟，吃若周昌，子羽修饰而言，仲由率尔而对，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书，必求实录，多见其妄矣”（《杂说下》）。拘于声病，使用骈俪之辞，不仅在修史时难以保证“实录”，而且在文学创作中也有害于作品的真实性。在阐述史才之难、丽词与史笔不相容时，知幾写道：“以徐公（按指徐陵）文体，而施诸史传，亦犹灞上儿戏，异乎真将军。”（《核才》）他甚至认为史才同文士共同修史，是“用君子而以小人参之”（引管仲语）。他对当时文士的厌恶、对淫靡文风的激愤，已经到了偏执的程度。
由于知幾崇真尚质，因而厌恶华而不实的文字。他说：“华而失实，过莫大焉！”（《言语》）他把“华”比作“滓”，而把“实”比作“渖”；认为“华”是“邪”，而“实”才是“正”，甚至赞美“华逝而实存”（《叙事》）的文章。他对于“质”确实有一种偏爱。在举世沉溺于浮艳文风中不能自拔的时候，知幾在华与实的关系上有这种偏执过甚的主张是可以理解的。
知幾从“实录直书”的基本观点出发，既排斥华辞丽藻，也不能容忍繁言缛句，而必然主张简约。他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叙事》）他指出，“古昔文义，务却浮词”，可是“始自两汉，迄乎三国，国史之文，日伤烦富，逮晋以降，流宕逾远”。六朝以来的史乘，因以骈体叙事而繁缛至极。“自兹以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导致史书芜累、叙事不能简要者，仍然是骈四俪六的文风。因此，知幾主张史体简约，同样是针对当时文坛的积弊的。但是，他所崇尚的简约，并非疏漏、阙略，而是“简而且详，疏而不漏”（《书事》），即所谓“文约而事丰”（《叙事》）。知幾在《叙事篇》里还提出了一个比“简”更高的境界——“晦”。他说：“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浦起龙对“用晦之道”作了这样的解释：“简者词约事丰，晦者神馀象表。词约者犹有词在，神馀者唯以神行，几几无言可说矣。”所谓用晦，就是要求语言精练、含蓄，意在言外，耐人寻味。尚简用晦的主张，虽然是从修史的角度提出的，但它同样适用于文学创作。唐以后古文家长期讨论的繁、简关系问题即萌蘖于此。
知幾还谈及修史者如何学习、模仿古人的问题。他把模仿分为貌同而心异和貌异而心同两种，并且说：“貌异而心同者，摹拟之上也；貌同而心异者，摹拟之下也。”（《摹拟》）所谓貌，就是形式，语句辞藻；所谓心，就是内容，精神实质。他认为学习古人，最好做到神似，而切不可只求形似。这种观点同他主张实录、反对文饰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同这一观点相联系，他提倡用当代语言（包括口语）撰写史书，而反对“皆依仿旧辞”（《言语》）。王劭修《齐志》“多记当时鄙言”，知幾竭力为之辩护，以为王氏的写法，是实录直书的范例，比“志在文饰”的李百药、令狐德棻高明得多，“足以开后进之蒙蔽，广来者之耳目”（《杂说中》）。他在《言语篇》里还说，单纯从语言方面模仿古人，结果只能是“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有损于史书记言的真实性。刘知幾的“摹拟”说虽是为修纂史书而发的，但它也同样适用于文学创作，因而同样可以把它看成是这位史学家在文学理论上的一种贡献。
《史通》一书对后世史学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浦起龙说：“继唐编史者，罔敢不持其律。”（《史通通释·自叙篇释》）唐后诸史，采《史通》之说最多者为欧阳修的《新唐书》
。欧阳书以后，刘氏之说十有八九被正史修纂者和史学理论家所接受。郑樵、胡应麟、章学诚等人主张史贵征实、史有别才、文人不可修史，同刘知幾实录直笔、文史异辙之论即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后来正史不用骈体，完全脱离文学，也是撰述者奉行刘说的结果。《史通》不仅有力影响于后世史学，而且对后来文学无疑也有相当的影响。刘知幾针对当时文坛流弊大加挞伐，在扫除六朝馀风的历史过程中曾起过某种摧陷廓清的作用。他崇真尚质，厌恶虚饰；排击追求对偶、拘忌声病的骈文，标举《五经》、《三史》为文章楷模；反对“虚设”、“浮华”、“无裨劝奖、有长奸诈”的世俗文学，要求文章内容真实，形式质朴，切合世用，“足以惩恶劝善，观风察俗”（《载文》）。他的这些主张同古文运动的斗争目标和根本宗旨是一致的。他的批判流俗的精神和改革时弊的意识，在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们身上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知幾论史而兼及文学，他的许多观点都对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有所启发。如：韩愈反骈重散的文学观念，与刘知幾痛诋俪辞对语的言论如出一辙；知幾推崇《五经》、《三史》，韩愈也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读；知幾提倡使用当代语言，反对“依仿旧辞”，韩愈也说“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惟古于辞必己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甚至有“不袭蹈前人一言一语”的过激主张；韩愈主张“为文宜师古圣贤人”，但要“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这和刘知幾关于“仰范前哲”（《史通·摹拟》）当求貌异心同的说法也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刘知幾无愧为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1]
参见张
《朝野佥载》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