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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中期，随着上层建筑领域改革和斗争的逐步扩展，在文坛领袖欧阳修的带动下，诗文革新运动日益深入，出现了创作高潮，形成了作家如林、群星灿烂的局面。苏洵、曾巩、司马光都是这一时期业绩卓然的诗文名家。
苏洵（1009—1066），字明允，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人称老苏，南宋以来多谓苏洵号老泉
，是北宋中期重要的散文家。
眉州苏氏是唐代诗人赵州栾城苏味道的后裔。苏味道在武则天当政时任眉州刺史，卒于官，有一子定居眉州，从此眉州有了苏姓家族。宋代眉州苏氏是一家寒门地主，苏洵的父亲苏序“喜为善而不好读书”（苏洵《族谱后录》），晚年虽曾写诗，但成就不高。苏洵兄弟三人，长兄苏澹不仕；次兄苏涣，天圣二年进士，曾任阆州通判、利州路提点刑狱，是自唐以来眉山苏家第一位“勤奋问学”、跻身士林的人物。而苏洵及其二子轼、辙，则可说是同时出现于文苑的苏门三杰。
苏洵成为一位优秀的散文家，是经历了一段长期的艰难曲折历程的。他少年时代也读过书，学过属对声律，在苏涣影响下，大约十八九岁时还应过举，不过因应举失败而辍学
，但直到二十五岁重整旧业前，他曾遨游蜀中山川，开阔了视野。“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马间。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忆山送人》），即是他当时漫游生活的纪实。
苏洵十九岁时，娶同县大理寺丞程文应之女为妻。程夫人出身于较有社会地位的书香门庭，也有文化修养，对丈夫的游荡不学，常为之“耿耿不乐”。在妻子支持下，苏洵二十五岁又开始读书，研习应举之学。“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欧阳修《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二十九岁再次赴京应进士第，落榜后，怀着惨然不乐的心情，西越华山，攀度秦岭，返回故乡。三十七岁，他第三次北游汴京，应茂材异等制科试，不料次年又遭黜落。
苏洵本不精于声律对偶，三次科场挫折，使他“知取仕之难，遂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上韩丞相书》）。他认为科场文字“不足为学”，转而潜心攻读经史百家。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他陈述闭门治学的经过说：“由是尽焚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及其久也，读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苏洵杜门读书课子，约近十年，果然学业大进，下笔千言立就，受到益州太守张方平、雅州太守雷简夫的称赏。
嘉祐初年，苏洵二子轼、辙也学业有成，文才初露。父子三人在张方平的支持下，携张方平、雷简夫致欧阳修、韩琦的推荐信，北游汴梁。欧阳修将苏洵所著《权书》、《衡论》、《几策》等进献朝廷，士大夫争相传诵。次年二子同中进士，一时苏门三士名动京师。不久，程夫人病故，苏洵携二子仓猝返里。朝廷下诏令洵赴舍人院应试，他认为“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万里以就试”，无异于“自取轻笑”（《与梅圣俞书》），遂称病辞不赴阙。
朝廷再次下诏，友人亦促其行。嘉祐四年，苏洵始携全家赴京。六年，被任为霸州文安县主簿，留京编纂礼书。越三年，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刚奏进朝廷，治平三年（1066）春，病殁于京，年五十八岁。苏洵怀济世之学，一生蹭蹬，未得大用而死，故时人挽词有“立言高往古，抱道郁当时”（曾公亮）、“名儒升用晚，厚愧不先予”（韩琦）之叹。
苏洵文集，流传较广的为十五卷本《嘉祐集》，收有《几策》、《权书》、《衡论》、《六经论》、《太玄论》、书札杂文及杂诗等。有《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二十卷本内容增多，有三苏祠本，又有清邵仁泓刻本，书名题《苏老泉先生集》。今人注释本，有曾枣庄撰《嘉祐集笺注》，附录传记、年表、评论资料等。
苏洵是一位大器晚成的散文家，他不长于科场时文，而于古文用力特深。科举制策考试的失败，刺激他长期杜门苦读，“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醇，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投之所向，无不如意”（《上田枢密书》）。足见他博攻群籍，取资富厚。由于他腹笥浑浩，下笔精切，故文章备受时人称赏。张方平赞扬他“似司马子长”，雷简夫称许他有良史之才，欧阳修把他比为荀卿子。
苏洵的散文主要是议论、书翰和杂文，特别是论政的《几策》、《衡论》，论兵的《权书》，谈经的《六经论》等，都是具有严谨系统的专著。而《上皇帝书》、《上欧阳内翰书》等二十几篇书牍，也都是谈论风生的力作。故吴德旋说：“老泉《嘉祐集》存文不多，却篇篇可传。”（《初月楼古文绪论》）
苏洵撰文，立足于现实，着眼于实用。他自谓：“洵著书无他长，及言兵事，论古今形势，至自比贾谊。所献《权书》，虽古人已往成败之迹，苟深晓其义，施之于今，无所不可。”（《上韩枢密书》）贾谊是深晓治体的政论家，苏洵自觉地发扬贾谊的文章传统，无论谈用兵、论形势、评史事，无不为了“施之于今”。如《几策·审势》篇论述治理天下要审时度势，“以为之谋”。宋代制度“以大系小，丝牵绳联，总合于上”，这种高度集权具有可强之势，但由于长期“习于惠而怯于威”，“惠太甚而威不胜”，所以天下“常病于弱”。为此应当“留意于威”，以便用“强政”求“强势”。论研究敌情的《几策·审敌》篇认为，赵宋王朝对外面临“虏日益骄而贿日益增”的处境，隐祸极大，指出“勿赂则变疾而祸小，赂之则变迟而祸大”，因而主张改变赂敌方针，实行“蓄全力以待之”的御敌措施。《六国论》批评六国赂秦，目的是借古鉴今，对宋王朝的怯敌退让政策敲起警钟，其中“无使为积威之所劫”乃一篇要旨。沈德潜说：“宋朝受弊在此，至南渡而更甚矣。老泉远识，故能预见。”（《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可见针对当时的内外政策，抓住问题的症结，发出极富现实性的议论，是苏洵散文最重要的特征。
苏洵喜言兵，论文好谈权变法术，意在为当朝提供谋略。《权书》十篇，前五篇阐述统兵应敌的策略原则；后五篇借论孙武、子贡、六国、项籍、高祖等历史人物与事件，品评用兵的得失，可说是在继承古代兵书遗产的基础上写成的军事学著作。其中包含某些辩证法的思想因素。《衡论》十篇是针对现实写作的政论，《远虑》、《御将》、《任相》、《重远》、《广士》、《养才》等前六篇，讲帝王选用和驾驭人才之术；《申法》、《议法》、《兵制》、《田制》等后四篇，分别讨论宋代法制、农制和田制的利弊，提出改革意见。在用人问题上，他反对一律用进士制策和章句名数声律之学来甄选人才，主张破格擢用奇杰之士。他认为“奇杰之士常好自负，疏隽傲诞，不事绳检”，不要对他们求全责备，“所宜哀其才而贳其过，无使为刀笔吏所困，则庶乎尽其才”，以免使之“北走胡，南走越”（《养才》），造成人才外流。《六经论》六篇，主要申述圣人制作六经的宗旨和意义，认为六经是圣人针对百姓好生、恶死、“苦劳而乐逸”的本性，为节制人的情欲，维系等级秩序而设的，其用意无非是“用其权机，以持天下之心”（《易论》）。在《谏论》中，苏洵主张谏臣应将怀忠心与讲方术相结合：“龙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术；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在《利者义之和论》中，他提出君子不仅要讲“义”，也要不耻言“利”：“即于利，则其为力也易；戾于利，则其为力也艰。利在则义存，利亡则义丧。”“义利、利义相为用，而天下运诸掌。”这些议论多不合于正统儒学，而带有明显法家权术的气息，故欧阳修称他“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荐布衣苏洵状》），刘熙载也说“老泉文取径异于董（仲舒），而用意往往杂以晁（错）”（《艺概》卷一）。
苏洵行文务出己见，不蹑故迹，笔锋老辣，析理精微，纵横博辩，人谓有纵横家之风。例如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临终劝桓公勿用竖刁等小人，人皆服其先见，苏洵在《管仲论》中偏责其不能举贤自代。他认为竖刁、易牙、开方三小人不足为齐国患：
夫齐国不患有三子，而患无仲，有仲则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岂少三子之徒，虽威公幸而听仲，诛此三人，而其馀者，仲能悉数而去之耶？呜呼！仲可谓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问，举天下之贤者以自代，则仲虽死，而国未为无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
作者由此立论，推断出齐国之乱，管仲不得辞其咎。见解翻进一层，结论无懈可击，措辞如老吏断狱，一字不可移易。《仲兄字文甫说》从为兄易字说起，借题发挥，表达崇尚自然、重视灵感的文学观。它以水喻作家平日素养，以风喻外界引起的灵感与兴会，以风水相遭而文生，喻主观客观两相凑泊而成文，不仅见解精警过人，触及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而且写法上也妙脱蹊径。苏洵的独具之识，常常通过精微的析理、鲜明的譬喻、抑扬婉转的陈述体现出来，因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鼓动性。如被前人称为“上匹贾生《治安策》”（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读本》）的《审敌》篇，对敌我态势的分析，一一曲中其情。文中形容赵宋王朝在因循苟安中日益陷入深重危机时说：
天下之势，如坐弊船之中，骎骎乎将入于深渊，不及其尚浅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为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
这鲜明的比喻，使人信服地感到宋室前景的岌岌可危，以及统治者的目光短浅。《上欧阳内翰书》先叙当代名流的离合进退，说明自己无由进谒以倾吐多年的向慕之情；次评欧阳修之文，以见自己了解对方之深；再自述学文经历，由自己的深知对方进而期望对方之知己。行文婉曲周折，驰骋自如。文中形容孟、韩、欧阳文风和自述学文经历两段写得十分生动，如：
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
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之文纡馀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此三者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
这段文字抓住三家鲜明的个性极意形容，笔势如赴壑之水，一气奔涌。在《上欧阳内翰书》中，苏洵自述研读古人文章深入其底蕴，体验到“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及其久也，读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当然者。”这种艺术领悟的几种境界，非深得文章三昧者不能道。此文用语丰富，描绘性强，句式抑扬错落，跌宕多姿，是历来为人激赏的一段精妙绝伦的文字。曾巩评苏洵文说：“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之约，远能见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苏明允哀辞》）这段话对苏洵散文艺术风格和表现力的描绘，是颇为贴切生动的。明人茅坤将他列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亦可见其散文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旧题陈师道的《后山诗话》引世语，有“苏明允不能诗”之说。叶梦得《石林诗话》则谓“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可见苏洵非不能诗，只是所作不多，未足名家。通行本《嘉祐集》有杂诗一卷，凡二十二题，二十六首。康熙间邵仁泓所刻《苏老泉先生全集》多收《香》诗一首。宋残本《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收诗二卷，较通行本多出二十首，再加散见于他集者四首，共得五十一首
。其诗多为古体，长达七十韵的《忆山送人》（通行本），写苏洵青年时代的几次漫游，形象瑰伟，笔力恢宏，可借以窥见作者寓目的名山胜景和早年的鞍马行迹。《水官诗》因东坡有和篇，附收于《东坡续集》卷一。英宗治平间，净因大觉琏师（原名陈怀琏，字器之，住持京都净因院）以唐代画家阎立本画的水官赠苏洵，苏洵作此以报。诗中以精细的工笔，真切地描绘出这幅名作瑰奇怪诞的神态和光怪陆离的物象，在题画诗中堪称佳构。苏洵近体诗只有十多首，《石林诗话》中提到的七律《九日和魏公》、《送蜀僧去尘》较有韵味。后诗云：
十年读《易》费膏火，尽日吟诗愁肺肝。不解丹青追世好，欲将芹芷荐君盘。谁为善相应嫌瘦，后有知音可废弹。拄杖挂经须倍道，故山春蕨已阑干。
此诗当为苏洵在汴京送僧人去尘回蜀时所作。诗中借赠别向友人吐露衷曲：自己长期潜心于学术，不愿迎合世好，宁可保持独立识见，以待知音鉴赏。诗中隐隐透露了孤寂寥落、自负而又自伤的复杂情怀，风调则感喟唱叹，婉而不迫，值得一读。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人称南丰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祖致尧，官至尚书户部郎中。父易占，任过知县，因受诬罢官，家境困顿。为此，曾巩早年即“皇皇四方，营
粥之养”（《南丰先生行状》）。二十九岁时，父亲病殁，他奉养继母，“抚四弟九妹于委废单弱之中”（《宋史》本传），生计是颇为艰难的。
曾巩在忧患中刻苦读书，成年后曾游太学，受到欧阳修的赏识，从此文名渐盛。庆历六年，入京应举不第，欧阳修写《送曾巩秀才序》，激励他“广其学而坚其守”。此后回乡闭门磨砺，学业益进，三十九岁时登嘉祐二年进士。
曾巩进入仕途，初任太平州司法参军。嘉祐五年，召为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编校秘阁古籍。神宗熙宁初，改任英宗实录检讨官。在十几年的馆阁生涯中，他对整理古籍做出了不少贡献。
熙宁二年（1069），曾巩出任越州通判，五年派知齐州，六年移守襄州，九年徙知洪州，十年移知福州，元丰元年（1078）改知明州，后又改亳州、沧州。在这“转徙八州，推移一纪”（《再乞登对状》）的外任阶段，曾巩颇有善政。如在越州组织救荒；在齐州惩办“贼杀平人”的权豪和“椎埋盗敛”的团伙；在襄州开释无辜的囚系；在洪州控制瘟疫的蔓延等。
元丰三年曾巩赴沧州途中，受到神宗召见，被留京任史馆修撰，典五朝史事，后擢拜中书舍人。元丰五年遭母丧去职，次年四月在江宁府病逝，谥文定。
曾巩自称“家世为儒，故不业他”（《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他接受了正统儒家思想，恪守“圣人之道”，不同于王安石、苏轼的融会百家，兼采佛老。他主张“不乱于百家，不蔽于传疏”（《筠州学记》），认为“佛最晚出，为中国之患”（《〈梁书〉目录序》），极为摈斥佛老。他为学虽被人视为表里经传，“醇乎其醇”，但却不同于闭门穷经、食古不化的迂儒。他既反对“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又不赞成治经术者“争为章句训诂之学”（《筠州学记》），而提出守道治学，应“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战国策〉目录序》），要“知天地事物之变，古今治乱之理”，以便“随所施为，无不可者”（《宜黄县学记》）。曾巩为人志气高爽，注意砥砺风节，性格“刚毅直方，外谨严而内和裕”（《神道碑》）。他同王安石交谊深厚，后来政见发生分歧，他曾开诚进言，但并不谤议新法，以故虽经历熙、丰新政，并没有卷入新旧党争。
曾巩平生无他好，但喜藏书，“自幼迨长，努力文字间”（《上欧阳学士第一书》）。著有《元丰类稿》五十卷，《续元丰类稿》四十卷，《外集》十卷。今存《元丰类稿》五十卷，通行的有《四部丛刊》及《四部备要》本。《元丰类稿》二卷，有《潜园总集·群书校补》本。现存《元丰类稿》，最早刻本为元大德年间东平丁思敬刻本，流传最广的是康熙长洲顾崧龄刻本。中华书局排印本《曾巩集》即以顾崧龄刻本为底本，又参校各本整理而成。点校者从《南丰曾子固先生集》、《群书校补》等书中辑录佚诗三十三首，词一首，文七十八篇，附于卷末，内容较为完备。
曾巩未中第前即有文名，时人“得其文，手抄口诵，惟恐不及”（《墓志》）。官绅僧俗凡有兴造丧葬，常求他写记作铭。文坛名家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对他的文章都很推重。“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赠曾子固》），王安石的诗句，说明曾文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曾巩古文中的书序很有特色。他入仕后长期任职馆阁，得以博览秘府群籍，窥本探源，辑佚补缺，写了不少卓有见地的书序。姚鼐称“目录之序，子固独优”，是不错的。曾巩的目录序，产生于大量校勘工作之馀，对古籍的存佚、完缺、分合、流传多所阐明，意见中肯精当，富有文献学价值。多数序文并不局限于对典籍本身的考辨，而是选择中心开拓生发，借以阐扬儒学义理。如《〈战国策〉目录序》，借对刘向旧序的驳诘，阐发孔、孟守常以适变的观点；《〈梁书〉目录序》，由批判佛家自诩的“得诸内”，发挥了儒学循理以应物的理论。这都表明曾巩文以载道的创作旨趣。曾氏书序虽多研讨旧籍，却能着眼现实，注重师往事，鉴来今。如在《〈陈书〉目录序》中，作者综举陈代兴亡得失之后，指出“兴灭之端，莫非自己致者”。在《范贯之奏议集序》中，作者着意标举范师道的勇于进言和仁宗的虚心纳谏，认为由此而产生了“天下之情，因得毕闻于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的积极效果。为他人奏议所作之序，也常能表彰直气切谏的恢宏气度，意在激励士林刚介敢言。
曾巩文集存杂记三十馀篇，所记有轩堂、亭台、佛殿、学舍、救灾、浚渠等等。曾巩记事文立意高，故文思超轶。如在《抚州颜鲁公祠堂记》中，作者并不一般地记述颜真卿的生平和颂扬他的慷慨赴死，而是从连遭斥逐、死而不悔的角度，突现他“历忤大奸。颠跌撼顿至于七八，而始终不以死生祸福为秋毫顾虑”的高风亮节，并说明这比之慷慨赴死更为难能。这就使本文的识度高人一等。一般应命作记，总少不了揄扬之辞，但曾巩的佛殿记与众不同，篇篇都嵌进了反佛的言论，在立意上别开洞天。《文体明辨序说》即云，“记以善叙事为主”，“迨至欧苏而后，始专有以议论为记者”。曾巩杂记也以此取胜。如《思政堂记》，开端简述作堂经过之后，随即紧扣“思政”推演出一段精湛的议论，激励堂主经过深思，行“人之所安”，去“人之所厌”，做出出色的政绩。在《墨池记》中，作者正面描述墨池的文字不多，却着重从王羲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传说，引出深造学业、道德必赖后天学养的深刻议论，文中“推其事以勉其学”的积极意旨，主要是凭借顺理成章的推论，一唱三叹地揭示出来的。曾巩的叙述、描写技巧很高，并且常能将叙述、描写同议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如《越州赵公救灾记》叙赵抃举办荒政的周密，细大不遗，井然有序；《道山亭记》写闽中山川的险远，笔力精妙，宛如画图；《齐州北水门记》记历下名泉的胜况，情景毕现，俨然在目；《拟岘台记》则以鲜明的词藻，描绘抚州山川景物，形象生动，节奏繁密，更是难得的简短精美的写景佳篇，其中写山峦旷野、四时明晦之景的一段尤为出色：
山之苍颜秀壁，巅崖拔出，挟光景而薄星辰。至于平冈长陆，虎豹踞而龙蛇走，与夫荒蹊聚落，树阴
暧，游人行旅，隐现而断续者，皆出乎衽席之内。若夫烟云开敛，日光出没，四时朝暮，雨旸明晦，变化不同，则虽览之不厌，而虽有智者，亦不能穷其状也。
但曾巩并不停留在对事物的真切叙述描摹上，他善于水到渠成地诱发议论，使文章的旨趣得到深化和升华。比如《道山亭记》在描绘出山川险峻之后，插入议论道：“闽以险且远，故仕者常惮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乐，非独忘其险且远，又将抗其思于埃
之外，其志壮哉！”这段点睛笔墨，寄寓了激励士人不畏僻远的深意，有利于开阔读者的心胸。
书札在曾巩散文中也较重要。曾氏多用书札开陈政见，纵谈古今，评议学术，故其中议论成分较多。如《答范资政书》，作者并不以直抒心曲的方式，倾吐对范仲淹破格知遇的感谢，而是从两人年辈爵德之悬殊，论及古今交游之道，从而得出范氏“乐得天下之英材，异于世俗之常见，而如巩者亦不欲弃之”的结论，借以颂扬对方的礼贤下士，将铭感之情以剀切的议论出之。《寄欧阳舍人书》旨在感激欧阳修为祖父作铭，却由突出铭文的意义并畅论志铭与史传的异同发端，进而几经转折，方引入本题。曾巩书札虽惯于议论滔滔，但行文则深有曲折宛转之致。如《福州上执政书》，连引风雅，且叹且释，读者但觉情文斐蔚，不知正为下文陈情乞养张本。至叙到就近养亲，又从闽中寇盗未靖，再作跌宕，运笔如鸾鹤盘旋，欲落又起，到地方收，极尽纡徐回环之能事。
总之，曾文在内容上雅赡浑厚，“引经据古，明白详尽”（欧阳修《致曾子固简》），常能发人所未见之义。前人称他“本原六经，斟酌司马迁、韩愈”（《宋史》本传），文格高古。苏辙赞誉他“儒术远追齐稷下，文词近比汉京西”（《曾子固挽词》），都有一定道理。曾文在布局上严谨条畅而有法度，讲究抑扬开合，文势曲折，荡漾不平。朱熹说，东坡文“只是据他恁地说将去，初无布置”，“南丰之文，却是布置”（《朱子语类》），正指出了这一特点。曾文的语言峻洁有力，简奥不晦，虚词和语气词运用得灵动活脱，有一种抑扬唱叹之趣。在风格上，曾文与韩愈文的硬直不同，而偏于柔婉；与苏轼的纵放驰骤不同，而偏于敛迹藏锋；与王安石的峭削廉悍不同，而偏于舒徐委婉。欧、曾文风相近，两家相较，曾文更趋简古谨严。前人多谓“曾子固文章纡徐委曲，说尽事情”（吕本中《童蒙诗训》），“节奏从容和缓”（吕祖谦《古文关键》），“其气味尔雅深厚”（刘熙载《艺概》）。这些都说明曾文的风格个性是鲜明的。曾巩的古文深受朱熹称誉，对南宋理学家的文章颇有影响。明代唐宋派作家也推重曾巩，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等人散文都师法曾巩，在论文中常常把曾文奉为楷模。茅坤还将曾巩列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并可见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曾巩不以诗名家，但他的诗却有一定成就。秦观、陈师道、彭渊才等惋惜曾氏“短于韵语”，“不能作诗”（见《东坡题跋》、《后山诗话》、《冷斋夜话》），并非确论。刘克庄、刘壎、方回、杨慎、胡应麟等，早已力辨其非。曾巩集中现存古诗五卷，一百九十首，律诗三卷，二百十四首。其中有一部分作品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题材，如《追租》、《边将》、《胡使》、《秋日》、《兵间》、《岁暮感怀》等等。《追租》以饱含同情的笔墨写农民的悲惨遭遇。大旱连年，禾黍枯死，饥民嗷嗷待哺，统治者反以鞭棰逼迫人民交租服役，致使百姓“愁呼遍郊野”，“斯须死笞缚”，诗人不禁激愤地责问官府：“忍令疮痍内，每肆诛求虐！”从而强烈地发出了“暴吏体宜除，浮费义可削”的呼声。《胡使》尖锐地揭露了宋廷屈己事敌的政策，“还来闾里索穷下，斗食尺衣皆北输”，一语破的地鞭挞了统治者把国财民膏拱手送敌的罪恶。另一些诗篇抒写了对师友亲属的真挚情感，如《寄致仕欧阳少师》表达对欧阳修道德文章的敬慕，《过介甫偶成》写自己对王安石的开诚进言，《送钱生》、《送郑秀才》等体现了诗人对青年后辈的关心，《合酱作》寄托了对亡妻晁氏的深切怀念。这些作品语言平实质朴，感情诚挚醇厚，格调是健康的。此外，《晚望》、《谒李白墓》抒发了对古代诗人的仰慕和同情，情思感慨低回，也值得一读。
曾巩的写景诗在艺术上较为出色。他多年任职州郡，邑政之暇，徜徉山水，常有描摹风物娱情遣怀之作，其中有不少佳篇。如：
欲收嘉景此楼中，徙倚阑干四望通。云乱水光浮紫翠，天含山气入青红。一川钟呗淮南月，万里帆樯海外风。老去衣襟尘土在，只将心目羡冥鸿。
——《甘露寺多景楼》
雨过横塘水满堤，乱山高下路东西。一番桃李花开尽，惟有青青草色齐。
——《城南》
前篇写在镇江多景楼头骋目远望的景象，意境旷远，色彩鲜明，收尾又把心目转向高翥远翔的飞鸿，流露了诗人避世隐居的超旷胸襟。后篇写日常习见的雨后春郊景物，美妙如画，清俊宜人。再如《寄郓州邵资政》以二十韵排律写南丰风光，城郭山川，园林洲渚，一一呈现在读者眼前，笔锋细腻，色调明丽。曾巩知齐州时，“爱其山水，题咏最多”（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一四），其中描写大明湖、趵突泉、金线泉的诗篇，都新警真切，耐人玩味。曾巩的律绝诗艺术上比较纯熟，长于写景，注意琢炼，意境雅淡秀洁，格调上也清圆流利，颇有韵味。
自然，曾巩的主要成就和影响是在散文方面。但他对诗歌的创作也有相当修养。他的《明妃曲》、《北归》绝句，曾受到刘克庄的赞誉（见《后村大全集》卷一七五），《上元》等诗，得到方回的称赏
。朱彝尊曾见到宋人所辑《唐宋八家诗韵》，其中也包括曾巩
。方回谓：“子固诗一扫昆体，所谓饾饤刻画咸无之，平实清健，自为一家。”（《瀛奎律髓》卷十六）方东树说：“南丰字句极奇，而少鼓荡之气。”（《昭昧詹言》卷一）潘德舆说，曾诗“清新婉约，得诗人之风旨。谓其不能诗者，妄矣”（《养一斋诗话》卷四）。这都是比较平正的议论。曾巩在当时诗坛上虽不能与王安石、苏轼比肩，但其成就毕竟是不可忽视的。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夫、迂叟，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人称涑水先生。父池、兄旦都曾任京内外职官。真宗天禧三年（1019），司马池为光山（今属河南）令时，司马光生于官舍，因取名为光。
司马光性格早熟，童年即手不释书，七岁时曾以石破瓮，抢救坠水儿童，传为佳话。仁宗宝元元年（1038）二十岁，中进士甲科。四十岁前历任苏州判官、武成军（今河南滑县东）判官、国子直讲、郓州和并州判官等职。四十岁迁开封府推官，后在京先后任职修起居注、起居舍人、同知谏院。神宗即位，擢翰林学士、御史中丞。
神宗任用王安石实行变法改革，司马光坚决反对。王安石强调理财，认为“善理财者，不加赋而上用足”；司马光则说：“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王安石主张大明法度，锐意更革；司马光则说：“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苏轼《司马文正公行状》）有人议论：新法非不善，只是所用非人；司马光则说：“法亦不善，所遣亦非其人。”（徐咸《名臣言行录》）
由于司马光政见与变法派冰炭不相容，因力求补外，熙宁四年，以西京留守退居洛阳，专力编著《资治通鉴》。在洛曾建独乐园，引水浚池，筑堂聚书，游息徜徉其中。有时同洛中不满新法的耆老旧臣宴聚酬唱，名曰“耆英会”、“真率会”。司马光从五十三岁离京，居洛十五年，虽宣称“绝口不论事”，实际上也曾于熙宁七年上疏朝廷，十年致书宰相吴充，元丰五年预作遗表，几次弹击新法。他身不在朝，仍然很有影响，成了隐然可与当轴相抗衡的反变法派政治集团的实际领袖。
元丰八年神宗病死，哲宗年幼，垂帘秉政的高太后起用旧派。五月，六十七岁高龄的司马光被任命为门下侍郎。他上台后，把革除新法视如“救焚拯溺，犹恐不及”，很快就将熙宁、元丰的设施罢废殆尽，实行了全盘更化。他当政一年多，元祐元年便死在任上。
司马光“世家相承，习尚儒素”（《谢校勘启》），以此秉承正统儒学，信守不渝，并怀有“立身行道，辅世养民”（《与王介甫书》）的抱负，颇重刻苦自强，磨砺行节。不过，他的思想比较保守，坚信万物不变的形而上学历史观，认为：“古之天地有以异于今乎？天地不易也，日月无变也，万物自若也，性情如故也，道何为而独变哉！”（《迂书》）反映在政治观点上，他主张“继体之君，谨守祖宗之成法”，“世世相承，无有穷期”（《进五规状》）。在学术思想上，他维护纯正的儒学道统，主张“以孔子为的”（《答陈充秘校书》），反对刑名法术和释、道。他强调对封建纲常要身体力行，“父曰前，子不敢不前；父曰止，子不敢不止；臣之于君亦然。”（《士则》）他批评贾谊学不纯正，“视仁义为虚器，操刑法为利柄”（《贾生论》）；批评柳宗元是“邪佞之人”，说他非《国语》，“智识浅短”（《述国语》）。对当时士大夫“喜诵庄、老之言”、“无座不谈禅”的风气，他很不赞成。这说明司马光的思想卫道气味甚浓，他成为保守派的领袖并不是偶然的。
但司马光的为人也自有其优点。他政治观点保守，却还是同情人民的。他习于俭素，“恶衣菲食，以终其身”（《行状》）。他讲究风节，提出当谏官应具备三条：“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举谏官状》）他为人襟怀坦白，扎实谨慎，自称：“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八）又说：“光视地而后敢行，顿足然后敢立。”（《答刘蒙书》）邵伯温也说他为“脚踏实地人”（《闻见前录》十八）。司马光始终与变法派对立，因循守成，抵制更革，一旦当政，全盘复旧，作为政治家，他是不高明的，但作为历史家，他却有出色的贡献。他自幼涉猎群史，嗜之不厌，每想“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写成一部编年通史。洛阳退居，是他认为政治上失意的时期，倒是在这时，既无政务牵累，又有书局自随，使他“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进资治通鉴表》），终于完成《资治通鉴》这部皇皇巨著，在中国文化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司马光著述宏富，以文史方面而论，即有《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诗文集八十卷，《续诗话》一卷，笔记《涑水纪闻》十六卷等。以下分别予以论列。
《资治通鉴》是一部规模宏大的编年体通史，也很有文学价值。它编纂上起战国初（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讫五代末（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年经事纬，贯通古今，总约三百万言。
为了替皇帝巩固封建秩序提供历史借鉴，司马光早就有志于修纂编年史籍。治平三年，他独自完成了一部自战国至秦二世的八卷本编年史《通志》。《通志》得到英宗肯定，命他自选助手，组织班子，完成此书。他约刘攽（字贡父）写两汉部分，刘恕（字道原）写魏晋南北朝部分，范祖禹（字淳甫）写唐五代部分。神宗即位，开经筵，进读《通志》，编写工作继续得到神宗支持。神宗为此书写了序言，并定名为《资治通鉴》。直到元丰七年，前后历时十九年，始写定全稿，奏进朝廷。《通鉴》虽系集体编著，但举凡制订体例、提供样本、编列大纲，乃至笔削取舍、文字润色等，统由司马光身任其劳，所以全书体例严谨，文字风格统一，如出一手。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所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是符合实际的。
《通鉴》的文学价值在于，它虽以编年方式叙述史实发展，但能把丰富而分散的史料用重大事件统摄起来，力避平均用墨，做到详略得宜，并注意了前因后果的关联照应，从而使行文重点突出，脉络分明，详而不芜，显示出作者高度的提炼组织材料的才能。如乐毅与田单、张骞通西域、党锢之祸、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天宝长安之乱等篇章，都写得有声有色，体现出长于叙事的优点。《通鉴》虽非纪传体，但对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却不惜笔墨地予以烘染刻画，又善于熔铸有关史料加以补充，使人物血肉更为丰满。《通鉴》很少使用僻辞偏典，故作古奥，它常常把其他史籍难懂的语句加以熔化改编，使之通俗明白，文笔简洁，易于阅读。故钱大昕评云：“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于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唯《通鉴》可以当之。”（《跋宋史新编》）
《通鉴》的最早刻本为元祐杭州刻本，今已佚。《四部丛刊》所收，系据南宋刻本影印。元朝著名学者胡三省（字身之，浙江宁海人）曾为《通鉴》作注，元以后刻本多有注文，今存的善本有清嘉庆鄱阳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注本。中华书局标点本《资治通鉴》，就是据翻刻元刊胡三省注本校勘排印的。
司马光诗文集名《传家集》，有乾隆陈宏谋校刊本，附列陈编年谱；有《四部丛刊》影宋绍兴刻本，名《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两本均为八十卷，只目录篇次略有不同。集中有赋一卷，诗十四卷，制诏、章奏四十三卷，书启论议、记传等杂文十四卷，题跋、《疑孟》、《史剡》、《迂书》等二卷，墓志、祭文等六卷。
司马光以政治家的眼光论文，强调实用，反对华藻。他说：“学者贵于行之，而不贵于知之，贵于有用，而不贵于无用。”“孔子曰：‘辞达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无事于华藻宏辩也。”（《答孔文仲司户书》）司马光的散文贯彻了他的主张，大都是期有裨于政的经世致用之作。如《训俭示康》自述习于俭素的家风，讲述近世名臣崇尚俭德的生动事例，陈述前人“以俭立名，以侈自败”的正反经验，并针对世人竞尚侈靡的腐化现象而发。《谏院题名记》论谏官责任重大，系乎“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必能“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方敢直言极谏。而谏官列名于版，忠、诈、曲、直，均留待后人评议，岂可不引起戒惧。虽仅百馀字的短章，却阐明了谏官应具的凛然大节。《进资治通鉴表》首明修纂《通鉴》的宿愿和意图，次述成此巨帙的经过，最后希望神宗开卷省览，借古鉴今，以助成善政。语言整饬庄重，措辞婉转得体，笔端凝聚感情，充分表达了作者对朝廷的一片忠悃。《送同年郎兄景微会稽荣觐序》，从批评一般士子中进士后常常“矜夸满志”开始，进而提出贤者“以德自显”，不恃外名，立意高出一筹。接着写郎景微毫无“偃蹇之容”，乃至使人不“知其有科级”，从而反衬并激励友人更以谦谨自持。行文不仅抑扬有致，且显见出作者识度的超拔。总之，司马光的文风是言之有物，不事华藻，朴素通畅，但却能寓情于辞，言尽其意，与《通鉴》文字风格是一致的。
司马光自谓“光素无文，于诗尤拙”（《答齐州司法张秘校正彦书》），但集中今存诗一千一百多首，其中律诗近九百首，可见他并非不能诗者。只是他一贯以儒臣自命，素不以词章为重，潜心史学之馀发为吟咏，并不着意用心于此而已。但他也说过“文章之精者尽在于诗”（《冯亚诗集序》）的话，并且认为“近世之诗，大抵华而不实，虽壮丽如曹、刘、鲍、谢，亦无益于用”（《答齐州司法张秘校正彦书》），故所作有一定的社会内容，其中如写民间疾苦的《道傍田家》：
道傍田家翁妪俱垂白，败屋萧条无壮息。翁携镰索妪携箕，自向薄田收黍稽。静夜偷舂避债家，比明门外已如麻。筋疲力敝不入腹，未议县官租税促。
这首诗写家境贫寒、又无子息的老农夫妇，虽然满头白发，仍不得不去薄田收割庄稼，深夜避着债主舂米；然而到了黎明时分，盈门索债的人已经无法应付，更不用说县官的催逼租税了。全诗虽用赋的手法直叙其事，已觉满纸辛酸，不忍卒读。再如《田家》、《苦雨》、《又和夜雨宿村舍》、《八月十七日夜省直纪事呈同舍》等诗，或写水潦伤农，或借田家的生活片段反映农民的贫困饥寒。这类作品风调近乎新题乐府，与前人的悯农诗一脉相承。另有一些写农家小景的诗篇，则物象如画，清逸可喜。如《湖上村家》：
万顷寒烟外，茅茨枕碧流。枫林巢乳鹤，沙溆乱鸣鸥。漠漠菰蒲晚，苍苍芦荻秋。欲过南浦去，篱下出渔舟。
在大量官场酬赠应答和日常抒怀遣兴的诗作中，以写作者退居洛阳时的心境和情趣的律绝诗较为引人注意。如表白自己对朝廷忠悃的：
三十馀年西复东，劳生薄宦等飞蓬。所存旧业惟清白，不负明君有朴忠。早避喧烦真得策，未逢危辱好收功。太平触处农桑满，赢取闾阎鹤发翁。
——《初到洛中书怀》
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
——《居洛初夏作》
司马光坚持反变法的立场，其出发点乃是为了真诚地效忠于赵宋王朝。他自信出处有因，行藏无愧，故在诗中往往倾吐他对新法的不满和牢骚，表白自己对去留的磊落襟怀，体现了他对皇帝的惓惓忠悃。叶梦得《石林诗话》云：“司马温公熙宁间，自长安得请留台归，始至洛中，尝以诗言怀，……出处大节，世固不容复议。”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二亦云：“温公居洛，当初夏，赋诗曰：……爱君忠义之志，概见于诗。”又如《夏日西斋书事》云：“榴花映叶未全开，槐影沉沉雨势来。小院地偏人不到，满庭鸟迹印苍苔。”其“写闲居幽寂之意，翛然于尘埃之表”（蔡正孙《诗林广记》）。这些诗篇流自肺腑，意畅情真，颇能体现出作者的心境和个性。总的来说，司马光的诗歌平实疏畅，通俗易晓，不假雕琢，很少用典，也较少炫示学问博物的书卷气，风格略与白居易、王禹偁相近。缺点则是对生活发掘不深，在艺术上锤炼不精，笔力也缺乏气势。
司马光以馀事为诗，对于人们视为“诗馀”的小词自然更不重视，即有所作，也会随时散失。《全宋词》从《青箱杂记》、《侯鲭录》、《苕溪渔隐丛话》后集等书中，辑得《阮郎归》、《西江月》、《锦堂春》三首。词的语言都较素洁疏淡。《锦堂春》写“飘零官路，荏苒年华”的慨叹，是个人即景感怀之作。
司马光有感于《六一诗话》“尚有遗者”，遂仿其体作《续诗话》一卷。通行本有《百川学海》和《历代诗话》本。其书多承《六一诗话》，续其未备。如欧阳氏谓“九僧诗，今不复传”，九僧只记惠崇一人；司马光则补记元丰初访得《九僧诗集》，并列出九人姓名里籍。欧阳修谓“自科场以赋取人，进士不复留意于诗”，司马光则补记以诗著称者后复有杨谔、韩钦圣、滕元发诸人，于诗坛史料有所补益。书中品诗极有见地，如称赏林逋《梅花》诗、寇准《江南春》、王之涣《鹳雀楼》、杜甫《春望》等，一经表出，相沿传诵。诚如《四库全书总目·〈续诗话〉提要》所说：“妙中理解，非他诗话所及。”该诗话继《六一诗话》之后，在宋代都是首开诗话风气之作，对后世颇有影响。《涑水纪闻》是司马光的史料笔记，通行本为十六卷，中华书局有标点排印本。内容杂记宋代旧事，起于太祖，讫于神宗，多关朝廷大政，间涉琐闻，均标明出处，详述始末，足资研治宋代文史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