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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熙宁元年（1068）神宗登位变法，到靖康二年（1127）金兵攻陷汴京约六十年，可称为北宋后期。北宋后期是统治阶级为挽救王朝危机而实行变法的时代，是党争剧烈，内外矛盾爆发终于导致北宋统治全面崩溃的时代。
仁宗后期政治危机的加深，促进了“庆历新政”的出台；新政的夭折，激起了嘉祐年间改革呼声的继续高涨。改革的时代浪潮推动神宗倚重王安石实行新法。熙宁、元丰近二十年的变法改制，虽局部收到理财的实效，但就整体而言，毕竟以失败而告终。变法未能找到摆脱危机的出路，却在士大夫中引起了长期的派争党祸。先是元祐“更化”，次是哲宗“绍述”，再后是赵佶、蔡京的立党人碑之举，新旧两派轮番上台，互相倾轧，变法之争完全演变为争权夺利的火并，以致加速了朝政的衰朽，引起了内外矛盾的总爆发。宣和年间宋江、方腊的武装起义刚被扑灭，金国的强兵悍马又动地而来，畏敌如虎的统治集团无心抗战，一味乞降，终于导致了汴京沦陷，徽、钦二帝被掳的覆亡结局。
北宋后期文学就是植根于动荡反复、大厦将倾的时代土壤之上的。然而，神宗、哲宗时代，诗、词、文的创作却臻于鼎盛，到徽、钦两朝文坛气象才渐趋冷落。文学的繁荣和社会经济的兴旺，有时并不同步出现。北宋文学高潮之所以出现在神宗、哲宗时代，是长期文化积累的结果。北宋前期诗文革新既为文学的长足发展开辟了道路，开国以来的经济发展、文治复兴、人才教育又为文学高潮的出现提供了条件，神宗时的变法、哲宗时的更化和绍述，虽曾引起朝政的动荡和反复，但中原的稳定统一局面毕竟尚未发生剧变，因此文学鼎盛的局面，犹如久经培育的花蕾，便在狂风暴雨未来前的平静环境中应时开放了。当开国一个世纪，文化生活普遍高涨所蕴蓄的内在活力充分挥发之后，文运也便自然地呈现出一种强弩之末的弱化趋势，再加徽、钦时期衰世风雨的纷至沓来，北宋后期文学发展便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尾声。这是北宋后期文学发展的总体轮廓。
宋代古文运动经过欧阳修等人的努力，出现了初步繁荣。沿着欧阳修所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把散文发展推进到空前高峰的，则是以苏轼为代表的欧阳氏门客或弟子。他们的年辈比欧阳修略晚，创作的高峰期大抵在仁宗末叶到神宗时代，主要作家是曾巩、司马光、王安石和苏轼兄弟等。曾巩比欧阳修小十二岁，三十九岁时因受欧阳修识拔，与二苏中同榜进士，此后校书馆阁，著述日富。司马光与曾巩同岁，中进士却早于曾巩十八年。他虽非出自欧门，但在神宗初也曾得到欧阳修的举荐。司马光致力于《资治通鉴》的编写正在熙宁、元丰年代。王安石与曾巩为同乡好友，经过曾巩引荐始受知于欧阳修。他写作散文曾得到欧阳修的指授，当政前后都有散文名作。三苏父子同受欧阳修识拔，他们与欧阳修的关系更不同寻常。苏洵仅比欧阳修小两岁，致力文章起步甚晚，壮年始发愤读书，受欧阳修引荐时已年近半百，成名未久即因病弃世，其创作活动截止于英宗末期。苏轼、苏辙与乃父几乎同时成名，其后驰骋文坛，创作活动延续了四十多年。苏轼的成就尤为突出，堪称领袖一代文坛的巨匠；与之同时的散文作家也大量涌现，风格鲜明，各有开拓，形成体制完备、艺术成熟的局面，出现了宋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
曾、王、三苏之后，散文作家大都出于苏门。苏门六君子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李廌等都长于文章。黄庭坚文名虽为诗名所掩，但其序跋、书札等作品文笔爽畅精警，与苏轼的杂文小品略近。秦观是写词能手，其谈兵议政的策论，则“灼见一代之利害，建事揆策，与贾谊、陆贽争长”（张
《淮海集序》）。晁补之集中古文辞赋分量最大，前人称其“古文波澜壮阔，与苏轼父子相驰骤”（《四库全书总目·〈鸡肋集〉提要》）。张耒散文平易自然，明白条畅，注意感情渲染，汪洋淡泊有苏辙之风。陈师道少师曾巩，为文严谨有法，纪昀认为其古文当日虽不擅名，“然简严密栗，实不在李翱、孙樵下”（《四库全书总目·〈后山集〉提要》）。李廌受教于苏轼，早年喜爱谈兵，文笔飞驰，议论奇伟，成就可与张耒、秦观相颉颃。苏门后学大都承受师辈沾溉，语言平畅晓洁，笔力收纵自如，文体不拘一格，同苏文一脉相承。不过就整体而言，他们的文章成就毕竟难以企及他们的前辈。
北宋后期散文是前期散文的发展和蜕变。宋初古文家强调明道、宗经和法唐，在矫正浮巧中时或产生求深近迂、务奇就险的新弊。欧阳修文道并重，以平易疏畅之风，开辟了散文发展的通途。苏轼沿着欧文的方向把散文推进到天然灵动、舒卷自如的新境。他对“道”和“辞”都有新的诠释，使散文由载道、解经、论兵、议政，扩展到任情地叙写日常百事，体现个人性灵，而在形式上则因物赋形，略无拘检，意到笔随，无施不可。在他的影响下，后期作家的散文减少了道学气、说教气，增强了文学性、思辨性和鼓动性，出现了多姿多彩的个性风神。
北宋前期，经过梅、苏、欧阳对西昆体的洗削后，宋诗面目有了初步的显露。到了王安石、苏轼时代，宋诗的鼎盛局面方才形成，其标志是出现了有鲜明个性风格的荆公体、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和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三大诗人。王安石前期创作以服务于变法革新的政治诗、咏史诗最有影响，后期创作以退休蒋山的闲居诗、述怀诗最受称赞。苏轼的诗歌创作发轫于嘉祐，发展于熙宁元丰，而变化于绍圣之后的岭海远放。黄庭坚于熙宁初始跻入诗林，从此佳篇迭出，诗名日著，苏轼于元祐二年即有“效黄庭坚体”之作，足见其成就引人瞩目。王诗长篇峻刻奇绝，绝句雅丽清新；苏诗气宇宏阔，豪健雄放，清旷简远，无所不包；黄诗瘦硬峭拔、老朴沉雄而兼有浏亮芊绵之致。三人诗风各异，但同样重思理，富才学，喜用事，工锻炼，从而将宋调的独具特质发挥到极致。他们同时鼎立诗坛，卓然并称大家。故前人谓“造语之工，至于舒王、东坡、山谷，尽古今之变”（《王直方诗话》）；欧阳公“能变国朝文格，而不能变诗格，及荆公、苏、黄辈出，然后诗格遂极于高古”（陈善《扪虱新语》）。
三大家之后，活跃于诗坛的主要是苏门诗人和江西后学。苏门诗人中，苏辙、晁补之、张耒、李廌等创作活动都延续到大观以后。苏辙写诗才情虽不逮乃兄，然毕生吟咏不辍，风韵明洁清逸，朴素淡雅，自成一格。晁补之诗大多平顺隽爽，温润典缛，但堂庑未广，个性风格不够鲜明。相比之下，张耒诗更有特色，所作内容丰实，风调清秀浑圆，自然坦易，颇有唐诗遗韵。李廌元祐间落第后，飘零湖海，郁塞之气发为吟咏，声情激荡，意趣不凡。黄庭坚所开创的江西派，是活跃于南北宋之交的最大诗派，派中作家大都于北宋末叶已闻名诗坛。其中陈师道年辈略早，成就最高，他游于苏门，学诗于山谷，最得江西神韵，与黄庭坚并称“黄陈”。此派中未及南渡的作家尚有潘大临、谢逸、饶节诸人。他们的成就高下不一，但皆源出于山谷，其重锤炼、求格力、讲诗法等，大致与黄、陈波澜莫二，在学养、才力、造诣方面则颇有逊色。
北宋后期诗歌，踵梅、欧之后，在宗杜学韩兼熔陶、谢的过程中，形成了以苏、黄为代表的典型宋调。宋调肇始于梅尧臣而完成于黄庭坚。从梅诗到黄诗到江西后学，诗歌的反映视角逐渐发生了“内转”倾向；后期诗人摆脱了前期裨补时政的诗歌实用观的影响，不甚强调以诗正面议政刺世，直接干预现实，而较侧重于自我表现，开掘心灵，咏唱道德理想的自我完善。与诗歌政教观的淡化形成反差，追求“高风绝尘”、磨研诗艺诗法的艺术情趣日益热化，从而既推动了诗论的发展，也提高了诗歌的艺术内质。这是北宋文化生活普遍高涨的时代条件下诗歌演进的必然趋势，也是北宋后期知识阶层面对乱世风云创作心态发生显著变化的结果。
北宋后期是词作进一步发展和变革的时代。词坛出现两种发展趋向：一是变革传统词风而另辟新径，一是发展传统词风而更追高格。前者有苏轼及其追随者黄庭坚、晁补之等人，后者有晏几道、秦观等人，到周邦彦而集其大成。北宋前期词承晚唐、五代之旧，写作目的多为应歌娱宾，观照对象侧重红粉歌姝，而言志抒怀、描写社会题材者非常少见。王安石不常作词，偶有吟咏，却能超出传统题材，洗去艳冶积习。苏轼熙宁中始注意写词，他发展李煜以词自悼亡国、张先以词赠答送别的传统，将词的反映视角空前扩大，使之变成了文人言志述怀的工具之一，开创了“举首高歌”、“逸怀浩气”的豪放清旷一派。黄庭坚、晁补之于歌妓词、艳冶词外，都写了不少风调苍郁的迁谪词、述怀词，说明两种词风都对他们发生影响，但他们更倾向于步武东坡。从他们前后词风的变化，正可以看出黄、晁诸人向反传统词风嬗变的轨迹。东坡词派在当时虽被目为“别调”、“变格”，并且追随者也寥寥无几，但他们所开辟的词作诗化的路子，却对南宋词坛发生了重大影响。
晏几道年辈与秦观相当，其词从珠玉词出，擅长小令，逼近花间。高唐团扇的风流题材，渗透着华屋山丘、雁过楼空的深深隐痛，情深言挚，哀艳无匹。秦观是苏轼门人，写词却以柳永为主要取法的对象。他既长于小令，又工于长调，以蕴藉含蓄矫柳词的发露，把身世之感融入艳情之中，词风细腻和婉，情韵兼胜，被誉为当行作手。贺铸同苏轼及苏门弟子均有交往，词作风格多样，主调倾向秾丽，用语善于熔化唐诗，也有一些奇思壮采、风格接近东坡之作。周邦彦词名晚起，创作活动主要在哲宗、徽宗时代。他以赋为词，辞采斐然，并长于腾挪勾勒，精于审音协律，词风缜密精工，沉郁顿挫，“前收苏、秦之终，后开姜、史之始”（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把婉约词的醇雅典丽发挥到了极致。与周邦彦及“大晟词人”同时稍后，出现了女词人李清照，她以家常率真的语言，女性特有的柔肠和敏感，抒写亲身经历的爱情苦乐和国亡家变之感，悱恻凄楚，为北宋王朝的倾覆唱出了时代的挽歌。
北宋前期词与歌舞升平的社会环境相适应，由小令的成熟到长调的繁衍，由风韵的蕴藉儒雅到发露浅俚，主调并未越出风月艳情的樊篱；后期词作则渐渐渗进了较多的身世感喟、人生思索和时代悲慨，隐隐透露出乱世阴影。在前期，晏殊对柳永的讽嘲，欧阳修对范仲淹的戏谑，无形中显现出当时词坛上雅与俗的矛盾、言情与言志的分异。到后期，以词言志的意趣经过苏轼的发展，出现了“以诗为词”的诗化倾向，“词为诗裔”、诗词同源是这一派的理论依据。从秦观到周邦彦，又沿着摈俗崇雅、保持“本色”的走向，推动传统词风向醇雅演进，诗词异路、“别是一家”是这派词人秉持的创作观念。宋词未能沿着柳永的方向继续市民化、俚俗化，这是因为当时市民的力量尚未足与封建阶级抗衡，词的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仍是承受传统文化教养的士大夫，他们的艺术趣味大都反俗而尚雅。实际上，无论“诗化”或“雅化”都是词体的进一步文人化，都是词在具有高层次文化教养的作家手中向艺术新境域的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