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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历来我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者，大都认为唐、宋两代文学最为辉煌。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宋代不仅是一个很有特色的王朝，其文学也有它自身的独特面貌。
宋代分为北宋（960—1127）、南宋（1127—1279）两个阶段，共计三百二十年，国祚之长，秦代以后，仅次于汉（四百零九年），超过了唐（二百八十九年）、元（八十七年）、明（二百七十六年）、清（二百六十七年），约占封建社会历史的七分之一。在这一历史时期里，也先后存在过辽、西夏、金及元等其他兄弟民族建立的若干政权。辽、金统治者常称宋为“南朝”，宋则往往称辽、金为“北朝”，所以从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这又是一个南北朝互相抗争、对峙和各兄弟民族之间互相影响、融合的时代。元人修撰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史时，将宋、辽、金三史并列，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宋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宋代文学承先启后，又具有鲜明的独特风貌，无论就其总体成就还是各体文学的实绩而言，都足以与唐代文学后先辉映。后人言及我国文学，总是唐宋并称，诗、文、词皆是如此。宋代诗歌继承了唐诗的传统，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都有所开拓创造，出现了许多流派和优秀诗人，形成了与唐诗显著不同的特色，对后代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清代更引起了尊唐宗宋之争。宋代散文在继承唐代古文运动的基础上也有所发展创新，并以其显著的成就和重要的特色在我国散文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词更是宋代最具代表意义的文学样式，它渊源于唐五代，至两宋而发展成全盛的局面。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前代仅具雏形，到了宋代，又有了长足的进步，并且直接影响元代以迄明、清，因此后人又往往并称宋元话本、宋元戏曲。文学批评方面，不仅著述繁富，其内容和形式也都能扩大和深化前代的积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宋代文学的繁荣，是有着许多错综复杂、既带普遍性又具特殊性的背景和因素的。这些背景和因素的交互作用，促使宋代文学经过逐步演进、变化等一系列曲折的历程，最终形成了一个颇有异于前代的总体风采。下面着重论述宋代几个带有自身特点的历史背景及其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
第一，宋代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这是宋代开国之君吸取了从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这二百零五年间藩镇割据、国家分裂的历史经验的必然结果。在军事方面，为了彻底改变“方镇太重，君弱臣强”的状况，宋太祖于建国之初，首先就将禁军的统兵权集中到皇帝手中，又通过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枢密院掌握了调兵权，同时还用文臣取代武将以为藩镇，将各州的强兵升为禁军，使地方厢兵徒有虚名。在政治方面，为了分散大臣的权力，中央实行的是政事堂（中书）与枢密院“对掌大政”的“二府”制，宰相是行政首脑，枢密使是军事长官，而地位仅次于二府宰执的三司使则是财政方面的负责人。与此同时，中央又设有御史台和谏院，控制言路，弹劾大臣，最后裁决权也归于皇帝。在地方上，路设有漕司、宪司、帅司、仓司四个机构，其中漕、宪、仓三司长官负有监察州、县官员的职责，通称为“监司”。州设知州，又设可以直接向皇帝奏事的通判，使之互相监视、牵制。至于对外政策，则由于开国之君全力防止内部政变，加之收复燕、云的两次战役均告失败，故在宋初即已形成“守内虚外”的指导思想，其后一直被奉为“祖宗之法”，对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侵扰，基本上都是采取守势。在经济方面，宋初便下令各州赋税收入除支度给用外，“悉辇送京师”，由皇帝直接掌握；又特设转运使管理各路财赋，务使“外州无留财”。另一方面，同前代许多封建王朝一样，为了恢复生产，繁荣经济，巩固政权，宋廷也采取了招集流民、奖励垦荒、兴修水利、改善工具、提高技术等一系列措施，特别是让封建的租佃制取代人身依附关系很强的部曲佃客制，以提高佃农的生产积极性。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和商业也逐步繁荣起来。
采取上述方针政策的结果，一是军事上的孱弱，不仅燕、云十六州未能收复，而且外患频仍，辽、西夏、金和蒙元相继骚扰、蚕食、吞并宋地，以致慨叹国耻国难、表现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也就不断涌现出来，这是宋以前文学所不曾有过的现象。二是生产的迅速恢复、发展，推动了经济的繁荣，从而使得商品交换关系空前活跃，城市人口大大增加，市民阶层进一步壮大，许多大都市更加繁华，这些都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生活素材，有力地促进了歌词、话本、戏曲等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的文学样式的兴盛发展。与此同时，为了防边而不得不大量增加军费（特别是冗兵的粮饷），为了绥靖甚至屈服于少数民族政权而被迫支出数以十万计的岁赐、岁币、岁贡，为了维持皇室的奢靡生活和官员的优厚俸禄又需要花费更可观的钱物，政府便千方百计地向广大劳动人民榨取钱物，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数不胜数，可谓“取财于万民者不留其有馀”（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五“宋制禄之厚”条）；加之准许土地自由买卖之后，不断的兼并和残酷的地租剥削，迫使农民不得不起而抗争，以致从宋代开国初期直到北宋灭亡，人民起义的烈火不断在燃烧，从局部地区蔓延到较大范围，从小股暴动演变为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南宋时期，民族矛盾虽然上升为主要矛盾，但因继续加重的赋税剥削集中落到了南方人民身上，起义仍然频繁而广泛。在这一背景下面，宋代文学作品中反映阶级矛盾、同情人民疾苦的内容，也就比前代更加丰富、深刻。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愈演愈烈，使得许多有识见的士大夫知识分子深感危机的严重，他们迫切要求改革，不仅见诸行动，而且奋笔为文，或与保守、反动的官僚进行斗争，或向集大权于一身的皇帝进献诤言，为求说理明晰，论证有力，文字风格就必须变艰涩险怪为平易畅达。两宋期间之所以出现众多气势充沛、说理透辟、文字流畅的政论散文，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二，宋代又是一个非常尊重知识和优待知识分子、十分重视文教事业建设的封建王朝。这是最高统治者始终执行“重文轻武”亦即“兴文教，抑武事”这一方针政策的又一必然结果。宋代初年，便非常注重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一是大大增加制举考试录取的人数，并且以皇帝特恩的名义取士，由皇帝亲自召见考试合格的举人，甚至由皇帝亲临“殿试”录取士子。这些都是前代从未有过的网罗、笼络人才的特殊措施。二是由政府兴办培养人才的学校，京师学校皆隶属于国子监，其名有十，以国子学和太学最为重要。仁宗庆历四年（1044）以后，又下令地方大量兴办州学县学。受此影响和鼓励，私人讲学的书院也纷纷建立，著名的即有石鼓、岳麓、白鹿洞、应天、嵩阳等，讲学者多为名儒硕学，所以也培养出不少人才。三是给予士大夫知识分子很高的政治待遇和优厚的俸禄。宋太祖曾立誓碑，内容之一就是誓不诛戮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两宋三百馀年间，历朝皇帝也确实极少直接下令处死过士大夫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取士，“名卿钜公，皆由此选”，从而使文人掌政成为宋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特色。至于俸禄之厚，赏赐之多，前代也无法比拟，这在《宋史·职官志·奉禄制》中有着非常具体的记载，所谓“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赵翼《廿二史札记·宋制禄之厚》），确非夸大之辞。在文化事业建设方面，北宋初年便兴建崇文院收藏图书，仁宗庆历元年，王尧臣、欧阳修等人奉敕撰成《崇文总目》六十六卷，收书凡三万六千六百六十九卷。靖康之变，内府藏书荡然无存。宋室南迁后，又极力访求图书，至孝宗淳熙间，成《中兴馆阁书目》二十卷，著录图书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宁宗嘉定年间，复成《中兴馆阁续书目》三十卷，著录淳熙以后所得图书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影响所及，私人也开始著录图书，著名的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宋代文化事业建设中尤足称道的是《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四大书以及《资治通鉴》的编纂，它们涉及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其规模不仅远迈前代，也为后世树立了良好的典范。在这种浓厚的文化气氛中，各种类型的私人著述大量涌现；而由于印刷术的突飞猛进和出版商的应运而生，这些著述便更能得到广泛流传，为士大夫知识分子研习学业，创造了方便的条件。以上这些背景和因素，对宋代文学的繁荣影响极大。学而优能仕，仕而可以获得很高的俸禄，这就促使人们奋发读书，以求一第，知识分子的队伍便迅速庞大起来。因为俸禄甚丰，许多士大夫得以家蓄歌伎，享受声色之乐，于是最适宜反映他们流连光景、富贵绮靡生活的艳体歌词也因之得到迅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各种文化建设事业的繁荣，从总体上来看，更使宋代的知识分子在学识的广度和深度上超过前代，许多作家之所以能在他们的作品中创造性地博采广收前人文学之所长，大量而熟练地运用古书中的成语典故，不管是叙事、抒情、议论，都能做到笔之所至，曲随人意，就是建筑在这一坚实基础之上的。众所周知，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乃至陆游、辛弃疾等人，向以知识渊博而为人们极口称颂，而欧阳修这样的大作家当时却竟然有人讥讽他“不读书”，即此一端，已可见宋代知识分子腹笥之富和对知识的重视。还值得一提的是，历代文人相轻的陋习在宋代知识分子中似乎已有较大的变化。人有所长，交口称誉，对志同道合的朋友、同僚是这样（如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对政见不合的朋友、同僚也是这样（如苏轼与王安石）。倘若文学主张不同，审美情趣各异，那也大都是通过文章来展开论辩，诉诸说理，极少人身攻击乃至大兴文字之狱（涉及政治的“乌台诗案”是极个别的例外）。在这种学术的氛围中，唐代知识分子间那种座主与门生的密切关系，到了宋代，已显然被文学集团、文人群体所替代，北宋的欧、苏、梅，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及江西诸子，南宋的四灵、江湖诗人词人群，乃至许多诗社、词社，都是在文学共同兴趣的基础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结成或十分紧密、或相对松散的群体，对文艺创作进行认真的交流、切磋和探讨。而在同一文学群体之中，也决不是强求一律，例如欧、苏、梅三人的诗风显然不同，江西诗派“三宗”的诗作也互有同异，苏门四学士对苏轼更不是亦步亦趋等等。宋代文学各个领域之所以出现众多的流派和风格，从而促进了文艺创作的繁荣，从这里也不难窥见一些消息。
第三，宋代还是一个十分重视“统系”，同时又是学术思想活跃、思辨能力空前发展的封建王朝，这就是在政治上强调“正统”，在思想上强调“道统”，在文学上则强调“文统”。宋王朝在各个领域大大强化了中央集权，防止任何人“与人主争黔首”（王安石《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竭力“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王安石《乞制置三司条例》），这种政治概念渗透了宋人的意识，变成他们思想里的一个前提。加之先是燕、云未复，后是中原沦丧的现实，更使得孔子以来“尊王攘夷”和溯源于《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
，以及“天下只此一家，古今相传一脉”（钱锺书先生语）的一统观念，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和深化。自宋初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鼓吹尊重朝廷，真宗朝官修的《册府元龟》严别正闰，到欧阳修的《正统论》（上）企图“合天下之不一”，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强调“使九州合而为一统”，以至南宋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之以“统系”为核心所阐发的正统历史观等等，都足以说明宋人正统观念的强烈。这种观念在作家思想上的反映，就是对王朝的高度忠诚，以及与之互相拍合、互相作用的强烈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反映在文学作品中的，则又同忧患意识，爱国精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兴利除弊的政治愿望和政治要求交织融合，密不可分。宋代文学（特别是诗文）在言情之外尤偏重于议论，说理，除了其他多种原因之外，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宋代整理了国家机器，也需要一个哲学体系来为它服务，“理学”（即“道学”）
就是满足这个需要而产生的理论系统。宋代理学家特别强调道统，总是以继承孔、孟道统自居。其后朱熹又以周敦颐和二程上接孟轲，自己则上接周、程。在这一统系中，韩愈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人物。值得玩味的是，宋代的道学和宋代的文学都承继韩愈，但它们却大异其趣。宋代文学复古运动的首倡者柳开提出了他的道统、文统合一观：“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应责》）韩愈是重道的，所以宋代文学家喜欢在作品里说理以至说教；韩愈也是讲文的，其主要成就在文不在道，因此宋代文学家主要还是在文的方面承绪韩愈的衣钵，只不过沾染一些议论、言理的学究气而已。宋代道学家则恰恰相反，他们强调的只是道统，认为韩愈虽然讲道却颠倒了文和道的位置，从而由主张“文以载道”走到文可以“害道”的极端，抛弃了韩愈讲文的传统。正因为如此，宋代道学家写作的大量文章，基本上都是质木无文的哲学讲义和理论教条，它们充斥于宋代文坛，却很难被视为文学作品。如上所述，宋代文统的观念是从宋初散文的复古运动发端，由理论而充实、完成于创作实践的。在诗词创作领域中，也同时存在着统系的观念。例如江西诗派有一祖三宗之说，强调继承杜甫、步武黄庭坚的统系；永嘉四灵标榜“二妙”，以贾岛、姚合为指归；歌词创作则是一味承绪西蜀、南唐，强调词“别是一家”（李清照语），以婉约为“正宗”，而视苏轼豪放词为“别调”，“要非本色”（陈师道《后山诗话》）；等等。然而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的，特别是在宋代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激烈和文化气氛非常浓厚的背景下，哲学和文学领域中的非正统、非主流的思想和作品也随之出现。与道学家理论相驳难的以陈亮为首的永康学派和以叶适为首的永嘉学派的崛起，是哲学领域中的突出例子；与江西诗派对立的以四灵、江湖诗人为代表的晚唐体的产生，是诗歌创作中的突出例子；而与婉约派相抗衡的以苏轼、辛弃疾为主帅的豪放派的发展壮大，则是宋词发展过程中的突出例子
[1]
。对立统一的法则在宋代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作用，在这些方面表现得更加突出，更加生动。宋代思想领域中还必须提到的一个现象是儒道释三者的融合。以理学而言，它虽标榜为儒家正宗，其实却是子思、孟轲学派以至汉代董仲舒神学、魏晋南北朝玄学和佛学的大杂烩。周敦颐、邵雍被目为道教化的人物，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一派又被后人直指为禅学，是并非毫无根据的。道学家师弟传授的文字常常采用语录体，也是仿效唐以来僧徒记录师语的形式，如《宋史·艺文志》著录的程颐《语录》二卷、朱熹《语录》四十三卷等。类似情况在宋代一般士大夫文人中也表现得较为普遍。王安石诗喜欢用佛典道书中的典故来讲当前的情事；苏轼在诗文中大量运用佛老的语言事典；黄庭坚诗不仅“多用释氏语”（《说郛》卷二〇载吴萃《视听钞》），而且善于将禅家的“机锋”手法加入韩、孟的句法之中；范成大诗承袭江西习气，是黄庭坚以后、清钱谦益以前用佛典最多、最内行的著名诗人；辛弃疾喜掉书袋，词中也同样常用佛老的事语。这些都是较为突出的例子。尽管佛老思想未必都能真正深入他们的骨髓，但对其创作的影响则斑斑可见。宋代从事文学创作的释子道流也不乏其人，九僧、惠洪、葛长庚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就其大体而言，文人禅学化、释道文人化的倾向在宋代是较为突出的。禅学对宋代文学批评的影响更不容忽视。陆游论诗曾借用佛经里的比喻和禅宗的口号；杨万里认为江西诗派好比“南宗禅”，是诗里最高的境界（见其《江西宗派诗序》、《江西续派二曾居士诗集序》、《送分宁主簿罗宠材》等）；宋末严羽《沧浪诗话》这部以禅喻诗的重要文艺批评著作的出现，则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第四，两宋时期，汉民族和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同时存在，它们在军事上对立、抗衡，在文化上则互相影响，互相融合。辽、金上下风俗习惯的逐渐汉化自不待言，即以文学而论，汉文文学都是它们创作中的主流，使用其本民族文字的作品则本来就很少，流传下来的则更是寥若晨星。在著名的作家中，汉族同样居于多数，而少数本民族作家（包括两朝的最高统治者）的作品也大都使用汉文，在艺术上接受汉文学的传统，取法于汉民族的作家作品。总之，南学北渐、汉族人才为少数民族所用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汉族作家中，有的本籍北方，有的原来就是宋臣（如宇文虚中、高士谈、吴激等）。他们的创作，或瓣香苏轼、黄庭坚等北宋诗人，或以唐人为学习对象。可见南北文化的融合，特别是文学艺术的交流，主要还是南方影响北方，汉民族影响少数民族。这些都同南北朝时期的情况相似。但南北朝时，南方汉族作家到北方的仅有庾信、王褒、颜之推数人，这种融合和交流，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来说，都不能与宋代相比拟。当然，辽、金两代一些少数民族作家也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他们的作品同样以其特色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而入于北朝的汉族作家，如果没有北方大地和北方各族人民的哺育，也不可能创作出有价值的作品来。从这一角度而言，北方少数民族在这一期间对文学的贡献也同样是功不可没的。至于系出鲜卑族、集金代文学大成的元好问，对我国文学事业的贡献和影响，就更是超迈同时群流，不仅是少数民族作家群中的一位杰出代表，也算得上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了。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必然影响到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文学艺术创作，而我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在其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也有其自身规律。两者的交互作用和影响，就形成了宋代文艺创作的鲜明特色。
作为有宋“一代文学”的词，是从隋唐以来逐渐出现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诗体。和前代不断出现的新的文学样式一样，词最初也诞生于民间，然后进入文人拟作、加工、提高的阶段。在这一渐进的过程中，出现了西蜀派（亦即“花间派”）的词人及其作品，从此奠定了词的基调，确立了描述艳情在歌词创作中的主流和正宗地位。南唐词扩大了“花间”的格局，开北宋一代风气，词体仍多短制，作风则有所变化，即辞笔较为清新，不像“花间”那样专务绮靡。
宋代前期词坛，沿袭唐五代馀风而又有所发展，大体分为两条支流：一支是承继“花间”、南唐的遗风，以反映达官贵人生活情趣为其主要内容的侧艳词，代表人物有晏殊、欧阳修、张先等，作品主要是小令；另一支是远绍敦煌民间词风，以反映市民阶层生活、情趣为其主体格局的歌馆风情词，代表人物为柳永，作品较多长调。前者风格比较典雅、清丽、含蓄，与“花间”那种轻浮、秾丽的作风稍异其趣，但也偶有俚俗的辞语；后者风格比较通俗、平易、直露，但亦有比较典丽清疏的一面，同敦煌民间词的韵致并不完全雷同。尽管就其主要倾向而言，以上两支词作语言有雅俗之分，题材有广狭之别，但内容大都侧重男女柔情，并没有度越“艳科”的藩篱。
随着社会各种矛盾的加剧，文艺创作经验的积累，作家对上述创作传统的反思，到了北宋中叶，词坛上开始出现突破传统观念和创作藩篱的作家作品，苏轼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从此以后，词史上便崛起了与婉约派并驾齐驱、二水分流的豪放一派。豪放派的作家，虽也保留了很多传统词风影响的痕迹，并且也写作了不少歌妓词、风情词，但毕竟扩大了词的题材，发展了词的风格，解放了词的形式，从而使词具有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功能，将词的地位大大提高了一步。到了北宋后期，词坛上更是异彩纷呈，不同风格的词人往往互相不满，却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对方的影响，像秦观、黄庭坚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将柳永之俚融入晏、欧之雅中的倾向，到了周邦彦，更因其在内容和形式上将上述两者熔为一炉，而被前人称道是北宋词坛上集婉约派大成的巨匠。受苏轼影响的，则有贺铸、黄庭坚等人的部分词作。不过终于北宋之世，豪放一派的力量尚不能与婉约派相抗衡。
宋室南渡前后，空前激化的民族矛盾，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爱国词人，词风也随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南宋初期，岳飞、张元傒、张孝祥等人创作了许多以抗金复国为内容的词章，作风慷慨悲壮。即使本来工于写离愁别恨的李清照，以高士自许的朱敦儒等人，此时所写的作品也大大充实了社会内容；甚至以继承前代婉约词风为其主要倾向的宫廷词人康与之、曾觌，也多少写过一些“凄然有黍离之感”（《花庵词选》）的词篇。
辛弃疾的出现，标志着豪放一派词作，在苏轼奠定的基础上，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辛弃疾的笔下，词才真正做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在发挥其社会功能方面几乎跻于与诗、文完全平等的地位；而诗、文的一切艺术手段，在辛词中也被全部调动起来。和辛弃疾同时先后的陆游、陈亮、刘过等人，所作虽不如辛词那样博大精深，但也豪气过人，各具特色，这就形成了以辛弃疾为核心的辛派词人。他们共同努力，将豪放一派提高到能与婉约一派分庭抗礼的地位。南宋后期继承辛弃疾薪火的词人绵延不断，著名的有刘克庄、戴复古、陈人杰、刘辰翁、文天祥等。他们继续高举抗战旗帜，感时抚事，慷慨悲歌，都表现了真挚而炽烈的爱国情思，可以算作是辛派的后劲。
隆兴和议之后，民族矛盾暂趋缓和，南宋政权也因之稳定下来。加之以临安为中心的东南一带，经济发达，物产富饶，于是达官贵人又复征歌逐舞，留连诗酒。适应这一情势的发展变化，“祖清真而祧花间”的一派词人又在词坛上活跃起来，代表人物有姜夔、史达祖、吴文英等。他们大多是地位较低的幕僚、清客，往往因请缨无路或不乐仕进而飘流湖海，不得不挟其歌词游于权豪势要之门。他们虽间有寓托身世之感、抒发时代之愁的作品，但就总体而言，其思想情趣同辛派词人是大相径庭的。他们的词风大多趋于或萧疏清逸，或绵丽细密，与北宋婉约词相比，更加刻意追求典雅，讲究词法，雕琢字句，强调音律。后人所谓“词至南宋而遂深”，其原因主要在此。同时或稍后，又有高观国、卢祖皋和周密、陈允平、王沂孙、张炎等人。高、卢应视为姜、吴、史的同道，周、陈等则可目为三人的后劲。前者廊庑不大，成就不高；后者特别是王沂孙、张炎，其作品由于能将身世之感融于家国之恨中，并出以含蓄不尽的手法和哀婉欲绝的词语，所以具有突出的个性和感人的力量。至此辛派后劲和姜、吴一派后劲在风格上虽然属于两种不同的艺术倾向，但在抒写国破家亡这一主题方面，却有相同相近的地方。
宋代是词创作的鼎盛时期。根据唐圭璋《全宋词》辑集所得，宋词作者凡一千三百馀人，遍及社会各个阶层；作品两万馀首，风格多样，无体不备。宋词的影响十分深远。金代大家大多继武苏轼遗风，形成了“苏学北行”的局面。元、明两代，词的创作处于低谷，但宋词馀绪未断，部分作家也时有佳作。清代号称词学中兴，不同流派的杰出词人先后辈出，各擅胜场，究其渊源，也无不绍述两宋而上溯唐五代。在词学研究方面，举凡词人的评传，词集的整理，版本的考订，作品的笺注，乐吕的探讨，格律的规范，词韵的斟订，艺术的评析等等工作，自宋而下，无代无之。时至今日，词学已经成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专门学科，各种新的研究成果仍在不断涌现出来。
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宋诗也是异帜独张，具有鲜明特色，而能与唐诗后先媲美的。据初步估算，现存宋诗作者已逾万人，作品数量约超过《全唐诗》四五倍。
宋代是一个国力孱弱的王朝，大多数士大夫知识分子也缺乏唐人那种时代自豪感和建功边疆的进取心，所以唐代边塞诗的铺张扬厉，在两宋几于绝响，而慷慨悲凉的爱国诗篇却显得特别突出。宋代统治阶级对下层人民的剥削较唐代更为严酷，反映民间疾苦的诗作也就更有广度和深度。宋代文化繁荣，一般来说，诗人的学殖有过于唐人，因而所作每以使事相尚、博学相矜。而为求在唐诗极盛之后另辟蹊径，成就自身面目，宋代诗人又必然在内容和技巧上刻意求新求异。宋词重在言情，宋诗重在言理，其间似分工默契。严羽《沧浪诗话·诗评》指出：“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尚意兴则主情韵，以含蓄为贵；尚思理则主透辟，以显露为能。而欲其显露透辟，在表达上则愈趋精细，务使析理入微，状物穷形尽象，有异于汉、唐诗作的浑成凝重；对技巧则用功更深更密，举凡用典、对仗、句法、用韵、声调等等，无不较唐诗更为周详。宋代积贫积弱，故宋人忧患意识甚重，知识分子议政的风气很浓；而科场考试对策论的重视，又加强了文人议政的能力。加之宋代诗人喜学杜、韩，常在诗中发表政见。所有这些因素的交汇，形成了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倾向。
北宋前期诗风，大体上是中晚唐诗风的延续，作者或学白居易，或学贾岛、姚合，或学李商隐。其中学李的西昆体曾耸动天下，风靡四十馀年，但终因伤于雕砌，引起诗坛不满，影响迅速衰歇。仁宗朝，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绍承李白、韩愈等人，专以气格为主，语言平易疏畅，趋于散文化，开始显示宋诗的独立面目。北宋中期，随着社会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诗人辈出，创作繁荣，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三大家各以其鲜明的个性、风神和独特的成就高踞诗坛，领袖一代，培育后昆，使宋诗发展出现了鼎盛的局面。王安石主要学杜、韩、李（商隐），苏轼兼学刘（禹锡）、李（白）、陶（潜）、杜、白（居易），黄庭坚则专学杜、韩，他们于诗歌既各有师承，又各有独诣，都体现了与唐音有异的典型宋调。三大家中，由于黄诗有门径可寻，所以学之者众，蔚成风气；加之陈师道、吕本中、陈与义等高手为之羽翼，于是终于形成了宋代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江西诗派。后人言及宋诗，往往就以这一流派为典型代表。
南宋初期，民族灾难深重，剥削更为酷烈。诗人发为吟咏，类多流露爱国激情，哀叹民生疾苦，诗风又一次有所转变。一方面，江西影响仍然斑斑可见，很少诗人不受其濡染；另一方面，社会的巨变，江西家法本身的弊病，又不能不使许多诗人经过反思，或进行补救，或改弦更张——前者有两宋之交的江西骨干吕本中、陈与义、曾几，后者主要是被称为“中兴四大家”的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以及同时的萧德藻和稍后的姜夔等。陆游的诗作继承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的优良传统，以其雄豪、俊逸、敷腴的风格，反映炽烈的爱国情思，成就和影响最大。杨万里诗讲究“活法”，以痛快幽默的风格独树一帜，是南宋诗坛由江西体过渡到晚唐体的枢纽人物。范成大诗兼受晚唐、江西的影响，时有感时之作，尤以反映农民生活和农村风貌的田园诗享誉于世。三人都是多产作家。他们的作品代表了南宋诗歌的最高成就。
南宋后期，国势愈益贫弱，士气愈益萎靡不振，诗坛也被一片衰飒气象所笼罩。四灵阅历浅狭，才气不足，只在中晚唐格局较小的贾岛、姚合门下乞讨生活。影响所及，晚唐体在诗坛上取代了江西体，诗风又一次发生变化。江湖诗人的诗风同四灵相近，虽取径稍广，手法较为放纵，出现了刘克庄、戴复古等廊庑较大的作家，气格仍觉卑弱，不能与陆、杨、范等相提并论。南宋覆亡前后，文天祥、汪元量、谢翱、林景熙、郑思肖等一批爱国诗人应时而出，他们或写抗元斗争的经历，或抒黍离麦秀的悲思，一反四灵、江湖的卑琐之习而注入深沉浓郁的家国存亡之感。宋诗至此，遂因时代悲剧而为之一振，从而以悲壮的结局降下了帷幕。
宋诗对后世的影响几乎可与唐诗相颉颃。金代苏学大兴，至有“金源一代一坡仙”的说法。明人颇轻宋诗，前后七子倡言“诗必盛唐”，但后七子的领袖之一王世贞晚年却转而学习苏轼、陆游。到了清代，宋诗开始受到重视，清代中叶，尊唐宗宋者各有其人。晚清“同光体”盛行一时，论者甚至认为它是宋诗中兴的标志。宋诗影响的深远，由此可知其大略。
宋诗现存数量尚未能确知。在流传的过程中，特别是由于明代前后七子的排斥，其散佚是很严重的。明末潘是仁编选《宋元四十三家集》，其中宋诗二十六家。曹学佺《历代诗选》五百零六卷，宋诗占一百零七卷。清初喜学宋诗的人渐多，因而搜集整理宋诗便成为一时风尚，总集中较重要的有陈焯的《宋元诗会》（选宋诗四百九十七家）、陈纡的《宋十五家诗选》、吴之振的《宋诗钞》（列一百家，当时仅刻八十四家）和曹庭栋的《宋百家诗存》等。目前北京大学中文系全宋诗研究室正在编纂《全宋诗》，并陆续印行，宋诗全貌不久当可得以呈现。另外介于诗话与总集之间的有厉鹗的《宋诗纪事》，收三千八百一十二家；陆心源的《宋诗纪事补遗》，较厉书增多约三千家；今人孔凡礼复有《宋诗纪事续补》，又增补数百家。其他有关年谱、评传、笺注以及诗话等等，数量繁多，不能一一枚举。
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宋代散文占有重要地位。明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标举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为唐宋古文八大家，其中宋代就占了六名，可见宋代古文成就之高，影响之大。
中唐古文运动在韩、柳之后，出现低潮，难以为继，而自六朝以迄中唐始终受到崇尚的骈文又继续发展，到了晚唐五代，几乎弥漫文坛。宋初高（锡）、梁（周翰）、柳（开）、范（杲）及王禹偁等人以复兴韩、柳道统、文统为己任，在反对唐代咸通以后“艳冶”的文风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因种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尚不能扭转五代馀风。到了真宗年间，“民风豫而泰，操笔之士率以藻丽为胜”（苏舜钦《石曼卿诗集序》），西昆体应运而生，绮靡文风又复踵事增华，统治文坛达四十年之久。
北宋中叶，政治改革的浪潮推进了文风的改革，一些富有政治热情的文人士大夫以学习韩、柳的古文相号召，他们倡导文以“明道”、“致用”，传播韩、柳文集，抨击西昆时文，一时重振韩、柳文统，使古文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在这次文体改革运动中，欧阳修是一个关键人物。他写作了大量明畅朴素的散文，并且热心奖掖后进，纠正险怪文风，使散文革新运动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奠定了平易自然、婉转流畅的宋文风格的坚实基础。从英宗朝到北宋末，王安石、苏洵父子、曾巩等作者，沿着欧阳修等人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这批高手文风相近，论文主张也很相似，大都强调明道致用，言之有物。他们创作了一系列为现实斗争服务的重要散文，也创作了许多其他题材的优秀篇章，使古文创作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南宋散文的成就远远不如北宋。诗风、词风到了南宋还有新的发展，散文风格在南宋却变化较少，也没有出现像欧、王、曾、三苏那样继往开来的作家。
南宋前期，民族矛盾和宋廷统治阶级内部主战、主和两派之间的斗争都非常激烈，以抗战复兴为主题的政论文因而有了突出的发展，作家有宗泽、李纲、陈东、胡铨、虞允文、辛弃疾等。他们的作品，不但充满着火一般的爱国热情，而且在说理、辨析方面具有理直气壮、逻辑谨严、文笔明快的特点，但因偏重论辩说理，艺术性则不免有所减弱。南宋前期散文的另一特点是哲学家的作品占有相当比重。理学家的哲学论文大抵不能算是文学作品，可以置而不论；但他们的其他散文却间有佳作，不应忽视。其中朱熹的成就最为突出。他在政治上主张抗战，在文学上有很高的修养，在文艺理论上也提出过一些好的见解。吕祖谦为文闳肆博辩，所编《古文关键》取韩、柳、曾、苏洵、苏轼、张耒之文凡六十馀篇，颇能示学者以习文的门径。与程朱唯心主义学派相对立而主张事功的哲学家陈亮、叶适，都以古文鼓吹抗战，反对道学，所作政论文和哲理文颇能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迎战论敌，气势磅礴，在南宋卓然可称大家。南宋后期，国势危殆，士风消沉，文气日趋卑弱，很少有值得一提的作家、作品，直到元兵席卷江南，才出现了一批慷慨悲凉的爱国散文，作家有文天祥、陆秀夫、王炎、谢翱、郑思肖等。道学家的散文则进一步走向死胡同，代表人物真德秀所编《文章正宗》只收“发挥义理”的文章，以致颇受后世冷遇，他们自己的作品更可想而知。
总的来看，宋文于唐文虽有承继关系，也有很多差异。唐文波澜起伏，逆折奇崛，宋文则以舒徐婉转、平易自然见胜。唐文喜用色泽鲜明的奇字重字，宋文则喜用明白如话的常用字。两相比较，可谓各擅胜场。
宋文各体也呈现出自己独特的风貌。宋代的序跋文和尺牍特别发达，明、清人常将这类文章从别集中抽出单刻，作为学习的典范。宋人笔记更是散文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笔记始自魏、晋，到了宋代，内容益加繁富，文笔更为生动。举凡朝章政典，遗闻佚事，风土人情，天文地理，乃至街谈巷议，神鬼迷信等等，无不兼包并容，其中也时有文学艺术方面的记述和评论。宋人的文章往往伤于繁冗，而题跋、信札和笔记却大都言简意长，饶有韵致。宋代的辞赋、四六受散文的影响较大。辞赋这一体裁发展到了唐代，由于用以取士的律赋在声韵、对仗、字数等形式上限制甚严，所以极少佳作。韩愈的《进学解》，特别是杜牧的《阿房宫赋》一类作品，开始冲破这种樊笼，出现散文化的趋势。北宋欧阳修、苏轼的一些著名赋作，进一步以散代骈，变唐人律赋为文赋。骈文发展到晚唐李商隐，形成了句式整齐的四六文。宋初沿袭其风，西昆作家尤精此道。北宋古文家提倡散文，但并不一概排斥骈文，欧阳修、苏轼等就都是骈文高手，不过所作已参以散文笔法，逐渐形成了宋四六的独特风貌。北宋末以迄南宋的著名骈文家，前有汪藻、孙觌、綦崇礼、洪适等，在形式上逐渐打破了四六格式，多用长句；后有李刘、方岳等，或流丽稳帖，或造语自然，大体皆由雅淡精通而愈趋散化。这些都是与宋诗的散文化和某些词人以文为词的倾向相一致的。由此可见宋文对宋代诗、词、辞赋、骈文所产生的影响。
对宋文的评价，后代褒贬不一。誉之者认为“散文至宋始是真文字”（王若虚《文辨》），“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宋濂《苏平仲文集序》）。在倡言“文必秦汉”的明七子看来，则“唐之文庸”，“宋之文陋”，“元无文”（王世贞《艺苑卮言》），贬之可谓已甚。不论毁誉如何，北宋古文革新运动所形成的平易流畅的文风，不仅使宋文具有了自身的特色，也对元、明、清三代古文的发展有所影响，是应该受到充分重视的。
宋文从未有人作过全面的搜集整理。现存宋文总集实际上都是选本，较好的有宋人吕祖谦的《皇朝文鉴》（即《宋文鉴》），选北宋诗文；清人庄仲方的《南宋文苑》，选南宋诗文。目前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正在编纂《全宋文》，并陆续印行。
丰富多彩、流派众多、风格各异的文艺创作，为宋代文学批评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各体创作的理论，既受沾溉于前代，又比前代有了长足的发展。
词的评论始于宋代。现存最早的词话为杨绘的《时贤本事曲子集》。在词的评论著作中，有较为系统的专书，如《词源》；有兼及词评的著作，如《碧鸡漫志》、《能改斋漫录》、《苕溪渔隐丛话》和其他一些笔记等。还有一些单篇的专论和题、序，如李清照的论词，胡寅的《题酒边词》，范开、刘克庄、刘辰翁为辛弃疾词集作的序等。
宋词评论主要是围绕着词“别是一家”这一焦点来展开的。宋代大部分词人都强调“花间”、南唐是传统的、正宗的词风，因而从“尊体”角度出发，对柳永和苏轼的词作加以嘲笑和反对（如陈师道、李清照等）。与此同时，也有人持不同意见，为柳、苏之词辩解（如范镇、晁补之、王灼、胡仔等）。到了南宋，爱国词作大量涌现，辛弃疾及辛派词人的出现，说明词坛的观念已有所改变。但因传统观念仍有很大影响，所以范开序辛词时，一方面赞不容口，另一方面又说作者“未尝有作之之意”，只是把词当作“陶写之具”而已，意思与胡寅《题酒边词》中所谓“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按指作词）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相同，都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词这种文体仍不够看重，这依然与词“别是一家”的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南宋词坛上，继承北宋婉约词风特别是受周邦彦影响的词人仍占多数。反映和评论这类词人创作实际的论述，其特点之一就是对姜夔、吴文英两家词风进行比较、评骘。张炎《词源》从“词要清空，不要质实”的观点出发，特别推崇姜夔而对吴文英颇有微词。黄昇和尹焕对姜、吴则各有偏袒（均见《花庵词选》）。沈义父又持折衷之论（《乐府指迷》）。另外，对乐律的讨论也是此期词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张炎精通音律，他在《词源》中主张“音律所当参究，词章先宜精思”，而不能像亦步亦趋周邦彦的方千里、杨泽民那样死腔盲填，这是十分可取的见解。
宋代的诗歌评论，除在一些单篇文章、诗词和笔记中涉及的以外，主要是通过“诗话”的形式反映出来的。从以“诗话”为名的第一部著作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到司马光的《续诗话》、刘攽的《中山诗话》、许
的《彦周诗话》等，虽内容渐趋拉杂，但写作目的基本上都在于“以资闲谈”。北宋中叶以后，适应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诗坛领袖在诗中大量使事用典的实践，许多诗话对“用事出处”和“造语出处”两个方面也就特别注意，如魏泰的《临汉隐居诗话》、叶梦得的《石林诗话》、吴可的《藏海诗话》和曾季貍的《艇斋诗话》等。至此，诗话已开始突破“闲谈”、“记事”的格局和功能。现存宋代诗话大都属于这类。
南宋期间，出现了三部比较全面论述诗歌理论的诗话，即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和严羽的《沧浪诗话》。张戒是第一个不满苏、黄斤斤于“用事押韵”、“以议论作诗”的评论家，主张作诗要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南宋前期诗坛逐渐摆脱江西羁绊的创作趋势，同他的理论是大体相合的。张戒强调的主要是充实内容，姜夔则主要是从如何进一步讲究技巧着眼，他的一系列观点也是当时诗坛上要求越出江西畛域的一种反映。严羽的诗话最为晚出，在宋代诗话中系统最为完整，纲领最为鲜明，代表了宋人诗话的最高成就。他的以禅喻诗的种种观点，尽管有不少片面之处，但对明、清诗坛上拟古主张和神韵说等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宋人写诗话，也编诗话，主要有阮阅的《诗话总龟》、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和魏庆之的《诗人玉屑》三大部，都是研究宋代诗歌批评的重要参考资料。
宋代的文论，古文家、政治家、道学家三家的观点各有异同。
古文家的文论是针对晚唐五代宋初以迄西昆的浮艳文风而发的。宋初文论家大都强调文章化人和传道明心的作用和功能，对批判当时华靡的文风固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却削弱了文学的独立地位，故未能取得人们的公认。欧阳修则同时看到了文与道的联系与区别，因而主张重道以充文。他所理解的“道”虽属儒家传统之道，其具体内容则是现实生活中的“百事”（《答吴充秀才书》）。其后王安石主张作文在于明道致用，同时认为文之有辞亦“犹器之有刻镂绘画”，“容亦未可已也”（《上人书》）等观点，都是在欧阳修文论和创作基础上推衍的。
政治家的文论与道学家的文论互相对立。道学家主张文以载道，他们所说的“道”，主要是明心见性之学，天理人欲之辨，总不免脱离现实，堕入玄虚。政治家主张文章应该经世致用，表扬事功，所论较为通达有识。北宋中叶李觏的《原文》，就是一篇充分体现这种精神的论文。
道学家与古文家在文、道关系上的意见始终相悖。道学家把载道的“文”仅仅看作是一种发表思想的工具，概念的内涵偏重在语言文字而不是文章之学。古文家也说过“明道”、“贯道”和宗经、征圣一类的话，其所谓的“道”指文章内容的思想性，其所谓的“文”则指词章之学，他们的终极目的还在于文。
总之，道学家由强调文以载道发展到作文害道，结果是重道而废文。政治家讲文以经世致用，结果是重实用而轻文采。古文家虽然也讲道讲用，但重点在文。三家的异同大略如此，宋代文论的争辩焦点也在于此。
宋代各种适应市民需要的文学非常繁荣，除一部分歌词外，其主要形式是话本和戏曲。
宋代话本受到唐代“说话”和“市人小说”的影响，也从唐代俗讲、变文的形式得到一定的启发，大致有小说、谈经、讲史、合生四家，这在《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武林旧事》、《梦粱录》等著作中都有具体记载。
宋代话本比过去的文学作品更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爱憎分明，形象生动，往往能使读者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它开辟了我国小说的新纪元，明、清以来以历史为题材的长篇章回小说就是宋代长篇“讲史”话本的继承与发展，短篇小说也是在它的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另外，宋代话本也给元、明以来的戏剧提供了不少题材，影响至为深广。
宋代话本数量，仅据罗烨《醉翁谈录》的统计，就有一百馀种。由于年深日久，加之封建士大夫的排斥摧残，现在保存下来的很少，散见于《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和明人冯梦龙的《三言》诸书中，其中有若干篇还可能是元人的作品。
宋代戏曲由唐代变文和歌舞戏演变而来，一类以歌舞讲唱为主，如转踏、曲破、大曲、赚词、鼓子词、诸宫调等，它们尚未从叙事体向代言体过渡，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戏剧。另一类和戏剧比较接近，如傀儡、影戏、杂剧、南戏等。
第一类讲唱文学虽非戏剧，但对戏剧的发展有影响，其中鼓子词和诸宫调尤为重要。北宋赵令畤有《蝶恋花》鼓子词咏崔莺莺故事。神宗时孔三传又创作了诸宫调。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就都是从宋代的鼓子词、诸宫调推衍变化而来的。第二类最重要的是杂剧和南戏。宋杂剧源于唐参军戏，在结构和脚色等方面已有更大发展，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对元杂剧有直接影响。可惜没有一篇作品传世，现在只能从宋人笔记中窥见一个大概而已。南戏一名戏文，当时因流行于温州，故最初名叫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南戏以代言体扮演故事，其乐曲编成与诸宫调相同，不过诸宫调系用北曲宫调，南戏则用的是南曲宫调，都和元曲以同一宫调组成的不同。南戏篇幅长短不拘，又不分出；凡登台的脚色都可以独唱、接唱、同唱、合唱，这些也与元杂剧相异。南戏作品散佚很多，今天可考者尚有二百三十八种（据钱南扬《戏文概论》），其中绝大部分是元代作品，较可肯定为南宋时作品的只有全本《张协状元》，收录于《永乐大典》中。
辽朝是契丹族统治者在我国北方和东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多民族政权。这个政权自太祖耶律阿保机（916—926在位）至天祚帝耶律延禧（1101—1125在位），历时二百馀年。后来耶律大石建立西辽，又历时八九十年，是辽朝的继续。
早在公元四世纪时，契丹民族即活动于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其后，它经历了从原始的氏族公社制经过奴隶制发展到封建制的历史过程。阿保机建立政权时，这个新兴的王朝是产生于氏族公社废墟上的奴隶制的国家。以后的统治者积极向南扩张，进入汉族地区，加快向封建制过渡。在景宗耶律贤（969—983在位）、圣宗耶律隆绪（983—1031在位）时期，这个转化逐渐完成，封建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基本确立，当然也还保留着许多奴隶制的残馀。
辽朝先后与五代、北宋并立，它的经济、文化落后于中原和南方，只有后来并入的燕云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辽朝与中原王朝有着多方面的联系，彼此间发生过一系列的战争，但也有长时期的和平相处与友好往来，从而促进了辽朝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契丹人和汉人一同开发了我国北方和东北地区，发展了渔、猎、牧、农、手工业等社会生产和商业经济。辽朝和五代、北宋之间，契丹民族和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之间，在经济方面相互交流，在文化方面相互学习，相互吸收。当时正处于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中的契丹民族及其建立的政权，必然要更多地接受先进的中原地区的汉文化。
辽朝上层统治阶级衷心倾慕中原文明，一贯积极汲引中原文化，不断从汉文化宝库中吸收营养来发展自己的文化，甚至全面移取袭用某些中原文化成果，纳为自己文化的组成部分。这种做法本是我国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的一个优良传统，当某一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入主中原时则尤为必要。南北朝时期的北魏拓跋氏已经有例在先，为契丹所征服吞并的渤海政权更可就近师法，辽朝的耶律氏在这条道路上又有新的发展。史载阿保机建立政权后不久即建孔庙，命皇太子春秋释奠，并亲临祭祀（参见《辽史·义宗耶律倍传》）。孔子学说和儒家经典是汉文化的核心，辽朝统治阶级自觉地将它作为发展政治文化的主导思想，是经过充分讨论并有明确目标的一项重大方针。耶律倍的建议和阿保机的决定，既反映了辽朝和中原王朝、契丹民族和汉民族思想文化的紧密联系，也确定了有辽一代文化的发展方向。
太宗耶律德光（927—947在位）灭后晋，备法驾入汴，御崇元殿受贺，建国号，改元，实有迅速入主中州之意。不久，迫于形势北归，先将晋方伎、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悉送上京，又以中原文臣冯道、和凝等从行，可见他对中原文明的重视。这是辽代文化发展历史上的又一重大事件，它对辽代文化发展的影响至为巨大深远。圣宗以后，辽朝国势日盛，与宋盟好，使命交通，来往频仍，并且实行科举取士制度，于是汉文化的影响愈加广泛深入，辽朝文化亦日趋繁荣。其时，朝廷刻印颁行多种汉文典籍，如《五经传疏》、《史记》、《汉书》等，民间私贩也输入许多汉文书籍。中土文士，接触益多；中原印本文字，广为流传。有些汉文名著更被译成契丹文字，以供更多的契丹人学习、赏鉴，如《贞观政要》、《五代史》、《阴符经》、白居易的《讽谏集》等。兴宗重熙年间曾“诏译群书”，萧朝家奴一人就译了三种。当日译书之盛和大量吸收中原文化对辽代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参见《辽史·文学传序》）由此可见。中原传统文化入辽之后，一方面被直接采用，一方面则作为借鉴，间接地发挥作用。契丹人和汉人以及其他各族人民，在固有的文化传统基础上，共同创造了具有时代特色的辽文化，在文字、史学、艺术、文学等很多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我国历史文化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辽代文学和其他朝代文学一样，是我国古代文学整体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作为唐代文学的一个分支，它发端于五代这个我国古代文学低潮时期。当北宋文学呈现繁荣时，辽代文学在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受到宋文学的积极影响，开始逐渐趋向成熟。可是为时不久，辽室倾亡，未能充分发展起来的辽代文学的历史，也就随之终止了。
辽代文学作品，以诗文为主。写作诗文，始于政权建立之初。中原入辽的汉族文士，本为唐季臣民，一些契丹贵族，也生长在唐朝末年，他们深受唐代文风的影响，具有唐代士人的素养和气质，颇喜吟诗作赋。圣宗以后，文化日益繁荣，科举以词赋试士，且列为正科。平日朝野也常有饮宴赋诗、迭相唱和的活动，这在《辽史》中是屡见不鲜的。而《辽史·王鼎传》对文士们唱和于野的描述则更为详细。
圣宗以后，作者渐多，写作技巧日趋成熟，诗文作品大量出现，且多有裒辑成集者。辽人别集今日尚可见于记载的即有十数种，其中大部分为契丹人的作品。有些别集，卷帙已颇繁富，如圣宗时人刘京文集竟达四十卷之多。与刘京同时的契丹贵族萧柳，多智能文，别人收录其诗千篇，名为《岁寒集》。萧柳膂力绝人，勇冠三军，曾为四军兵马都指挥使。写作诗文，乃其馀事，作品收入集中者已至千篇，平生所作想必还要超过此数。遗憾的是《岁寒集》已经佚失，故无从具体评述。又据《辽史·道宗本纪》载：“咸雍六年九月，以马希白诗才敏妙，十吏书不能给，召试之。”可见马希白的诗作也很多，可惜今日不传，其名亦仅见于此。尽管如此，这条史文足以说明当时辽人作诗技巧已是十分成熟的了。
辽代文学作者，除汉族人士外，还有许多契丹人士。契丹原本通行汉字，耶律阿保机建立政权后相继创制了契丹大、小字，以后三种文字同时并用。汉人一般仍然使用汉字写作诗文，许多契丹人精通汉语、汉文，他们既使用契丹文字写作诗文，也能用汉字写作诗文。辽代文学，按写作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区分，有汉文文学和契丹文文学两种。汉文文学作品和契丹文文学作品并存，以汉文文学为主，这是辽代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
辽代文学深受先秦以来特别是唐宋文学的影响。唐宋文学家在辽朝影响较大的是白居易和苏轼。白诗有关政事，通俗易解，在契丹民族中颇受推崇。阿保机的长子东丹王耶律倍（899—936）投南寓居后唐时，自署乡贡进士黄居难，字乐地，这个名字，明显含有仿效白居易字乐天的意思。圣宗耶律隆绪在诗中称“乐天诗集是吾师”，并亲以契丹大字译《讽谏集》，令群臣读之。尊崇以至于此，实为汉族人士所不及。辽朝人士更熟悉同时代的苏轼，据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七记载：“张芸叟（名舜民）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题子瞻《老人行》于壁者。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大苏小集》。子瞻才名重当代，外至夷虏，亦爱服如此。芸叟题其后曰：‘谁题佳句到幽都，逢着胡儿问大苏。’”苏轼一次与辽使会食，辽使诵其诗句：“痛饮从今有几日，西轩月色夜来新。”用以证明东坡能饮，劝其进酒。可见辽朝人士对苏轼的作品是何等熟悉。苏轼自己也不止一次提到辽朝人士对其作品的熟悉与喜爱。白、苏之外，其他中土文学家的作品，在辽朝也受到相当重视。洪迈《夷坚丙志》卷十八云：“契丹小儿初读书，先以俗语颠倒其文句而习之，至有一字用两三字者。……如‘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两句，其读时则曰：‘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上老鸦坐。’”据此可知贾岛推敲诗句的故事，在契丹人中流传甚广，一些名篇佳作已成为儿童学习文学的启蒙读物。寺公大师的《醉义歌》，是一首契丹文长诗，原文已佚，今存乃元代耶律楚材以汉文译写者。诗中提到大诗人陶潜、李白：“渊明笑问斥逐事，谪仙遥指华胥宫。”又
栝《庄子》语入诗，云：“梦里蝴蝶勿云假，庄周觉亦非真者。以指喻指指成虚，马喻马兮马非马。天地犹一马，万物一指同。”并用了不少其他典故，足以反映这位契丹诗人对汉文古代文学名著的熟悉。辽代的许多骈文作品，更明显地受到六朝和唐代文学的影响。
金朝是我国历史上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金太祖）于公元1115年建立的政权，它在建国后的短短十年左右，便先后灭掉了辽与北宋，进而据有淮水以北的中国广大地区，与南宋对峙，享国凡一百二十年之久。直到1234年，才被崛起于漠北的蒙古所灭。较之南宋，金朝不仅在军事上拥有明显的优势，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也都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绩。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观点看来，金朝的建立，大大增强了北方民族对于祖国中央的向心力，促进了北方疆域的稳定和中华各民族的融合，并为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金代文学，既是当时祖国的北方文学，又是我国古典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南宋文学大体上是平行发展的。由于金朝所辖地区的北方汉族居民和北方少数民族禀有雄浑质朴之气，习染劲猛蹈厉之俗，风教固殊，气象亦异，因而发为声歌文章，类皆华实相副，骨力遒上，呈现出与南宋文学不同的风貌。唐人在总结南北朝时期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的各自特点时曾经指出：“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辞，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隋书·文学传序》，亦见《北史·文苑传序》）宋、辽、金时期的文学也有某些类似之处。
女真原是活动于我国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一个古老民族，属阿尔泰语系，与历史上的肃慎、挹娄、勿吉—靺鞨一脉相承。至五代时，契丹族呼黑水靺鞨为“女真”（辽代时因避辽兴宗宗真之讳亦称“女直”），于是便以此名见称于世。由于女真人生活在祖国北方的山林草原地区，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和游牧狩猎的生产、生活方式，造就了他们粗犷剽悍、纯真直率的民族气质和民族性格。其“旧俗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则出随水草以居，冬则入处其中，迁徙不常”（《金史》卷一《世纪》）。后来虽然定居下来，以耕凿为业，种植五谷，但是农业还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据宋人马扩《茅斋自叙》记载：“自来（涞）流河（即拉林河，流经今吉林省北部、黑龙江省南部边境）阿骨打所居指北带东行约五百馀里，皆平坦草莽，绝少居民，每三五里之间有一族帐，每族帐不过三五十家。自过咸州（今辽宁开原东北）至混同江（今松花江）以北，不种谷麦，所种止稗子。舂粮旋炊硬饭；自过嫔（今辽宁鞍山东北）、辰州（今辽宁盖州市）、东京（今辽宁辽阳）以北，绝少羊面，每晨及夕各以射倒禽兽荐饭，食毕上马。”（《三朝北盟会编》卷四《政宣上帙四》）南进中原以后，女真统治者则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金太宗天会四年（1126）攻陷北宋都城汴京以后，即降诏书明令“所在长吏，敦劝农功”（《金史》卷三《太宗》）。为了适应中原地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金政权逐步确立了封建的经济关系，从社会形态上完成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与此同时，女真族和汉族在文化上也经历了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的过程。早在北宋灭亡以前，女真等北方民族的歌诗音乐就曾在汉地流行，并受到宋人的喜爱。南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五即称：“先君尝言：宣和间客京师时，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时士大夫亦皆歌之。”宋人江万里《宣政杂录》也说：“宣和初，收复燕山，以归朝金民来居京师。其俗有‘臻蓬蓬歌’，每扣鼓和臻蓬蓬之音为节而舞，人无不喜闻其声而效之者。”北宋灭亡以后，女真贵族曾经在辽、宋旧地推行女真文化，要求汉族居民学习女真风俗。陆游诗中“舞女不记宣和妆，庐儿尽能女真语”（《得韩无咎寄使虏时宴东都驿中所作小阕》，《剑南诗稿》卷四）的说法即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南宋诗人范成大于孝宗乾道六年（1170，金世宗大定十年）使金时，所见则为“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淮以北皆然，而京师尤甚”（《揽辔录》）。当他行至华北地区时，甚至发出“虏乐悉变中华，惟真定（今河北正定）有京师旧乐工，尚舞高平曲破”（《真定舞》诗小序）的感叹。另一方面，在与汉族人民的长期相处、共同生活中，女真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接受了汉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灭掉北宋后不久，这一点在金皇室中便首先反映出来。据《大金国志》记载，金熙宗完颜亶“自为童时聪悟，适诸父南征中原，得燕人韩昉及中国儒士教之，后能赋诗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棋象戏，尽失女真故态矣。视开国旧臣，则曰‘无知夷狄’；及旧臣视之，则曰‘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卷一二《熙宗孝成皇帝四》）。在确立封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的过程中，为了统治的需要，女真贵族曾经积极提倡汉文化。从金熙宗（1136—1146在位）开始，历代国君往往重视尊孔读经。金世宗完颜雍（1161—1189在位）尽管对女真文化特别偏爱，临御期间也曾用女真文字翻译汉文经史，以便使“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金史》卷八《世宗下》）。尤其是金章宗完颜璟（1190—1208在位），“性好儒术，即位数年后兴建太学，儒风盛行。学士院选五六人充院官，谈经论道，吟哦自适。群臣中有诗文稍工者，必籍姓名，擢居要地，庶几文物彬彬矣”（《大金国志》卷二一《章宗皇帝下》）。为了网罗人才，金廷早在天会五年（1127）灭亡北宋后不久，便降诏提出“宜开贡举”（《金史》卷三《太宗》），从而出现了“终金之代，科目得人为盛”（同上卷五一《选举一》）的局面。特别是“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同上卷一二五《文艺上》），影响所及，不仅汉人争相奔走，而且强悍的猛安谋克也开始“习辞艺，忘武备”（《金史》卷九二《徒单克宁传》）。直至金廷南迁汴京的金代后期，有些世袭猛安谋克的女真人仍然“好文学”而“作诗多有可称”（刘祁《归潜志》卷六）。随着汉文化与女真文化的双向交流，汉文化在女真人当中迅速传播，他们“很快就学会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使汉语成为女真族的通用语，从而为汉语文学的充分发展铺平了道路。
金代汉文文学的样式主要是诗歌，其发展大体可分为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前期诗人基本来自辽、宋，他们沿着北宋作家开辟的道路发展，尚未形成自己的特色。金代中叶，一般作者在技巧和风格上大都取法苏轼，也有一部分人受到江西诗派的影响。从内容来看，以歌唱闲适生活为主，触及社会现实的作品很少；从技巧来看，个别写景状物的作品颇见锤炼语言的功夫。这是由于1164年隆兴和议后宋、金双方相安无事四十馀年，金政权内部相对稳定的局势对文艺创作的影响所致。金代末期，内忧外患愈趋严酷，不仅各民族人民备受涂炭的苦难，女真族统治者的政权也是危如累卵。客观形势的急遽变化，也使诗歌创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大批诗人的笔下，已从各个角度反映、描绘了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在艺术上则除了继续崇拜苏轼外，一些重要的诗人已开始公开反对江西诗派。在这一诗歌创作变革的过程中，出现了金代最杰出的诗人元好问，他从师法苏轼入手，进而上追杜甫，不仅度越同时代的其他诗人，就是置之两宋大家中也并不多让，从而为有金一代诗坛大大增添了异彩。金代的诗歌，由于他所编的《中州集》而基本得以保存，其功也是不可没的。
金代的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诗歌创作方面，主要论著有赵秉文的《答李天英书》，王若虚的《滹南诗话》和《论诗》诗，以及元好问的《论诗》绝句等。赵秉文宗主苏轼而归之于平易通达，反对刻意求奇，以至诡谲怪异。他主张作诗应“尽得诸人所长”而能“卓然自成一家”，即既不“有意于专师古人”，又不“有意于专摈古人”，能从古人中入，又能从古人中出。王若虚是金代最重要的一位文学批评者，他与赵秉文的观点相近，都非常推尊苏轼，又十分赞赏白居易。他认为“哀乐之真，发乎性情”，所以反对“经营过深”，“雕琢太甚”，只有白、苏等人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他论诗的主旨既然在于“真”，在于“自得”，因而特别反对黄庭坚，至以为黄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法不过是“剽窃之黠者耳”。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三十首属于品评作家作品的范围，他主张从现实生活中取得创作源泉，反对一味模拟；主张自然天成，反对夸多斗靡；主张高雅，反对险怪俳谐怒骂；主张刚健豪放，反对纤弱窘仄；主张真诚，反对伪饰。在论列宋代诗人时，对苏轼是在肯定的基础上有所贬弹，对江西诗派则全然加以批判，与上述赵、王两人大同而稍异。从金代文学批评的大略中，也可见其与宋代诗歌的密切关系。
金代的戏剧和讲唱文学也很繁盛。从北宋时代的“官本杂剧”发展成为金代的“院本杂剧”，在我国戏剧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杂剧本身不但有了较大的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从宫廷府第走向了瓦肆行院，广大人民群众成了演出的主要对象。根据有关资料记载，宋代的“官本杂剧”只有二百八十本（周密《武林旧事》），金代的“院本杂剧段数”却多至六百九十本，可惜这些金杂剧作品只在元、明两代的戏剧和《金瓶梅词话》中偶然保存了几段，其他的都已失传了。从记载下来的段数题目看，其内容除了诙谐调笑，还多写历史和爱情故事，为元杂剧的发展开了先路。诸宫调北宋中叶以后即已风行于汴京，王灼《碧鸡漫志》、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和吴自牧《梦粱录》都有所记载。这种讲唱文学也在金代的都市里流行。董解元的《西厢记》便是当时诸宫调流传至今的惟一硕果，它对元代杂剧影响很大，故有“北曲之祖”的美称。
除了汉文文学之外，金代还同时存在着女真语文学。早期以民歌、巫歌为主，中期在上层人士中则有女真歌词和“本曲”流传，此外还有用女真文撰写的七言律诗等。尽管这些作品的艺术性不高，而且由于失传已多，文献无征，难以窥见全豹，因而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几乎没有产生过什么影响，但作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学遗产的一个部分，这仅存的寥寥篇章也是弥足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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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词明确分为婉约、豪放两派，虽始于明人张
《诗馀图谱》和稍晚的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但在宋代实已肇其端倪，如苏轼《答陈季常书》始用“豪放”评词，俞文豹《吹剑续录》记苏轼在玉堂时某幕士以形象比喻对比柳永与苏轼词风格不同等。今人对于这种分类颇有异议，因未形成一致意见，故本章及全书仍基本采取上述传统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