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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殊（991—1055），字同叔，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卒谥元献，人称晏元献公。又曾封临淄郡开国公，故也称晏临淄。
晏殊高祖墉，唐咸通中举进士，卒官江西，始著籍高安。曾祖延昌，徙居临川长乐乡沙河。祖郜，与延昌宦迹俱无考。郜生八子，家口繁多
。殊父固为郜次子，曾任抚州手力节级。自延昌以下，临川晏氏“三世不显”（欧阳修《晏公神道碑铭》），到晏固时，“其家日贫”（佚名《道山清话》）。
晏殊幼年聪慧过人，文章敏妙。真宗景德元年（1004），张知白安抚江南，以神童荐之于朝。次年五月，受特召试于殿内，因属辞敏赡和品性淳直，为真宗赏识，赐进士出身，擢秘书省正字，使读书于秘阁
。殊时虽十五岁，但能“力学自奋，人鲜及之。加以沉谨，造次不逾矩，甚为搢绅所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二）。在朝廷举行的祭祀、游宴、贺节等活动中，他献所作颂赞诗赋，显示出非凡的才华
，日益受到真宗的眷注，因而职位屡迁。二十八岁，为知制诰。三十岁，拜翰林学士，兼判太常寺、知礼仪院。时仁宗赵祯为皇子，后封寿春郡王、昇王，又立为太子，晏殊随之被任为寿春郡王府记室咨议、昇王府记室参军、太子舍人、太子左庶子。在真宗朝的十五年中，晏殊不断擢升，并渐参掖垣机密，同时兼任储禁重选，真宗每有咨访，多以方寸小纸细书相问，深见倚重。
真宗晚年，老病昏聩，皇后刘氏干政，大臣间倾轧激烈，朝政紊乱。丁谓与曹利用、钱惟演相结，力谋排陷寇准、李迪。天禧四年（1020）六月，命晏殊草寇准罢相制文，晏殊以只“掌外制”为借口拒拟诏命。七月，真宗觉察冯拯、丁谓、曹利用三人同被任命枢密使事失误，曾召殊相议，他又以“非臣职”委婉推辞。
仁宗即位，晏殊因是东宫旧臣，拜右谏议大夫，兼侍读学士，加给事中，知审官院。天圣初，太后刘氏垂帘听政。天圣三年（1025），殊任枢密副使。张耆因与太后有私恩，被召为枢密使。殊上疏抗争。天圣五年（1027）因用笏板击落随从牙齿，被御史劾奏，罢知宣州，随又改知应天府（今河南商丘）
。在任期间，他大力兴办学校，延请范仲淹教授生徒。不久，召为御史中丞，并荐范仲淹于朝。天圣七年（1029），范仲淹上疏论太后上寿事，奏请太后还政。晏殊听到后颇为震恐，责备范以狂率邀名。在范的严正抗辩后，晏殊表示愧服。
天圣八年（1030），知礼部贡举，举欧阳修为第一。他批评当时科举考试：“诸科专取记诵，非取士之意也”，主张应“并试策问，参其所习，以较才识短长”（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九）。天圣九年（1031），为三司使。明道元年（1032），改参知政事，迁尚书左丞。仁宗生母宸妃李氏去世，殊奉命撰写墓志，未明言仁宗为其所生。次年，太后刘氏病亡，仁宗方知李氏是他生母，宰执都被罢免，殊也因此出知江宁府，随又改知亳州。宝元元年（1038），自陈州召还，再任御史中丞、三司使。当时正对西夏用兵，殊多次上疏，请罢监军，主张不以阵图授诸将，使能自为攻守，并建议募弓箭手教以战斗，出宫中财物以助边费。这些建议都被采纳施行。康定元年（1040），自三司使除知枢密院事。不久，为检校太傅、枢密使，封临淄郡开国公
。庆历三年（1043），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范仲淹、韩琦、富弼同为执政，欧阳修、余靖、蔡襄等并任谏官，时称得人。次年西夏拒不称臣，邀索无厌，两府执政厌兵，多主退让，唯枢密副使韩琦认为不可。右正言知制诰欧阳修也主张抑其骄慢。同年四月，欧阳修出为河北都转运使，谏官奏留不许。孙甫、蔡襄上章弹奏，殊罢相，出知颍州。后移陈州，再徙许州。皇祐二年（1050），以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皇祐五年移河南，兼西京留守。至和元年（1054），以疾归京师。次年正月卒，年六十五岁。
晏殊一生，遭会两朝，少年早达，遍历华要，跻登两府，中间虽曾出典州郡，除知永兴军离京稍远外，其馀都是近畿名藩。他遍掌朝廷政务、军事、财政、监察等最高机关职务，“谋猷存二府，台阁遍诸生”（欧阳修《晏元献公挽辞》），位高望隆，举足轻重。仁宗庆历初年的改革，他是重要的关键人物。主张实施新政的代表人物范仲淹，核心成员富弼，以及欧阳修等人，或为门生，或为爱婿，他们之间，不只是师生、翁婿的私谊，更主要的是思想政治主张上的相近、相同，自然聚合为一股进步的政治势力。庆历新政的重要人物的任用、擢拔、安排，都与当时身居朝廷中枢地位的晏殊有关
，从组织上保证了新政的实施。敌对者攻击当时新政人物“胶固朋党”、“布满要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八引蓝元震疏奏语），道出了一定程度的实情。随着晏殊的罢相，“（范）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欧阳修《晏公神道碑铭》），新政也随之消亡。事实表明，庆历新政期间的人才荟聚，革旧立新主张的实施，都因晏殊政治生涯的升降浮沉而聚散行止，充分显示出他在此期间的重要作用。
晏殊少年时从岳父李虚己学习诗法，又因李荐引而与杨亿相识。入登秘阁后，随陈彭年学习，并得出于晁迥门下
，与杨亿、刘筠、宋绶等先后以文章名天下
。仁宗时期，他以朝廷重臣和文坛耆宿身份，广泛延揽文人隽士，热情提掖后进和推引人才，因而“一时名士，多出其门”（欧阳修《归田录》卷一），在众多的杰出文人作家中拥有很高的声望。北宋有人评述本朝文坛，认为王禹偁之后为“晏公，晏公之后欧阳公，欧阳公之后东坡，皆为一时之龙门”（晁说之《与三泉李奉议书》），指出晏殊、欧阳修、苏轼三人一脉相承，师生前后相继，充分肯定晏殊在北宋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宋史》本传、欧阳修《晏公神道碑铭》都称他有文集二百四十卷，今已不传。清胡亦堂辑有《晏元献遗文》，为四库所收本；清劳格辑有《元献遗文》，南京图书馆有藏本；李之鼎辑有《晏元献遗文》，收入所刻《宋人四集》中。他的《珠玉词》，有明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本、明毛晋汲古阁刊《宋六十名家词》本、南京图书馆藏许宗彦鉴止水斋《宋十六家词》明钞本、清晏端书晏氏家刻本等。《全宋词》据陆贻典、黄仪、毛扆等校汲古阁刊本，参校他本，补入黄昇《唐宋名贤绝妙词选》中所选二首，共得一百三十六首。
在文学创作上，晏殊表现了多方面的才能。欧阳修认为，“晏公小词最佳，诗次之，文又次于诗”（魏泰《东轩笔录》引），此说是符合实际的。晏殊词上承唐五代馀绪，“祖述二主，宪章正中”（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又有自己的特色。
晏殊长期身处高位，一生富贵优游，又性“喜宾客，未尝一日不燕饮”（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二）。寄情歌酒，留连光景，自然成了《珠玉词》的重要内容。他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当时的歌舞：“重头歌韵响铮琮，入破舞腰红乱旋。”（〔木兰花〕）表现了作者的高度欣赏水平，被称为内行的“弦管家语”（刘攽《中山诗话》）。在这类词作中，听歌赏舞的欢愉，往往拌和着叹老嗟时、好景难再的感伤，交织着人生有限、世事虚幻的悲叹。如“人貌老于前岁，风月宛然无异”（〔谒金门〕）、“金乌玉兔飞走，争得朱颜依旧”（〔秋蕊香〕）、“劝君看取名利场，今古梦茫茫”（〔喜迁莺〕）、“资善堂中三十载，旧人多是凋零”（〔临江仙〕）、“当时共我赏花人，点检如今无一半”（〔木兰花〕）等等。客观事物的种种变化，使他感到人生的变幻无端，“长于春梦几多时，散似秋云无觅处”（〔木兰花〕）。流逝者既不可追，人生又复有限，深刻的思想矛盾，反复的感情挣扎，作者终于参悟出一条自我排解的出路：“人生行乐耳，何自苦如此！”（《道山清话》）他主张“当歌对酒莫沉吟，人生有限情无限”（〔踏莎行〕），人生有限的憾恨，可以从多种的感情刺激和生活享受中求得补偿，在美人歌酒中得到某种程度的解脱。叹老嗟时、盛年难再的感伤，虽只如淡淡轻烟，却总是同纵情风月、为欢及时的情绪交织在一起，这种矛盾而又复杂的心理状态，是作者一生境遇和表面繁荣实已虚弱的时代趋势的折光反映。
抒写闲雅的情趣，是晏殊词中最有特色的部分。〔浣溪沙〕（宿酒才醒厌玉卮）、〔清平乐〕（金风细细）、〔踏莎行〕（小径红稀）、〔蝶恋花〕（玉
冰寒）等，就是这样的词作。下引〔浣溪沙〕是比较为人熟知的一篇：
小阁重帘有燕过，晚花红片落庭莎。曲栏干影入凉波。
一霎好风生翠幕，几回疏雨滴圆荷。酒醒人散得愁多。
小阁燕过、花落庭莎、栏影入波，是词中主人公的眼中所见。不仅看出视线自上而下、由内到外的空间移动，而且从重帘小阁中的燕子穿飞、绿色庭莎上红花片片的飘坠、池水清波里栏干倒影的荡漾这一系列物象的变换推现中，暗示出需要多少时间去注视、迟留！暗度翠幕的好风微凉，散滴新荷的疏雨细声，能够沁肌入耳，又需要何等神凝气静的心境！筵罢人散后的岑寂气氛并不难有，难在有这份雍容闲暇的气度和冷静体察的幽情雅趣。
晏殊自十四岁被荐入朝，“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欧阳修《晏元献公挽辞》）。显达的地位，优裕闲适的生活，一切都那么安逸、宁静、自然。在他看来，天地之间，“万汇之多，万情之广，大含元气，细入无间，罔不禀和，罔不期适”（《庭莎记》，见吕祖谦编《皇朝文鉴》卷七七），人也如此。晏殊词中的这种闲情雅趣，是他特有的地位、生活、心境的反映，也是其思想上追求闲适境界的一种必然表现。他在抒写闲雅情趣时，常常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寂寞孤独的轻愁。上面所引的〔浣溪沙〕一词，前五句重笔描绘庭院的岑寂，既反映了作者情趣的闲雅，也为结拍“酒醒人散得愁多”一句作了形象的说明。“双燕欲归时节，银屏昨夜微寒”（〔清平乐〕），“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踏莎行〕），孤独的凄寒，寂寞的斜晖，经常袭扰着作者的心境。“小饭防
，跬行虞跌”（《几铭》，见吕祖谦编《皇朝文鉴》卷七三），事事怕有失误，时时处在小心谨慎的自我闭锁状态之中，反映了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所带来的心理影响。晏殊这类词中的孤独寂寞的轻愁，正是这种精神状态的不自觉表露。
“美人才子传芳信，明月清风伤别恨。未知何处有知音，长为此情言不尽。”（〔木兰花〕）在晏殊词作中，抒写惜别伤离、相思怀人的内容，不仅占有相当的分量，而且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晏殊素以性格刚简著称，但他所写的“多少襟怀言不尽，写向蛮笺曲调中，此情千万重”（〔破阵子〕），“此情拚作，千尺游丝，惹住朝云”（〔诉衷情〕），情思极为缠绵。小晏虽曾为之辩说：“先公平日小词虽多，未尝作妇人语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六引《诗眼》），显然是开脱之语。他在〔踏莎行〕中写道：
祖席离歌，长亭别宴。香尘已隔犹回面。居人匹马映林嘶，行人去棹依波转。画阁魂消，高楼目断。斜阳只送平波远。无穷无尽是离愁，天涯地角寻思遍。
全词依次描摹送别至别后的情景：送者的匹马映林长嘶，在行者耳中，仿佛听到送者伤别的深情呼唤；行人的去棹随波远去，在送者看来，离情别愁将充塞天地于无穷无尽。一曲小令，“足抵一篇《别赋》”（唐圭璋《唐宋词简释》）。〔玉楼春〕一词着重抒写别后的相思：
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愁三月雨。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
“楼头”二句，对语精警。“五更钟”声的摇曳，“三月雨”丝的迷濛，巧妙地染画出相思者的残梦依稀，离愁连绵。“一寸还成千万缕”，“天涯地角有穷时”，又从数量和空间上比衬多情之苦和相思的无尽。还有如“整鬓凝思捧觥筹，欲归临别强迟留”（〔浣溪沙〕），刻画临别依恋的情态；“当时轻别意中人，山长水远知何处”（〔踏莎行〕），吐露一时失误后的无穷悔恨，都写得情深语挚。作者在抒写离别相思之情时，善于把个人情感上的离合悲欢与人生聚散无常的感慨结合起来，因而有思致，有艺术概括力，耐人寻绎品味。
晏殊有一部分咏物写人词，过去很少有人论及，其实这一部分作品也很值得注意。词人对芙蓉、海棠、梅花、黄葵、荷花等都有题咏。这些咏花词不仅画形绘貌，模写逼真，形容出她们不同的姿貌和不凡的风骨，有的还在咏物中寄意寓感，别有蕴托。如：
嫩绿堪裁红欲绽，蜻蜓点水鱼游畔。一霎雨声香四散。风
乱，高低掩映千千万。总是凋零终有恨，能无眼下生留恋。何似折来妆粉面。勤看玩，胜似落尽秋江岸。
——〔渔家傲〕
高梧叶下秋光晚，珍丛化出黄金盏。还似去年时，傍阑三两枝。人情须耐久，花面长依旧。莫学蜜蜂儿，等闲悠飏飞。
——〔菩萨蛮〕
前词借写秋荷抒发盛衰无常、美人迟暮之感，后词托咏黄葵慨叹人情反复，世态炎凉，感慨深沉。
晏殊词中，多抒写美人歌女的愁怨之情。但有几首写渔人村姑的词更觉别具风采。如〔浣溪沙〕（红蓼花香夹岸稠）写“小船轻舫好追游”的渔父，〔破阵子〕（燕子来时新社）写“笑从双脸生”的东邻村女，风格朴实清新。另有〔渔家傲〕写采莲女，也风姿动人：
越女采莲江北岸，轻桡短棹随风便。人貌与花相斗艳。流水慢，时时照影看妆面。莲叶层层张绿伞，莲房个个垂金盏。一把藕丝牵不断。红日晚，回头欲去心撩乱。
这里莲花与越女二美斗艳，相映生辉。“时时照影看妆面”一句，尤“有顾影自怜意，缠绵尽致”（陈廷焯《词则》）。又如〔山亭柳〕《赠歌者》一词：
家住西秦，赌博艺随身。花柳上，斗尖新。偶学念奴声调，有时高遏行云。蜀锦缠头无数，不负辛勤。数年来往咸京道，残杯冷炙谩消魂。衷肠事，托何人？若有知音见采，不辞遍唱《阳春》。一曲当筵落泪，重掩罗巾。
据词中的“西秦”、“咸京”字样推测，这首词当是晏殊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时所作。换头所写歌女身世，真实地反映了下层妇女的悲惨命运。知永兴军是词人一生中外放最远的地点，而且又在暮年，心情颇为失意。所以此词虽是题赠歌者，实寓自己的身世之感。全词声情亢越，慷慨悲凉，乃晏殊词中的变声和别调。
晏殊身居台阁，久在官场，有时要应制歌颂升平，“太平无事荷君恩。荷君恩，齐唱《望仙门》”（〔望仙门〕）；有时则开宴待客，“无事日，剩呼宾友启芳筵”（〔拂霓裳〕）。这类应酬贺庆、应歌侑酒之作，大抵单弱平庸，多不可取。
晏殊身处富贵之境，但对堆叠金玉、铺列锦绣的华艳文字深为不满，讥笑是“未尝谙富贵者”，而主张吟咏富贵，应当“不言金玉锦绣，而惟说其气象”（吴处厚《青箱杂记》）。推而言之，创作首先要有真实的生活基础，而如何准确地、生动地反映和表现生活，不在罗列现象，粘滞形迹，而重在表现气象神情。他的词笔调闲婉，理致深蕴，情景浑融，语言雅丽，声音谐适，正是他的这一观点在创作上的具体体现。
笔调闲婉，是晏殊词的一大特色。他生平爱赏陶潜、韦应物诗，称赞“彭泽多野逸田舍语”（梅尧臣《以近诗贽晏相公忽有酬赠之什称之甚过》诗原注），爱赏韦应物诗“全没些脂腻气”（《青箱杂记》卷五）。他编辑《集选》，“凡格调猥俗而脂腻者皆不载也”（同上）。前人的熏陶影响，艺术趣味的偏好，以及由于富贵生活的烦腻所引起的心理上的新的替换和补充的要求，使作者着力追求闲雅的情趣，闲婉的笔调自然成为他在艺术表现上的特色。
他写富贵生活，却无雕绘满眼之迹。他写富贵气象的得意诗句，如“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等等，以雅淡著称；其词如“日高深院静无人，时时海燕双飞去”、“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等等，同样清疏雅洁。笔下不着金玉锦绣字眼，而作者的闲暇自在的神情，从容不迫的气度，恬静幽微的心境，特别是大家的高华气象，便自然而又委婉地表现出来。他写男女之情，绝少纤佻浮薄之语。有时直抒：“别来将为不牵情，万转千回思想过”（〔木兰花〕），“人间后会，不知何处。魂梦里，也须时时飞去”（〔
人娇〕）；有时采用衬托点染：“月好谩成孤枕梦，酒阑空得两眉愁”（〔浣溪沙〕），“闲役梦魂孤烛暗，恨无消息画帘垂”（〔浣溪沙〕），“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鹊踏枝〕）。全然没有激烈迫促之音，没有刻骨镂心的深悲巨痛，而只是和婉不迫，含而不露。
理致深蕴，是晏殊词的另一艺术特色。人们一直称赞他的词有过人之情，但在《珠玉词》中最耐人吟味的却是那些深蕴理致、即在情境之外包涵丰富人生体验的名篇和名句。如“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浣溪沙〕）一联，落花、归燕本是现实中的具体事物，但与“无可奈何”、“似曾相似”组合起来，它们已不再是确定的具体的花、燕，而是象征着某种美好、熟悉的事物和感情，既可理解为往事美好如花，但已凋谢零落成为过去，而故地陈迹，依稀如旧；也可作更为空灵的理解：人生的生死离别，盛衰浮沉，如同花开花落，而前尘往事，抚念追思，岂不是也如幻似真！他在另外一首〔浣溪沙〕中写道：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念远伤春，因而对眼前人更增怜惜之情，就这首词的表面文字来看，作这样的理解完全可以。然而词中所写的“满目山河”、“落花风雨”的形象，“空念远”、“更伤春”的惆怅哀伤感情，又可以触引人们联想理想追求的渺茫难知，人生道路的坎坷多磨。这是由于晏殊词具有深蕴的理致和含义邃远的境界，所以能使欣赏者产生广泛的想象和思索，从中受到启发，得到更深刻的感受。也正由于此，他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蝶恋花〕）几句，曾被王国维称赏并用来比做创业治学的“第一境界”（《人间词话》）。深蕴的理致，增加了晏殊词的耐人寻味的韵味。
借景传情，情景浑融，是晏殊词的又一明显的艺术特征。他与当时上层社会的士大夫心理状态、审美趣味相似，一方面沉溺于声色繁华，一方面又日益陶醉于自然风景、花鸟园林之中。北宋时期的园林建筑之盛和山水画的繁荣，反映了这一时代风尚。艺术总是相通的，那一时期的绘画表现为整体性、全景性的描写自然，晏殊词中也多以景为主，景多情少，景显情隐，借景传情，作者的主观感情很少直接外露，而大半与景浑融在一起。如〔踏莎行〕：
小径红稀，芳郊绿遍。高台树色阴阴见。春风不解禁杨花，
乱扑行人面。翠叶藏莺，朱帘隔燕。炉香静逐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
全词写院内外的阑珊春色。出则绿多红少，杨花扑面；入则莺声燕影，炉香轻袅。酒醒梦回，惟见斜阳映照深院。点情的只有“梦”字前轻缀的一个“愁”字。但经此一点，便觉无景不情，愁思溶溢于所有景物的描写之中。在晏殊词中，没有雄山大海、旷野巨川的画面，而多以小阁曲阑、画帘银屏、啼莺梁燕等小景写意。如“恨无消息画帘垂”（〔浣溪沙〕），以画帘暗示内心的索寞；“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鹊踏枝〕），以飞燕喻衬人事的变化；“炉香静逐游丝转”（〔踏莎行〕），以炉香袅绕透露心绪的幽微；“湖上西风斜日，荷花落尽红英”（〔破阵子〕）、“夕阳西下几时回”（〔浣溪沙〕），则是以斜阳、黄昏的景色，衬染季节的变换，惆怅美好往昔的难以复归。总之，晏殊惯于以小巧玲珑的意象，宣抒幽隐细密的诗情。
晏殊重视炼字，尤善于选用动词，如“小词流入管弦声”（〔浣溪沙〕）、“寒食清明春欲破”（〔木兰花〕）、“宿蕊斗攒金粉闹”（〔渔家傲〕）、“数行新雁贴寒烟”（〔拂霓裳〕）等，其中“流”、“破”、“闹”、“贴”等字，新警生动，形象鲜明。他对于虚字的运用也很注意，如〔浣溪沙〕“只有醉吟宽别恨，不须朝暮促归程”，用“只有”、“不须”等虚字呼唤传神。晏词造句工巧雅丽，如“窗间斜月两眉愁，帘外落花双泪堕”（〔木兰花〕），作者抓住斜月弯弯，落花纷纷与两眉愁锁、双泪滴落的相似点，将它们巧妙地组合在一起，既是形象上的比喻，又是情景之间的映衬，收到了人物之情与花月之形浑融如一的效果，而特定的环境气氛与人物的心理状态，也随之刻画而凸现出来。馀如“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愁三月雨”（〔玉楼春〕）等等，都能于雅丽工巧之中，寓流动脱化之势。对于令词的结句，作者更为着力。或用情结，如“酒醒人散得愁多”的叫醒全篇，“不如怜取眼前人”的憬然自悟，“当时共我赏花人，点检如今无一半”的迷惘感伤，以及“垂杨只解惹东风，何曾系得行人住”的微怨轻责，都有震动全局之妙。或以景收，如“小园香径独徘徊”的人影依稀，“斜阳只送平波远”的渺远景象，“梧桐叶上萧萧雨”的凄清声响，以及“小屏闲放画帘垂”的幽寂境界，均能曲传景外之情，境外之意。可见晏殊词无论以情或以景作结，均能做到情思深婉，馀味悠长。正如李之仪所指出的：“其妙见于卒章，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跋吴思道小词》，见《姑溪文集》卷四〇）。
晏殊深谙音律，词中不仅辨别去声，而且严究入声，如〔浣溪沙〕（小阁重帘有燕过）一词中二、三、五、六句的第五字：落、入、滴、得，都是用入声字。这首词还多处用双声字，如阁、过、干，花、红、好、回、荷，帘、落、阑、凉，莎、疏、散，等等。运用音势、音高的长短高低，使全词抑扬顿挫，音律谐适，从而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北宋初期词坛的作者，多半为降臣废主，词作寥寥可数。至晏殊、柳永、张先同时崛起，并共负盛名，且各有词集行世，其数量、内容、形式都迥非前一时期所能比拟。晏殊因其特殊的地位和多方面的学识素养，在上层社会的文人学士中拥有广泛的影响。与张先、柳永相较，晏殊词承前较多，今存一百三十六首词作，多为唐五代旧曲。但也有宋代流行曲调，如〔渔家傲〕一调，就作有十四首。同时，还出现了长达七十九字的〔山亭柳〕，八十二字的〔拂霓裳〕。数量虽少，但已显示出新变之迹。《珠玉词》以其和婉明丽、含蓄清隽而深得人们的推赞。王灼至以为“风流蕴藉，一时莫及，而温润秀洁，亦无其比”（《碧鸡漫志》卷二）。其门生欧阳修，其子晏几道，均以小令见长，或有其清隽而更为豪宕，或得其温婉而别具凄楚。其后，葛胜仲、葛立方父子、谢逸等学晏词而各具特色。元明而后，瓣香不绝，有清以来，评述尤多。有人以为“晏氏父子俱足追配李氏父子”（毛晋汲古阁本《小山词跋》），与欧阳修皆于词有“专诣”，而“词家遂有西江一派”（冯煦《蒿庵论词》）。近代词曲大家吴梅评云，宋代“开国之初，沿五代之旧，才力所诣，组织未工，晏欧为一大宗”，而“宋词应以元献为首”（《词学通论》第七章《概论二·两宋》）。
晏殊以词著称，其文亦温纯赡丽，诗尤闲雅有情思。宋祁《宋景文笔记》称其诗“末年编集者乃过万篇”，数量极为可观。诗文现已大半不传
。经诸家辑录，约存文二十馀篇，诗近一百五十首。承平日久，歌颂功德之风盛行，晏殊的一些赋、序、表、赞文章，亦以此类为多
。这类文章语句整饬有方，典实精警切当，其气温润丰缛，属于典型的朝廷台阁文字
。另有一部分表志说理之文
，则不假雕饰，朴实真率，叙述清简有法。欧阳修称其“以文章为天下所宗”（《晏公神道碑铭》），当非虚誉之辞。晏殊现存诗篇中有相当数量的应制奉和及朋僚之间的唱酬之作。写得较多并有一定特色的是风物游赏和节序感怀一类作品。前者如“春寒不定斑斑雨，宿醉难禁滟滟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假中示判官张寺丞王校勘》），抒写了游赏中特有的闲情；后者如“楼台冷落收灯夜，门巷萧条扫雪天。病酒不闻花外漏，放朝仍得日高眠”（《正月十八夜》），则是反映收灯节中闲静自得之趣。至《雪中》“衣上六花非所好，亩间盈尺是吾心”云云，则表示了对民生的关切。仁宗皇祐三年（1051），范仲淹知青州，用黄素小楷书写韩愈《伯夷颂》远寄知永兴军晏殊等人。晏殊于其上题诗云：“首阳垂范远，吏部属辞深。染翰著嘉尚，系言光德音。褒崇亘千载，精妙极双金。题咏益珍秘，用昭贤彦心。”伯夷是高尚持节的典型，所以说“首阳垂范远”；而“用昭贤彦心”，则揭示出范仲淹书写《伯夷颂》的深刻用意，对这位在庆历新政中志节不移的同道表露了惺惺相惜之情。晏殊早年诗作受杨亿、刘筠等人的昆体影响，却无重粉浓朱之腻。晚期则由学李义山而上趋韦应物、杜甫以至陶潜，诗的审美情趣有明显的变化。就总体而言，晏殊诗精雅整丽，流畅自然，如常为人传诵的“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等诗句，都富有情思。曾季貍就极为称赏晏殊“遥想江南此时节，小梅黄熟子规啼”之类的小诗，认为“亦有思致，不减唐人”（《艇斋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