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了唐代,呈现出一派空前繁荣的景象。唐代文学的繁荣,首先突出地表现在诗歌方面。有唐一代,遗留下来的诗歌近五万首,不仅数量超出以前各代遗诗总和的两三倍以上,而且质量极高,有许多感人肺腑、脍炙人口的艺术精品。唐朝又是一个诗歌艺术天才成批涌现的时代。除李白、杜甫这两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伟大诗人外,其他如陈子昂、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王昌龄、韦应物、元稹、白居易、韩愈、孟郊、柳宗元、李贺、杜牧、李商隐等人,也都是开宗立派、具有独创风格的大家。此外,有成就、有特色、有影响的诗人,尚不下五六十之数。这些诗人的创作,在唐代诗坛上争奇斗艳,形成了百花齐放的伟观。唐人在诗歌方面的成就,不但是空前的,也是后人难以企及的。在散文方面,以韩愈、柳宗元为首的古文运动,开创了我国古典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代。“古文”家们不仅写出了许多具有高度思想、艺术价值的文学散文,如杂文、寓言、人物传记、山水游记等,而且完成了文体文风的革新,创立了一种精粹凝练、畅达明朗的新型“古文”,使散文的抒情、描写、叙事、议论功能得到新的拓展,为此后散文的发展,奠定了体制和方向。在小说方面,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传奇”作品。它与六朝的志怪小说及志人小说相比,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内容上看,从志怪的主要记述鬼神怪异之事转向描写现实生活;艺术上,则有了曲折、完整的故事情节,生动、具体的细节描写,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大非六朝志怪的“粗陈梗概”与志人的简述轶事所能比拟。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小说进入了成熟的阶段。另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为前代所无的新兴文学样式,如变文及词等,它们的产生和广泛流传,为宋以后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
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内,并不是每个时候文学都出现繁荣的局面。唐文学的繁荣,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阶段:玄宗开元年间至代宗大历初、德宗贞元至穆宗长庆年间、敬宗宝历初至宣宗大中年间。
形成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是什么呢?
文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表现出特别明显的继承性。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要想向前发展,都必须以前代人所到达的终点作为自己的起点。唐文学的繁荣,也受到了这一规律的制约。以诗歌而论,先唐诗歌创作经验的不断积累,就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条件。唐人正是在充分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又作了新的创造,才把诗歌的发展,推上高潮的。
中国诗歌自西周初年发展到隋朝,经历了一千六百年时间,所积累的艺术经验已经十分丰富。例如《诗经》中的国风和一部分小雅,善用比兴,能以朴素简净的语言描摹事物、抒发感情,使读者感到十分亲切。屈赋则文辞绚丽,想象奇谲,带有浓烈的神话色彩和鲜明的个性特点。又“依诗取兴,引类譬喻”,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诗经》的比兴传统。汉乐府民歌叙事性大大加强,诗歌叙事的技巧(如人物对话或独白的运用,人物心理描写和细节刻画,情节的选择与剪裁,语言的朴素生动等),也得到了较大发展。《古诗十九首》长于抒情,有言近旨远、语短情长之妙。建安诗歌“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文心雕龙·时序》),其代表作家曹操,文笔朴质而气韵沉雄。另一代表作家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诗品》上),他更讲究艺术表现,注意语言的提炼,但又能保有浑朴沉健的本色。魏晋以后,人们对文学的特质与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明晰,如曹丕说:“诗赋欲丽。”(《典论·论文》)陆机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文赋》)梁萧绎说:“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金楼子·立言篇》)与此相应,人们对于诗歌的艺术表现,也就有了更高更自觉的追求。这一点在曹植身上已有了明显的表现。曹植之后的作者,更继续努力作这一方面的追求,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叶燮指出:“建安、黄初之诗,大约敦厚而浑朴,中正而达情。一变而为晋,如陆机之缠绵铺丽,左思之卓荦磅礴,各不同也。其间屡变而为鲍照之逸俊,谢灵运之警秀,陶潜之澹远。又如颜延之之藻缋,谢朓之高华,江淹之韶妩,庾信之清新。此数子者,各不相师,咸矫然自成一家。”(《原诗·内篇上》)这些诗人,艺术上都各有自己的独特造诣和贡献。其中陶潜的诗,自然、朴素、平淡,而又淳厚有味、富于情趣、极耐咀嚼,语言经过高度锤炼却又不见炉火之迹,把汉魏以来浑厚古朴的诗歌推上了发展的顶峰。谢灵运则另辟蹊径,开创了南朝诗歌的一代新风。他大量创作山水诗,在描摹山水风景时追求极貌穷态,精心锻炼字句。《文心雕龙·明诗》曰:“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这几句话正好道出了谢灵运诗歌的特点。齐梁诗人大抵都沿着谢灵运别辟的蹊路向前发展,潜心于艺术技巧的探索。他们的作品,讲求词采、声律、对偶、用事,工于炼字造境,用语精警流丽,刻画纤密细巧,在诗歌艺术的创新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尤其是二谢、阴、何等南朝诗人,在他们创作的大量山水诗中,把大自然作为具有独立美学价值的描写对象,不仅开拓了中国诗歌艺术美的新领域,还使得诗歌的艺术形象和造境手段更为丰富,表现方式更加多样,这对于后世诗歌的发展,起着不小的促进作用。还有,这个时期,诗歌语言的精练、灵活和形象化大大加强,说明诗歌语言的提炼已达到高水平,诗歌语言已日臻于成熟。这一切,都为唐代诗歌的高度繁荣,铺平了道路。
唐代所有有成就的诗人,无不努力从前代的诗歌中汲取艺术营养。例如王、孟、韦、柳,都得力于陶、谢;李白“祖风、骚,宗汉、魏,下至鲍照、徐、庾亦时用之”(陈绎曾《诗谱》);杜甫更是“转益多师”,博采众长,“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前代诗歌艺术经验的丰富积累,就不可能有唐诗艺术的高度成就。
在新诗歌体裁的探索和草创方面,六朝诗人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中国诗歌发展到汉代,四言体和骚体已日趋衰微。与汉语中双音词逐渐增多的情况相适应,五言体于西汉时在民间出现了。经过文人的不断试作,到了东汉末年,五言诗已臻于成熟。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言一直“居文词之要”,成为诗歌创作的主导形式。七言体的兴起较五言为晚,但它在民间出现后,经过曹丕的习作,到了刘宋时代的鲍照手中,也已基本确立。齐梁陈时期,诗文讲求对偶、声律的风气很盛,五言诗朝着格律化的方向发展着。当时的诗人,在五言诗的篇制、对偶、声律三者怎样互相结合的问题上,多方探索,反复尝试,创制了多种多样的具体格式。其中已有少数作品篇制、对偶、声律结合得非常和谐完美,完全符合标准的五言律诗格式。初唐诗人经过对上述多种格式的鉴别、比较、实践,使五言律诗的形式固定了下来。五排、五绝、七绝的形成过程,与五律大抵相同,它们都孕育于齐梁陈时代,定型于初唐。至于七言律诗,在庾信、隋炀帝的极个别作品中,已经出现了七言八句中二联对偶的形式,但标准的七律,则大抵是在五律定型以后,由唐人依照五言律诗的格律加以扩展而创制的。除了近体诗的确立外,传统的五七言古体,在唐代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尤其是七古,可以说只是到了唐代才真正兴盛起来,充分显示出其艺术上的优越功能。我国诗歌史上那些流行了一两千年最富有生命力的诗体,在唐代都已发展到了十分成熟的境地,这对于唐诗高潮的形成,有着不小的促进作用。一种新诗体的出现和趋于成熟,会刺激诗歌创作的发展,这种现象在中国诗歌史上屡见不鲜。例如东汉末年五言诗的成熟,带来了建安诗歌的繁荣;唐代词的出现和日趋成熟,促成了宋代词的高度发展。近体诗的形成和古体诗的进一步发展,对于唐诗的繁荣所能起的作用,自然也一样。而古体诗在唐以前已确立和成熟,近体诗虽到了初唐才正式形成,但其孕育和草创,却在六朝,所以,六朝诗人在新诗体的创制方面进行的探索,对于唐诗高潮的到来,无疑起了推进的作用。
再从散文的发展来看。中国散文有着悠久的历史。春秋战国时代,散文勃兴,其说理与记事的技巧取得长足进步。到了汉代,《史记》人物传记在刻画人物与运用语言方面,都有了高度的成就;政论文也能继承先秦诸子散文的优良传统。但是,当时文学与史学、哲学尚未完全分途,纯粹的文学散文还没有出现。魏晋以后,骈文繁兴,社会也进入了鲁迅所说的“文学的自觉时代”。骈文讲求对偶、辞采、声律以及句式的工整等,表现出对于艺术美的自觉追求,正是文学观念趋于明晰的时代的产物。尽管不少骈文具有严重缺点,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艺术精品。特别是产生了一些以抒情写景见长的纯文学散文,这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具有开创的意义和不可忽视的作用。唐代韩、柳等的“古文”,是作为骈文的对立物出现的。“古文”家们提倡学习先秦两汉散文,在解散骈体、革正文风方面,他们从古代的散文中得到了很多启示;对于先秦两汉散文的优良传统和艺术上的成功经验,他们也很注意学习和汲取。另一方面,对六朝骈文,“古文”家们也不简单抛弃。他们在创作实践中,对于骈文的艺术成果,例如对偶、声韵、提炼语言、抒情写景的技巧等等,多所借鉴;在散文艺术美的讲求和纯文学散文的写作上,也接受了骈文的影响。刘熙载《艺概》卷一云:“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盖惟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也。”指出韩文善于汲取骈文的成果。因此可以说,没有六朝骈文和古代散文写作经验的丰富积累,就没有唐代“古文”的巨大发展。
如前所述,在六朝时代,文学发展了,诗文的艺术表现手段和技巧丰富了。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这时期的诗文,又存在着视野狭小、情思萎弱、片面追求形式美的弊病,形成了后人所说的绮靡浮艳之风。唐王朝建立后,这种文风的影响仍然很大,它既成为文学自身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又使得文学难以适应社会生活变化的需要。于是,诗文革新的要求便被提出来了。唐初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主张把江左的清绮文词与河朔的贞刚气质结合起来,做到“文质彬彬”,就是这种要求的反映。经过初唐阶段的充分准备,诗歌首先在盛唐时代完成了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革新。文学的发展,既离不开继承,也离不开革新,盛唐诗人正是在充分继承前人的一切艺术成果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才把唐代诗歌推上了发展的高峰。王维《别綦毋潜》说:“盛得江左风,弥工建安体。”这两句话可借用来说明盛唐诗歌的面貌。盛唐诗歌浑厚、劲健、质朴、明朗,清除尽齐梁馀风的影响,继承了建安的风骨。同时,它又清新俊逸、精工流丽,既能充分地汲取江左诗歌的艺术经验和技巧,又能返璞归真,达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它追步建安,又不同于建安,远远超过建安,呈现出气象恢宏、意境高远、风华秀发、情韵深长的风貌,臻于魏徵所向往的“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境地。盛唐诗歌高潮的到来,既是对前代诗歌艺术传统的一次大总结、大继承,更是一次大革新。唐代散文的革新,则完成于贞元至长庆年间。当时韩、柳等写作的“古文”,既不同于六朝以来的骈文,也有别于先秦两汉古文。它是在充分继承前代的所有散文的艺术成果的基础之上,努力进行新的创造的产物。没有这种新的创造,就没有唐代“古文”的发展和繁荣。
但是,文学上的总结、继承和创新、发展,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够顺利完成,也不是有了前代艺术成果的丰富积累,后代文学就能自然而然地形成新的发展高潮。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由于具备了适宜的条件,人们才有可能在前代积累的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总结、继承和革新,使文学的发展出现新高潮。唐代是一个如日方中的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它完全有能力为文学的继承与革新创造适宜的条件,造就出一大批能够担负这一继承与革新任务的杰出人才,从而把文学的发展推上高峰。
唐帝国是在隋末农民起义的基础上建立的。它的统治者(以李世民为代表)亲眼看到隋朝的二世而亡和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从中认识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通鉴》卷一九七)的朴素真理,并以此为出发点,制定了一系列有助于缓和阶级矛盾、促进国家的长治久安的政策。如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引导农民开垦荒地,并适当减轻他们的负担,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又节用慎刑,纳谏任贤,建立各种制度,加强中央集权,使社会出现一个长期稳定的局面。自唐太宗登极至唐玄宗时代,唐王朝足有一百二十多年的安定时期。虽然这个期间唐王朝内部曾发生过一些宫廷斗争,但对社会并没有产生什么牵动全局的影响。社会的安定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铺平了道路,经济的繁荣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的安定。经济繁荣与政治稳定在玄宗时代达到最高峰,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开元之治”。
繁荣昌盛的封建经济,为唐代文化包括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知道,经济越发展,体力劳动者所能提供的物质资料就越丰富,从事精神生产的脑力劳动者也就可能越多,这对文化的发展是有利的。又,随着生产的发展,中小地主在经济上的力量日益增强,这样他们便有了掌握文化的要求和可能(在印刷术未曾通行的时代不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是难于掌握文化的),于是,唐以前那种门阀世族垄断文化的局面也就被打破了。这种文化的相对普及,为大批寒素家庭出身的士人步入文坛创造了必要条件。
社会的长期安定,为唐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有了这样一种环境,人们才能够对前代的文学成果进行全面的研究、总结和继承,才能够精心结撰数量众多、容量较大的杰出作品,所以,安定的社会环境,对于创作的繁荣,具有促进的作用。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也使统治者有可能致力于“文治”,积极组织和参与文化事业的建设。如国学和府、州、县学的创建,遗书的搜集和国家图书馆的设立(唐弘文馆聚集群书,多至二十馀万卷),史书和类书的编纂等等,都在唐初诸帝的倡导下,得到实施和完成。这类文化建设,对于文学的发展,能起一定的促进作用。
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稳定,使唐帝国一度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富庶的国家。生活在这样的国家,士人们的精神风貌和心理状态必定要随着发生变化。例如,值得歌颂的“赫然国容”,培养了士人们的自豪感和自信心;盛世的和平繁荣,使他们洋溢着蓬勃的朝气和乐观浪漫的精神;政治清明,又激发了他们建树功业的壮志和积极进取的热情。唐代以科举取士,结束了门阀世族垄断政权的局面,使得地主阶级中各个阶层的才智之士,都可以通过考试攀登高位。唐时登进士第的人,“位极人臣,常十有二三,登显列十有六七”(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这种情况,以及政治的清明,大大增强了士人(尤其是中小地主阶层的士人)从政的热情和勇气,使他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信心。所谓“富贵吾自取”(李白《邺中赠王大》)、“公侯皆我辈”(高适《和崔二少府登楚丘城作》)、“天生我材必有用”(李白《将进酒》),都表现出了对于凭个人才能坐取公卿、施展抱负的充分自信。由于下层士人“为君辅弼”、经邦治国已有了实际可能,因而就大大地激发了他们对于“致君尧舜”理想的追求,培养了他们的“大丈夫四方之志”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士人思想面貌和精神状态的上述变化,对于文学创作必定产生直接的影响,其主要的表现是,推动了诗文的革新,使南朝诗文的颓靡萎弱的弊害,在唐代文坛上逐渐失去存身之地。又,科举制的实行,不但使一批中小地主阶层的士人跻身于统治者的行列,也使他们登上了长期以来为世族所把持的文坛。文坛阶级结构的这一变化,也有利于诗文革新的展开。唐代文坛上的一批革新闯将,大多来自中小地主阶层。
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繁荣,又促进了南北文风的进一步融合。国家的统一,有利于南北文化的交流。生产的发展、经济联系的加强,促进了水陆交通的发展;农业的繁荣,导致“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忆昔》),旅人不必自带粮食,而取给于路,社会的安定,又使“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忆昔》),“虽行万里,不持兵刃”(《旧唐书·玄宗纪》)。由于有上述这些条件,因此促成了唐代盛行的漫游之风。当时的许多文士,如孟浩然、李白、杜甫等,都有过漫游南北各地的经历。此外,由于科举、铨选、边帅可自辟佐吏等制度的推行,又产生了士子入国子学、赴京应试以及应试前广谒名流、失利后“举粮”州郡等现象,加上官吏的赴选、迁转、出使,士人的出塞谋职等等,共同造成了文人的旅食各地、以四海为家的风气。在唐代,一生只安住一地的士人,几不可见。唐代的这种风气,不仅可使士人开阔胸襟、眼界,增广见识、阅历,而且还直接促进了南北文风的融合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此种融合与交流,为文学尤其是诗歌的更加完美的发展,创造了可能。
唐王朝还为士人们创造了一个比较自由、活跃、宽松的政治思想环境,这是唐代文学形成繁荣局面的一个必要前提条件。宋洪迈《容斋续笔》卷二“唐诗无讳避”条云:“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今之诗人不敢尔也。”指出唐人作诗无所避忌,敢于批评时政和君主的缺失。这话有一定道理。即如性格软弱的王维,对天子也有微讽之词。其《早朝》云:“方朔金门侍,班姬玉辇迎。仍闻遣方士,东海访蓬瀛。”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一评此诗说:“明以秦皇、汉武讥其君矣。”唐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盖由于“上之人亦不以为罪”,即政治思想环境比较宽松,君主专制的淫威不像有些朝代那样酷烈。那么,为什么唐代会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呢?首先的一点是,唐太宗首开的纳谏之风的影响。唐太宗鼓励群臣犯颜直谏,其后继者贤愚不一,未必皆能纳谏,但大抵都有容谏的度量,这种作风还是基本上保持下来了。在这种作风的影响下,士人一般敢于正视现实,能够直言不讳,故有唐一代抨击朝政、揭露时弊的章疏甚多,其措词之尖锐,为其他时代所少见。这种开明作风形成的原因,主要恐怕在于唐太宗等君主深刻认识到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对于隋朝的短命而亡心有馀悸,所以希望通过纳谏减少错失,“使子孙长久,社稷永安”(《旧唐书·萧瑀传》记太宗语)。另外,隋末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门阀世族,唐统治者又通过修订《氏族志》和实行科举制,对门阀世族加以抑制,同时使得一批中小地主阶层的士人登上政治舞台,参与国家的治理。他们有自己的政治要求,在朝廷中形成一股力量,最高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有时也不得不倾听他们的呼声。另外的一点是,实行三教并用的政策造成的结果。
唐王朝的统治者,为了更好地维护他们的统治,对于儒、释、道三教,都加以利用。这种政策在唐初已得到确立,以后即大抵相沿不改。统治者并用三教的结果,使儒学不能建立一统之尊,其地位实际上有所下降。唐时三教调和的论调虽然很盛,但三教之间在理论、教义上有不少地方互相抵触,因此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又相当激烈。如儒家视孔孟的学说为圣人之道,佛家却判之为最低级的“世教”;儒家重纲常伦理,视忠孝为立身之本,佛教讲因果轮回、出世解脱,所倡实际乃“无父无君”,道教虽然吸收了不少儒家的伦理观念,但毕竟讲“服食登仙”,而仙家,自然非君主所得而臣,所以,对于“君臣大义”,也不甚讲求。对这类矛盾冲突,统治者往往取折中态度,不加干预。这样,儒家思想的权威地位,也就逐渐动摇了。正因此,唐时常有非议孔子的事情出现,例如刘知幾的指责孔子“饰智矜愚,爱憎由己”(《史通·疑古》),李白的“凤歌笑孔丘”,元结的“不师孔氏”等等。又对于儒经,唐人往往采取一种比较灵活、通达的态度。他们多不为章句之学,而主张通大义,达时变,掌握经典的精神实质,用以治理国家。如崔祐甫《故常州刺史独孤公神道碑铭》称独孤及“遍览五经,观其大义,不为章句学”。又姚崇《答捕蝗奏》说:“庸儒执文,不识通变,凡事有违经而合道者,亦有反道而适权者。”反对拘执经文,不知通变。李华《质文论》说:“愚以为将求致理,始于学习经史。”又说经典之言未必尽善,应考求其“简易中于人心者以行之”。要求通经致治,但不赞成死守经典教条。即使以孔孟“道统”的继承者自居的韩愈,也并不完全忠实于儒经的古老教条。对于儒学思想,唐人也大抵取同样态度。如汉董仲舒提出“三纲”的道德观,视君臣之间的关系为绝对统治和服从的关系,并认为这完全是出于天的意志。宋代理学家继承其说,更把“三纲”说成是万古长存、绝对不可违背的“天理”。而在唐代,人们却并没有把“君臣大义”绝对化,看得像汉人和宋人那样重。如李华《中书政事堂记》说:“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于地,覆道于社稷,无道于黎元,此堂得以议之。”认为对君主的错误,臣子可以议论。又如王维陷贼接受伪职,宋儒朱熹曾从维护“三纲”的立场出发,对他大加贬斥,而唐代诗人杜甫、储嗣宗述及此事,却都采取一种谅解和同情的态度。
关于“夫为妻纲”,唐人同样也没有把它绝对化,所以唐代妇女在行动上受到的限制少一些。除并用三教外,唐统治者也兼容诸子百家思想。这一切,使得儒学教条对人们的束缚大大削弱,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放,其创造力能够得到较好发挥,因而也就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对唐代文学的繁荣,也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唐时经济的繁荣,促进了中外交通与经济往来的发展;随着中外经济交往的日益广泛、频繁,文化方面的交流也达到了高潮。当时,域外的音乐、舞蹈、美术纷纷传入;西方的景教、波斯的摩尼教和祆教、阿拉伯的伊斯兰教,也在这时输入中国。唐代由于国家强盛,人们富有民族自信与雄大魄力,因此对于一切外来文化,都不推拒,这就不仅使得外来文化本身,对于唐人能够起到开阔眼界、启迪心智、活跃思想、激发创造力的作用,而且还使得中国固有的文化,因摄取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而更趋完善。这些,对于文学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在如何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的问题上,唐人也具有宏大气魄。隋李谔作《上隋高祖革文华书》,对建安以来的诗文一概否定,要求对有华艳文风者绳之以法。《书》十分严厉地批判了华艳文风,主张文章应讲求实用,有其可取之处,但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一切,又表现出了对待遗产的一种片面、绝对的态度。唐人则不这样做。如《贞观政要·礼乐》记太宗君臣论乐,御史大夫杜淹称“前代兴亡,实由于乐”,认为陈《玉树后庭花》曲、齐《伴侣曲》是“亡国之音”,“行路闻之,莫不悲泣”。太宗不同意这种意见,说:“不然。……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俱存,朕能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他不认为文艺具有决定国家兴亡的那么大力量,对于被视为“亡国之音”的作品也不怯于接纳。又如杜甫,他对曾受疵议的六朝作家,如谢灵运、谢朓、沈约、何逊、阴铿、江淹、庾信等,一再表示赞赏,给予很高评价。杜甫有魄力吸取前人的一切艺术成果,决不因为六朝作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而轻易唾弃。这一点,也是唐代文学繁荣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
唐代是一个诗的时代。唐朝诸帝,如太宗、高宗、武后、中宗、玄宗、德宗等,皆喜好诗歌,奖进诗人,这对于重诗的社会风气的形成和诗歌的发展,会产生一定的作用。进士科加试诗赋,是唐统治者重视诗歌的一个表现。高宗永隆二年(681),朝廷从考功员外郎刘思立的奏请,进士加试杂文二首。所谓“杂文”,包括箴、铭、颂、论、诗、赋等。武后时苏
举进士,有试帖诗《御箭连中双兔》,这大概是进士试诗的开始。开元间试杂文一项,以试赋、诗的时候居多,但也有试颂或箴者。进士试诗赋各一成为定制,大抵在天宝之时。
由此可以看出,盛唐诗歌的繁荣,与进士科的以诗取士,似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关系。但是,也不能否认,以诗取士的制度确立之后,对于诗歌的发展,还是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种作用并不表现在省试诗中产生了什么佳作(省试诗由于受到各种限制,不可能出现出色的作品),而表现在把知识分子的注意力引向诗歌,造成了士人普遍学诗作诗的风气(即杨绾《条奏贡举疏》所谓“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苏辙说:“唐朝文士例能诗。”(《题韩驹秀才诗卷一绝》)这同以诗取士不无关系。
以上所述,即唐代为文学的继承与革新任务的完成,所创造的适宜条件。这些条件在盛唐时代最为充分地具备,因而这个时期文学的发展,也达到最高潮。那么,为什么出现过“贞观之治”和“永徽之治”的唐初近九十年时间,这些条件也大体齐备,却并没有形成文学发展的高潮?其主要的原因在于,文学的发展,不可能不受到其自身规律的制约。以诗歌而论,唐王朝建立后,六朝绮艳诗风的影响仍然巨大。诗风作为文学发展过程的习惯力量,其影响通常是根深蒂固的,不可能一下子消失。诗风不会随着政治、经济面貌的改变而立即改变,它的改变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所以,唐王朝建立之初,诗歌发展的高潮不可能立刻到来。再者,在六朝时代,伴随着绮艳诗风而出现的,是诗歌艺术表现手段与技巧的丰富和发展,如果沿着六朝以来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听任绮艳诗风蔓延,显然不可能使诗歌得到发展;完全抛弃六朝以来的传统,以仿效建安以前的诗歌为能,同样也不会使诗歌得到发展。只有既清除绮艳诗风,又充分汲取六朝以来诗歌的艺术成果,才能使诗歌得到进一步发展。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探索,而且需要在创作实践上反复尝试。这显然也是一个渐进的比较缓慢的过程。另外,新诗体的创制,到了沈、宋手里才基本完成,所以诗歌高潮的掀起,尚有待于来日。历史步入盛唐时代,上述这些诗歌自身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都在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得到了解决,因此诗歌空前繁荣的局面,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德宗贞元至穆宗长庆年间,是唐文学的第二个繁荣阶段。盛唐文学的繁荣,主要表现在诗歌领域,而这个阶段,诗歌、散文、小说则都得到了发展。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平定后,社会形成了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经济遭到破坏、政治腐败混乱的局面,唐帝国昔日的盛况,已一去不复返了。那么,为什么在这样一种情势下,却又能够出现文学发展的另一次高潮?
随着唐王朝统治危机的加深,地主阶级内部的有识之士要求改革弊政的呼声也愈益强烈。德宗建中元年(780),朝廷依杨炎的建议,改租庸调制为两税法,使赋敛滥而乱的现象一度得到了改变。贞元时,李泌、陆贽为相,都提出了不少救时的主张。贞元二十一年,王伾、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等在唐顺宗即位后,一度执掌朝廷大权,实行了旨在打击阉宦、改革弊政的“永贞革新”。虽然这次革新很快就失败了,但却在社会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宪宗即位后,任用李绛、裴度等为相,革除了前朝的一些弊政,对藩镇割据势力的斗争也取得了未曾有过的若干胜利。遭受战乱破坏的经济,也在这时得到了某些恢复。特别是在南方,工商业发达,城市繁荣。自贞元至元和间,社会上渴望改革的思潮甚盛,士人们纷纷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许多改革主张。正是这种改革的渴望,使士人们的精神重新振奋起来,并给这个时期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
韩、柳等的“古文运动”,即在上述背景下兴起,同社会上的改革思潮相互呼应。韩、柳等都有要求改革的思想,都主张“文以明道”。所谓“道”,实际上主要指的就是他们自己的革新政治、挽救危机的药方。这样,他们就把写作“古文”与现实政治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使他们所进行的文体文风的革新具有了生命力。散文是一种具有实用功能的文体。骈文的发展,大大丰富了散文的艺术表现技巧,但由于它往往忽视内容,片面追求对偶、声律、用典、藻饰等技巧,又使得许多骈文,常常存在着绮艳浮靡、僵化死板、芜杂重沓、艰深晦涩的弊病。于是,骈文也就逐渐脱离生活,丧失其实用功能,成为士族地主阶级的消闲工具。正因此,在唐王朝建立之后不久,改革文体文风的要求,也就被提出来了。自唐初至韩、柳前,陈子昂、萧颖士、李华、贾至、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权德舆等,都在文体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上进行了不少探索,为古文运动的到来做了准备。贞元、元和年间,社会改革的迫切需要,正呼唤着一种便于“明道”、切合实用、畅达明朗的新散文的出现,因此文体文风的革新运动也就在这个时候达到了高潮。韩、柳等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创造出一种完美的足以取代骈文的新型散文,还在于他们能够克服他们的前辈在文体文风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上存在的弱点,不仅取法先秦两汉,而且注意汲取六朝骈文的艺术成果,且在这个基础上力求创新。这种力求创新的精神与他们的改革思想是相互联系着的。
正像这个时期的散文与现实政治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一样,这个时期的传奇创作也转向了现实,完成了由神怪题材向现实生活题材的转变,使中国小说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诗歌领域,元稹、白居易等提倡“新乐府”,主张以时事入诗(“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也把诗歌创作与改革弊政紧密结合起来。韩愈、孟郊等,虽走的不是写实一路,却也创作出不少鸣人世之不平、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诗歌。在艺术上,这个时期的诗人都富有创新精神。诗发展到盛唐,已臻极境。面对盛极难继的情况,诗人们都能别出心裁:元、白等由通俗平易一途求自树立,韩、孟等则从新奇险怪方面另辟蹊径,都各自创造了新风格,做出了新贡献。正是这种关心现实与创新的精神,促使这个时期的诗歌再次出现了繁荣的局面。
敬宗宝历初至宣宗大中年间,出现了诗歌发展的又一次高潮。这个时期,宦官势力极盛,操纵了皇帝的废立大权,朝廷内宦官与朝官之间以及朝官中的不同朋党之间斗争激烈,政治更加黑暗腐败。政局的这种变化,使士人们对唐王朝的“中兴”丧失了信心,因此要求改革的思潮在此时也就逐渐销声匿迹。但是,这个时期的诗人,终究仍有抱负,仍关心国家命运,对朝廷也还存着某种希望,所以时或写出一些伤时悯乱、忧国忧民之作。这时期的许多作者,如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等,多学杜,学韩、孟诗派,善于借鉴前人的艺术,然又都各能自求发展,努力创新。尤其是李商隐,在艺术上能别开门户,独树一帜,非常富有创造性。正是这种创新的精神,促使这个时期的诗歌出现了又一次发展高潮。那么,为什么社会已日趋衰败,而诗人们的创新精神却又能继续保持?首先,这是由于前面谈过的那些唐代社会为文学的继承与革新任务的完成所创造的适宜条件,在这个时期还没有完全消失(如科举制及三教并用政策的继续实行等)。此外还由于,这个时期士人的精神、思想,仍然有不少积极的东西。不妨对比一下唐亡前的近五十年时间(咸通至天祐时期)中士人的一些面貌:那时候唐王朝的衰败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士人普遍具有一种处于末世的悲观、消沉心态,这反映在创作上,就是无所作为,缺乏创新精神;而这个时期士人的情况,则显然与之有别。当然,由于社会政治的原因,这个时期出现的唐诗第三次发展高潮,其总成就已无法同前两次发展高潮相比。
唐诗的发展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为初、盛、中、晚四个阶段。这种四唐的分法,完成于明初高棅的《唐诗品汇》,后来的诗评家,多承其说,但关于这四个阶段的时间断限,则并没有形成一个大家都公认的一致意见。在这里,我们主要依据诗歌的创作风貌、倾向以及审美标准、艺术追求和形式体裁的发展演变,将唐诗的发展划分成上述四个阶段。应该说,这四个阶段的划分,与社会的盛衰、政局的变化,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因为社会的盛衰、政局的变化,必定要引起士人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的变化,而士人精神面貌的变化,又一定会影响到他们的创作倾向和艺术追求的变化。但是,文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所以唐诗发展阶段的划分,又不能完全等同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另外,诗歌风貌的转变,常常是一个由渐变及至完全转变的过程,所以前后两个发展阶段之间,诗歌的风貌往往接近,难以有一个严格的截然的时间断限。这里将唐诗的发展分成四个阶段,也只是一种“大致如此”的分法。
下面就唐诗各个发展阶段的状况与特点,作简要的说明。
自高祖武德至玄宗先天间,为唐诗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即初唐阶段。这个阶段是盛唐诗歌大繁荣的前奏,它为这一大繁荣时期的到来,做了许多准备。从初唐诗坛的情况来看,要使诗歌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逐渐形成繁荣的局面,首先必须清除齐梁绮艳诗风的影响。在这一方面,初唐的诗人们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上,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在唐王朝建立后的第一个三十年,太宗君臣曾明确地提出了反对浮靡文风和合南北文学之两长的主张,为以后唐文学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思想基础。但在创作上,由于传统积习的影响,这时候诗坛却仍然弥漫着“梁陈宫掖之风”,连雄才大略的英主李世民,也每每写起绮艳的宫体。不过此时也有一些诗人的少数作品,如李世民的《经破薛举战地》、《还陕述怀》,魏徵的《述怀》等等,或抒写建功立业的抱负,或追怀昔日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活,具有刚健壮伟、雄浑豪迈的气势,从中透露出了一点初唐诗歌逐渐变革的讯息。另外还有个别作家,如王绩,诗风朴质平易,与齐梁以来的作者迥异。到了这个阶段的第二个三十年,一方面是绮艳诗风依然盛行,另一方面则有“四杰”登上文坛,对绮艳之风加以批判,提出诗文应有“刚健”的“骨气”。在创作上,他们的诗歌反映的生活面较前广阔,或写江山行旅之思,或述兴亡盛衰之感,或表现侠士的意气,或抒发出塞的豪情,既有对建功立业的憧憬,也有对人生哲理的探求。其思想比较开阔,风格比较雄健,感情也较充沛,明显具有某种革新的风貌。在近体诗与七古的试作上,“四杰”也做出了成绩。但是,他们的诗未能完全摆脱绮艳文风的影响,尚存在着“词旨华靡”(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的弱点。初唐阶段的第三个三十年,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等继起。陈子昂批评“齐梁间诗,彩丽竞繁”,主张诗歌应恢复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的优良传统,并以不少优秀创作实践了自己的理论。他的诗进一步面向广阔的社会生活,表现出对于现实的清醒认识和对于理想的执着追求,风格质朴劲健,感情昂扬激越,完全摆脱了齐梁诗歌纤弱绮靡的弊习,承继了建安风骨的传统,但未能充分地汲取六朝诗歌的艺术成果。沈、宋、杜等,在齐梁以来作者进行的各种探索的基础之上,进一步使律诗定型;而且他们在诸如写景状物、立意造境、遣词用语、锤字炼句等诗歌表现技巧的追求方面,也多有所获。但他们写作的不少侍宴、应制之作,仍然流于绮靡华丽。陈子昂主要从改变绮艳诗风、端正诗歌的发展方向方面,为盛唐诗歌的繁荣做了准备;沈、宋等则主要从诗歌艺术形式的探求与创新方面,做了同样的准备工作。他们的成果都是唐诗发展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但是,他们的诗作,毕竟未能达到更高的境地,不足以成为唐诗繁荣高潮到来的标志。
自玄宗开元年间至代宗大历初,为第二个阶段,即盛唐阶段。这个阶段诗歌的发展呈跃进的形势,出现了大繁荣的局面。这个时期的诗人们,直接地继承了陈子昂和沈、宋等的成果,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大胆的创造,从而使诗歌获得空前发展,达到了风骨声律兼备、“文质彬彬”的完美境界。这个时期的诗歌,是开、天盛世时代精神风貌的反映。首先,它表现了为这一时代所孕育和培养的一种蓬勃向上、乐观自信、自由浪漫的精神。这在伟大诗人李白的作品中,有极其鲜明、突出的反映。其次,它还表现了一种追求理想、关心现实、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诗人们的理想是“致君尧舜”,匡时济世。这种理想虽是时代所激发,但在现实中却并非可以轻易实现。虽然如此,他们仍执着地追求,始终不渝。他们往往把追求理想同改变现状结合起来,大胆地站出来揭露社会的弊端和隐患,表现出一种不惜为实现理想而献身的昂扬奋发精神。例如伟大诗人杜甫就是这样。由于盛唐诗人胸襟开阔,视野广大,因而这个时期的诗歌所表现的题材、领域也大大扩展。诸如国家命运、生民疾苦、边塞征战、各种社会政治问题以及田园山水、音乐舞蹈绘画、各种日常生活情趣等等,无不入诗;许多平凡的人物,如农民、士兵、工匠、商贾、宫人、劳动妇女,也成为诗歌的描写对象。受到盛世普遍存在着的昂扬的精神风貌的影响,这个时期的诗歌多具有一种高亢、雄浑、豪壮、奔放、刚健、明朗的风格。盛唐诗人所共同追求的“风骨”的实际内容即在于此。这个时期的诗人,都力求创新,具有非凡的艺术创造力。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经常以许多按常规不可思议的诗歌形象,使人惊讶、叹服。杜甫最善于博采众长,“然出于甫,皆甫之诗,无一字句为前人之诗也。自甫以后……称巨擘者,无虑数十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叶燮《原诗·内篇》上)。他的创造性既突出而又全面,所以在诗歌艺术的发展中,能够担当承前启后的大任。其他许多诗人,如王孟、高岑、王昌龄、李颀等等,也都各有自己的独特创造。盛唐诗人在诗歌艺术的创新方面,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色。他们非止追步汉魏,还能充分地汲取六朝诗歌的艺术成果,做到使二者互相融合。又,诗歌的写景成分大增,且能与抒情融为一体,也是盛唐诗歌艺术上的一个共同特色和盛唐诗人在诗歌意境创造上的一大成就。另外,五七言古近体的各种形式,在这一阶段都获得充分发展,达到了非常成熟、完美的境地。
安史之乱是唐帝国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爆发后,唐代诗歌的发展已有了若干变化。既然如此,我们这里为什么还把“盛唐阶段”的下限定在大历初?首先,这是因为考虑到开、天时期的许多重要诗人,在安史之乱爆发后的一段时间,并没有离开文坛。如李白卒于宝应元年(762),杜甫卒于大历五年(770),王维卒于上元二年(761),高适卒于永泰元年(765),岑参卒于大历四年(769)。其次,安史之乱发生后的十来年时间,诗歌创作的数量或许减少,但质量并未降低,其繁荣的程度,仍不减于开、天时期。特别是杜甫,在这十来年中,创作热情极其旺盛,写了一千二百多首诗歌,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辉。第三,在这个期间,社会虽然处于动乱之中,诗歌却还带着盛唐的精神。这个时期的诗坛为杜甫的光芒所笼罩。他以极严峻的态度,描绘了那个苦难时代的社会现实,抒发了自己内心十分深广的忧愤。但是,诗人并没有被忧愁压倒,他仍具有顽强乐观的精神。尽管世间疮痍满目,他也仍不放弃对理想的追求。他对前途含着希望,坚信国家不久就会中兴。诗人的这种积极、昂扬、乐观的精神,源自那个他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开、天盛世。因此,杜甫应该是属于盛唐的。李白这时候的精神面貌也与杜甫接近。他在《赠张相镐》诗中高唱:“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世乱没有使诗人灰心,反而激起他拯救国家的雄心壮志。这时候的其他一些作家,如元结、刘长卿、韦应物,也都把视线转移到社会动乱和人民苦难的问题上。不过他们的作品,在怀旧伤今的彷徨苦闷声中,时或流露出乱世的哀音,不再像开、天时代的诗歌那样富有浪漫情调。这个时期诗歌的写实倾向,对于中唐诗歌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自代宗大历至穆宗长庆年间,为第三个阶段,即中唐阶段。在这个阶段,唐诗出现“新变”,形成第二次发展高潮。这个阶段又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自大历至贞元年间,是唐诗第一、二次发展高潮之间的过渡阶段。中唐前期的诗人,大抵都在开、天盛世度过青年或少年时代,受到过李杜、王孟、高岑等很深的影响,加上诗发展到盛唐,已臻极境,在这之后欲求新变,殊非易事,所以这个时期的诗歌创作,就形成了在艺术上承袭盛唐馀绪、缺少新变的状态。当然,这个时期也有些诗人,虽未能越出盛唐诗人的范围,但在艺术上却具有自己的特色。如李益等就是如此。由于社会的动乱和王朝的衰败,这个时期士人们的精神面貌已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像盛唐诗人那样具有远大的理想、开阔的胸襟和乐观自信的精神。这反映在创作上,就是诗歌出现了“气骨顿衰”(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的趋势,失去了盛唐时代的那种昂扬刚健的风貌。从总的倾向看,这个时期的诗歌,多具有一种冷寂闲淡、低回感伤的情调。当然,由于这个时代与盛唐“声气犹未相隔”,因此诗歌也不无开、天遗响,而且,这一时期还出现过一些反映社会动乱的诗篇,可说是安史之乱爆发后由杜甫等所开始的诗歌新创作倾向的一种继续。在艺术上,这个时期的有些诗人(如大历十才子等)的作品,存在着一种渐入雕琢、追求丽辞的倾向。另外,顾况、皎然等的诗作,则透露出一种仿效俚歌俗曲、追求奇险的趋势,成为中唐后期诗歌变新的先兆。
后期自贞元至长庆年间,是唐诗第二次发展高潮掀起的阶段。我们在第一节中已经说过,这个阶段诗歌的发展,同当时社会上的改革思潮有着紧密的联系。改革思潮促使人们的精神重新振奋起来,诗坛上也随着出现了大活跃的景象,形成多种风格流派相互争奇斗艳的局面。元、白诗派与韩、孟诗派是这个时期双峰对峙的两大诗派。元、白致力于写作“救济人病,裨补时缺”的讽谕诗,将诗歌创作与改革弊政、减轻人民的痛苦紧密结合起来,直接继承了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在艺术上,他们追求通俗平易,创作了不少虽文字浅显却富有感情的作品,在诗歌史上独树一格。属于这个通俗诗派的作家,除元、白外,尚有张籍、王建、李绅等人。韩、孟诗派以“不平则鸣”和“务去陈言”为自己的创作准则,注重构思的奇特、造语的怪僻和内心激情的抒发。他们都推崇李、杜,学习李、杜,但并不以追随李、杜的足迹为满足,而是力图在艺术上翻新出奇,别开生面。这一点他们是确实达到了的。属于这个奇险派的诗人,还有贾岛、卢仝、李贺等。这两大诗派的作家,除有上述的共同追求外,还各有自己的独特风貌。例如李贺,就以奇幻的构思、出人意表的想象、瑰丽的境界、新异的辞语,独创了自成一格的“长吉体”诗歌。在两大派诗人之外,如刘禹锡的民歌体诗,柳宗元的山水之作,也各有独到的成就。总之,这个时期的诗人,都在艺术的“变新”上用力,从而使诗歌在盛唐的高潮之后,再次出现了一个繁荣的局面。
自敬宗宝历初至唐亡,为第四个阶段,即晚唐阶段。这个阶段也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自宝历初至宣宗大中年间,诗歌出现了又一次发展高潮。这个时期,随着政治改革的一次次以失败告终,人们对唐王朝日益失去信心,因此元、白式的讽谕诗也就不再有人写了。这个时期的诗作,多侧重于表现个人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因为受到世运衰微的影响,常常深含着一种忧愤、感伤的情绪。在艺术上,诗人们多学杜、韩、李贺,但又各具有鲜明的创新精神。例如李商隐的诗,构思细密,意境朦胧,造语绮丽,含蕴幽深,创造性极为显著。温庭筠的诗偏于秾丽浮艳,也为唐诗增添了一种新色彩。杜牧的诗情致俊爽,风调悠扬,“不今不古”,同样具有独特风格。中唐韩、白等,好作古体,而这个时期的作家,则更多地在近体上用力。如李商隐的七律和杜牧的七绝,都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由于这个时期的诗人都富有独创精神,因而促使唐诗的艺术又得到了新的发展。
后期自懿宗咸通初至唐王朝灭亡,诗歌趋于衰落。这时候唐王朝已到了彻底崩溃的前夕,社会上到处弥漫着一股消沉、悲观的末世情绪。士人们或纵情淫乐,沉湎于歌舞声色;或弃时遁世,避居于山水田园;也有的面对社会的极端黑暗腐败,奋起抨击,激愤号呼。这个时期诗歌的内容,大抵即同上述情况相应。有的作品描写闺中艳情,是乱世士大夫及时行乐的颓放心理的一种反映;有的诗歌表现隐居的闲逸生活,流露了乱世中士人企图逃避现实、寻找精神安慰的心情;还有的诗歌指陈时弊,抨击社会的黑暗,写法上多深受白居易新乐府的影响。例如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等在黄巢起义前后,就写过不少这类诗歌,它们真实地反映了唐末社会军阀官吏的凶残贪暴、广大农民的悲惨命运以及唐王朝摇摇欲坠的国势。在艺术上,这时期的作者,大都是中唐后期以来诸名家的学步者。悲观、消沉的心理状态,磨掉了作者们的创新欲望,所以,这个时期的诗人虽多,诗歌艺术却并没有得到什么发展。
另外,晚唐时期,词有了较大发展。词最初流行于民间,到了中唐时代,文人试作者逐渐增多。进入晚唐,不仅文人填词的风气更普遍,而且开始出现了卓然成家的词作者。温庭筠就是其代表。温是文人中第一个大量写词的人,他的词虽然题材狭窄,多写妇女的生活和情怀,但技巧趋于纯熟,艺术上有独创性,对后世词的发展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