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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北宋杰出的文学大家、一代文坛盟主。他一生在政治上迭经升沉，起落很大，充满坎坷和悲剧；在文学上却是人们公认的天才、全才，于诗、文、词、赋均有极高的成就。
苏轼这位文学巨匠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生活于十一世纪后半期的北宋社会。经过建国后半个多世纪的社会相对稳定，封建经济和文化进一步得到发展，同时社会矛盾和政界党争也日趋剧烈。就文坛上说，欧阳修所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已汇为巨潮，其影响正在扩展和深化。历史的社会环境具有了出现文学高潮的条件，而苏轼适于此时置身其间并成为一代旗手，又是与他的家世经历和天才气质分不开的。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生于眉山（今属四川）。轼兄弟三人，长名景先，早殇。轼出生时，其父洵年已二十八岁，正发愤杜门苦读经籍，潜心于学术文章。轼八岁从道士张易简读小学（见《庆历盛德诗》），深慕韩琦、范仲淹、欧阳修之为人。母程氏是大理寺丞程文应之女，很有文化教养，颇注意对子女的早期教育，曾对苏轼“亲授以书”，并以历史上的直臣名士激励其进取。苏洵古文根底深厚，因多次应举失败，中年绝意功名，专力读书课子，使苏轼深受陶冶，学业日进，刚进成年，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俱见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嘉祐元年（1056），苏轼首次与弟辙随父出川经长安赴京应举，次年与辙中同榜进士，深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不久因奔母丧回蜀。嘉祐四年十月，服丧期满，父子三人沿长江经江陵再度赴京。由苏轼作序的《南行集》，就是父子三人旅途中所作诗文的合集。嘉祐六年（1061），应中制科入第三等，除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这期间苏轼针对财乏、兵弱、官冗等政治弊端，写了大量策论，大声疾呼地要求改革。
苏轼凤翔三年任满，父洵于汴京病故，他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还朝，正值神宗用王安石变法。苏轼的改革思想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如王安石主张“大明法度”，多方理财，并迅速向全国推进新法。苏轼则强调择吏任人，反对“以立法更制为事”（《策略》第三）；主张“节用以廉取”，不赞同“广求利之门”（《策别》十八）；他还提出“欲速则不达”，“轻发则多败”，在兴革步骤上力主稳健。因此，他连续上书反对变法。由于意见未被采纳，自感难以见容于新派，随即请求外调。在熙宁年间，他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
苏轼离京外任，虽对变法不满，但却能尽心职守，体恤民情。任杭州通判时，他曾赴湖州相度堤岸利害，并巡视新城、富阳、于潜等县，了解民瘼。熙宁七年九月改知密州（今山东诸城），正逢蝗旱天灾，他一面向朝廷奏陈灾情，请求减免赋税，一面组织百姓生产救灾。熙宁十年，移知徐州，黄河决口，洪水汇于城下，苏轼率武卫营官兵抢修堤坝，“庐于城上，过家不入”（《东坡先生墓志铭》），城赖以安。在这期间，苏轼相机对邑政进行某些改革，收到“因法便民”之效。
苏轼不满意变法，当他看到新法推行中的流弊时，更“不敢默视”，时时“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东坡先生墓志铭》）。王安石罢相后，何正臣、舒亶、李定等新进官僚却从苏轼诗文中深文周纳，罗织罪状，弹劾苏轼“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因而于元丰二年（1079）他刚被派知湖州不久，便于任上被捕。那些新进官僚将苏轼投入监狱，勘问他诽谤朝廷的罪行，这就酿成了北宋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经过几个月的折磨，苏轼侥幸被释，责贬黄州，元丰三年初到达贬所。在四年的贬斥生活中，他躬耕东坡，“幅巾芒
，与田父野老相从溪谷之间”（《东坡先生墓志铭》）。虽被迫表示闭门思过，但并未缄口搁笔，仍然关心现实，同情人民，写了不少有价值的作品。元丰七年，苏轼改贬汝州，离黄州北上时，路经金陵，曾拜会退休宰相王安石，两人政治见解虽有分歧，但依然保持了良好的私交。他们共游蒋山，互相唱和，翰墨友谊又有了发展。
元丰八年，神宗病死。哲宗年幼，高太后临朝。次年改元元祐（1086），起用旧党司马光执政。苏轼刚到登州（今山东蓬莱）知州任上，又被调回京都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他不同意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在罢废免役法问题上与旧党发生了分歧。苏轼认为差役免役“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这又引起了旧派的疑忌。苏轼这次在朝四年，主持过学士院考试和进士贡举，拔擢毕仲游、黄庭坚、张耒、晁补之任馆职，后又荐举秦观、陈师道等调京授官，一时才士毕集，互相酬唱，形成以苏轼为领袖的作家群，传为文坛佳话。
司马光去世后，旧派分化，朝内斗争激烈，苏轼遭受忌恨，要求补外，元祐四年三月出知杭州。苏轼重来离开十五年的旧地，倍感亲切，有“江山故国，所至如归”之语（《杭州谢表》）。当时浙西六州春潦夏旱，苏轼一面上《奏浙西六州灾伤状》，一面筹款救灾，并结合救灾招募饥民浚湖筑堤，美化杭州的环境。元祐六年二月，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贾易、赵君锡等诬告苏轼写诗庆幸神宗晏驾，苏轼上章剖辩，澄清事实后，乞除外郡，先后被派知颍州（今安徽阜阳）、扬州。在颍、扬二州都不到半年，元祐八年秋又派知定州（今河北定县）。定州为边防重镇，鉴于驻军骄惰，防务废弛，苏轼曾整肃军纪，修缮营房，加强了边防。在元祐更化时代，他仍然按照自己的主张，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进行某些兴革。
元祐八年，高太后病死，哲宗亲政，次年改元绍圣（1094）。章惇、吕惠卿、曾布、蔡京等投机新法的分子，先后打起绍述熙、丰的旗号，报复元祐旧臣。苏轼更大的厄运临头。他被加以草诏“讥刺先朝”的罪名贬知英州（今广东英德），接着一月之内三次降官，最后贬为建昌军司马惠州（今属广东）安置。苏轼以六十衰迈之年，远流边远的瘴疠之乡，北归之望已绝，拟买地筑屋，作久居之计。但当权者又进一步打击元祐旧臣，于绍圣四年四月，再把苏轼贬到海南的儋州（今海南儋州市）。苏轼同家人于江边痛哭诀别，只身携带幼子苏过，浮海南渡，垂老投荒。他流放岭外七年，“饮食不具，药石无有”，家人离散，爱妾病亡，处境极为困厄。但朋友的慰藉，当地百姓的照拂，任天知命的思想，增加了他战胜劫难的勇气，使他能坦然自处，“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东坡先生墓志铭》）。尤为可贵的是，他身处忧患，仍不忘关心当地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时常宣传内地生产知识，传播中原文化，培养黎族青年，同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建立了淳朴的友谊。
元符三年（1100），徽宗继位，宽赦元祐旧臣，苏轼奉诏内迁。次年正月过大庾岭，四月经庐山，五月至金陵，闻朝内又有排挤元祐旧臣迹象，遂决计定居常州，不料在六月由金陵赴常州的船上病倒。晚年的忧患和积劳，无情地夺去了这位天才作家的馀年，六十六岁的苏轼，在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不幸溘然长逝了。
苏轼的一生，时起时落，多灾多难，逆境多于顺境，特别是两度放逐，间关道路，艰苦备尝。这无形中使他丰富了阅历，了解了民情，扩大了视野。他既有过人的文学资质和素养，又经历了如此曲折而漫长的人生道路，诸种必然和偶然的因素的聚汇和交错，终于造就了这样一位稀世难逢的文苑巨星。
儒、道、释三家思想的兼融贯通，是宋代一般哲学思想的共同趋势，苏轼自然无法超越这种传统思想模式，但“儒道消长”论和“外儒内道”说，尚未能准确描述出苏轼思想的个性化特色。他无例外地受着传统儒家思想教育，而对佛、道又濡染甚深。儒学是他出仕从政的主导思想。他强调“圣人一于仁”（《书义》），“先王谨于礼”（《论语义》），提出以“礼、乐、刑政教化”“论道经邦”（《策略》二），怀有经世济民、致君尧舜的抱负和积极入世的精神，主张治国济世“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墨妙亭记》）。对于释、道的态度，他与王禹偁、欧阳修等人不同，自谓“龆龀好道”（《与刘宜翁书》），少年时即对《庄子》有特殊的兴趣。在蜀中曾同成都文雅大师惟度、宝月大师惟简交游。通判杭州时，喜听海月大师惠辩说法，“时闻一言，则百忧冰解，形神俱泰”（《海月辩公真赞》）。贬居黄州时，“惟佛经以遁日”（《与章子厚》），常到安国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感到“一念清净，染汙自落”（《黄州安国寺记》），佛道的超尘遁世思想日有增益。苏轼早年虽有批评佛老的言论，但随着宦海浮沉和阅世日深，其思想与眼界渐趋开阔，终于走向了博采众家、兼融佛老一途。
苏轼有意调和三家，谓“儒、释不谋而同”（《南华长老题名记》），说庄子对儒学“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他不像道学家那样，以纲常伦理为轴心，暗中熔铸佛玄的哲理思辨，构造成精巧神秘的理论体系。苏轼的浑化三教，带有明显的朴素性。他无论阐述儒术、禅理、老庄，都很平易近人，而不同于理学家的玄虚莫测。如他说：“夫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传而不废”（《诗论》），“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中庸论》）。在他看来，六经无非是基于日常的事理与人情。惟其如此，则施之于政，也就易知易达，故云：“夫以忠恕为心，而以平易为政，则上易知而下易达”（《论始皇汉宣李斯》）。在论及黄老言时，也揄扬盖公所建白的“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盖公堂记》）。正因为倡简易，所以他不赞成儒生高谈性命。他告诫友人：“近时士人多学谈理空性，以追世好，然不足深取”（《答刘巨济书》）。又说：“儒者之患，患在于论性”（《韩愈论》）；“孔子罕言命，以为知者少也”（《议学校贡举状》）。对于谈禅，他也同样主张脱玄而就易：“佛书旧亦尝看，但
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答毕仲举书》）
苏轼倡简易，实着眼于能致用。“平生学道，专以待外物之变”（《与滕达道》），正说明了他融裁各家的现实目的。佛家虽是讲超世的，但他看出并特意揭橥其超世与世间的相通之处，故云：“宰官行世间法，沙门行出世间法，世间即出世间，等无有二。”（《南华长老题名记》）他不赞成释者的无心、无言、无为，认为这是“为大以欺佛者”（《盐官大悲阁记》）。他学道术，特取其健身御病之法，以“使真气云行体中，瘴冷安能近人”（《与王定国》）。他常常同陈述古辩论禅理，对方认为他理解过于浅陋，他却把陈氏所论比为“龙肉”，把自己所奉比为“猪肉”，说：“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答毕仲举书》）“龙肉”、“猪肉”之辩，生动地说明苏轼的谈禅，力图把禅理从玄虚缥缈的天国，移置于现实人生的土壤之上。
苏轼善于融会三家，圆通以应物。在《书义》中，他多次讲到以道应物的问题，如云：“水鉴惟无心，故应万物之变。”“夫道何常之有，应物而已矣。物隆则与之偕升，物污则与之偕降。”这是说水鉴明澈，故可自然应物，应物就要因物制宜，而不可拘滞于定形。禅理所谓的“不说不观，了达无碍”，“不可执偏，强生分别”（《观妙堂记》），即与此理相通。苏轼所服膺的“讲无辩讷，事理皆融”，“遇物而应，施则无穷”（《祭龙井辩才文》），亦即此意。苏轼正是如此善于圆通地观照事理，从而明达地处世应物的。如关于趋世和出世，儒、释本有分别，苏轼赞海月辩公，则强调其两者融通：“人皆趋世，出世者谁？人皆遗世，世谁为之？爰有大士，处此两间，非浊非清，非律非禅。”对于一种传统的“诗能穷人”说，陈师仲曾提出相反的观点，苏轼则以为“云能穷人者固缪，云不能穷人者，亦未免有意于畏穷也。”“人生如朝露，意所乐则为之，何暇计议穷达！”（《答陈师仲主簿》）见解何等明通。可见在融会三家的基础上，趋于简易、致用、圆通，是苏轼哲学思想的特色。
宋代文人看重修养和德操，苏轼亦然。他一生未离仕途，故终身贯注着正视现实、关心国计民生的积极入世精神。自谓“某未尝求事，但事入手，即不以大小为之。”（《与王定国》）即使晚年困厄岭外，一身难保，仍然执着地表示：“少壮欲及物，老闲馀此心。”（《次韵定慧钦长老》）其表兄程正辅官岭南，苏轼迭次提请他制止地方官吏用过重折科掊克民财，以防“惠州秋田大熟，米贱伤农”（《与程正辅》）。广州除官员富户可得井水外，一城尽饮咸苦，苏轼曾建议知州王敏仲采纳罗浮道士邓守安的设计，筹建竹筒引水工程，使“一城贫富同饮甘凉”（《与王敏仲》）。诸如此类的事例，足以证明苏轼爱物济世之心，始终不辍。苏轼浮沉宦海，却总是淡泊势利，保持旷然遗世、游于物外的襟怀。对于名利爵禄，他力求“毁誉不动，得丧若一”。他爱惜声名，但不汲汲于求名，主张“处己也厚”，“取名也廉”，宁可“实浮于名”，不要名过乎实。他向友人表露：“年大以来，平日所好恶忧畏皆衰矣，独畏过实之名，如畏虎也。”（《答李昭
书》）在物欲的需求上，他不赞成节欲，也反对强求，而主张“因缘自适”，“水到渠成，不须预虑”（《答黄鲁直》）。他说：“外物不可必，当更临时随宜”（《与郑清老》）。他提出要“善于处穷”，尤其是在逆境中，虽也偶或流露忧惧灰冷的意绪，然而大多数场合则能悠游自得，处之坦然，即所谓“祸福苦乐，念念迁逝，无足留胸中者”（《与孙志康》）。这种超旷识度，给了他战胜恶劣环境的勇气。“胸中有佳处，海瘴不能腓”（《和陶王抚军座送客》），正是诗人真切的自白。
苏轼一生致力于文章学术。“多情好事馀习气，惜花未忍都无言”（《花落复次前韵》）。晚年的诗句，说明他无法遏抑的创作冲动，盖发自诗人的天性和气质。对于治学亦复如此。他在黄州给滕达道的信中说，废闲中专治经书，“自谓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也。又往往自笑不会取快活，真是措大馀业！”正由于此，在治学创作中他蕴积了丰富的文学见解。他反对宋初“贵华而贱实”的浮靡文风，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主张文章“要有为而作”，应“有意于济世之用”（《凫绎先生诗集序》）。他不同于道学家的轻视文辞，比政治家更重视文艺规律和技巧的探求。他提出作者要“有道有艺”，表现事物要深入底里，追摄精髓，重在“传神”，不能仅仅满足于“曲尽其形”。苏轼追求文艺的一种天机洋溢的自然美，倡导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种天然的艺术美，一要来自深厚的学养，所谓“平居所以自养而不敢轻用”，“用于至足之后”，“流于既溢之馀，而发于持满之末”（《稼说》）。二要来自不可遏抑的创作兴会，所谓“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南行前集叙》），就是对这种自然飙起的创作冲动的描述。三要因表现对象之不同而寻求适宜的形式，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因物以赋形，是故千变万化”（《滟滪堆赋》）。四要风格因作者个性而有异，不为凝定模式所拘囿。“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答张文潜书》），即是借喻此理。苏轼在《庄子解》中说：“天作时雨，山川出云。云行雨施，而山川不以为劳者，以其不得已而后雨，非雨之也。”他的重自然的文艺观，正与这种哲学思想相通，其中融合了道家任天而动的因素，具有丰富的内容。苏轼所追求的自然美，不是一般的平易简淡之境，而是平和奇、枯淡和绚烂的浑化统一，是融会了高妙、机趣、灵动的一种天然美。他在《与侄书》中所讲的“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答鲁直》所说的“凡人文字，当务使平和，至足之馀，溢为怪奇”；评韩、柳诗时所称扬的“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都说明了这种特独的审美理想。达到了这种境界，就会使创作“天机洋溢，意趣活泼，诚中形外，有触即发，自在流出，毫不费力”（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一）。苏轼的许多作品，正是这种审美追求的体现。
苏轼一生著述宏富。经学著作有《东坡易传》九卷
，《书传》今传二十卷，《论语说》已佚
。苏轼诗文集大致有两个系统。《四库全书总目·〈东坡全集〉提要》谓：“传本虽夥，其体例大要有二：一为分集编订者，……一为分类合编者。”分类合编本，旧称大全集，今传有《四库全书》本一百十五卷，清蔡士英刊行，前三十二卷为诗，以下各卷为文。分集编订本，通称《东坡七集》，原为明成化程宗刻，计《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续集》十二卷，《奏议集》十五卷，《内制集》十卷，《外制集》三卷，《应召集》十卷，另附《乐语》、《年谱》各一卷，共一百十二卷。有清末端方校印本、《四部备要》铅印本。
苏轼作品的风行，引起文坛学界的广泛注目，从事诠释研究者代不乏人。较早注释苏诗的有北宋末赵次公、宋援、李德载、程
四家，以后又有五家注、八家注、十家注。南宋中叶，王十朋在集录众多诗注的基础上，完成了苏诗的百家分类集注。其后又出现了施元之父子及顾禧合撰的编年注本。陆游同范成大还曾讨论过苏诗的笺注问题。清代重视苏诗，一时出现了不少研究苏诗的专家。查慎行的《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翁方纲的《苏诗补注》、赵翼的《苏东坡诗》、纪昀的《苏诗评点》等，都对苏诗研究有所发明和补正。其中乾隆、嘉庆时期的冯应榴（字星实，浙江桐江人）取王、施、查三家注，援证群书，参稽辨补，完成《苏文忠诗合注》五十卷，功力颇深。王文诰（字见大，浙江仁和人）依据“合注”，删冗补阙，调整编年，编订诗注四十六卷，另撰总案四十五卷，合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注释较冯注趋于简明，总案对苏轼一生行实考辨详备。今人孔凡礼点校的《苏轼诗集》五十卷，前四十六卷即以王氏集成为底本，四十七至五十卷的补编诗、他集互见诗则以冯氏合注为底本。苏轼散文除见于多种诗文合刊本外，最早的选注本是南宋郎晔的《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明代茅坤编选的《宋大家苏文忠公文钞》间有评批，也是较好的选本。对苏文辑集较全的是明末茅维的《苏文忠公全集》。今人孔凡礼点校的《苏轼文集》，即取茅维本为底本，又附有点校者所辑之《轶文汇编》，使今存苏文略备于此编。苏词多集外单行，《宋史·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均著录有《东坡词》，惜已失传。元延祐七年叶曾云间南阜草堂刊《东坡乐府》二卷，是今存最早刻本。旧时注释苏词者也并不乏人。据载，南宋傅幹、顾禧、金代孙安常等人，都曾为东坡乐府作注，可惜久已散失，仅有南宋傅幹《注坡词》钞本流传
。今人龙榆生《东坡乐府笺》，即据朱祖谋编年本《东坡乐府》又参阅吸收了傅幹注释而编撰的。1990年石声淮、唐玲玲又以朱本、龙本为基础，补充编年，增订材料，编成《东坡乐府编年笺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版），是目前编年注本较全的一种。
宋诗取材广而命意新，苏诗最足代表。李东阳《麓堂诗话》认为前代诗格简古，内容局限，“赖杜诗一出，乃稍为开扩，庶几可尽天下之情事。韩一衍之，苏再衍之，于是情与事无不可尽。”从古近体诗内容的涵盖力来说，苏诗确实是在杜、韩的基础上有所展衍开拓的。
苏诗今存两千七百多首，内容丰富，社会政事诗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
苏轼是留心观察社会、有志经世济民的诗人。他出身寒素，早年即直觉地感到贫富悬殊，苦乐不均。入仕后勤于邑政，入境问农，累次贬谪，生活接近下层，较为了解各地风土民情
。这些都为他写社会政事诗提供了基础。描写农民生活贫苦，同情其遭盘剥、受鞭笞的悲惨命运，是苏轼社会政事诗的重要内容。如《夜泊牛口》写沿江居民的生活苦况，《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写北方大旱后农村的凋敝，《送黄师是赴两浙宪》写水灾侵迫下江浙人民的苦难，《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渔蛮子》控诉租赋的苛重扰民，等等。其中《渔蛮子》写一家渔民为逃避苛重剥削，长年漂泊水上，双足不践寸土，生活十分艰难：“人间行路难，踏地出赋租！”对严密的封建剥削网罗，提出的控诉尤为痛切。苏诗中不仅渗透着对百姓苦难的深厚同情，还体现出诗人为之纾困解厄的恳切愿望。在临离密州时，他深为自己未能改变当地农业落后的局面而不安，因之把殷切的期望寄托于接任的郡守：
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何以累君子，十万贫与羸。
——《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
在友人黄实（字师是）赴两浙任职时，苏轼十分关切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吴越灾民，因而恳切地向友人提出了“愿君五
手，招此半菽魂”（《送黄师是赴两浙宪》）的要求。
苏轼认为实现“裕民”、“安民”，必须发展生产。因此兴利除弊、促进生产、改善劳动工具和生活条件，也成为诗人咏唱的重要题材。如《和赵郎中捕蝗见寄次韵》写密州人民灭蝗抗灾的情景，《答吕梁仲屯田》记徐州百姓战胜黄河洪灾的经过，《石炭》反映徐州开发白土镇煤矿的场面，《秧马歌》、《无锡道中赋水车》歌咏江南农村先进的劳动工具，《游博罗香积寺》抒写诗人对利用水力改善农民生活条件的憧憬，等等。直到晚年流放海南，他还戚戚然“哀儋耳之不耕”（《和陶劝农六首并引》），并为此写了一组《劝农诗》，提出“春无遗勤，秋有厚冀”的告诫，希望边疆人民推广内地进步的耕织技艺。
在社会政事诗中，有一部分是针砭时弊或讽喻新法的。如《许州西湖》感叹颍川农业歉收而官府池台宏丽，《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反映徭役苛重，劳民伤财，《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讽刺官僚养尊处优，不知恤农等。《荔支叹》是这方面的名作，它由进贡荔支的历史故事，引出当代官僚献茶贡花，媚上邀宠，批判统治者为满足口体贪欲而不顾百姓死活。这些诗篇“言必中当世之过”（《凫绎先生诗集叙》），是具有现实批判性的。讽喻新法的诗篇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是针砭新法流弊的，《吴中田妇叹》、《山村五绝》可作代表。前者借田妇之口，倾诉灾年农家的困顿，“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这是针对新法所造成的钱荒谷贱而发的。青苗法的施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但村户助役纳税都要现钞，势必迫使农民贱价售粮，这种钱荒伤农现象，引起宋代不少政治家的关切，诗中涉及的问题，纵然有所夸张，总还是反映了历史真实的。《山村五绝》是反映青苗法和盐法弊端的作品。其中说农民贷到钱就会到城市游荡挥霍，恐怕言过其实，并且这也不能归咎于新法本身。其二、其三写百姓强运食盐和山区发生盐荒，倒有一定的现实根据。因为当时盐法太苛，封建机构完全垄断食盐收售，必然既堵塞了盐商生路，又会造成食盐供求失调。《和述古冬日牡丹》托物喻意，讽刺新派繁法扰民，虽手法隐晦含蓄，毕竟写出了对新法的不同看法。至于《刘贡父见余歌词数首以诗见戏聊次其韵》、《次韵黄鲁直见赠古风》、《王莽》、《董卓》等篇，或纯属对新法倾泻牢骚，或对新派官员影射攻击，这类作品恐怕除加深朝内党派对立之外，就说不上有什么积极意义了。苏轼的社会政事诗，从反映人民疾苦的深刻性上说，远没有杜甫、白居易写得那么典型，那么动人心魄。但他阅历丰富，取材广泛，命意新颖，不落窠臼，在描写社会生活的广度方面，是有新的开掘和推进的。
苏诗中美学价值最高，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是倾入自我的写景抒怀遣兴诗。
苏轼热爱生活，钟情大自然，“身行万里半天下”（《龟山》），“行遍天涯意未阑”（《赠惠山僧惠表》），一生喜欢登山临水，探奇访胜。因此祖国的名山胜水，妙景奇观，联翩不断地涌入诗人笔底，在苏诗中留下了形象生动的艺术姿容。如《入峡》、《巫山》、《出峡》写蜀中山川的雄伟，《凤翔八观》写陕西名胜的珍奇，《望海楼晚景》写钱塘江潮的汹涌，《登州海市》写东海烟云的奇幻，《新城道中》写江南村景的幽美，《白水山佛迹岩》写岭南风光的壮丽，等等。这些作品，在读者面前展开了无比瑰奇的艺术画廊。动景多于静景，奇景多于常景，造景多于写景，可说是苏轼景物诗的显著特色。《望湖楼醉书》、《望海楼晚景》、《有美堂暴雨》等，均以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动景而称胜。试看：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望湖楼醉书》
横风吹雨入楼斜，壮观应须好句夸。雨过潮平江海碧，电光时掣紫金蛇。
——《望海楼晚景》
前首写望湖楼急雨，后首写望海楼晚晴，或急雨掠过，湖天一碧，或雨霁潮平，海天掣电。这里云、雨、风、雷、江潮、闪电，都给人一种流动感和力度感，与王安石晚年小诗幽静阒寂的意境很不相同。“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诗人所乐于追蹑的正是这种刹那变幻的景观物象。诗人足迹所历多奇山异水，而他生花的妙笔，又善于穷形尽相地予以摹写。于是巫山的连峰叠嶂，长江深夜的阴火，彭城急湍的奔洪，罗浮山奇绝的岩谷，惠州蒸腾的汤泉等等，都在苏诗中投下了奇妙的艺术影像。如：
双溪汇九折，万马腾一鼓。奔雷溅玉雪，潭洞开水府。潜鳞有饥蛟，掉尾取渴虎。我来方醉后，濯足聊戏侮。回风卷飞雹，掠面过强弩。
——《白冰山佛迹岩》
此诗先写白水山溪的曲折迸泻，雪珠四溅，飞雹掠面，再以饥蛟、渴虎旁衬，愈显出水势的奇幻惊险。
苏轼写山水不仅能“扬其异而表其奇，略其同而取其独”（《筱园诗话》卷一），而且往往注入浓情深致，使环境物象涂上创作主体的感情色调和个性风采。它由真切描摹客体的写景，变成了经由主观感情熔铸的造景，因此他的山水诗往往物我交融，写景与抒怀密不可分。如《游金山寺》先由万里征程、半生宦游导入写景，中间写江景之旷，晚景之丽，夜景之奇，而以“望乡国”绾合首尾，结处即借江神见怪、自誓归田收束全篇。正如陈衍所说：“通篇全就望乡归山落想，可作庄子《秋水篇》读。”（《宋诗精华录》）贬谪黄州后的写景感怀诗，有的更融入浓重的身世之感，如《寒食雨》其二云：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
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此诗有作者手书真迹存世。全篇物象荒凉，语言古拙，格调悲怆，是作者贬居黄州时沉郁襟怀的真实坦露。但从总体来说，苏轼写景抒怀诗的主调趋于壮浪超拔，体现出傲兀的精神和旷达的气度，有的则浮动着奇思遐想，物我辉映，精神倍增，而毫无衰飒之气。《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可作代表。全篇从地理形势发端，次写登高四顾的感慨，再写山岩中的清风急雨：
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安知非群仙，钧天宴未终。喜我归有期，举酒属青童。急雨岂无意，催诗走群龙。梦云忽变色，笑电亦改容。
奇景、遐想、旷怀，交融相生，一气浩歌而出，有“天风浪浪，海山苍苍”之象。这种神气超旷、奇想联翩的诗章，前人作品罕见，实乃诗人之所独诣。
有些诗由写景寄怀，进而升华到对人生社会或物理的深沉反思，从而注入意象，使之带有普遍性的哲理和思致，对读者能发生启迪思辨之效。《和子由渑池怀旧》、《东坡》、《题西林壁》、《法华寺横翠阁》、《慈湖夹阻风》等，都是这方面的佳篇。如《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这首和苏辙的七律并不胶着于抚今追昔，忆旧感怀，而是将日常生活通过艺术思维的过滤，升华到人生哲理的高度，使人生无常、陈迹易泯等有关人生的睿智哲思，借助于“鸿飞”、“雪泥”等一系列意象，得到生动贴切的体现。诗中独创的警策而新颖的比喻，后来被人们概括为“雪泥鸿爪”的成语广为流传，说明此诗发人深思，影响深远。《题西林壁》由写看庐山而难识其真面目揭示了一个平凡而普遍的哲理：认识复杂的事物需要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善于多角度考察。《慈湖夹阻风》其二、其五云：
此生归路转茫然，无数青山水拍天。犹有小船来卖饼，喜闻墟落在山前。
卧看落月横千丈，起唤清风得半帆。且并水村
侧过，人间何处不
岩。
前一首写航程艰难，归路渺茫，当此之际，忽闻人语，意外地带来停舟歇息的希望，使行人顿感喜悦。后一首则由航行中难得饱帆顺风，兴起世路艰难的感喟。这类作品将引人深思的弦外之音，含蕴于日常生活小景的具体描摹之中，堪称苏诗的又一特色。
苏轼的题画诗，和陶诗和酬唱诗，在质量和数量上也颇为引人注目。
题画诗始于唐，盛于宋。苏轼是画家，有很高的绘画修养和鉴赏能力，故其所作题画诗大都高妙不凡。如《王维吴道子画》品评佛像、墨竹壁画，意象雄浑，笔势奇纵；《韩傒马十四匹》描摹群马动态，各具神情，章法错落精妙；《惠崇春江晓景》题咏戏鸭、归雁，早春气象和煦，生机蛊然；《书李世南所画秋景》再现野外秋光，疏林扁舟，一派清幽淡远之致。《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更是题画长句中曲尽奇情幻景的名作。它由远景写到近景，由画面景想到现实景，由眼中画、意中景引出栖迹林泉的高情雅趣，远近虚实，层次分明，舒卷自如，出神入化。苏轼题画诗，不仅诗中有画，使人“见诗如见画”，还善于传达出画面韵、画中神和画外意，进而自由生发，或借以寄寓胸臆，或因以讽谕现实，或据以评画论艺，达到了信笔挥洒、变幻无穷的境界。如《惠崇春江晓景》其一：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这首小诗不仅写出桃花初开、春水溶漾、蒌蒿丛生、芦苇吐芽等视觉所能见到的画面春景，且能运用艺术联想，表现鸭子的触觉，推测河豚的动向，从而使画面变活，使画中景象生机勃发，情趣盎然，成功地烘染出画中的神韵和画外的意蕴。
苏轼晚年写了一百多首和陶诗，这些作品在苏诗中别具一格。拟古诗由来已久，白居易也有“效陶潜体”，但追和古人则不多见；李贺有《追和柳恽》诗，不过偶一为之。元祐七年苏轼在知扬州任上，写有《和陶饮酒二十首》，是他系统和陶诗之始。及至岭南，又一一追和，并在儋州自编一集，由苏辙写《东坡和陶渊明诗引》。苏轼晚年师范渊明，黄庭坚谓其出处不同，风味略似。苏轼亦自称晚年“独好渊明之诗”，和作得意处“不甚愧渊明”。然而，两人生活道路、性格气质毕竟不尽相同，诗作也自然各有差异，施补华就曾说，苏轼和陶诗“真率处似之，冲淡处不及也”（《岘佣说诗》）。其实发自真性情的文学创作，即使极意步武前人，也应烙印鲜明的个性风神，否则何异于简单的复制品。和陶诗各题在用韵和句数上与陶诗相同，自然率真的风调相近，语言的简净朴拙相似，而所反映的生活内容则不为陶诗所限。作者力求师法陶诗的形式和风调，来表现自我精神境界和眼前的现实生活。岭南风土的幽美，边疆人民的清苦淳厚，自身坦然处穷、矫首傲世、委心任天的思想情操，在和陶诗中都得到了真切率直的反映。诗人饱经沧桑，晚年潜心反思，在这组诗中不时坌涌出深蕴自身甘苦和人生哲理的佳句，如“坎坷识天意，淹留见人情”、“穷鱼守故沼，聚沫犹相依”、“人间无正味，美好出艰难”、“不缘耕樵得，饱食殊少味”、“口耳固多伪，识真要在心”等等，颇可视为意味隽永的生活格言。可见这组诗不是因题造文的拟作，而是发自真情实感的肺腑之音。
苏轼广于交游，敏于酬赠，时或分题限韵，故集中唱和诗甚多。有的虽属和篇，却胜似原韵，浑厚真醇，气脉完足，毫无牵凑之迹。如《和董传留别》：
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厌伴老儒烹瓠叶，强随举子踏槐花。囊空不办寻春马，眼乱行看择婿车。得意犹堪夸世俗，诏黄新湿字如鸦。
和诗并非一般应酬，而是写穷书生董传的为人：生活清苦而意气轩昂，才学满腹而囊空如洗。诗人对他在艰难的文场上力求进取，满怀同情和鼓励。苏轼在密州用尖、叉二韵写了《雪后北台书壁二首》咏雪，甚受王安石爱赏，王氏刻意属和，苏轼见了和诗，又用原韵写成《谢人见和前篇二首》。费衮《梁溪漫志》卷七说：“荆公、东坡、鲁直押韵最工，而东坡尤精于次韵，往复数四，愈出愈奇。”用“粲”字韵与乔太博写诗，也一再唱和，往复数四。这些过去得到好评的酬唱次韵诗，虽被赞为“韵与意会，语皆浑成”（《梁溪漫志》），但不免有逞才炫学、过于新巧之嫌。他如谢人赠茶、惠墨，贺人生子、纳妾、寿辰、晋升，以及应命分韵、更迭酬唱之作，大多因题造文，削足适履，情韵甚少。《滹南诗话》云：“次韵实作诗之大病也。诗道至宋人，已自衰弊，而又专以此相尚。才识如东坡，亦不免波荡而从之，集中次韵者几三之一。虽穷极技巧，倾动一时，而害于天全多矣。”王若虚此语虽对宋诗不免求疵过甚，然而其中批评苏轼的意见还是比较中肯的。
苏诗才思横溢，触处生春，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在诗史上可说是李、杜而后的又一艺术奇峰。
苏诗笔锋精锐，语言爽利，无论抒怀、写景、体情、咏物，均能意到笔随，巨细必达。如《百步洪》之写泉水湍急，《游径山》之写山势回旋，《新滩》之写鱼鸟情态，《庆源宣义王丈》之写人物性格等等，无不抉剔入微，明快透底。即使是写世态人情，也常能向深层掘进，化隐为显。如写被劾论罪的心有馀悸：
怛然悸寤心不舒，坐起有如挂钩鱼。
——《夜梦》
写旧时争名逐利的衰坏世风：
共见利欲饮食事，各有爪牙头角争。争时怒发霹雳火，险处直在嵌岩坑。人伪相加有馀怨，天真丧尽无纯诚。
——《赠陈守道》
真是口快笔锐，入木三分，“一滚说尽无馀意”（朱熹《朱子语类》卷一四）。正如赵翼所云：“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瓯北诗话》）多淋漓痛快之语，而少蕴藉含蓄之致，是苏诗异于唐诗的一个特点。施补华《岘佣说诗》所谓“东坡才思甚大，而有好尽之病”，当即此意。
苏诗想象飞驰，奇趣横生，意境灵动，比喻新颖巧妙，层出不穷。“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由视觉环境迅即转化出香美的味觉嗅觉形象；“桑畴雨过罗纨腻，麦垅风来饼饵香”（《南园》），从桑田麦垅的风雨立时联想起收获时劳动产品的喜人；“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枒生竹石”（《郭祥正家醉画竹石》），把无形的酒助诗兴的创作灵感写成可诉诸视觉和触觉的具体物象，诗思敏捷过人，天机洋溢。再如写客居中感伤节序、惋惜光阴、怀想亲旧的落寞心情：
寒鸡知将晨，饥鹤知夜半。亦如老病客，遇节常感叹。光阴等敲石，过眼不容玩。亲友如抟沙，放手还复散。
——《二公再和亦再答之》
诗中用一系列的生动比喻描述内心的多种感受，喻体和被喻的事物既是复杂的，又是随处可见的日常现象，初看平淡无奇，细味意趣深长。
苏轼发展了韩愈以文为诗的传统，笔力纵横驰骋，议论滔滔汩汩，加之他精熟坟典，语汇浩博，典实宏富，故称心挥洒，自成创格。古体长篇每能烟云卷舒，变幻无常。如《王维吴道子画》、《百步洪》、《送李公恕赴阙》、《寄吴德仁兼陈季常》、《送杨杰》等，都写得浑转浏亮，酣畅淋漓，常常于行文中忽从天外插来一段不测之境，为寻常胸臆中所无，大有“天马行空”之势。
苏轼娴熟古今各体，但亦不无短长。大致精于古体，尤以七古最优，五古亦有精神饱满、才气坌涌或以禅理见胜者。七律虽逊于七古，风调多洒脱流丽，以气格胜。七绝精美明快，不乏脍炙人口的佳篇。五言近体染指较少，故方回《瀛奎律髓》选录苏诗七律四十首，五律仅取一首。施补华说：“东坡最长于七古，沉雄不如杜，而奔放过之；秀逸不如李，而超旷似之；又有文学以济其才。有宋三百年无敌手也。”（《岘佣说诗》）许印芳谓：“东坡天才豪放，学殖富有，发为文章，非大篇长句不足供其挥洒。故其诗七言最为擅场，七古较七律尤出色，七律虽不及七古，而气格超胜。”（《律髓辑要》）这些均为公允持平之论。
苏诗新而能变，机趣洋溢，间有奇笔异想，而风格基调是清雄奔放、驰纵自如并兼有清逸简淡。尤为出色的是，苏诗风神出于天然自得，而不假人力雕镌。赵翼比较诗史三大家谓：“李诗如高云之游空，杜诗如乔岳之矗天，苏诗如流水之行地。”苏诗妙处，“在乎心地空明，自然流出，一似全不着力，而自然沁人心脾”（《瓯北诗话》）。诗史苏、黄并称，而作风有异。黄以人力功夫胜，苏以天然才气胜；黄诗惨淡经营，悉心磨砺，苏诗放笔快意，不甚锻炼。优胜处难免带来不足，苏诗也得中有失。由于他恃才挥笔，沛然难收，句法时感率易，用事偶失拉杂，章法有时散缓，至于辗转和韵，掉弄禅语，凑韵凑篇之作，则更加不足为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