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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浩然（689—740）
，字浩然，名字同，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市）人，出生于一个薄有恒产的诗书家庭，幼年居住在襄阳郭外的孟家本宅涧南园里，秉承家训，苦学攻文。他在诗中自述说：“惟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诗礼袭遗训，趋庭沾末躬。昼夜常自强，词赋颇亦工。”（《书怀贻京邑同好》）可见他接受的是正统儒家思想教育，甚至自称是儒家大师孟轲的后裔，为此感到荣耀。
襄阳历史上多隐逸名士。隐居在城外鹿门山的汉末高士庞德公和隐居隆中的诸葛亮，都是少年孟浩然十分仰慕的。唐代最高统治者采取举逸人以使天下归心的笼络政策，高宗、武后、睿宗、玄宗都“崇重隐沦，亲问岩穴”。据《旧唐书》卷一九二《隐逸传》载，高宗曾请隐士田游岩“就行宫，并家口给传乘赴都，授崇文馆学士”。睿宗、玄宗曾先后三次征召道士司马承祯，玄宗授隐士卢鸿谏议大夫，王希夷朝散大夫，道士吴筠翰林待诏。这就使士子们把隐逸看作是进入政治舞台的一条道路。科举考试固然是干禄的正途，隐居山林也是钓名猎官的捷径。许多士子故意隐居在深山幽谷，等待州郡推荐，朝廷征辟。于是隐逸之风，盛极一时。《新唐书·卢藏用传》说：“司马承祯尝召至阙下，将还山，藏用指终南曰：‘此中大有嘉处。’承祯徐曰：‘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耳。’”所谓“终南捷径”，正是当时这种社会思想和风气的鲜明反映。青年孟浩然也走过这条道路，他曾一度隐居于鹿门山，为应举入仕做必要的准备。他的《鹿门山怀古》、《夜归鹿门山歌》就是描写这一段隐逸生活的。
襄阳风光秀丽。孟浩然受了故乡环境的熏陶，特别喜爱山水。他的足迹踏遍了襄阳这一带的山水名胜之地。当时，漫游的风气也很盛行。诗人、文士们纷纷“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到各地饱览名山胜迹，广泛结交朋友，干谒公卿名流，希图获得社会声誉，从而步入仕途。青年孟浩然也受了这种漫游风气的影响。大概在开元元年（713）到开元十一年（723），诗人二十五岁至三十五岁期间，便漫游了长江流域，到过湖南、扬州、宣城等地。在漫游行吟的过程中，诗人增长了见识，陶冶了对自然的美感，也提高了诗歌写作水平。但这个时期，他在襄阳的日子更多，与襄阳地方官吏之间，也有些送往迎来酬酢之事。如开元八年（720），贾昪为襄阳县主簿，浩然就写了《送贾昪主簿之荆府》、《和贾主簿昪九日登岘山》二诗。有时，他也参加一些诸如“灌蔬艺竹”（唐王士源《孟浩然集序》）的轻微劳动。据《新唐书》本传说，他在青年时还有一股任侠作风，“喜振人患难”，“救患释纷，以立义表”。
开元十二年（724），因玄宗居洛阳，浩然便到洛阳去寻求仕进。他在洛阳滞留近三年，同诗人储光羲、包融、綦毋潜等交往，留下了《同储十二洛阳道中作》、《宴包二融宅》、《题李十四庄兼赠綦毋校书》等诗篇。
孟浩然在洛阳求仕，结果一无所获。为排遣失意的苦闷，开元十四年（726）夏秋之际，他从洛阳出发，开始了吴越漫游。“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自洛之越》），正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他在乐城、永嘉先后与同乡好友张子容相遇，又溯浙江入江西，泛彭蠡入大江，过武昌。大约在开元十六年（728）春天，他在武昌与年方二十八的李白相识。当他乘舟去扬州时，李白写《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诗，表达了惜别的深情。
开元十六年冬，孟浩然回到襄阳不久，便抱着勃勃雄心到长安应进士举。他在长安结识了当时任秘书省校书郎的王昌龄，以及从济州任上回到长安的王维。三位诗人一见如故，成了莫逆之交。这时，孟浩然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在次年早春临试前，他写下了“何当桂枝擢，归及柳条新”（《长安早春》）的诗句。但不料应举落第，希望破灭了。他仍不罢休，留在京师，继续谋求仕进。据王士源《孟浩然集序》说，他曾在秘书省赋诗。当他吟出“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之句时，举座叹其“清绝”，于是纷纷搁笔。他在京师赢得了诗名，却找不到仕进门径。到了秋天，连生活都难以维持了。他曾献赋求官，但毫无结果。《南归阻雪》中曾云：“十上耻还家，徘徊守归路。”他写了《题长安主人壁》、《秦中感怀寄上人》等诗，抒发落第的悲哀、旅况的萧条、生活的潦倒、失意的苦闷。最后，他宣称：“跃马非吾事，狎鸥宜我心。寄言当路者，去矣北山岑。”（《秦中苦雨思归》）带着怀才不遇的抑郁和愤懑，返回襄阳。离京时，他写了《留别王维》和《初出关旅亭夜坐怀王大校书》，表达了对于王维和王昌龄的深厚友情。
应举落第，是孟浩然一生中所遭到的最大打击，也是他的思想和人生态度的一个重要转折。孟浩然自幼接受儒家教育，也同时受到佛、道二家的思想影响。他是把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准则，同佛、道思想调和起来的。他在诗中说过：“幼闻无生理，常欲观此身。”（《还山贻湛法师》）“儒道虽异门，云林颇同调。”（《题终南翠微寺空上人房》）但前期孟浩然的人生观，是以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为主，无论是他的隐逸和漫游，终极目的都是为了入仕，以实现他在诗中多次宣称的“事明主”、献“奇策”、“济苍生”的远大抱负。但长年苦读而一朝挫折，使他十分悲痛。后期，他虽不甘于隐逸但又不得不把隐逸作为寻求精神解脱的手段。这时，他与高人隐者、禅师道士的往来越密切，受佛老思想的濡染更深，正如他所说的“渐通玄妙理，深得坐忘心”（《游精思题观主山房》）。儒家的“独善”思想和释道的消极出世哲学，在晚年孟浩然的人生观中占了主要地位。
开元二十一年（733），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韩朝宗因与孟浩然是世交，想向朝廷推荐他，便劝说他同赴长安。韩先在朝廷揄扬浩然，再约日欲引浩然谒见朝廷诸公。但到了约会那天，浩然却同友人饮酒论文。有人说：“子与韩公预诺而怠之，无乃不可乎？”浩然大声回答：“仆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他！”终于没有应约。（见王士源《序》）这正反映出他仍想入仕却又对朝廷不抱希望的矛盾心情。浩然这次入京，也没有能见到张九龄。张九龄当时因丁母丧居于家乡韶州，是在这一年年底才就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
孟浩然从长安返回襄阳继续隐居。这期间，曾入蜀作短时漫游，写了《入峡寄弟》、《途中遇晴》、《行至汉川作》诸诗
。开元二十三年早秋，孟已还襄阳，有《同卢明府饯张郎中除义王府司马海园作》等诗。
开元二十五年（737）四月，张九龄被贬为荆州长史。他到任不久，即征辟孟浩然为从事。孟浩然敬仰张九龄的开明政治和道德人品，再加上想借此摆脱经济困窘，便入了张九龄幕府。在这段时间，孟浩然的心情比较愉快，经常陪张九龄在荆州附近视察，还与当时同在幕中的王维好友裴迪一起登山览胜，彼此唱酬，写了《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陪张丞相登嵩（当）阳楼》、《陪张丞相祠紫盖山途经玉泉寺》等诗。浩然还曾外出行役赴扬州。往返途中，经过洞庭湖和彭蠡湖时，写下了著名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以及《彭蠡湖中望庐山》、《洞庭湖寄阎九》等诗篇。不久，他便因病辞职回家，结束了为时一年左右的幕僚生活。
开元二十七年（739），李白游巴陵，曾到襄阳看望孟浩然，留下了《赠孟浩然》一诗：“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倾吐了对这位诗坛前辈无限仰慕的感情。这年秋天，王昌龄贬谪岭南，途经襄阳，两位知交叙旧谊，叹不遇，相处了一些时日。临别时孟浩然赋诗相赠。第二年，王昌龄从岭南北返，过襄阳又与孟浩然重新聚首。两人开怀畅饮，浩然不幸“食鲜疾动”（王士源《序》），旧病复发，遽然辞世，终年五十二岁。
孟浩然以布衣终其一生，在唐代著名诗人中是罕见的。他的清高人品和诗品，受到当时和后代士大夫文人的景仰。除了李白赋诗赞颂外，杜甫也有诗称美：“吾怜孟浩然，短褐即长夜！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遣兴》）王维曾为孟浩然绘《襄阳行吟图》，表现了他“颀而长，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款段马”，“风仪落落，凛然如生”（葛立方《韵语阳秋》载张洎题识）的风貌。孟浩然去世后，王维知南选至襄阳，作《哭孟浩然》，表达了他对故人顿萎、江山寂寥的深悲巨痛。又专为亡友作像于郢州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后人改称“孟亭”。
孟浩然的一生基本上过着隐居生活。所以，历来许多人把他看作隐逸诗人的典型，认为他的作品纯粹是山水田园隐逸诗。其实，《孟浩然集》中不乏触及社会现实的诗篇。一部分作品，表现了他早年的政治抱负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吾与二三子，平生结交深。俱怀鸿鹄志，共有鹡鸰心”（《洗然弟竹亭》）；“冲天羡鸿鹄，争食羞鸡鹜。望断金马门，劳歌采樵路。……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田园作》）；“再飞鹏激水，一举鹤冲天”（《岘山送萧员外之荆州》）；“安能与斥
，决起但枪榆”（《送吴悦游韶阳》）。在这些诗里，他一再把自己和友人比喻为冲天鸿鹄、击水鲲鹏，而把那些胸无大志的世俗小人讥刺为斥
鸡鹜。他希望并且自信能像献《甘泉赋》的扬雄那样，为皇帝赏识，从而一鸣惊人。这些意气豪迈的诗句，表现了诗人早期的雄心壮志。从“黄金燃桂尽，壮志逐年衰”（《秦中感秋寄远上人》）的诗句看，他的“壮志”，当然指的是功名仕进。但他追求功名仕进主要是为了积极用世，报效国家。他在诗中一再表示对爱国诗人屈原的崇敬和悼念：“三湘吊屈平”（《经七里滩》），“吊屈痛沉湘”（《自浔阳泛舟寄明海》）。他的《送陈七赴西军》诗说：“君负鸿鹄志，蹉跎书剑年。一闻边烽动，万里忽争先。余亦赴京国，何当献凯还。”赞美陈七在国家有事时争先从军，并表示自己赴京应举也是为了报效君国。在《送告八从军》诗中又说：“男儿一片气，何必五车书。好勇方过我，才多便起余。运筹将入幕，养拙就闲居。正待功名遂，从君继两疏。”以奋勇为国建功立业与友人共勉。而在《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旧游》中，他更明确地表示：“中年废丘壑，上国旅风尘。忠欲事明主，孝思侍老亲。”古人把“君”看成“国”之象征，“忠君”即所以“为国”。他还有直接表达忧民思想的诗，如《田家元日》：“我年已强仕，无禄尚忧农。”从这些诗中可见，孟浩然的壮志，包含了为国为民的思想抱负。
孟浩然应举落第之后，济世安民的壮志遭受了挫折，这使他对于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他看透了当路者的自私，世俗的趋炎附势，写出了“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留别王维》）、“岂直昏垫苦，亦为权势沉”（《秦中苦雨思归》）、“惜无金张援，十上空归来”（《送丁大凤进士赴举呈张九龄》）、“世途皆自媚，流俗寡相知”（《晚春卧疾寄张八子容》），“物情趋势利”（《山中逢道士云公》）等诗句，愤怒地予以揭露和抨击。在《岁暮归南山》中，他以“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之句，对那个标榜礼贤下士的“明主”玄宗皇帝也表示了失望和不满。孟浩然在后期写了许多送别诗。送别的对象，多数是落第的举子，失意的文人，贬谪的官员和贫寒的隐士。他在同情和劝勉这些友人的同时，也流露出牢骚和愤慨。如《都下送辛大之鄂》：“未逢调鼎用，徒有济川心。”抒发了怀才不遇的怨愤。《送席大》说：“道路疲千里，乡园老一丘。知君命不偶，同病亦同忧。”倾诉出同病相怜的悲哀。
孟浩然功名不就，歧路彷徨，也不肯摧眉折腰趋奉权贵。他在《京还赠张淮》中说：“欲徇五斗禄，其如七不堪。早朝非晏起，束带异抽簪。”用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和嵇康自称“七不堪”不愿为官的典故，表白自己不屑于做小吏，去趋奉官长和忍受官场上对个性的束缚。在《和宋大使北楼新亭》诗里，他向荆州刺史宋鼎表示自己“羞逐府僚趋”，宁作“丘园一竖儒”。他有一首《赠萧少府》诗，赞扬萧少府“处腴能不润，居剧体常闲。去诈人无谄，除邪吏息奸”，推崇一种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品格。
孟浩然还写了一些歌颂重然诺的侠义精神的诗歌。例如《醉后赠马四》诗中说：“四海重然诺，吾尝闻白眉。秦城游侠客，相得半酣时。”又如《送朱大入秦》诗云：“游人五陵去，宝剑值千金。分手脱相赠，平生一片心。”诗人热情洋溢地歌颂了游侠之士言必信、行必果、轻生死、重义气的精神，并以馈赠宝剑的行动，表明对他们的倾心。这些诗，正是孟浩然“喜振人患难”的豪侠性格的体现，也是盛唐社会盛行的任侠风气的反映。由上述诗歌可以看出，孟浩然并非纯粹的“隐逸”诗人。要全面地认识和评价孟浩然，这一部分作品的思想价值和积极意义是不应忽略的。
但孟浩然诗最为人称道的，是那些描写山水行旅和隐逸生活的作品。这一部分诗数量既多，艺术上也有独特造诣，最能代表孟诗的风格。历来称孟浩然为山水田园诗人，就是根据这种情况说的。
孟浩然的山水诗最长于表现大自然清幽的景象，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清幽境界。例如《宿业师山房待丁大不至》：“夕阳度西岭，群壑倏已暝。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樵人归欲尽，烟鸟栖初定。之子期宿来，孤琴候萝径。”此诗抒盼友之情，但全篇主要描绘山中景物，所以也可以看作一首山水诗。诗中写日落西山，山谷晦暗，明月东上。这时，诗人看到如水的月光透过松枝洒落下来，好像加深了夜间的凉爽；耳际风声泠泠，泉流潺潺，这清越之声，更增加了夜间的寂静。施补华在评论杜甫诗时说：“《奉先寺》诗，‘阴壑生虚籁，月林散清影’，清幽何减孟公‘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之句？”（《岘佣说诗》四〇）他认为孟浩然“松月”二句诗“清幽”，确实抓住了诗的形象和意境的审美特征。又如《夏日南亭怀辛大》：“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诗人散发乘凉，开窗而卧，心情闲适。这时他嗅到了一阵微风吹来的荷花香气，静谧中听到了竹叶上露水滴落的响声。这个境界是多么清幽！他的《夜归鹿门歌》，写黄昏时分乘舟还归鹿门山，这时的景况是：“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夜来去。”景物清幽，情思亦清幽，主客观浑然合一。施补华也赞叹这首诗“清幽绝妙”（同前）。可见，“清幽”既是孟浩然诗歌的艺术境界，也是孟浩然在漫长的隐逸生活中所追求的思想境界。主体与客体、思想境界与艺术境界，得到和谐的统一。
孟浩然对自然景物观察细致，刻画入微，曲尽其妙。你看，他写初春的潭水：“雪罢冰复开，春潭千丈绿。”（《初春汉中漾舟》）如此澄碧透明；写隆冬雪景：“积雪覆平皋，饥鹰捉寒兔。”（《南归阻雪》）何等生动逼真。写从正午到黄昏山中林岚的光色变化，则是“停午收彩翠，夕阳照分明”（《题明禅师西山兰若》）；写夜间行舟时以声息辨识周围景物，则称“露气闻香杜，歌声识采莲。榜人投岸火，渔子宿潭烟”（《夜渡湘水》）。诗人非常善于感觉和捕捉景物的动静、色彩、声息的微妙变化。
孟诗对自然景物出神入化的描绘，得力于他出色的白描手法。南宋刘辰翁在比较韦应物与孟浩然二人的诗歌风格时说：“韦诗润者如石，孟诗如雪，虽淡无彩色，不免有轻盈之意。”（《孟浩然诗集》跋语）明人李东阳在比较王维与孟浩然诗时亦云：“王诗丰缛而不华靡，孟却专心古淡，而悠远深厚，自无寒俭枯瘠之病。”（《麓堂诗话》）确实，孟浩然描绘景物，很少像李白那样运用惊人的夸张和瑰奇的幻想，也很少如王维那样敷设明艳鲜丽的色彩，他往往只用素淡的语言，简洁地写出自己的直觉感受，似乎毫不着力，却富超妙自得之趣。如：
时见归村人，平沙渡头歇。天边树若荠，江畔舟如月。（《秋登万山寄张五》）
山暝听猿愁，沧江急夜流。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宿建德江》）
第一首，写作者在万山上眺望所见到的景物。隋代诗人薛道衡有“遥原树若荠，远水舟如叶”句，孟浩然略加点化，扣紧当时重阳已近、新月初悬的特定时间，妙用喻象写即目所见之景，极其真切。第二首，诗人只是把日暮猿啼、江水湍急、风吹叶响、月照孤舟的景物如实地白描出来，即绘声绘色，构成了一个凄清意境，旅途的孤寂感渗透景中。第三首，也仅是白描出日暮、烟渚、旷野、清江，再加上“天低树”、“月近人”对景物直觉感受的表现，便展现出一幅充满了旅思乡情的秋江夜泊图。在这些诗中，诗人用笔简练，着墨轻淡，并不设色敷彩，却准确地捕捉住鲜活的景物意象，这是高明的白描艺术。
这种朴素清淡的白描手法，运用到了极致，便臻于“清空”境地。诗人对自然景物，有时甚至不作具体、清晰的勾画，笔意只在若有若无之间，却创造出浑然一体、引起读者无穷想象和回味的意境。这类山水诗，最典型的要算《晚泊浔阳望庐山》：
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尝读远公传，永怀尘外踪。东林精舍近，日暮空闻钟。
开篇四句，诗人只用淡笔从悠然远望中略作点染，又借“都未逢”和“始见”，表现自己对庐山和高僧慧远的热切向往之情。结尾处，夕阳斜照中隐约传来佛寺的悠扬钟声，馀音袅袅，给读者留下丰富的想象馀地。其中“空”字透出无限惋惜、惆怅。施补华《岘佣说诗》评这首诗“清空一气”，“最为高格”，“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王士禛《带经堂诗话》更赞叹说：“诗至此，色相俱空”，“画家所谓逸品是也”。这正体现了闻一多先生所说的：“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不，说是孟浩然的诗，倒不如说是诗的孟浩然更为准确。”（《唐诗杂论·孟浩然》）
孟浩然的山水行旅诗，以清幽淡雅或清空闲远为主要艺术风格，但亦有雄浑、壮逸之作。《吟谱》云：“孟浩然诗祖建安，宗渊明，冲淡中有壮逸之气。”（胡震亨《唐音癸签》引）清人潘德舆也指出：孟诗有一部分作品“精力浑健，俯视一切，正不可徒以清言目之”。（《养一斋诗话》）这方面的代表作，首推《临洞庭湖赠张丞相》。据近年来学者考证，此诗应作于张九龄被贬荆州并邀孟浩然入幕之后。诗的主旨，并非是向张九龄乞求引荐，而是抒发对张九龄被罢政出京的深切同情和愤懑不平
。其中“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一联，与杜甫《登岳阳楼》中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同为描绘洞庭湖雄浑壮阔气象的千古名句。《彭蠡湖中望庐山》描写飞峙大江边的庐山：“中流见匡阜，势压九江雄。黯黮凝黛色，峥嵘当晓空。香炉初上日，瀑布喷成虹。”境界也很雄丽。再如《与颜钱塘登樟亭望潮作》写观潮：“照日秋云迥，浮天渤澥宽。惊涛来似雪，一坐凛生寒。”以日色秋云、浮天渤海衬托大潮来时一望无垠、喷雪溅珠的景象，气势磅礴。此外，《下赣石》的“赣石三百里，沿洄千嶂间”，《早发渔浦潭》的“日出气象分，始知江路阔”，《广陵别薛八》的“樯出江中树，波连海上山”等，都用大笔勾绘出雄浑壮逸之景。这类诗虽不多，也是孟浩然山水诗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
孟浩然的田园诗数量远少于山水诗。他把田园风光同自己的隐居生活融合起来表现。他有意学陶渊明，抒写了和农民共同劳动、相互交往的情景。例如“采樵入深山，山深树重叠”（《采樵作》）、“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田家元日》）等等，都写得亲切、质朴。《赠王九》、《游精思观》、《寻菊花潭主人不遇》等篇，把乡村黄昏的景色和氛围写得非常静谧、迷人。《东陂遇雨率尔贻谢南池》：“田家春事起，丁壮就东陂。殷殷雷声作，森森雨足垂。海虹晴始见，河柳润初移。余意在耕稼，因君问土宜。”将海畔乡村晴雨变幻的清新秀丽风光，同农家春日抢种的热烈紧张气氛交织起来描写，最后抒发自己的归田之想。这首诗充满生气勃勃的春天气息，表现了诗人爱自然、爱田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在孟浩然的田园诗中，写得最好、流传最广的是《过故人庄》：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绿树、青山、场圃，各种平常的景物构成了一幅优美宁静的田园风景画。加上“具鸡黍”和“话桑麻”，更使人领略到浓烈的农村风味。宾主间开轩把酒，共话桑麻，表现了淳朴诚挚的情谊。最后两句的有兴再来，与起首的招之即至相呼应，进一步显出宾主之间的亲切关系、做客的愉快以及田园的乐趣。作者写的是眼前景，用的是口头语，纯任感情自然流露，连律诗的形式也似乎变得自由和灵便了。但自然平淡中蕴藏着深厚的情味，浓郁的诗意。这是中国古代田园诗中最动人的杰作之一。
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虽然风格平淡，但诗中的自然景物形象却大多是活跃的，诗人也不断地在他所描写的自然环境中活动着。从孟诗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诗人的行止动作或情感的波澜起伏。即使景物静到万籁俱寂，如同《夜归鹿门山歌》中的“岩扉松径长寂寥”那种境界，仍然能见到“惟有幽人夜来去”。这同诗人内心仕进与隐逸的激烈冲突所引发的愤郁不平情绪不无关系。
孟浩然的诗富于音乐美。宋人严羽说：“讽咏之久，有金石宫商之声。”（《沧浪诗话·诗评》）明人陆时雍也说：“语气清亮，诵之有泉流石上、风来松下之音。”（《诗镜总论》）例如《夏日南亭怀辛大》、《与诸子登岘山》、《听郑五愔弹琴》等诗，都音调和谐，琅琅上口，清亮悦耳。为人传诵的名句“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夏日南亭怀辛大》），“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残句），达到了景美、情美、声美的融合。孟诗的语言不如王维诗那样色泽鲜丽、精致秀润，却有朴素自然、闲淡疏朗的韵致。
王士源在孟集序言中说，孟浩然“五言诗天下称其尽美”。在他的二百多首五、七言诗中，七言各体总共不到二十首，可见他擅长五言。集中五律（排律在内）最多，五古次之，五绝又次之。他的五古多采用一气直贯的句法、平畅疏朗的节奏，写得最为自然洒脱，颇得陶渊明诗的神理韵致。五律也时带古风，甚至“通体俱散”，却又“妙极自然”（施补华《岘佣说诗》、沈德潜《说诗晬语》）。五绝中，《春晓》尤为脍炙人口：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诗人抓住春眠醒来的片刻感受，表现春日清晨大自然的无限生机，寄寓着对于美好事物的珍惜之情。构思回环曲折，语言平易自然，韵味却醇美深厚。
孟浩然诗也有不足之处。诗中涉及的生活面比较狭窄，多为短篇，内容单薄，缺少思想容量大的长篇巨制，一部分篇章缺乏巧思，显得直露寒俭。所以苏轼说他“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陈师道《后山诗话》引）。
孟浩然继陈子昂、张说、张九龄之后，进一步用诗歌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下层士子的理想抱负和生活遭遇。作为盛唐诗坛年辈较高的诗人，他大力写作山水行旅和隐逸生活的作品，创造出富于个性的风格，从而大大促进了盛唐山水田园诗的发展。总的来说，孟诗成就不如王维，然亦能独标风韵，自成境界。他的诗是初唐诗歌向盛唐诗的高峰过渡期的一座丰碑，对唐宋及以后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孟浩然的诗集，最早由王士源于天宝四载（745）编成。分为三卷，计二百一十八首。天宝九载，韦滔得王本，重加缮写，“增其条目”。现存最早的是宋蜀刻本。一九八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影印本，共收诗二百一十首，与王士源本最为接近。另有《四部丛刊》影印的江南图书馆藏明刊本，共四卷，分体编次，收诗二百六十三首。还有《全唐诗》本，首数更溢出二百六十三首之外。其中《示孟郊》一首，显然不是孟浩然所作。又《除夜》为崔涂作。《同张将蓟门看灯》、《姚开府山池》，是否孟作，亦甚可怀疑。《过融上人兰若》和《长安早春》，又分别见于綦毋潜、张子容的诗中。对于窜入孟浩然集的他人作品，尚有待于进一步查考。今人李景白《孟浩然诗集校注》（巴蜀书社1988年版）和徐鹏《孟浩然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附录有传记、历代评论资料、著录考以及作品系年等，是较完备的本子。
储光羲（约706—约763），润州丹阳郡延陵县（今江苏丹阳市西南）人
。开元十一年（723），赴长安应进士举。次年下第后，与同郡诗人丁仙芝同入太学为诸生。开元十三年再试，仙芝及第，光羲又落榜，于是他到了洛阳，入东都太学。这时，他结识了寓居洛阳的诗人孟浩然，两人有唱和。开元十四年（726），他第三次应进士试，终于登第，“又诏中书试文章”（《新唐书·艺文志》三储光羲《正论》下注），而后解褐授职。历任冯翊（今陕西大荔）尉，安宜（今江苏宝应）、下邽（今陕西渭南）尉、汜水（今河南荥阳）尉。诗人感到职卑禄微，无法实现自己经邦济世的抱负，大约在开元二十一年（733）辞官归乡。开元二十八年（740），他隐居于终南山。开元末天宝初，王维、裴迪也在终南山隐居。他们经常在一起啸咏山林，畅游终日。以后，王维官左补阙，亦官亦隐，在蓝田营辋川别业。储光羲曾到蓝田寻访王维，留下了一首《蓝上茅茨期王维补阙》。天宝六载（747），储光羲官太祝，不久，迁监察御史。天宝九载，奉诏出使范阳。天宝十一载，曾与诗人高适、杜甫、岑参和薛据同游慈恩寺，有《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
安史乱中，储光羲在长安为叛军俘获，被迫受伪职。至德二载（757），他伺机脱身，跋山涉水，逃归肃宗行在所，却被系于狱中。唐军收复两京后，对受伪署的官员分等论罪。因他能自拔归朝，从轻发落，贬谪岭南。
宝应元年（762），肃宗去世，代宗即位，宣布赦免自开元以来所有犯罪者。储光羲当于这一年遇赦。诗人悲喜交集，作《晚霁中园喜赦作》，并准备北归。但此时他已年迈体衰，未能成行。约于广德元年（763）卒于贬所，年五十八。
储光羲著作颇富。顾况《监察御史储公集序》云：“其文篇赋论凡七十卷。”又云是书编成后，王维之弟王缙曾为之作序，后王序佚，光羲之子储溶因请顾况重为序。但此书至南宋已不存。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中云：“璠尝睹公《正论》十五卷，《九经外义疏》二〇卷。”二书在宋代亦已亡佚。今时通行之《储光羲诗集》，收诗二百二十四首，多分为五卷。殷璠评他的诗“格高调逸，趣远情深，削尽常言，挟《风》、《雅》之道，浩然之气”，并推崇其诗有“风骨”，认为他与王昌龄“两贤气同体别”。评价稍高，但并非没有根据。在储光羲诗集中确有继承《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关心国事民瘼的力作。诗人出使范阳途经邯郸时创作的《效古二首》，描绘了两幅现实生活图画。一幅是：“曜灵何赫烈，四野无青草。大军北集燕，天子西居镐。妇人役州县，丁男事征讨。老幼相别离，哭泣无昏早。”另一幅是：“东风吹大河，河水如倒流。河洲尘沙起，有若黄云浮。赪霞烧广泽，洪曜赫高丘。野老泣相语，无地可荫休。”这两幅图画，是诗人对于即目所见的人物和事实的集中和概括。它们真实、形象地反映了李唐王朝穷兵黩武、横征暴敛，加上百年不遇的大旱，使中原地区人民蒙受深重灾难，令人感到惊心怵目。难能可贵的是，诗人对于田园荒芜、农民饥馑流亡的惨状，并非冷眼旁观，而是为此中夜不眠，心急如焚。诗中“翰林有客卿，独负苍生忧。中夜起踯躅，思欲献厥谋。君门峻且深，踠足空夷犹”等句，抒发了自己苦旱悯农，忧念社稷苍生的深切感情，是相当感人的。
当时，安禄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拥兵自重，又加紧盘剥人民，聚敛财富，积极准备发动叛乱。而唐玄宗却荒淫昏聩，对安禄山的野心毫不察觉。储光羲在范阳作的《观范阳递俘》，却能寓针砭于歌颂之中，把朝廷的腐败和逆贼的野心巧妙地揭露出来：“四履封元戎，百金酬勇夫。大邦武功爵，固与炎皇殊。”他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虽不及杜甫同题咏作那样忧深虑远，但诗末的“
屴非大厦，久居亦以危”两句，亦隐隐暗示着时代风雨濒临，唐帝国大厦有倾塌的危险。殷璠赞储光羲有“经国之大才”（《河岳英灵集》卷下），从这几首诗中也可略窥一二。
储光羲的《登秦岭作》、《同张侍御宴北楼》、《汉阳即事》、《奉别长史庾公》、《狱中贻姚张薛李郑柳诸公》、《上长史王公责躬》，直到他最后的作品《晚霁中园喜赦作》等篇，描叙他在安史乱中陷贼、受伪署、脱身、逃归、被囚、遭贬、遇赦的经历，倾诉了自己对李唐王朝的忠心，贪生失节的悔恨，虎口脱身的惊喜，被囚待罪的委屈，以及遇赦后悲欢交集的思想感情。这些诗，叙事真实曲折，抒情细致深刻，组成了一幕幕连续的悲喜剧，使人清楚地看见了在那场急风骤雨般的社会大动乱中，一部分士大夫的痛苦遭遇及其复杂的精神世界，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对于储光羲诗的思想性，当然不能估价过高。他有一些歪曲历史的作品。例如，天宝八载，哥舒翰以牺牲数万士卒的惨重代价西屠石堡城；天宝十一载，云南太守李宓涉海自交阯攻击南诏。这都是为了推行唐玄宗晚年的穷兵黩武政策而发动的战争。当时的大诗人李白、杜甫和后来的白居易，都作诗予以揭露和抨击，储光羲却作《哥舒大夫颂德》和《同诸公送李云南伐蛮》等诗，盲目地赞颂。这表明了诗人也有阿谀权贵的庸俗思想意识。
储光羲是盛唐最致力于田园诗创作的诗人。他写了《樵父词》、《渔父词》、《牧童词》、《采莲词》、《田家杂兴八首》、《同王十三维偶然作十首》和《田家即事》等田园诗，数量众多，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在这些诗中，他刻画了樵夫、渔父、牧童、采莲姑等各种各样的农民形象。但他往往把田园风光和乡村生活，当做自己隐逸情趣的寄托。所以，他笔下的农民形象大多是心情安闲、风度潇洒，有超尘出世的隐士气息。他所描绘的田园环境，也是一派和平宁静、人们怡然自乐的景象，恍若世外桃源。例如，他写樵夫是“荡漾与神游，莫知是与非”；写渔父是“非为徇形役，所乐在行休”；写牧童是“取乐须臾间，宁问声与音”；写采莲女是“独往方自得”，“不思贤与愚”。对于储光羲田园诗的这一思想特征，早已有人注意到。清人贺裳在《载酒园诗话又编》中说：“《樵夫》、《渔父》、《牧童》皆寄托之词，止写恬适。”沈德潜在《古诗源》卷八中也指出储光羲虽极力摹拟陶诗，“然终似微隔，厚处、朴处不能到也”。储光羲对农民的思想感情和农村的现实生活，当然不如陶渊明体验得深切。
但储光羲毕竟曾长期隐居于山村，对田家生活有浓厚的兴趣，作过比较精细的观察，又有意多用五言古体，摹拟陶渊明田园诗的古朴情调和风格。因此在表现闲适情趣的同时，还是接触到一些农村的现实，有些诗生活气息比较浓厚，风格朴实。例如：
楚山有高士，梁国有遗老。筑室既相邻，向田复同道。糗糒常共饭，儿孙每更抱。忘此耕耨劳，愧彼风雨好。蟪蛄鸣空泽，
伤秋草。日夕寒风来，衣裳苦不早。（《田家杂兴八首》其六）
诗中娓娓叙出田家之间在劳动和生活中的淳朴亲切情谊，诗末略微反映了田家生活的艰难。又如“既念生子孙，方思广田圃”（同前题，其一），描写农民生儿育女需要土地的心理，“顾望浮云阴，往往误伤苗”（《同王十三维偶然作十首》其一），刻画锄田农民盼望雨水的情状，都能表现出本色农夫的生活体验和感受。清人管世铭说：“储光羲真朴，善说田家。”（《读雪山房唐诗序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他的诗“源出陶潜，质朴之中，有古雅之味”。储光羲田园诗中一些较好的篇什，在艺术风格上的确给人以真朴之感。
储光羲描绘田园、山水景色，有一些佳句，如“落日照秋山，千岩同一色”（《田家杂兴八首》其三）、“日暮登春山，山鲜云复轻”（《同王十三维偶然作十首》其七）、“池光摇水雾，灯色连松月”（《题应圣观》）、“岩声风雨度，水气云霞飞”（《寻徐山人遇马舍人》）等，但意境浑成的佳篇并不多。《幽人居》：“幽人下山径，去去夹青林。滑处莓苔湿，暗中萝薜深。春朝烟雨散，犹带浮云阴。”写景清丽，意境也较完整。《钓鱼湾》是他的名作：
垂钓绿湾春，春深杏花乱。潭清疑水浅，荷动知鱼散。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
这首诗写江湾春色的幽美。“潭清”、“荷动”二句，从景物的动静状态中捕捉住它们之间的微妙关系。结尾处出人意料地点出垂钓者意不在钓鱼和赏春，而是在待人。结构巧妙，韵味隽永。
储光羲还有一组采用乐府旧题《江南曲》写的小诗：
绿江深见底，高浪直翻空。惯是湖边住，舟轻不畏风。（其一）
逐流牵荇叶，缘岸摘芦苗。为惜鸳鸯鸟，轻轻动画桡。（其二）
日暮长江里，相邀归渡头。落花如有意，来去逐船流。（其三）
描绘水乡青年男女驾驭风浪的勇敢豪迈性格，抒写他们的爱情生活，饶有江南民歌清新活泼的情调和明丽的色彩。在储光羲的田园诗中，是别具一格的佳作。近人俞陛云《诗境浅说续编》评“日暮”一首云：“此诗与崔国辅之《采莲曲》、崔颢之《长干曲》，皆有盈盈一水、伊人宛在之思。但二崔之诗皆着迹象，此诗则托诸花逐船流，同赋闲情，语尤含蓄。”这一组《江南曲》和他的另一组《洛阳道五首献吕四郎中》，使诗人在盛唐五绝作家中，占了一席地位。
储光羲还有咏史七绝诗《明妃曲四首》，抒情细腻，饶有新意。如其中第三首：
日暮惊沙乱雪飞，旁人相劝易罗衣。强来前帐看歌舞，共待单于夜猎归。
清人宋顾乐《唐人万首绝句选》评云：“语语画出憔悴神伤，传神极笔。”
储光羲的诗，遣词造句常有不够自然圆融之处；长篇古诗中，词踬旨晦、枯燥乏味的作品较多。总的说来，他是“远逊王、韦，次惭孟、柳”（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的。
裴迪（716？—？）
，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贬为荆州长史，裴迪与孟浩然同在张的幕府中为从事，相互唱和。后返长安，隐居于终南山，与王维、王缙、崔兴宗、卢象、储光羲等人在山中交游甚欢。有《过崔处士兴宗林亭》诗，与王维、王缙、卢象同作；又有《青雀歌》，与王维、王缙、卢象、崔兴宗同作。安史之乱前，曾任尚书省郎。乱后，任蜀州刺史，与王维分别前，有《春日与王右丞过新昌里访吕逸人不遇》诗。
裴迪同王维的关系最为密切。两人时常在辋川“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旧唐书·王维传》）。他的思想情趣和诗歌风格，都深受王维的影响。王维诗集中有《赠裴十迪》、《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登裴秀才迪小台》、《酌酒与裴迪》等十多首诗，诗中抒写了与裴“常忆同携手，携手本同心”的深厚友情。安史乱中，王维被叛军拘禁在洛阳菩提寺，裴迪曾冒着危险前往探望，说安禄山在凝碧池大宴，召梨园乐工演唱，乐工们举声便一时泪下。王维听了很悲伤，口占七绝“凝碧池”诗，抒发了对李唐王朝的忠忱之情。这首诗由裴迪传扬开来，很快传到凤翔，得到肃宗的嘉许。可见，这两位诗人不仅是山林隐逸的“道友”，也是患难与共的弟兄。
裴迪曾隐遁山林，同王维一样笃信佛学。他在天宝初年写的《青龙寺昙壁上人院集》、《游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等作，赞美“法堂出尘氛”、“在世超人群”的禅境，抒写“浮名竟何益，从此愿栖禅”的消极遁世情绪。但后来作的《青雀歌》，却有“幸忝鹓鸾早相识，何时提携致青云”等句，可见，他还是热衷功名，渴望有人提携的。
裴迪的审美趣味是“自然成高致”（《青龙寺昙壁上人院集》）。他的诗清新自然，有高情逸致。如《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安禅一室内，左右竹亭幽。有法知不染，无言谁敢酬。鸟飞争向夕，蝉噪已先秋。烦暑自兹适，清凉何所求。”赞美操禅师安禅悟道，不染尘世。诗人把寺中景色与诗情禅理融合起来，写景笔墨疏淡，出语天然，富有韵味。宋人蔡宽夫在其《诗话》中引述此诗，评为“清丽高胜”之作。
裴迪的代表作是《辋川集》。他与王维同以辋川的名胜为题，各赋五言绝句二十首，互相唱和，最后由王维编集并作序。这种采用分章形式连续描写同一地方风景的山水组诗，是二人的共同创造。在这些诗里，他们以清丽或素淡的语言，表现辋川山水的宁静幽美，抒写隐居生活的闲情逸致。二人诗歌的意境、情调和风格极相似。前人评《辋川集》中二人之作，有不同的看法。刘辰翁、潘德舆、沈德潜认为王作优于裴作（参见潘《养一斋诗话》和沈《唐诗别裁集》）；王士禛、管世铭却认为二人“工力悉敌”（参见王《唐人万首绝句选》、管《读雪山房唐诗钞凡例》），但都缺乏深入细致的比较、分析。其实，裴迪虽努力仿效王维，在诗中力求把诗情、画意和禅理三者结合起来，创造空灵幽静之境，但他对自然美的感受能力、艺术才华和表现技巧，都不及王维。他这二十首五绝，与王维同题咏作相比较，多数显得逊色。如组诗的第一首《孟城坳》，王诗是：“新家孟城口，古木馀衰柳。来者复为谁？空悲昔人有。”裴作是：“结庐古城下，时登古城上，古城非畴昔，今人自来往。”王诗描绘孟城新居，仅有衰柳，抓住古柳这一最能触发今昔之感的自然意象，传达出深沉的悲慨。而且，诗中并不局限于描写眼前情景，而又悲往昔，思未来，曲折地表现出自然的永恒和人生的短暂，抒发了极悲凉又极旷达的感情。意境广阔而深沉。裴诗则仅限于写今人登古城的行动和怀古情思。四句诗中，“古城”重复了三次，全篇也缺乏具体可感的意象。与王诗相比，情韵显得单薄，意境也狭隘和较一般化。又如《斤竹岭》，王诗是：“檀栾映空曲，青翠漾涟漪。暗入商山路，樵人不可知。”裴诗是：“明流纡且直，绿篠密复深。一径通山路，行歌望旧岑。”都写了一条翠竹深掩的山路。王诗“漾涟漪”绘景生动，“暗”字点染出密竹深林的幽静氛围，“商山”又暗用了秦汉隐士商山四皓的典故。诗人深沉感慨这条通向商山的小路，是那些进山打柴谋生的樵夫所不能知的。这样，便使小路具有一种象征的含义，含蓄地抒写出诗人对隐居生活的神往和对世俗功利的厌倦。裴诗却停留在写实的层面，缺乏象征、暗喻的深层意蕴。此外，《文杏馆》、《南垞》、《欹湖》、《栾家濑》、《北垞》、《竹里馆》、《辛夷坞》诸题，裴诗显然都逊于王诗。
但裴迪的《辋川集》中也有佳作。例如《华子冈》：“落日松风起，还家草露晞。云光侵履迹，山翠拂人衣。”写景绘声绘色，景中饱含诗人对华子冈的眷恋不舍之情，许多唐诗选本都选了这一首。但后二句，袭用王维《山中》的“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仍不及王诗意境那么空灵、高远。又如《鹿柴》：“日夕见寒山，便为独往客。不知深林事，但有麏麚迹。”裴迪借一行獐鹿的足迹，显示鹿柴的幽僻，构思甚妙。而王维诗：“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写空山不从无声无色处写，偏从有声有色处着笔；尤其是后二句，写夕阳自深林间斜射而入，照在青苔上，妙笔绘出前人未曾表现之景，更比裴迪技高一筹。裴迪还有几首，似胜于王维，或可与王作相媲美的，例如：
飘香乱椒桂，布叶间檀栾。云日虽回照，森沉犹自寒。（《茱萸沜》）
苍苍落日时，鸟声乱溪水。缘溪路转深，幽兴何时已。（《木兰柴》）
前一题，王诗是：“结实红且绿，复如花更开。山中傥留客，置此芙蓉杯。”仅是赞颂茱萸果实之美和可以待客，有情无境。裴诗却以虚拟的椒桂形容茱萸飘香，借苍翠的修竹衬托茱萸的郁茂，最后牵一缕从云里回照下来的日光，反衬茱萸沜的森沉幽冷。平心而论，此首确胜于王诗。后一题，王诗是：“秋山敛馀照，飞鸟逐前侣。彩翠时分明，夕岚无处所。”以画家对光和色彩的敏锐感觉，画出一幅绚烂明丽的秋山夕照图。裴诗描绘落日苍苍，鸟鸣声与流水声交响，读之如有清音漾耳，虽稍逊王诗，却也是别开生面的佳构。此外，裴迪《宫槐陌》云：“秋来山雨多，落叶无人扫。”《白石滩》云：“日下川上寒，浮云淡无色。”写萧寥或寒淡之景，也颇精彩。近人俞陛云赞为“五言高格”（《诗境浅说续编》）。明代吴逸一《唐诗正声》评《辋川集》：“王诗多于题外属词，裴就题命意，伎俩自别。”指出王、裴二人在艺术构思上的不同，比较中肯。
裴迪还有一首《崔九欲往南山马上口号与别》，也是历来为人传诵的：
归山深浅去，须尽丘壑美。莫学武陵人，暂游桃源里。
劝友人安心隐居，尽览山林丘壑之美，而以武陵渔人暂游桃源作反衬，便觉蕴藉隽永，情趣横生。
今存裴迪诗仅二十九首。其中《西塔寺陆羽茶泉》一首，明人杨慎说“见之石刻”（《升庵诗话》卷十二）。但陆羽是大历以后的人，故此诗断非裴迪所作。清人贺裳说：“裴早友王维，晚交杜甫，篇什必多。今所存惟维集数篇，不胜遗珠之恨。”（《载酒园诗话》）仅从现存作品来看，裴迪擅用五绝写景，意境清幽闲远，应属盛唐诗坛上的五绝名家之一。
卢象
（700—约760），字纬卿，汶水（今山东泰安、曲阜一带）人。其叔父卢鸿，是开元初有名的隐士。玄宗曾备礼征召再三，不至。玄宗又下诏令，他才到洛阳谒见，不拜。玄宗授予他谏议大夫，坚辞不受，还山。临行，玄宗赐隐居服与嵩山草堂一所。卢象受卢鸿隐逸思想行为的影响，青年时曾携家至江东，隐于田园，后返回汶水居住。刘禹锡在《唐故尚书主客员外郎卢公集纪》中说：“始以章句振起于开元中，与王维、崔颢比肩骧首，鼓行于时。妍词一发，乐府传贵。”卢象的外甥李华也称他“名高天下”（《登头陀寺东楼诗序》）。可见，卢象在当时诗坛上有很高声誉。崔颢、王维、裴迪、祖咏、李颀、崔兴宗等人，都曾与他交游，并有酬答、寄赠之作。据崔颢《赠卢八象》一诗可知，卢象曾一度入蜀。寻绎崔此诗之意，其入蜀似在未登第时。
开元中，卢象登第，释褐后任秘书省校书郎，左卫仓曹椽。开元二十二年（734），张九龄执政，很器重卢象的才华，提拔他为左补阙。张九龄罢政后，卢象出任河南府司录。天宝三载（744）正月，贺知章还故乡会稽，离长安之日，玄宗君臣作诗送之。时卢象有《送贺秘监归会稽歌序》（《全唐文》卷三〇七）。据此可知，卢象当时已回长安，任司勋员外郎，并与李颀、王维等交游。李颀有《寄司勋卢员外》，王维有《与卢员外象过崔处士兴宗林亭》。但不久，卢象即“为飞语所中，左迁齐、汾、郑三郡司马，入为膳部员外郎”（刘禹锡《集纪》）。安史乱中，卢象被迫受伪职。唐军收复两京后，贬为果州（今四川南充）长史，再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司户，移吉州（今江西吉安）长史。此后，朝廷打算起用他，擢为主客员外郎。入京途中，病故于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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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艺文志》载卢象有集十二卷，已散佚。《全唐诗》录其诗一卷，仅二十八首。又《全唐文》卷三〇七录其文两篇。唐殷璠评卢象“雅而不素，有大体，得国士之风”（《河岳英灵集》卷下）。卢象诗中有一些继承《诗经》的“风”、“雅”传统，积极针砭社会弊端的作品。《驾幸温泉》写玄宗游幸骊山温泉，不仅千官扈从、万国来朝，就连细草垂杨也趋奉君王。在显赫气象中已暗寓讽刺之意。诗的结尾更以“此日小臣徒献赋，汉家谁复重扬雄”两句，揭露李唐王朝对人才的轻视。《寒食》诗悲叹介子推惨遭山火焚身，谴责晋文公“平生负此臣”，亦有借古讽今之意。《杂诗二首》（其一）写一位老将“死生辽海战，雨雪蓟门行”，结果是“诸将封侯尽，论功独不成”。感叹老将的不幸遭遇，揭露了当时边将或无功受禄、或有功不赏的不合理现象。
卢象愤慨腐朽的贵族官僚集团把持权柄、扼杀人才。在《送綦毋潜》中，他发出了“如何天覆物，还遣世遗才”的抗议之声。诗人无力改变这种不公道的社会现实，只好以“逍遥饮啄安涯分，何假扶摇九万为”（《青雀歌》）之句自我宽慰。他还努力表现自然山水的静美境界，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家叔征君东溪草堂二首》，描绘卢鸿隐居的嵩山草堂：“青壁森相倚”，“涧影生龙蛇”，“雷声转幽壑，云气杳流水”。景色幽奇，俨然神仙境界。诗人渴望置身其间，过一种“水深严子钓，松挂巢父衣”的隐逸生活。
人们把卢象也看作盛唐山水田园诗人，这既因为他和王维、储光羲、崔兴宗、祖咏、裴迪、綦毋潜等诗人交往密切，更由于他的现存诗歌以描写山水和田园生活为主。在他的笔下，展现了不同风貌的山水景色，既有历下古城的清泉乔木，汶上田园的寒泉衰柳，也有吴越的青山绿水，三峡的风雨雷霆。卢象描绘山水，能够根据不同景物的特点，运用雄放或细腻的笔墨。《峡中作》表现三峡的壮险，便以劲健的手腕，大笔挥洒出“高唐几百里，树色接阳台。晚见江山霁，宵闻风雨来。云从三峡起，天向数峰开”的雄奇、变幻画面，并在画面上涂染瑰丽的神话色彩。而他写河南永城县山水，笔触却是轻灵秀润的：
长风起秋色，细雨含落晖。夕鸟向林去，晚帆相逐飞。虫声出乱草，水气薄行衣。一别故乡道，悠悠今始归。（《永城使风》）
诗中景物，如迷濛细雨、淡淡落晖、乱草虫鸣、侵衣水气，都描绘得逼真、细腻，并渗透了诗人在归途中思乡的凄清孤寂感情。《竹里馆》写江南冬末初春景色：“江南冰不闭，山泽气潜通。腊月闻山鸟，寒崖见蛰熊。柳林春半合，获笋乱无丛。”也显示出诗人捕捉自然景物特征的本领。
卢象的田园诗《乡试后自巩还田家因谢邻友见过之作》，写乡村严冬景色：“落日见桑柘，翳然丘中寒。……园场近阴壑，草木易凋残。峰晴雪犹积，涧深冰已团。”气象荒凉冷落；写邻友的关怀：“邻家多旧识，投暝来相看。且问春税苦，兼陈行路难。”却洋溢着亲切、淳朴的人情味。寒冷景色和温暖情谊反衬对照，相得益彰。《送祖咏》纯以想象之笔，描绘祖咏归隐田园的情景，在对乡村生活的赞颂中，又流露出对友人失意的惋惜之情。《同王维过崔处士林亭》：“映竹时闻转辘轳，当窗只见网蜘蛛。主人非病常高卧，环堵蒙笼一老儒。”抓住诗友崔兴宗生活环境和行为的典型特征，绘出一幅传神的隐士图。
卢象还有《八月十五日象自江东止田园移庄庆会未几归汶上小弟幼妹尤嗟其别兼赋是诗三首》，抒写与弟妹久别重逢旋即离去的情景。诗人对小弟和幼妹的感情表现，作了符合他们年龄、性别的生动刻画。诗的情调稍嫌伤感，却真挚动人。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卷十二评点说：“古人作弟妹诗易于妙绝。惟真乃妙。”贺裳《载酒园诗话》总评卢象诗“情深”，“稍有悲凉之感”，是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