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陈子昂（659—700）
，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市）人。远祖籍河南颍川，东汉末年迁居蜀地，蜀汉政权灭亡后，子孙避晋不再为官，居涪南武东山。祖父陈辩，少习儒学，以豪英刚烈闻名于世。其父陈元敬，“乡贡明经擢第，拜文林郎”，但“志尚玄默”，隐居不仕，博览群书，素有“瑰玮倜傥”的豪侠之风，“一朝散万钟之粟而不求报”（卢藏用《陈氏别传》）。陈子昂是一位具有卓越见识的政治家和标举诗歌革新的杰出诗人，在初唐诗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他又是一个优秀的散文家。他的一生经历曲折多变，思想也是错综复杂的，按照陈子昂的生平经历和思想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立志磨炼时期（684年进士及第以前）。陈子昂出身于庶族地主家庭，祖辈流传下来的既习儒业，又兼采诸家杂说；既好慷慨任侠，又喜学道求仙的家风，给他留下深刻的影响。少年时代他曾染习上不为礼教所拘、仰慕自由的思想，有意模仿侠士的作风，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加深，到十八岁时，顿觉这种狂放不羁的生活不能再继续下去了，遂慨然立志，发愤读书，数年之间，学业大有进步。他在《谏政理书》中写道：“少好三皇五帝霸王之经，历观丘坟，旁览代史，原其政理，察其兴亡。自伏羲神农之初，至于周隋之际，驰骋数百年，虽未得其详，而略可知也。”可见，他曾广泛涉猎经史百家，研习经邦治国的学问，考察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而这样做，无疑是为来日出仕、施展建功立业的抱负做准备的。开耀元年（681），他即毅然告别家乡父老，来到长安太学深造。第二年，又赴东都洛阳，参加进士考试。但这次应试，以落第告终。在还蜀途中，他写下“转蓬方不定，落羽自惊弦。……还因北山径，归守东陂田”（《落第西还别魏四懔》）、“虚闻事朱阙，结绶骛华轩。……今成转蓬去，叹息复何言”（《宿空舲峡青树村浦》）的诗句，抒发科场失意的哀伤。回乡后，他隐居山林，学道求仙，并与晖上人游。《晖上人房饯齐少府使入京府序》说：“永淳二年（683）四月孟夏……林岭吾栖，学神仙而未毕。”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对入仕从宦的追求。在《感遇》十一中，诗人以“囊括经世道，遗身在白云”的鬼谷子自况，称赞鬼谷子“浮荣不足贵，遵养晦时文。舒之弥宇宙，卷之不盈分。岂图山木寿，空与麋鹿群”，表明自己不过是养晦待时，不会甘心久隐。他在《谏政理书》中写道：“臣每在山谷，有愿朝廷，常恐没代而不得见也。”更明确地表白自己亟盼为朝廷效力。
尽心从政时期（684—691）。文明元年（684），陈子昂再次参加进士考试，射策高第。当时适逢高宗崩于洛阳宫，灵驾将西归长安，子昂上《谏灵驾入京书》，又上《谏政理书》。武后召见，奇其才，遂擢麟台（即秘书省）正字。这时，诗人的政治热情高涨，感到实现自己经世济时的远大理想的时机已经到来。《答洛阳主人》云：“方谒明天子，清宴奉良筹。再取连城璧，三陟平津侯。不然拂衣去，归从海上鸥。宁随当代子，倾侧且沉浮！”他对匡君治国、建功立业、拜相封侯充满信心，并表示如果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宁愿弃官归隐，决不随俗沉浮。在这个时期，他怀着致“太平之化”的愿望，屡上谏疏，就现实的政治、经济、边防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例如，垂拱元年（685），武后召见，令言天下利害，子昂作《上军国利害事》三条；垂拱二年，随从左补阙乔知之北征同罗、仆固，归朝后，上书论西蕃边州安危事；垂拱三年，仍守麟台正字，上《谏雅州讨生羌书》；四年，上《谏用刑书》与《谏曹仁师出军书》；永昌元年（689）春，武后再次召见，问当今为政之要，子昂上《答制问事》八条，是年迁右卫胄曹参军，又上《谏刑书》；天授元年（690），守右卫胄曹参军，进《上蜀川军事》。在这些谏疏中，他大胆指斥时弊，陈述一系列政见。其核心的主张是：一、呼吁关心人民疾苦，反对横征暴敛，主张为政贵在“安民”。《谏政理书》说：“天地之道，莫大乎阴阳；万物之灵，莫大乎黔首；王政之贵，莫大乎安人。故人安则阴阳和，阴阳和则天地平，天地平则元气正矣。”二、反对无名征伐，主张息兵。这是从“安民”的角度提出的，如他在《谏雅州讨生羌书》中就说：“当今山东饥，关陇弊，历岁枯旱，人有流亡，诚是圣人宁静思和天人之时，不可动甲兵、兴大役，以自生乱。”同时，又主张加强边防。当时，突厥、吐蕃频年入寇，陈子昂经过对边防情况的实地考察，提出了一些加强边防的切实可行的建议。三、反对滥刑，主张措刑。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宠任酷吏，大兴冤狱，子昂的主张即针对这一点而发。四、主张任贤信贤，指出“若外有信贤之名，而内实有疑贤之心，臣窃谓神皇虽日得百贤，终是无益”（《答制问事》）。上述主张都不失为缓和各种矛盾、安定国家的“良筹”。司马光曾称赞陈子昂的《答制问事》八条“辞婉意切，其论甚美”。王夫之《读通鉴论》认为：“陈子昂以诗名于唐，非但文士之选也，使得明君以尽其才，驾马周而颉颃姚崇，以为大臣可矣。”
武则天曾多次召见子昂，问以政事，子昂也一度对她怀有知遇之感，希冀依靠她来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但是，武则天只是赞赏子昂“文称
晔”（《陈氏别传》），并不“深知”他的政治抱负和才干。加上子昂上疏论事，“言多切直”（《别传》），敢于大胆抨击武氏的弊政，因而不为武则天所信用。他呕心沥血写下的谏疏，也往往得到“奏闻辄罢”（《新唐书·陈子昂传》）的结果。这对于陈子昂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并使他对武则天逐渐失望。
归蜀守丧时期（691—693）。天授二年（691）秋，陈子昂的继母病故，为了服丧，他辞官归蜀。不久，他的叔祖、堂弟相继去世，这一连串的打击使他悲伤不已。加上政治抱负无从实现，更使他的思想逐渐消沉起来，时常往来于佛寺精舍，与晖上人相唱和，希冀从佛理禅机中，寻求摆脱尘世困扰、获得精神解脱的药方。如云：“水月心方寂，云霞思独玄。宁知人世里，疲病苦攀缘。”（《酬晖上人秋夜独坐山亭有赠》）“色空今已寂，乘月弄澄泉。”（《夏日游晖上人房》）在守丧期间，陈子昂对仙道思想也仰慕至深，《秋园卧疾呈晖上人》说：“缅想赤松游，高寻紫庭逸。荣吝始都丧，幽人遂贞吉。”《卧疾家园》说：“纵横策已弃，寂寞道为家。……宁知白社客，不厌青门瓜！”归隐山林的思想此时已在他的心中扎根。
孤愤退隐时期（694—700）。延载元年（694），陈子昂服丧期满，重返朝廷，授右拾遗。不久，冤狱从天而降。因坐谋反之罪，被捕下狱，经过一年的折磨，才获释出狱，复官右拾遗。此时，他一方面“在职默然不乐，私有挂冠之意”（《陈氏别传》）；另方面，“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感遇》三十五）的雄心也仍未泯灭。他在《谢免罪表》中说：“不图误识凶人，坐缘逆党……臣伏见西有未宾之虏，北有逆命之戎，尚稽天诛，未息边戎，臣请束身塞上，奋命贼庭，效一卒之力，答再生之施。”万岁通天元年（696）九月，他奉命随建安王武攸宜东征契丹，参谋帷幕。当前军失利，全师处于安危成败之际，他挺身急难，自愿带领万人冲锋陷阵，以破顽敌。然而，武攸宜不但拒绝陈子昂的意见，还把他由参谋降为军曹。虽有以身殉国之志，却无报国之门，这是诗人政治生涯中遭受的又一次打击。万岁通天二年七月，军罢还朝，仍守右拾遗。严酷的现实使陈子昂为国效忠的希望彻底破灭，他终于作出最后抉择。圣历元年（698），以父老当归侍为由，去官返里，栖居山林。“于射洪西山构茅宇数十间，种树采药以为养”（《陈氏别传》）。圣历二年，其父病故，陈子昂哀痛守丧，同年十月撰写《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陈公墓志文》。后被县令段简罗织罪名，逮捕下狱，久视元年（700），陈子昂忧愤而卒，享年四十二岁。
陈子昂是怀着满腔壮志不酬的幽愤而归隐的。他在《与韦五虚己书》中说：“仆尝窃不自量，谓以为得失在人，欲揭闻见，抗衡当代之士，不知事有大谬异于此望者！……雄笔雄笔，弃尔归吾东山，无汩我思，无乱我心，从此遁矣！”归隐后，他学道求仙，企图以此解脱苦闷。不过，他并没有忘却现实，也没有停止自己的歌唱，仍然不断地以诗歌抨击现实的污浊，抒写理想幻灭的忧伤和不甘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情操。
总之，陈子昂一生坎坷，政治上历经恩宠、冷遇、诬陷和迫害等不同遭遇。他的思想也是复杂的，兼有儒、道、释等各种成分。但是，关心现实、忧国忧民的精神，始终是他思想的主导方面。这种精神是他从事文学革新的动力和思想基础。
陈子昂的诗今存仅一百二十多首。这些作品具有丰富深刻的现实内容、昂扬激越的思想感情、雄浑质朴的艺术风格，完全摆脱了齐梁以来绮艳诗风的影响，在端正当时诗歌的发展方向方面起了重大作用。《感遇》三十八首、《登幽州台歌》、《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等是他的代表作。其中《感遇》三十八首，并非写于一时一地，多为因时因事而作，或有感于身世，抒发理想；或面对现实，讽刺弊政；或感慨悲怀，倾诉忧愤，从不同方面反映出诗人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和广阔胸怀，尤为重要。
在陈子昂诗歌的多种内容中，反映边塞生活的作品很值得注意。武则天时期，边患严重，突厥、吐蕃经常入寇。唐统治者一方面未能采取正确、有效的对策，遏止边患；另方面也发动过一些黩武战争，给人民带来了灾难。陈子昂两度从军出塞，对边地的情况非常了解，所作边塞诗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他在一些诗篇里，抒写了渴望挺身急难、为国安边的思想感情。如《和陆明府赠将军重出塞》诗云：
忽闻天上将，关塞重横行。始返楼兰国，还向朔方城。黄金装战马，白羽集神兵。星月开天阵，山川列地营。晚风吹画角，春色耀飞旌。宁知班定远，犹是一书生。
诗中以投笔从戎、平寇立功的班超勉励再次出塞的将军，并流露了自己希冀驰骋边塞、建功立业的豪情。他在第二次出塞时写的《东征答朝臣相送》诗中说：“挼绳当系虏，单马岂邀功。孤剑将何托，长谣塞上风。”也表达了自己的杀敌报国决心。他还在一些诗中，反映了边患严重的情况以及它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例如：
苍苍丁零塞，今古缅荒途。亭堠何摧兀，暴骨无全躯。黄沙漠南起，白日隐西隅。汉甲三十万，曾以事匈奴。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感遇》三）
真实地描绘出西北边塞的荒凉凄惨景象，并借咏史事，揭示了连年不断的边塞战争给人民造成的巨大不幸。又如：“藉藉天骄子，猖狂已复来。塞垣无名将，亭堠空崔嵬。咄嗟吾何叹？边人涂草莱。”（《感遇》三十七）指出了突厥的猖狂、边患的严重以及边地人民蒙受的灾难，并进而点明，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主将不选”（《为乔补阙论突厥表》），边帅无能。《感遇》三十四云：“每愤胡兵入，常为汉国羞。何知七十战，白首未封侯。”歌颂了战士的爱国精神，并为他们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感到不平。由这首诗也可看出，不赏边功是造成边患严重的又一个原因。对这一点，陈子昂有着切身的感受，他于六八六年春第一次从军北征，即未得到朝廷的赏赐，归途中，他悲凉地唱道：“纵横未得意，寂寞寡相迎。负剑空叹息，苍茫登古城。”（《还至张掖古城闻东军告捷赠韦五虚己》）在《题祀山烽树赠乔十二侍御》诗中，他还愤懑地指出：“汉庭荣巧宦，云阁薄边功。可怜骢马使，白首为谁雄。”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宠用钻营取巧的小人而不赏赐有功边将的封建朝廷。
《感遇》二十九则明白地表示了诗人对武后发动的一场黩武战争的反对：
丁亥岁云暮，西山事甲兵。赢粮匝邛道，荷戟争羌城。严冬岚风劲，穷岫泄云生。昏曀无昼夜，羽檄复相惊。拳跼竞万仞，崩危走九冥。籍籍峰壑里，哀哀冰雪行。圣人御宇宙，闻道泰阶平。肉食谋何失，藜藿缅纵横。
诗中“丁亥”，指武周垂拱三年（687）。当时武则天要开凿蜀山取道雅州攻击无罪的生羌，陈子昂曾上《谏雅州讨生羌书》进行谏阻。诗中描述征途的艰险，揭示了这场黩武战争给兵士和人民带来的祸害，并对统治者决策的失误，作了谴责。这些边塞诗作对盛唐边塞诗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陈子昂诗歌的另一个内容，是抨击时政弊端和污浊世风。如《感遇》十九：“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夸愚适增累，矜智道逾昏。”揭露了武则天不惜耗费大量民脂民膏以佞佛的弊政。《感遇》二十八：“昔日章华宴，荆王乐荒淫。霓旌翠羽盖，射兕云梦林。……雄图今何在？黄雀空哀吟。”借古讽今，鞭笞了最高统治者的骄奢淫逸。《感遇》二十一：“蜻蛉游天地，与物本无患。飞飞未能去，黄雀来相干。”十五：“昔称夭桃子，今为舂市徒。鸱鸮悲东国，麋鹿泣姑苏。谁见鸱夷子，扁舟去五湖？”讽刺了武则天宠任酷吏、大兴冤狱、罗织罪名、残害无辜的暴政。《感遇》十：“深居观群动，悱然争朵颐。谗说相啖食，利害纷
。便便夸毗子，荣耀更相持。”十八：“逶迤势已久，骨鲠道斯穷。岂无感激者？时俗颓此风。”谴责世人争名夺利、蝇营狗苟的丑行，叹息世间骨鲠之风久颓。
陈子昂还写过不少抒发个人壮志不酬的愤激情怀的诗歌。这类诗作大都写得慷慨悲凉，真挚感人。如《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他在序中写道：“丁酉岁（697），吾北征，出自蓟门，历观燕之旧都，其城池霸业，迹已芜没矣。乃慨然仰叹，忆昔乐生、邹子群贤之游盛矣。因登蓟丘，作七诗以志之。”这则组诗以缅怀燕昭王、燕太子丹礼贤下士的往事和田光献身殉义、有志难伸的事迹，表达自己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痛苦心情，又借乐毅雄图中夭的不幸遭遇，诉说自己因受打击而不能实现远大抱负的悲愤。还通过追述郭隗、邹子被燕昭王信用的故事，寄寓自己生不逢时的感慨。又他的《登幽州台歌》云：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据《陈氏别传》说，陈子昂赋《蓟丘览古》七首后，“乃泫然流涕而歌”此诗。诗中写作者独登古老的幽州台，眺望苍茫寥廓的宇宙，思虑眼前这片广阔土地古往今来的历史变迁，回顾自己的坎坷半生，特别是在武攸宜军中挺身急难、自请赴敌反遭打击的遭遇，不禁悲从中来，不可抑止。在这仅有二十二字的短歌中，交织着诗人缅怀前贤、吊古伤今的激情，天地无穷、人生短暂的慨叹，生不逢时、报国无门的悲哀，志不获骋、理想破灭的苦闷，千百年来，不知引起了多少怀才不遇的志士仁人的共鸣！清黄周星说：“此二十二字，真可以泣鬼神。”（《唐诗快》卷二）
《感遇》十八：“世道不相容，嗟嗟张长公！”世道的污浊和理想的破灭，使诗人走上退隐山林的道路，并转向释老寻求自我精神解脱。此时，他曾写下一些叹息人生祸福无常、赞美隐逸求仙、发挥释老玄理的含有消极思想的作品。
陈子昂还写有一些即景抒情的诗作，如他第一次离开四川，顺流而下，乘兴而写的《度荆门望楚》诗：
遥遥去巫峡，望望下章台。巴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隈。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
诗人笔下的河山城郭，虚实远近，各尽其妙，同时也表现出陈子昂初入世途的喜悦心情，以及积极奋发的向上精神。
陈子昂的送别、酬赠诗，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佳作。如《送客》诗：
故人洞庭去，杨柳春风生。相送河洲晚，苍茫别思盈。白
已堪把，绿芷复含荣。江南多桂树，归客赠生平。
全诗把送别时周围环境的描写同人物心理状态的刻画，十分自然地融合在一起。《送东莱王学士无竞》、《春夜别友人》、《酬晖上人秋夜山亭有赠》等也都写得清新隽永，洋溢着深挚的情谊，值得一读。
总之，陈子昂的诗歌具有丰富、广阔的社会内容。他的那些反映现实问题、抨击时政弊端的作品，有的直陈时事，直抒胸臆，笔端饱含感情。如“肉食谋何失，藜藿缅纵横”、“塞垣无名将，亭堠空崔嵬”、“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汉庭荣巧宦，云阁薄边功”等等，皆锋芒毕露，言简意深，充满战斗精神。有的借咏古事，讽刺现实，同样富有激情。如：“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霸图怅已矣，驱马复归来。”（《蓟丘览古·燕昭王》）追慕昭王，慨叹当今之世已无明君。“丘陵”二句的呼喊，沉痛而激昂。他的那些偏于抒写理想的诗歌，有不少也洋溢着慷慨不平之情。如《感遇》三十五：
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登山见千里，怀古心悠哉。谁言未忘祸？磨灭成尘埃。
此篇唱出了诗人为国安边的壮志雄图及其未能实现而激起的愤懑之情。综上所述，立足现实，充满激情，可以说是陈子昂诗歌的一大特色。
陈子昂的不少作品，还十分注意运用比兴的艺术手法，努力创造出一种寄寓深远的意境。《感遇》二云：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
诗中描述的香兰、杜若都是草本植物，春夏之时，它们生长得何其秀丽繁盛，但当袅袅秋风乍起，却一变而为飘零的落叶。表面上看似是写香草由盛而衰的变化，然而只要结合诗人的身世遭遇来领会诗的旨趣，就会感受到这是诗人托物言志，借哀伤香草的摇落寄寓对美好理想破灭的感叹。“众芳委时晦，
鸣悲年”（《感遇》七）、“但恨红芳歇，雕伤感所思”（《感遇》三十）等诗句，同样是以深婉的比喻表达个人功业未成的愤懑心情，从遣词造意上看，直接渊源于楚辞的文学传统，并接受了阮籍《咏怀》的影响。
陈子昂托喻以鸟的诗，也写得别有意趣。如《感遇》二十三云：
翡翠巢南海，雄雌珠树林。何知美人意，娇爱比黄金。杀身炎州里，委羽玉堂阴。旖旎光首饰，葳蕤烂锦衾。岂不在遐远，虞罗忽见寻。多材信为累，叹息此珍禽。
全诗描写不同流俗的翡翠鸟，全身长有极漂亮的羽毛，招惹起美人的喜爱，竟想用它来装点“首饰”、“锦衾”，因而招致杀身委羽之祸。结尾二句才点出诗人的本意：一个品格高洁、才华出众的人，一旦为统治者所垂青，被选用作点缀升平的饰物，就难免因才华之累而丧身。全诗看似平淡，却深寓伤时叹世之意，且隐含着诗人对自己命运的忧虑。上述这类诗歌，大都具有深沉蕴藉的特点。
陈子昂的诗写景之笔不多，但诗人在这方面的艺术才能也时有表现。有时他能以清新质朴、凝练形象的文字，把大自然的景色生动细致地描绘出来。例如“明月隐高树，长河没晓天”；“清冷花露满，滴沥檐宇虚”（《春夜别友人》）；以及“古树苍烟断，虚庭白露寒”（《秋日遇荆州府崔兵曹使燕》）等。有时他还善于运用寓情于景、景化情中的艺术手法，创造出情景交融的诗作。如《晚次乐乡县》诗云：
故乡杳无际，日暮且孤征。川原迷旧国，道路入边城。野戍荒烟断，深山古木平。如何此时恨，噭噭夜猿鸣。
诗中描述的异乡“边城”的荒凉景色，触发了诗人的缕缕乡愁，随着深山密林中传来的夜猿“噭噭”声，诗人那隐忍已久的日暮乡遥的怅恨之情更迸涌而出。从全诗看，前六句写景，后二句抒情，诗人根据抒情的需要取景，又在写景的同时抒情，彼此衔接，句句沟通。又如：
皎皎白林秋，微微翠山静。禅居感物变，独坐开轩屏。风泉夜声杂，月露霄光冷。多谢忘机人，尘忧未能整。（《酬晖上人秋夜山亭有赠》）
诗人描绘的秋夜景色宛然如画。“皎皎白林”，“微微翠山”，与“风泉”、“月露”组成了一个幽静的境界，这同在禅居独坐的诗人崇尚玄默静寂的思想，互相谐合。
陈子昂诗歌的风格并不是单一的：有的寄兴幽婉，有的述情慷慨，有的雄浑沉郁，有的苍凉悲壮，还有的清新隽永。但是，他的诗也有一个总特征，即遒劲爽朗、刚健质朴，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他的诗无浮艳靡丽之习，雕镂造作之迹；往往以质朴、明快、精要、简练、犀利、劲健的语言，把思想感情表现得鲜明爽朗，因而具有了建安风骨的特征。他的有些诗虽多用比兴手法，深沉蕴藉，但并无晦涩、暗昧之弊。他的作品一扫齐梁以来诗歌的华靡纤弱之风，为唐代诗歌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陈子昂最擅长五古，诗集内五古数量最多。他的代表作《感遇》三十八首、《蓟丘览古》七首，皆五古佳制。他的律诗今存四十多首，其中也不乏名篇。例如五律《度荆门望楚》、《晚次乐乡县》、《送魏大从军》、《送客》，五排《白帝城怀古》、《岘山怀古》、《和陆明府赠将军重出塞》等，皆不屑雕琢，自然流畅。方回说：“陈子昂、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俱同时，而皆精于律诗。”（《瀛奎律髓》卷一）
陈子昂的诗歌尽管曾被誉为“唐之诗祖”（方回《瀛奎律髓》卷一），但在艺术上也存在着缺点，主要的表现是，诗歌形象还不够丰富，艺术技巧尚未臻纯熟，表现形式也不够多样，对日益成熟的七言诗体，竟未及一顾。所有这些不足的地方，与他在创作实践中过分强调继承“风雅”和“汉魏风骨”的传统，没有充分重视诗歌贵在创新的原则有关。皎然说：“作者须知复变之道：反古曰复，不滞曰变。”“如子昂复多而变少，沈、宋复少而变多。”（《诗式》卷五）另外，与他对六朝诗歌否定过多，未能充分地汲取其艺术成果，也不无关系。
陈子昂诗文兼擅。柳宗元曾说，唐兴以来，能兼著述、比兴二道“而不怍者，梓橦陈拾遗”（《杨评事文集后序》）。陈子昂以其具有革新风貌的文章，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开展做了准备。
陈子昂在世时，由于他的文章写得很出色，已经闻名遐迩。《陈氏别传》赞誉陈子昂“尤善属文，雅有相如、子云之风骨”。又说他写的《谏灵驾入京书》献上朝廷后，“洛中传写其书，市肆闾巷吟讽相属，乃至转相货鬻，飞驰远迩”。这都说明陈子昂的文章在当时曾受到人们的重视，所以，《新唐书·陈子昂传》认为“子昂所论著，当世以为法”，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
陈子昂今存文一百一十馀篇，涉及到书、表、序、碑文、墓志、吊文、颂等多种文体。其中论事书疏章表，凡二十馀篇，最值得注意。这些文章内容丰富，大都是针对现实问题而发的陈述政见之作。它们重在言事，辨析情理，讲究实际效用，因而其写法也有较为严格的要求，既要叙事清晰，条理缜密，又要说理透辟，驳诘有力，这样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陈子昂的《为乔补阙论突厥表》就是代表作之一，该文首先以秦始皇北筑长城，汉高祖白登之败，汉文帝逊词求和，汉武帝师出无功的事实为例，说明匈奴之难制；接着又指出汉宣帝之所以能降服匈奴，是乘其内乱的结果。然后，笔锋一转，劝武则天利用“今上帝降匈奴之灾孽”的机会，“建大策，行远图，大定北戎”，使“中国之人得安枕而卧”。最后从周观塞北山川地利的亲身经历出发，提出因地制宜，设兵营田，以及选拔名将以制敌的措施。同时还从反面推论国家如果“循于常轨”，使用“主将不选、士卒不练”之众，就只能落下“兵愈出而事愈屈”的结局，是断不可取的。文章运用生动的事例、翔实的考察、缜密的推理，反复论证自己提出的“制敌应变”策略，是很有说服力的。
他的《谏灵驾入京书》、《谏雅州讨生羌书》、《申宗人冤狱书》等也都长于说理，具有论证博赡周密、驳议精当的特点。在《申宗人冤狱书》中，作者为“遭诬罔之罪”的孤囚陈嘉言申冤鸣屈，广泛引用“古者吴起事楚，抑削庶族，以尊楚君，楚国既强，吴起蒙戮。商鞅事秦，专讨庶孽，以明秦法，秦国既霸，商鞅极刑。晁错事汉，诸侯威强，七国骄奢，将凌王室，错削弱其势以尊汉，景帝不悟，惑奸臣之说，遂族灭晁氏”的历史事实，劝谏武则天不要枉杀无辜，做出“当代不觉，而后代伤之”、“为仇者所快”的事情。在《谏雅州讨生羌书》中，为了谏止这场“遗全蜀之患”的战争，他列举羌无罪受戮，其怨必甚；吐蕃强大，弱兵袭之，恐为虏笑；西羌贫薄，图之无益；奸臣贪利，妄生讨羌之计；蜀人不习战，边陲难守等七事，一一辨析，指出“徇贪夫之议，谋动兵戈”，是“以自生乱”，“非帝王之至德也”。在这些以议论为主的文章中，或引用历史故事，或列举眼前事实；或晓之以义，或动之以情；详分细析，论议结合，极尽言之成理、以理服人之妙。
陈子昂写的《答制问事》、《上军国机要事》、《上蜀川安危事》、《上西蕃边州安危事》等文，也都具有述事条分缕析、说理透彻精辟、构思严谨周密的特点。而且，从中还可看出作者敢于揭露武氏弊政的勇气。如《答制问事》八条，是在武则天召见后，按其“不须远引上古，具状进者”的要求，论述“当今政要”，故而针对性极强，充分表现出陈子昂犯颜直谏的胆略和匡政治国的卓识。其中《请措刑科》，为了说明“圣人用刑，贵适时变”的道理，首先肯定“初制天下”，必须“诛凶殄逆，济人宁乱”，所以“务用刑也”。当“凶乱既灭，圣道既昌，则必顺人施化，赦过宥罪”，故又当“致措刑也”。这就是用刑“本以禁乱，乱禁刑息”的道理。可是当今之日，却“诏狱推穷，稍复滋长，追捕支党，颇及远方，天下士庶，未敢安止”，如果“乃任有司明察，专务威刑”，则只能造成“杀一人则千人恐，滥一罪则百夫愁”的政治局面，实“非太平安人之务”。最后得出为政“务求措刑”的结论。全文论证周密，对武后的滥用刑罚、大兴冤狱作了揭露与批判。《重任贤科》论述为政务在任贤，以及如何才能真正做到贤为所用的道理。文章写道：“实以天下之政，非贤不理；天下之业，非贤不成。固愿神皇务在任贤，诚得众贤而任之，则天下之务自化理也。则贤人既任须信，既信须终，既终须赏。夫任而不信，其才无由展；信而不终，其业无由成。终而不赏，其功无由别。必神皇如此任贤，则天下之贤云集矣。”反之，“若神皇徒务好贤而不能任，能任而不能信，能信而不能终，能终而不能赏，虽有贤人，终不可用矣”。经过这样一正一反的推理论证，则任贤对于为政的重要意义已不容置辩了。其他如《明必得贤科》、《贤不可疑科》、《请息兵科》等，皆以平易浅切的语言，周严细密的推理，把一桩桩治国政要论述得头头是道，剀切透辟，充分显示出其论说文巧于说理的特点。
此外，他的《与韦五虚己书》则以书信的形式，向友人披露怀才不遇、有志难申的郁愤心情：
命之不来也，圣人犹无可奈何，况于贤者哉！仆尝窃不自量，谓以为得失在人，欲揭闻见，抗衡当代之士，不知事有大谬异于此望者！乃令人惭愧悔赧，不自知大笑颠蹶，怪其所以者尔。虚己足下，何可言邪？夫道之将行也，命也；道之将废也，命也。子昂其如命何？雄笔雄笔，弃尔归吾东山，无汩我思，无乱我心，从此遁矣。属病不得面谈，书以述言。子昂白。
这篇不足一百五十字的短文，四次说到“命”字，表面上看似乎是把一生的坎坷归结于命运不济，但细读起来，其思想深处却包含着对现实的强烈不满，“无汩我思，无乱我心”，正是与现实决裂的宣言。尺幅之内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波澜，值得读者仔细玩味。
初唐文章，仍沿六朝以来的骈俪之习，陈子昂的作品，也不可能不受到这种时世风气的影响。然而，他又强烈地感受到这种骈俪之文，难以适应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的需要，因而追求革新。陈子昂文章的革新风貌，在上述这类作品中表现得最为鲜明。清纪昀说：“唐初文章，不脱陈、隋旧习，子昂始奋发自为，追古作者。……今观其集，惟诸表、序犹沿俳俪之习，若论事书疏之类，实疏朴近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九）他的论事书疏之类，不仅内容充实，与六朝以来的那些片面追求形式技巧、内容空虚贫乏的骈文大异，而且在形式上也具有化骈为散的特点。在这类文章中，有的纯用散体，如《为乔补阙论突厥表》、《答制问事》、《上蜀川安危事》等；有的骈、散相间，如《谏灵驾入京书》云：“臣闻秦据咸阳之时，汉都长安之日，山河为固，天下服矣，然犹北假胡宛之利，南资巴蜀之饶。自渭入河，转关东之粟；逾沙绝漠，致山西之宝。然后能削平天下，弹压诸侯，长辔利策，横制宇宙。今则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陇婴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赢粮，北国丁男，十五乘塞，岁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为阙矣，即所馀者，独三辅之间尔。顷遭荒馑，人被荐饥，自河而西，无非赤地，循陇以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转徙，妻子流离，委家丧业，膏原润莽，此朝廷之所备知也。……”虽时用偶句，但文字明白易晓、流利畅达，无晦涩艰奥或绮艳浮靡之弊。他写的那些散体文，更有注重实用、不务浮华、质朴平实、通俗晓畅的特色。这些文章的写作，在唐代可谓开风气之先，对于古文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陈子昂写的一些碑文、墓志，虽受到偶俪之习的影响，却也有趋于散文化的倾向。如《梓州射洪县武东山故居士陈君碑》云：“其先陈国人也，汉末沦丧，八代祖祗，自汝南仕蜀为尚书令。其后蜀为晋所灭，子孙避晋不仕，居涪南武东山。……行年四十有五，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无馀力也。以是不忧于道，逮亲终殁，春秋已高，从事不可以养矣。乃辍干禄之学，修养生之道，山壑高居，农野永岁。”以平实的叙述为主，行文简洁练达，浅切流畅，无空泛的夸饰和溢美之词，与传统的流于程式化的骈体碑文相比，无疑是一种进步。
陈子昂的序“犹沿俳俪之习”，但其中也有一些写景抒情之作值得注意。如《忠州江亭喜重遇吴参军牛司仓序》、《薛大夫山亭宴序》、《赠别冀侍御崔司议序》、《金门饯东平序》等，都善于捕捉自然景物中的动人画面，给予穷形尽相、绘声绘色的描写。如云：
新交与旧识俱欢，林壑共烟霞对赏。江亭回瞰，罗新树于阶基；山榭遥临，列群峰于户牖。尔其丹藤绿筱，俯映长筵，翠渚洪澜，交流合座，神融兴洽，望真情高。觉清溪之仙洞不遥，见苍海之神仙乍出。（《忠州江亭喜重遇吴参军牛司仓序》
于时青阳二月，黄鸟群飞，残霞将落日交晖，远树与孤烟共色。江山万里，眇然荆楚之涂；城邑三春，去矣伊廛之地。既而朱轩不驻，绿盖行遥。（《金门饯东平序》
前者写江亭周围的景物，远处是雄奇壮美的自然风光，近处是清新秀丽的园林景致，一远一近，交汇成独到的意境。后者写春日薄暮中的景象，利用“残霞”、“落日”、“远树”、“孤烟”之类自然景观，烘托出即将与朋友惜别的心情，给读者留下一种难以忘怀的感觉。
他还有些序文，直抒胸臆，把内心郁积已久的愤懑，尽情倾吐出来。例如：
朝廷欢娱，山林幽痗。思魏阙魂已九飞，饮岷江情复三乐，进不忘匡救于国，退不惭无闷在林。……夫达则以公济天下，穷则以大道理身。嗟乎，子昂岂敢负古人哉！蜀国酒漓，无以娱客。至于挟清瑟，登高山，白云在天，清江极目，可以散孤愤，可以游太清，为一世之逸人，寄千里之道友，吾欲不谢于崔、冀二公矣。（《赠别冀侍御崔司议序》）
退居山林的陈子昂，对自己未能在政治上施展报国之志是十分不满的，当他与在朝的友人相聚，一起挟清瑟，登高山的时候，一种“虽身在江海，而心驰魏阙”（《喜遇冀侍御珪崔司议泰之二使并序》）的感情与壮志不酬的“孤愤”刹那间涌上心头，再也无法抑止，只有一吐为快了。全文悲歌慷慨，激情横溢，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总的说来，陈子昂的文章，以议论说理见称于世，其论证博赡，说理透辟，构思谨严，遣词准确。他的不少论事书疏，化骈为散，朴实畅达，对于唐代的文体革新，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当然，他的某些论说文，也存在质胜于文的现象。陈子昂的序、表等，虽多用骈体，但并无浮艳、晦涩之弊，而且大多具有较充实的内容。
陈子昂不仅在文学革新的实践上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文学革新的理论主张方面也有重要建树。他的文学革新主张集中体现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
东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解君云：“张茂先、何敬祖，东方生与其比肩。”仆亦以为知言也。故感叹雅制，作《修竹诗》一篇。当有知音，以传示之。
在这篇短文中，陈子昂结合《诗经》和汉魏诗歌的优良传统，提出了诗歌创作的两条标准，一条是强调诗歌要有“风雅”“兴寄”，另一条是主张诗歌要有“风骨”。
所谓“风雅”“兴寄”，是说诗歌应发扬《诗经》比兴寄托的优良传统，具有充实的社会政治内容。具体的要求是，关心现实，有为而作，作而寓讽谕寄托之义，例如指陈时弊，讽刺统治者，抒发对社会人生的感慨等等。他的《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的产物。所谓“风骨”，是指诗歌能够继承建安风骨的传统，具有明朗刚健的风格。刘勰说：“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文心雕龙·风骨》）又说：“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同上）风的特征是显、明，即思想感情表现的明朗性；骨的特征是精、健、端直，即语言文辞的精要、端直、劲健。因此，风骨结合起来，是指作品具有明朗刚健的风格
。建安诗歌即具有这种风格。陈子昂称赞东方虬的《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也是对风骨的具体阐释。所谓“骨气”，即指风骨。“端”即端直，“翔”谓劲健有力，有飞动之势。“音情顿挫”是指诗的音节抑扬顿挫、感情波澜起伏；“光英朗练”是说文辞有光彩，明朗皎洁；“有金石声”则喻作品铿锵有力，掷地作金石声。陈子昂又推崇“正始之音”，即认为建安风骨的传统在阮籍的诗中还能继续见到，故又称之为“汉魏风骨”。“风雅”“兴寄”和“风骨”相结合，就是要求诗歌创作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达到完美的统一。
陈子昂的上述主张，貌似复古，实则具有革新的意义。因为他的这一主张，是针对晋宋以来诗歌的弊病而发的，是为了清除齐梁绮艳诗风的影响而提出的。陈子昂一针见血地指出，齐梁诗歌“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即批评它们竞相堆砌艳丽词藻，而毫无社会政治内容；他又指出，“汉魏风骨，晋宋莫传”，即认为晋宋以来的诗歌华丽过分，柔靡不振，缺乏刚健明朗的风骨。晋宋以来诗歌的这种弊病，在初唐诗坛仍然存在着。王勃就曾指出龙朔年间的宫廷诗风是“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杨炯《王勃集序》）。四杰的作品，虽具有某种革新的风貌，但也存在着词旨华靡的遗习，未能完全摆脱齐梁以来绮艳诗风的影响。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陈子昂大力提倡“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希冀以此扫除齐梁馀风的影响，端正唐代诗歌的发展方向。因此我们说，陈子昂上述主张的实质，乃是革新。陈子昂的这一革新主张，常为后代力图矫正绮靡诗风的革新者所继承，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形成一种传统，对于革除诗歌脱离现实、无病呻吟的不良倾向，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当然，陈子昂的上述主张也有它的缺点。他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指斥晋宋以来诗歌的弊病，不无道理，但无视六朝诗歌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又存在片面性。另外，他在强调继承文学的优良传统的同时，对于艺术创新也有所忽视。而且，过分强调“寄托”，强调社会政治内容，也容易使诗歌理胜于情，丧失艺术感染力。
陈子昂的诗歌创作，忠实地实践了自己的理论主张。他的诗歌创作，虽然和他的理论主张一样，也存在着一些缺点，但却对齐梁以来诗歌的绮艳柔靡之风给予了有力的扫荡，为唐代诗歌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对陈子昂的这一历史功绩，历代诗人及评论家都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如杜甫《陈拾遗故宅》称赞他：“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韩愈《荐士》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刘克庄说：“唐初王杨沈宋擅名，然不脱齐梁之体。独陈拾遗首倡高雅冲淡之音，一扫六代之纤弱，趋于黄初、建安矣。”（《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七三）张颐《陈伯玉文集序》评其诗云：“首唱平淡清雅之音，袭骚雅之风，力排雕镂凡近之气，其学博，其才高，其音节冲和，其辞旨幽远，超轶前古，尽扫六朝弊习。譬犹砥柱屹立于万顷颓波之中，阳气勃起于重泉积阴之下，旧习为之一变，万汇为之改观。”
陈子昂的文学主张及其诗歌创作，对唐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后李白、殷璠提倡风骨，杜甫、白居易重视风雅比兴，都可以说是陈子昂诗论的发展和深化。他的《感遇》诗一直为后代诗人所效法，如张九龄的《感遇》诗二十首，就是直接受其启迪而产生的名篇。李白的《古风》五十首，也受到陈子昂《感遇》诗的影响，正如朱熹所说，李白“《古风》两卷，多效陈子昂，亦有全用其句处。太白去子昂不远，其尊慕之如此”（《朱子语类》卷一四〇）。杜甫的反映政治局势、国家命运和人情世态的诗篇，也继承并进一步发扬了陈子昂倡导的创作精神和《感遇》诗的优良传统。元稹看到陈子昂《感遇》诗以后，“吟玩激烈，即日为《寄思玄子诗》二十首（今佚）”（《叙诗寄乐天书》），也说明元稹的创作，曾从陈子昂那里得到了启发。朱熹说“余读陈子昂《感寓（遇）》诗，爱其词旨幽邃，音节豪宕，非当世词人所及”，“欲效其体”，“竟不能就”，遂作《斋居感兴二十首》（见《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由此可见，陈子昂“追建安之风骨，变齐梁之绮靡，寄兴无端，别有天地”（沈德潜《唐诗别裁》卷一）的创作精神，曾对后代诗歌的发展产生广泛的影响。
陈子昂在散文创作上，也努力实践自己的革新理论。他的文章在改变六朝以来骈文的绮艳浮靡之风和文体革新方面，都做出了贡献。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萧颖士、独孤及、梁肃等，都对他这方面的努力有很高的评价。如李华《萧颖士文集序》云：“君谓……近日陈拾遗子昂文体最正。”（《全唐文》卷三一五）独孤及《赵郡李公中集序》云：“陈子昂以雅易郑，学者浸而向方。”（《毗陵集》卷十三）梁肃《左补阙李翰前集序》云：“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唐文粹》卷九二）李舟《独孤常州集序》云：“广汉陈子昂独溯颓波以趣清源，自兹作者，稍稍而出。”（《全唐文》卷四四三）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上也说：“唐兴，文章承徐、庾馀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唐代萧颖士、李华、独孤及等古文运动先驱者的崛起，显然直接受到了陈子昂所开创的雅正新风的影响。陈子昂所作“疏朴近古”的“论事书疏”，还对唐代古文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宋员兴宗《九华集》卷九《陈子昂韩退之策》云：“不知者以退之倡古文于唐，知者以为无陈而无以为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