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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一百六十馀年，可以神宗登位变法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由开国（960）到英宗末叶（1067）约百馀年，是政治上大体稳定、经济上向上发展的时期。由太祖、太宗到真宗，历朝垦田数不断递增，手工业、商业和海内外贸易都有相当发展。随着中原统一局面的形成和社会经济的繁荣，统治者歌舞升平、宴安享乐之风蔓延。然而承平稳定的社会表象，毕竟掩盖不了内外矛盾的迅速增长。宋朝对辽、夏的转攻为守，特别是真宗景德元年（1004）、仁宗庆历四年（1044）两次轻易地允诺向对方纳币求和，加重了宋朝外部的经济和政治威胁；官冗、兵冗、财乏、军弱等新弊端的逐渐形成，豪门富商兼并聚敛的日益加剧，又促成了社会内部机制的动荡不安。内外矛盾的纷至沓来，使敏感的士大夫知识层产生了忧患感、危机感，意识到不能再一循旧章地苟安下去。因而从真宗嗣位以来，朝内就出现了各种挽救危机的议论，而到仁宗时代，呼唤变革更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潮流。如真宗咸平初，王禹偁就指出“兵威不振，国用转急”的现状，柳开也提出了“若守旧规，斯未尽善，能立新法，乃显神机”（《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的见解。仁宗时，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都主张革新政治，富弼在奏章中认为“朝廷自守弊法，不肯更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三），必将有严重后患。北宋前期是社会生活由相对稳定到多重矛盾渐趋显露的时代，也是地主阶级中有识之士改革呼声日益高涨的时代。
北宋前期文学同这种社会潮流相呼应，其发展主线大体上经过了由承传前代馀风，到呼唤革新和完成蜕变的漫长过程。而各体文学的演进，又是不能不受着它们自身的前行发展状况所影响和制约的。
晚唐五代艺术好尚趋向娱情和唯美，文字讲究骈俪，内容多写游冶和艳情。所谓“镂玉雕琼”，“裁花剪叶”，温（庭筠）李（商隐）韩（偓）欧（阳炯）等人的作品都代表这种风尚，时人称之为“今体”。五代牛希济的《文章论》就曾批评今体“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宋朝建国后，基本上沿袭了五代馀绪，由五代入宋的作家如徐铉、宋白等人，文风大都趋于绮丽。
“今体”的泛滥，必然激起文人的不满，宋太祖时，梁周翰等人即以习尚淳古而著称。《宋史·梁周翰传》说：“五代以来，文体卑弱，周翰与高锡、柳开、范杲习尚淳古，齐名友善，当时有‘高、梁、柳、范’之称。”四友中以柳开影响为最大。他以继承韩、柳自任，大声疾呼地倡导古文。稍后，王禹偁继续呼吁文风改革，太宗淳化初，他在《送孙何序》中明确宣称：“咸通以来，斯文不竞，革弊复古，宜其有闻。”他不仅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主张，还创作了不少平易晓畅的优秀散文。柳开、王禹偁的发难，揭开了宋初古文运动的序幕，但未能引起普遍持久的社会反响。在真宗即位不久的咸平中期，柳开、王禹偁相继去世，文坛时尚受到秘阁文臣影响，与杨（亿）刘（筠）风采相契合的“时文”遂称盛一时。欧阳修在其《记旧本韩文后》中回忆道：“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愈）文者。”这说明景德以来的二三十年间，古文的创作又进入了冷寂的低谷时期。在时文风行年代，能够独立不倚、坚持致力古文者是山东的穆修。穆修在大中祥符二年（1009）第进士时，已三十八岁，天圣末年故去，创作活动历时不久，“于是时独以古文称”（《宋史·穆修传》）。虽有一定影响，毕竟难以改变一时潮流。
宋仁宗即位后，随着政治弊端和社会矛盾的显露，士大夫中更革时弊的要求渐趋高涨，改革文风的意识也随之日益增强。天圣三年（1025），范仲淹进《奏上时务书》，从敦厚风化的角度，提出“兴复古道”，“以救斯文之薄”的主张。接着于天圣七年（1029）、明道二年（1033），朝廷两次下诏申戒浮华，提倡散文。文人的呼吁，朝廷的倡导，浓化了文风改革的气氛，为古文家的接踵涌现创造了条件，从而促进了古文运动的发展。这时有影响的作者有范仲淹、尹洙、石介、苏舜钦等人。他们的创作活动大体在仁宗即位后的二十馀年间，基本上沿着柳开、王禹偁开辟的道路前进，大都以重道、致用、尊韩、崇散相号召。范仲淹除亲自撰写散文外，还从改革家的立场，着意于以行政手段支持文风改革。尹洙曾与穆修交游，力为古文，“其文严谨，辞约而理精，章奏疏议，大见风采”（范仲淹《尹师鲁河南集序》）。石介抨击浮靡文风更为激烈，扩大了古文运动的舆论攻势。苏舜钦天圣时期曾从穆修游，后更不顾时人非笑，致力于古文的写作。继续循着这一轨迹前进，把古文运动推向高潮，从而为宋代散文的成熟奠定了坚实基础的，是被称为宋代韩愈的欧阳修。欧阳修的写作生涯主要在仁宗、英宗两朝，前后近四十年，他既有平实切要的散文主张，又撰写了大量具有鲜明风格的各体散文。如果以庆历年间的《朋党论》、《醉翁亭记》等作为欧阳修散文创作高度成熟的标志，那么，嘉祐二年（1057）他主持礼部贡举时所采取的有关措施，则是利用科举考试来扭转科场文风的成功尝试
。欧阳修主盟文坛以来所作的出色贡献，使宋代古文运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北宋古文运动的显著特点，是文风改革与政治改革紧密呼应，古文运动在政治力量的支持下形成高潮。当时的散文家大多是政治改革家或与政治改革派有联系的知识阶层，他们通常以赵宋王朝的效忠者自任，由时代的使命感和忧患感酝酿胎息而生成一种以改良谋富强的进取意识。这就增强了宋代古文与现实政治的联系。宋代古文家基于载道致用、垂教移俗的儒家正统文学观，要求文人能本于人伦，辅翼教化。他们以伦理的、政教的实用功能性，来与享乐的、唯美的纯情文艺好尚相对抗，这一方面使某些古文不免带有伦理说教色彩，另一方面却也唤起了一些作家正视现实、干预政治的意识，从而推动了部分反映现实、指斥时弊的优秀作品应时涌现。宋代文章革新是在“革弊复古”的口号下进行的。它要革除的是声律时文的弊病，而要复兴的是唐代韩、柳古文。它一开始就打出了尊崇韩、柳的旗帜，继而沿着韩、柳开辟的道路，着重发展了韩、柳自然平易、文从字顺的传统。在某种意义上说，宋代古文运动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复活和继起，经过了宋人的努力，韩、柳所倡导的散文才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彻底的胜利。
北宋诗的嬗变历史与文相通。古文运动的前驱王禹偁诗文俱工，他提出“韩柳文章李杜诗”的口号，最早主张诗尊李、杜。当时李、杜诗并不为人所重。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约六十年间，诗歌主要承袭中晚唐。方回说：“宋
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送罗寿可诗序》）白体学白居易，诗风平易晓畅，作者有李昉、徐铉、王禹偁等，以王禹偁成就为最大；晚唐体学贾岛、姚合，以清逸幽隐为归，作者有“九僧”
、林逋、魏野、潘阆等，九僧和林逋可为代表；昆体学李商隐，辞采密丽精工，杨亿、刘筠是这一派的领袖。大致白体诗流行最早，作者不少为由五代入宋的诗人，今存最早的白体唱和诗集《禁林宴会集》，系太宗淳化二年（991）苏易简、毕士安、梁周翰、李昉、张齐贤等于翰苑观赏飞白御书而作。晚唐体的流行差不多与白体同时，“九僧”年辈略与王禹偁相近，魏野、林逋的生年也早于杨亿、刘筠。西昆体的兴起在真宗景德年间，其酬唱诗结集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由于主要作者身为文学侍臣，供职翰院，为一代风雅所系，加之他们以富赡的辞采咏唱华贵的帝都生活，恰与开国不久宴安升平的气氛相契合，遂使昆体耸动天下，风靡一时，在宋初诗派中兴起最晚而影响最大。西昆体的过热流行及其末流的偏弊日甚，必然会引发诗界内部反对声浪的涌起，加之仁宗时代政治改革浪潮日益高扬，这就促进了诗歌的矫弊和创新。
仁宗、英宗两朝四十馀年，是诗坛上针对西昆的偏弊而创新诗风的时代。这时从舆论上痛诋西昆而造成广泛影响的是石介，以创作实绩而显示出宋诗独立面目的，是苏舜钦、梅尧臣和欧阳修。苏舜钦在《石曼卿诗集序》中说：“国家祥符中，民风豫而泰，操笔之士，率以藻丽为胜。”这显然是针对西昆而发的。他于景祐年间校辑杜甫别集，感叹杜诗“不为近世所尚”（《题杜子美别集后》）。他写诗发扬杜诗关注重大时事的传统，而摒弃了一味追求藻丽的风尚。梅尧臣于天圣九年（1031）调任河南县主簿，他同任职于西京留守钱惟演幕府的欧阳修、谢绛等人结为诗友，相互酬唱，一时间使洛阳成了诗歌创作的一个中心。他们这时虽未提出矫正昆体的口号，但已经开始了改革诗风的创作实践。以后随着政治改革斗争的激化，他们以诗歌干预现实的意念更加自觉。梅尧臣于庆历年间所写的几篇有名的论诗诗，鲜明地揭橥了革新派诗人的创作旨趣。苏诗激情坌涌，梅诗覃思清切，各擅其长，齐名一时，深受欧阳修推重。欧阳修诗坦易疏畅有似李白，而议论英发处则于韩愈为近。北宋诗到梅、苏、欧三家，已洗尽了浮艳积习，完成了诗风改革。叶燮《原诗》云：“开宋诗一代之面目者，始于梅尧臣、苏舜钦二人。……自梅、苏变尽昆体，独创生新，必辞尽于言，言尽于意，发挥铺写，曲折层累以赴之，竭尽乃止。”叶梦得《石林诗话》说：“欧阳文忠公诗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可见变尽昆体而显示出宋诗独立面目者，始于梅、苏、欧三家。
北宋前期诗歌的革新历程，与古文运动相似，它随着政治改革的深入而发展，革新派诗人的创作观念也与古文家波澜莫二。革新派诗人大多是主张文风复古的古文家，如王禹偁、苏舜钦、欧阳修等人都是诗文兼擅的。以此，他们对创作大抵强调发扬风雅美刺等观照现实的诗歌传统，以诗歌作为“正始雅音”来参预政治改革的意识也比较自觉。不过诗歌风格的演变与古文着重发展韩、柳文从字顺的一面而走上坦易明畅的路子有所不同，它以杜、韩为主要师法对象而走向了深窈奇崛一途，在承传变化唐音的基础上创造了与唐诗韵味迥异的宋调。
宋初词作沿着晚唐五代开辟的方向发展。晚唐五代词，以小令写艳情，风调缠绵，趋于唯美。温庭筠和西蜀的韦庄等其他花间词人，南唐的冯延巳和李中主、李后主，形成了两个词作中心。宋初词家大都承传西蜀和南唐。晏殊和欧阳修受南唐冯延巳影响最大，张先则颇具温、韦风情。晏殊的创作活动历真宗、仁宗两朝，他以太平宰相染指于小词，内容多写艳情闲愁，词格风流闲雅、温润秀洁，不减当年冯延巳，被前人视为“北宋倚声家初祖”。欧阳修是正宗的文章大家，但也爱填小词，词作除写景感怀外，其丽情柔语不逊于南唐，故词作有时不免与冯延巳《阳春》词相混。清人冯煦谓：“文忠家庐陵而元献家临川，词家遂有江西一派。其词与元献词同出南唐，而深致则过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张先是长寿词人，长晏殊一岁，享年却比晏殊多出二纪，先后与晏殊、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均有交往。他年届八十犹狎声伎，作词至老不衰。其词多写艳情离思，也借闺怨寄托幽怀，韵味隽永，妙句迭出，在北宋前期词向后期发展中起着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晏、欧、张等人于承流接响中各有所独诣，但大体不出于香艳范围。正如吴梅所云：“大抵开国之初，沿五季之旧，才力所诣，组织较工，晏、欧为一大宗，二主一冯，实资取法，顾未能脱其范围也。”（《词学通论》）这种香艳之作既是五代馀风的延续，又是与宋初上层文人宴游逸乐、歌舞升平的社会环境相适应的。
与此同时，词坛上崛起了一种以柳永为代表的俚俗新声。柳永的时代与晏殊相当。晏殊十四岁以神童被荐入朝，仁宗初年便以朝堂重臣身份领袖一代风雅。柳永成名则更早，其词作在真宗朝即已流传。柳永在民间俚曲的影响下，大量创作慢词，拓展了词的内容，丰富了词的技法，特别是反映了与士大夫情趣颇为不同的市民意识，使词风为之一变。宋翔凤云：“慢词盖起于宋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席，竞赌新声。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乐府馀论》）这说明柳词是与欧、晏词迥然不同的另一种社会环境的产物，其流行在仁宗时，它的出现为宋词开拓了新天地，标志着宋词发生了一次大的嬗变。
词学观念与诗文全然不同，词体演进也走着不同的路径。词从民间走向文人，经晚唐五代完全变成了剪红刻翠的“艳科”文学。文人们把诗文视为载道言志的“经国大业”，而把词则看成娱宾遣兴的“艳科小技”。赵宋建国之初，统治者一面整肃纲纪，强化儒学伦理统治，一面又自恃承平，鼓励臣下多置歌儿舞女“厚自娱乐”。适应前者，经纬治道的诗文不免日益伦理化政治化；适应后者，追欢助兴的小词不妨吟风玩月，沉浸艳情。由此艳词不仅风行词苑，且可流布禁省，而代表作家，既有雍容儒雅的一代宰辅，又有反对华靡的文坛巨匠。上层文人以诗文言志议政寄托经国宏猷，而把感性人欲、风流艳情、游冶享乐，倾洒于词体之中。这就形成了伦理理性内容和个性感性情思向不同文学体制析轨分流的情势。与诗文以复古为革新，以现实的政教目的取代现实晏乐和纯情的旨趣不同，北宋前期词在风行于上层文人殿堂的同时，被柳永引向了市井。柳永的出现，使词由醇雅走向俚俗，由小令繁衍制作出大量慢声，由豪门华筵间贵族戏谑之资，演变成为青楼歌馆中市民享乐之具。词的“侧艳小技”地位并未改变，所不同的是渗入了一些市民意识和里巷风调。诗文经过复古，其体益尊，其风貌愈加醇雅；词体由晏、欧到柳词的演变，则更加世俗化，更加增益了反禁欲的享乐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