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昂以后,唐代文学在由初唐转入盛唐的发展过程中,有两位关键性的作家,这就是被称为“二张”的张说和张九龄。
张说(667—731),字道济,一字说之,河东(今山西永济)人
。出身于“近代新门”,其父骘曾任长子尉、介休主簿、洪洞丞。武则天天授元年(690),张说二十四岁,应贤良方正举,对策第一,授太子校书。武后令写其策本于尚书省,颁示朝集及蕃客等,以光大国得贤之美。天授二年至天册万岁元年(691—695)间,说曾两度使蜀,集中有《被使在蜀》、《再使蜀道》等山水纪行诗。万岁通天元年(696),从武攸宜讨契丹,任管记,与陈子昂为同僚。其后,累官至凤阁舍人。长安三年(703),权奸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构陷御史大夫魏元忠与司礼丞高戬同谋反对武则天,要挟张说证实。说在御前直言实无其事。元忠因此免死,说却坐忤旨配流钦州,历时一年有馀。
神龙元年(705),中宗即位,武则天卒,张易之兄弟伏诛。张说奉诏还都,授兵部员外郎。历工、兵部侍郎,兼修文馆学士等职。睿宗朝,为中书侍郎兼雍州刺史、太子侍读,深受太子李隆基亲敬。景云二年(711),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当时,武后之女太平公主执政,尤嫉太子。张说独力排斥太平公主一党,坚请太子监国。太平公主恨说不肯归附于己,遂罢免说宰相之职,下迁尚书右丞,分司东都。玄宗李隆基即位后,张说洞察太平公主阴谋篡权废帝,便献佩刀给玄宗,暗示他应当机立断,清除叛逆。开元元年(713)七月,太平公主等伏诛,张说拜中书令,封燕国公。孙逖《张说颂》(《文苑英华》卷七七五)云:“首谋四凶,决安危于天下。”高度赞扬了张说的这一历史功绩。同年十月,玄宗任命姚崇为相,张说欲谏阻,未遂。十二月,说被姚崇所构,贬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开元三年(715),再贬岳州刺史。
开元五年(717)二月,张说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次年,离荆州任赴东都朝见天子,就任右羽林将军、幽州都督、河北节度使,摄御史大夫。他在幽州努力稳定局势,发展生产,安民息兵,“一年而财用肃给,二年而蓄聚饶羡,军声武备,百倍于往时”(《张说颂》)。开元八年(720),说移镇并州。同罗、拔曳固等部落闻突厥降户被杀,“皆忷惧”,说亲率二十骑前往抚慰,大获成功,“于是九姓感义,其心乃安”(《旧唐书》本传)。次年夏,胡人康待宾连结党项,率众叛唐,说大破之。九月,玄宗诏张说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开元十年(722),说又破康待宾余党。秋,班师回朝,奏请玄宗裁减边兵二十万,勒还务农,玄宗从之。开元十三年(725),张说为尚书右丞相兼中书令。
开元十四年(726),玄宗召见崔隐甫,欲重用之。张说鄙薄其人无文才,又厌恶御史中丞宇文融心术不正。融有所提议,说多压抑之。崔、宇文遂与李林甫串通一气,弹劾张说,玄宗停说中书令。崔、宇文仍恐张说复掌政事,屡向玄宗进谗。开元十五年(727),玄宗命张说致仕,在家修史。但朝廷每有大事,玄宗常遣中使询问张说。开元十七年(729),说复为右丞相,仍知集贤院事。随后,迁左丞相。开元十八年正月,加开府仪同三司;十二月二十八日(公元731年2月9日),病逝,享年六十四。玄宗素服举哀,废朝三日,罢十九年元正朝会,诏赠太师,并亲自为说撰神道碑文,赐谥“文贞”。
张说一生的功业是多方面的。他历仕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朝,“三登左右丞相,三作中书令”(张九龄《张说墓志铭》),又曾三次总戎临边,屡获战绩,可谓内秉钧衡,外膺疆寄,为唐代杰出的政治家。
张说“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大唐新语》卷一),是开元前期的“当朝师表,一代词宗”(《唐大诏令集》卷四四),在文学上尤多建树,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张说作为初、盛唐之间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凭借着与唐玄宗的特殊亲密关系,对玄宗的文学好尚及其文化政策的制定,有很大的影响。例如,景云三年(712),张说在《上东宫请讲学启》中提出“重道尊儒”、“博采文士”等主张,即为玄宗全面采纳。玄宗后来为实施张说建议,诏改丽正殿书院为集贤殿书院,拜张说等十八人为学士。张说在知集贤殿书院期间,遵照玄宗旨意,主持编撰了《唐六典》、《大唐开元礼》、《大唐乐》、《唐文府》、《初学记》等著名典籍,对唐代文教事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正如韦述所说:“上之好文,自说始也。”(《职官分纪》卷一五引韦述《集贤注记》)《新唐书》本传也指出,“开元文物彬彬,说力居多”。
其二,张说十分注重奖掖文学新人。《旧唐书·韦述传》载:“说重词学之士,述与张九龄、许景先、袁晖、赵冬曦、孙逖、王翰常游其门。”据陈祖言《张说年谱》所考,张说奖掖过的文学之士,还有贺知章、徐坚、徐安贞、韦述兄弟六人、赵冬曦兄弟六人、齐瀚、王丘、徐浩、裴漼、尹知章、吕向、王湾、常敬宗、崔沔、康子元、敬会真等;又有当时以文学受知于张说,日后却并非以文学著称者,如房琯、李泌、刘晏等。一些年长的文人如杨炯、崔融等,亦与说交好。这是一份人数可观的开元前期的文学家名单!他们又提携了一批盛唐的杰出诗人和古文家,如张九龄之于孟浩然、王维、裴迪、万齐融,贺知章之于李白,孙逖之于李华、萧颖士。可以说,张说的延纳后进,对唐代文学发展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
其三,张说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他以权威的口吻和锐利的艺术眼光,对初唐以来许多文人的创作发表了精彩的评论。《旧唐书·许景先传》载,张说曾向玄宗奏称:“许舍人(景先)之文,虽无峻峰激流崭绝之势,然属词丰美,得中和之气,亦一时之秀也。”开元十七年,他曾与学士徐坚评论当时一些文士的创作:
张说、徐坚同为集贤学士十馀年,好尚颇同,情契相得。时诸学士凋落者众,唯说、坚二人存焉。说手疏诸人名,与坚同观之,坚谓说曰:“诸公昔年皆擅一时之美,敢问孰为先后?”说曰:“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皆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富嘉谟之文,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丛云郁兴,震雷俱发,诚可畏乎!若施于廊庙,则为骇矣。阎朝隐之文,则如丽色靓妆,衣之绮绣,燕歌赵舞,观者忘忧。然类之风雅,则为俳矣。”坚又曰:“今之后进,文词孰贤?”说曰:“韩休之文,有如太羹玄酒,虽雅有典则,而薄于滋味。许景先之文,有如丰肌腻体,虽秾华可爱,而乏风骨。张九龄之文,有如轻缣素练,虽济时适用,而窘于边幅。王翰之文,有如琼杯玉斝,虽灿然可珍,而多有玷缺。”(《大唐新语》卷八)
张说对十位作家各自不同的文章风貌,作出了相当准确的总体评价和生动形象的描述。既热情地肯定长处,又恳切地指出缺点。从张说的这段评论以及有关的一些文章中,可以概括出他的文学主张:第一,崇典则。认为作品必须合乎一定的规范、法则,可类风雅。要求继承风雅的传统。第二,讲实用。要求作品对于时政有切切实实的意义和作用。第三,重风骨。他所说的风骨,主要是要求作品思想感情的表现,应该劲健有力、鲜明爽朗,而不能丽藻满篇,柔靡不振。犹如一个人,虽“丰肌腻体”,“秾华可爱”,但肥胖臃肿,无挺拔之骨格,也是谈不上美的。第四,尚气势。他赞扬富嘉谟文章“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丛云郁兴,震雷俱发”,惋惜许景先文章“无峻峰激流崭绝之势”。在《洛州张司马集序》中,推崇张希元的文章“逸势高标,奇情新拔”,“天然壮丽”;又曾手题王湾意境壮阔的名句“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于政事堂。这些都体现了他对一种气魄宏伟的文学风格的倡导。第五,重文采。他认为文章要体物言志,便须在文辞上发挥形容,错综润色。他在《上官昭容集序》中提出:“气有壹郁,非巧辞莫之通;形有万变,非工文莫之写。先王以是经天地,究人神,阐寂寞,鉴幽昧,文之辞义大矣哉!”又在《洛州张司马集序》中云:“夫言者志之所之,文者物之相杂。然则,心不可蕴,故发挥以形容;辞不可陋,故错综以润色。万象鼓舞,入有名之地;五音繁杂,出无声之境。非穷神体妙,其孰能与乎?”可见,他不仅提倡文质并重、辞义相得的文学,而且还对文辞提出具体的美学要求,即要能表现事物的万变之形,达到穷神体妙,要富赡、典雅、丰美、工巧。第六,讲滋味。他不赞成内容纯正但淡而寡味的作品,强调诗文要言有尽而意无穷,耐人寻味。
张说的上述文学主张,显然涉及到了文学从内容到形式、从创作到鉴赏等一系列问题,构成了一个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既体现了政治家的文学眼光,又突破了政治家的局限。张说不轻视文学的艺术形式和审美价值,对文学艺术的特征作了应有的强调。这是正确的。在初、盛唐的文论家中,四杰、陈子昂、殷璠等人都没有使用“滋味”这一概念,张说上继钟嵘之说,提出“滋味”,强调了诗文的形象性特征和耐人咀嚼的意蕴,值得注意。他的“讲实用”,也为后来白居易的“为时为事而作”的文学理论张本。而他的“重风骨”、“尚气势”、“重文采”的主张,对当时诗文创作的指导意义尤为明显。
陈子昂在初唐后期首先高举“复古”“革新”的旗帜,倡汉魏风骨,斥齐梁馀风,言辞激烈,振聋发聩,功不可没。但他重质轻文的文学主张又是偏颇的。比较起来,张说的文学主张更全面、进步,更合乎当时文学发展的潮流。加上在政治上、文坛上的崇高威望,使他事实上成为盛唐文学的一位开路人。其历史功绩,不在陈子昂之下。
张说能诗擅文。《全唐诗》录存其诗四卷,计三百五十首。他长期在朝中任职,乐章、挽歌、奉和应制的篇章很多,仅应制诗即有七十首,可以说是唐代宫廷诗的巨匠。这些诗歌,反映了开元盛世的文治武功,是生动、形象的历史文献。例如《十五日夜御前口号踏歌词二首》(其一),写元宵夜晚花萼楼前灯景,颇能见出盛世京都的繁华和太平景象。这些诗,也有艺术价值。如五排《将赴朔方军应制》,明人胡应麟评其起句“礼乐逢明主,韬钤用老臣”“雄浑”、“得体”、“可法”(《诗薮·内编》卷四)。七律《侍宴隆庆池应制》,精工典丽,亦受前人赞赏。五律《奉和圣制登骊山瞩眺应制》:“寒山上半空,临眺尽寰中。是日巡游处,晴光远近同。川明分渭水,树暗辨新丰。岩壑清音暮,天歌起大风。”不仅颂扬得体,写景亦清新流丽,是一首山水诗佳作。
张说两度使蜀,两次被贬外放,又曾数次统兵到过塞北,这使他得以走出狭窄、沉闷的宫廷,呼吸大自然的清新气息,体验仕途的沉浮、世态的炎凉和军旅生活的艰辛,写出不少内容充实、风格清健的好诗。
他出镇幽州、并州的诗作,抒写了安边许国、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如七古《巡边河北作》:“去年六月西河西,今年六月北河北。沙场碛路何为尔,重气轻生知许国。人生在世能几时?壮年征战发如丝。会待安边报明主,作颂封山也未迟。”直抒胸臆,慷慨激昂。五律《幽州夜饮》:“凉风吹夜雨,萧瑟动寒林。正有高堂宴,能忘迟暮心。军中宜剑舞,塞上重笳音。不作边城将,谁知恩遇深。”豪放而悲凉,起得挺拔,结得深婉。七律《幽州新岁作》:“去岁荆南梅似雪,今年蓟北雪如梅。共知人事何常定?且喜年华去复来。边镇戍歌连夜动,京城燎火彻明开。遥遥西向长安日,愿上南山寿一杯。”清人方东树评曰:“以梅雪为兴象”,“情词流转极圆美”,“亲切不肤”(《昭昧詹言》)。
他的送别之作,往往富有社会内容。如《送王晙自羽林赴永昌令》、《送李问政河北简兵》等,表现出系心边事的情绪,歌颂了刚直的官吏;《奉和圣制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赞扬金城公主远嫁吐蕃,反映当时唐朝与吐蕃的友好和睦关系;《送任御史江南发粮以赈河北百姓》,对河朔人民的疾苦表示了深切的关怀。
张说的怀古诗《五君咏五首》、《邺都引》、《过怀王墓》、《过庾信宅》等篇,都是触景生情,托物咏志、借古慨今的较好作品。胡应麟曾将《五君咏》与陈子昂《感遇》,李白《古风》和杜甫《羌村》、《出塞》相提并论,认为皆唐代五言古诗的力作,为“六朝之妙诣,两汉之馀波”(《诗薮·内编》卷二)。《邺都引》:
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眦相驰逐。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城郭为墟人代改,但见西园明月在。邺傍高冢多贵臣,蛾眉曼睩共灰尘。试上铜台歌舞处,惟有秋风愁杀人。
此诗作于开元元年贬相州期间,诗中热烈颂扬曹操的杰出才能及其统一大业,借以表达对玄宗文治武功的期望。结尾抒发对于人事代谢的深沉感慨和哲理思索。情调慷慨悲壮,语言简劲老练。叙曹操行事仅四句,人物却须眉皆动。全篇已脱尽初唐七古的绮艳作风。清人沈德潜称赞说:“声调渐响,去王、杨、卢、骆体远矣。”(《唐诗别裁集》卷五)
计有功《唐诗纪事》说:张说“谪岳州后诗益凄婉,人谓得江山助云。”其实,张说配流钦州期间的诗作,其凄婉之情,已极深切感人。如《还至端州驿前与高六别处》:
旧馆分江口,凄然望落晖。相逢传旅食,临别换征衣。昔记山川是,今伤人代非。往来皆此路,生死不同归。
张说流配钦州,高戬亦同时贬谪端州。诗中写二人在流放途中相互推食和解衣相赠的细节,充满浓厚的人情味。最后写对难友的悼念,更是悲怆感人。这种以朴实无华的语言真挚坦率地表达感情的方式,在宫廷诗中是很难见到的。张说写于岳州的诗,如《岳州作》抒发迁谪蛮荒仍眷念朝廷的悲苦,《岳州别子均》表现在异乡骨肉分离的凄楚,同流配钦州的诗情调一致。但洞庭君山的秀丽风光,也引起诗人的极大兴趣,情不自禁地要对它加以歌唱。如“山水佳新霁,南楼玩初旭。夜来枝半红,雨后洲全绿”(《岳阳早霁南楼》);“山花迷径路,池水拂藤萝。萍散鱼时跃,林幽鸟任歌”(《湘州北亭》);“江寒天一色,日静水重纹。树坐参猿啸,沙行入鹭群”(《游洞庭湖》)等等。诗人陶醉在幽美的水光山色之中,遭受创痛的心灵也获得一些暂时的抚慰。这些诗篇,写景生动细致,设色明丽夺目,如同一幅幅生气勃勃的水彩写生画,反映出诗人描绘山水的艺术技巧已趋于成熟。这正是“得江山之助”的结果。
在张说集中,山水诗数量较多,佳作迭出。诗人不仅能准确地描绘不同地区、季节的山水景物画面,而且善于真切地表现自己的不同生活境遇和心绪,从而形成个性化的意境。例如,写于初次入蜀的《过蜀道山》:“我行春三月,山中百花开。披林入峭茜,攀磴陟崔嵬。白云半峰起,清江出峡来。谁知高深意,缅邈心幽哉。”既展现出动感很强的巴蜀山水图画,又表达了作者当时的远大抱负和乐观情怀。而《深渡驿》:“旅宿青山夜,荒庭白露秋。洞房悬月影,高枕听江流。猿响寒岩树,萤飞古驿楼。他乡对摇落,并觉起离忧。”诗人把秋夜凄清、冷寂景色,同自己羁旅愁思与沦落失意的感情,交织成一个清旷之境,与前一首的欢快情调和雄奇境界迥然不同。又如《同赵侍御乾湖作》,全诗七言二十七句,景致宏大,气象开阔,如开篇四句:“江南湖水咽山川,春江溢入共湖连。气色纷沦横罩海,波涛鼓怒上漫天。”张说的某些山水诗还有另一个特色:即景发兴,以兴为主,在景中寓意寄托而不露痕迹。例如写于岳州的七绝《送梁六自洞庭山作》:
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见孤峰水上浮。闻道神仙不可接,心随湖水共悠悠。
诗中所展现的壮丽画面,确是洞庭湖和君山的美妙写照。但实中有虚,“孤峰”、“神仙”等意象都似有双关、象征的含义,微妙而深婉地表达出诗人迁谪的孤苦和失望,使人感到别情与谪情都悠悠不尽。胡应麟《诗薮》指出:唐初七绝“音律未谐,韵度尚乏”,“至张说‘巴陵’之什……句格成就,渐入盛唐矣”。
在初唐至盛唐的诗坛上,张说是尝试运用诗歌的各种体裁进行创作并多有创获的一位诗人。他的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其中五言古诗和律诗数量最多,写得相当纯熟。七古如上述《邺都引》、《巡边河北作》等,以苍莽古调唱出了盛唐之音。盛唐前期,七律和七绝尚未成熟,作者少,佳作亦不多见;而张说却运用这两种新体裁写出了多首佳作,对盛唐七绝和七律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张说还写了不少五绝,如《被使在蜀》、《岳州守岁》、《岭南送使》等。著名的《蜀道后期》:“客心争日月,来往预期程。秋风不相待,先至洛阳城。”以“争”字为一篇眼目,从客心与日月相争、秋风复与客心相争,秋风占先,表现出自己归心之切,后期之恨。历代一些诗评家赞其构思巧妙,有乐府风味。张说还有《咏方圆动静示李泌》的四言小诗:“方如棋局,圆如棋子。动如棋生,静如棋死。”颇富哲思。
张说的文章比诗歌更著称当时,朝廷述作,多出其手,与许国公苏
齐名,并称为“燕许大手笔”。他现存文二百五十篇,《旧唐书》本传说他:“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
六朝的碑志文都是骈体,“为人志铭,铺排郡望,藻饰官阶,殆于以人为赋,更无质实之意”(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编卷二)。初唐“四杰”大体承袭这种风气,浮华刻削,罕有佳构。武后朝,有富嘉谟、吴少微二人,撰写碑志,“皆以经典为本,时人钦慕之,文体一变,称为富吴体”(《旧唐书·文苑中》)。到了张说,更在碑志文的写作上开创了新局面,在题材、文体和表现技巧上都有所突破。他为声名显赫的宗臣名相撰碑,也给坎
失意的寒儒小吏立传;多数碑志文仍是骈体,但平易通畅,更有少数上追汉魏、下开韩柳先声的散体;虽未能完全摒弃缕述对象生平仕履、“铺排郡望、藻饰官阶”的旧套,却已显示出文字俊爽,记人述事较为生动亲切的特色。他善于抓住人物一生事迹中的突出特点,注意选取富有特征的真实细节,从人物的外貌、对话和动作显示其品格与个性。例如《太尉裴公神道碑》,先叙写裴行俭少年时与房仆射、梁公的对话和神态,表现他年少志高,好学不倦,对前途充满自信;以后又写他身居高位对下属无意造成的过失不予追究,温言抚慰,从而刻画出了一位宽厚仁慈、令人崇敬的儒将。张说的碑志还能根据对象特点取舍、组合材料。如《贞节君碣》以县令阳鸿的“贞节”节概为一篇主脑,着重描叙他为友人治丧和在战乱中守城两件事,展示了人物的这一可贵品格,最后抓住“大才无贵仕”一点抒发感慨。全篇主题突出,人物形象鲜明,条理清晰,结构完整,文字详略得宜,是一篇散体碑志佳作。又如《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碑主是隋代有名的宫廷文臣。作者抓住人物特点,着重写他的文学。写文学又侧重两个方面:一方面写他“处屯安贞”、“临难无慑”,乃是“国华人望”,强调其文是其德行的表现;另一方面写他“擅名当时,垂声后代”,以见其文才之可贵。全文简洁清通,重点突出。
张说自述他撰写碑志遵循“实录”原则,“不敢假称虚善,附丽其迹”(《与魏安州书》)。的确,他的一部分碑志文写得平实朴素。例如《宋公遗爱碑》,碑主是盛唐名相宋璟,碑文写于宋璟健在时。作者行文谨慎,述事确凿,评价恰当,没有虚夸溢美之辞。全篇言由中出,真切感人。又如《姚文贞公神道碑》,扣住姚崇为一朝名相这一点,叙功行皆录其大,笔墨简括,要言不烦。作者与姚崇有过矛盾,并因此被贬相州,但撰写此文却不怀芥蒂,秉笔实录,尤为可贵。
当然,张说的一部分碑传文,写人物也有夸张、渲染、形容,甚至穿插一些神奇、怪诞的场面和细节,因而具有某种传奇色彩。例如《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为名将郭元振立传,用一些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突出地渲染了郭公的威武神毅、胆识过人。如写他出任安西大都护,“时乌质勒久恃众倨傲……公以众寡不敌,难以力制,因率麾下数十骑,径入部落。乌质勒大出兵卫出迎,望见公威容端毅,风鬣若神,不觉屈膝,因而下拜。公宣国威命,抗声与语,自朝至暮,雪深尺馀,竟不移足,质勒频拜伏。……质勒久立雪中,仓卒疾发,是夜暴卒”。又写他进军葱岭,“其河源上有大树,高千馀尺,垂荫数顷。大军至日,有黄龙绕树,以口吐毒气而拒官军,三军悉睹焉。公手书操檄文,令左拾遗张宣抗声读之毕,黄龙解树而下,公率诸军诛之,数日方倒,聚而焚焉”。又如《石羽林大将军王氏神道碑》,叙写大将军王威明战死沙场的场面,《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描绘王仲翔远征热海的情节,《大通禅师碑》展现高僧神秀圆寂后“白雾积晦于禅山,素莲寄生于坐树”,“双林变色,泗水逆流”的幻境,都带有传奇色彩。
张说是诗人,又长期监修国史,兼具史才,所以他的一些碑志,还能将史笔和诗笔结合起来。例如《崔公神道碑》在描叙河间丞崔漪的政绩后,连用“若夫碧树烟霭于江潭,红荷藻耀于泽畔,宝贝炯光于空浦,美玉明润于断岸”四个意象瑰丽的比喻,使人物光彩夺目,碑文诗意盎然。
张说能依据碑主身份、性格、事迹的不同,创作出风格各异的碑志文,或渊懿朴茂,或雄浑奔放,或刚健朗畅,或朴素平实。但不论何种风格,在刻画人物、描叙事件、选择细节、抒情议论等方面,都表现出较高的艺术技巧。碑传文后来成了独具一格的传记文学。韩愈的碑文与杜甫的律诗并称,被看成唐代文学的精华。张说在开创这个传统方面是有贡献的。王维、李华、萧颖士、贾至、独孤及、梁肃等人的同类作品,特别是韩愈和柳宗元带有浓厚传奇色彩的碑传,都受到张说的影响。
张说的章表书疏也有佳作。《旧唐书》本传载录的《谏武后幸三阳宫不时还都疏》和集中的《请置屯田表》、《百官请不从灵驾表》等,都是精彩的政论文章。作者从国家和百姓的利益着想,敢于触逆鳞,谏阻皇帝的错误行动,或向朝廷提出经过深思熟虑的建议。说理透辟,文字也疏朗通畅。如《百官请不从灵驾表》,是为谏阻中宗李显运送武后灵驾还京而写的。作者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把事与情理结合起来。文章先提出有“圣人之孝”和“凡人之孝”,然后据此批评中宗“守曾、闵之节,怀独展之愿”,行的是“凡人之孝”,继之陈说当时国困民贫、人情思安的情势,以及西运灵驾将要造成劳民伤财的严重后果,并以武后生前怜悯百姓的心意和先王行“圣人之孝”的故事,劝告中宗“抑小节而成大孝,使军国长算,咸洛皆安,邦甸穷人,赋敛少减”。文章最后表示:“愿百僚结诚,期于死请,无任悲迫之至。”从正、反两面陈述,事理严正,言辞恳切,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此文可能受到陈子昂《谏灵驾入京书》的影响,但二者风格不同。陈书言辞慷慨,笔锋犀利,张表文字恳切,运思精密。又如张说出守幽州之日写的《论幽州边事书》,中云:“开元之始,首典钧轴,智小任大,福祸灾生。出守三州,违离六载。曲直非己,升降由人。惟君知臣,事不待说。”又云:“且孤臣总众,易起猜疑。宽大失济事之宜,严整招怨黩之谤。远辞天听,临路彷徨。如有论告臣身、奏劾军事者,乞追臣面问,对定真虚,则日月无可蔽之期,幽远有自通之望。伏愿留书在内,时加矜察。”出师前预料可能招人嫉谤,先向玄宗陈说,以争取信任。心思如此细密,正显示出作者在宦海浮沉中久经事变、老谋深算的个性特色。
张说还擅于辞赋。玄宗曾赞赏他的《白乌赋》:“放言体物,词藻浏亮。寻绎研味,把玩无厌。所谓文苑菁华,词场警策也。”(《张说之文集》卷一)魏仁归也评其《虚室赋》“文旨清峻,玄义深远”(同上)。其实,写得较好的是《畏途赋》、《吊国觞文》、《江上愁心赋》。《江上愁心赋》作于岳阳贬所。全篇主要写凄迷的江上景色,结尾才说愁怀非笔墨弦声所能传达,风格凄婉含蓄。他的箴、铭、赞、序、记中也有好作品,如《素盘盂铭》、《东山记》、《洛州张司马集序》、《会诸友诗序》等,尤具文学性。《蒲津桥赞》赞美一座桥梁建筑,却表达出“济人”、“利物”、“顺事”、“图远”的政治理想,是托物言理,发人深省之作。
张说对文体有革新之功。他写了少量的散体文,其多数文章仍是骈体,但他能运散体之势于骈体之中。其文句式整齐,但不限于四六,故不板滞;一般用典很少,即使用典,也力避生僻;文辞或朴或丽,不拘一格,浑融自然;时有绘声绘色、夸张铺排之笔,但大都出自胸臆,并非为了炫人耳目。试看《洛州张司马集序》:
昔尝摄戎幽易,谪居邛嶲。亭皋漫漫,兴去国之悲;旗鼓汹汹,助从军之乐。时复江莺迁树,陇雁出云,梦上京之台沼,想故山之风月,发言而宫商应,摇笔而绮绣飞。逸势高标,奇情新拔。灵仙变化,星汉昭回。感激精微,混韶武于金奏;天然壮丽,
云霞于玉楼。
高步瀛评曰:“其文以气势胜。此篇词句秀丽,隶事精切,又兼徐、庾之长。”(《唐宋文举要》乙篇卷二)。可以说,张说是由骈复散过渡期的大家。
当然,张说作为“特承中旨撰述”的朝廷大手笔,他的文章也鲜明地显示出“当承平岁久,志在粉饰盛时”(《旧唐书》本传)的特征。张说代王者立言的制敕,占其文章总数的一半。其中有不少“粉饰盛时”之作。例如《圣德颂》、《皇帝在潞州祥瑞颂》、《起义堂颂》、《上党旧宫述圣颂》、《大唐封祀坛颂》、《开元正历握乾符颂》等,都表现出歌功颂德的思想倾向。但同许国公苏
相比较,苏
的这类制敕表启文字达二百多篇,占其文章总数的五分之四,自抒情意的作品极少,碑志亦仅十三篇,尚不及张说的四分之一。且其制敕又多袭用骈俪套语,极少创新;碑志则语言拗涩,写人叙事缺乏生气,故其文学成就和影响实不足与张说相颉颃。
唐皇甫湜《谕业》中云:“燕公之文,如楩木柟枝,缔构大厦,上栋下宇,孕育气象,可以变阴阳而阅寒暑,坐天子而朝群后。”指出了张说文章辞雄气逸、堂庑阔大的总特色。梁肃在《左补阙李君前集序》中说:“唐有天下几二百载,而文章三变: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次则燕国张公说以宏茂广波澜;天宝以还,则李员外、萧功曹、贾常侍、独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炽。”肯定了张说在唐文发展史上的功绩,是符合事实的。
张说还是唐代第一个大力进行传奇创作的作家。他的传奇作品,现可考知的有四篇
。《梁四公记》一篇,《重编说郛》卷一一三所收,题唐张说撰。唐顾况《戴孚广异记序》(《文苑英华》卷七三七),列举汉以来志怪之士的姓名作品,中间提到“国朝燕公(张说)《梁四公传》”。顾况去玄宗朝未远,其说最为可靠。这篇小说以梁武帝朝为背景,描写四位“周游六合,出入百代”的奇人聚于朝廷,辅佐梁武帝的神异故事。《鉴龙图记》一篇,首见于《中兴馆阁书目》著录,撰人题张说,描写唐玄宗朝有神人帮助铸镜龙,镜龙显神异,天降大雨,秦中大熟。这两篇小说都已失传,其故事内容乃据有关典籍考知。另有《绿衣使者传》和《传书燕》两篇,故事梗概见于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上《鹦鹉告事》和卷下《传书燕》,分别题为张说撰或张说“传其事”。这两篇姐妹之作,取材于长安民间,反映了市民阶层的思想感情。前者在一个并不复杂的公案故事中,以鹦鹉揭发凶手的幻想情节,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善恶观;后者用浪漫主义色彩浓郁的幻想手法,描写一个夫妻离合的故事,表现了平民妇女的痛苦,情调凄惋动人。这四篇小说,在题材内容、表现方法上,显示出多样性。但它们都具有把幻想性的情节同历史的、现实性的情节相结合的特色。在初、盛唐之际,曾出现一些小说集,如唐临《冥报记》等,在体式上大抵沿袭六朝志怪记录传闻、粗陈梗概的传统,缺乏创造性的艺术加工;而单篇小说,只有王度《古镜记》、佚名《补江总白猿传》、张文成《游仙窟》数篇。在此期间,张说一人就写了四篇,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寄寓在作品中。在唐代小说史上,张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作家。
张说的作品,今存有《张说之集》三十卷,影宋蜀刻本。又有《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丁酉伍氏龙池草堂刻本,二十五卷。另外,还有明铜活字本八卷,仅收诗赋。
张九龄(678—740),一名博物,字子寿,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
。出身寒门庶族,少聪敏,七岁知属文。十三岁时,广州刺史王方庆见其文,大为赞叹:“此子必能致远!”武后神功元年(697),乡试名列前茅。长安二年(702),擢进士,“考功郎沈佺期尤所激扬,一举高第”(徐浩《唐尚书右丞相中书令张公神道碑》)。
长安三年(703),张说坐忤旨流配岭南,对九龄非常器重,誉之为“后出词人之冠”。中宗神龙三年(707),九龄年三十,中“材堪经邦科”,擢秘书省校书郎。睿宗太极元年(712)八月,玄宗即位,九龄以道侔伊吕科对策高第,迁左拾遗。十年之间,九龄连登三第,立志“致君尧舜,齐衡管乐”(徐浩《碑》)。他任左补阙期间,吏部试选人及应举者,每令他同右拾遗赵冬曦考其等第,前后数次,都详正公允。时姚崇为相,九龄不避利害,上书劝其“远谄躁,进纯厚”(《上姚令公书》),又上封事,指陈地方吏治弊端,由此招致姚崇不满。开元四年(716),九龄以病告归。
张九龄返曲江奉养母亲,以孝友著称乡里。他见当地交通阻塞,便献状朝廷,请求开凿大庾岭。是年冬,九龄不畏艰险,亲自指挥,开成了大庾岭路,对促进南北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作出了贡献。开元六年(718)春,奉诏还京。八年,迁司勋员外郎。
开元十年(722),张说为宰相,与九龄叙为本家,擢九龄为中书舍人内供奉,封曲江县男。十三年,玄宗东封泰山,张说趁封禅之机多给亲信加官进爵。九龄力谏,张说不听,后果遭非议。次年,张说被劾罢相。此时,九龄已改任太常少卿,奉命祭南岳、南海。北返后,亦因与张说关系亲密,出为冀州刺史。九龄上表请换江南一州,以便奉养老母,玄宗优制许之。开元十五年(727),授洪州都督。十八年,转桂州都督,兼岭南按案使。他在任上黜免贪官,提拔贤士,亲理刑狱诉讼,明察善断,使洪、桂二州“泽被膏雨,令行祥风”(徐浩《碑》)。
开元十九年(731)春,玄宗召拜九龄为秘书少监兼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后又擢为尚书工部侍郎兼知制诰。九龄随从玄宗北巡,撰写敕书等,对御为文,无须起草。玄宗赞为“儒学之士”、“王佐之才”(徐浩《碑》)。
开元二十一年(733),张九龄丁母丧归乡里。玄宗遣使至韶州,令其复职。同年十二月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次年,就任中书令。
张九龄为相贤明正直,敢于谏诤。玄宗庆寿,群臣大献珍宝异物,九龄却上“事鉴”十章,论前古兴亡之道,劝戒玄宗,被称誉为《千秋金鉴录》。他认为君王治国,应以民为本,施行仁政,注重农桑,使百姓安居乐业。为此,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提出并推行了一系列利国安民的措施。安禄山征讨奚、契丹失败,九龄察觉他存狼子野心,奏请玄宗按军令诛之,以绝后患,玄宗不予采纳。他主张举贤任能,量才授职,反对徇情授官,以名器假人,先后谏阻玄宗任命张守珪为侍中、牛仙客为尚书和李林甫为相,玄宗亦未听从。武惠妃欲以其子寿王瑁为皇储,遣人示意九龄为援,被九龄斥退,面奏玄宗,使太子地位未生变故。口蜜腹剑的李林甫遂与武惠妃勾结,屡向玄宗进谗诋毁九龄。此时玄宗怠于政事,溺于淫乐,不辨邪正。开元二十四年(736),九龄被罢相,次年,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李林甫把持了朝政。张九龄的罢相被贬,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大挫折,也是唐代治乱的分水岭。后来,唐宪宗与臣下议论前朝治乱得失时,大臣崔群说:“世谓禄山反为治乱分时,臣谓罢张九龄、相林甫则治乱固已分矣。”(《新唐书·崔群传》)
张九龄被贬荆州后,忧愤交集。“每读韩非《孤愤》,泣涕沾襟”(徐浩《碑》)。开元二十八年(740)春,他告假南归。五月,逝世于曲江私第,年六十三。
综观张九龄的一生,他是一位“动为苍生谋”的有胆识、有才华的政治家,是张说之后辅佐玄宗继续实现“开元之治”的贤相。中唐永贞革新派的吕温在《张荆州画赞序》中说:“公于是以生人为身,社稷自任,抗危言而无所避,秉大节而不可夺,小必谏,大必诤。攀帝槛,历天阶,犯雷霆之威,不霁不止。……举为时害,动咈上欲,日与谗党抗衡于交戟之中……”对张九龄尽忠匡辅、守正不阿的政治生涯作了高度的评价。
张九龄是张说之后的文坛领袖。他也十分重视汲引才俊。在从政的二十年间,他培养、提拔和团结了一大批能诗善文的俊杰。他曾擢王维为右拾遗,卢象为左补阙,对皇甫冉诗文“深所叹异,谓清颖秀拔,有江徐之风”(独孤及《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对当时的神童李泌“尤所奖爱,常引至卧内”(《新唐书·李泌传》)。他任荆州长史时,召孟浩然、裴迪于幕府。此外,王昌龄、钱起、綦毋潜、包融等诗人,都曾受到他的奖励和关怀。他和文人学士的广泛联系,他所开展的文学活动,都对开元文学的繁荣,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比起张说来,张九龄的诗文理论和创作实践更接近陈子昂。他大力赞同陈子昂提倡“兴寄”“风骨”、反对齐梁文风的主张,认为改革文风的关键是“去华务实”(《送张说上赐燕序》)。他在《毕都护墓志铭》、《韦司马墓志铭》中,赞扬毕、韦二人“文非务华”、“学不为辩,每抑其华”。其《答陈拾遗赠竹簪》诗中亦云:“幽素宜相重,雕华岂所任。”都明确地表达了崇尚朴实、力排浮华的文学观点。他主张诗歌应继承风雅和楚骚的“怨刺”传统,也很重视文词的修饰,提出“修词以达其道,则质文相半”(《故许州长史赵公墓志铭》),同张说的观点一致。他还讨论了“风骨”、以形传神、因象见意和妙合自然等问题。如说:“虽未极其天姿,有以见其风骨。”(《鹰鹘图赞序》)“意得神传,笔精形似。”(《宋使君写真图赞并序》)在《题山水画障》一诗中又说:
心累犹不尽,果为物外牵。偶因耳目好,复假丹青妍。尝抱野间意,而迫区中缘。尘事固已矣,秉意终不迁。良工适我愿,妙墨挥岩泉。变化合群有,高深侔自然。置陈北堂上,仿像南山前。静无户庭出,行已兹地偏。萱草忧可树,合欢忿亦蠲。所因本微物,况乃凭幽筌。言象会自泯,意色聊自宣。对玩有佳趣,使我心渺绵。
作者说,“良工”所画的山水,境界高深,千变万化,与“群有”相合,同“自然”相侔,做到了形似;不仅如此,这画还可使观者“言象自泯”,“意色自宣”,在欣赏中获得“佳趣”,引发出“渺绵”情思。即使观者凭借画中的形象,感受到某种精神、意趣,并最后达到得鱼而忘筌、得意而忘言。这也就是说,良工能“以形写神”,用画表达情意。这一精神,同样适合于山水诗创作。
关于张九龄的文学思想,资料虽然比较零散,却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继承陈子昂而又有所扬弃、发展,更重视文学艺术的特征。他并不强调复古,提倡复古中有变,有发展创新。清人王士禛《古诗选凡例》说:“夺魏晋之风骨,变梁陈之俳优,陈伯玉之力最大,曲江公继之,太白又继之。”揭示了张九龄在盛唐初期文学革新中的历史地位和功绩,是符合实际的。
张九龄现存诗二百一十八首,本集收为四卷。除一些奉和应制、酬唱应景之作外,按其题材和主题,可分为四类:一是歌颂盛唐社会、抒发理想抱负的颂诗、言志诗;二是描绘山水风光的写景诗;三是揭露黑暗政治、批判现实的《感遇》诗;四是抒写相思、离别等生活中的深挚感情的抒情诗。当然,这只是大体的划分,实际上四类诗的内容往往是互相渗透、紧密联系的。而从诗人的生平遭际观察其诗歌风格的变化,则可以贬荆州长史为界限,划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的登临行旅、酬赠和送人赴边之作,如《登乐游原春望抒怀》、《送尚书燕国公赴朔方》、《赠澧阳韦明府》、《初发道中寄远》等,或描绘帝京的雄伟壮丽,或颂扬出征将士的英雄气概,或抒写自己济苍生的抱负,感情都比较豪迈,已有盛唐的情调和气象。
前期创作成就最突出的是山水纪行诗,约四十首,占全部诗作的五分之一。可见张九龄是唐代最早大量创作山水诗的作家。这些山水诗多写于开元十五年到十八年出守洪州和桂州期间。一些作品,展现出大江大湖风平浪静、空阔浩渺的气象,如“一水云际飞,数峰湖心出”(《彭蠡湖上》);“江岫殊空阔,云烟处处浮”(《自彭蠡湖初入江》);“江水连天色,天涯净野氛”(《送窦校书见饯》)等。另一些诗,却描画洪涛渤潏,狂飙振惊,如:“疾风江上起,鼓怒扬烟埃。白昼晦如夕,洪涛声若雷。投林鸟铩羽,入浦鱼曝鳃。瓦飞屋且发,帆快樯已摧。不知天地气,何为此喧豗。”(《江上遇疾风》)笔势飞动,句奇语险,令人联想到后来李白《横江词》中的“猛风吹倒天门山,白浪高于瓦官阁”。这一类作品,还有《入庐山仰望瀑布水》、《江上使风呈裴宣州耀卿》等篇,都是胸襟开阔、感情激昂、意境雄浑之作。但他更多的山水诗,则用清淡的笔墨描绘山水景物,能将主观情思融进景物意象之中,显出一种闲静、恬淡、幽远的韵味。如《耒阳溪夜行》:
乘夕棹归舟,缘源路转幽。月明看岭树,风静听溪流。岚气船间入,霜华衣上浮。猿声虽此夜,不是别家愁。
全篇几乎句句写景,笔致疏淡,意境清幽。又如《自湘水南行》:“落日催行舫,逶迤洲渚间。虽云有物役,乘此更休闲。暝色生前浦,清辉发近山。中流澹容与,唯爱鸟飞还。”邢昉《唐风定》卷二十评此诗:“闲澹幽远,王孟一派,曲江开之。”这类山水诗清淡蕴藉的风格,使人耳目一新。所以明人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说:“张子寿首创清澹之派。盛唐继起,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之清澹,而益以风神者也。”
当然,这两种风格也不是截然分开的。在一些诗中,它们紧密地结合起来。如:“溪路日幽深,寒空入两嵚。霜清百丈水,风落万重林。”(《赴使泷峡》)“水暗先秋冷,山晴当昼阴。重林间五色,对壁耸千寻。”(《浈阳峡》)刻画清溪幽峡景色,笔墨既雄健又清淡。在这两类山水诗中,我们都能感到诗人善于把握山水景物的总体特征,用简洁的笔触绘形传神,抒情写意,达到了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克服了南朝谢灵运山水诗模山范水力求形似、有句无篇的缺点,提高了中国山水诗的表现艺术。如《望庐山瀑布水》:
万丈红泉落,迢迢半紫氛。奔飞下杂树,洒落出重云。日照虹霓似,天清风雨闻。灵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
诗人以彩笔挥洒出庐山瀑布水冲落的气势,飞动的神采,显示出自己的胸襟、抱负、激情、豪气,令人读来气壮神旺。
在初唐诗坛上,与陈子昂几乎同时的沈、宋尤其是宋之问,晚年流放南国时,写了一些意境阔大的山水诗,如五言长律《洞庭湖》。张说和张九龄的大量山水诗创作标志着盛唐山水诗的成熟。二张的山水诗多写江南山水景色,多用五古和五律体裁,其中部分诗篇都有寓意寄托、弦外之音。张说致力于追求山水境界的阔大,喜敷彩设色,词藻比较华美;因他曾问道于高僧神秀,执弟子之礼,故其山水诗常流露出佛老思想,并以禅语入诗。张九龄更注重气象的深邃,笔墨清淡,其晚年作品《登荆州城望江二首》等诗,风格古朴沉郁;他的山水诗很少表现超尘出世的消极思想感情。有论者指出,从初、盛唐山水诗结构的演变来看,二张的山水诗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其一,融情于景,纯粹抒怀言志的诗句明显减少,达到了情景交融与意境的圆润。其二,诗中具有的完整而阔大的气象、境界,是初唐时期山水诗中很少见到的。二张均是开元政坛名臣和诗坛名宿,他们的山水诗对于盛唐山水诗派的形成无疑具有相当的影响力。随着开元十五年前后孟浩然、储光羲、王维等相继登上诗坛,盛唐的山水田园诗便蔚为大观了。
张九龄的后期创作,可以《感遇十二首》、《杂诗五首》以及其他一些咏史咏怀诗为代表。当时,诗人因守正不阿、直言敢谏而遭谗被贬,从而深刻地认识到开元后期政治的渐趋黑暗、腐败,忧愤郁结于中,发为吟咏。这些作品,抒写了他的操守志趣,充满思君恋阙、伤时愤世之情,时代感和现实感强烈。在艺术表现上,多采用隐晦曲折的比兴手法,风格沉郁,堪称思深力遒之作。
《感遇》(其六)云:“西日下山隐,北风乘夕流。燕雀感昏旦,檐楹呼匹俦。鸿鹄虽自远,哀音非所求。贵人弃疵贱,下士尝殷忧。”以黄昏时燕雀嘈杂、鸿鹄哀鸣远逝,比喻小人得势、贤士被逐。诗中日落西山、北风横流的惨淡画面,正是当时社会渐趋黑暗衰败的象征。《感遇》(其四)云:“孤鸿海上来,池潢不敢顾。侧见双翠鸟,巢在三珠树。矫矫珍木巅,得无金丸惧?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恶。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诗中“孤鸿”是自喻,“双翠鸟”喻其政敌李林甫、牛仙客,“池潢”比朝廷,“三珠树”比高位,金丸弹雀喻宦途风波险恶。诗人把这些喻象有机地组合起来,创造出一个完整的象征境界,含蓄委婉地表现他对政敌的劝戒和欣幸自己能全身远害的情绪。王夫之《读通鉴论》说:“张九龄抱忠清以终始,敻乎为一代泰山乔岳之风标,为李林甫所侧目,而游冥寥以消矰弋。”正道出诗人心事。
《感遇》中还有一些诗,以拟人手法咏物言志: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其一)
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运命惟所遇,循环不可寻。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其七)
前一首赞春兰葳蕤与秋桂皎洁,抒发洁身自好、孤芳自赏的情怀。后一首颂丹橘经冬犹绿、果实累累,却为重山深水所阻,无法荐之于嘉宾。二诗均托物咏志,表达自己被奸佞排挤、未能施展才华抱负的悲伤,并隐隐流露出对于玄宗的抱怨。二诗明显地受到屈原的《橘颂》和《九歌·礼魂》的影响。唐刘禹锡谓九龄“自退相守荆门,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词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读张曲江集作》),当指上述这类诗作而言。
在《感遇》中,还有以香草美人作比喻,寄托对玄宗怀念的诗,如:“汉上有游女,求思安可得?袖中一札书,欲寄双飞翼。冥冥愁不见,耿耿徒缄忆。紫兰秀空蹊,皓露夺幽色。馨香岁欲晚,感叹情何极!白云在南山,日暮长太息。”(其十)诗人用三个表面上互不关联的喻象,比喻贤士的被小人排斥、奸臣对君主的蒙蔽,以及自己无力匡扶君主的憾恨。
《感遇》诗的多数篇章,情绪悲愤而锋芒不露,雅正冲淡,委婉含蓄。但这组诗的最后二首,诗人却抑不住发出愤懑不平之声:“至精无感遇,悲惋填心胸。归来扣寂寞,人愿天岂从?”(其十一)“浩思极中夜,深嗟欲待谁?所怀诚已矣,既往不可追。”(其十二)对唐王朝的愤怨、失望之情,溢于言表。在这个时期写的《杂诗五首》,亦对李林甫等的把持朝政、排挤贤臣有所讽刺。如《萝茑必有托》章,谴责群小像蔓生的萝茑一样依托他物而向上爬,同时以“酷在兰将蕙,甘从葵与藿”,喻朝臣苟且求全,甘心追随奸狡之人。
《感遇十二首》和《杂诗五首》继承了《诗经》、《楚辞》和阮籍《咏怀》诗的讽谕寄托精神,更直接受到陈子昂《感遇》诗的影响。陈子昂的《感遇三十八首》,结构宏大,内容丰富复杂。组诗中有感怀身世、抒发壮志未酬之作,但更多的则是对武周时期各种弊政的揭露和抨击;而张九龄的《感遇十二首》,主要是摅写他被贬后的忧国伤时之情,侧重对把持朝政、蒙蔽君主、迫害贤明的奸邪小人的谴责。比较起来,子昂的《感遇》诗针砭时弊更具体、直接,批判的锋芒更尖锐,但有一些叹息人生祸福无常、赞美隐逸求仙、发挥佛老玄理的作品。这些消极因素,在九龄诗中并不存在。从艺术表现的角度看,陈子昂的《感遇》诗语言较质木,往往在诗尾点明主旨,摹仿前人的痕迹也较重,“竟有全似阮籍《咏怀》之作者,失自家体段”(清叶燮《原诗》)。张九龄的《感遇》诗则语言圆润清新,风格温雅醇厚,寄托大多不着痕迹,不露圭角。沈德潜说:“正字古奥,曲江蕴藉。”(《唐诗别裁集》)刘熙载说:“曲江之《感遇》出于《骚》,射洪之《感遇》出于《庄》,缠绵超旷,各有独至。”(《艺概·诗概》)都指出了陈、张的《感遇》诗不同的艺术风格。
张九龄的咏史、怀古之作,多借历史传说、神话故事讽刺现实。例如,《巫山高》与《登古阳云台》写楚襄王梦与神女幽欢,影射玄宗宠信武惠妃。还有一些咏物诗,借赞美竹、梅、兰、芍药,颂扬坚贞孤洁的品格,也体现出张九龄诗歌深于比兴、妙于寄托的艺术特色。
张九龄是盛唐初期的五言诗名家,仅写过七古二首、七律一首。五言古诗以《感遇》、《杂诗》为代表作,在唐诗发展中有很高的地位和影响。沈德潜说:“唐初五言古渐趋于律,风格未遒,陈正字起衰而诗品始正,张曲江继续而诗品乃醇。”(《唐诗别裁集》卷一)厉志也说:“初唐五古,始张曲江、陈伯玉二家。伯玉诗大半局于摹拟,自己真气仅得二三分,至若修饰字句,固自精深。曲江诗包孕深厚,发舒神变,学古而古为我用,毫不为古所拘。”(《白华山人诗说》卷一)肯定了张九龄的五古诗继承陈子昂而在艺术上又有所创新的实绩。张九龄的五律,法度严整,语言清拔,情致深婉,蕴藉自然,自成一家。例如《望月怀远》: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全篇回环曲折,缠绵悱恻,格调清新淡远,音韵圆转和谐,是盛唐诗歌的珍品。又如《旅宿淮阳亭口号》写旅夜景色,寄思悠远,脉理细密而气局宏阔。还有《初发曲江溪中》、《秋夕望月》以及《湖口望庐山瀑布水》诸篇,都是历来为人传诵的五律名作。明人胡震亨评九龄诗:“结体简贵,选言清冷,如玉磬含风,晶盘盛露。”(《唐音癸签》卷五)以此语评其五言律诗,最为恰切。张九龄的五言排律也颇可观,对仗工整流畅,很少有雕琢之痕。五言绝句计有七首,摹仿乐府,深得民歌风韵,又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如《自君之出矣》:“自君之出矣,不复理残机。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设喻新巧,语婉意悲。
张九龄的诗歌比张说的思想深刻,反映现实也较张说广阔,可与陈子昂媲美,而诗的词采、韵致却胜于子昂。杜甫《八哀·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诗中说:“诗罢地有馀,篇终语清省。”赞扬张九龄诗歌语言清新简净,诗意含蓄蕴藉,给读者留下驰骋想象的广阔天地。当代有论者指出:诗品“由‘正’到‘醇’正是陈子昂到张九龄、也是初盛唐近体诗的差异”
。张九龄不仅为盛唐诗歌“清澹”一派的形成、为盛唐山水田园诗的勃兴开辟了道路,对伟大诗人李白、杜甫也有影响。例如,他的《入庐山仰见瀑布水》、《湖口望庐山瀑布水》和《登荆江城楼望江二首》,分别启发了李白《望庐山瀑布》和杜甫《白帝城最高楼》的创作。清人刘熙载说:“陈射洪、张曲江独能超出一格,为李、杜开先。”(《艺概·诗概》)这个看法是有依据的。
张九龄的文、赋也有一定成就。他是继燕、许二公之后的朝廷大手笔。《曲江集》收文二百四十二篇,《全唐文》、《唐大诏令集》、《文苑英华》又载录十篇,共二百五十二篇。其中,五分之三是为朝廷写的书诏文告,文学性不强,但从中可见张九龄作为开元贤相对于唐王朝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各方面的方针大计,都参与了擘画。这些制敕在当时发挥过实际的作用。例如,《敕勃海王大武艺书》,既严斥大武艺违抗唐王朝的行为,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示之以利害,使其感愧慑服。又如《敕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多篇,对于防御和反击突厥、契丹的进犯,作了正确的部署。这都是九龄政治业绩的记录。纪昀评其所写制草“明白切当,多得王言之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九),并指出它们不仅可与史传相参证,甚至可补史传之缺。例如《曲江集》卷九中的《敕奚都督李归国书》,核之唐史外国传所载奚事,“诸酋长名而不及归国,知记载有所脱漏”(同上)。这些制诏还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张九龄写了许多言事议政的章疏。如《上姚令公书》、《上封事书》、《论教皇太子状》等,逻辑严密,论证有力。《荆州谢上表》抒写对玄宗的一腔忠忱与无辜被贬的悲愤,是一篇血泪凝成的文章。《请诛安禄山疏》,颇能代表其文章朴素切实的风格:
今节度张守珪有部将安禄山,狼子野心,兽面逆毛,既非类而偷生,敢持勇以轻进,为贼败衄,挫我锐气;必正法乎军中,庶彰威于阃外。……列上其罪,留中不行,皆云杀此,将谓赦之?虽陛下之弘仁,恐奸徒之漏网。故穰苴出军,必诛庄贾;孙武教战,亦斩宫嫔。守珪所奏非虚,禄山不宜免死!况形相已逆,肝胆多邪,稍纵不诛,终生大乱。夫阳者发生之道,阴者肃杀之义。必肃杀而后能发生者,势也。苟秋肃不行,适为姑息之惠。欲发生而必须肃杀者,时也。惟春恩欲遍,无存养奸之弊。系非细故,臣切大忧!是以率直犯颜,望行天怒,深听守珪之奏,立斩禄山之叛。斯逆一惩,底宁万邦。天下幸甚!国室幸甚!
义正辞严,文字简劲、流畅,表现了作者率直敢谏的精神和疾恶如仇的性格。另外,他的《进金鉴录表》和《金鉴录》本文,以朴素的语言,讲寻常的道理;用骈散兼行的文体,写借古鉴今的经验教训,娓娓谆谆,显示出政治家的卓识和风度。
在《曲江集》中,也有一些序记和祭文,写得比较生动而有情致。《景龙观山亭集送密县高赞府序》、《陪王司马宴王少府东阁序》、《岁除陪王司马登薛公逍遥台序》等篇,夹叙夹议,兼具诗情、画意。《祭张燕公》、《祭故李常侍》两篇祭文,也写得深情绵邈。代玄宗写的《敕金城公主书》不到百字,表达了玄宗对金城公主的思念、叮咛和问候,更亲切感人。他还有托物抒怀的《白羽扇赋》和《荔枝赋》。前篇因玄宗赐白羽扇而写,赋中云:“苟效用之得所,虽杀身而何忌。”“纵秋气之移夺,终感恩于箧中。”借咏扇倾吐忧谗畏祸却又忠贞不贰的心境。后者赞美南国荔枝,为怀才不遇之士鸣不平。这两篇赋,与《感遇》、《咏燕》、《庭梅咏》等诗立意相似,都能熔状物、抒情、言志于一炉,为唐代咏物赋的名篇。
张九龄的碑铭墓志数量虽多,但绝大多数作品未能描述生动的事件和塑造人物形象,文字较呆板干涩,其成就远不如张说。张说评张九龄文“如轻缣素练,实济时用,而窘于边幅”(《新唐书·文艺传》),指出张九龄文章朴素实用,却缺少宏放气势,可谓切中肯綮。柳宗元说:“燕文贞以著述之馀,攻比兴而莫能极;张曲江以比兴之隙,穷著述而不克备。”(《杨评事文集后序》)认为张说文胜于诗,张九龄诗胜于文,十分中肯。
张九龄事迹,见两《唐书》本传、徐浩《碑》,张九龄的作品有《曲江张先生文集》二十卷,《四部丛刊》影印明成化九年刊本;还有一种十二卷本,明万历间刊,除分卷不同外,内容与二十卷本无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