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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701—762）
是盛唐时代的杰出诗人。字摩诘，名和字都取自佛教《维摩诘经》中的维摩诘居士。祖籍太原祁（今山西祁县）。高祖、曾祖、父亲三代都做过司马。其父处廉，官汾州司马，徙家于蒲（今山西永济市），遂为蒲州人。母亲博陵崔氏，师事佛教禅宗北宗神秀的弟子大照禅师三十馀载。崔氏虔诚奉佛，对王维以后的消极避世颇有影响。
王维早慧，“九岁知属词”（《新唐书》本传）。开元三年（715）十五岁，就写出《题友人云母障子》诗。是年离家赴长安，谋求进取。《过秦皇墓》诗题下注曰：“时年十五。”诗即赴京都途经骊山时所作。开元四、五年，在长安，间至洛阳，先后写了《洛阳女儿行》、《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开元六年（718）十八岁，有《哭祖六自虚》诗。诗中有“念昔同携手，风期不暂捐。南山俱隐逸，东洛类神仙”之句。据此可知，王维在此年以前居长安时，曾和祖六一起隐于终南，并往游东洛。
开元七年七月，赴京兆府试，举解头。《太平广记》引薛用弱《集异记》说他年未弱冠，岐王推荐给某公主。他扮作乐师，奏《郁轮袍》，得公主赏识，因此得中解元。小说家言，不完全可信。
王维中解元后，自应在次年即开元八年（720）正月就试吏部，但《旧唐书》本传称维开元九年登进士第，故开元八年王维当或因故未参加考试，或应试落第。据史籍载，他在这几年常游历于宁王、岐王、薛王等豪贵之门。由于他能诗善画，工草隶，通音律，故所到之处，都受到爱重。他的《息夫人》、《从岐王夜宴卫家山池应教》、《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等诗，均是随从诸王游宴时所作。
开元九年春，王维擢进士第，释褐为太乐丞。这是太常寺的属官太乐令的副手，主要负责音乐、舞蹈的教习、排练事务。但在这年夏秋之交，王维就被贬为济州（今山东茌平西南）司仓参军。贬官的原因，据《集异记》说，是王维下属的伶人私自表演了专供皇帝观赏的黄狮子舞。然而这或许只是表象，另有深刻的政治背景。有学者认为，当时的执政者张说不满意于史官刘知幾、吴兢等编纂《则天实录》的直笔，刘知幾之子刘贶当时恰为太乐令，张说即借伶人擅舞黄狮子事打击刘氏父子，王维因此被牵累，与刘贶一起获罪贬官。刘知幾不服，上诉，亦被贬为安州别驾
。王维《被出济州》诗云：“执政方持法，明君无此心。”隐隐透露其中消息。也有学者认为，玄宗对其兄弟岐王范、宁王宪和薛王业有猜忌防范之心，曾于开元八年十月连发两桩大案，贬逐或杀害三王的亲信。王维与三王曾有过来往，他的坐罪被贬与此有关
。
出贬济州，对于刚刚踏上仕途的王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因此感受到了官场的险恶。诗人怀着愤怨的心情到济州赴任。王维在济州生活了四年多。其间，曾到过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又曾渡黄河到清河（今河北清河），集中留下了诗作。开元十四年（726）春夏之间，他离济州司仓参军任。十五年，官淇上（淇水在河南北部，源出林县东南）。由于官职低微，政治失意，诗人滋生了归隐山林的思想。不久，他就弃官在淇上隐居。集中《偶然作六首》（其三）、《淇上即事田园》等诗，描写了他在淇上先官后隐的生活。
开元十七年（729），王维二十九岁，他回到了长安，开始从大荐福寺道光禅师学顿教。这时，他与赴京应举的诗人孟浩然交往。浩然暮秋冬初离京前，作《留别王维》诗，王维亦作《送孟六归襄阳》诗相赠。开元十九年，王维的妻子病故。他不再续娶，一直孤居三十年。
王维在回长安后的几年中，曾经入蜀。《自大散以往深林密竹蹬道盘曲四五十里至黄牛岭见黄花川》诗，是他入蜀行程开始的纪行之作。接着又写了《青溪》、《晓行巴峡》等诗。又，有的学者认为，王维在这个期间还曾漫游江南，到过越中等地
。
开元二十二年（734），王维三十四岁。这一年，张九龄任中书令。张九龄以词臣而为相，给王维带来了希望。当时，玄宗和张九龄都居于东都洛阳。王维在秋天赴洛，写了《上张令公》诗，请求张九龄汲引。在盛唐，隐逸已成为仕宦的一种途径，因此王维献诗张九龄后，即隐居于地近东都的嵩山，待机出仕。《归嵩山作》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张九龄对王维很赏识，第二年便提拔他任右拾遗。这个官职的品阶虽不高，却是“扈从乘舆”的近臣，负责向皇帝进谏和举荐贤良等。王维心情非常兴奋，他在《献始兴公》诗中说：“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仇。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热烈赞美张九龄开明的政治主张，并表明了自己的气节和理想抱负。
王维任右拾遗后，随玄宗居东都。开元二十四年（736）冬十月，随玄宗还长安。第二年三月，王维参加了当时著名的贤相良臣的一次集会，与会的有萧嵩、裴耀卿、张九龄、韩休、杜暹、王邱等人。王维写了《暮春太师左右丞相诸公于韦氏逍遥谷宴集序》，文中流露出他以谏官身份得以参与盛会的喜悦之情。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张九龄屡次得罪玄宗，加上李林甫诬陷，这次宴会以后一个月，张九龄就被贬为荆州长史，口蜜腹剑的李林甫执掌了朝政。王维情绪沮丧，他作为张九龄的旧人，置身在李林甫专权的险恶政治环境中，真如履冰临渊。《赠从弟司库员外
》诗中的“既寡遂性欢，恐招负时累”，就透露出他内心的矛盾和隐忧。他还写了《寄荆州张丞相》：“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诉说对张九龄的思念和知遇之感，流露了世无知音，不如及时退隐之意。
然而事实上王维并没有马上归隐。这年秋天，他受命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塞上，到凉州宣慰守边将士，并被留在河西节度副使崔希逸幕下任节度判官，在那儿生活了将近一年，写了一些有名的边塞诗。开元二十六年五月，崔希逸改任河南尹，王维也自河西返回长安，仍官监察御史。
开元二十八年（740），王维年四十，迁殿中侍御史。这年秋天，他被派赴岭南，主持当地选拔地方官的事务。他从长安出发，经过襄阳、郢州、夏口到了岭南桂州治所临桂。一路上，写了《汉江临泛》、《哭孟浩然》等诗。开元二十九年春，他离开桂州，历湖湘、抵大江，沿江东下。经九江时，他登庐山游辨觉寺，写了《登辨觉寺》诗。又过润州，到瓦官寺拜谒璇上人，写了《谒璇上人》诗并序。然后，再循邗沟、汴水、黄河北归秦中。
天宝元年（742），王维转左补阙。以后，又屡迁侍御史、库部员外郎、库部郎中等职。但是，目睹朝政的黑暗腐败，他深深感到过去的开明政治已经消失。他对李林甫一伙是不满的。《重酬苑郎中》说：“仙郎有意怜同舍，丞相无私断扫门。扬子解嘲徒自遣，冯唐已老复何论。”便表露了内心的牢骚。《冬日游览》中的“鸡鸣咸阳中，冠盖相追逐。丞相过列侯，群公饯光禄”等诗句，对李林甫一伙的烜赫权势还有所讽刺。他是不愿意谄媚自进、同流合污的。但是，由于他的妥协思想和软弱性格，他没有毅然辞官归隐、同李林甫统治集团彻底决裂，而是采取一种半官半隐、亦官亦隐的方式，得过且过。他在开元二十九年（741）返京以后到天宝三载（744）以前的三四年间，曾隐居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以后，又经营了蓝田辋川别墅，作为他和母亲奉佛修行的隐居之所。当时佛教的宗派很多，其中禅宗分南北二派，即“顿教”与“渐教”。王维同这两派的禅师都有交往，对佛家各宗派的思想是兼收并蓄的，但更崇尚南宗禅学。佛教哲学的核心思想为“空”，即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虚幻不实的。王维从佛教的义学中所接受的，最重要的就是这种思想。他的许多有关佛教的诗文，如《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西方变画赞》、《荐福寺光师房花药诗序》等，都大谈“空”理。诗人一方面对奸臣专权的黑暗政治感到不满，另方面又走上一条与现实妥协、随俗浮沉的道路。但是这样做，他内心又是存在矛盾和感到痛苦的，因此便转向佛教，企图用佛教的“空”理来消除内心的痛苦，获得精神上的安慰。盛唐时代，最高统治者大力扶植道教，道教和道家思想广泛流行，社会上求长生、好神仙的风气很盛；而且出现了道教和佛教融合的趋势。王维生当其时，也接受了道教和道家的思想影响。唐玄宗一再制造玄元皇帝（道教教主老子）托梦、显灵的神话，以此迷惑群众，维护封建统治。王维即撰《贺玄元皇帝见真容表》、《贺神兵助取石堡城表》等文，加以宣扬、鼓吹。他在《赠东岳焦炼师》诗中，把当时著名的女道士焦炼师写成一个身怀异术的仙人，流露了自己的崇敬之情。他自己还曾有过一段学道求仙的经历。《过太乙观贾生房》诗里，记叙他隐居终南山时，曾和贾生一起采药炼丹，学道求仙。诗人很快便认识到了神仙之事的虚妄，但仍把学道和学佛二者结合起来。“好读高僧传，时看辟谷方”（《春日上方即事》），“白法调狂象，玄言问老龙”（《黎拾遗昕裴秀才迪见过秋夜对雨之作》）便是诗人佛、道并修的自白。他将道教的守静去欲、安心坐忘、知止守分等理论和修炼方法，同佛教的修习禅定、色空观念、随缘任运等学说融合在一起。在《山中示弟》、《〈谒璇上人〉诗序》、《能禅师碑》等诗文中，都表现出融合佛道的思想倾向
。
然而，王维毕竟出身于一个仕宦家庭，从小就接受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他又是在政治比较清明、国家安定富强的开元盛世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在青年时代意气豪迈，渴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张九龄被贬以后，他对佛教的信仰越来越深，隐退思想大大发展。但他的归隐，是由于政治理想同黑暗现实矛盾所致。即使在他晚年，儒家的兼济苍生的理想也仍然没有完全丧失。在《与魏居士书》中，他明确表示不赞成许由的捐瓢洗耳，嵇康的“顿缨狂顾”和陶潜的弃官致穷，宣扬他的人生态度是：“无可无不可。可者适意，不可者不适意也。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意，纵其道不行，亦无意为不适意也。苟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则何往而不适？”这段话是诗人走“亦官亦隐”道路的自我表白。他试图将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论，同佛、道的随缘任运、是处适意的处世哲学统一起来。从这里，我们看到了王维兼具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复杂的世界观。
王维的亦官亦隐缓和了他同李林甫集团的矛盾，他的官职也能按常度升迁，由右拾遗升至文部郎中和给事中。“中隐”使他保持了洁身自好，获得一种和平宁静的心境，又使他得以从混浊的官场脱身出来，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他在溪山如画的辋川，“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旧唐书》本传）。他站在理想的高度追求大自然的美，努力发掘自然美的奥秘，创作出大量意境壮美或幽美的山水田园诗，如《终南山》、《山居秋暝》、《辋川集》等。
天宝十四载（755），王维年五十五。这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长安陷落，玄宗仓皇奔蜀。王维当时任给事中，扈从皇帝不及，被叛军俘获。他不愿做伪官，服药取痢，伪称喑疾。安禄山将他囚禁在洛阳菩提寺，迫以伪署。七月，肃宗即位于灵武，改元至德。八月，安禄山宴其群臣于洛阳禁苑中的凝碧池，命梨园诸工奏乐，诸工皆泣。王维在菩提寺中闻悉此事，含泪赋成《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诵示裴迪》一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抒发出对帝都沦陷的悲痛和对李唐王朝的思念之情。九月，王维被迫充任了给事中伪职。
至德二载（757），唐军收复两京。凡做过伪官的人，分六等定罪。由于王维的“凝碧池”诗早就传到肃宗的临时驻地，受到肃宗嘉许，加上弟弟王缙平乱有功，愿削官为兄赎罪，因此王维得到特别宽恕。乾元元年（758）春复官，责授太子中允，加集贤殿学士。同年，又升迁为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乾元二年（759），复拜给事中。上元元年（760），王维六十岁，升任尚书右丞。
王维毕竟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职位越高，他对于自己“没于逆贼，不能杀身，负国偷生”（《责躬荐弟表》）的行为越感愧疚。他看到当时张后弄权、李辅国专政，朝廷上毫无振作中兴的气象，于是思想更为消沉，只感到“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他一再请求皇帝把他“放归田里”，让他“苦行斋心”、“奉佛报恩”（《责躬荐弟表》、《谢除太子中允》）。这时，他茕独无偶，暮年无子，“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以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旧唐书》本传）。
上元二年（761）七月，这位天才的诗人便离开了人间。死后，他被安葬在清源寺西，也就是他曾经生活了多年的辋川别业旁。
王维的诗歌现存四百多首。其中存在着真伪问题的约有六十首
。他的诗不仅数量多，而且思想内容丰富。按其题材划分，主要有四类：意气豪迈、慷慨激昂的游侠诗和边塞诗，抨击权贵、暴露黑暗的政治诗，描写旅游和隐居生活、表现自然美的山水田园诗，以及倾诉真挚动人的相思、闺怨、乡愁、离绪的抒情诗。这四类诗，都有千古传诵的佳作，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成就。
王维的诗歌创作，可以开元末、天宝初为界线，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王维受到蓬勃向上的盛唐时代精神的强烈感染，积极入世，乐观进取，满怀着当时士人们普遍具有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关心现实，对于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深恶痛绝，敢于大胆抨击。他的前两类诗歌，绝大多数写于这个时期。
游侠诗的代表作有《夷门歌》和《少年行》四首。《夷门歌》写历史上的豪侠，但诗人咏史是为了言怀。他衷心称颂信陵君拯世济人的义举和礼贤下士的风度，正表现出他对能够擢拔贤才的当代开明政治家的出现的企望。他热烈讴歌“屠肆鼓刀人”朱亥和“夷门抱关者”侯嬴见义勇为、慷慨捐躯的行为，其实是为当代那些出身低微、富有豪侠精神的才智之士大唱赞歌。全诗仅十二句，即将战国时代的这一段复杂的历史故事，叙写得有声有色、悲壮感人，显示出诗人善于叙事抒情的艺术才能。《少年行》则抒写盛唐少年游侠的豪迈气概和报国热忱：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其一）
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其二）
一身能擘两雕弧，虏骑千重只似无。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其三）
这些少年英雄们的浪漫生活、豪放情怀，尤其是他们为国英勇献身的精神，被诗人描写得栩栩如生，至今仍能给人以强烈的感染。
王维的边塞诗反映盛唐时代精神，比游侠诗更加丰富深刻：《燕支行》、《出塞作》和《观猎》等篇，描写守边将军出征的气势、作战的威武以及骑马射猎的风采；《从军行》表现鏖战的激烈和将士奋勇杀敌的场面；《陇西行》反映边关军情的紧迫和征戍的艰苦；《使至塞上》、《凉州郊外游望》、《凉州赛神》展现塞上的壮丽风光和边地少数民族的人情风俗，都表明了诗人对传统边塞诗的题材和思想内容作了多方面的开拓。诗人曾经在边塞军旅中任职，有直接的生活体验，所以他的边塞诗无论是直抒胸臆还是摹写景象，都显得真切，富于生活实感。在这些诗中，《老将行》和《陇头吟》两首，大胆地揭示了军队中的黑暗腐败现象，感情沉郁悲凉，思想含蕴比较深广。《陇头吟》写一位“关西老将”，“身经大小百馀战，麾下偏裨万户侯”，他却官职低微，有功不得封赏。这首诗的艺术构思相当巧妙。诗人先从“长安少年”“夜上戍楼看太白”，引出陇头明月和边关笛声，再将“关西老将”闻笛涕零的悲哀，同“长安少年”以立边功自命、跃跃欲试的心情互相映衬对照。既突出了老将的悲愤，又暗示少年他年的遭遇，安知不同于今日之老将？这样写，形象鲜明，情调悲壮，并使揭露朝廷对边将赏罚不公的主题增加了深度。《老将行》描写一位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老将，不仅不得封赏，还被朝廷弃置不用，只得回家赋闲，境遇十分凄凉。但当强敌入寇，边境危急之际，老将又怀着“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立功勋”的雄心壮志，定要重新拿起武器，为国杀敌。诗中歌颂了老将炽热的爱国感情和一种“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英雄本色，同时抨击了统治者对立功老将的冷酷无情。在老将悲壮感人的形象之中，也寄托了寒士怀才不遇、饱受压抑的愤懑不平。
王维的游侠诗和边塞诗，情绪激昂，气势宏放，笔力刚劲，境界阔大，体现出一种阳刚之美。在这些诗中，固然也有大笔勾勒边塞壮阔景色的作品，但更多的还是刻画英雄人物形象的篇章。诗人善于通过描写人物的某一行动，来突出其思想、性格，如《少年行》其一、其三，就截取游侠少年相聚豪饮、跃马射敌的场面，显示了他们豪爽、勇猛的性格；也擅长用精警的语言，捕捉典型细节来刻画人物的形象，如《观猎》即通过射猎活动的细节描写，展现出将军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王维在《为画人谢赐表》、《裴右丞写真赞》、《为曹将军谢写真表》等文中，曾提出画家塑造人物要“凝情取象”，“取舍惟精”，力求“传神”等精辟论点，上述作品以及《洛阳女儿行》、《早春行》、《与卢员外象过崔处士兴宗林亭》等刻画少妇和隐士形象的诗篇，正是王维关于人物画的理论在诗歌创作中的成功运用。王维的游侠诗和边塞诗有五古、五律、七古、七律、七绝等多种体裁，也显示出诗人的大胆尝试和创造。王维虽然不以边塞诗著称，但他的这些边塞诗写得确实出色，而且其创作的年份较早。例如，七言歌行《燕支行》题下自注“时年二十一”，作于开元九年（721），比高适的边塞诗代表作《燕歌行》整整早了十七年。其他边塞诗的作年虽不能一一确考，但大都是诗人年轻时或开元二十五、二十六年出塞期间的作品，也比岑参的边塞名篇写得早。王维堪称盛唐边塞诗人的先驱，他对开拓盛唐边塞诗所作出的贡献，应予充分的肯定。
王维揭露现实黑暗的诗篇，多集中于抨击权贵当道造成才士坎坷这一主题。唐代发展了以对策和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士族门阀把持政治的局面，使一般庶族地主有了参预政权、建功立业的机会。然而，由于宦官、贵戚擅权和封建世袭制度的限制，即使是在盛唐时代，仍然有许多中下层士子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玄宗后期，骄侈纵恣，荒于朝政，奸相李林甫、杨国忠先后独揽大权，竭力排斥有才智的忠直之士，官场愈益污浊。王维具有开明的政治理想和正义感，加上步入仕途不久就做了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的牺牲品，亲身体验到无辜被贬的痛苦，因此，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有较深切的认识，感情也颇为愤激。他在《济上四贤咏》中，赞扬了“少年曾任侠，晚节更为儒”的崔录事，“使气公卿座，论心游侠场”的成文学，“著书盈万言”、“饮水必清源”的郑、霍二山人。他们都是“中年不得意”的有志之士。诗人将他们怀才不遇的境况，同那些“童年且未学，肉食骛华轩”的纨袴子弟作鲜明的对比，尖锐有力地针砭了时弊。《寓言二首》揭露了贵胄子弟“斗鸡平乐馆，射雉上林园。曲陌车骑盛，高堂珠翠繁”的豪奢生活。诗人愤怒地斥责他们：“问尔何功德，多承明主恩？”在《不遇咏》中，诗人描写了一个四处碰壁的寒士，他献书、求官、种田都不成功，在失意中悲愤地指斥“今人作人多自私”。但即使如此落魄潦倒，他仍决心“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在这个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中，分明寄托着诗人失意的愤慨和济世的抱负。
王维有一些描写妇女生活题材的作品，同样反映了达官贵人和贫贱文士的矛盾。他十六岁写的《洛阳女儿行》，细致入微地描叙贵族妇女生活的骄奢和精神的空虚。结尾突然推出一个对比镜头：“谁怜越女颜如玉，贫贱江头自浣纱！”托意深远，抒发了贫士胸中的不平。《西施咏》写西施在微贱和骤贵时的感情变化和不同声价：“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邀人傅脂粉，不自着罗衣。君宠益骄态，君怜无是非。当时浣纱伴，莫得同车归。”笔调冲和，却暗寓对世态炎凉的讽刺之意。在历代咏西施题材的诗歌中，这是立意独特的一首。又如他二十岁时写的《息夫人》：
莫以今时宠，能忘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
据孟棨《本事诗》载，这首诗是王维在宁王李宪的客座上即事吟成的。宁王霸占了饼师之妻。以后，她在宁王府中见到丈夫，泪流满脸，十分悲伤。诗中巧借春秋时息侯夫人被楚文王占有的故事来讽谕，揭露了封建统治者强占人妻的无耻行径，表现了妇女在强权下的悲惨境遇及其不羡富贵、怀念旧情的情操。诗写得含蓄蕴藉，委婉动人。
这些描写妇女生活题材的作品，连同他的一些送别、赠友诗，如《送綦毋校书弃官还江东》、《送张五归山》、《送别》、《寄荆州张丞相》等，其主旨可与《寓言》、《济上四贤咏》等互相沟通，都寄托了怀才不遇、不满现实的思想感情。上述作品，都作于诗人生活的前期。中年以后，诗人皈依佛门，寄情山水，政治热情衰退了。但他的忧国忧民之情并未因为信佛而泯灭；他的积郁不平，也并未完全为辋川风月所销磨，仍然创作出了一些富有现实意义的作品。例如《偶然作六首》其五：
赵女弹箜篌，复能邯郸舞。夫婿轻薄儿，斗鸡事齐主。黄金买歌笑，用钱不复数。许史相经过，高门盈四牡。客舍有儒生，昂藏出邹鲁。读书三十年，腰下无尺组。被服圣人教，一生自穷苦。
唐玄宗晚年不理朝政，却酷爱斗鸡，有人甚至靠斗鸡的本领赢得高官厚禄，而儒生苦读经书，遵奉儒教，器宇轩昂，却贫困潦倒。诗人辛辣地讽刺了当时民谣所传唱的“斗鸡走马胜读书”的反常世态，并敢于借史事影射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玄宗。《冬日游览》一诗，在反映儒生怀才不遇的同时，对李林甫等的炙手可热也作了揭露。天宝中，唐玄宗屡聘方士，祈求长生不老。王维的《早朝》诗也以“方朔金门侍，班姬玉辇迎。仍闻遣方士，东海访蓬瀛”之句，予以含蓄的嘲讽。诗人还在《送陆员外》中写道：“阴风悲枯桑，古塞多飞蓬。万里不见虏，萧条胡地空。无为费中国，更欲邀奇功。”对于玄宗晚年的好大喜功，以及边将穷兵黩武借以邀功请赏的祸国殃民行为，表示了不满。
以上这些揭露黑暗政治和丑恶现实的诗篇，如果从数量和所反映的生活面，特别是批判的锋芒与思想的深刻来看，不能与李白、杜甫的诗篇相比，但在王维集中，却是最有思想价值的作品。可见，王维并非如他自己所表白的“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诗人虽身在山林，仍然心忧国事。我们在王维的这些诗歌中，仍能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感受到当时在繁荣下面隐伏着严重危机的时代脉搏的跳动。同时，这些诗篇大多数在艺术表现上也比较成功。例如，《洛阳女儿行》在华丽的铺陈中露出冷嘲；《济上四贤咏》深沉蕴藉，婉而多兴；《不遇咏》感情愤激，而又寄托遥深。总的来看，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是和谐统一的。
然而，王维在盛唐诗坛上享有盛誉，成为与李白、杜甫差可比肩的一代诗宗，并对后世发生深远的影响，主要在于他的山水田园诗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这类诗大部分写于他生活的后半期，总计约有百首，数量既多，又显示出鲜明独创的艺术风格。在盛唐诗国的壮丽星空中，放射出璀璨夺目的光彩。
他的田园诗从内容来看，主要是描写农村的幽美风光和隐居生活的乐趣，曲折地表现了对混浊官场的厌恶，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山居即事》：“寂寞掩柴扉，苍茫对落晖。鹤巢松树遍，人访荜门稀。绿竹含新粉，红莲落故衣。渡头烟火起，处处采菱归。”写他隐居山村，在寂静中，绿竹初生，红莲花落，大自然充满了生机；而渡头灯火，菱歌晚唱，山村的生活又是欢快、热烈的。《辋川别业》和《积雨辋川庄作》，表现诗人获得理想隐居之所后的无限喜悦。辋川山水，不论是“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的春天景色，还是“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的初夏风光，在诗人的笔下，都那么色彩鲜丽，境界幽美。诗人在这宁静明秀的山村环境中，或与乡邻亲切交谈，或观看农家蒸藜炊黍，或同友人饮酒垂钓、吟啸唱和，显得十分安闲自得。
诗人内心洋溢着摆脱官场倾轧和繁冗事务后的喜悦，所以他眼中的农村生活处处充满了诗意美。《丁寓田家有赠》描绘农村早晨热烈的劳动气氛：“晨鸡鸣邻里，群动从所务。农夫行饷田，闺妇起缝素。”《淇上即事田园》展现出恬静而富有生活情趣的乡村黄昏景象：“日隐桑柘外，河明闾井间。牧童望村去，猎犬随人还。”而《春中田园作》云：“屋上春鸠鸣，村边杏花白。持斧伐远扬，荷锄觇泉脉。归燕识故巢，旧人看新历。”诗人信笔点染出的这一幅春日田园风景，欣欣向荣，充溢着忙碌而欢乐的气氛。《渭川田家》中的“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田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抒写了农民淳朴的人情美。又如《莲花坞》：
日日采莲去，洲长多暮归。弄篙莫溅水，畏湿红莲衣。
寥寥二十字，活画出天真烂漫的采莲少女劳动归来，划着小船在荷花丛中嬉戏的动人情景。《山居秋暝》把山村的秋夜，描绘成一个清新明爽、洁净纯美的世界：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山中雨后，空气格外清爽，月光泼洒在松林间，山泉琤琤琮琮在石上流淌。静谧的秋夜里，忽然从竹丛里迸发出归村的浣纱姑娘们的喧笑；荷叶晃动，原来是渔舟晚归，顺流而下。显然，这普通的山村，是被诗人当做心目中的纯美天地——人间的桃花源来描绘的。诗人十九岁时写的《桃源行》，是以陶渊明《桃花源记》为本事进行再创造的一首七言歌行。诗中描绘渔人进出仙源的情景，创造了一个美丽、静谧、闲适、虚幻、奇妙的神仙境界。这一渗透着浓烈的超尘出世思想的仙人乐土，当然与《山居秋暝》中的人间社会有别，但可以看出，诗人一开始写田园诗，便表现出一种对美好理想境界的热烈向往和追求。这一点，贯穿于他的大多数田园诗中。
王维也有极少数的田园诗，反映出农民生活的贫困和痛苦，例如《田家》开头四句：“旧谷行将尽，良苗未可希。老年方爱粥，卒岁且无衣。”接触到了农民缺衣少食的景况。《赠刘蓝田》：“岁晏输井税，山村人夜归。晚田始家食，馀布成我衣。”揭示了农民贫困的根由，在于赋税负担过重。但这样的作品仅有二首，而且写得比较肤浅。这表明了王维对当时农民的疾苦和农村中的封建压迫与剥削了解不多，感受不深。不过，应当注意到，诗人主要是把田园当做一种理想中的天地来歌颂的。他对农村幽美风光和恬适生活的热烈赞美，是为了反衬官场的污浊，表现他对世俗的厌恶。
晋宋之际的陶渊明，是第一个大量写作田园诗的诗人。他的田园诗主要写田园隐居生活的情趣，其中写景的成分很少。陶集中称得上是山水诗的，只有一首《游斜川》。稍晚的谢灵运，则是山水诗的开创者。在谢诗中，山姿水态占据了主要地位，却没有表现乡村、田园生活的作品。因此，从陶、谢起，田园诗与山水诗一直是平行发展的。初唐的王绩学习陶渊明，创作了不少田园诗，诗中写景的句子仍然不多。其后，张说、张九龄创作了数量颇多的山水诗，但不曾歌咏过田园生活。直到孟浩然，才兼擅山水诗和田园诗。孟浩然的田园诗不过寥寥几首，在这些诗中，描绘山水景物的成分增多了。田园诗和山水诗这两股分流了数百年的诗潮，开始汇合在一起。而在王维的笔下，田园生活和自然山水更多也更加紧密地交融渗透，构成浑然一体的艺术意境。
王维的山水诗描绘了缤纷多彩的大自然，具有丰富多样的意境和风格。他的一部分作品从大处落笔，写出了对自然山水的总体印象和感受，气魄宏大，笔力劲健，意境壮阔。这方面代表作有《终南山》、《华岳》、《汉江临泛》、《送邢桂州》、《送梓州李使君》等。更多的作品，则或以轻灵的笔触和匀润的色泽渲染溪山一角的幽景，或从纷繁的景物中摄取某个最鲜明、最引人入胜的镜头加以刻画，或细致地表现景物在瞬间的声息动态的微妙变化，例如《辋川集》二十首、《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山居即事》等等。但无论是写大景还是写小景，都能做到情景交融、形神兼备，显示出诗人对自然美有着非常敏锐、精细、独到、深刻的感受力与表现力。
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评王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苏轼《书摩诘蓝田烟雨图》更明确地指出：“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此后，历代诗论家都公认“诗中有画”是王维山水田园诗的一个鲜明艺术特色。
王维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画家，对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他独创破墨山水，曾被后人推崇为“文人画”的始祖。从现存传为王维所作的《雪溪图》等画迹以及历代关于王维绘画的著录和评论来看，王维绘画的特点确实是“画中有诗”，就是说他在画中较多地融入主观情性，重视意境创造，能以有限的形象激发读者的想象和联想，使人回味不尽。而“诗中有画”，就是说王维的诗虽用语言为表现媒介，却能突破这种媒介的局限性，最大限度地发挥语言的启示作用，在读者的头脑中唤起对于光、色、态的丰富联想和想象，组成一幅幅宛然在目的生动图画。当然，“诗中有画”并非王维所独具。凡是成功的山水诗，多能以生动鲜明的形象唤起视觉感受，从而具有很浓的画意。前人所以用“诗中有画”来概括王维山水诗的艺术特征，乃是由于王维在这方面高人一筹，有独到之处。这不仅在于他的诗同他的画一样，常常表现一种清幽静穆、缥缈空灵的境界，更在于他有成效地将色彩、线条、构图等本来属于绘画艺术的表现形式，全面地融汇入诗，使他的诗具有格外鲜明的色彩美、线条美、构图美，有很强的空间感和立体感，取得了写意的水彩画和水墨画的效果。例如《山中》：
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
诗人以一片空濛的山岚翠色为背景，突出地点染了清溪、白石、红叶，它们互相映衬，构成一幅远近有致、色彩鲜丽、富于实感的水彩画。王维很善于将各种色彩和谐地配合，使之彼此对照、辉映，如《送邢桂州》中的“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上句写日落时江湖的水面上反射出一片白亮，下句写潮水涌来，碧涛滚滚，仿佛染青了整个天地。诗人抓住青、白二色，构成了壮阔苍茫的意境。又如《积雨辋川庄作》中的“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
，白鹭与黄鹂形成色彩对照，漠漠水田与阴阴夏木既有色彩映衬又有明暗对比，组成情调统一、完整和谐的画面。王维还能够巧妙地表现出色彩的动静感和冷暖感。如《书事》：“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雨后苍苔，鲜碧可爱，诗人觉得这绿色在移动、蔓延，似乎要浸染到人的衣服上来。这里借色彩的动，反衬出诗人心境的静。再如《过香积寺》中的“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青松是幽冷的，照在青松上的日色仿佛也带有寒意，从而表现出山林的冷僻、幽深。王维诗中既有色彩绚烂的画境，也有水墨渲淡的画境，如《汉江临泛》：
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
浩渺的江水，似乎要流到天地之外；远山时拥云雾，水乡空气湿润，山色看不清是青是绿，只使人感到它若有若无。而郡邑城郭，若浮于前浦；江上波澜，似晃动着远空。这无异于用“渲淡”法画出的一幅水墨山水。又《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渭川田家》等诗，也都如一幅幅水墨画。
王维还成功地吸取了绘画线条勾勒的技法入诗。例如《使至塞上》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联，画面上有直的孤烟，圆的落日，横贯大漠边缘的地平线，蜿蜒曲折的长河。四种不同的线条，勾画出雄浑、壮阔的塞上风光。《送崔五太守》中的“雾中远树刀州出，天际澄江巴字回”，也明显地具有线条美。王维又将绘画中“经营位置”之法运用于诗，将空间并列的各种景物按照远近、高低、大小加以巧妙的布置，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如《新晴晚望》中的“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田野、白水、近山、远峰，组成了一幅富有层次感和立体景深的画面。又如《送梓州李使君》的风景描写：
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
诗人将高远处的“百重泉”和低近处的“树杪”重叠组合在一个平面的画幅上，从而显示出景物的远近层次，成功地表现了巴山的雄峻深秀。再如“远树带行客，孤城当落晖”（《送綦毋潜落第还乡》）、“水国舟中市，山桥树杪行”（《晓行巴峡》）等，都借助经营位置的匠心，而使景物带有浓厚的画意。《终南山》一诗，更是王维创造性地综合运用中国画特有的透视法，用诗的语言同时表现出“三远”（即高远、平远、深远）景色的范例：
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
这里运用中国山水画独特的移动视点透视法，从仰观、俯瞰、回望、入看等不同的视角，分别描绘终南山山峰的高峻、山势的绵延、山域的阔大深远，以及山间岚霭变幻的景象。结尾二句，更以人的活动，衬托出山的辽阔荒远。整首诗，是一幅多角度、多层次、富于空间感和动态美的山水长卷，显示了王维“诗中有画”的独到之处。
历代诗画论家中，有不少人指出王维融绘画技法入诗的特点。例如，明王世贞说：“王右丞所云‘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是诗家极俊语，却入画三昧。”（《弇州山人稿》）朱叔重云：“王右丞‘水田白鹭’，‘夏木黄鹂’之诗，即画也。”（《铁网珊瑚》）董其昌亦曰：“‘山下孤烟远村，天边独树高原’，非右丞工于画者，不能得此语。”（《画禅室随笔》）
王维善融画法入诗，但又不使诗歌局限在绘画仅能表现视觉意象的范围里。他充分地发挥诗歌作为语言艺术可以自由灵活地驰骋想象、突破时空限制、表现各种复杂微妙的情趣和气氛的特长。仅从意象的创造来说，他不仅以视觉，而且也以听觉、触觉、嗅觉、幻觉、错觉来感受并表现自然景物。他有时还巧妙地将不同的感觉互相交错、沟通起来，创造出新奇的意象。例如，《青溪》中的“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后一句便将视觉和听觉打通，以静的听觉感受表现对松色的视觉印象。前引“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一联，则借本来属于触觉的冷暖感表现对日色的视觉印象。这种“通感”表现手法的运用，有助于更好地表达出诗人对自然景物的独特、深刻感受。
王维又是一位音乐家，对声音的感觉敏锐而精细，这在他的诗中也有表现。他善于捕捉一般人难以察觉的大自然的音响、声息，如“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秋夜独坐》）；“兴阑啼鸟换，坐久落花多”（《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更善于将声音与画面和谐地配合，构成有声有色的胜境，如“隔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细枝风响乱，疏影月光寒”（《沈十四拾遗新竹生读经处同诸公之作》）；“松含风里声，花对池中影”（《林园即事寄舍弟
》）。他描摹大自然的各种音响，往往采用多样化的手法，或用象声词摹拟，或刻画声音的情状；或巧妙地“寓声于景”和“藏声于象”，诱使读者发挥想象力，从景物的形象和色彩中“听”出声音来。他表现自然音响，十分注意抓住它们在特定环境中的鲜明个性特征，并使之与所要创造的意境、氛围紧密结合，因此，他笔下的音响描写很少有雷同、重复之处。例如，他写鸟声，不仅燕子的呢喃、春莺的巧啭、秋鸿的嘹唳、杜鹃的喧闹各有独特情状，就是同样写不知名的山间啼鸟，也是变化多端的。《鸟鸣涧》中的“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与《戏赠张五弟
三首》中的“窗外鸟声闲”有别；《李处士山居》中的“山鸟时一啭”，也不同于《过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中的“谷鸟一声幽”。总之，他能做到依境写声、寓情于声，使声景情融为一体。另外，王维对语言的平仄音调，即字音的长短轻重、抑扬顿挫精于鉴别，他的诗歌大多具有和谐流畅的节奏韵律，有很强的音乐性。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不仅具有诗情、画意和音乐美，而且还富于禅趣。王维笃志奉佛，这对于他的诗歌创作，自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其表现是，他的一些山水田园诗“不用禅语，时得禅理”（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我们探寻王维山水田园诗中隐寓着的禅理，应从这些诗歌所创构的意象、境界出发。《终南别业》说：“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王维追赏自然风光的雅兴和超然出尘的情致，在这首诗中，得到了突出的表现。诗人隐居山林，悠然自得。兴来则独往游赏，但求适意。他任兴所之，非有期必。“行到水穷处”，去不得了，就坐下看云。偶遇林叟，便与谈笑。何时回家呢，连自己也不晓得。总之，一切任其自然，一切都不放在心上，无思无虑，无牵无挂，就像云飞水流那样。这种生活态度、作风，就是禅家所宣扬的“随缘任运”。
王维诗中的禅意，集中地表现为追求寂静的境界。在诗人的心目中，这种境界正是“静虑”的好地方，居此即可忘掉现实的一切，消除世俗的妄念，获得佛教悟解。这就是他之所以追求这种境界的主要原因。《竹里馆》云：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竹林幽深，主人独坐，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唯有明月为伴。这个境界，可谓幽清寂静之极，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离尘绝世、超然物外的思想情绪。但是，诗人又是快乐的，他弹琴长啸，怡然自得。置身于远离尘嚣的寂静境界，诗人感到身上没有俗务拘牵，心中没有尘念萦绕，从而获得了寂静之乐。又如：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
前一首刻画了春山月夜的幽寂之境，从中我们可以体味到诗人心灵的空寂宁静和精神的离世绝俗。后一首写美丽的辛夷花生长在绝无人迹的山涧旁，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只好自开自落。这里只有一片自然而然的静寂，一切似乎都与人世毫不相干。诗人的心境，亦复如是。请看，辛夷花默默地开放，又默默地凋零。非常平淡，非常自然。没有目的，没有意识。而对这花开花落，诗人好像完全无动于衷，既不乐其怒放，亦不伤其凋零，他似乎已忘掉自身的存在，而与这自开自落的辛夷花融合为一了。胡应麟称此二诗，“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这话颇有见地，可帮助我们理解这两首诗所追求的境界和蕴含的禅意。
当然，王维诗中所追求的上述境界，并非是死寂的，而是静中有动，寂处有音，多少透露出了一点大自然的活泼生机。这类诗歌所传达出来的情绪，主要亦非冷寂凄清，而是安恬闲静。
王维的上述这类山水田园诗，并非是佛教教义的枯燥说教，而是借助于艺术形象，在对自然美的生动画面的描绘中，来寄寓某种禅意的。正因此，这类诗歌往往非常耐人玩索、寻味，“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诗话·诗辨》）。
总之，诗情、画意、音乐美、禅趣四者高度结合，诗人的自我形象与山水景物形象契合交融，这就是王维山水田园诗的独特艺术成就。
王维其他题材的诗，也有不少历来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什。描写友情和赠别的作品，如《送元二使安西》：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以春天雨后的美好景色，反衬送别友人的感伤情怀。后两句的殷勤劝酒，临别赠言，语意清新而又自然真率，饱含着诗人的深厚情谊。此诗当时便被谱成《阳关三叠》的送行乐曲，在唐、宋两代广泛传唱。又如《送沈子福归江东》：
杨柳渡头行客稀，罟师荡桨向临圻。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
后两句借无处不到的春色，比喻友情的深广悠长、缠绵悱恻，使抽象之情化为可见可触的生动形象。两首诗，都是咏别的绝唱。
写思乡的作品，如《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先直抒自己身在异乡的孤凄和节日倍加思亲之情，继之以想象之笔，写故乡兄弟登高相忆的情景，这就更深刻地表现了对兄弟的怀念。“每逢佳节倍思亲”一句，以极朴素的语言，高度地概括了人们的共同体验，成为历代广为传诵和引用的名句。又如《杂诗三首》其二：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
以询问故园窗前寒梅是否开花来抒写乡思，艺术构思别出心裁，可谓以少总多，不仅表现了思乡情意之浓郁、深切，而且还显出高雅的志趣。
又如写思念之情的《相思》：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诗人选取色彩红艳如火、有动人传说的南国红豆来象征相思，把情思表现得含蓄深挚而又坦率炽热。这首小诗，也如同一颗璀璨的红豆，令人爱不释手。
王维这些赠送亲友和描写日常生活的作品，善于把个人内心世界具有普遍意义的丰富感受，凝缩于极短小的篇章之中。又借助比喻、想象、象征等手法，既委婉曲折又自然真率地把它们表现出来，从而都能以一种淳朴深婉的诗意打动历代的读者。
王维还写了不少应制诗和应教诗。这类作品，多数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语言亦雍容华贵，有雕饰之痕和陈词套语。但也有写得较好的篇章。例如《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运用细节描写和场景渲染、大处着笔与细处落墨相互配合的手法，把宫廷早朝的景象写得富丽堂皇，气派宏大，艺术上颇具特色。另一首《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銮舆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重物华。”诗人发挥了他作为一个画家善于取景布局的特长，以彩笔绘出一幅具有主体感的长安春雨图，反映了帝都宫殿的壮丽，城市的繁华，从而透露出盛唐时代繁荣昌盛的气象以及诗人自豪的感情。尾联又能委婉地表达对玄宗游山逛景的讽谏。清人沈德潜对此诗推崇备至，说“应制诗应以此篇为第一”（《唐诗别裁》卷十三）。
王维能纯熟自如地驾驭各种诗歌体裁。他的五、七言古诗、律诗、绝句，六言绝句以及骚体诗都写得好。其中，五律和五绝造诣最高。五言诗节奏短，音节比较安闲和平，适宜于表现幽静的风光和个人恬适的心情，所以王维大量运用五律和五绝写山水田园，并达到了天然入妙的境地。他在《辋川集》中，依照辋川山水天然布局的次序，写了一组五言绝句山水诗，共二十首，每首写一景，既相对独立又互相关联，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这组诗形象生动，色彩鲜明，意境幽美而多变化，语言凝练，韵律悠扬。更主要的是，它扩大了五言绝句的题材范围和表现能力，是王维对传统组诗形式的继承和创新。王维的七绝，量少质优。清人管世铭认为他与李白、王昌龄，“三家鼎足而立，美不胜收”（《读雪山房唐诗序例》）。至于他的七律，题材比较狭窄，多是应制、应酬之作，近代文学史家对它往往不够重视。其实，王维七律中也有描写山水田园、反映现实生活的优秀之作，如《出塞作》、《酌酒与裴迪》、《早秋山中作》、《积雨辋川庄作》、《辋川别业》等。当时七律创作还处于尝试阶段。初唐的沈佺期，盛唐早期的张说、苏
等人，都以七律著称，但各人亦仅有十多首七律作品；在七律创作上与王维齐名的李颀，传世之作仅七首；而被誉为七律圣手的杜甫，在这一时期只写了五首左右。王维的七律却有二十首，这在当时是独占魁首的。他的七律作品，前期用典使事，妍华工整；后期则不拘常调，自由挥洒，风格多样，标志着唐代七律形式的成熟。明人高棅《唐诗品汇》中的七律一体，即以王维为正宗。所以，我们应将他的作品放入七律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进行考察，给予恰当的评价。
王维的诗歌语言，正如明人李东阳所谓“丰缛而不华靡”（《怀麓堂诗话》），即是自然真率，清婉流丽，深得陶渊明诗语言“清腴”的风韵，却更有色泽和光彩。他运用语言写人，形神兼备，个性突出；叙事，情韵兼行，简明真切；写景，声光满纸，画意浓郁；咏物，不即不离，寓意深远。无论描写何种题材，都那么得心应手，笔意自然，臻于天籁。他精心锤炼词语，使之达到令人惊叹的高度精练与传神。试看《观猎》：
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
诗中的“劲”、“鸣”、“枯”、“疾”、“尽”、“轻”、“忽过”、“还归”、“平”等字眼，描摹人物和景物的状貌、情态，非常准确、逼真、传神，一字不可移易。
王维的诗歌也有缺点。由于他在创作的后期，受佛教和道教哲学的影响愈来愈深，有浓厚的消极出世思想，过着安闲的田园隐逸生活，所以他的诗歌未能如同李白和杜甫那样广泛、深刻地揭示重大的社会矛盾。他虽身历安史之乱，并因这场变乱蒙受了巨大的心灵创伤，但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在他的诗中却没有得到多少反映。天宝年间社会危机严重，阶级矛盾尖锐。王维在诗中，对此也没有作出多少反映，而且还写了一些意境空寂、情调清冷、思想消极的山水田园之作。王维受到禅宗“忍”的教义的影响，对黑暗现实容忍、退让，再加上性格软弱，曾写了一些谄谀李林甫的诗。例如《和仆射晋公扈从温汤》，竟然赞扬李林甫“谋猷归哲匠，词赋属文宗”。他还写了一些直接搬弄禅语、宣扬佛教无生寂灭思想的说理诗，如《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等，皆枯燥无味，在艺术上毫无可取之处。
王维诗文兼擅。他的文章现存共六十九篇，有表、状、文、书、记、序、赞、碑、铭、辞、连珠判等多种体裁，另有赋一篇。
王维文中，有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在《裴仆射济州遗爱碑》中，他提出“为政以德”，颂扬裴耀卿断狱“必原情以定罪，不阿意以侮法”；治郡能“推善于国”，“戮豪右以惩恶”，又能“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在《与工部李侍郎书》中，他称赞李遵为官“不邀宠于上，不干功于下，不怠邦政，不受私谒”。由此可以看出，王维的政治主张是积极、进步的。他晚年就任尚书右丞后写的《请回前任司职田粟施贫人粥状》中，反映安史之乱以后，“道路之上，冻馁之人，朝尚呻吟，暮填沟壑”的悲惨景象，并请求朝廷将自己前任职田的收获转给施粥处赈济饥民，表现出他对人民疾苦的同情。
王维敢于在碑志文中，讽刺和抨击腐化的封建官僚和地方黑暗势力。在《裴仆射济州遗爱碑》中，他借题发挥，有意插入一段文字：“天朝中贵，持权用事，厚为之礼，则生我羽毛；小不如意，则成是贝锦。”揭露了控制朝政的权贵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的行径。《京兆尹张公德政碑》的主旨，是赞颂张去奢任京兆尹时“布慈惠之政”的功绩。文章中又从侧面勾画了一个飞扬跋扈的土豪的丑恶形象：“闾里为豪，借客报仇，聚人为盗，或白日手刃，或黄尘袖锤。政宽则以身先诸偷，操急则以事中长吏，贰过不已，万计自脱。公命吏缚之，立死铃下。”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这类歹徒的痛恨。这段插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些黑暗面。
王维的一些近似传记的碑铭、墓志和序，注意从人物的生平经历中选择典型的事迹，作比较生动细致的描叙，突出人物的主要个性和品格，并融入自己的爱憎褒贬喜怒哀乐之情。如《大唐故临汝郡太守赠秘书监京兆韦公神道碑》中，作者叙写自己被安禄山叛军拘囚于洛阳时，同韦斌患难相济的情景。其中，写韦斌死前与作者诀别的一段，非常感人：
公哀予微节，私予以诚。推食饭我，致馆休我。毕今日欢，泣数行下。示予佩玦，斫手长吁。座客更衣，附耳而语，指其心曰：“积愤攻中，流痛成疾。恨不见戮专车之骨，枭枕鼓之头，焚骸四衢，然脐三日！见子而死，知予此心！”
作者连续描写了韦斌痛泣、示玦、斫手、长吁、附耳而语等动作细节，生动传神地表现出他的悲愤感情和刚烈性格。尤其是韦斌的绝命辞，悲壮激昂，可歌可泣！读之，如见其血泪交迸、咬牙切齿咒敌之状。《裴仆射济州遗爱碑》中，写裴耀卿治水一节，先渲染黄河决口、“洪水滔天”、“喷礴雷吼”的紧急形势，继写裴“御衣假寐，对案辍食”，披星冒雨实地考察，作出周密的抗洪部署。最后写他登上大堤，亲率民工夜以继日搏击狂涛，堵截决口，“千夫毕饭，始就饮食；一人未息，不归蘧庐”。当时，已接到朝廷调令，但他置之不顾，“率负薪而益勤，亲执扑而弥励”；待到堤成后才“发书示之”，使济州百姓“皆舍畚攀辕，废歌成泣，泪而济袂”。这一段描写，有粗线条的勾勒和细致的描绘，有气氛的渲染和文学的形容，把治水过程表现得紧张曲折，波澜迭出，成功地塑造了一位爱护百姓、英勇果断、深谋远虑的循吏形象。
在王维的文章中，书序体文的文学成就较高。序记体作品形成于六朝，其写景、抒情、遣词、造语，都受到韵文的影响。王勃、陈子昂、李白、苏源明等人都有情景交融的骈体序文。王维的这类文章，也每以诗一般精美的文字，把叙事、写景、抒情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文章的艺术感染力大大增强。他以送行为题材的序记，常在篇末出现如诗似画的写景文字，寓情于景或情景结合，造成诗的意境和无穷余味。例如《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诗序》，是王维送日本友人晁衡归国的赠别诗序，文中歌颂唐朝皇帝德被四方，叙说中日两国的亲密关系，抒写同友人依依惜别的深情，生动地记录了中日友好史上的一个美好篇章。此文为骈体，对仗工整，用典贴切，情文并茂。篇末，设想晁衡渡海归国旅途的情景：
鲸鱼喷浪，则万里倒回；鹢首乘云，则八风却走。扶桑若荠，郁岛如萍。沃白日而簸三山，浮苍天而吞九域。黄雀之风动地，黑蜃之气成云。淼不知其所之，何相思之可寄？
写大海景色，设喻贴切，想象奇丽，笔势飞动，境界壮阔，有力地渲染了感情和气氛。再如，《送高判官从军赴河西序》结尾：“孤烽远戍，黄云千里，严城落日而闭，铁骑升山而出，胡笳咽于塞下，画角发于军中，亦可悲也！”《送郑五赴任新都序》篇终：“骑登栈道，馆于板屋。剑门中断，蜀国满于二川；铜梁下临，巴江入于万井。黄鹂欲语，夏木成阴。悲哉此时，相送千里。”分别描绘了友人即将远赴的河西和巴蜀两地的景色，使离别的悲伤之情自然迸发而出。
以写景为主的序文和书简，有《暮春太师左右丞相诸公于韦氏逍遥谷宴集序》、《山中与裴秀才迪书》两篇。前者将这一次朝廷名贤毕集的盛大场面、热烈气氛和瑰丽自然景色交织起来描绘，全文铺张排比，设色鲜艳，呈现出雍容华贵的气派，分明是一轴金碧辉煌的宴乐图卷；后者文字清丽淡雅，意境静谧悠远，如同绝妙的水墨写意山水小幅：
近腊月下，景气和畅，故山殊可过。足下方温经，猥不敢相烦，辄便往山中，憩感配寺，与山僧饭讫而去。比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华子冈，辋水沦涟，与月上下。寒山远火，明灭林外。深巷寒犬，吠声如豹。村墟夜舂，复与疏钟相间。此时独坐，僮仆静默，多思曩昔，携手赋诗，步仄径，临清流也。当待春中，草木蔓发，春山可望，轻鯈出水，白鸥矫翼，露湿青皋，麦陇朝雊，斯之不远，倘能从我游乎？非子天机清妙者，岂能以此不急之务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无忽。因驮黄蘖人往，不一。山中人王维白。
这里描写辋川寒冬与仲春、月夜与白天种种不同的景色，生动自然，幽隽清丽，静中含动，动中有静，绘声绘色，充满了诗情画意。从艺术表现方法、意境、风格和情调来看，与《辋川集》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全篇骈散相间，句法灵活多变，音韵和谐优美。可以说，它是诗的书札，或书札的诗。
王维还有一些章表，叙事、抒情、说理都比较质朴恳切。如他在上元元年冬或二年初写的《责躬荐弟表》，先以沉痛愧疚的心情，表述自己陷贼负国难以担当重任，接着列举事实，说明自己在五个方面远不及弟弟王缙，把荐弟的缘由申述得入情合理。末尾又渲染相依为命的兄弟手足之情，以感动皇帝准予王缙由蜀还京。全篇文字不多，却写得恳挚动人。此外，他的《白鹦鹉赋》以拟人手法，含蓄地表现自己就像“深笼久闭”的白鹦鹉那样不得自由飞翔的悒郁心情。这篇赋继承了六朝咏物小赋富于兴寄和文词清新的艺术传统，是成功之作。
王维创作、活动的时代，文坛上仍风行“时文”，即骈体文。王维也主要采用骈文写作，并且不可避免地受到六朝以来骈文堆砌词藻典故习气的影响。但他的有些作品，已是骈散相间，既保持骈文对偶齐整、音韵协调的特长，又具有散文语言清新流畅的优点。他的友人苑咸说他“为文已变当时体”（《酬王维》），可见他对当时的骈文文体和风格已有所改革、创新。他的书序体抒情文字，在描摹景物和创造意境方面成就更为突出，同当时李白的书序体文一道，表现出盛唐时期抒情文富于诗意的艺术特色。清人厉鹗评王维文“华整超逸”，李绂说王维“文亦娟丽”（赵殿成笺注《王右丞集》附录五《序文九则》），指出王维的文风华丽整饬而又潇洒飘逸，可供参考。
王维的章表中，有不少为帝王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和宣传封建迷信的作品，如《贺神兵助取石堡城表》、《贺玄元皇帝见真容表》等。他的碑铭墓志，也有庸俗吹捧达官贵人的“谀墓”之作。他为佛寺和禅师写的碑文和赞文，如《能禅师碑》、《大荐福寺大德道光禅师塔铭》等，是研究王维佛教思想和当时禅学的可贵文献，但没有多少文学价值。总起来说，王维文颇有特色，但其成就及对后代的影响远不如诗。
王维在诗文、绘画、音乐、书法等领域都有高深的造诣，无论在他生前或是后世都享有盛誉。他的友人，擅长草诏、精通梵文的苑咸称他是“当代诗匠，又精禅理”（《〈酬王维〉序》），唐代宗推誉他为“天下文宗”（《批答王缙进王右丞集表手敕》），史传称他“天宝中诗名冠代”（《旧唐书》本传），杜甫赞其诗曰“最传秀句寰区满”（《解闷》）。后代的诗论家又誉之为“诗佛”，并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相提并论。王维和李杜一起，在盛唐时代创造精神的鼓舞下，各自开辟了风貌不同的崭新的诗歌天地，成为盛唐诗坛上的大家。
王维的诗歌，题材丰富，体裁多样，思想洒脱，情趣横溢，兼具阳刚美和阴柔美。他是盛唐边塞诗的先驱，更是盛唐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人物。他的诗把写景与抒情、自然和工丽完美地统一起来，标志着对自然美的艺术表现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由于他的丰硕创作成果，中国山水诗的艺术达到了高峰。
王维诗歌创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同盛唐文化的熏陶分不开的。王维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开元、天宝年代度过的。当时社会繁荣兴旺，文化也空前发达。诗歌、音乐、绘画、舞蹈，书法、建筑都达到了我国封建时代的最高艺术水平。王维广泛地接受了当时文化的陶冶，不断努力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成为唐代杰出的诗人、画家、音乐家和书法家。当他创作诗歌时，能够同时以诗人的灵心、画家的锐眼和音乐家的聪耳去感受和捕捉大自然的动人姿态、鲜明色彩和神奇音响。加之诗人天生好静的性格气质，使他更容易接受当时十分兴盛的佛老思想的影响，从而创作出了兼具诗情美、画意美、音乐美和禅悦之趣的大量的山水田园诗。这些诗篇，以一种高度净化的美的意境，以及旷逸恬淡宁静和谐的情调，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反映了盛唐气象。
善于向文学遗产学习，也是王维诗歌取得卓越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王维的山水田园诗，继承了陶渊明田园诗的朴素淳厚，借鉴了谢灵运、谢朓山水诗的清新工丽，并且吸收了《诗经》的单纯蕴藉，楚辞的凄婉幽秀，乐府民歌的真率自然等长处。王维能在广泛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匠心独运，这也是他能够成为盛唐诗坛巨擘的一个重要原因。
王维的诗歌创作对当时和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他的表现守边将士的艰辛生活和爱国精神、反映边将有功不赏、描写边塞风光的边塞诗，直接给盛唐边塞诗人以启发。他同孟浩然、储光羲、祖咏、卢象、裴迪、綦毋潜、崔兴宗等人结为诗友，彼此唱和，这些诗人大多受到他的影响，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和田园诗，从而形成盛唐诗歌的一个主要流派——山水田园诗派。中唐前期的一些著名诗人，如“大历十才子”等，大多步王维后尘，以山水田园风光为主要题材，体裁上亦多用五言近体，尤工五言律诗。所以清人翁方纲曾云：“大历十才子……尚觉右丞以来格韵，去人不远。”（《石洲诗话》）而杰出诗人韦应物和刘长卿，受王维的影响尤深。王士禛评韦应物云：“本出右丞，加以古澹。”（《带经堂诗话》）柳宗元的山水田园诗在继承王维、孟浩然清远风格的基础上，又加之以峻峭、倔奇之态。即使是以清瘦、苦寒而著称的中唐后期诗人贾岛、姚合等人，也胎息于王维和孟浩然的山水短章，从其中吸取了灵秀气韵。晚唐司空图，更以王维诗歌为圭臬。北宋诗人梅尧臣写景追求平淡，亦得王、孟诗的艺术营养。王安石晚年的山水田园诗雅丽精绝，颇具王维诗的神味。其《题西太一宫壁二首》等六言绝句，更是直承王维六言绝句《田园乐》而来。苏轼有一些清丽秀雅之作，如《新城陈氏园》、《次韵子由岐下诗》，清人纪昀评曰：“忽作王、孟清音，亦复相似。”（清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卷十二）南宋陆游、范成大的山水田园诗写景细致、浑整，色彩或明丽或素淡，同王维一脉相承。明代诗坛的大家王世贞、李攀龙、屠隆等人，大力标举并摹拟王维诗歌清空流丽的意境。清代施闰章的五言写景诗清秀澄淡，亦曾师法王维。袁枚提倡抒写性灵，曾奉王维为典范。至于王士禛及其一派所创作的大量追求“神韵”的诗歌，风格更酷肖王维诗。总之，王维的诗歌艺术哺育了历代的许多诗人。他们在诗歌意境的创造、语言的锤炼等方面，尤其是田园山水题材作品的创作上，都受到王维诗的启发。
王维的诗歌创作实践对中国古典诗歌理论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唐代殷璠《河岳英灵集》标举“兴象”、“雅调”，显然总结了王维诗歌写景抒情和创造意境的艺术经验。后来的皎然、刘禹锡、司空图、苏轼、严羽、王士禛、袁枚、王夫之直到王国维等人所提出的一系列诗歌美学理论，诸如“象外之象”、“味外之旨”、“诗中有画”、“兴趣”、“妙悟”、“神韵”、“情景说”、“境界说”等等，主要就是对王、孟及其继承者的诗歌创作艺术成就的概括和总结。王维诗境中的禅意，更直接启示了皎然、吴可、苏轼、严羽、王士禛等人的以禅喻诗、评诗的理论。
王维的集子由其弟王缙奉唐代宗之命编辑而成，共十卷，凡四百馀篇。《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卷四上、《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皆著录《王维集》十卷，今传宋蜀刻《王摩诘文集》、钱氏述古堂抄本《王右丞文集》、明刊《王摩诘集》亦俱十卷，诸本所收诗文，皆各有四百馀篇。最完备、流传最广的是清人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此书刊行于清乾隆二年（1737），共分二十八卷，计诗十五卷，文十三卷，另附有遗事、诗评、画录、年谱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一九六一年有排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