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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和政治家，他在文学、史学和政治实践方面都有出色的建树。在长达四十馀年的文学活动中，他以倡导诗文革新运动和诗、文、词的创作实绩对宋代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人们公认的宋代前期文坛的一代宗师。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四十岁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永丰）人。父观，真宗咸平三年（1000）进士，在道州、泗州、绵州、泰州等地做过推官和判官。为官清廉，好施喜客，宅心仁厚。欧阳修四岁时，其父病逝于泰州任上，母郑氏年方二十九，家贫无依，遂迁往随州（今湖北随县），投靠任该地推官的叔父欧阳晔。晔为人“严明方质”，“洁廉自持”（《尚书都官员外郎欧阳公墓志铭》），对欧阳修也有影响。郑氏出于江南名族，“恭俭仁爱”，很有教养和识见，亲自督导欧阳修学习，“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宋史》本传），并常向欧阳修讲述其亡父的人品风节，对幼儿的成长深致厚望。孤苦的身世和良好的熏染，使欧阳修刻苦读书，勤奋过人。修少年时曾从邻人李尧辅家借得《昌黎先生文集》，“用心苦读，至忘寝食”。当时杨、刘时文风靡天下，韩文鲜为人道，欧阳修却深为它的深厚雄博所倾动，暗下决心，一旦“得禄”之后，“当尽力于斯文，以偿其素志”（《记旧本韩文后》）。
欧阳修开始应举并不顺利。十七岁应随州贡举，遭到黜落。三年后自随州荐名礼部，应仁宗天圣五年春试，又未获中。次年携文谒翰林学士知汉阳军胥偃，很受赏识。胥偃带他进京，两次参加国子监考试，均获第一。天圣八年（1030）晏殊知贡举，欧阳修始进士及第，授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充任西京（洛阳）留守推官。洛阳为文化古都，又有龙门、嵩岳之胜，博学能文的钱惟演时任留守，幕府聚集众多文学之士，正如欧阳修诗中所称：“幕府足文士，相公方好贤”（《书怀感事寄梅圣俞》）。欧阳修于天圣九年春天到任，在西京三年，政务不多，有充裕的时间遍览嵩岳名胜，交游文林。在此期间，他特别与尹洙、尹源兄弟、梅尧臣、谢绛、富弼等人结为文章挚友。他们意气相投，文学观点一致，相互赠答，倡导文风改革，一时卓有影响，“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宋史》本传）。
景祐元年（1034），欧阳修秩满，经王曙推荐，召试学士院，留京任馆阁校勘，与修《崇文总目》。当时积贫积弱的赵宋王朝，对内外矛盾一味采取因循苟安政策，从而加剧了统治危机。为此，朝内某些有识之士，主张通过改革寻求出路，引起了保守势力的不满，从此朝内不断发生两派势力之间的冲突。早在上一年，欧阳修就曾上书鼓动范仲淹“直辞正色，面争庭论”（《上范司谏书》），体现出他勇于议政、力求改革的意向，这次入朝后，自然不可避免地卷入斗争的风云之中。景祐三年调回京师权知开封府的范仲淹指责当局因循守旧，不能选贤任能，被旧派权相吕夷简诬为“越职言事，离间君臣”，谪贬到饶州。余靖、尹洙等上疏论救，亦遭斥逐。左司谏高若讷不尽言责，反而对革新派落井下石，欧阳修愤然贻书痛责，被贬为夷陵县（今湖北宜昌）令
。夷陵地僻而贫，但江山秀美，风俗朴野，在此期间，他写了不少反映当地风物的诗文。他反对身履贬所便戚戚怨嗟，偏把自己的居室名为至善堂。欧阳修贬夷陵一年，又徙乾德县（今湖北光化）令，宝元元年（1038）春天到任。次年梅尧臣出知襄城县，谢绛出守邓州，二人同行赴任，五月间欧阳修应约赴襄城与故人会晤，梅尧臣有《送永叔归乾德》诗。次年改元康定，欧阳修应召还京，复为馆阁校勘，继续纂修《崇文总目》。
庆历元年（1041），《崇文总目》书成，欧阳修改任集贤校理。庆历前期，辽、夏进逼，内外矛盾加深，改革声浪增强，欧阳修积极投身改革潮流，大力支持政治革新。庆历二年，他写《准诏言事上书》，提出了“三弊五事”，大力呼吁改革。因政见未受重视，请求补外，出任滑州（今河南滑县）通判。次年三月，晏殊取代吕夷简为相，韩琦、范仲淹内召，欧阳修也受命还京任知谏院，后又官知制诰。这一期间，他以充沛的政治热情，连续向仁宗进献奏折。奏章剖析时弊，经画方略，揭露吕夷简、李淑等守旧派官僚，建议重用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力主“绝侥幸因循姑息之事”，以“救数世之积弊”（《论乞主张范仲淹、富弼等行事札子》），忠言谠论，是非分明。本年秋，范仲淹擢参知政事，提出十项改革主张，开始推行“庆历新政”。庆历四年四月，欧阳修奉命赴河东路（今山西一带）计度地方事务，考察军需、防务、荒田等问题，提出了改进建议，八月被派为河北都转运使。随着新政的深入，保守势力伺机反扑，指责新派为“朋党”，范、韩等人相继罢去，欧阳修上疏剖辨，政敌诬告他与甥女有私，虽经勘验为构陷，仍于庆历五年谪官滁州
。
滁州介于江淮之间，地僻事简，林壑幽美，政事宽闲。欧阳修于公务之馀，时时登览琅琊，纵游林泉，并筑丰乐、醉翁、醒心诸亭，作记赋诗，有意在徜徉山水中淘洗新政失败所带来的内心忧愤。然而朝内权臣的肆虐，不免使他情绪激愤，块磊难平。保守派得势后继续迫害敢于言事的直臣，支持新政的石介于庆历六年七月病殁，夏竦等人诬称石介未死，正串通富弼谋反，朝廷派员调查，幸有多人具结保证，方免于发棺验尸。为此，欧阳修愤然写了《重读徂徕集》，称颂石介光明磊落，表示“我欲犯众怒，为子记此冤”，体现了他“正色凛凛不可犯”的品操。嗣后，欧阳修的挚友尹洙、苏舜钦也由于旧派的迫害相继早逝。庆历八年，欧阳修移知扬州，闻知尹、苏噩耗，撰写了《尹师鲁墓志铭》、《祭苏子美文》等文寄托哀思，也倾泻了对阴暗时政的愤慨之情。他到扬州刚满一年，便于皇祐元年（1049）春徙任颍州（今安徽阜阳）。颍州城西五里，有一碧流十里的西湖，风光清幽，他曾作《西湖戏作示同游者》云：“都将二十四桥月，换得西湖十顷秋。”有买田卜居之意。次年改知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兼南京留守，曾写《寄圣俞》诗约卜邻清颍，有“行当买田清颍上，与子相伴把锄犁”之句。皇祐四年，归颍州宅丁母忧，明年秋护母丧归葬泷冈后，又重回颍州闲居。
至和元年（1054），欧阳修服除赴阙，权判吏部流内铨，到任数日为宦官中伤，即将外放，大臣纷纷论救，八月以宰相刘沆荐修《唐书》，留京迁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嘉祐元年（1056），经曾巩力荐，与任群牧司判官的王安石相识，两人有诗互赠。次年春权知礼部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宋史》本传）欧阳修主持的这次考试，虽引起了不小的风波，但事实证明他所坚持的选才标准完全正确。这一榜选拔了苏轼、苏辙、曾巩、程颢、张载等一批出色的人才，对扭转险怪文风也起了显著的作用。嘉祐年间是欧阳修仕途较为顺利的时期。嘉祐三年，加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五年，与宋祁撰《新唐书》成，迁礼部侍郎，又拜枢密副使。六年，任参知政事，进封开国公。在这期间，欧阳修曾就修治黄河、增补边兵、严格贡举、推荐贤能、体恤民贫、乞罢灯节等事项，进献奏章，多所建白。他与宰相韩琦“同心辅政，每议事，心所未可必力争，韩公亦开怀不疑。故嘉祐之政，世多以为得”（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不过自“庆历新政”失败之后，朝臣多以循例守成为常，时政弊端未见重大更改，欧阳修虽身居清要，政治上也难以大有作为，心情上不免产生苦闷和矛盾。“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志之所不能”，“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秋声赋》中这些感喟之句，正是作者心灵郁结的自然抒发。
早在贬官滁州、颍州期间，欧阳修就萌发了优游林泉的意趣。历京官十馀年，已渐近老境，反思生平所经受的宦海风波和人事倾轧，更增强了他及早抽身的愿望。他深感“官高责愈重，禄厚足忧患”，表示“决计不宜晚，归耕颍尾田”（《偶书》）。因此英宗即位后，他便于治平二年（1065）连续上表乞解机务，未获诏准。次年发生了“濮议”之争，欧阳修等认为英宗赵曙应称生父濮安懿王为“父”、为“皇考”；吕诲等人则主张赵曙既已过继给仁宗，对其生父就只应称“皇伯”。两派互相攻讦，形同仇敌。争论虽以吕诲失利而告终，欧阳修却遭受了无根流言的伤害。治平四年，神宗继位不久，御史中丞彭思永、御史蒋之奇诬告欧阳修与长媳有私，后经神宗亲自诘问，澄清了事实，降黜了诬陷者，但经受这一风浪，欧阳修更加决心求去。当年三月罢参知政事，出知亳州。次年（1068）改元熙宁，欧阳修在亳州连上表札十通，请求致仕，未得允准，八月改知青州（今属山东）。熙宁三年七月，移知蔡州（今河南汝南）。神宗即位之初，支持王安石推行新法，朝臣之中发生了激烈论争。当时欧阳修离开了决策中心，加之他一心求去，因而对熙宁新法从整体上说似乎未加可否，只是在青州任上曾擅自停止发放夏季青苗钱，并上过《言青苗》两通札子。两札提出政府散发青苗钱应免除利息，制止强行抑配，在青黄不接农户急需时方可俵散（发放贷款）。这虽说是对新法推行中出现的问题陈述意见，但也说明他在即将引退前夕，仍然保持着对事负责、敢于直言的一贯作风。欧阳修在蔡州撰写《六一居士传》，说他家藏图书、金石、琴、棋、酒五物，自身将以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希望天子能一日“恻然哀之”，“使得与此物偕返于田庐”，以偿其夙愿。经过他累次上章请求，终于在熙宁四年六月，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七月，欧阳修回到他早在皇祐年间于颍州营治的宅第，徜徉于西湖之滨。可惜他退居未久，便于熙宁五年（1072）闰七月二十三日（公历九月八日）病逝，享年六十六岁。
欧阳修不仅是文坛领袖，而且是正视现实、勇于进取的政治家。史称他与人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史事”，足见他对政治实践的重视。他在政治上主张革除积弊，缓和矛盾，均财节兵，宽简爱民，大体上与范仲淹的主张相近；在政治斗争中，他急流勇进，始终是“庆历新政”的鼓吹者和支持者。他尊儒反佛，不谈庄老，师法“六经”，关心“百事”，思想倾向于切用而求实。他为人“天资刚劲，见义敢为，襟怀洞然，无有城府”，“视奸邪嫉若仇敌，直前奋击，不问权贵”（韩琦撰《墓志铭》）。虽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不戚戚于怀。晚期虽锋芒稍敛，希图远祸全身，急于思归求退，但仍保有刚毅敢言之气。欧阳修乐于道人之长，注意识拔人才，人称“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宋史》本传）。他对文章知己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的诗文称扬不已。曾巩、王安石、苏轼父子等，在屏处布衣、未为人知时，他就极力揄扬。一时文林名家，大都是他的好友和门生。欧阳修的思想性格和为人，在北宋文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欧阳修著述丰富，晚年亲自汰选，于熙宁四年五月编定《居士集》五十卷；卒前一月，复与其子欧阳发等再次编定。南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至宁宗庆元二年（1196），周必大约请庐陵名贤孙谦益、胡柯等十二人根据各种总集、诗话、笔记等广搜遗佚，并汇集各种刊本、碑本、真迹详加校订，编定《欧阳文忠公集》。今有《四部备要》、《四部丛刊》本等。本集共分十类：（1）《居士集》五十卷，系欧阳修逝世前一月与诸子共同编定者，收诗、赋、散文七百多篇。（2）《居士外集》二十五卷，补收《居士集》外的诗、赋、散文五百多篇。（3）《易童子问》三卷，以与童子问答方式论述对《易》的见解，共三十多则。（4）《外制集》三卷，系为朝廷所作制诰共一百五十馀篇。（5）《内制集》八卷，内容与上同。（6）《表奏书启四六集》七卷，系上给朝廷的表奏和官府间来往的书启，前五卷表状多为散行，后二卷书启则多为四六骈俪之作。（7）《奏议集》十八卷，系对朝廷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大事件所提出的具体建议，共一百六十多篇。（8）《杂著述》十九卷，包括《河东奉使奏草》二卷、《河北奉使奏草》二卷、《崇文总目叙释》一卷、《归田录》二卷、《诗话》一卷、《近体乐府》三卷。（9）《集古录跋尾》十卷。（10）《书简》十卷。此外，《诗本义》十四卷，未收入本集，今存影宋本及明刻本多种。还单独著有《新五代史》（初名《五代史记》）七十四卷，与宋祁等合修《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词集题名不同，有《六一词》、《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醉翁琴趣外篇》等。常见版本有《宋六十名家词》本、四库本、《四部丛刊》全集本、1955年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校点补辑《六一词》本等等，今存词二百四十首。
宋初古文倡导者都尊韩崇儒，欧阳修也高举这面旗帜，但其文学主张比前人有所发展。他对道与文及二者关系作了精湛的阐释。他一方面强调尊道和“师经”，说“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其充于中者足，而后发乎外者大以光”（《与乐秀才第一书》），另方面又认为崇道并不是“事无用之空言”，“师经必先求其意”，因为“夫性非学者之所急”，“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是以言之甚详”（《答李诩第二书》）。他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这就把儒道、经学和现实百事联系起来，从而矫正了空谈性命与玄理的弊病。他虽然认为道胜而文不难自至，但“古人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孔子之系《易》，周公之作《书》，奚斯之作颂，其辞皆不同，而各自以为经”（《与乐秀才第一书》）。这就又把道与文区别开来，在重道的前提下，指出了文的相对独立性。在《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中，他更提出了“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的见解，强调了文的重要作用。欧阳修还发挥了韩愈“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和诗序》）的观点，在其《梅圣俞诗集序》、《薛简肃公文集序》等序跋中，他生动地论述了生活与创作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文章穷而益工”说，触及了古代文艺的特殊规律，从理论上说明了文章事业的独立地位。
欧阳修的创作以散文成就为最高，他的五百馀篇散文，政论、史论、记叙、抒情、墓志、随笔等，各体具备，无体不工。
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主要倡导者之一，他的文学主张和他积极支持改革的政治态度是一致的。他对革新北宋诗文的贡献可与唐代韩愈后先媲美。在他之前，柳开、穆修、石介等人都推崇韩愈，提倡古文。但是由于他们的古文主张和创作成就及其影响的限制，再加上时代条件也未臻成熟，因而还未能形成足以扭转一代文风的改革运动。欧阳修少年时就钦服韩愈古文，考中进士后曾在洛阳和尹洙、苏舜钦等文章名士相互切磋酬唱，鼓吹和致力于古文创作，逐步扩大影响。嘉祐二年，他又利用礼部贡举选拔人才之机，凭借主考官的职位，力斥号为“太学体”的奇涩雕琢的四六时文，而奖许识拔长于撰写平易朴素古文的士子，自此场屋风习为之一变。特别是他撰写了大量具有独特风格的古文，以自身出色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发展，成为诗文革新运动的主将。苏轼在《居士集序》中指出：
愈之后二百有馀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自欧阳子之存，世之不悦者，哗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宋兴七十馀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
苏轼这段话，正确地说明了欧阳修在诗文革新运动中的重要地位。
欧阳修的政论文，内容以国事民生为主，多剖析时弊，奏陈方策，析理透辟，议论剀切。如《原弊》反映农民所承受的惨重侵害，指出政府不知节用爱民的危机；《准诏言事上书》从透辟地剖析时政中概括出“三弊”、“五事”，触及北宋官僚政治的症结，提出了系统的变革建议；《本论上》针对朝政积弊，标举治国的根本方略，以“均财、节兵、立法、任贤、尊名”这五者的互相为用为当务之急。这些奏议文扣紧形势，条分缕析，击中要害，切于实用，其基本精神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是一致的，有些作品就是他参加激烈政治斗争的产物。如《朋党论》系为回击吕夷简等守旧官僚倾陷革新派朝臣而作。文章开始就提出朋党自古即有，唯在于辨别“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根本不同。经过反复论证，指出能否任用君子之朋关系到国家的兴亡治乱。论点明确，态度鲜明，给予论敌以有力的回击。
欧阳修的史论文也很有特色。他写的《新五代史》体现了轻天命而重人事的历史观，其目的在于通过评论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为治国者提出鉴戒。他以鲜明的爱憎感，模仿《春秋》的褒贬笔法，着力于各篇“序”与“论”的撰制。如《明宗纪论》这篇总论性的文章，先指出明宗“不迩声色，不乐游畋”，力求做到政治修明，可惜由于“仁而不明，屡以非辜诛杀臣下”，终于祸起乱作，饮恨而终。作者引用康澄上书中“不足惧者五，深可畏者六”的议论，以及当时“识者皆多澄言切中时病”的事实，用以证明明宗不能接受忠谠之言而终于导致恶果。最后，又以康澄的言论“岂止一时之病，凡为国者，可不戒哉！”来说明“垂劝戒”的写作目的。《伶官传序》一文，更是其史论中的名篇。文章一开头就提出“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的论点，紧接着叙述后唐庄宗成败兴灭的一生，从而总结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历史经验教训，证实了文首成败在人的说法，借此“垂示鉴戒”。全文结构紧密，转折自然，前后对比，一唱三叹，故沈德潜评云：“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一四）
欧阳修的记叙文，有的侧重于记事和议论，有的侧重于抒情和写怀。前一类如《相州昼锦堂记》，是以苏秦、朱买臣的一时衣锦之荣，衬托出韩琦丰功盛德，赞扬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的品格志趣和怀抱“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耀后世而垂无穷”的政治理想，从而显示出韩琦卓然不群的胸襟和识度。《樊侯庙灾记》是力破迷信之作。作者从盗刳神腹、天降雹灾这两件偶合的事件说起，认为樊哙生前雄武，死后为神，“宜其聪明正直有遗灵矣”。既然如此，神灵自能保护自己，而不会“贻怒于无罪之命”。接着笔锋一转，自正面叙述雹灾原因，结尾又从反面归结到樊侯肆虐之不可能，否定了起首“侯怒而为之”的迷信说法，结构严密而有说服力。有名的《醉翁亭记》则是写景与抒情巧妙融合的杰构。文中写醉翁亭四时之景和亭间宴游之乐两段文字，尤为精美绝伦：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坐起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此文在写法上由远而近，从面到点。写景先从环滁群山到西南诸峰，到琅琊，再到两峰间的酿泉，然后点出泉边的醉翁亭，进而写此亭四时美景和宴游之乐。在句法上则先描叙后说明，组成几个分句，各句自为变化，互不雷同，但都以“也”字作结，使文气显得舒缓跌宕，音调谐美，而作者旷达疏放的襟怀也充分流露了出来。文情寓忧愤于旷放，韵味深醇，很像一首散文诗。体制上散中带骈，骈散相间，精整雅丽而富有回环唱叹之致。《丰乐亭记》则先通过写景说明此亭得名的由来，然后回顾五代到宋初滁州由干戈纷扰到天下一统的历史变化，再归结到今日滁州人民得以“安此丰年之乐”。全文用今昔对比的手法突出主题，并能将写景、叙事接合得十分自然。至于中段“故老皆无在者”、“遗老尽矣”云云，更表达了作者居安思危的深意，蕴含着他对现实的隐忧。欧阳修传记文不多，《桑怿传》写剑侠之士桑怿的捕盗事迹，以曲折奇特的情节刻画主人公的性格，反映吏治的腐败，对后代传记文如宋濂的《秦士录》、魏禧的《大铁椎传》有一定影响。另如《六一居士传》以疏宕的文笔反映作者晚年的爱好和志趣，可以和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相媲美。
欧阳修的墓志碑文较多，以写朝廷名臣和文章知友的篇章最为出色。如《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一文，选取范仲淹一生重要行实，突出其忧国为政的大节；《徂徕石先生墓志铭》一文，采择石介的危言畸行，刻画其刚介无畏的个性；《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一文，重点叙述苏洵读书治学的经历，以旌表其大器晚成的文学业绩；《尹师鲁墓志铭》一文，则称述尹洙的文章风节，悼惜其终生困顿不遇。这些碑传都写得简练精覈，称述得体，评价适当，往往暗寓《春秋》笔法，带有感情色彩，深刻含蓄而又从容委婉。也有写得情韵俱长的，如《泷冈阡表》（本名《先君墓表》），从初稿到改定约经过二十年，定稿时作者已六十岁。主要内容是通过其母口述往事，表现其父少孤力学、为官清廉、事亲至孝及为人仁厚等操行，同时也深情地刻绘了寡母的仁爱有识、治家俭约和教子有方等品德。娓娓道来，显得亲切而又情意深长，明代归有光的《先妣事略》、《项脊轩志》等文，显然是受到此文的影响。
序跋及笔记也是欧阳修文集中的重要部分。其序跋文多结合论人评文寓托自己的文艺见解，如《苏氏文集序》于悼惜苏舜钦流离穷厄的同时，评述了苏氏对古文创作的贡献；《书梅圣俞稿后》既叹赏梅氏诗歌的高度感染力，又从而论述了音乐与诗歌的关系；《廖氏文集序》赞扬廖偁好古能文，解经有识，同时表现出作者敢于疑古而求实的精神；《梅圣俞诗集序》高度评价梅尧臣的诗歌成就，同时又发挥前人有关发愤著书之说，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著名论点。这些序文既有新警的议论，又善于描述形容，笔端往往饱含感情，富有抑扬唱叹之致。笔记文是随笔之体，开始于魏晋，而宋人最为擅长，其内容十分广泛，诸凡社会风习、朝野佚事、诗话文评等等，都有所涉及。欧阳修的笔记文也值得称述。如《归田录》是作者晚年所写的笔记集，共一百多则，其中不乏讽时之作。如写田元均为三司使，“权贵之家子弟亲戚因缘请托，不可胜数”。田元均“深厌干请者，虽不能从，然不欲峻拒之，每温颜强笑以遣之。尝谓之曰：‘作三司使数年，强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这则故事，既写出田元均的为人正直，又反映了请托之风盛行的腐败世风。有名的《六一诗话》是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论诗著作，对诗艺多精辟之论。随后司马光有《续诗话》一卷，卷首自题云：“欧阳公文章名声虽不可及，然记事一也，故敢续书之。”是知诗话之起，本同笔记。从这以后，诗话之作，相继问世，具见宋代论诗风气之盛。宋人诗话内容可说是无所不包，诸凡诗体源流、格律句法、佚事遗闻甚至神怪梦幻都有，而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实开风气之先。
欧阳修的《秋声赋》是宋代散文赋的前导，其特点是变旧赋骈偶对仗为奇偶相间的散体，变扬厉的铺张为适当的铺陈，而又能注意到音韵的铿锵和抑扬顿挫。赋中写秋声运用形象比喻，状难写之物，绘形绘声，十分生动：
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
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愤发。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馀烈。
这里从色、容、气、意、声等方面极意刻画出“秋之为状”，进而归结到秋气摧折草木百卉的肃杀作用；以下再由秋声中草木的凋零，引申出人之衰老，融入了悲叹人生的感怆之情：
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
这段文字由自然现象过渡到社会现象，升华到人生有限、忧劳妨身的一种普遍规律，也是“庆历新政”失败后作者长时期苦闷情绪和韬晦襟怀的自然流露。
《祭石曼卿文》亦有文赋的特色。全文写生、死、形、名、金玉、荒城，在骈对铺陈中展开对比，悲凉悼伤之情坌涌而出。文句长短错落，转折变化，而一韵到底，又有声调谐和之美。它与《秋声赋》同为声情兼胜的一篇文赋。
欧阳修散文的成就是和他的学术造诣分不开的。他是“宋学”开创者之一。在经学方面，他曾在《经旨》一组文章中发挥独具的识见，故苏辙说他“长于《易》、《诗》、《春秋》，其所发明，多古人所未见”（《欧阳文忠公神道碑》）。如对于《易》，他在《易童子问》卷三考证说自《系辞》以下“非圣人作”；在《经旨》的“易或问”中，又对前人未言《系辞》非圣人作之原因作了解释。又如对于《诗》，他写了《毛诗本义》，多所发明创获，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毛诗本义〉提要》云：“说《诗》者……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在史学方面，《二十四史》的《新唐书》，他是编纂者之一；还自编《新五代史》，强调用《春秋》笔法，整理治乱兴衰的历史，寄托“善善恶恶之志”，以前车之鉴，垂戒当今和来世。
欧阳修的散文振衰救弊，在散文史上具有开创性。散文自晚唐陵夷至于五代，气体卑弱，宋初柳开、尹洙辈力倡古文，而时风难挽。欧阳修于散文创作最勤，造诣至深。正如韩琦《欧阳公墓志铭》所云：“得之自然，非学所至，超然独骛，众莫能及。……于是文风一变，时人竞为模范。”论其散文的魅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意蕴上具有含蓄沉厚之美。他胸襟超远，强调为文忧世。在《读李翱文》中，他喟然感叹当世“光荣而饱者，一闻忧世之言，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可见他识度超群，思虑深远。但他文章的情致和意脉并不直截倾泻，一涌而出，而是如朱熹所说，“欧公不尽说，含蓄无尽”（《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论文上》）。例如《丰乐亭记》用古今几层对比，说明安定环境来之不易，展现出珍惜太平时事的心情，使人感到深婉有致。他很赞赏《春秋》行文“简而有法”，善于寓抑扬褒贬于记事之中。他又认为其语愈缓，其意愈切，其文便愈含深致和浓情。欧文正具有这些特色。其次，在章法上具有回环荡漾之美。如《醉翁亭记》末段由“夕阳”写到“人影”，再写到“太守归”、“宾客从”，进而描述“游人去而禽鸟乐”。至此笔锋一转，又从“禽鸟乐”返回到“人之乐”，进而揭出“太守之乐”。两度回环，即将醉翁旷放自适的情趣描摹得淋漓尽致，也使文章摇曳跌宕，极富美感。再次，在语言上具有平易晓畅之美。欧阳修行文没有僻辞拗句，不追求韩文奇险的一面，避免了宋初古文辞涩言苦的缺点。故朱熹谓其文“只是平易说道理，初不曾使差异底字，换却寻常底字”（《朱子语类》）。此外，他还很讲求声韵谐和之美，《秋声赋》、《送杨寘序》、《祭石曼卿文》等篇，均写得声韵铿锵，音节流美，宛如散文诗，读之有一唱三叹之妙。从风格上说，欧文委婉自然，雍容舒缓，又具有一种阴柔之美。前人对此早有精彩的定评，如苏洵称其文“纡徐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舒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姚鼐形容欧文“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也很生动地描述出欧文的风格特色。
欧阳修散文艺术的高度成就，除了学问、修养的主要因素外，还同他精心刻苦的修改琢磨有密切关系。据前人记述，“欧公作文，先贴于壁，时加窜定，有终篇不留一字者。”（《吕氏童蒙训》）《后山诗话》记欧阳修语，谓“为文有三多：多看、多做、多商量也”。《石林燕语》亦称“欧阳文忠晚年，取平生所为文，自编次之。今所谓《居士集》者，往往一篇至数十过，有累日去取不能决者”。朱熹在《朱子语类》卷一三九中还谈道：“欧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处。顷有人买得他《醉翁亭记》稿，初说滁州四面有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只曰‘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这类记述很多，说明欧阳修创作态度极为严谨，一丝不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