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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年辈较早而首开一代诗文风气的作家是柳开、王禹偁。
柳开（947—1000），原名肩愈，字绍先，后改名开，字仲塗，著书自号东郊野夫、补亡先生，大名（今属河北）人。开宝六年（973），太祖亲临讲武殿复试礼部贡士，柳开登进士第；八年，补宋州司寇参军。太平兴国中，擢右赞善大夫。曾从太宗车驾督楚、泗八州军粮，后知常州、润州、贝州，转殿中侍御史。雍熙中宋廷举兵北征，柳开曾上疏自请守边，表示必出生入死，收复幽蓟，被派知宁边军。端拱初徙全州，淳化初移桂州，后又知环州、邠州、曹州、邢州等地。真宗即位，命知代州，徙知忻州。契丹犯边，柳开上书请求皇帝亲征。咸平三年徙沧州，赴任途中病死，享年五十四岁。著有《河东先生集》十五卷，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影旧钞本等。
赵宋建国后，文场流行五代体，讲究声律骈偶，气格卑弱。首先起而反对五代体，倡导文风复古的是柳开。他在《上王学士第三书》中说：
代言文章者，华而不实，取其刻削为工，声律为能。刻削伤于朴，声律薄于德，无朴与德，于仁义礼知信也何？
他反对文章华而不实，认为文章的功用在于阐扬儒家的伦理道德。在全面阐述文风改革主张的《应责》中，他对所倡导的古文作了简明的界定：
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
他倡导古文意在能表述古理、高意，且能做到通俗平易，屈伸自如。他还说：“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他标举文统道统，主张文道合一，自觉地以恢复韩、柳古文的传统为己任。他自幼就受韩文的熏陶，服膺韩愈，其《东郊野夫传》记述了少年学习韩文的情形，自谓“深得其韩文之要妙”。不过，综观柳开经历，他一生辗转宦途，悉心从政，主要从意欲有所建树的政治家的视角，来看待文章传道化民的社会功利价值，因而集中所作应用文较多。少数篇章，如《东郊野夫传》、《补亡先生传》、《来贤堂记》、《上符兴州书》、《代王昭君谢汉帝疏》等，写人记事，发抒情感，有一定文学性。《上符兴州书》自述个人的狂逸脾性，颇为真切生动；《代王昭君谢汉帝疏》拈出汉廷史事，借题发挥，谓朝廷大臣无计安邦，推出红颜弱女息兵和戎，借昭君之口，婉曲地讥讽了宋廷的屈辱怯敌。然而就总体来讲，柳开散文风格质朴，时有艰涩之弊，其创作实绩不免落后于他的理论倡导。柳开的贡献在于他一反文场时风，首倡古文复兴，提出了理论主张，成为宋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河东集〉提要》所说：“宋朝变偶俪为古文，实自开始。惟体近艰涩，是其所短耳。”柳开不善于写诗，集中仅存诗三首。宋江少虞《皇朝事实类苑》卷三十五引《倦游杂录》辑存其《塞上》绝句一首，颇为传诵，《宋诗纪事》业已录入。诗云：
鸣
直上一千尺，天静无风声更干。碧眼胡儿三百骑，尽提金勒向云看。
小诗写边疆民族驰骑塞原习武射箭的场景颇为真实生动。当时曾有人取此诗意绘成画图，据杨慎《升庵外集》卷七十八云，此幅图画稿本明代尚存。
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济州钜野（今属山东）人。晚年贬居黄州，人称王黄州。王禹偁出身寒微，《东都事略》和《宋史》本传都说他世为农家，《邵氏闻见后录》谓“其家以磨面为生”。他在“总角之岁，就学于乡先生”（《孟水部诗集序》），经过勤奋学习，文才日渐显露。太平兴国八年（983）登进士，授成武主簿。次年移知长洲县，公务之馀，与友人诗文唱和，人多传诵。端拱初，太宗闻其名，召试中书，擢右拾遗直史馆，乃献《端拱箴》寄寓规讽。其诗有句云：“载笔居三馆，登朝忝拾遗”，“侍从殊为贵，图书颇自怡”（《谪居感事》），说明这一阶段是他仕途最为顺利的时期。
王禹偁性格刚直，不愿随众俯仰，在庸俗的官场中难免碰壁。淳化二年（991），庐州尼姑道安诬告徐铉，王禹偁抗疏为徐铉雪诬，触怒皇帝，朝臣乘机谗陷，因而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商州荒僻，旱涝不调，民生艰难，王禹偁目睹民隐，继承乐府诗传统，在谪居的两年中，写了不少关注民生疾苦的诗篇，可说是一生创作的高潮时期。淳化四年四月，王禹偁量移解州，不久召还京师，拜左正言、直史馆。为便于赡养，他请求调知单州，到任十五天，又重回京师任礼部员外郎、知制诰。
至道元年（995）拜翰林学士。这时王禹偁已不再抱有那么多政治幻想，但耿直敢言的性格并没有改变。这年四月，太宗赵炅的嫂子孝章皇后病死，群臣不成服，王禹偁上疏论谏，被指为讪谤，复以工部郎中贬知滁州。这次政治打击，使王禹偁意识到刚直敢言，难以久居官场，不禁发出“虽得五品官，销尽百炼钢。何当解印绶，归田谢膏粱”（《闻鸮》）的感叹。
王禹偁至道元年到滁州，次年十二月移任扬州。至道三年真宗即位，诏求直言，王禹偁条陈五事，提出谨边防、通盟好；减冗兵、并冗吏；艰难选举，使入官不滥；沙汰僧尼，使疲民无耗；亲大臣，远小人等主张，都切中时弊，具有改革精神。奏疏上达，王禹偁回京复知制诰，预修《太祖实录》，直书其事。时相张齐贤、李沆不协，王禹偁受到疑忌，咸平元年（998）除夕即被贬知黄州。新君即位，自身内迁，王禹偁本想乘时有所施为，不料又无故被逐。离京前他愤然对当轴提出了“敢向台阶请罪名”的质问。次年闰三月他到达黄州，抑郁寡欢，邑政之暇，曾“作竹楼、无愠斋、睡足轩以玩意”（《小畜集跋》）。咸平四年，王禹偁奉命移任蕲州，不料到郡尚未逾月，就病死在任上，享年四十八岁。
王禹偁一生著述颇多，史学著作有《建隆遗事》、《五代史阙文》等，诗文集今存《小畜集》三十卷，作者晚年自编，因以易自筮，得乾之小畜卦，遂以名集
。《小畜外集》十三卷，其曾孙王汾所编，残存卷七至十三。以上均有《四部丛刊》本。近人徐规从《永乐大典》、方志诸书，搜集其散佚诗文若干，录存于其《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中。
王禹偁不满唐末五代以来的纤丽文风，早在宋太宗淳化元年（990）和三年所写的《送孙何序》及《五哀诗》中，就提出了改革文风的意见。在前文中，他提出“咸通以来，斯文不竞，革弊复古，宜其有闻”，认为赵宋建国三十年来德化已成，却很少有人以振兴文运为己任，这是不应该的。至道元年（995），他在《答张扶书》、《再答张扶书》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革新主张。他指出文章的功用在于“传道而明心”，为此就要有言，“惧乎言之易泯也，于是乎有文焉”。至于如何改革，他提出了“远师六经，近师吏部，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的目标。王禹偁发挥了韩愈文从字顺的传统，比柳开更加强调文风平易，而且于“传道”外，提出“明心”，于“有言”外提出“有文”，他的文学见解，对欧阳修、曾巩等人起了先导作用。
王禹偁的散文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小畜集》中的文章，包括赋、四六、古文等类。由于历代文人以能赋为荣，科举要考试诗赋，官场诏令书启习用骈文，故编纂文集多首列辞赋。王禹偁曾任知制诰，他擅长辞赋骈文，这类作品在集中占有相当数量，也有一些名篇佳句。不过他尤致力于倡导古文，不少文章写得“简易醇质，得古作者之体”（沈揆《小畜集跋》），在当时很有特色和影响。如《待漏院记》用正反对比的手法和骈散交错的文笔，揭示佞臣、庸臣和贤臣待漏时的不同思绪和心态，借以讽谕宰臣应勤政恤民，以国事为重。《唐河店妪传》描写唐河（今河北定县附近）老妪推敌兵坠井的故事，歌颂了边疆人民的机智勇敢。《吊税人场文》以虎之搏人喻官之税人，控诉了赋役的苛重扰民。《黄冈新建小竹楼记》以简洁而富于情韵的文笔，描绘了寓居竹楼所领略到的独特风光和琴棋雅趣，勾勒了一个有高情旷怀的文吏的儒雅风流。如写竹楼风光和谪居乐趣一段：
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
，不可具状。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虚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鹤氅衣，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
写来文笔优美、声情兼胜，十分耐人品味。全文意象清迥，文情摇曳，堪称是一篇雅素隽洁的抒情散文。
王禹偁秉性刚直，生当宋室初建，怀有依据儒家理想致力国事的使命感，“吾生非不辰，吾志复不卑。致君望尧舜，学业根孔姬”（《吾志》）。可见他颇为自负。然而因循现状的政局和忌直喜佞的官场，使他多次碰壁，一生三黜。他内心世界虽不免陷入矛盾郁愤之中，却仍顽强地表示：“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三黜赋》）王禹偁的性格际遇和所熏沐的传统文化心理，使他继承了优良的文学传统。“篇章取李杜，讲贯本姬孔。古文阅韩、柳，时策闻晁、董”（《寄题陕府南溪兼简孙何兄弟》），就是他的自白。在诗歌创作上他发扬了杜甫、白居易关注现实、关怀民瘼的精神，尤其倾心于白体。他儿时就喜读元（稹）白（居易）集，贬谪中更“多看白公诗”。他不仅学习白氏的新乐府体来干预社会生活，也效法其杂律诗、闲适诗以抒情、遣怀和酬赠。严羽《沧浪诗话》说“王黄州学白乐天”，是符合实际的。
《小畜集》并外集共存诗五百八十馀首，另有佚诗不足二十首。其政治诗《对雪》、《感流亡》、《竹》、《对雪示嘉祐》等，真诚地关怀民瘼，尖锐地揭露现实，严于针砭自身，与杜甫“忧黎元”、白居易“补时阙”的精神一脉相承。《感流亡》是描写一个农夫搀扶年迈双亲、提携三个幼儿去外地逃荒讨饭的情景，诗中用白描、对话和戏剧式场面，构成了一幅典型的荒年流民图。任右拾遗时所写的《对雪》是一首涵盖量很丰富的五言长诗。诗中先叙述自己同家人在京都团聚赏雪的安闲自得，继而借想象宕开思路，描写河朔民夫和守边军卒辗转穷沙冰雪中的艰难痛苦。苦与乐的鲜明对比，触发了正直官吏的深切内疚：
自念亦何人，偷安得如是！深为苍生蠹，仍尸谏官位。
謇谔无一言，岂得为直士？褒贬无一词，岂得为良史？
这种身处安乐，不忘百姓贫苦，勇于引咎自责的心声，与杜甫“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奉先咏怀》）和白居易“褐裘覆
被，坐卧有馀温；幸免饥冻苦，又无垅亩勤：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村居苦寒》）之类诗作的思想感情一脉相承，它发自一名封建时代官员的肺腑，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在贬谪期间，王禹偁多有吟咏湖山、描写谪居生涯的诗章，所谓“平生诗句多山水，谪官谁知是胜游”（《听泉》），“唯怜文集里，添得谪官诗”（《滁上谪居》），便是他的诗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白居易集有不少闲适诗、杂律诗，自谓“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与元九书》）。在这方面，王禹偁也有意师法白居易。对此林逋早有评论：“放达有唐唯白傅，纵横吾宋是黄州”（《读王黄门诗集》）。王禹偁的谪居诗，直倾胸臆，明畅如话，意态雍容。如《清明日独酌》：
一郡官闲唯副使，一年冷节是清明。春来春去何时尽？闲恨闲愁触处生。漆燕黄鹂夸舌健，柳花榆荚斗身轻。脱衣换得商山酒，笑把《离骚》独自倾。
诗于平淡中寓有深意，明写暗喻，耐人思索，在抑郁中尤能自我解脱，和白居易诗风确有相近之处。王禹偁的一些山水诗，也写得很有情韵。如《村行》：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馀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
写村行所见之景，绘声绘色。“数峰无语立斜阳”一句，尤为奇警。山峰本不能语，故云“无语”；而着一“立”字，将山峰拟人化，陡觉它们含情脉脉，虽不语而精神毕现，从而产生在平淡中见奇特的艺术效果。结句则景中寓情，回挽上句，发挥联想，韵味无穷。
王禹偁的一些绝句，也颇有特色。如《春居杂兴二首》：
两株桃杏映篱斜，装点商山副使家。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
春云如兽复如禽，日照风吹浅又深。谁道无心便容与，亦同翻覆小人心。
诗格爽畅清俊，写景中富有寓意，耐人寻味。至于他的一些佳句，如：“甘露钟声清醉榻，海门山色滴吟窗”（《寄献润州赵舍人》）、“随船晓月孤轮白，入座晴山数点春”（《再泛吴江》）、“一水漪涟媚，千岩木叶红”（《西晖亭》）、“盖圆松影密，鞭乱竹根狞”（《春游南静川》）等，均形象鲜明，动态可掬。王禹偁的诗歌，在谋篇、遣辞、造句方面，均有较高成就，所以石介评宋初文坛谓“黄州号辞伯”（《赠李常李堂》）、“黄州才专胜”（《赠张绩禹功》）；黄庭坚则称“元之如砥柱”（《次韵杨明叔见饯》）。《蔡宽夫诗话》亦云：“国初沿袭五代之馀，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从这些评价，可以察知王禹偁在当时文场的重要地位。作为宋初诗文革新运动的先导者，王禹偁不但在理论上有所建树，而且在创作上也是卓有实绩的。
北宋初期有些宗法贾岛、姚合而以描写山林风物见长的诗人，与西昆同时而略早，其诗作被称为晚唐体。这派诗人有九僧和魏野、林逋等人。
九僧是九位以诗名世的诗僧，其名始见于欧阳修《六一诗话》：“国朝浮图，以诗名于世者九人，故时有集号《九僧诗》，今不复传矣。”后来司马光在元丰初发现《九僧诗集》，他在《续诗话》中，载录了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简长、贵城惟凤、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怀古等九僧之名。九僧中惠崇诗名较著。希昼称他“诗名在四方”（《书惠崇师房》），方回亦云：“九僧之七惠崇，最为高者。”（《瀛奎律髓》卷四七）
惠崇，建阳（今属福建）人，一说淮南人。他擅长绘事，《韵语阳秋》卷十四说他“善为寒汀烟渚、萧洒虚旷之状，世谓‘惠崇小景’，画家多喜之”。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都有诗赞扬他的画艺。惠崇诗学晚唐，长于五律，善于白描，讲究句法锤锻，喜写林泉雅趣，同他的画风具有相同的特色。如《访杨云卿淮上别墅》：
地近得频到，相携向野亭。河分冈势断，春入烧痕青。望久人收钓，吟馀鹤振翎。不愁归路晚，明月上前汀。
诗写访友中宾主郊外闲步所见原野景物。首联发端于访友踏青，尾联收绾到趁月晚归，中两联写景由远而近，由无我的客观纯景写到纳入宾主行迹的主客观交融之景，画面富有层次感、立体感，下语精当简洁，充满悠闲萧散的情致。此诗第二联因截取唐人司空曙、刘长卿语合成，时人曾戏为打油诗予以讥诮。然刘攽《中山诗话》、方回《瀛奎律髓》均不以为病。其实讽咏古人诗多，偶而取为己用，只要运化得当，并与全诗融浑一体，也是无妨为佳作的。惠崇的另一首五律《赠文兆》，写自己寓居京寺的生活情景，也颇闲淡而饶有韵致：
偶依京寺住，谁复得相寻。独鹤窥朝讲，邻僧听夜琴。注瓶沙井远，鸣磬雪房深。久与松萝别，空悬王屋心。
此诗中间两联下字精稳，创境清寂，纪昀评：“中四句幽而不僻”（《瀛奎律髓》纪批）。其写斋寺生涯，也颇具特色。惠崇尝作《摘句图》一百联，刊石于长安，一时为人传诵。冯舒云，九僧诗“大抵以清紧为主，而益以佳句，神韵孤远”（《瀛奎律髓》评语）。大抵而言，工于写景，着力磨炼中间四句，诸人气韵大体相似，而变化较少，惠崇诗略可代表。《九僧诗集》已佚，九僧的某些诗作，见于《瀛奎律髓》、《宋诗纪事》诸书。今有辑本。
魏野（960—1019），字仲先，号草堂居士，陕州（今河南陕州区）人。家世业农。他生于赵宋建国之初，历经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半个世纪的承平时代，无意仕进，不求闻达；但与达官显宦多有唱酬，一时诗名颇著。尝于陕州东郊手植竹树，构建草堂，弹琴吟啸，徜徉其中。大中祥符四年（1011），真宗西祀汾阴，遣陕令召之，魏野以“资性慵拙”、“早乐吟咏”、“麋鹿之性，顿缨则狂”等为由，辞不应诏。他布衣终生，死后追赠著作郎。著有《草堂集》十卷，大中祥符初已传至契丹。后其子魏闲重编为《钜鹿东观集》。前者有《两宋名贤小集》本，后者有《峭帆楼丛书》本。
作为岩穴高人隐士，魏野气格狂放清逸，处世耿介不群。有人赠诗称他：“怪得名称野，元来性不群。”（《续温公诗话》）九僧中的宇昭《赠魏野》诗，描述他的日常生活，也有“别业唯栽竹，多闲亦好奇。试泉寻寺远，买鹤到家迟”之句，由此可以见出他的为人志趣。魏野诗多写山林生活的闲逸乐趣，如：
春暖出茅亭，携筇傍水行。易谙驯鹿性，难辨斗鸡情。妻喜栽花活，儿夸斗草赢。翻嫌我慵拙，不解强谋生。
——《春日述怀》
诗人春暖出屋，扶杖临水，周围有温驯的野鹿，矫健的山鸡，妻子手植的花卉蓓蕾初开，儿童斗草归来夸耀得胜，这充满生气的村野生活，倒反衬出自身拙于谋生的疏放脾性。诗中“暖”、“喜”、“夸”、“赢”等字体现出诗人心境的安逸惬意，三、四两联则隐寓他忘机无争、知足平和的意蕴。《书友人屋壁》也是对高人雅士日常林泉生活的真切描写：
达人轻禄位，居处傍林泉。洗砚鱼吞墨，烹茶鹤避烟。闲唯歌圣代，老不恨流年。静想闲来者，还应我最偏。
第二联以精工的对仗，写高人的生活细节，极见幽居雅兴。全篇笔致潇洒，语言简淡，充溢着冲淡闲雅、悠游自得之趣。诗人写林泉生活的佳句也颇多，如“成家书满屋，添口鹤生孙”（《闲居书事》）、“闲闻啄木鸟，疑是打门僧”（《冬日书事》）、“数声离岸橹，几点别州山”（《题普济院》）、“身犹为外物，诗亦是虚名”（《和王衢见寄》）等等，都受到时人和后人的赞赏。
魏野某些七言诗偶有壮语，如《登原州城呈张
从事》中“日暮北来唯有雁，地寒西去更无州。数声寒角高还咽，一派泾河冻不流”二联，境界也较开阔。其七绝也有明畅可诵的佳篇，如《清明》、《寻隐者不遇》等。魏野与寇准时有唱酬，据《古今诗话》载：“寇莱公典陕日，与处士魏野同游僧寺，观览旧游，有留题处，公诗皆用碧纱笼之，至野诗则尘蒙其上。时从行官妓之慧黠者辄以红袖拂之。野顾公笑，因题诗云：‘世情冷暖由分别，何必区区较异同。但得常将红袖拂，也应胜似碧纱笼。’”这则文坛雅话，既反映出封建时代尊官贱民、文以人重的人情世态，也表明魏野的诗作还时而体现出某种幽默感和讽谕性。
林逋（967—1028），字君复，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孤力学，不为章句。早年曾漫游江淮间，后归杭州，结庐西湖孤山，养鹤种梅，不娶不仕，隐居自娱，人称其“梅妻鹤子”。因以高节善诗闻名当世，一时名公钜卿多与之游，朝廷长吏亦时有馈遗。他与梅尧臣、范仲淹、陈尧佐等人互有酬唱。梅尧臣称其为人“若高峰瀑泉，望之可爱，即之愈清”（《林和靖诗集序》）。范仲淹亦以“风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寄林逋处士》）之句，赞其人品诗品。林逋曾自谓“黑头为相虽无谓，白眼看人亦未妨”（《湖山小隐》），道出他狷介乐道的个性。他清苦独身，年六十二而卒，赐谥和靖先生。林逋诗随写随弃，多有散佚，其诸孙大年掇拾所作
，编为集，请梅尧臣作序。今存《林和靖先生诗集》四卷，存诗近三百首。有《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等。
林逋是一个性喜风月、悉心诗艺的布衣诗人。他不期通显，不求荣名，唯独对写诗牵思萦虑，雅兴不衰。曾有诗云：“风月骚人业，相传能几家”（《诗家》）；“只缘吟有味，不觉坐劳神。寄远情无极，搜奇事转新”（《诗魔》）。可见他对艺术的追求和酷爱。林逋诗除赠答唱酬外，主要是写自然风月和隐居情趣。由于他结庐孤山数十年，幽雅的生活环境供给了他独特的诗料，因此杭州湖山胜景便成为他诗歌的重要主题。如《孤山寺端上人房写望》：
底处凭阑思眇然？孤山塔后阁西偏。阴沉画轴林间寺，零落棋枰葑上田。秋景有时飞独鸟，夕阳无事起寒烟。迟留更爱吾庐近，只待重来看雪天。
诗人住所临近孤山寺，他经常来此饱览湖山佳景，此诗即写由寺内端上人僧房眺望所得。全诗由“望”字生出。首联破题，点明“望”的立足点，暗示视野开阔。画轴在“望”中依次展开，层林中的佛寺，棋盘似的架田，秋空里的飞鸟，夕阳下的炊烟，处处呈现出一片幽寂萧散的意境，触发起诗人眇远幽邃的遐思。篇末收到诗人爱悦此地秋光，准备日后重来观赏冬景。诗中“孤山塔”、“林间寺”、“葑上田”，无不显示出钱塘风物的鲜明特色，而“阴沉画轴”、“零落棋枰”的巧于取譬，更引起后人的激赏和仿效。林逋笔下的钱塘风光，还善于织入诗人的自我行迹，渗透作者翛然物外的隐逸情调，《湖楼写望》、《湖山小隐》、《小隐自题》等，都是这方面的佳篇。如：
竹树绕吾庐，清深趣有馀。鹤闲临水久，蜂懒采花疏。酒病妨开卷，春阴入荷锄。尝怜古图画，多半写樵渔。
——《小隐自题》
诗人以明畅如话的语言，描绘了清幽闲静的隐逸环境，句句贯注着主人公愉悦自然、恬然自得的生活情趣。中两联景中有人，人与景融合为一，收尾借赞画而寓自赞之意，真可谓句句精妙，一气涌出，兴象深微，毫无凑泊之迹。林逋的写景佳句，如“夕寒山翠重，秋静鸟行高”（《湖楼写望》）、“片月通萝径，幽云在石床”（《湖山小隐》）、“碧涧流红叶，青林点白云”（《宿洞霄宫》）、“雪竹低寒翠，风梅落晚香”（《山村冬暮》）等等，均有一种天然雅洁的气韵，能给人以赏心悦目的画意美。
孤山盛产梅花，林逋所居多植梅畜鹤，因而他的咏梅诗尤负有盛名。方回说：“和靖梅花七言律凡八首，前辈以为孤山八梅。”（《瀛奎律髓》卷二十）其中《山园小梅》其一最为脍炙人口。诗云：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
此诗首联以“众芳摇落”反衬梅花的独占风情，颔联正面描绘梅花的形影和芳香，颈联借禽、蝶的被吸引，侧面烘染梅花的格高质美，尾联收到自身以清诗赞梅，章法严整缜密。“疏影”、“暗香”两句，虽系点化南唐江为的残句，由于改“竹影”为“疏影”，易“桂香”为“暗香”，抓住了梅花疏淡幽香的特色，且又借清溪、夜月来作衬映，这就巧妙地刻画出梅花的骨秀神清，于梅品极为切合，因而赢得了历代骚人词客的称赞。“名字不须深刻石，暗香疏影满人间”（《梅
诗话》引蜀僧居简吊和靖诗），后人凡赋梅花，往往想到林逋，如姜夔咏梅的自度曲两阕以“暗香”、“疏影”名调，即是一例。林逋其他的咏梅佳句，如“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池水倒窥疏影动，屋檐斜入一枝低”、“横隔片烟争向静，半粘残雪不胜清”（《梅花》）等，也很受人爱赏。梅花清淑贞静、孤芳自守的风韵，与林逋追求雅洁的襟怀正相契合。诗人借物遣怀，写花寄意，花品、诗品、人品浑化合一，这正是林逋梅花诗的重要特色。
林逋喜写近体，擅长五律和七律，章法细密，用笔工致。他有一首临终明志的七绝说：“湖上青山对结庐，坟前修竹亦萧疏。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这可视作他一生为人的总结。清苦自守，不慕荣利，绝不谀上邀宠，而愿在一种高逸淡远的境界中求得自我满足，这种隐士生涯和审美追求，体现于吟咏，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韵。梅尧臣称其诗“平淡邃美，咏之令人忘百事”，“其辞主乎静正，不主乎刺讥”（《林和靖诗集序》）；《宋史》本传谓其诗“澄淡峭特多奇句”；《四库全书总目·〈和靖诗集〉提要》亦云：“其诗澄淡高逸，如其为人。”这都道出了林逋诗歌的基本风调。
西昆体是北宋建国半个世纪后在馆阁文人中形成的一种新诗体
。景德二年（1005）秋，宋真宗命王钦若、杨亿等人聚集内廷藏书的秘阁编纂大型类书《册府元龟》。杨亿等人在修书期间互相唱和，另外还邀约未参加修书的张咏、舒雅、丁谓、钱惟济等参加，到大中祥符元年（1008）结为一集，由杨亿作序。杨亿把秘阁比为西北昆仑群玉山上的先王藏书府（掌故出自《山海经》和《穆天子传》），因取名为《西昆酬唱集》，今有《四部丛刊》本、《四库全书》本、中华书局出版的王仲荦注本等。集中共收录杨亿、刘筠、钱惟演、李宗谔、陈越、李维、刘骘、丁谓、刁衎、任随、张咏、钱惟济、舒雅、晁迥、崔遵度、薛映、刘秉等十七位作者的五七言律绝诗二百五十首，其中杨亿、刘筠、钱惟演的作品二百多首，占全部作品的五分之四以上，因而三人被目为西昆体的领袖人物和代表作家。他们都是富有才华、身居秘阁的文学侍从之臣。
杨亿（974—1020），字大年，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少有文才，年十一，太宗召试诗赋，下笔立成，深受嘉赏，授秘书省正字。十九岁赐进士及第。直集贤院，迁著作佐郎。真宗即位，拜左正言。后历任左司谏、知制诰、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曾预修《太宗实录》、《册府元龟》。前书八十卷，虽由钱若水主修，而杨亿独草五十六卷；后书与王钦若同总其事，其序次体例、群僚分撰篇序，皆经杨亿删定。杨亿为人耿介，天性颖悟，文格雄健，才思敏捷，喜诲掖后进，终生不离翰墨。著述甚多，今存《武夷新集》二十卷，有《四库全书》本、《浦城遗书》本等。
刘筠（971—1031），字子仪，大名（今属河北）人。真宗咸平元年（998）进士，释褐馆陶县尉。真宗、仁宗两朝，历任秘阁校理、翰林学士、尚书礼部侍郎、枢密院直学士等职。丁谓擅权，曾申请外任。参预纂修《图经》及《册府元龟》，三度知贡举。史称其“性不苟合，临事明达”。初为杨亿识拔，后与之齐名，时号“杨刘”。著述多佚，今存《肥川小集》，有《两宋名贤小集》本。
钱惟演（962—1034），字希圣，临安（今属浙江）人，吴越王钱俶之子，少补牙门将，从父归附宋朝，因博学能文，召试学士院，受到真宗称赞，诏直秘阁，预修《册府元龟》。后迁翰林学士、工部侍郎、枢密副使。仁宗即位，拜枢密使。后被劾落职，判河南府。钱惟演趋附权势，希冀进用，颇受讥议。但他家富图籍，雅好读书，与杨、刘齐名，喜奖掖后进，一时文士多出其幕府。
杨、刘、钱三人在文学上主要以创作和倡导西昆体著称。西昆体的一般特点主要是：其一，取材于翰院文士的日常生活和个人雅趣，多为唱和、赠答之作，往往数人同咏一题，所谓“更迭唱和，互相切劘”。其二，全写近体，讲究音节铿锵，词采妍丽，对仗工整，组织精致，锻炼时有新警之处。其三，取材博赡，典实密丽，但诗意晦涩，有饤饾堆垛之嫌，乏清虚爽畅之韵。其四，标榜仿效李商隐，刻玉雕金，织锦编绣，“研味前作，挹其芳润”，流香艳于行间，一以细腻风流为贵。
不过西昆体不同于初唐的应诏、应制和内廷贵家的园林宴集之作。它并不一味地歌德颂圣、铺陈华筵和流连风月，酬唱集中也有述怀诗，如杨亿的《受诏修书述怀》、《偶怀》、《怀旧居》等诗及刘筠的和作，都表达了一种警觉宦海风险，希图功成身退的志趣。两人都是性情耿介、颇尚风节的文人，联系当时的官场矛盾，可以感到诗中所流露的情怀是真实的。集中的咏史之作较多，如《始皇》、《汉武》借铺陈嬴政、刘彻崇信巫术方士、祈求成仙长生故事，批判统治者的昏聩虚妄：“儒坑未冷骊山火，三月青烟绕翠岑”、“相如作赋徒能讽，却助飘飘逸气多”，语含讥讽，寓意深长。《南朝》、《明皇》描写南朝君主沉湎佚乐、荒淫无度和唐玄宗居安忘危、招致安史兵乱的故事，为统治者提供历史鉴戒：“步试金莲波溅袜，歌翻玉树涕沾衣”、“河鼓暗期随日转，马嵬恨血染尘腥”，精美的对句，深蕴着耐人寻绎的历史教训。咸平、景德间，朝廷日趋奢靡享乐，知枢密院事王钦若等又迎合邀宠，怂恿真宗皇帝崇信符瑞，封禅泰山，杨亿等人摄取这些历史故事，更迭酬唱，是有其现实针对性的。酬唱集中《无题》、《代意》，杨、刘、钱等均有和作，他们步武李商隐，熔铸事典，精选词采，借朦胧之兴象，发幽隐之情思。如“桂魄渐亏愁晓月，蕉心不展怨春风”（杨亿）、“纨扇寄情虽自洁，玉壶盛泪只凝红”（钱惟演）等，都给人以意象婉美，雕绣满目之感。杨亿的一首《代意》可作代表：
梦兰前事悔成占，却羡归飞拂画檐。锦瑟惊弦愁别鹤，星机促杼怨新缣。舞腰罢试收纨袖，博齿慵开委玉奁。几夕离魂自无寂，楚天云断见凉蟾。
前四句用四个典故，铺陈佳人被弃被疏的痛苦悔恨，后四句描述佳人孑然独处的空虚孤寂。在丽词工对的诗句中，流动着悲凉哀怨的幽情。全诗倾入了诗人对薄命佳人不幸际遇的同情，又仿佛曲折地透露了才人志士遭忌失时的悲伤。这类诗的幽隐缜密、隐约朦胧，与李商隐诗颇有仿佛之处。酬唱集中的咏物诗，如《泪》、《梨》、《萤》等，多数铺排典故，刻镂物象，拘于形迹，意蕴单弱，价值不高。钱惟演的七绝《对竹思鹤》（见《能改斋漫录》卷一一），立意清超，韵致疏淡，有借客观物品寓一己情操的意向。只是钱氏的为人，与该诗末句“尽是人间第一流”的啸吟颇不相称，不能不令人惋惜。酬唱集中也有触及宫帷隐秘以期引起朝廷训戒的《宣曲》诗。宣曲是汉宫名，杨亿诗由“宣曲更衣宠，高堂荐枕荣”发端，以五言排律铺写历史上宫帷掌故、帝王与宫妃的淫秽故事，成二十二韵。刘、钱二人都各有和篇。当时真宗曾有召幸乐伶、宠妃荒政之事，他们咏唱宫帷艳事，意涉影射，因而触怒真宗，遂于大中祥符二年，下诏禁止浮艳文体。
总之，西昆酬唱的诗作除吟咏内廷文学侍臣的优游生活外，也不乏宣泄诗人真情实感和讽谕现实之作。在艺术上，西昆首领吸取李商隐的精整工切，仿效其无题诗的隐约朦胧，对增进诗歌语言的幽邃性、凝练美不无意义。但由于西昆诗人的生活内容毕竟失于贫乏，又过于弄斤操斧，常以切对为工，以编织故实争胜，流入为文造情一路，在诗坛上不免产生消极影响。《四库全书总目·〈西昆酬唱集〉提要》说：“其诗宗法唐李商隐，词取妍华而不乏兴象。效之者渐失本真，惟工组织，于是有优伶
撦之戏。”这就比较公允地指明了西昆的得失。西昆体在宋初影响很大，“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六一诗话》）。所以黄庭坚把杨亿与王禹偁并称：“元之如砥柱，大年若霜鹗。王杨立本朝，与世作郛郭。”（《次韵杨明叔见饯十首其七》）单从当年在文苑所产生的影响来说，这样的评论是有一定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