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唐玄宗李隆基所统治的开元、天宝时期，是唐帝国的黄金时代，也是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天宝十四年，发生了安史之乱，生民流离涂炭，唐帝国处于战乱、动荡之中，而诗歌创作却不因之而衰落。当此民族危难之际，诗人们奔走呼号，继开天之盛，产生了新的烂漫篇章，诗歌的繁荣景象，一直持续到大历初年。这段时期是文学史上的盛唐，前后约半个多世纪。
开元、天宝之际，大唐帝国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文化发达，与边境各民族交好，并通过西陲的丝绸之路和东南海上水路，与欧亚各国通商往来，是当时世界文明的中心。后经安史之乱的破坏，国力是大大减弱了。
唐玄宗本是一个英明果断的皇帝，雄才大略，以彪炳的伟业，光照史册。尝自称阿瞒，多才多智，雄视一代。在武后失驭后的纷乱政局中，先联合太平公主击败韦后，继而又击败太平公主，并从父亲唐睿宗手里接过皇位，从而开始了他的不朽业绩的缔造。
当玄宗登上九五之尊的宝座时，他所面临的局势并不美妙。首先，政局不稳，皇位不巩固。自从武后失权后，皇族内部为争夺皇位，八年间发生过七次政变。为了巩固皇位，辅佐玄宗的姚崇认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消除隐患，稳定政局，这是要实现太平治世的首要条件。
玄宗在自己所发动的两次政变中，都曾得到兄弟们的帮助，即位之后，在形式上“为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退则相从宴饮、斗鸡、击球，或猎于近郊，游赏别墅，中使存问相望于道”（《通鉴》二一一）。暗地里却严密监视诸兄弟，不任以职事。即使如此，辅佐大臣仍然认为诸王留在京城对玄宗不利，应该按照惯例，让他们出刺外州。与之同时，贬抑了在政变中立过功的一些臣僚。在放姜皎的制书中便明白指出：“西汉诸将，以权贵不全；南阳故人，以优闲自保。皎宜放归田园。”（《通鉴》二一一）这样经过外刺诸王及左迁大臣，巩固了皇位，为进一步政治革新准备了条件。
整饬吏治是玄宗第二项革新政治的措施。
武后时用人太滥，设员外官数千人，同正式官员一样享受俸禄。中宗时，韦后及安乐公主更是大卖官爵，称为“斜封官”。开元二年（714），玄宗规定以前的“员外”、“斜封”等坐享俸禄的冗宦，一律罢免，撤销了武后以来的数千官员。玄宗还恢复了太宗时谏官、史官参加宰相议事的制度，谏官所献封事，不限旦晚，随到随进，以免延误。又明令“贵戚不任台省”，所任命的宰相如姚崇、宋璟、张柬之、张说、苏
、张九龄等都是选贤与能，做到“官不滥升，权不虚受”（《唐会要》八一）。
地方官吏治如何，直接影响民生。玄宗特别重视刺史、县令的选择。他曾亲自出题考试县令，开元四年在宣政殿亲试时，当场斥退了一些不合格的官吏，“放归学习”。（《通鉴》二一一）他还规定出任州郡长官，必须是京官之有才望者，甚至亲自加以遴选。在一次送别官吏赴外任时，亲书座右铭以赠，勉励他们“爱民如子”
。
在选拔人才方面，玄宗继续推行科举制。
当时唐兴百年，从多种渠道选拔人才，科举只是取士的一条道路，并不是唯一的道路。开元十七年时，国子祭酒杨玚甚至为了每年从科举选取入仕的人数过少而提出：“臣窃见流外入仕，诸色出身每岁尚二千馀人，方于明经、进士多十馀倍，则是服勤道业之士不及胥吏浮虚之徒。”（《全唐文》卷二九八）可知在开元前期，官员由进士入仕的不多。而科举特别是进士科的愈来愈受重视却是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新兴地主亦即中小地主的要求，也是唐室为了巩固政权所必然要采取的措施。因为科举取士，不限制与试者的门第、流品，使得地主阶级内部的各个阶层的才智之士，均可以通过考试，参加国家的管理。这样，便扩大了选用人才的社会基础，也正是自太宗、高宗为对抗山东旧族一再改修氏族志企图以官位高下定社会地位高下的愿望，通过科举制，终于实现了。寒门庶族可以通过考试，进入统治阶层，左思所慨叹的“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可悲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扭转。玄宗朝所任用的宰相如姚崇、宋璟、张柬之、苏
、张说、魏知古、张九龄、韩休、源乾曜等均出身科举，进士科尤多。故人称“开元之盛，所置辅佐，皆得贤才……朝多君子，信太平基欤！”（《新唐书》一二七）
科举制大大增长了中小地主登上政治舞台的机会，也鼓舞了他们上进的勇气与信心。他们意气风发，要求有所作为，对时代充满了责任感，对未来充满了理想，“致君尧舜”、“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乃是那个时代士大夫报效社稷的共同的呼声。
玄宗经过开元之初对诸王权力的削弱，对权臣的贬抑，消除了身边的隐患；整饬吏治，健全了制度，加强了地方统治，而推行选举制，又为他网罗了大量的人才，加强了中央集权。这些政治上的重大措施，为开元、天宝间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铺平了道路，促成了“开元之治”的实现。
玄宗重视农业发展，开元间兴修水利，共建五十六个水利工程，灌溉沟渠愈来愈多，对促进农业发展起了很大作用。玄宗还奖励人口增殖，为了增加劳动人手，他把州县户口的增减，作为地方官考绩的首要标准。开元四年（716）规定：“其县令在任户口增益、界内丰稔、清勤著称、赋役均平者，先与上考，不在当州考额之限也。”所以玄宗时人口增长很快，天宝时约为九百馀万。元结说：“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问进士》）他的这些话说明了当时海内富庶的情况。
随着农业的发展，土地的兼并在剧烈地进行着，均田制已逐渐破坏，庄园经济发展起来了。庄园经济在晋宋之际即已存在，谢灵运的《山居赋》就是赞美他的庞大的百业具备的庄园的。唐自玄宗起，庄园经济已成为土地占有的主要形式。王维的辋川别业不仅风景优美，可供游赏，同时也是一个生产性的庄园。内有果园、瓜园、漆园、竹林，为王维提供了参禅、饭僧的物质生活基础。
物质生活的富裕，带来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如郑綮在《开天传信记》中所载：“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米一斗三四文……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人情欣欣然。”
尽管唐帝国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法律明文规定，不准商人骑马（《唐会要》卷三一），可是生产的发展，商业也相应地繁荣了起来，商人的骤富引起士人的羡慕，富埒王侯的商人在玄宗面前也敢于夸富。开元进士丁仙芝在《赠朱仲书》诗中说：“东邻转谷五之利，西邻贩缯日已贵。而我守道不迁业，谁能肯敢效此事。”（《全唐诗》卷一〇四）有个名叫王元宝的富翁，常被玄宗召见，玄宗问他家财多少，他说：“臣请以绢一匹系陛下南山树，南山树尽，臣绢未穷。”（《太平广记》卷四九五）这就是说玄宗虽贵为天子，却不及王元宝富有。
市场的繁荣，交通的发达，也显示了帝国的兴旺发达。长安、洛阳都有门类繁多的市场，只东市就有二百二十个行。州、县也都有市，可资各地货物交换。杜甫的《后出塞》中所写“云帆转辽海，粳米来东吴”，说明南北的贸易发达。泉州、广州是外贸港口，设有市舶使收税，当时海路可通往西亚、非洲，西陲的丝绸之路更是沟通欧亚非的要道。
太平年月，统治阶级骄奢的生活对珍奇异物的追求愈来愈强烈，为了适应统治阶级的需求，也为了适应发展了的市场的需求，手工业发达起来了。那些我们今天叹为观止的雕嵌镶刻的金银器皿，造型生动色泽鲜明的唐三彩，织造精细的丝罗绸缎，都是劳动者智慧的结晶。各地方又因地域不同，方物各异。天宝二年（743）三月，有过一次盛大的物资展览会，显示了全国各地所生产的物品的丰富多样。
天宝二年，韦坚筑广运潭成，江淮漕船由浐水可通至长安的望春楼下。韦坚汇集江淮租庸使的漕船数百艘，每船标有郡名，上载本郡方物、工业品，如广陵郡（今江苏扬州市）船，载广陵的锦、镜、铜器；南海郡（今广州市）船载玳瑁、真珠、象牙、沉香；晋陵郡（江苏常州）船载折造官端绫绣；豫章郡（今江西南昌）船载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数百只船鱼贯而进，驾船的人头戴大笠，着宽袖衫、草鞋，一色南方服饰。为首的船上立着陕县尉崔成甫，他身着锦半臂、短胯绿衫、红罗抹额，高唱《得宝歌》：
得宝弘农野，弘农得宝耶！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
当殿坐，看唱《得宝歌》
。
崔成甫以旧调作歌词十首，“于第一船作号头唱之，和者妇人一百人，皆鲜服靓妆，齐声接影，鼓笛胡部以应之，馀船洽进，至楼下，连樯弥亘数里，观者山积，京城百姓多不识驿马船樯竿，人人骇视”（《旧唐书·韦坚传》）。真是一次规模盛大的水上物资展览会。小县尉崔成甫身着艳装，立在船头，竟然亲昵地呼玄宗为“三郎”，在封建帝王中可以如此不拘形迹也是不多见的。这个场面展示了开元、天宝时唐人的开朗豪放的胸襟与浪漫自由的情调。大约因为这次的盛举太热烈，影响太大，故被权臣李林甫所忌恨，竟蓄意制造了一次冤狱，韦坚一门被害，连船夫都受到株连，史称“因之纲典船夫，溢于牢狱”，政治上的阴云正在帝国繁荣富强的表面下发展着。
玄宗的雄才大略还表现在恢复了初唐疆域，巩固了国防。武后长安三年（703），边疆战争失利，碎叶失守，丝绸之路也截断了。玄宗即位后，重整军旅，扩充战马，并在西北万里边防及黄河以北的一些地区设置屯田，以解决边防军的粮食问题。开元二十七年（739）收复了碎叶，重新恢复了丝绸之路，其他邻近小国也随而内附，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发展了东西方的贸易。
当时的唐帝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和自己的四邻有着友好密切的交往，向他们传送着自己的文化。东邻日本，屡次派遣使者来唐学习，开元初，朝臣真人粟田第二次来朝，请从诸儒受经，献大幅布为贽。朝臣仲满慕华夏文化不肯去，即在唐为官。东南亚各国及印度支那半岛的缅甸也屡派使者来唐，送来象牙、珍珠、白檀、犀牛，我国则赠以丝绸、瓷器及中国文化典籍。更远则与西亚、欧洲、非洲有物资交换。许多波斯商人到中国来经商，长安、扬州、广州都是波斯商人的集中地。中国的丝绸和工艺品大量输入欧洲，东罗马人喜爱中国的丝绸，也送来他们的医术和狮子、羚羊。在西安何家村发掘的邠王（玄宗堂兄）家藏的文物中，有波斯银币，也有罗马银币，说明开元、天宝时唐人的足迹远及欧、亚、非各洲。
开元之所以出现盛况，乃是由于玄宗早期励精图治，又有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的辅佐，君臣之间的关系，“势若舟楫相得，当洪流而鼓迅风，崇朝万里，不足怪也”（吕温《张荆州画赞》并序）。开元后期起，玄宗骄盈自满，昏庸贪暴，开元二十五年，一日之内杀了三个儿子，信用李林甫而贬逐张九龄，从此朝政日非，天宝初又夺了儿子寿王的妃子杨玉环为贵妃，慕长生、信符瑞，炼丹服食，放纵边将，听任宦官与外戚专权。天宝十三载，安禄山骄蹇益甚，唐玄宗宠赐愈厚，企图以恩赏笼络之。此时外戚杨国忠当朝，又发动了与南诏的战争。战争失利，前后死者几二十万人。次年，天宝十四载十月，安禄山发所率领的同罗、奚、契丹、室韦十五万兵反于范阳，渔阳颦鼓动地而来。而各地州县所存铠甲，“皆穿、朽、钝、折不可用，持梃斗，弗能亢。吏皆弃城匿，或自杀，不则就禽，日不绝”（《新唐书·逆臣传》）。河北诸郡，望风瓦解，玄宗仓促间率嫔妃及六军、皇子等出延秋门向四川逃去。次日行至马嵬，发生了兵变，杨国忠、杨贵妃一族被杀，一部分军队拥肃宗西去灵武，另立朝廷。玄宗仍率部分僚佐及士卒入蜀。一百五十年的太平年月从此结束，半壁河山陷入了胡骑践踏之下，一个大动乱的时代开始了。
许多诗人、文学家随着祖国的陷于浩劫也被带进了灾难的深渊。如诗人王昌龄于动乱中不幸被害于中道，王维、李华、储光羲陷于贼中而受到玷辱。杜甫历尽艰辛追随朝廷至灵武，李白因从永王璘而被罪长流夜郎。高适辅佐肃宗，运筹帷幄，元结于乱世而铮铮独立，御强权而哀民生。诗人们在祖国的危难之中，虽世乱年荒而浩气不衰，文章诗歌的创作形成了新的高潮，不减开元、天宝之盛。特别由于他们为战争所迫，接近了人民，观察了社会，因而谱写出与时代脉搏相应的诗歌。一个伟大的民族正在受难，诗人们为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兴亡而呐喊而歌唱，呼唤着民族的复兴。
开元初期，由于善于应变的姚崇和刚正、守文的宋璟及提倡文教的张说为唐玄宗开创了稳定的政治局面，出现了一个政治清明、生产繁荣的社会环境，这个时期宗教信仰自由，学术思想活跃，各种艺术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继南北朝以来统治者所实行的三教并存、三教调和的方针，唐高祖李渊在宗教政策上没有大的改变，只是在三教序列上列道教于前，自称是老子后裔。这是一种依托，为了提高李姓在强盛的氏族势力中的地位。武后时明令佛在道前，并下令焚烧了《老子化胡经》，为佛教徒洗恨，是想借佛教的力量，革唐之命。玄宗即位之初，对佛教进行了一些抑制，勒令不少僧尼还俗。那是因为中宗、睿宗时，贵戚争营佛寺，又卖度牒，“富户强丁多削发以避徭役”（《通鉴》二一一），影响国计民生，故给以限制。正如马克思所说，“不是新的世界秩序按照基督教建立起来，相反的，而是基督教随着这种世界秩序的每一个新阶段的到来而有所改变。”（《马恩全集》第七卷239页）但总的说来，三教并行是既定国策，没有多大的变化。而且由于前段时期的重佛教及大规模的佛经翻译，使得这个时期的佛教得到新的发展。当时佛教的宗派林立，义学发达，各宗派都有自己的立宗典据、传承系统和理论体系，佛典的精妙义理深入到一些文人思想之中。在社会上儒与佛的教义并行不悖，许多文人在思想上出入儒释。开元之初的张说曾向神秀“执弟子之礼”，古文运动的前驱者李华、独孤及都尊崇佛教，他们为禅师写碑文，甚至有阐释佛教教义的著述
。在他们的思想中儒、佛的思想是统一的，这就不可能不对他们的文学作品产生深刻的影响。如王维与佛教的因缘很深，他所写的山水诗中有不少是隐寓禅理，自然美与禅理、客观与主观浑融一体，达到了很高的美的境界，是山水诗的创新之作。裴迪、储光羲、钱起也有类似的诗。另外，自初唐以来所进行的佛经翻译，也带来文体形式的变革。自玄奘取经归来，官设译场，大规模地翻译佛经。因为要忠于原来的教义，多属直译；为便于向群众宣传，多采取口语，并经过了文章高手的润色，于是产生了一种简洁生动的文体即所谓“译经体”，许多都是骈散间行的优美散文。这些优美的散文随着佛经的宣传流传很广，它的广设譬喻的表现方法，错落有致的文章节奏及佛经中所叙述的故事情节，对当时古文运动的先驱者李华、独孤及等都有明显的影响
。
在佛、道两教中，玄宗更为崇信道教。虽然在早期曾表示不迷信神仙，把集仙殿改为集贤殿，可是享国既久，愈来愈留恋富贵生活，也愈来愈迷信道教，望长生图久视成为衷心祈求的事。开元二十一年（733），亲注老子《道德经》令学者习之，并曾多次给老子追加封号，又诏令天下各州普遍建立玄元皇帝庙，置玄学博士，习老、庄、文、列，每岁按明经例考试。如独孤及就是以“洞晓玄经”科及第的。老、庄、文、列也就以道教的经典而得到广泛的传播。如李白是崇信道教的，在《明堂赋》中所写“遨游乎崆峒之上，汾水之阳，吸沆瀣之精英，黜滋味之韾香，贵理国其若梦，几华胥之故乡”，即以《庄子》、《列子》中黄帝的故事为追求的理想境界。当时从帝王到士庶，采药、炼丹成为一种风气。玄宗天宝三载在嵩山炼药成，诸王宰相上表祝贺。玄宗把炼好的药分送他的兄弟，并说：“朕每思服药而求羽翼……今分此药，愿与兄弟等同保长龄，永无限极。”（《旧唐书》卷九五）李颀、李白都是以炼药闻名的。在诗歌创作上，这个时期描写神仙世界的游仙诗突然盛行了起来。孟浩然、李白、韦应物都写了游仙诗，尤以李白为最。这些游仙诗所描写的神仙世界，多半是道教典籍中的神仙故事与灵山胜景的连缀，借神仙以表达出尘之想。如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先则描绘了一个瑰丽的神仙世界，最后大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一泻胸中不平之气。是诗人追求自由、解放的呼声。道教的追求长生、飞升是超现实的，不现实的，可是它给那个时代的人带来的却是反抗权贵，蔑视现存封建秩序的豪迈的精神力量。
至于儒家学说，长期以来是士大夫的主导思想，幼而习诵，长而力行，皆以儒者自命。儒家思想的深入人心，不是任何宗教可以比拟的。历代帝王凡是欲治国兴邦者，都十分重视提倡儒学。开元之初，宋璟书《尚书·无逸》，玄宗置之内殿，就是希望以儒家的经典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即位之初玄宗即注意史籍的阅读，并诏令马怀素、褚无量“更日入”，以备询问。开元十年，玄宗颁示了自己注的《孝经》，刻石于太学，行于天下。史称“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新唐书·文艺传》上），对当时文风的扭转起了一定的作用。
玄宗的大兴文治是在张说当政之后。史载“帝好文辞，有所为必使（说）视草，善用人之长，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泽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经术，开馆置学士，修太宗之政，皆说倡之”（《新唐书·张说传》）。在姚崇罢相之后，玄宗便开始注意到秘书典籍的整理，开元五年十一月，命褚无量为使，于东都乾元殿编校群书，九年十一月四部目录成。这次大规模的整理钞录，动用了大量的人力，保存了不少的典籍。据《大唐新语》记载，后来裴耀卿入库观书之后赞美曰：“圣上好文，书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充使，学徒云集，观象设教，尽在是矣。”玄宗对这些学士，待遇优厚。集贤院内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由中书令知院事。以后宰相兼弘文、集贤大学士便成故事。玄宗对这些儒者的尊重，当然是为了他们发挥儒家经典的教化作用。
这个时期学术上的辉煌成就是刘知幾的《史通》，在前已曾论列。所编纂的典籍流传后代有较大影响的如《唐六典》，是由张说、徐坚、张九龄共同修纂的，记述了唐代的职官、制度及当时的政体实况。玄宗为了便于他的儿子们写文章检阅，命徐坚等编成《初学记》，这是继《艺文类聚》之后的又一部类书，虽“博不及《艺文类聚》，而精则胜之”（《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五）。《开元礼》一直延用到宋代
，规范所及，非止唐一代而已。当时科举取士重诗赋，《文选》成为莘莘学子案头必备之书，在流行的李善注本之外，开元六年工部侍郎吕延祚等五人又合注《文选》上呈玄宗。玄宗令高力士宣其口敕：“此书甚好。”至南宋时因与李善的注本合刻，至今流传。张说有诗咏赞当时文教昌盛、雍雍熙熙的文明景象：
圣政惟稽古，宾门引上才。坊因购书立，殿为集贤开。髦彦星辰下，仙章日月回。字如龙负出，韵是凤衔来。庭柳馀春驻，宫莺早夏催。喜承芸阁宴，幸奉柏梁杯。（《春晚侍宴丽正殿探得开字》）
自然，对典籍的整比，对学士的优待，并不意味着把儒家抬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学者、诗人仍然可以根据自己的认识非议孔氏或说一点嘲笑儒者的话。如刘知幾在《史通·疑古》中指责孔子隐瞒了历史真实，“爱憎由己”，元结也被人指为“不师孔氏”，李白更写了《嘲鲁儒》的诗，对鲁地腐儒迂阔滑稽的可笑形象，给予讽刺和嘲笑。他还说过：“鲁国一杯水，难容横海鳞。仲尼且不敬，况乃寻常人！”（《送鲁郡刘长史迁弘农长史》）虽然我们知道，李白有一个牢固的人生哲学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乃是典型的儒家思想。玄宗既注过《孝经》，又于天宝十四年“颁《御注老子》并《义疏》于天下”（《唐会要·杂记》）。诗人中亦率多如此。李白受过道教符箓，但又自称“青莲居士”，是用佛典为自己取的别号。诗人王维深受禅宗顿门影响，写过《能禅师碑》，可是天宝八年（749）哥舒翰不惜牺牲数万士卒攻下石堡城，他却说是老君以神力助战的结果，并上表祝贺；玄宗立老子像于临淄旧郡，王维写诗庆贺，诗中说：“愿奉无为化，斋心学自然。”又如曾经以“未就丹砂愧葛洪”为憾事的杜甫，一生汲汲于“致君尧舜”，常以“穷儒”自命，另一方面也“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是北宗的信徒。可见当时士大夫的思想比较自由。统治者对思想的控制也不严格，听任不同思想自由发展。
在这样宽松自由的气氛中，诗歌特别受到重视。玄宗在即位不久答崔日用的手诏中说：“夫诗者，动天地、感鬼神、厚于人、美于教矣。朕志之所尚，思与之齐，庶乎采诗之官，补朕之阙。”（《旧唐书·崔日用传》）张说为宰相时还曾把王湾《次北固山下》一诗中的“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一联亲手题在政事堂，让朝中文士作为模楷。独孤及说：“于时，天下无兵百二十馀载，缙绅之徒，用文章为耕耘，登高不能赋者，童子大笑。”帝王、大臣既是如此鼓励文学，钻研、攻读诗文，遂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致使这个时期的文学、艺术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发展。特别是诗歌，光芒无际，成为世界文化史中最珍贵的宝藏。
开天时期，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与文学得到了同步的发展，并与唐代诗歌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唐代帝王都喜爱胡乐胡舞，但又要表示继承中原正统的古乐，不得不使之聊备一格。自隋至唐，流传的十部乐中，只有清商是汉族民间乐舞，其馀均为西域各少数民族的乐舞。玄宗时，更是大力提倡胡乐胡舞，使之得到空前的发展。
玄宗是一位天才的音乐家，精通音律，能自度曲，好羯鼓，又善吹笛。他前后所宠爱的赵美人、武惠妃、杨贵妃，都以善舞著称。开元二年，置左右教坊于蓬莱宫侧，右教坊多善歌者，左教坊多善舞者（东京也设有两教坊）。教坊中的歌舞伎女像宫中女官一样，供奉禄米并赐宅第。演奏时分坐部、立部。玄宗亲选坐部子弟三百于梨园，号称“皇帝梨园弟子”，亲自加以调教，并为梨园谱制法曲。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就是经过玄宗改制加工的胡汉音乐舞蹈，后来白居易的《霓裳羽衣歌》所作的生动描绘就是这支美妙乐舞的写照。
国家大典所用的乐舞，玄宗也曾参加制定。开元十三年诏张说改定乐章，玄宗自定声度，说为之词令（《唐会要》三二）。新乐须新词相配，诗取谐叶。随着乐舞的流行发达，配乐的诗歌也得到了发展。他对宫中行乐的乐舞也作过改进。孟棨《本事诗》载玄宗“尝因宫人行乐，谓高力士曰：‘对此良辰美景，岂可独以声伎为娱，倘时得逸才词人吟咏之，可以夸耀于后。’遂命召（李）白。……命为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本事诗·高逸第三》）所写的《宫中行乐词》五言律现存李白文集内，“律度对属，无不精绝”，是李白应制的佳作，也是配乐的诗。
据《新唐书·礼乐志》记载：“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真是一个庞大的乐舞队伍。每当正月元旦、玄宗诞日及大酺的日子，都要举行大的会演，特别是玄宗的诞日“千秋节”，宣令天下休假，全国欢庆。《通鉴》二一八载：“上皇每酺宴，先设太常雅乐，坐部、立部，继以鼓吹、胡乐、教坊、府县散乐、杂戏，又以山车、陆船载乐往来，又出宫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马百匹，衔杯上寿，又引犀、象入场，或拜或舞。”极为壮观。玄宗死后，千秋节废，一直到大历时杜甫还不胜感慨地怀念道：“自罢千秋节，频伤八月来。先朝常宴会，壮观已尘埃。”
玄宗不只是在宫廷中教练乐舞，供自己欣赏，还命令各级官吏寻找机会游乐，好尚乐舞已成为社会普遍习俗。开元二十年二月十九日许百僚于“城东官亭寻胜”，还设有“检校寻胜使”（《唐会要》卷二九）。天宝八载正月敕：“今朝廷无事，思与百辟同兹宴赏，其中书、门下及百官等共赐绢二万匹，其外官取当处官物，量郡大小及官人多少，节级分赐，自春末以来，每旬日休假，任各追胜为乐。”（《唐会要》卷二九）又放假，又发钱（绢），号召官员们公费游乐。十四载三月更准许“常参官分日入朝，寻常宴乐”（《唐会要》卷二九）。玄宗既然如此大力提倡游乐，各地官吏自然争相游宴。每逢假日便驱车策马，携妓设宴，尽情欢娱，或遇送别，供帐祖饯。按规定三品以上的官员“得备女乐，五品以上女乐不得过三人”（《唐六典》卷四），实际上不止此数。军中有营伎，士大夫有家伎。太守、长史可随时引歌伎以娱乐宾朋，或以乐伎作为礼品赠人。安史乱后，江夏太守韦良宰引伎佐乐，李白在诗中描写道：“贤豪间青蛾，对烛俨成行。醉舞纷绮席，清歌绕飞梁。”（《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这样的场面在唐诗中极为常见，反映了当时一般官吏的佚乐生活。范文澜说：“如果说秦王破阵乐舞的创作，适应了太宗时强盛奋发的国势，那么胡旋、柘枝等舞的流行正适应于开元、天宝间朝野纵情声色的败局。”（《中国通史简编》三编二册）从开元全盛到安史之乱，玄宗自己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在富庶的物质生活中，开天时期的绘画亦如“兰菊丛芳竞秀”，展现出新的面貌。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卷一）中说：“圣唐至今二百三十年，奇艺者骈罗，耳目相接，开元、天宝其人最多。”这自然也与玄宗的爱好以及社会的安宁富庶有关。玄宗本人善于书画，据说是画墨竹的始祖（潘天寿《中国绘画史》）。当时著名画家，很多人是宫廷供奉，有的是玄宗闻名召入，有的是地方作为特殊人才贡献的。他们被召入宫廷后，便成了职业画家，有了互相学习、模仿的机会，有了更好的写生条件，画艺也随之提高。如韩干被召进宫廷后，“上令师陈闳画马”，过了些时，玄宗问他所画为什么不像陈闳所画，韩干说：“臣自有师，陛下内厩之马，皆臣之师也。”意谓自己师法自然。其后韩干所画的马，果然驰名于世。
为宫廷服务，为贵族服务，为宗教服务乃是当时画事的重要方面。帝王贵族都乐意把自己的生活记录下来以垂示久远，夸耀自己的威德，而且也可以装点生活。玄宗常让召入内庭的画家为自己及后妃写真，也为他们的游乐生活写真。如《按羯鼓图》、《武惠妃舞图》、《玄宗试马图》、《玄宗射马图》（见《新唐书·艺文志》三）等即是。画家们所绘制的大量的画幅是寺庙里的壁画，画圣吴道子仅在长安和洛阳所作壁画就有三百馀间。当时佛、道两教盛行，寺院有四万四千六百多所，一般规模都很宏大，设有歌舞演唱的场所，所以寺庙既是善男信女焚香礼拜的地方，又使他们得到纵情娱乐的机会。辉煌的壁画便是供人浏览的画廊，对人们产生了广泛的宣传作用。由于吴道子的画具有“风云将逼人，鬼神如脱壁”（《酉阳杂俎》）的逼真感，据说他画的《地狱图》能使京都屠沽渔罟之辈，见之惧罪而改业，于此可见吴道子绘画震慑人心的力量。
在当时的画家中，可与吴道子相颉颃者是诗人兼画师王维。苏东坡曾经这样评价他们两人的画：
吾观画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亭亭双林间，彩晕扶桑暾。中有至人谈寂灭，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扪。……摩诘本诗老，佩芷袭芳荪。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且敦。祇园弟子尽鹤骨，心如死灰不复温。……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王维吴道子画》）
这首诗对吴、王两画家都十分赞扬，而更敬佩王维。即谓吴画虽神妙而只能做到形似，不似王维“得之于象外”，感人更深。
吴道子以人物画大家兼写山水，曾奉玄宗之命往绘蜀道、嘉陵山水，后于大同殿图之，一日而成。与之同时，李思训以数月之功也画了一幅蜀道山水。玄宗赞赏道：“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子一日之迹，皆极其妙也。”（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可以说明唐代的山水画是从吴、李兴起的。如画家潘天寿所评，吴道子之山水，“行笔纵放，如雷电交作，风雨骤至，一变前人细巧之积习，然其画迹除佛寺画壁之怪石崩滩与大同殿蜀道山水外，馀无所闻。故吴之于山水，仅开盛唐之风气而已。至完成山水画之格法，代道释人物而为绘画之题材者，则赖有李思训父子与王维等，同时并起，于是山水画遂分南北二宗”（《中国绘画史》）。
然而，无论南宗、北宗的画，所表现的意境都浅深不同地沾染着宗教的情感。如李思训的金碧山水，于山水中多著人物楼阁，所谓“湍濑潺湲，云霞缥缈，时睹神仙之事，窅然岩岭之幽”（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李思训写海外之山”（董其昌《画眼》），其所倾心摹画者乃海外的神仙世界。和许多盛唐诗人所写的游仙诗一样，蓬莱仙境乃是他们追求的理想境界。
至于王维，向以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著称，他的诗是有声的画，他的画是无声的诗，以景抒情，达到了浑成之境，无论以诗以画都可以用以抒写他所追求的禅意。据《宣和画谱》载，王维的画有《维摩诘图》二，《高僧图》九，《渡水罗汉》等，从画的题目，就可以明白是佛教的宣传画。另外他也有《群峰雪霁图》、《江山诗意图》、《辋川图》等山水画。其中的《辋川图》能使秦少游“忘其身之匏系于汝南”（秦观《书辋川图后》），可证其出世绝尘之致，当与其诗《辋川集》同类。李梦阳说：“王维诗高者似禅，卑者似僧，奉佛之应哉。”（《空同子》）道教的充满想象及对神仙世界的热烈追求，无论对绘画或诗歌所产生的影响都是谲幻的、飘渺的、神奇的、浓郁的色调，而在佛教影响下的诗画则表现为宁静的、枯寂的、淡泊的素洁之致。
自然，无论哪一位大诗人大画家，在他们的基调之外，还有其他的色彩、情调，都不能以偏概全。
盛唐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名垂千古的书法家。
自太宗起，非常重视书法，除以重金收集前代名家的真迹外，又设立专门培养书法人才的书学。当时尚无印刷术，书籍的流传，全靠手抄，抄书也是一种职业，社会上一般的书法水平较高。
初唐书法是南北融合时期，至盛唐遂出现了代表唐人风貌的张旭的草书和颜真卿的楷书。张旭是吴中四士之一，他存世的诗歌不多，草书却是圣手，在当时就受到人们的赞誉。李白、杜甫、高适、李颀都曾写诗颂扬他，但描述得最为生动的是韩愈：
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伎。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送高闲上人序》）
杜甫也说看见张旭的草字感到“悲风生微绡”，“溟涨与笔力”（《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书法而能如此感人，书法而有如此多种多样的表现力，实属超凡入圣。可是如果张旭不是那样以全身心倾注于他所热爱的艺术，也不会达此绝妙的境界。当时慕其名拜他为师欲得指点者大有人在，可是他只看中了两个人，一位是崔邈，另一位即颜真卿，颜真卿是得到了他的真传的。现存颜真卿《张长史十二意笔法记》（《全唐文》卷三三七），就是对张旭所传要妙之道的概述。其后怀素以草书名世，颜真卿又写了《怀素上人草书歌》，赞扬怀素的草书“纵横不群，迅急骇人，若还旧观”，并自惭虽得张旭“激劝”，“告以笔法”，而“姿质劣弱，又婴物务，不能恳习，迄用无成”。怀素在《自叙》中说，他曾师法颜真卿，事实上颜真卿在书法上对后世的影响远较张旭、怀素为大，他的唐楷自成一体，雄伟壮丽，雍容大方，最足以表现盛唐气象
，今存石刻文字有九十多种。从张旭和颜真卿对书法的态度，我们看到了盛唐人对艺术的执着精神与谦虚态度。
唐代帝王多能书，太宗好草书，并首创以草书写碑，玄宗提倡隶字，也写得一手优美的隶字，泰山的摩崖《泰山铭》就是他的大手笔。盛唐以书法名世者尚有李邕（北海），杜甫称颂他“碑版照四裔”，时人称为“书中仙手”；李阳冰的篆书亦称一绝，学李斯而能独创一格。
雕刻在唐代出现了大型的造像，洛阳龙门石窟和敦煌的唐代雕塑都是闻名于世界的。这些雕塑都已摆脱了外来影响，显露出和善庄严的民族特色。与吴道子同时的杨惠之号称塑圣，据说曾与吴道子同师张僧繇，因为自度不能胜吴，故弃绘画而事雕塑。也有人说江苏吴县甪直镇保圣寺的罗汉像即为惠之所塑。除佛像、罗汉像外，唐人也为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塑像，史载天宝中曾镂玉为玄宗、肃宗像于太清宫。又《明皇杂录》云：“安禄山于范阳以白玉石为鱼、龙、凫、雁，仍以石梁及石莲花以献。雕镌巧妙，殆非人功。上（玄宗）大悦，命陈于汤（指华清池）中，仍以石梁横亘汤上，而莲花才出于水际。上因幸华清宫，至其所，解衣将入，而鱼、龙、凫、雁皆若奋鳞举翼，状欲飞动。上甚恐，遽命撤去。”亦可想见这些石雕的精巧程度。至于唐三彩，所塑动物与人虽然体制较小，由于塑造的比例准确，神态自然、生动，人的体态雄壮有力，马的形状肥壮丰满，遂使这些小瓷雕也与洛阳龙门奉先寺的石雕佛像一样，给人宏伟雄劲之感。
伴随着开元、天宝时期物质生产的发达，社会生活的富庶安宁，各种艺术都得到了繁荣发展。诗歌则更呈现出空前的光辉灿烂的局面。盛唐诗歌，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艺术时代，堪与古希腊的雕塑、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媲美，创造了世界诗歌史上再难企及的典范。
人们以“盛唐气象”赞美这个时代诗歌所达到的文采风流、恢弘壮阔、叹为观止的成就。在这个时期里，不但出现了旷代难遇的李白、杜甫这样伟大的诗国巨人，光照千古，而且出现了如张说、张若虚、张九龄、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崔颢、李颀、王翰、祖咏、元结、韦应物、刘长卿等一大批有成就的诗人，他们或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卓然自立于中国文学史长河之中，或以孤篇横绝，名垂不朽，一时间群星辉耀，光彩夺人。李白在《古风》的开篇第一首诗中，曾以“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歌颂了他的时代诗国的盛况。尽管在这次的高潮之后，中国诗歌这股洪流流经之处，依然产生了各种样式的繁华、锦绣的诗歌新潮，可是盛唐诗歌这一派光芒四射的景观是再也不会出现的了。历史是发展的，但不会重复。盛唐诗歌不只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为人类的文化史标出了一个以抒情诗歌的繁盛为特征的时代。
从这个时期诗歌或诗人的数量之多来解释这个时期诗歌的繁荣，只能说明盛况的一个方面，而且并不是重要的方面，盛唐诗歌之盛，还在于它所展示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华雄浑、丰富多彩的诗歌世界。
首先，盛唐诗人在他们的诗歌中表现了一种昂扬、奋发，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自励的向上精神。
盛唐诗人不是生活的旁观者，立志效命苍生社稷是他们毕生的誓愿。在早，张九龄就认为“致君尧舜，齐衡管乐，行之在我，何必古人”（徐浩《张九龄神道碑》）。孟浩然也曾有过寻求出仕之路，贡献才智的愿望。他说：“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望洞庭赠张丞相》）李白则抱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愿望，栖栖然奔走一生，后虽被罪长流夜郎，放还之后仍然惓惓不能忘怀于国家的危难。他和他的朋友杜甫的生活道路不同，可是理想是一致的。杜甫早就“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后虽屡经坎坷，而此志未渝：“许身一何愚，自比稷与契。……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这是多么执着的动人情怀。王维的诗中说：“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少年行》）王翰的“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凉州词》），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鸷鸟立寒木，丈夫佩吴钩。何当报君恩，却系单于头”（《九江口作》），高适的“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燕歌行》），岑参的“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送人赴安西》）、“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又都是何等的壮怀激烈，充满慷慨报国的精神。就连存诗不多的祖咏，尚有“谁念迷方客，长怀魏阙情”（《宿御池》）的诗句，而岑参在失意之馀也还要说：“明主虽然弃，丹心亦未休。”（《题虢州西楼》）韦应物则说：“望阙应怀恋，遭时贵立功。万方如已静，何处欲输忠。”（《送崔押衙扬州》）他们是那么固执地坚守着自己的信念。
这一代诗人的以身许国的高尚情操是和他们关心黎庶悲惨生活的胸怀密切相关的。他们中不少人是出自寒素或经历过困苦生活的。高适“家贫，客于梁宋，以求丐取给”。王昌龄自叙“久于贫贱，是以多知危苦之事”。李白、杜甫都曾有过穷愁困顿的生活。他们接触过普通的劳动人民，知道他们的生活疾苦。他们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并为之发出了强烈的呼吁。高适发愿：“永愿拯刍荛，孰云干鼎镬！”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揭露了当时现实生活中的残酷景象。他呼吁：“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种仁爱、博大的救世精神，千载之下，令人感动！
出于对劳动者的同情与拯世的胸怀，这一代诗人对帝王、权贵常给以抨击、讽刺，其言辞的尖锐、直率是前代或后来诗人难以比拟的。他们往往或质问，或批判，或呼吁，或告急，对时政剀切陈词，为民请命。王维的“翩翩繁华子，多出金张门。幸有先人业，早蒙明主恩。童年且未学，肉食鹜华轩”（《郑霍二山人》）、“朱绂谁家子，无乃金张孙……问尔何功德？多承明主恩”（《寓言二首》），都是为当时那些无功受禄的贵族子弟而发的。宦官专权跋扈是玄宗时酿成的一大祸患。李白曾在《古风》（二十四）中描述这些中官的嚣张气焰：“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这是一幅绝妙的讽刺画。玄宗后期穷兵黩武，杜甫在诗里发出直率的质问：“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前出塞九首》）王昌龄的《塞下曲》（四首）也说：“奉诏甘泉宫，总征天下兵。朝廷备礼出，郡国豫郊迎。纷纷几万人，去者无全生。臣愿节宫厩，分以赐边城。”对劳师远征，全军覆没的惨事是明白指出的。安史乱后，人民受害，而苛暴的征敛仍然不息，元结虽身为官吏，也不能不为那些“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的小民百姓喊出“奈何重驱逐，不使存活为”（《舂陵行》）！使命感、责任感迫使这一代诗人不能不面对这血淋淋的现实，提出了控诉。其他如崔颢的《长安道》、高适的《辟阳城》，储光羲的《效古》、《相逢行》等，都是借古喻今，对权贵进行了讽刺，显示了一代诗人可贵的对现实生活的干预精神。
其次，盛唐诗人在他们的诗歌中表现出一种乐观、自信、冲击一切樊篱、蔑视权威的大无畏的精神。
这个时代的诗人，都有几分狂气。试看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所歌颂的这八位人物吧：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他们不是当时的王侯、公子，便是骚人雅士，可全都是绳检之外的人物，也是时代的风流人物，获得了杜甫的颂歌。就是杜甫自己，虽说“奉儒守官”，也并不那么温良恭俭让，他曾说：“健儿宁斗死，壮士耻为儒！”（《送蔡希鲁都尉还陇右因寄高三十五书记》）“皂雕寒始急，天马老能行。自到青冥里，休看白发生。”（《赠陈二补阙》）无论写人或自状，都是那么海阔天空，不惜以死追求的乃是更高的人生境界。虽在饥寒之中，也高标独树，不会减低翱翔的高度。“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褒贬是非常鲜明的。李白的诗歌更是汪洋恣肆，奔腾放浪。“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在诗人眼里，一些权威、偶像都失去了向来的神圣的光环。尽管一边喊“行路难！行路难”，可仍然充满了自信地高唱：“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是何等的昂扬、自信，颓废、灰色和他们是无缘的。而且他们常常以这种奋发精神自励、励人：“知君不得意，他日会鹏抟。”（高适《东平留赠狄司马》）对前途总是充满了信心。
盛唐诗歌的第三个特点是大大地开拓了诗的领域。
宋初诗人王禹偁评杜甫曰：“子美集开诗世界。”借来评价盛唐诗歌也是恰当的。我国诗歌源流长远，然至盛唐始大放光明，使人眼界骤然开阔。许多平凡的人物、景象忽地拥进了诗歌的艺术殿堂，放射出奇光异彩，展露了它们固有的美的姿致，给人们以极大的美的愉悦，赢得了人们的赞赏。一个繁华夺目的诗的世界被这一代诗的伟人召唤了出来，使我们得以从更广阔的社会角度，窥探到那个时代的历史动态。
杜甫在《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一诗中称曹霸：“将军善画盖有神，必逢佳士亦写真。即今飘泊干戈际，屡貌寻常行路人。”曹霸画中的“佳士”和“寻常行路人”也正是杜甫诗歌中的人物。他既赞美张九龄、李白、张旭、郑虔……也歌颂“三吏”、“三别”及前后“出塞”中的“寻常”人物。又如李颀诗中的张果、刘四（晏）、梁锽、高三十五（适），都留下了声音笑貌，借此，我们得以窥知千载以上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
几乎所有的盛唐诗人都写了不少的山水诗，借山水以抒情写意。他们的山水诗就像祖国的锦绣山河一样，多姿多彩，在不同的作家笔下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李白的《蜀道难》、《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望庐山瀑布》、《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等是大幅山水，其雄伟壮阔，一直是后代画家企图再现的美的世界。而《辋川集》中的小幅山水画，也特别令人神往。读其诗便愿亲临其境，可惜经过千年的历史变故，辋川已非昔日之颜。人称杜甫的“入峡诸诗，苍凉幽迥，便是吴生、王宰蜀中山水图，自来题画诗亦惟此老使笔如画”（清方薰《山静居画论》）。山水诗与山水画在盛唐时期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边塞诗在盛唐时也形成了新的高潮。盛唐诗人于此有新的进境。自景云至开元天宝，官吏巡边和诗人从军形成一股热流，戍边成为中小地主攀登勋位和发家致富的一条途径。边塞诗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所产生的抒情、纪实诗篇。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王维、李白、杜甫、祖咏、崔颢等都有名篇行世。殷璠说崔颢“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这也可以用于其他边塞诗人，如岑参、高适等。边塞戎马战斗生涯的新题材，丰富了他们的诗境。他们热烈地歌颂战功，赞扬了边疆将士的英勇气概。但也描写了战争的残酷及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岑参的边塞诗更描绘了边疆的诡奇风光，诸如火山、热海、雪海、白草等异地奇特景色引入诗中，为诗歌增添了新的魅力。王之涣的《凉州词》描绘了辽阔边境的壮伟景观。这些诗大大开拓了人们的眼界，而诗中所抒发的激昂慷慨的报国情怀，又大大鼓舞了将士保卫祖国的精神。
妇女，特别是劳动妇女（采莲女等）以健康的英姿进入诗境。忧伤的被损害的宫女、怨妇、商人妇也是诗人们咏叹、歌唱的对象。宫词、闺怨成为诗人普遍抒写的题材。
其他如骏马、鸷鸟、淡云、微雨、苍松、翠竹、丁香、紫藤……莫不为诗人巧思所采撷以抒情喻志。
盛唐诗歌的第四个特点是，盛唐诗人力求创新，创造了多种多样的艺术境界。
盛唐诗人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一切，不苟同，不轻信；对他们自身的创造才华则抱着充分的信心，自我作古，他们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李白的《古风》（一）是他们的宣言书：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
这首诗对过去的诗歌传统作了一次回顾，批判是有些过分的，不能代表李白的一向态度。而对他自己所在的“圣代”，则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并没有估价错误，这是诗人的敏感。具有同样敏感的还有他的同代人殷璠。殷璠以为“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粤若王维、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灵也”（《河岳英灵集·序》），说他们都是“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河岳英灵集·集论》）。殷璠所赞美的开天诗人在诗歌创作上所取得的胜利，乃是自魏徵以来几代人所追求的，梦想已成为现实，无怪乎殷璠称他们为“河岳英灵”。殷璠在评价各位诗人的诗歌时，以“新”、“奇”作为一个重要标志。如评李白：“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所选入的其他诗人的诗，也多从“新”、“奇”的角度予以肯定。这些评语都是概括各家诗歌的特征而得，显示了盛唐时代诗人们艺术上的创造力。杜甫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又说：“赋诗新句稳，不觉自长吟。”（《长吟》）可知这一代诗人为了创新，为了在诗国争取独特的地位，付出了何等的辛勤努力！特别是杜甫，无论从体裁、题材、语言、风格上都有新的创建，蔚然森秀，与李白双峰并峙，在世界诗歌历史上，成为不朽的巨人。
盛唐诗歌的第五个特点是有体皆备，无美不臻。
诗歌发展至盛唐，各种体裁均已齐备，并产生了大量的不朽之作，这是任何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盛唐这半个多世纪，比之它以前或以后的历史时期都是短暂的，然而无论以前或以后，都不及盛唐的诗歌那样受到人们的广泛传诵，盛唐诗歌的艺术魅力历久不衰。此时各种体裁的诗歌，都成了后世吟咏学习的典范，这是从历代选本和历代评论家的赞美中得出的一致的认识。
初唐时的五绝和七绝还常有不合律处，可视为正处于向格律诗的过渡之中。当律诗体制完成时，绝句也随之律化成熟了。绝句的字数不多，“意竭则神枯，语实则味短，惟含蓄不尽，使人低回想象于无穷焉，斯为上乘”（《唐宋诗举要》卷八）。在此短小体制中而能做到意味深长，非大才力不能为之。五言绝句被认为能手者只有王维和李白。李白的《静夜思》、《玉阶怨》、《秋浦歌》、《独坐敬亭山》，王维的《辋川集》中名篇，还有崔颢的《长干行》，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等，或清幽绝俗，或意境高远，都是我国儿童咿呀学语时便口口相授的诗歌，影响至为广泛。七言绝句在唐是入乐的歌辞，多随着乐曲的流传而远播。经过律化之后，即使不被谱作歌辞，本身也有音律和谐之美，又比律诗有较大的自由。或以连章叠咏的组诗形式出现，更可以使一个大的主题得到深化。其中如王昌龄的边塞诗、宫词，或优柔婉丽，或意旨微茫，兴味无穷，所谓含不尽之情于言外，可与李白的绝句媲美。沈德潜说“七言绝龙标、供奉，绝妙古今，别有天地。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贵，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使人神远，太白有焉”（《唐诗别裁》卷二〇），他的选本中选入的李诗更多。一般都以为李王之间有异同而无优劣。如胡应麟说：“大概李写景入神，王言情造极。王宫词、乐府，李不能为；李揽胜、纪行，王不能作。”在李王之外，王维也是七绝能手。又贺知章、王之涣、高适、岑参都有好的七绝流传人口。
律诗的体制虽定于沈、宋，可是他们把大部分的才力都用于描绘景色、敷设词采。那时的诗歌还没有从颂扬、酬唱的格局中解放出来。是盛唐诸公才运用这种新诗体，创造出兴象超远、高华壮丽的篇章，李、杜、王、孟是当时的杰出者。其中王、孟以清远胜。又王维于山水清音之外，尚有慷慨报国之词。李白本是“薄声律”以复古道为己任的，可是他的有些律诗也写得雄浑奇逸，令人感奋。律诗至于杜甫，意境更庄严瑰丽，人称“气象嵬峨，规模宏远，当其神来境诣，错综幻化，不可端倪，千古以还，一人而已”（《诗薮·内编》），试读《春日忆李白》、《月夜》、《春望》等诗，情思多么深沉，《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则寓变化于严整之中，感慨深沉，沉郁顿挫，沈德潜称之为“五色藻缋，八音和鸣”，达到完美的艺术境界。
由于陈子昂、张九龄的努力提倡，李白的继起响应，盛唐时的五言古诗呈现了一种繁荣局面。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规模宏大，感慨深沉，为五言古诗建立了新的典范。他还创作了不少五言古题乐府，如《长干行》、《子夜吴歌》、《江夏行》、《古朗月行》等，推陈出新，呈现出新的动人心弦的艺术力量。他的另外一些五言诗，如《上三峡》、《寄东鲁二稚子》、《月下独酌》、《嘲鲁儒》、《赠何七判官昌浩》、《沙丘城下寄杜甫》等，都是世人广为传诵的诗篇。其他各家如李颀、王维、高适、王昌龄等也用五言古诗叙事抒情。如王维的《西施咏》、《渭川田家》，王昌龄的《放歌行》、《塞上曲》、《代扶风主人答》，李颀的《赠张旭》、《赠别高三十五》，都能绘人写景，兼擅并能；而且时以律句入诗，音节响亮，增强了诗歌的音乐美。杜甫的五言古诗宪章汉魏而又自出机杼，出现了崭新的面貌。他的《赠卫八处士》、《前出塞》、《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三吏”、“三别”等，都是以浓重的色彩、大开阖的手笔绘制的历史图卷。沈德潜说：“少陵五言长篇，意本连属，而学问博，力量大，转接无痕，莫测端倪，转似不连属者，千古以来，让渠独步。”“独步”的评价是准确的。
在各体诗中，歌行或称七古乃是盛唐诸公驰骋才华的自由天地，最能代表他们的豪迈精神和宏伟气度。如高适的最有名的作品是《燕歌行》，岑参是《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和《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李颀的《古从军行》、《送陈章甫》，王维的《老将行》、《陇头吟》等，都是他们的力作。胡应麟说：“唐七言歌行，垂拱四子，词极藻艳，然未脱梁陈也。张、李、沈、宋，稍汰浮华，渐趋平实，唐体肇矣，然而未畅也。高、岑、王、李，音节鲜明，情致委折，浓纤修短，得衷合度，畅乎，然而未大也。太白、少陵，大而化矣，能事毕矣。”（《诗薮·内编》卷三）李、杜两家在七言歌行中的大量名篇，为盛唐诗歌的崇高声誉增加了光彩。李白熔乐府、楚辞于一炉，变幻超忽，不拘一格。如《远别离》、《战城南》、《梁甫吟》、《蜀道难》等诗，虽用旧题而多出新意，在当时已备受赞誉，后世更视为绝唱。杜甫的七言古如《兵车行》、《丽人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哀江头》等，无论长篇短制，都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堪称不朽之作。沈德潜以为“别于盛唐诸家，独称大宗”。
盛唐是一个诗歌创作大繁荣的时代，但在诗歌理论的建树方面，却未见有突出的成绩，似乎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在忙于写诗，而无暇顾及诗歌理论的探索与总结。不过，在某些诗人的作品及选家的评论中，也提出过若干片断的理论见解。这些见解，与盛唐的诗歌创作，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初唐诗人，为了扭转齐梁以来诗歌的绮丽柔靡之风，大力提倡建安风骨。如陈子昂，不仅标举“汉魏风骨”，而且从创作上努力实践自己的主张。所谓“风骨”，是指作品的思想感情表现得鲜明爽朗，语言质朴而劲健有力，因而形成明朗刚健的优良风格
。建安时代的诗歌就是具有“风骨”的典型。盛唐诗人也提倡建安风骨，如李白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说：“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王维称赞綦毋潜的诗“盛得江左风，弥工建安体”（《别綦毋潜》）。高适在《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中，也推崇薛据的诗是“纵横建安作”。在创作上，诗人们更努力追步建安，杜确《岑嘉州诗集序》评论开元年间的诗歌说：“其时作者凡十数辈，颇能以雅参丽，以古杂今，彬彬然，粲粲然，近建安之遗范矣。”盛唐诗人用自己的创作，纠正了齐梁以来诗歌片面追求形式美的偏向，造成了明朗刚健的一代诗风。
此外，一些诗人，如李白，还反对摹拟，主张创新，提倡“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在创作上，盛唐诗人也追求自然，在充分地汲取六朝诗歌的艺术经验和技巧之后，力求返璞归真。
自天宝末至大历初，是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阶段。随着社会的这种变化，诗人们的理论主张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元结明确提出，诗歌应有“规讽”之旨，应能起到“救时劝俗”的作用。杜甫在《同元使君舂陵行》的序中说：“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感而有诗，增诸卷轴。”称赞元结的《舂陵行》具“比兴体制”，是指它继承了《诗经》的讽谕美刺的传统。在《戏为六绝句》中，杜甫又说：“别裁伪体亲风雅。”所谓“风雅”，同“比兴体制”也无大差别。与以上这些主张的提出相应，在当时的创作中出现了一种反映人民疾苦的写实倾向。
又，杜甫说：“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主张博采众长。不仅杜甫自己做到了这一点，盛唐时代所有有成就的诗人，也都善于从前代的诗歌中汲取艺术营养。
随着唐代诗歌的繁荣，唐人编选的唐诗选本也大量出现，从前人的目录、笔记、诗话中，即可了解到这一情况。可惜这些选本大多散佚，流传至今的仅有十种，其中属于盛唐人编选的，有殷璠的《河岳英灵集》、芮挺章的《国秀集》、元结的《箧中集》等三种。
《河岳英灵集》不仅选录作品，而且还提出理论主张。这些主张，比起诗人们的那些零散的、片言只语的见解来，显得更为具体和比较有系统，因此这部书也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英灵集》的编者殷璠，丹阳（唐郡名，治所在今江苏镇江）人，生平事迹不详。据《英灵集》卷首所署“丹阳进士殷璠”及《序》中所云“爰因退迹，得遂宿心”等语看来，他大抵是一个未登进士第但曾进入仕途而后又退隐的人。除《英灵集》外，他又编有《丹阳集》一卷，今已亡佚。
关于《英灵集》的成书年代，明刻本《英灵集》的《序》说：“粤若王维、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灵也。……诗二百三十四首，分为上下卷，起甲寅（开元二年），终癸巳（天宝十二载）。”此序又载于《文苑英华》及《全唐文》，二书“二十四人”作“三十五人”，“二百三十四首”作“一百七十首”，“癸巳”作“乙酉（天宝四载）”。这么多的文字歧异，不大可能是由于传写讹误
或后人妄改造成的，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英灵集》有两种本子，初编本收诗止于乙酉，后来殷璠又对这个本子作了修订，收诗的下限遂延至癸巳。明刻本《英灵集》实际选录了二十四位作家的二百三十首诗，其中有的作于乙酉以后，如高适的《封丘作》写于天宝八至十一载诗人任封丘尉期间，储光羲的《效古二首》写于天宝九载作者赴范阳途中
，所以，这应当是一个修订本。
《英灵集》卷首有《序》和《集论》，书中又对入选的作家一一作了评论。这种体制，类似于钟嵘的《诗品》，所不同的是，《诗品》不选录作品，而此书未探讨流变和品第作家。殷璠在这部书中，用理论结合选诗的方法，表达了自己对于诗歌的见解，批判了齐梁以来绮靡浮艳的诗风。《序》云：
至如曹、刘诗多直致，语少切对，或五字并侧（仄），或十字俱平，而逸价终存。然挈瓶肤受之流，责古人不辨宫商，词句质素，耻相师范。于是攻乎异端，妄为穿凿，理则不足，言常有馀，都无兴象，但贵轻艳。虽满箧笥，将何用之？自萧氏以还，尤增矫饰。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
在这段话里，殷璠对建安作家曹植、刘桢等的诗歌很推重，认为它们虽然不讲究声律、对仗，却“逸价终存”。又对齐梁以来诗歌的发展，作了历史的考察。他批评齐梁诗歌内容贫乏，专门追求声律的流美和词藻的华丽，只以“轻艳”为贵。指出这种有害倾向一直影响到唐初，到了盛唐时代，诗风才大变，形成了声律、风骨二者兼备的局面。这些意见是相当中肯、符合于历史实际的。
对于声律问题，《集论》中曾有专门的论述。殷璠认为，“预于词场，不可不知音律”，肯定了重视声律的必要性，这一点是陈子昂倡导诗文革新时不曾注意到的。但又反对过分讲究声律，如齐、梁、陈、隋作者那样“专事拘忌，弥损厥道”；认为做到词句的刚柔与音调的高下相合即可，像沈约那样地严分四声八病，反而有损于诗的自然音乐美：“夫能文者，匪谓四声尽要流美，八病咸须避之，纵不拈缀，未为深缺。……故词有刚柔，调有高下，但令词与调合，首末相称，中间不败，便是知音。而沈生虽怪曹王曾无先觉，隐侯言之更远。”这种观点，与钟嵘“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诗品序》）的说法相近。关于“风骨”，殷璠的意见与李白等诗人大抵一致。盛唐诗歌之所以获得高度发展，与它一方面能够继承和发扬建安文学的优良传统，另方面又能吸取南朝以来讲求声律的积极成果，大有关系。殷璠用声律风骨兼备来概括盛唐诗歌的风貌，不仅比较准确地道出了盛唐诗歌的特点，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普遍看法。
殷璠在《集论》中说：“璠今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气骨”即风骨，“言气骨”二句，也就是《序》中所说的声律风骨兼备，这是殷璠对入选诗歌的总要求。但在对具体作家作品进行“品藻”时，他并不太强调声律，而更为重视风骨。如评高适云：“多胸臆语，兼有气骨。”评崔颢云：“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评陶翰云：“既多兴象，复备风骨。”都专门标举“风骨”，而非标举声律风骨兼备。殷璠说所选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新声”指近体诗，殷璠对它是肯定的，不过他更重视的乃是古体。如选李白诗十三首，都是古体；在《英灵集》入选的二百三十首诗中，近体只有约六十首，其馀全为古体。又他评论作家时所摘引的佳句，也绝大多数出自古体诗。从殷璠的多选古体，也可窥见他对风骨的重视。唐人常常把古体与风骨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提倡风骨，自然要强调追步汉魏，而那时的诗歌正好都是古体，而且一般说来，古体诗表情达意比较自由，容易写得明朗有力，而近体有格律的限制，作者的注意力较易被引向雕琢字句，所以写起来不像古体那样易有风骨
。综上所述，可以说风骨是殷璠选诗的首要标准。
殷璠还提倡“兴象”或“兴”，且把它作为选录诗歌的一个重要标准。所谓“兴”，即兴致、感受、感触；所谓“象”，即物象，“兴象”是指对于外界事物（包括自然景物，又不限于自然景物）的感受。如《序》云“都无兴象，但贵轻艳”，是说齐梁诗歌都没有真实的感受，只以“轻艳”为贵。又如评陶翰云：“既多兴象，复备风骨，三百年以前，方可论其体裁也。”称陶翰的诗有兴象、风骨，可与晋宋以前的作品相提并论，说明殷璠认为晋宋以前的诗歌是有兴象的，这同他批评齐梁以后的诗歌无兴象的话，意正相合，所以兴象也当是指真实的感受而言。从陶翰今存的诗歌看，确实多有真情实感，非泛泛而咏或无病呻吟。评贺兰进明云：“又《行路难五首》，并多新兴。”这五首诗都不是写景之作，它们抒发了作者对于人生穷达、夫妇别离、亲故聚散、朋友交谊的感慨，故所谓“兴”，应当是指对于社会人生的感触。殷璠提倡“兴象”，要求诗歌有真情实感，是准确地抓住了诗歌创作的特点的，这对于矫正齐梁以来诗歌普遍存在的缺乏真实感受的不良倾向，显然有积极的意义。
风骨与兴象二者互有联系，并不矛盾。因为一个诗人如果没有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却要舞文弄墨，那么他就不得不凭词采等取胜，以雕章琢句为能了，这样，其作品也就很难具有明朗刚健的风格；反之，一个作家若有真实的感受，则其诗歌之风骨的树立，就有了较好的思想感情基础。
殷璠还反复提倡作家在艺术创作上的独创性。如评张谓云：“谓《代北州老翁答》及《湖中对酒行》，并在物情之外，但众人未曾说耳。亦何必历遐远探古迹，然后始为冥搜。”推重张谓能道世人所未道，从世间习见的事物之中领悟出新意。再如评王维诗“意新理惬”，常建诗“佳句辄来，唯论意表”，岑参诗“语奇体峻，意亦造奇”，李白“《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储光羲诗“削尽常言”，刘眘虚诗“思苦语奇，忽有所得，便惊众听”，王季友诗“爱奇务险，远出常情之外”，等等，都赞赏立意遣词的新颖奇特，强调作家在艺术创作上的独创性。殷璠在具体评论作家作品时，对这一点谈得最多，所以，它也应当是《英灵集》选诗的一个重要标准。
此外，殷璠又提倡“雅调”。如评王维诗云：“词秀调雅，意新理惬。”评孟浩然诗云：“半遵雅调，全削凡体。”评储光羲诗云：“格高调逸，趣远情深。”评祖咏诗云：“气虽不高，调颇凌俗。”何谓“雅调”？《序》云：“夫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体”指诗歌的体貌、风格
。野、鄙、俗三体无大差别，都与雅体相对立；不野、不鄙、不俗即为“雅”，因此“雅体”当指诗歌的一种高雅脱俗的风格。“调”指格调，即作家或作品的风格。殷璠之评浩然诗，雅调与凡体对举，可见雅调就是雅体。又，超绝曰逸，“调逸”谓格调超众脱俗，与“调颇凌俗”同义，也是指作品有高雅脱俗的风格。殷璠所称有“雅调”的王、孟等，都是山水田园派诗人，因此，可以说“雅调”是对盛唐山水田园派诗风特点的反映和概括。这一诗派的作家，都有怀慕隐逸的情性，其诗歌多表现一种隐者超然绝俗的高致和啸傲林泉的逸兴，意境清雅幽远，语言洗脱凡近。“雅调”的形成，显然与这些因素有很密切的关系。殷璠编《英灵集》时是个隐者，思想、情趣皆与这一诗派接近，因此对“雅调”非常欣赏。
殷璠选诗，也有一个明显的缺点，这就是不太重视作品的社会思想意义。他提倡风骨、雅调，强调诗歌创作的独创性，都是从作品风格及艺术表现方面着眼的；虽提倡“兴象”，要求诗歌有真实的感受，却又不很重视这种感受是否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关于入选诗歌的思想内容，殷璠很少论及；他虽颇选了一些思想性较强的诗歌，但所注重的往往并不是这些诗歌的思想价值，而是它们在艺术上的成功。陈子昂既提倡风骨，又强调“兴寄”，要求作品有充实的社会政治内容，在这个问题上，殷璠的观点同他是不完全一致的。
殷璠选录作家作品，还有一条标准值得注意。《序》云：“如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纵权压梁、窦，终无取焉。”不论是否有权势，一以创作实绩为准绳，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在评论中，殷璠还常常对那些有高才而沦落不遇的诗人，表示无限惋惜和同情，如评李颀：“惜其伟才，只到黄绶。”谓孟浩然“竟沦落明代，终于布衣，悲夫”。殷璠也是一个在仕途上不很得意的人，因此在思想上能够同那些失志者发生共鸣，而且在集中选录了较多表现才智之士失志的愤怨的作品。
关于《国秀集》，该书卷首的《序》说：“近秘书监陈公、国子司业苏公尝从容谓芮侯曰：‘……自开元以来，维天宝三载，谴谪芜秽，登纳菁英，可被管弦者都为一集。’芮侯即探书禹穴，求珠赤水……今略编次，见在者凡九十人
，诗二百二十首，为之小集，成一家之言。”又卷末北宋曾彦和跋云：“《国秀集》三卷……天宝三载国子生芮挺章撰，楼颖序之。”可见此书是芮挺章按照陈、苏二人的建议和提出的宗旨编辑的，选诗的起讫年代为“自开元以来，维天宝三载”
。但其成书年代，曾跋说在天宝三载，则不正确。考“国子司业苏公”即苏源明，他于天宝十二载秋自东平太守入为国子司业，所以《国秀集》的成书年代当在天宝末，与《英灵集》大致同时
。
《国秀集》入选的作家，以盛唐为主，兼及初唐，且只选录作品不作评论。其编选宗旨，据《序》所言，是要求“风流婉丽”，“取其顺泽者”，“可被管弦者都为一集”，即注重声律的和美和文辞的婉丽。正因为这样，书中所选大部分是近体诗（占全部入选诗歌的四分之三以上）。如选录了孟浩然七首诗，皆为律、绝，实际他的五古中也颇有佳篇；高适擅长七古、五古，集中却只选录了他一首七绝。又初唐入选李峤、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却不选陈子昂和四杰；选刘希夷，也只重视他的律诗，而不录他的七古名作《代悲白头翁》。这与殷璠的重视风骨、多选古体是大异其趣的。从集中所选诗歌的思想内容看来，除部分边塞诗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外，其馀多系赠答、送别、写景、旅游、侍宴、应制及感叹身世之作，缺少深刻的社会意义；而且，书中还选入了一些有宫体遗风的诗歌，如梁锽《观美人卧》、张谔《岐王美人》等。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在诗歌的思想和艺术上都获得很高成就的大诗人李白，集中竟然不入选。这些情况无不说明，编者对作品的社会思想意义的忽视程度，更甚于殷璠。还有，编者最推重的作家是卢僎，集中选录了他十三首诗，为入选诸家之冠（在入选诗的数量上仅次于卢的王维、孟浩然、崔颢，每人不过只选录了七首诗），然而这些诗无论从思想还是艺术上看，都并没有什么突出之处；又，一些在艺术上有独到之处、受到殷璠称许的诗人，如岑参、刘眘虚、储光羲、陶翰等，集中也都不入选。由此可见，编者的艺术鉴别力，也无法与殷璠相比。曾彦和跋说：“然挺章编选，非璠之比，览者自得之。”《国秀集》确实不如《英灵集》，这一看法是正确的。
不过，《国秀集》也入选了一些不为殷璠所注意而实际上诗却写得颇出色的作家，如王之涣、王翰等。又《序》云：“道苟可得，不弃于厮养；事非适理，何贵于膏粱？”这同殷璠所说“如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纵权压梁、窦，终无取焉”，倒非常接近。查考《国秀集》中入选的作家，确有许多名位不显者。另其中有近三十家的作品，此集所收录的与《全唐诗》所收录的完全一致，说明正是依靠此集，这些人的作品才得以保存下来。从这一点看，《国秀集》是功不可没的。
关于《箧中集》，在《元结和〈箧中集〉》一章中另有论述，这里就不作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