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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开、王禹偁之后，杨、刘风采，耸动天下。继起而重振诗文革新旗鼓的，有穆修、石介、范仲淹等人；而在诗歌方面表现出出色的创作实绩的，则首推苏舜钦、梅尧臣二人。
穆修（979—1032），字伯长，郓州（今山东东平）人。秉性刚介，不阿权贵。幼嗜学，有才名，他的诗句传禁中，为宋真宗所赏识，询问公卿何以不加推荐，但为丁谓所谮，诬以其行不逮文，致遭冷落。大中祥符二年（1009）登进士第，越三年调补海陵（今江苏泰州）司理参军。“居职以不能俯仰自全，不幸为奸人所伺，诬搆以事，因被罪南谪，为池州参军”（《〈秋浦会遇〉并序》）。后遇赦，为颍州（为安徽阜阳）文学参军。未几罢。提倡古文，不遗馀力。家境贫困，曾向亲友募集资金，鸠工刻印其家藏之韩、柳集数百部，亲至汴京相国寺设肆出售，以广流传，并传其学与尹洙、尹渐兄弟。穆修有《河南穆公集》三卷，通行的为《四部丛刊》影宋本。集中录书序记志祭文二十篇。
穆修论文崇儒道，尊韩、柳。他叹息“今世士子，习尚浅近，非章句声偶之辞，不置耳目，浮轨滥辙，相迹而奔，靡有异途焉。其间独敢以古文语者，则与语怪者同也。众又排诟之，罪毁之，不目以为迂，则指以为惑。”（《答乔适书》）他更把学古文与学时文的差异加以对比，认为：“夫学乎古者，所以为道；学乎今者，所以为名。道者，仁义之谓也；名者，爵禄之谓也。”（同上）这就是说，学习古文可以体现儒家之道，学习时文徒为干禄求仕。穆修特别推崇韩、柳古文，认为上继经典，下启后昆，“唐之文章，……至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与仁义相华实而不杂。如韩《元和圣德》、《平淮西》，柳《雅章》之类，皆辞严义密，制述如经。”（《唐柳先生集后序》）他自己更表示“予少嗜观二家之文，……苟志于古，则践立言之域，舍二先生而不由，虽曰能之，非余所敢知也。”（同上文）穆修大声疾呼，推尊韩、柳，倡导古文，在当时骈文风行之际，确为特立独行之举。不过他的古文留传不多，文字虽较柳开平易朗畅，但仍重在说理，具有文学形象性的作品极少。惟其中《亳州魏武帝帐庙记》所写曹操的形象较为生动：
……当帝之经营征伐也，袁绍父子，据兵河朔；吴权蜀备，内窥中夏。帝挟持汉室，抗力三方。慷慨兴言，则失彼匕箸；从容计事，则走人头颅。卒灭袁而沮权、备之强者，惟帝之雄。使天济其勇，尚延数年之位，得徐图成败，其伐谋制胜料敌应变之下，岂江吴庸蜀而足平哉？至今千年下，有观其书，犹震惕耳目，耸动毛发，使人懔其馀风遗烈。矧樵之旧邦，祠堂在目，像貌如生。……
这篇文章，骈散夹用，疏密相间，对曹操的评价亦较公允，是穆修的代表作。穆修崇儒尊韩，但并不反佛，在《亳州法相禅院钟记》、《蔡州开元寺佛塔记》等文中，他对佛教曾有所肯定。他看到佛法“与中国圣人之道并行于时”的事实，认为“世有佛以来，人不待礼义而然后入于善者亦多矣”。可见穆修对释家的态度与宋初其他古文家有所不同。
穆修有诗作五十多首，以律绝诗较多，文学意味亦优于其古文。如《村郭寒食雨中作》，虽多用拗句，但写景清新，寓意深微，不失为一首佳作：
寂寥村郭见寒食，风光更着微雨遮。秋千闲垂愁稚子，杨柳半湿眠春鸦。白社皆惊放狂客，青钱尽送沽酒家。眼前不得醉消遣，争奈恼人红杏花。
《巨盗》一诗，以律诗而反映当时大事，则是有感而发之作。
他的七绝有的即景抒怀，隐寓讥讽，如：
西京千古帝王宫，无限名园水竹中。来恨不逢桃李日，满城红树正秋风。
——《过西京》
池馆早来瓦砾存，路傍看取故侯园。身前便作荒凉计，只树芳菲不树恩。
——《故侯园》
两诗感叹帝王、公侯只追求眼前的自我享乐，而不思推恩及人，现实荣华转眼化为秋风瓦砾，谁还忆及他们呢！因物兴感，深蕴理致，耐人咀嚼回味。其长诗《秋浦会遇》并序，感慨遭遇，倾诉幽怀，计一千二百言，为有宋一代篇幅最长的五言诗之一。全诗痛快淋漓，往复循环，诚如他自己所说：“匪以言诗也，摅愤悒之辞也。”（本诗序）
石介（1005—1045），字守道，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南）人。“世为农家，父讳丙，始以仕进，官至太常博士。”（欧阳修《徂徕石先生墓志铭》，以下简称《墓志铭》）石介少时，家贫好学，刻苦自励，以儒家经典为依归。仁宗天圣八年（1030），举进士甲科。后为郓州观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秩满，迁某军节度掌书记。又代父入蜀为嘉州军事判官。丁忧回乡，服满，召入为国子监直讲，大力宣扬儒家之道，排斥佛老。石介关心政治，明辨是非。庆历三年（1043）吕夷简罢相，夏竦罢枢密使，杜衍、章得象、晏殊、贾昌朝、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执政，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为谏官，皆一时名流。石介作《庆历圣德诗》称扬朝廷得人，斥夏竦为大奸，孙复见其刚直如此，曾告诫他说：“子祸始于此矣！”（《墓志铭》）石介出入大臣之门，招引宾客，干预政事，颇不自安，遂求出，得通判濮州。庆历五年七月未及赴任而卒。乡人称之为徂徕先生。存《徂徕集》二十卷，有清康熙泰安知州石健刊本、《四库全书》本等。《丛书集成》初编收《石徂徕集》二卷，有文无诗。中华书局排印校点《徂徕石先生文集》，收采完备，较便阅读。
穆修推广韩、柳文章，倡导文风改革，虽早于石介，但石介推尊韩愈，攻击昆体的态度较穆修尤为激烈。朱熹辑《徂徕先生行实》说：“天圣以来，穆伯长、尹师鲁、苏子美、欧阳永叔始倡为古文，以变西昆体，学者翕然从之。其有杨、刘体者，人戏之曰：‘莫太昆否？’守道深嫉之，以为孔门之大害，作《怪说》三篇，上篇排佛老，下篇排杨亿。于是新进后学，不敢为杨、刘体，亦不敢谈佛老。”这说明石介在文风改革中起了突出的制造舆论的作用。石介标举儒学道统，特别推崇韩愈，撰作《尊韩》一文，将韩愈与孟轲并提，称韩愈为“贤人之至”。他以继承韩愈自期，以崇儒术、辟佛老、卫道统为己任。他论文一味强调文章的社会功利性，提出文“必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刑政”（《上赵先生书》），又说：“三纲，文之象也；五常，文之质也”；“教化，文之明也；刑政，文之纲也”（《上蔡副枢书》）。由此出发，他坚决反对“以风云为之体，花木为之象”的今文。这虽对浮靡之风有所矫正，但把文章视为儒教的工具，政治的附庸，实际上就走向了取消文的极端功利主义。在《怪说》中，他对杨、刘风采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今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
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其为怪大矣。
石介攻击西昆体，其火力之猛，在革新派理论家中可说鲜有其匹。他自觉地奋起卫道，对涤荡华靡文风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石介文有书、序、记、文启、杂著等约近百篇，内容多阐扬儒术，诋排异端，切责时弊，鉴古论今。他为文观点鲜明，饶有气骨，“极陈古今治乱成败，以指切当世贤愚善恶，是是非非，无所讳忌”（《墓志铭》）。文风切直峻急，峭刻险僻，多危言高论而缺乏文采。石介曾自谓：“仆文字实不足动人。”（《答欧阳永叔书》）从创作实践来看，这种自我评价也是确当的。《徂徕集》中有少数文章有一定的生动性。如《辨惑》运用历史故事论证天下无神仙、无黄金术、无佛；《录微者言》借记述微贱者之语，反映佣耕客户凶年的困苦无告；《责素飧》以鸡狗有功于人来反衬官僚“素飧尸禄”之可耻，这些杂文既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又有一定的文学意味。《击蛇笏铭》有一段文字颂扬正气之浩然，云：
夫天地间有纯刚至正之气，或钟于物，或钟于人。人有死，物有尽，此气不灭。烈烈然弥亘亿万世而长在，在尧时为指佞草，在鲁为孔子诛少正卯刃，在齐为太史简，在晋为董狐笔，在汉武朝为东方朔戟，在成帝朝为朱云剑……
一派凛然刚直不挠之气，拂拂于字里行间，文天祥的《正气歌》显然受到此文的影响。
石介的诗今存一百四十馀首，大都为事而发。上面提到的《庆历圣德诗》，歌颂仁宗用韩琦、范仲淹、欧阳修等贤人，自称“雅颂吾职，其可已乎？”此诗为四言，凡九百六十字，爱憎分明，忠奸是辨，所以他不免遭人嫉视。此外，他的五、七言诗，如《汴渠》、《麦熟有感》、《读诏书》、《西北》、《蜀道自勉》、《闻子规》等，均能写当时现实重大事件，以抒发一己忧国之感。其《岁晏村居》、《访田公不遇》等则写农村幽居生活，风格颇为清新，前诗云：
岁晏有馀粮，杯盘气味长。天寒酒脚落，春近
头香。菜色青仍短，茶芽嫩复黄。此中得深趣，真不羡膏粱。
石介诗写景也偶有佳句，如“四时泉石应无夏，满谷云霞别是乡”（《留题敏夫隐居》）、“一片青衫非富贵，千竿绿竹好生涯”（《访竹溪呈孟节兼有怀熙道》）等。不过石介写诗总的倾向，较多注意诗歌的社会功利价值，而对它的艺术审美价值则重视不够。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吴县人。父墉，从钱俶归宋，任武宁军（今徐州）节度掌书记。太宗端拱二年，范仲淹生于徐州官舍，二岁而孤，贫无所依，随母谢氏改适淄川长山（今山东邹平）朱氏，从其姓，名说。少有志操，年既长，知其家世，乃感泣辞母，赴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学舍读书，虽
粥不充，但能苦学自励，昼夜不息。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中进士，出任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司理参军，始迎母归养，并复范姓。此后十年间，在亳州、泰州、楚州等地历任州府小吏。三十七岁居母丧，寓应天府。服除后由晏殊荐，擢为秘阁校理。天圣末通判陈州。明道二年（1033）除右司谏。景祐初出守睦州，旋徙苏州。景祐二年（1035）判国子监，进除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因上百官图讥议时政，触怒宰相吕夷简，落职贬知饶州。后又徙知润州、越州。康定元年（1040），西夏元昊犯边，范仲淹被任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今延安），与韩琦协力疆防，治军有方，西境略定。庆历三年（1043）召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与杜衍、韩琦、富弼同时执政，曾条陈十项改革政见，仁宗颁行全国，号称“庆历新政”。由于保守势力抵制，新政多罢而复故，新派且被诬为朋党。范仲淹不安于朝，自请外任，庆历四年出为陕西东路宣抚使，后又知邠州，徙邓州、杭州、青州。皇祐四年（1052）请颍州，在赴任途中死于徐州，享年六十四岁。著述有《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另有别集四卷，奏议二卷，尺牍三卷，通行本有《四部丛刊》影印本等。
范仲淹作为政治改革派领袖，也大力支持文风改革，赞赏柳开、穆修、尹洙、欧阳修等人写作古文。他从政治家的角度看待文章，认为“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奏上时务书》），而对于当时“为学者不根乎经籍，从政者罕议乎教化，故文章柔靡，风俗巧伪”（《上时相议制举书》）的现状深表忧虑。他提出朝廷要“敦谕词臣，兴复古道”（《奏上时务书》），取进士应“先策论而后诗赋”（《答手诏条陈十事》）。他强调文章的社会功能，主张以行政手段来矫正文风。但范仲淹并未把文学和政教混为一谈，在《唐异诗序》中，他形容诗歌的体性：“范围乎一气，出入乎万物，卷舒变化，其体甚大。故夫喜焉如春，悲焉如秋，徘徊如云，峥嵘如山。”这大致触及诗作的感情意象方面的特质。范仲淹看到诗的风格因人而异：“诗家者流，厥情非一：失志之人其辞苦，得意之人其辞逸，乐天之人其辞达，觏闵之人其辞怒。”这就把诗风同创作主体的遭际和情怀加以联结，从而使自己的文艺见解同视文章为宣讲伦理之工具的道学实用主义区别开来。
在范仲淹文集中，奏议、书牍等政论文和应用文较多，他的政论大都切合时务，言之有物，文笔晓畅，议论剀切，贯注了呼吁改革的精神，体现了忧国匡时的襟怀。如《奏上时务书》、《上执政书》可为代表。其《答手诏条陈十事》、《再进前所陈十事》等论文，条分缕析，识度卓荦，成为实施“庆历新政”的理论纲领。范集中的文集序和楼堂记较富有文学色彩。文集序如《唐异诗序》、《尹师鲁河南集序》等，多结合衡文陈述自己的文艺见解，而文笔也挥洒自如，颇富辞采。楼堂记以《清白堂记》、《桐庐严先生祠堂记》、《岳阳楼记》最为有名。《桐庐严先生祠堂记》叙光武与严光的友谊，以光武帝位之尊，衬严光清节之高，请宾陪主，且多用俪语，齐匀对称，文字优美。《岳阳楼记》叙述简当，写景鲜明，善于抓住不同景物所引起的不同感受，抒写迁谪之怀，发挥其独特的忧乐观。中间写景的两段，文字尤为精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末段从登楼即景感怀翻出正意，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警语勉人自勉，体现出作者气宇恢宏，识度非凡。全文思路腾挪跌宕，句法骈散互用，声调铿锵朗畅，行文技巧也非常出色。范仲淹于文章重视内容，但并不忽视形式和文采。其奏议质实朴素，文多散行，而记叙文则融入排偶，时作藻饰，颇富于文学意趣。
《范文正公文集》共收古近体诗一百七十馀首，其中有干预现实、关怀民瘼的，如《四民诗》四首，分咏士、农、工、商，针砭时弊，反映百姓疾苦。不过这类古体诗，概念化的议论较多，诗的韵味不够，倒不如一些仿佛脱口咏出的绝句小诗写得新警而有馀味。如：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江上渔者》
一棹危于叶，傍观亦损神。他时在平地，无忽险中人。
——《赴桐庐郡淮上遇风》
范集中的写景诗、酬赠诗，也有写得颇为清新可诵的。如：
片心高与月徘徊，岂为千钟下钓台。犹笑白云多事在，等闲为雨出山来。
——《寄林处士》
范仲淹留存的诗较多，但艺术上尚未形成鲜明个性，而他的词作虽仅存五首，却很出色，一向脍炙人口。这五首词多是即景抒情，写一己遭遇，颇能开拓词的意境，风格则兼有豪放、婉约。如〔渔家傲〕云：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词写戍守边陲情景，景物雄奇辽阔，心情苍凉悲壮，欧阳修曾戏称之为“穷塞主”之词（魏泰《东轩笔录》）。此首上片写景，下片抒情，然景语含情，情语有景，能浑然成为一体。作者所忧者边境之未宁，功业之未成，词品颇高，不徒写一己之悲欢而已。此词风格豪放，已开后来苏轼词风的先路。他的〔苏幕遮〕却又表现出婉约风格，词云：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上片写秋景，由近及远，色彩缤纷，明丽如画。歇拍能把无形的感情融入具体的景物中，更显得愁思无际。下片纯写柔情，“夜夜”两句反语见意，愈显真切。结拍更令人销魂。忧谗畏讥、怀乡去国之情隐然流注于笔端。至于他的〔御街行〕写空闺离怨，〔剔银灯〕咏史抒怀，〔定风波〕写景说理，也均表现出一定的艺术技巧。其中〔御街行〕尤为脍炙人口。此词上片写秋叶、秋声、秋空、秋月，烘染了一个清寒、寂静的环境，为怀人作了铺垫。下片写怀人情思更觉沉挚切骨：
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
“眉间”两句刻画离情无法摆脱最为深至，李清照〔一剪梅〕“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即由此脱胎。另〔剔银灯〕一阕，庄谐兼施，明白如话，颇具潇洒脱俗意趣。而词中具有理趣，发表议论，实开宋人以议论入词之先河。
苏舜钦（1008—1048），字子美。先世居蜀，曾住四川绵州盐泉（今绵阳东南）和梓州铜山（今四川中江）。自曾祖苏协起移家开封。苏舜钦生于开封，故欧阳修《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称其为“开封人”。祖父苏易简，进士出身，以诗文著名，太宗时官至参知政事。父苏耆，字国老，亦工诗文，有才名，历任工部郎中、河东转运使。苏舜钦出生于世代仕宦的书香门第，自幼受到家庭良好的文化熏陶。《宋史》本传称其“少年能文章，慷慨有大志”。仁宗天圣七年（1029），因父荫补为太庙斋郎，从此踏上仕途，后调任河南荥阳县尉。景祐元年（1034）登进士第，授光禄寺主簿，历任亳州蒙城（今属安徽）、长垣（今属河南）县令。其间因父病故，曾去官至长安奔丧。这时苏舜钦不仅以诗文知名，而且在政治上赞同范仲淹等人“改革庶政”的主张。康定元年（1040），他回到汴京，任大理评事，监在京楼店务。庆历三年（1043），吕夷简因老病罢相。八月间，范仲淹由枢密副使拜为参知政事。不久，与杜衍、富弼等人筹划革除弊政，延揽人才，准备实施新法。次年三月，范仲淹引荐苏舜钦任集贤殿校理、监进奏院。苏舜钦为杜衍的女婿，又敢于撰文抨击时弊，因此激起保守官僚的嫉恨，当时的御史中丞王拱辰等更是公开反对改革。是年十一月，据京师习俗，进奏院举行秋季祀神。苏舜钦按照当时惯例，用拆奏封所积存的一批废纸换钱，备酒欢宴，并召歌妓助兴。王拱辰得知后，诬奏苏舜钦“监主自盗”，以动摇范仲淹、杜衍的政治地位。结果苏舜钦被削籍为民，与会的十多位名士亦悉坐贬逐。事后王拱辰恬不知耻地说：“吾一举网尽之矣！”（欧阳修《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苏舜钦被废后旋即离开汴京，寓居苏州，买水石作沧浪亭，隐居不仕，日以读书自娱，“而时发其愤闷于歌词，至其所激，往往惊绝”（《墓志铭》）。庆历八年（1048），复官为湖州长史，未及赴任而病逝
。
苏舜钦著作，《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题为《沧浪集》，作十五卷，《宋史·艺文志》著录《苏舜钦集》，作十六卷。今传《四部丛刊》本《苏学士文集》十六卷，系据清康熙徐惇复刊本影印，附何焯校记。1961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校点本《苏舜钦集》十六卷。1991年巴蜀书社出版傅平骧、胡问涛撰《苏舜钦集编年校注》
。
苏舜钦的诗歌与散文都很有特色。他在青年时代即以散文知名，欧阳修在《苏学士文集序》中说，“子美之齿少于予，而予学古文反在其后”，并认为宋初时文之弊，直到天子下诏书，其流风始渐息，唯“独子美为于举世不为之时，其始终自守，不牵世俗趋舍，可谓特立之士”。这是对苏舜钦散文创作在北宋诗文改革历程中的地位和影响的高度评价。
现存苏舜钦的散文有书信十四篇，上书疏状九篇，启表十二篇，记序杂文十六篇，还有墓志哀辞及行状等十九篇。这些散文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议论朝廷大政，阐述改革主张，与当时的政治活动紧密相联，如《火疏》、《诣匦疏》等。前者论述宫中火灾之因在于人祸，希望革除弊政，罢再造之劳役；后者由河东地震引出对时弊的抨击，而且直指仁宗“隔日御殿”、“燕乐无节”等缺失。这类文章，感情激烈，笔锋犀利，不避权贵，“敢道人之所难言”（欧阳修《墓志铭》），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另一类为记、序、杂文等，大都属于文学评论和小品随笔性质。其中有的表现了他的文学思想和审美意趣，如《石曼卿诗集序》说，“诗之作，与人生偕者也。……诗之原于古，致于用而已”
，强调继承和弘扬古代文学中传道致用的精神。又如《上三司副使段公书》中有云：“言也者，必归于道义。道与义泽于物而后已，至是则斯为不朽矣。故每属文，不敢雕琢以害正。”这种散文创作思想与韩愈主张“文以载道”是相一致的。至于他的记叙散文，如《沧浪亭记》、《苏州洞庭山水月禅院记》、《处州照水堂记》等等，皆能融写景、抒情、记叙三者于一体，间有议论，而笔墨酣畅，既富有文采，又有声律之美。如为人们所熟悉的《沧浪亭记》，作者从被废的压抑心情着笔，形象地描绘了沧浪亭的优美环境和心物感应的无穷意趣，构成了一幅具有江南风格特色的山水园亭的写生画。其中写徜徉亭园、忘怀荣禄的襟怀：“洒然忘其归，箕而浩歌，踞而仰啸，野老不至，鱼鸟共乐，形骸既适则神不烦，观听无邪则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荣辱之场，日与锱铢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颇极超然物外的旷放之致。全文语言简练，情韵兼胜，至今脍炙人口。
苏舜钦积极倡导古文，并以自己的散文创作打破骈四俪六的形式束缚，在转变宋初浮靡文风方面是作出了贡献的，但他的散文成就不及诗歌。
苏舜钦的诗歌今存古体九十六首，律诗一百一十六首，拾遗十一首，共有二百二十三首。数量虽不算多，但具有独特的面貌与风采，开始呈现出宋诗的特色。故清人叶燮《原诗·外篇》云：“开宋诗一代之面目者，始于梅尧臣、苏舜钦二人。”他的诗作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而以进奏院事件作为分界线。
前期诗歌的显著特色是与当时的政治活动紧密结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现实性。如《庆州败》通过丧师辱国的边塞战役的描述，对主将的怯弱与执政者的昏庸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指责。《感兴》三首其三记述了林书生因进谏而获罪的经过，揭露了统治者迫害直言敢谏的知识分子的暴行。还有《己卯冬大寒有感》、《城南感怀呈永叔》、《吴越大旱》等诗篇，不仅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天灾人祸，把笔触伸向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相交织的复杂的社会现实，而且倾注了作者对广大人民生活苦难的深切同情。如《城南感怀呈永叔》：“十有七八死，当路横其尸。犬彘咋其骨，乌鸢啄其皮。胡为残良民，令此鸟兽肥！”刻画了饿殍遍野的现实惨象，同时又指责了身居高官的统治者“高位厌粱肉，坐论搀云霓”的可耻行为和丑恶嘴脸。
这些大胆揭露社会黑暗、腐败现象的古风，在当时的诗坛上，令人耳目一新。更不同凡响的是，作者以滂湃的激情，为保卫祖国边疆而振臂呼唤。如在《送李冀州》中写道：“男儿胜衣志四海，实耻坐得万户侯。”在《寄富彦国》中又说：“已知高贤抱器识，因时与国为辉光。……使之当国柄天下，夷狄岂复能猖狂！”他如《送安素处士高文悦》等诗反映边患严重，鼓励友人投身疆场，读之使人油然而生爱国之情。其中《吾闻》一诗抒发保卫边疆的壮志豪情尤为慷慨激越：
马跃践胡肠，士渴饮胡血。腥膻屏除尽，定不存种孽。予生虽儒家，气欲吞逆羯。斯时不见用，感叹肠胃热。昼卧书册中，梦过玉关北。
这些以疆防和报国为主题的诗篇，不仅在宋诗里最早出现，而且对后来岳飞、陆游等人同类题材的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后期的诗歌虽然与前期创作有联系，但也显示出明显的变化。由于闲居生活限制了他的视野，心灵的创伤又使他淡化了政治热情，因此反映社会政治事件的诗作减少了；尽管还有些作品透露了他对官场的厌恶和被放的愤懑，然而寄情山水自然景物的诗歌明显增多了，并且注入了浓烈的主观感情色彩。其中《吴江岸》、《暑中闲咏》、《独步游沧浪亭》、《夏意》等小诗，写得清新恬淡，饶有旷达自得的意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二认为《独步游沧浪亭》绝句“真能道幽独闲放之趣”。其《淮中晚泊犊头》，更受到人们交口称誉。诗云：
春阴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
这首即景抒情的小诗，勾勒出一幅淮河雨中晚泊的自然风景画。作者融入自己的孤寂之感，情景交炼而不露痕迹，表现了诗人所独具的艺术审美情趣。除了这些富有诗情画意的短篇佳作以外，被人称道的还有描绘松江长桥雄伟气势的律诗《中秋松江新桥对月和柳令之作》。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松江新作长桥，制度宏丽，前世所未有。苏子美《新桥对月》诗所谓‘云头滟滟开金饼，水面沉沉卧彩虹’者是也。时谓此桥非此句雄伟，不能称也。”又如《松江长桥未明观鱼》诗中既描写渔民拂晓捕鱼的生动情景，又抒发自己宦海浮沉的感慨，境界开阔，笔力雄浑。在《遣闷》、《淮中风浪》以及长篇古诗《夏热昼寝咏》等诗中，作者不仅揭示了人间险恶、世态炎凉的黑暗现实，而且吐露了埋藏内心的壮志未酬而无辜受害的无比悲愤。这类诗作说明，苏舜钦在被逐闲居期间，对世事并没有全然淡忘隔绝。
苏舜钦是一位性格豪迈而力主改革弊政的诗人，虽经挫折，前后期诗风也有发展变化，但从整体诗作来看，感情奔放，笔力豪健，“超迈横绝”（《六一诗话》），始终是其诗风的主要特色。《宋史》本传也指出他“时发愤懑于歌诗，其体豪放，往往惊人”。如《越州云门寺》“老松偃蹇若傲世，飞泉喷薄如避人”、《大风》“况时风怒尚未息，直恐泾渭遭吹翻”等，都是构思奇特，富有独创性的作品。只是由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尚处于发轫时期，他在创作中又往往急于落笔，语言难免出现粗糙、生硬之弊，削弱了诗作精炼含蓄的韵味。
苏舜钦平生极少填词，现存仅有一首〔水调歌头〕。此词格调与其诗风相近，充分显露出他的创作才华：
潇洒太湖岸，淡伫洞庭山。鱼龙隐处，烟雾深锁渺
间。方念陶朱张翰，忽有扁舟急桨，撇浪载鲈还。落日暴风雨，归路绕汀湾。丈夫志，当景盛，耻疏闲。壮年何事憔悴，华发改朱颜。拟借寒潭垂钓，又恐鸥鸟相猜，不肯傍青纶。刺棹穿芦荻，无语看波澜。
这首词是作者闲居苏州沧浪亭时所作。据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五云：“苏子美谪居吴中，欲游丹阳，潘师旦深不欲其来，宣言于人，欲阻之。子美作〔水调歌头〕，有‘拟借寒潭垂钓，又恐鸥鸟相猜，不肯傍青纶’之句，盖谓是也。”这几句也许是缘此而发，但不必拘泥于《笔录》。词中既描绘太湖壮阔优美的山水自然景象，又寓情于景，寄托着个人身世之感。诗人融写景、怀古、抒情于一体，表达了愤世嫉俗、抑郁不平的情怀，其慷慨豪健的风格实为苏、辛豪放一派导夫先路。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宣城（今属安徽）人。宣城古名宛陵，以宛溪和陵阳山而得名，故世称梅宛陵和宛陵先生。父让，字克逊，居乡间务农。叔询，字昌言，进士及第，官至翰林侍读学士。梅询调任襄州通判时，将年仅十二岁而能作诗的梅尧臣带到任上，后来梅尧臣一直跟随其叔迁调，因而学业日进，早有诗名，但未能考取进士。二十六岁时以梅询的“门萌”，补太庙斋郎。是年娶妻谢氏，婚后不久，调任桐城县主簿，后调任河南县主簿。天圣九年（1031），妻兄谢绛任河南府通判后，梅尧臣又调为河阳县主簿。河阳离洛阳甚近，梅尧臣常往来于河阳与洛阳之间，结交名士。当时西京洛阳文人会聚，西昆诗派重要人物钱惟演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欧阳修为西京留守推官，尹洙以山南东道节度掌书记知伊阳县（今河南嵩县）。梅尧臣与他们交往甚密，时有诗歌唱和，并受到推重。《宋史》本传说钱惟演“特嗟赏之，为忘年交”，而“欧阳修与为诗友，自以为不及”。
景祐元年（1034），梅尧臣赴汴京应进士试又失败，后任建德县令。这时他的诗作不仅表现了对腐朽统治的厌恶之情，而且支持范仲淹等人主张革除弊政的斗争，同情他们被贬的命运。宝元二年（1039），他调知襄城县。康定二年（1041），又奉调改监湖州盐税。庆历四年（1044）入京，赴许昌任签书判官，以后又有迁转。皇祐三年（1051）九月，赐同进士出身，改太常博士。是年梅尧臣已五十岁，在诗坛上享有盛名，但不久却让他监永济仓，管理粮食仓库。后因母丧居宣城。至和三年（1056）返京，由翰林学士欧阳修等推荐，补国子监直讲。嘉祐二年（1057）正月，欧阳修与韩绛、王珪、范镇、梅挚等学士同知礼部贡举，共荐梅尧臣为参详官。作为主考官，欧阳修希望通过贡举考试扭转浮艳文风，梅尧臣积极配合，曾向欧阳修推荐他所激赏的苏轼文章。次年欧阳修又荐梅尧臣参与编修《唐书》。嘉祐五年（1060）春，梅尧臣迁官尚书都官员外郎，故人称“梅都官”。是年四月病逝于汴京。
梅尧臣的著作，《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宛陵集》六十卷、《外集》十卷，今已不传。现存最早的《宛陵文集》，是南宋嘉定十年（1223）残宋本，1940年由张元济影印。通行本有明正统本《宛陵先生文集》，今藏北京图书馆；明万历本《宛陵先生集》，《四部丛刊》影印，皆六十卷。今人朱东润有《梅尧臣集编年校注》，较为完备
。
梅尧臣的创作主要是诗歌。集中有诗作五十九卷，二千八百馀篇，尚有遗佚之作，数量可观。现存诗歌从天圣九年（1031）梅尧臣三十岁起收录，这时他在洛阳，受到西昆诗派重要人物钱惟演、谢绛的影响，“谢公唱西都，予预欧、尹观，乃复元和盛，一变将为难”（《依韵和王平甫见寄》）。后来由于他仕途偃蹇，涉世渐深，有感于社会风气的江河日下和诗歌创作的徒作空言，因此诗风渐趋变化，并且针对西昆诗体的弊病，提出了写实与兴寄的诗歌主张。他在《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中说：
圣人于诗言，曾不专其中，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自下而磨上，是之谓《国风》；《雅》章及《颂》篇，刺美亦道同；不独识鸟兽，而为文字工。屈原作《离骚》，自哀其志穷；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迩来道颇丧，有作皆言空：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人事极谀谄，引古称辩雄；经营唯切偶，荣利因被蒙。……
在《寄滁州欧阳永叔》诗中又说：“仲尼著《春秋》，贬骨常苦笞。后世各存史，善恶亦不遗。……不书儿女书，不作风月诗，唯存先王法，好丑无使疑。安求一时誉，当期千载知。”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主张学习《诗经》和《离骚》的优良传统，反对“嘲风雪，弄花草”，批评内容空洞、形式只求“切偶”的浮艳诗风。他倡导“平淡”的诗歌境界，“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平淡”（《依韵和晏相公》），“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梅尧臣的平淡并不是淡而无味。他赞赏林逋“平淡邃美”的诗风，在艺术上追求“意新语工”，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从而达到一种极高的艺术境界。他还有“文章制作比善塑”（《依韵酬永叔再示》）之语，可见在注重写实的同时，也强调艺术形象的塑造。尽管在他的大量诗篇中，也有缺乏形象的枯涩之作，但从整体上看，确能一扫当时诗坛的淫哇之风而独具一格，成为宋诗的“开山祖师”（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
梅尧臣诗歌的现实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有的诗中表露了关切国事的热烈感情，如《故原战》、《故原有战斗死而复苏来说当时事》等写宋军将士在与西夏作战中激越悲壮的场面，谴责统治者御敌的无能。更为突出的是诗人关怀和同情农民的生活疾苦，对封建官吏奴役人民表示极大的愤慨。这在他早期的诗歌，如《田家四时》、《伤桑》、《观理稼》、《新茧》、《田家》、《陶者》等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稍后所作的《田家语》：“谁道田家乐，春税秋未足，里胥扣我门，日夕苦煎促。”进一步揭示了繁重的租税和兵役、天灾带给农民的深重苦难。与此首为姐妹篇的《汝坟贫女》，尤能通过贫家女子的沉哀哭诉，典型地展现广大人民的悲惨命运：
汝坟贫家女，行哭音凄怆。自言有老父，孤独无丁壮。郡吏来何暴，县官不敢抗。督遣勿稽留，龙钟去携杖。勤勤嘱四邻，幸愿相依傍。适闻闾里归，问讯疑犹强。果然寒雨中，僵死壤河上。弱质无以托，横尸无以葬。生女不如男，虽存何所当！拊膺呼苍天，生死将奈向？
此诗题下有小序云：“时再点弓手，老幼俱集。大雨甚寒，道死者百馀人；自壤河至昆阳老牛陂，僵尸相继。”表明作者所写乃目睹无辜人民横尸遍野的惨象，反映了当时人民在兵役中遭受厄运的实况，堪称诗史。还有《岸贫》和《小村》二首，前者描绘住在河岸上的百姓的赤贫状态，后者写人民受到自然灾害，饥寒难熬，仍遭逼税的情景，凄怆感人。
另外，梅尧臣在统治集团内部展开政治革新的激烈斗争中，始终反对保守、腐败的势力。当范仲淹、尹洙、欧阳修等改革派遭到失败而被贬斥时，他写下了《彼
吟》、《巧妇》、《闻欧阳永叔谪夷陵》、《闻尹师鲁谪富水》、《寄饶州范待制》、《猛虎行》等诗篇，对保守势力表示了极大的憎恨和讥讽。尤其是《猛虎行》，作者以乐府古题抒发内心郁积的愤慨：“当途食人肉，所获乃堂堂。”诗人借猛虎吃人比拟当朝权臣的陷害忠良。这种辛辣的讽刺，在北宋诗坛上是罕见的。在苏舜钦因“进奏院事件”而无辜被废时，梅尧臣奋笔写了《杂兴》、《送逐客王胜之不及遂至屠八原》、《邺中行》、《送苏子美》等诗，表露了愤然难平的强烈正义感。
在梅尧臣诗篇中还有不少描写山水自然风光的优秀作品，写景抒情，生动自然，清新可喜。欧阳修在《书梅圣俞稿后》说：“其体长于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而从艺术特色来说，则“工于平淡，自成一家”（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四）。如著名的《鲁山山行》：
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
这首五律，立意新颖，笔墨细致生动，曲尽山行中的情趣。元人方回《瀛奎律髓》卷四评此诗云：“尾句自然，‘熊’、‘鹿’一联，人皆称其工，然前联尤幽而有味。”清查慎行更认为此首“句句如画，引人入胜，尾句尤有远致”（《查初白十二种诗评》）。又如《东溪》：
行到东溪看水时，坐临孤屿发船迟。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短短蒲茸齐似剪，平平沙石净于筛。情虽不厌住不得，薄暮归来车马疲。
这首诗融情于景，独具新意，既描绘清淡平远的春日景象，又写出诗人幽闲恬适的情思。方回《瀛奎律髓》卷三十四评诗中三、四句为“当世名句，众所脍炙”。此外如《考试毕登铨楼》：“春云浓淡日微光，双阙重门耸建章。不上楼来知几日，满城无算柳梢黄。”写春云淡日，形象鲜明，意新语工。又如《梦后寄欧阳永叔》诗中“五更千里梦，残月一城鸡”两句，不仅写景如画，而且含有不尽之意。梅尧臣的景物诗，大都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如《晚云》诗中所写秋云变幻多姿的形态，比喻奇妙，耐人品味。有的写景诗中注入作者的主观感受，如《春寒》中写初春寒冷的自然景物，细致入微，托意深远，反映了诗人在革新活动处于低潮时的凄苦情怀。又如《和才叔岸旁古庙》写途中所见水旁古庙，既是一首纪行诗，也是一幅风俗画。还有《秋日家居》、《闲居》、《寄题徐都官新居假山》、《重过瓜步山》、《金陵三首》等，都是写景抒情诗中脍炙人口的佳作。《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一首传诵很广，诗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当是时，贵不数鱼虾。”欧阳修称此诗“破题两句，已道尽河豚好处”，而“诗作于樽俎之间，笔力华赡，顷刻而成，遂为绝唱”（《六一诗话》）。这些都体现出作者善于用平淡朴素的语言，描绘各种景物形象，新颖工巧而意境含蓄。梅尧臣诗歌的风格还有雄奇、乖巧的一面，如《梦登河汉》：“夜梦上河汉，星辰布其傍。位次稍能辨，罗列争光芒。”想象奇特，展现出神话般的境界，显示出诗人深邃的思想和不畏权贵的斗争精神，诗风雄浑壮丽。类似的作品还有《黄河》等篇。由此可见，梅诗风格还不能仅用“平淡”概括。梅尧臣诗中还有一些抒写个人穷愁潦倒命运的作品，也很真挚动人，欧阳修称“其穷愁感愤，有所骂讥笑谑，一发于诗”（《梅圣俞墓志铭》），即指这类篇什。
梅尧臣诗主要取法唐人。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中说他“学唐人平淡处”。他的古诗受韩愈、孟郊的影响也比较大，如《余居御桥南夜间袄鸟鸣》一诗的自注就标明“效昌黎体”。梅诗在艺术表现方面有时显得生硬、草率和散文化，语言也有古硬、枯燥之处，这些都冲淡了诗歌抒情的神韵。尽管如此，梅尧臣对开辟“宋诗一代之面目”和转变诗风所作的贡献是重大的。龚啸认为他“去浮靡之习，超然于昆体极弊之际；存古淡之道，卓然于诸大家未起之先”（《宛陵先生集·附录》），这一评论是确有见地的。
梅尧臣的散文不多，今存《览翠亭记》一篇，《林和靖先生诗集序》一篇，赋十九篇。这些文章篇幅较短，简古纯粹可喜。词作今仅存一首〔苏幕遮〕（露堤平），题咏春草，鲜明如画，别有情味，欧阳修曾“击节赏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