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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晚年封荆国公，死后追封舒王，谥文。后人因习称王荆公、舒王、王文公、王临川。
王氏祖籍太原，后徙临川。先世不仕，至安石父王益始跻入仕林。益字舜良（始字损之），祥符八年（1015）进士及第，接着宦游建安、临江、新淦、庐陵、新繁等地，后迁韶州知州、江宁府通判。“为人倜傥有大志，在外当事，辄可否矫矫不可挠”（曾巩《尚书都官员外郎王公墓志铭》），是比较体恤下情、敢于抑制豪强的能吏。王益刚毅敢为的性格，对王安石有所影响。
真宗天禧五年十一月十二日，王安石生于临江军（今江西清江）判官官舍
。王益七子，安石排行第三。王益做官常携家同行，安石少年即随父辗转各地，南到韶州，北游汴梁。至十九岁，王益在江宁通判任上病逝，全家始定居江宁。王安石少好读书，文思敏捷，自认为朝廷轩冕不难博取。后立志匡时济世，重新杜门苦读，“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忆昨诗示诸外弟》），自期颇为高远。
仁宗庆历元年（1041），王安石二十一岁，由江宁赴京应试。次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自此走入仕途，直到四十八岁，主要在外郡任地方官。他先在扬州韩琦幕下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任满后，一度归访临川。庆历七年，调充鄞县（今属浙江宁波）知县。到任后即下乡巡视，发现渠川浅塞，“民最独畏旱，而旱辄连年”（《上杜学士言开河书》），遂组织农民浚治川渠，兴办水利。据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一载，王安石在鄞县“读书为文章，三日一治县事。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可见王安石的政治才能，这时已初露锋芒。
皇祐三年（1051），王安石被改派为舒州（今安徽安庆）通判。嘉祐元年（1056），调回汴京任群牧司判官，时欧阳修正在京任翰林侍读集贤殿修撰。十几年前，欧阳修早从曾巩处对王安石的人品和文章有所了解，至此欧、王才得以在汴京欢晤。欧阳修写了《赠王介甫》诗，有“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之句，对之极表奖许。王安石答以《奉酬永叔见赠》云：
欲传道义心虽壮，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抠衣最出诸生后，倒屣常倾广坐中。只恐虚名因此得，嘉篇为贶岂宜蒙。
对前辈的期许，十分恭谨地表示逊谢。
宋代重内轻外，取得高科的士大夫大都希望留任京师或就试馆阁，以便跻身最高统治层。王安石秩满时却从不求试馆职，朝廷特令就试，还多次辞免。为了有所作为，能“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学”（《上执政书》），他这次到京不久即申请外任，因此被派知常州。梅尧臣有《送王介甫知毗陵》诗赠行，激励他体恤民隐，施行德政。王安石到常州不久，又于嘉祐三年二月到饶州（今江西波阳）任提点江东刑狱。他在饶州了解到榷茶法的弊害，立即写了《议茶法》，建议“罢榷茶之法，而使民得自贩”。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用百姓运销、官府收税的办法，取代了弊端百出的专卖制。同年十月，王安石被召入汴京为度支判官
。嘉祐五年初春，曾奉敕伴送辽使回国，行至涿州而还。嘉祐六年，迁知制诰。八年，母吴氏卒，护丧归葬江宁。
王安石从开始入仕，到嘉祐三年应诏还京，差不多在外地做了十六七年地方官，每到一处，总是留心弊政，观察社会问题，为他形成系统的变法主张奠定了基础。就是在这种生活基础上，他写成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和《收盐》、《省兵》、《发廪》、《感事》、《兼并》等富有时代内容的著名诗文。
嘉祐八年仁宗病逝。英宗赵曙继立，改元治平，在位仅四年死去。年方二十岁的神宗赵顼登位，很想振作有为，留心物色宰辅。娴习吏事、卓有声望的王安石，这时便成为适宜的人选。治平时期，王安石一直在江宁居丧，神宗嗣立后，始出知江宁府，除授翰林学士。熙宁元年（1068）应诏回京，越次入对，奏进了《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激励皇帝厉行改革。次年，四十九岁的王安石被任为参知政事，后又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从此在朝内主持了六七年的变法改革。
王安石当政后，创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几年之内，均输、青苗、募役、保甲等法次第推行，同时整顿学校，改革考试制度，使培养选用人才适应新法需要。新法主要针对宋代开国百年以来所形成的积贫积弱局面，在理财、整军、调整官僚机构、发展农业生产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收到了一定的实效。王安石还支持王韶抗御西夏的方略，取得了熙宁六年经营熙河的胜利。新法的推行，对富商大贾和兼并势力有所抑制，自然会在统治阶级上层招来抵制。旨在稳定赵宋统治的变法，依托庞大的封建官僚机构迅速展开，必然产生种种流弊，乃至带来繁法扰民的后果，也给反对派造成口实，因而随着新法的推行，反对浪潮日益激烈。在皇权支持下进行的熙宁变法，由于神宗发生动摇而造成形势逆转，这就不能不迫使王安石于熙宁七年乞解机务，出知江宁府。虽然次年二月即应召复相，但终因变法派内讧，王安石陷于孤立，不得不于熙宁九年再次罢相，最后退出朝廷。
王安石在秉政期间，虽机务萦身，但不废学术翰墨。他除了亲自主持重新训释《诗》、《书》、《周礼》，完成学术著作《三经新义》外，还写了大量诗文。这一时期的诗文，如《孤桐》、《众人》、《答司马谏议书》、《答曾公立书》等，都与政治生涯紧密联系，体现了作者昂扬的进取精神和坚毅不挠的政治魄力。
王安石罢相后，在江宁过了十年退休生涯。他初离朝廷，写了一首七绝《六年》：
六年湖海老侵寻，千里归来一寸心。西望国门搔短发，九天宫阙五云深。
作为志在有为的改革家，被迫退出政治舞台，对六七年来的变法设施和大力支持他的神宗，不能不深表低回和依恋。王安石初以“判江宁府”的官衔回乡，熙宁十年六月，他辞去了这个职务，只以集禧观使的名义闲居。他在府城东门和钟山间构筑了“半山园”，园北靠近传为谢安故宅遗址的谢公墩。《示元度》诗所云“今年钟山南，随分作园囿，凿池构吾庐，碧水寒可漱”，即指此而言。王安石自奉俭约，居处出游都不讲排场。《宋朝事实类苑》卷四二引《东轩笔录》记其行迹说：
筑第于白门外七里，去蒋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驴，从数僮，游诸山寺。欲入城，则乘小舫，泛潮沟以行，盖未尝乘马与肩舆也。所居之地，四无人家，其宅但庇风雨，又不设垣墙，望之若逆旅之舍。
他的日常生活多是读书诵诗，谈禅出游，且仍勤于著述，不仅完成了学术著作《字说》进奏朝廷，更对诗文写作倾注了很大的精力。他晚年写了不少笔锋老辣的书札和《歌元丰》、《元丰行示德逢》等关于新法的诗章，尤致力于创作艺术精巧的写景抒怀小诗。
元丰七年（1084）春季，王安石得了一场重病，病愈，奏舍半山旧宅为寺，神宗命名为“报宁禅寺”。此后，他便于城内税屋以居。王安石虽远离朝廷，但对新法成毁却念念于怀。元丰八年神宗病死，旧派秉政，罢废新法，王安石闻讯后苦闷异常，“在书院读书，时时以手抚床而叹”（陆友《研北杂志》）。在一封家信中，他凄然地说：“予老病笃，皮肉皆消。为国忧者，新法变更尽矣！”
新法的全面毁废，使王安石深受刺激。次年哲宗改元元祐，四月，王安石就在忧愤中病逝，享年六十六岁。
王安石出身于长期任职郡邑的小官吏家庭，对社会状况较为了解。加之自幼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倾慕毕生倡导“仁政”的孟轲，故“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宋史》本传）。他思想开阔，自谓“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答曾子固书》）他赞同庄周“百家众技，皆有所长，时有所用”的观点（《庄周上》），对佛学、老庄和法家思想亦多所探究，并在博观约取的基础上重新训释经籍，形成著称一时的“新学”。在哲学上，他认为万物由五行变化构成，天象人事无不“新故相除”，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自发辩证法倾向。在政治上，他力主“改易更革”，反对“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上时政疏》）。在学术上，他敢于创新，主张“通经致用”，认为圣人之术，“在于安危治乱，不在章句名数”（《答姚辟书》）。
王安石一生的思想，是随着他社会经历和政治际遇的不同，而有所起伏变化的。大抵早期志高气盛，颇露锋芒。当政阶段，始则知难而进，果毅敢为，独排众议，力行变法；及至“群疑并兴，众怒总至”，深感“虽欲强勉以从事须臾，势所不能”（《乞解机务札子》），不免踌躇再四，只好急流勇退。所谓“当官拙自计，易于忤流俗；穷年走区区，得谤大如屋”（《寄吴冲卿》），正是他困难处境的真实写照。罢官闲居以后，他回味变法的艰辛历程，预感到政局逆转的危机，不禁百感丛生，忧愤交并，田园生活的恬静悠闲，也掩盖不了他精神世界的苦闷和创痛。当时的社会条件注定了王安石的改革理想无法避免失败，他奋力进取的结果终于事与愿违，不得不被迫引退。他与苏轼的改革主张和宦途经历虽不相同，然而他们的政治生涯都同样带有悲剧性。
王安石一生著述颇多，诗文集今存《临川集》一百卷，系宋绍兴间王珏刊，明嘉靖何氏翻刻，有《四部丛刊》、《四部备要》本等。又《王文公文集》一百卷，编次与《临川集》不同，系宋绍兴间龙舒本，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本。注释王安石诗，以南宋李壁为最早，李氏有《王荆文公诗笺注》五十卷，收诗比全集多出数十首。是书不单训释典实，且能核对版本墨迹，考索背景人物，保存了不少宋代资料，成绩斐然可观，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本。清人沈钦韩在李注基础上，运用大量史料继续考索探究，完成《王荆公诗集李壁注勘误补正》四卷，《王荆公文集注》八卷，也颇有价值。中华书局将两书校勘合并排印，名《王荆公诗文沈氏注》，极便检阅。
王安石以政治改革家的眼光论文，主张为文“以适用为本”，“务为有补于世”（《上人书》），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在文道关系上，他反对“辞弗顾于理，理弗顾于事，以襞积故实为有学，以雕绘语句为精新”，而赞成“表里相济”，文道统一（《上邵学士书》）。王安石的文论对于矫正宋初的浮靡文风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他同许多政治家一样，常常把文章的内容等同于“礼教治政”，而把表达形式称之为“辞”，比之为“器之有刻镂绘画”（《上人书》），与“三苏”的文学主张相较，不免有忽视文学特性的倾向。
王安石的散文，大致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多为有关政令教化、适于世用之作。集中有书疏、奏状、札子、论议、书启、记序等体别，其中以政论文、书札、序跋文、记叙文、小品文几类比较重要。
王安石的政论文大都体现作者的改革观点，直接为变法服务，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针对性。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针对赵宋王朝面临的内部矛盾和政治危机，提出了陶冶人才以更革法度的系统政治主张，是最早展示王安石全部变法路线的宏文。嘉祐六年写的《上时政疏》，从分析前代的政治事件中总结出历史教训，建议仁宗正视宋廷的政治危机，更革“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的积习，及早实行“众建贤才”、“大明法度”的方策。应神宗询问所写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回顾了北宋建国百年以来的历史状况之后，着重剖析了“累世因循未俗”的积弊，敏锐地指出了表面承平的外衣下所隐伏的种种危机，深刻阐明了变法改革的紧迫性。《上五事札子》是总结新法施行情况的一封奏章，它肯定“和戎”、“青苗”已取得成效，说明“免役”、“保甲”、“市易”正待展开，至关利害，强调能否“得其人缓而谋之”，乃是后三项新法成败所系。这些政论都紧密联系王安石的政治实践，是为推行新法制造舆论而作的。梁启超说：“公论事说理之文，其刻入峭厉似《韩非子》，其强聒肫挚似《墨子》。”（《王安石评传》）颇能道出王氏论文刻至、朴挚、峭厉的特色。他的论文犀利透辟，议事论政反复剖白，深中肯綮。由于他本身具有行政才能，洞悉时事，故较少迂阔的书卷气。王氏议政，常喜标榜师古据经，如《上五事札子》说新法“可谓师古”，免役出于《周官》，市易“起于周之司市”云云，每谈新法总爱溯源于经传，时人谓其“论议人主之前，贯穿经史古今，不可穷诘”（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五）。但他据经而不拘，师古而不泥，故于先王强调“法其义”，于群经则往往“断以己意”，带有托古改制的色彩。行文条分缕析，局段井然，短篇密合无间，长文也经纬分明。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篇幅恢宏，脉络却有条不紊，沈德潜誉为“部勒有方”，评论说：“如大将将数十万兵而不乱，中间丝联绳牵，提挈起伏，照应收缴，动娴法则，极长篇之能事。”（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读本》）
王安石的书札文，议政论学居多，长于说理，而感情色调不浓。如《答司马谏议书》、《答吕吉甫书》、《答姚辟书》、《答曾子固书》，或申论变法，或探究学术，都表现出理足气壮，果毅不挠，且能简当精警地阐明个人见解，可否判然，决不含混调和。其中《答司马谏议书》尤具代表性。熙宁三年，正当变法在激烈的斗争中深入推行之际，司马光接连三次写信给王安石，要求废止新法，恢复旧制。特别是第一封信，长达三千字，对王安石设置“三司条理司”，推行新法，给予全盘否定。本篇是王安石接到司马光第二封信后的复信。信集中于中间一段对对方责难给予答辩：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
文中首先提出辨别名实，然后逐一批驳对方提出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条“罪状”，进而对“天下怨谤”的原因进行深刻剖析。文章旗帜鲜明，理足气壮，结构清晰严密，语言简截犀利，整篇回荡着倔强之气和峭拔之势，是历来传诵的名作。另有一些叙旧写怀、陈述身边琐事的手札，如《与王禹玉书》、《答孙少述书》、《回苏子瞻简》等，也能运笔自如，略展心曲；惟大都意淡言简，涵蕴不露，很少淋漓酣畅的感情渲染。王安石自谓“某天禀疏介，与时不相值，生平所得，数人而已”《答孙少述书》）。这种落落寡合的性格，人们不难从他的书札文字中窥知。他的序跋文字，评论经籍文章，时有新见，文风也很谨严。如《周礼义序》、《诗义序》、《书义序》、《老杜诗后集序》、《张刑部诗序》等，均辞气高古，笔力峻拔，劲悍廉厉，简截老到，没有枝辞赘语，体现了王氏散文的特色。
《临川集》中记叙体散文不多，但颇能别开户牖，引人瞩目。《游褒禅山记》结合记游华山，阐述治学之道在于不避险远；《越州馀姚县海塘记》通过记谢景初之筑海堤，说明为吏治邑，应当急民之急；《伤仲永》借早慧儿童变为庸才的事例，强调后天教育是成才的关键；《芝阁记》写珍贵的灵芝在不同时期或增声价或遭遗落，借以感叹人才进退的机缘常常出于偶然。这些文章立意深远，卓有识度，不专主叙事，而在于借题发意，因事明理。写法上由事件生发出见解，由感性升华到理性，叙述与议论相结合，颇有引人入胜之效。
王安石的记叙文多借事寓理，而哀祭文则贯注着浓挚的抒情色彩。姚鼐曾说悼祭之文“后世惟退之、介甫而已”（《古文辞类纂·序目》），评价极高。如《祭欧阳文忠公文》、《祭王回深甫文》、《祭沈文通文》等，往往抚今追昔，低回婉转，情深意挚，哀思绵绵。《祭欧阳文忠公文》尤为出色。文章由远及近，凌空而起，由天道渺茫、生死难测，感叹欧公逝世之突然。接着笔锋陡转，谓欧公“生有闻”、“死有传”，平生一无缺憾，不必悲戚。由此引入对欧阳修一生人格修养、文章学术之礼赞。如云：
如公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以学术之精微，故形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世之学者，无问乎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
文笔恣肆挥洒，辞采纷呈：形容其“器质”、“智识”、“学术”，下字精审；赞美其散文成就，则以“江海”、“日星”、“飘风急雨”、“轻车骏马”四喻，充分刻绘出欧文之淹博、璀灿、朗畅、明快、生动而形象；“呜呼”以下，又用感喟语气，转入对欧公宦途崎岖的陈述，借以衬跌出他的“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这篇祭文滂沛淋漓，饱含哀思，充分体现了作者对欧阳修的缅怀、礼赞、低回、仰慕之情，语语发自肺腑，用笔“一气奔驰，不可控抑”（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在当时诸家所作纪念欧阳修的多篇哀祭文中，是深受称赏的一篇。
王安石警策精练的小品文，是其散文中的妙品。它们常以极简当的议论，一语破的的断语，抒写一种别具心眼的识度和见解。如《读孟尝君传》、《读柳宗元传》、《孔子世家议》、《太古》、《知人》、《鲧说》等，都是一二百字的短文，但言简意深，令人领略不尽。《知人》裁剪王莽、杨广、郑注的历史故事，说明奸佞善于矫情伪装，以假象迷人，从而论证知人之难。全文只有一百多字，论据充实，说理显豁，笔墨极为经济，一字不可增损。《读孟尝君传》全文不满百字：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呼！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孟尝君是战国时期号称能养士的四公子之一，他手下有食客数千人。据《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秦昭王十年，孟尝君被拘于秦，其门下客有擅长狗盗者，夜入秦宫，盗取狐白裘，献给昭王宠姬，宠姬劝昭王释放孟尝君。他逃至函谷关时，天色未明，昭王后悔，派人来追，按关法规定，鸡鸣后才开关放人出入，又有一门客善学鸡鸣，骗得守关人开关，从而逃出秦国。传统的说法认为孟尝君礼贤下士，善于延揽人才。王安石读《孟尝君列传》，认为他并未能得到真正的人才，因为真正的人才要有雄韬大略，能够经世济时，制服强秦，而孟尝君不过是依靠“鸡鸣狗盗”之徒的某些伎俩，使自身得以逃脱危险，这算什么“能得士”！这篇读后感反映了王安石政治家的非凡识度和宏大气魄。全文四层只有九十个字，一层提出世俗传统之见作为论题；二层以一针见血的断语予以反驳；三层摆出论据，谓孟尝君有强大齐国作后盾，真能得贤士定可制服强秦，决胜千里之外；四层翻转定案，归结全文。篇幅虽小，议题宏大，横扫群议，斩钉截铁，“语语转，笔笔紧”，堪称“千秋绝调”（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读本》）。这类短文，局段不凡，含意丰腴，文情跌宕，均有“尺幅千里”之势。
王安石的散文，当时即深受文坛盟主欧阳修的爱赏；友人曾巩专选时贤佳构，编成《文林》，对王文选录甚多。魏了翁曾说：“元祐诸贤，号与公异论者，至其为文，则未尝不推许之。”（《临川诗注序》）足见其文章成就在当时即广有影响。明人茅坤将他列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亦可见其散文对后世影响之一斑。王安石文识度高远，长于独抒己见，决不人云亦云。在局段结构上，力求经济而严谨，用墨仿佛压缩到最低极限，力避无谓的间隙和浮泛的话语。刘熙载说：“半山文善用揭过法，只下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是何简贵！”（《艺概》）正指出了这一特色。王氏散文的语言，没有绚丽的色彩和雕绘的痕迹，而以简劲朴奥精洁见称，可以说迭经锤炼，字字坚实，确能做到如他所说的“词简而精，义深而明”（《上邵学士书》）。其文运笔遒健老到，使篇中回荡着倔强之气和峭拔之势，形成一种峻洁严整、峭厉劲拔的风格。王安石为文取法韩愈，参酌韩、墨，而自名一家。韩愈散文兼有平易条畅和奇倔劲峭两种风致，欧阳修、王安石都追迹韩愈，但欧发展韩的平易，王则吸取韩的劲峭。故梁启超谓“公与欧公同学韩，而皆能尽韩之技而自成一家”（《王安石评传》）。不过，比起韩愈，王氏散文法度虽较为严整，但规模稍狭，缺乏纵横排荡的气势。
王安石一生对诗歌创作用力甚勤，杨蟠说他“于诗尤极其工，虽婴以万务，而未尝忘之”（见母逢辰大德本序引）。他曾广泛涉猎前人诗歌，编过《唐百家诗选》、《老杜诗后集》、《四家诗选》等。他是宋代最早倡导学杜的诗人。在《杜甫画像》诗中，他特别钦敬杜甫那种忧念社稷、关心人民的博大襟怀。他还说：“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其辞所从出，一莫知穷极，而病未能学也。”（《老杜诗后集序》）他主张写诗要“明而不华”，“发为词章”应当“感切今世事”（《答孙长倩书》）。他的诗作显示了他深厚的诗歌修养。
王安石的诗歌，今存约一千六百首。政事诗在他早年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类作品常常针对政治弊端，提出尖锐的社会问题，表达鲜明的个人见解，富有改革锋芒和批判精神。皇祐初，王安石在鄞县写有《省兵》、《收盐》等篇。《省兵》是针对北宋兵冗耗财和缺乏战斗力的情况，提出缩编军队的问题。他主张要把择将练兵和发展农业生产结合起来考虑，有计划地整编军队，不急于实行裁减。《收盐》反映食盐专卖制弊端甚多，逼得百姓只好铤而走险。皇祐五年在舒州写的《兼并》、《感事》、《发廪》等诗，更揭露了土地兼并、豪强官吏盘剥给农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如《感事》云：
贱子昔在野，心哀此黔首。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虽无剽盗起，万一且不久。特愁吏之为，十室灾八九。原田败粟麦，欲诉嗟无赇。间关幸见省，笞扑随其后。况是交冬春，老弱就僵仆。州家闭仓庾，县吏鞭租负。
这质朴无华的陈述，真切地展示了在严酷的盘剥网罗下，广大农民走投无路的悲惨情景。带有乐府民歌风调的《河北民》，借描写北方人民的艰辛痛苦，批判了宋廷盘剥百姓以重币贿敌的屈辱政策，也体现了诗人对承平盛世的向往。《秃山》、《同昌叔赋雁奴》是政治性很强的寓言诗，前篇写海岛上一群猴子只知享受不懂生产，以至坐吃山空的境地；后篇写贪图安眠的雁群，不听值夜雁奴的多次报警，终于丧失警觉，为猎人捕获。两诗实际是针对赵宋内外政策所酿成的隐患，提出了富有深意的警告。这类政事诗多咏有关国计民生和封建秩序的重大社会题材，且以改革家的进取态度提出和反映问题，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诗中惯于开陈政略，抒发议论，议论大抵能与典型素材相结合。有的借用故事来说理，政治见解寓于叙述描写之中。如《赠陈君景初》写北宋著名医生陈景初的超人医术和高尚品操，诗人从名医大刀阔斧的疗病，联想到对积重难返的弊政也必须由高手动大手术：
顾非避世翁，疑是壁中叟。安得斯人术，付之经国手？
这画龙点睛般的结尾，形象地展示了作者锐意改革的政治抱负。王安石表达改革思想的政事诗，多采用形式灵活的古体，语言古朴质实。有时也采用近体，如嘉祐六年任考官时写的《详定试卷》，就以工稳的七律表达了改革科举考试内容的见解。总的说来，王安石政事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还是大体统一的，但也存在抽象议论过多的概念化倾向，同后期的诗歌相比，它在艺术琢炼上毕竟显得粗糙一些。
《临川集》中有一组值得重视的爱国诗，是嘉祐五年春王安石奉敕伴送辽使回国时，在往返途中陆续写成的。李壁笺注说“公多有使北诗”，即指此而言。按当时惯例，每年秋冬，宋、辽互派贺正旦使或生辰使，嘉祐年间朝廷几次派王安石使辽，他均以母老辞谢，故其诗有“奉使由来须陆贾，离亲何必强曾参”（《次韵平甫喜唐公自契丹归》）之句。唯独嘉祐五年春天这次应命陪送辽使，从汴京出发，经澶州、馆陶、永济、临清、贝川，至涿州边界，然后返京。他在《伴送北朝人使诗序》中说：“某被敕送北客至塞上，语言之不通，而与之并辔十有八日，亦默默无所用吾意，时窃咏歌，以娱愁思当笑语。”他把沿途感触见闻，形诸歌咏，并“悉录以归，示诸亲友”。这些诗约有四十馀篇，散见于诗集各卷
。由于这次北行实际上无异于使王安石以国防问题为主题，完成了一次实地考察和创作出差，因而使北诗就自然具有特定的生活基础和现实内容。其中有的诗写沿途山川形胜和风土人情，有的诗写个人持节出使的感受和襟怀，有的诗写边塞人民的生活状况。如：
涿州沙上望桑乾，鞍马春风特地寒。万里如今持汉节，却寻此路使呼韩。
——《涿州》
塞翁少小垄上锄，塞翁老来能捕鱼。鱼长如人水满眼，桑柘死尽生芙蕖。家家新堤广能筑，胡儿壮马休南牧。北风卷却波浪声，只放田车行
辘。
——《塞翁行》
前首说自己像苏武那样手持汉节冒寒奔向边塞，任务是出使契丹，但却跋涉在原属中原疆土的涿州大道上。末句对宋朝边境的内移，流露了无限的感慨。后首写北方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边民刻苦耐劳，长于耕作和渔猎，只是盼望能平息辽兵的侵扰，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使北诗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结合沿途形胜和边民心愿忧叹国防问题的篇章。如《澶州》是出京行至澶州时所作。真宗景德元年，宋廷在抗击南侵辽军获取胜利的形势下，同契丹贵族订立了“澶渊之盟”，从此执行了重币贿敌的屈辱政策。《澶州》诗有五古七古各一首，它写了五十六年前的历史事件，肯定了寇准主战的功绩，批判了朝廷屈己事敌的方针。五古《澶州》借野老之口提出了“纷纭擅将相，谁为开长利”的质问，指明了“戈甲久已销，澶人益憔悴”的事实，对和议的针砭何其痛切！诗人行至宋、辽分界处的白沟河（在今河北省）所写的《白沟行》，寄意尤为深沉：
白沟河边蕃塞地，送迎蕃使年年事。蕃马常来射狐兔，汉兵不道传烽燧。万里锄
接塞垣，幽燕桑叶暗川原。棘门灞上徒儿戏，李牧廉颇莫更论。
作者来到宋、辽边境，看到蕃兵矫健尚武，宋军麻痹松懈，塞南平野万里，燕云幽深莫测，顿时觉察到平静的景象后面隐藏着可怕的危机，不禁对朝廷的沉湎宴乐、怠忽边防深感忧虑，因而发出了“棘门灞上徒儿戏”的尖锐指责。在一首《入塞》诗中，作者写出了边民的心情：
荒云凉雨水悠悠，鞍马东西鼓吹休。尚有燕人数行泪，回身却望塞南流。
这诗与后来放翁“遗民泪尽胡尘里”同一感慨。在胡乐终止，鞍马星散，一派凄冷的送别场景中，诗人特意勾画了前来送行的燕云人民面向中原泪流满腮的形象，这是含有深意的。这无声的泪水，真切地传达了在契丹贵族统治下的百姓系念中原、盼望祖国统一的深厚感情。使北诗多随地抒感，使思乡怀归、忧念国事的感情同沿途风物结合交融，颇有塞垣风味和民歌情调。诗中体现出诗人敏锐的观察力，洋溢着作者关注国事的爱国热情，可以说是南宋杨万里、范成大等人使金诗的先声。
王安石还写了不少优秀的咏史诗，大都以立意新颖见长。自班固《咏史》诗以来，历代诗人多有所作，昭明《文选》即专列咏史一类，唐人更擅长咏史绝句。王安石咏史，兼用古体和近体，写得既多且好，大体可分三类：一类是借咏历史人物寄托个人抱负的作品。如《贾生》赞赏贾谊年少英俊，眼光锐敏，关切时势，勇于进取，“死者若可作，今人谁与归”，表达了诗人的深深仰慕之情。另一首同题的七绝诗，认为贾谊的谋议一时略得施行，爵位虽低，不为不幸。看待人才的际遇，着眼于谋议能否施展，这体现了一个志在有为的政治家的襟怀。《孟子》一首更倾注了王安石对孟轲的无限崇敬：
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
每读《孟子》一书，孟轲为倡导仁政、解民倒悬而毕生奔走的形象，便浮现在诗人眼前，不管世俗怎样把孟轲视为“迂阔”之人，但总会有人把这位大贤引为楷模和知己以慰寂寞。当时也有人批评王安石“护前自用，所为迂阔”（《宋史·吴奎传》），此诗即借孟子表明自己对认定的目标毫不动摇的决心。《杜甫画像》更以昂扬的激情和飙风急雨般的笔势，从评述杜诗的宏博俊伟，到慨叹杜甫的蹭蹬遭遇，进而高度颂扬他平生忧国忧民的用心：
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我所羞。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
可以说自韩愈以来到北宋，对杜甫作如此高度评价的，还没有第二人。王安石的题咏确乎抓住了杜诗的神髓，从中也可看出作者抱负的宏伟非凡。此外，《双庙》颂扬张巡、许远勇赴国难的精神，《诸葛武侯》推许孔明虚心爱才的气度，都是借历史人物抒写怀抱的佳篇。第二类是从历史事件总结经验教训，为统治者提供借鉴的作品，《金陵怀古四首》可作代表。金陵是东吴以来许多王朝的国都，到处都有前朝的遗迹，作者触景兴感，结合当地山川形胜，缅想历代兴亡掌故，发抒了政治感慨。第一首用意尤为深长：
霸祖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双。东府旧基留佛刹，后庭馀唱落船窗。黍离麦秀从来事，且置兴亡近酒缸。
创业之君以单弱的军力，偏能夺取政权，后之子孙拥有数以百计的城池，却大多降敌就俘，其原因即在于胜利容易使人腐败，逸乐往往招致祸患。诗人以深稳老健的诗笔和慷慨感喟的语调，总结出一条忧劳兴邦、逸豫亡国的规律，对封建统治者是很有鉴戒意义的。《开元行》评述了唐玄宗前期与后期的功过得失，提出了“由来犬羊着冠坐庙堂，安得四鄙无豺狼”的论断，说明朝内坏人当道，国家就会四境不宁。这些诗虽取材于史事，着眼点却是为了针砭现实的。第三类是借评史发表一种新见特识的作品。如《窥园》、《商鞅》、《范增》、《宰嚭》、《赐也》、《韩信》、《王章》、《读史》、《乌江亭》等。现举两首来说明：
中原秦鹿待新羁，力战纷纷此一时。有道吊民天即助，不知何用牧羊儿。
——《范增》其一
杖策窥园日数巡，攀花弄草兴常新。董生只被《公羊》惑，肯信捐书一语真。
——《窥园》
在推翻暴秦的斗争中，项羽的谋臣范增出主意，把沦为牧童的楚怀王孙芈心立为义帝，这被认为是借以号令群雄的一种重要策略。王安石则认为只要能救民于水火，就能得到大家的拥护，何必拖出贵族血统的人物当招牌呢！董仲舒闭门读书，有“三年不窥园”的美谈。然而他传《春秋》公羊之学，多言灾异，以致招祸，几于不免。王安石反对这种治学方法，而主张经常接触外界，以开阔个人视野和思路，故有“窥园日数巡”、“兴常新”之语。两诗一谈政治，一议治学，均能借对史事的评判，一反传统旧说，表达新颖的见解。七律《读史》更体现了作者卓荦不凡的史识：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当时
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诗人认为自古辛勤经营而卓有成就的人物，他们的历史真相在当时和后世都会遭到歪曲，文字和画图也未必能传达出他们的品德与精神，因此对古籍不能抱残守缺，迷信盲从，面对旧籍，必须以批判的眼光检验旧说，创造性地领会它们的精神实质。这是作者治学经验的诗的升华。苏轼所谓“糠粃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王安石赠太傅敕》），正是对王安石这种治学态度的生动概括。《明妃曲》二首也是王安石咏史的名作，当时欧阳修、司马光、刘敞、曾巩等人都有和篇。据《后汉书·南匈奴传》，元帝遣宫女远嫁呼韩邪单于，王嫱主动请行，自此以后吟咏这一题材者甚多，大都喜用《西京杂记》昭君不赂画工故事，“闵其绝塞不还之苦”。王安石则独出新见，不但把讽刺矛头指向皇帝，为毛延寿翻案，而且通达地宽慰昭君，说她远嫁匈奴并非不幸。“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这深含人生哲理的议论，一扫“失身异域”的哀怨旧调，令人顿开心目。对于这首反传统的诗篇，一时毁誉纷纭。黄庭坚评云：“词意深尽，无遗恨矣！”范冲则抨击此诗“以胡虏有恩，而遂忘君父”，“坏天下人心术”。李壁也说：“诗人一时务为新奇，求出前人所未道”，而偶致失言（见《王荆文公诗笺注》）。其实和蕃本来是当时朝廷安抚边疆民族的一种常用的政策，如果将肯定昭君远嫁斥为“背弃君国”，那将把遣送昭君远嫁的朝廷置于何地！昭君远嫁乃君主之命，只要得遇知己，虽远处边陲，有何不可。孔子尚有“乘桴浮于海”之牢骚，诗人借明妃身世宣泄一点不平之气，正是此诗新警之处。所谓“坏人心术”，自属深文周纳之论。《桃源行》也是一首颇有新意之作。自陶潜写《桃花源》诗后，桃源理想成为历代文人爱咏的诗题。王安石此诗用“虽有父子无君臣”来概括这种空想社会，深得陶诗的精神，而结尾“闻道长安吹战尘，春风回首一沾巾。重华一去宁复得，天下纷纷经几秦”云云，则感慨遥深，体现了一位政治家深沉的历史反思和忧患意识。综观王安石的咏史诗，大都取材广泛，立足现实，以形象的语言，发新颖的议论，力避浮泛之谈，喜作翻案之笔，尤其是其七绝小诗，常能一语破的，写得更为精粹。
王安石隐居十年，写了大量徜徉山水、抒愤遣怀的闲居诗，其中以律体尤其是绝句为多。《临川集》中绝句五百多首
，大部分为晚年作品。王安石被挤出政治激流，早年的锐气消磨殆尽，寂寞、彷徨、孤愤的情绪，驱走了原先的进取精神。他登山临水，访僧谈禅，读书吟诗，多半是为了驱遣内心的寂寞，寻求精神的寄托，消解郁积的忧愤，沉醉于暂时的闲淡，因而诗风也随之有所变化。《石林诗话》说：“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如‘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又‘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平治险秽非无力，润泽焦枯是有材’之类，皆直道其胸中事。后为群牧判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正确地指出了王安石前后期诗风的变化，但只从文学修养方面来解释其变化原因，并未抓住要领，其实生活及思想的转折，才是他诗风变化的关键。
前人多赞王安石晚年精工闲淡的小诗，如黄庭坚说：“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严羽《沧浪诗话》称其“绝句最高，其得意处高出苏、黄、陈之上”。胡仔举出《南浦》、《染云》、《午睡》、《蒲叶》、《题舫子》、《题齐安驿》等诗，认为都能“使人一唱而三叹”（《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五）。这类小诗如：
南浦随花去，回舟路已迷。暗香无觅处，日落画桥西。
——《南浦》
染云为柳叶，剪水作梨花。不是春风巧，何缘有岁华。
——《染云》
径暖草如积，山晴花更繁。纵横一川水，高下数家村。静憩鸡鸣午，荒寻犬吠昏。归来向人说，疑是武陵源。
——《径暖》
这些诗长于以工巧的语言，白描的手法，勾画闲淡秀雅的自然风光，读来怡情悦目，历历如画。其写景七绝，尤以《南浦》、《木末》、《北山》、《金陵即事》、《书湖阴先生壁》等篇，广为人们传诵。如充满画意的《金陵即事》其一：
水际柴门一半开，小桥分路入苍苔。背人照影无穷柳，隔屋吹香并是梅。
李壁赞叹说：“此诗吟讽不足，可入画图。”《北山》诗写尽诗人悠然闲静的情致：
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
《石林诗话》谓读此诗，“但见舒闲容与之态”。单看这些精妙闲淡的写景诗，仿佛王安石真已超脱世外，怡然山林之间。其实也不尽然。这位备经挫折的改革家，始终没有完全忘情现实，“尧桀是非时入梦，因知馀习未全忘”（《杖藜》），“世事何时逢坦荡，人情随分值猜嫌”（《谢郏亶秘校见访于钟山之路》），这些深沉的诗句，恰好透露了他无法排解对政治是非的关怀和对世情险恶的惊悸。他内心的痛苦、矛盾不能不在晚年的诗歌中时而流露出来，所谓“解玩山川消积愤，静忘岁月赖群书”（《宝应二三进士见送乞诗》），正是诗人最好的自白。他如：
经世才难就，田园路欲迷。殷勤将白发，下马照清溪。
——《秣陵道中口占》
重将白发傍墙阴，陈迹茫然不可寻。花鸟总知春烂漫，人间独自有伤心。
——《重将》
载酒欲寻江上舟，出门无路水交流。黄昏独倚春风立，看却花飞触地愁。
——《载酒》
这些诗表面是流连光景，实际是悲慨人事，发感喟于风月之际，寓激愤于恬淡之中，格调是苍凉沉郁的。再如《梅花》、《北陂杏花》等诗，移情于物，托物寄怀，则又是诗人幽冷倔强性格的写照。总之，王安石晚年的诗歌，在艺术上愈加精美工致，炉火纯青，但生活热情和社会内容却比前期大为淡化了。
王安石写诗学杜甫、韩愈，晚年又参以王维，转益多师，融化前人，形成自名一家的“王荆公体”。其诗以思理见胜，新意迭出。赵翼不满他“处处别出意见，不与人同”（《瓯北诗话》卷一一），其实能匠心独运，这正是王诗的长处。王安石学识渊博，写诗广泛使事用典，不仅摭自经史百家，还兼及佛典道书。诗中所用词藻看似新鲜，亦往往有来历，有讲究。如宋人江朝宗读《虎图》诗“神闲意定始一扫”句，原以为用平常语形容画家作画时的沉着风度，后读《庄子·田子方》，才知是从郭象注语“内足者神闲而意定”之句化来。王安石写诗讲究法度，精于技巧。他常说，诗中对偶“用汉人语，止可以汉人语对”（《石林诗话》）。《书湖阴先生壁》诗用《汉书》中“护田”、“排闼”语，就是著名的例子。据说他的《晚春》诗用了“蹉对法”，诗话家惠洪都未能解其妙处（参见《艺苑雌黄》）。另一方面，他也反对用典太多，按题“编事”，主张“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蔡宽夫诗话》），他诗中典故，不少就是用其语而不袭其意的活用或反用。王安石承受了韩愈以文为诗的影响，时而在句法上化骈为散，在字法上融化经籍语词。有的近体诗能以排偶之句，运单行之气，使诗格雄健劲拔。他的诗议论成分较前人有增多趋势。绝句小诗中的议论，大多精粹可喜；部分古体诗中的议论，存有理胜乎情，过于散化，缺乏韵味的缺点。故李郛批评《读墨》诗说：“终篇皆如散文，但加押韵尔。”（《王荆文公诗笺注》卷六）另有《无营》、《无动》、《拟寒山拾得二十首》等，仿佛像押韵的哲学讲义，诗味甚少。王安石诗的风格，不同于欧、梅的冲夷淡远，而以逋峭谨严、雄健劲直见长。大抵前期偏于雄健，气胜笔锐，直泻胸臆，后期偏于精巧，锻炼工致，于舒闲中见悲慨；早年诗战斗性较强，晚年诗艺术上益精；先前的名篇多古体歌行，后来的成就在于绝句小诗。前人对王安石晚年诗篇评价甚高。如旧题陈师道的《后山诗话》说：“公平生文体数变，暮年诗益工，用意益苦。”《石林诗话》也说：“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单从艺术方面着眼，这些评论确中肯綮，倘从全面来看，王安石前后期的诗歌则是各有长短的。
王安石诗宗杜、韩而自出机杼，比梅、苏、欧阳更多地表现出宋诗的面目。严羽所说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倾向，在王安石诗中都已很显著。王安石在宋代诗坛上占有重要地位，尤以绝句艺术影响深远。杨万里酷爱他的绝句，在《荆溪集自序》中自称曾一度“又学半山老人七字绝句”。江西派瘦硬深窈的诗风，实由王安石导夫先路。故胡应麟谓其“七言诸绝，宋调坌出，实苏、黄前导也”（《诗薮》卷五）。梁启超也说：“山谷为江西派之祖，其特色在拗硬深窈，生气远出，然此体实开自荆公。”（《王安石评传》）这些说法是有道理的。
王安石不以词名家，偶有所作，却能别具风貌，引人注目。王灼云：“王荆公长短句不多，合绳墨处，自雍容奇特。”（《碧鸡漫志》）刘熙载亦谓：“王半山词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艺概》）词集《临川先生歌曲》，有《彊村丛书》本、《四部丛刊》本等，今存二十馀首，多写景、抒怀、怀古乃至谈禅之作，绝少艳词丽句，儿女情态。其金陵怀古之作〔桂枝香〕最为有名：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此词上片写金陵秋景，山川如画，气象开阔。下片追怀六朝旧事，在盛衰兴替的鲜明对照中，寄寓了对统治者逸乐亡国的批评。立意高远，下字精审，格调悲壮苍凉，深受时人称许。据杨湜《古今词话》说：“金陵怀古，诸公寄词于〔桂枝香〕，凡三十馀首，独介甫最为绝唱。东坡见之，不觉叹息曰：‘此老乃野狐精也’。”（《草堂诗馀》引）后来张炎《词源》也把这首词同东坡的中秋〔水调歌头〕、夏夜〔洞仙歌〕和姜夔的〔暗香〕、〔疏影〕一同作为佳作典范，举出加以评赞。周邦彦的〔西河〕《金陵怀古》即深受此词影响。王安石不仅用词怀古，还用词写政治抱负和退休生涯。如〔浪淘沙令〕云：“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亡只在笑谈中。”盖借咏史寄托自己的政治抱负。〔诉衷情〕云：“追思往昔如梦，华毂也曾丹。……达如周召，穷似丘轲，只个山山”。抚今追昔，表露了变法失败后的寂寞愤激之感。这些作品都颇见作者的个性，而与当时流行的绮靡词风迥然不侔。王安石词的语言，比之当行作家，劲峭有馀，谐婉不足，近乎其诗，故王士禛《倚声集》有“王介甫劖削，而或伤于拗”之评。
王安石的好友王令，是宋仁宗时代一位富有才华的青年诗人。王令（1032—1059），初字钟美，改字逢原，广陵郡（今江苏扬州）人。祖父珙，父世伦，曾任低级官吏，事迹无考。令五岁而孤，由任低级武官的叔祖父王乙（王珙之弟）抚养成人。少年勤奋学习，通晓诗书。年既长，自谋衣食，在天长、高邮等地聚徒授书，借以糊口。他家无兄弟，一贫如洗，只好接回寡姐幼甥，相依为命。
至和元年（1054），三十四岁的王安石由舒州通判应召赴京，道出淮南，途经高邮，王令投书献诗求见，深为王安石赏识，两人从此结下文章交谊。经过王安石的揄扬，王令有机缘同孙觉、朱明之、王安国等人交往，并互有诗文唱酬。至和二年，邵必（字不疑）知高邮军，了解王令的才德，曾举其节行荐于朝廷，荐表中称王令“文学德行，俱出人右。奉寡姊如严父，教孤甥如爱子，寒饥穷困，不改其守”（《淮南部使者邵必奏状》）。邵氏的荐举没有结果，嘉祐元年（1056）王令又回天长县充任塾师。其后一度流寓润州（今江苏镇江），次年又移家江阴暨阳（今江苏张家港）聚徒讲学。这年五月，王安石改太常博士、知常州，王令曾到常州依王安石寓居。
王安石很关心这位年已二十六七尚未议婚的贫苦友人，因而出面向妻子的叔父吴
介绍，希望叔丈人能把女儿（安石妻子的从妹）嫁给王令（见王安石《与吴司录议王逢原姻事书》）。经两度撮合，王、吴姻事议成，嘉祐三年春，王令赴蕲州（今湖北蕲春）娶妇，六月，泊舟鄱阳。时王安石调任提点江东刑狱，官署即在此地，两人因得欢晤，煮酒论文，留连数日。后来王安石回忆两人的鄱阳之会，曾有“庐山南堕当书案，湓水东来入酒巵”（《思王逢原》二首之一）之句。当年十一月王令迎吴夫人归还江阴，岁杪移居常州。嘉祐四年重操旧业，在常州聚徒讲学。不料因脚气病加剧，六月便溘然病逝，年仅二十八岁
。
王令死后只留下一遗腹女，成人后嫁钱塘吴师礼，生子吴说，有声于时。王令《广陵先生文集》二十卷，即其外孙吴说所编。文集原以钞本流传，至1922年吴兴刘承幹辑《嘉业堂丛书》，据钞本雕版，始有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令集》系用嘉业堂刊本为底本，校以其他藏钞本标点排印的。排印本附录传记、题跋及校点者所编《王令年谱》等资料，极便参阅。
王令短促的一生，是在孤苦茕独、贫病交加中度过的。从十六七岁起，他便坐馆训蒙，同时开始了诗文创作。十年的创作生涯，留下了七十多篇散文和四百八十多首诗歌。王令的散文步武韩、柳，反对骈俪，语句简古，不袭陈言。其论说文大抵阐扬治道，归宗儒术，内容拓展不多。有些杂文，如《道旁老父言》、《医谕》、《送穷文》等，构思新警，笔锋锐利，寄意峭刻，具有一定的现实批判性。
王令以诗名家，其主要创作成就在诗歌方面。他一生境遇困苦，但抱负远大，持节不渝，是一位激情澎湃的诗人。他以“忠于道”作为毕生的信念，所谓“吾志者道也，富贵岂吾之志哉？”他宣称志于道者，“其坚如金石，其常如天地，其照如日月，岂以外物之接与否，遂以为得失哉！”（《志述》）由此可见他自期远大，志趣非凡。王令集中有不少豪气干云、体现壮志激情的佳构，如《寄洪与权》：
剑气寒高倚暮空，男儿日月锁心胸。莫藏牙爪同痴虎，好召风雷起卧龙。旧说王侯无世种，古尝富贵及耕佣。须将大道为奇遇，莫踏人间龌龊踪。
这里的抒情主人公身倚长剑，胸怀日月，自比猛虎卧龙，藐视宗法血统，以大道求信于世，不甘心碌碌无为，这种襟怀和气概，颇有催人自新和进取的力量。再如“大遇定为当世福，不逢犹作后来师”（《招夏和叔》）、“英雄心胆老犹壮，道路风埃行未休”（《赠裴仲卿》）、“恶看富贵庸男子，喜见徜徉隐丈夫”（《赠崔伯易》）等等，都体现了诗人高尚的信念和积极的追求。另有《感愤》、《赠王介甫》、《赠王平甫》等诗，也都充溢着这种志气凌云、不可一世的激情。
王令虽然心高志壮，但怀才不售，既无力匡时行志，也难以改变个人的困顿处境，因而所作常倾诉贫病，或感叹蹭蹬不遇。如《秋居》、《夜坐》、《晚岁》等诗都写清贫的家居生活，诗境幽峭凄冷，字里行间蕴蓄着郁塞不平之气，风调略与孟郊诗相近。《谢束文见赠》五古，向学馆主人开怀倾诉个人孤苦的身世和艰难的生涯，可说是一篇情词凄惋的自传体叙事诗。王令很关心和自己命运相同的穷苦读书人，《寄都下二三子失举二首》对他们既激励又慰勉，寄寓了殷切的期望与同情。
王令一生处穷，但他没有局限于自悲自悼之中。“丈夫不合自穷愁，藜藿先须天下忧”（《秋日偶成呈杜子长显之》），这种抱负使他把关切生活的视线朝向了苦难的人民，《良农》、《饿者行》、《和洪与权逃民》、《原蝗》、《梦蝗》等，都是反映民生疾苦的诗作。《饿者行》写饥民沿门乞食，被恶奴凶狠地驱逐的场景：
雨雪不止泥路迂，马倒伏地人下扶。居者不出行者止，午市不合人空衢。道中独行乃谁子？饿者负席缘门呼。高门食饮岂无弃，愿从犬马求其馀。耳闻门开身就拜，拜伏不起呵群奴。喉干无声哭无泪，引杖去此他何如？路旁少年无所语，归视纸上还长吁。
作者选取了一个在旧社会随处可睹的人间悲剧，如实写来，尖锐地控诉了封建社会的贫富悬殊和豪门富户的残忍冷酷。《梦蝗》一诗，写诗人谴责蝗虫害农，梦中蝗虫前来答辩，其中假托蝗虫代表的答话，揭露了人间的极度不平：“割剥赤子身，饮血肥皮肤。噬啖善人党，嚼口不肯吐。连床列竽笙，别屋闲嫔姝。一身万椽家，一口千仓储。……此固人食人，尔责反舍且！”蝗虫举出人间豪门权贵及其爪牙为富不仁、骄奢淫逸的种种罪恶，指出人世间的“人食人”现象要比蝗害更加酷烈。诗中对封建社会黑暗现实的鞭挞是相当激烈和大胆的。
王令很崇敬杜甫、白居易。他称颂杜甫“气吞风雅妙无伦”（《读老杜诗集》），盛赞白居易“后世声名高白日”（《读白乐天集》）。他写诗继承了杜、白忧国忧民的思想传统，“丈夫出处诚何较，却痛苍生为泪垂”（《赠王平甫》），颇有悯惜生民，忘怀自我的心胸。王令诗在艺术上受韩愈、孟郊的影响最大。他在《答束徽之索诗》中说：“惟诗素所嗜，决切欲深造。……努力排韩门，屈拜媚孟灶。惟此二公才，百牛饱怀抱。”在《还东野诗》中他也表示了对韩、孟的由衷向慕。诗中说：“吾于古人少所同，惟识韩家十八翁，其辞浩大无崖岸，有似碧海吞浸秋晴空。”又说：“前日杜子长，借我孟子诗，三日三夜读不倦，坐得脊折臀生胑。”韩愈以文为诗，其古体长篇，句式多化骈为散，王令继承了这一特点，古体多以赋法敷陈其事。如《梦蝗》、《答束徽之索诗》等，都放笔直书，洋洋洒洒，宛如骏马下注陡坡。当然就总体说，则不逮韩愈诗的博大无涯。王令写清贫生活的某些闲居诗，还承受孟郊的影响，颇含抑塞不平、冷僻幽峭的气韵，只是不像孟郊诗那样逼窄而已。至于骨气的苍老，体貌的雄奇，则又非孟诗所可牢笼。王令诗的另一特点是在构思上常给人以非同寻常、想落天外之感。如：
清风无力屠得热，落日着翅飞上山。人固已惧江海竭，天岂不惜河汉干。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常遗寒。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
——《暑旱苦热》
从落日着翅、江海枯竭的人间炎热，写到昆仑积雪、蓬莱仙境的高寒，诗人幻想能手提寰宇驰入清凉世界，拯救万民脱离酷热的火坑。这广阔的视野和瑰奇的意象，体现出诗人多么宏伟的襟怀！据张邦基《墨庄漫录》记载，王令“与王平甫数人登蒋山，相与赋诗，而逢原先成，举数联，平甫未屈，至‘仰跻苍厓颠，下视白日徂，夜半身在高，若骑箕尾居’，乃叹曰：‘此天上语，非我曹所及。’遂阁笔。”王平甫所赞佩的题为《同孙祖仁王平甫游蒋山作》的五言长诗，确实视野广袤，思通千载，上下古今，想象飞驰，笔力确有过人之处。王令诗喜欢构造奇特的意象，往往物象缤纷，比喻联翩。如《寄满执中子权》形容子权诗歌不可名状的意味，一连串用了三组复杂的比喻来描摹，先是两军交锋的激烈，次是半夜暴雷的震荡，再是百珍美味的杂陈，令人目眩神惊，应接不暇，而对方诗境的密丽险怪，已被形容殆尽。王令诗有一种坌涌恣肆的激情，常常锋芒外露，有剑拔弩张之势，这正是青年诗人常有的风姿。这种青年气质有时也给他的诗作带来某些弱点，即未能精雕细刻，有失粗率生硬；某些诗篇又过于发露，缺乏悠长的馀韵。《四库全书总目·〈广陵集〉提要》说：“令才思奇轶，所为诗磅礴奥衍，大率以韩愈为宗，而出入于卢仝、李贺、孟郊之间，虽得年不永，未能锻炼以老其材，或不免纵横太过，而视局促剽窃者流，则固倜倜乎远矣。”总的来看，这段评述概括王令诗歌的得失还是简切而得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