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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十座的ART-72型客机的机翼螺旋桨旁向下望去，阳光与海的环抱之中，有一座沙色的岛屿。岛上看不到植被，只有淡黄至近白色的白垩岩。卡利姆诺斯岛。
机长广播提醒我们，这可能不会是一次平稳的降落。我闭上眼，靠向座椅。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知道自己会死于一次坠落，说得更精确些，我会从天空坠向大海，溺亡。我甚至还记得我是从哪一天开始确信这件事的。
我父亲是家族企业的副总裁之一，他哥哥赫克托尔是总裁。我们这些孩子都很喜欢赫克托尔伯伯，因为他来看我们时总是带着礼物，并且让我们坐他那辆敞篷劳斯莱斯出游，整个雅典都找不出第二辆这样的车。父亲通常在我上床睡觉后才下班回家，但那天晚上他回来得很早。他看上去累坏了，喝过茶后，在书房里给我祖父打了一个很长很长的电话。我能听出来他十分生气。当我躺上床时，他坐在我床边，我要他给我讲个故事。他思索了一会儿，给我讲起了伊卡洛斯和他父亲的故事。这对父子也生活在希腊，但他们是在一座叫克里特的岛屿上。伊卡洛斯的父亲是一位富有且非常有名的工匠，他在岛上用羽毛和蜡造出了一对翅膀，这双翅膀让他可以飞翔于蓝天之上。人们对此赞不绝口，无论到哪里，工匠和他的家人们都为人所尊敬。当父亲将这双翅膀交给伊卡洛斯时，他叮嘱儿子一定要按他的方法飞行，并且只能飞和他相同的路线，这样就不会发生任何意外。但伊卡洛斯想飞去新的地方，想要飞得比父亲更高。当他飞上高空，发现自己离地面及观看者是那么远时，他陶醉了，忘记了自己并不具有飞行的超能力，忘了他之所以能够飞行，是因为他父亲给了他一双翅膀。在过度膨胀的自信心之下，他飞得比父亲更高，太过靠近太阳，而太阳融化了固定双翼的蜡。就这样，伊卡洛斯坠入海中，溺水身亡了。
长大后再回想，总觉得父亲说的这个稍微改编过的伊卡洛斯神话，似乎是一种对我的预警。赫克托尔没有孩子，在合适的时候，等父亲也卸任后，由我和哥哥来接手公司，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直到长大后，我才知道，大约在那个时候，由于赫克托尔鲁莽地赌金价，我们的家族企业濒临破产，我的祖父解雇了他，但顾及面子，还是让他保留了总裁的头衔和办公室。实际上，此后都是我父亲在管理公司。我始终没能弄清那天晚上他给我讲的睡前故事中的儿子指的是我，还是赫克托尔伯伯。但这个故事的确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因为自那以后，我就开始做有关坠落和溺亡的噩梦。事实上，在有些夜里，梦似乎是温暖而愉快的，在睡梦中，一切痛苦都不复存在。谁说人梦不到死亡呢？
飞机穿过气流，颠簸起来，我听见周围乘客急促的呼吸声。有那么一两个瞬间，我感觉自己摆脱了引力，我梦中的坠落时刻来临。当然，这一刻并没有到来。
下飞机时，我看见小小的航站楼旁，希腊国旗被风吹得笔直。经过驾驶舱时，我听到飞行员对空姐说，机场刚被封闭，他们今天可能无法返回雅典了。
我跟着其他乘客走进航站楼。一个穿着蓝色警察制服的人正双手抱臂站在行李带前，打量着我们。我径直走向他。他疑惑地看着我，我点点头，表示确认。
“我是乔治·科斯托普洛斯。”他说道，并伸出了一只覆有浓密黑毛的大手，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但并不夸张，因为有时地区警员与首都派来的警员这时候会暗暗较劲。
“巴利调查员，感谢你这么快就赶来了。”
“叫我尼科斯就好。”我回答道。
“实在不好意思，我没能早些认出你来，但你的照片实在不多，而且我以为你会……呃……年纪更大些。”
我大概是从母亲那边遗传了不太显老的外貌。我的头发是银灰色的，不再是年轻时的鬈发。尽管近来肌肉愈来愈少，我还是保持着七十五公斤的临赛体重。
“你不觉得五十九岁已经够老了吗？”
“天哪，当然足够了。”他回复道。我猜他说话的声音比他天生的音域要低沉一些。略带挖苦的笑容在小胡子下绽开，是那种典型的雅典男人从二十年前就开始留的胡型。但他的眼神很温和，我猜我和乔治·科斯托普洛斯的相处不会遇到什么麻烦。
“只是我在警察学院念书时就常听到你的名字，对我来说那似乎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需要我帮忙拿什么行李吗？”
他扫了一眼我带的包。我有种感觉——他问的不只是我随身携带的这些东西。我对这个问题也没有什么好答案。旅行时，我背负的比大多数人都更多，但它们只能由我独自背负。
“只有手提行李。”
我们离开航站楼，走向一辆布满灰尘、前挡风玻璃也满是污渍的小型菲亚特汽车时，乔治说：“我们找到了弗朗兹·施密德，那个失踪男人的兄弟，就在波西亚的警局。”我猜他是为了不让车被阳光直射，才停在了石松下头的，结果黏糊糊的树液滴得到处都是，不用刀刮根本弄不下来。事情都是这样的，你护住脸，就会把心脏暴露出来，反之亦然。
“我在飞机上读过报告，”我一边说着，一边把行李放在后座上，“他有交代别的吗？”
“没有，他坚持之前的说法。他的兄弟朱利安在早晨六点离开房间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报告上说朱利安是去游泳了？”
“这是弗朗兹的说法。”
“你不相信他？”
“不信。”
“在卡利姆诺斯这样的度假岛上，溺水身亡没有那么罕见吧？”
“确实。如果不是有目击者称前一晚兄弟俩打过架，我可能会相信他的话。”
“是的，我也注意到了。”
我们折向一条坑坑洼洼的窄道，道路两旁是光秃秃的橄榄树和白色的小石屋，这一定是岛上的主干道。
“他们刚刚关闭了机场，”我说，“我猜是大风的缘故。”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乔治说，“这就是把机场建在全岛最高点带来的麻烦。”
我明白他的意思。当我们驶入山间时，旗杆上的旗子就软绵绵地垂下来了。
“幸好我晚上的飞机是从科斯岛出发。”我说。在我的上司批准我的行程前，谋杀案调查组的秘书已经检查过出行路线了。尽管我们优先处理涉及外国游客的案子，但能被批准出行的条件之一是，调查时间要控制在一个工作日内。大部分情况下我都能做主，但传奇警探巴利依然受制于预算缩减。就像上司说的：这是一宗没有尸体、没有媒体关注度，甚至没有合理的依据去怀疑是谋杀案的案子。
晚上没有从卡利姆诺斯岛返程的航班，但想离开的话可以前往科斯岛的国际机场，乘渡轮只需要四十分钟，所以上司咕哝着批准了这次调查，同时提醒我他的批准是在缩减差旅费的前提下，所以除非我想自掏腰包，否则应该避开那些价格过高的景点餐馆。
“现在这天气，恐怕去科斯岛的船也不会开。”乔治说。
“这种天气？阳光明媚，除了山顶，也几乎没有风呀。”
“我知道从这儿看很不可思议，但去科斯岛得经过一片开阔的海域，船在这样的晴天里也经常出事。我们为你订了酒店，也许明天风就停了。”
他说的是风“也许”明天就停了，而不是那种典型的乐观论调“一定会停”，我听出天气预报对我和我的上司都不是很好。我为自己包里没带够东西发愁起来，也有一点点担心上司。也许我可以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毕竟我是那种哪怕知道自己需要假期，也不会主动休假的人。或许是无妻无子让我在假期感觉很糟。假期不仅让我觉得浪费时间，还增强了那无可否认的自找的孤独感。
“那是什么？”我指向车的另一侧，问道。那里四面都是陡峭斜坡，看起来像是一个村庄。但我看不到任何生命活动的痕迹。它看起来像是用灰色岩石雕刻出来的模型，一栋栋小房子像是用乐高拼成的，一堵墙把整个村子围了起来，所有房子都是同样单调的灰色。
“那是帕莱霍拉，”乔治说，“建于十二世纪，拜占庭时期。当时卡利姆诺斯岛上的居民发现敌船靠近，就会逃进那片房子里，设好路障。一九一二年意大利人入侵时，还有盟军轰炸这座岛时，以及‘二战’期间被用作德军基地时，居民都躲在里头。”
“这一定是必去景点吧。”我说，没提房子和防御工事看起来根本不像拜占庭风格。
“嗯，”乔治说，“实际上并不尽然。从远处看起来，那儿是不错。但上一次修缮它们的人还是十六世纪的医院骑士团呢。帕莱霍拉杂草丛生，到处都是垃圾和山羊，教堂都已经被用作厕所了。如果你爬得上石阶，倒是可以上去。但因为后来的塌方，现在上去更难了。当然，如果你真的感兴趣的话，我能给你找个向导。我敢说整个石头村只会有你一个游客。”
我摇摇头。但我确实被吸引了。我意识到我总是被拒绝我的事物所吸引。不可靠的叙述者。女人。逻辑问题。人类行为。谋杀案。所有我不理解的事情。我智力有限，但好奇心无限。不幸的是，这是个令人感到挫败的组合。
波西亚很热闹，狭窄的单行道、小路和房子组成了迷宫。尽管快到十一月了，旺季也早已结束，街上还是到处都是人。
我们把车停在一幢两层楼房外。房子靠近港口，港湾停泊着的渔船和不怎么奢华的游艇紧挨在一起。一艘小型汽车轮渡船和一艘快艇拴在码头边，快艇的底部和顶部都设有乘客座位。从码头向更远处望去有一群人，显然是外国游客，他们正在和一个穿着海军制服的人讨论着什么。有些游客背着帆布包，顶翻盖两侧都缠着一卷卷绳子。我来的飞机上也有部分乘客背着相似的装备。攀岩者。在过去十五年里，卡利姆诺斯岛从一座供人晒太阳和冲浪的岛屿，变成了许多欧洲攀岩者的目的地；但这一切都发生在我放弃攀岩之后。那个穿着制服的人，张开手臂，指向大海，似乎是在表示，对于游客的抗议，他什么也做不了。在我目力可及处，到处都是白色的浪，但似乎没有高到危险的程度。
“我刚刚说了，麻烦会在更远的地方出现，你在这儿是看不出的。”乔治说，很明显是看懂了我脸上的表情。
“这也很常见。”我叹了口气，说道。我试着接受事实：至少目前我被困在这个小岛上了，而且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个岛比从空中望下去还要小。
乔治先我一步走进警察局，穿过前台接待处。在从挤满人的狭窄开放式办公室中间挤出一条路时，我不断向左右点头问好。这里不仅家具看着有些年头，笨重的电脑显示屏、咖啡机和巨大的复印机也是如此。
“乔治！”隔间后头的女人喊道，“《每日新闻报》的记者打电话过来，他们想知道我们是不是抓了那个失踪者的兄弟，我告诉他们你会回电话。”
“克里斯蒂娜，你自己打电话给他们，就说没有人在这个案子里被逮捕，其余情况目前无可奉告。”
我当然理解这个。乔治希望能够安静工作，不要让那些歇斯底里的记者和其他干扰因素来碍事。或者，他这是为了向我这个从大城市来的人展示，在小地方也有专业人士？如果真是这样，对我们工作的关系再好不过。这样我就无须以经验告诉他，从原则上来说，把细节一一道出是对付媒体的糟糕策略。当然，由于弗朗兹·施密德是自愿接受询问的，所以严格来说他并没有被逮捕，甚至不是被传唤。如果被发现——这儿可没有“如果”一说——弗朗兹在警察局被秘密关押了好几个小时，而警察不愿透露任何信息，记者便会产生怀疑，猜到里头有新闻可挖。到了那时候，最好给出一个更为公开和友善的回复，大意是警察在和所有能帮忙找出事情真相的人交谈，自然也包括失踪者的兄弟。
“喝杯咖啡吧，你想吃点什么？”乔治问道。
“谢谢，但我更希望马上开始。”
乔治点点头，走到一扇门前。“弗朗兹·施密德在里面。”他低语道。
“好的，”我也压低声音，但不到耳语的程度，“他已经提起‘律师’了吗？”
乔治摇摇头。“我们问过他是否要打电话给德国大使馆，或者科斯岛的领事馆，但他说：‘这对找到我的兄弟有什么帮助？’”
“你还没和他提起，你怀疑他有可能犯案吗？”
“我问过他打架的事情，但仅此而已。不过我们叫他在这里等你来，他可能已经有预感了。”
“你是怎么向他描述我的？”
“雅典来的专家。”
“哪方面的专家？找失踪人口的？还是破凶杀案的？”
“我没特意说明，他也没问。”
我点点头。乔治在门口站了片刻才意识到，他不离开我是不会进入房间的。
我走进约三米长乘三米宽的房间。房间内唯一的光来自墙高处的两扇窄窗。房间里的人坐在一张方形的小桌旁，桌上放着一壶水和一个玻璃杯。那个男人很高，前臂放在蓝漆木质桌板上，肘部弯成九十度。他有多高？大概一米九？他身材修长，但脸似乎比他二十八岁的年纪看起来更成熟，让人立刻产生一种拥有敏感天性的印象。或许是因为他平静且自得地坐在房间里，就那么笔直地坐着，好像无需外部的刺激，他的脑中就满是想法和感受。他戴着一顶鸭舌帽，是塔法里教色彩的条纹色，帽檐有个不起眼的小骷髅头。帽子下是一头深色的鬈发，和我曾拥有的一样。他的眼窝凹陷，我甚至无法立刻看清他的眼睛。同时，我意识到这里有我熟悉的东西。我花了一秒时间才想起来。是莫妮克放在牛津宿舍里的一张唱片封面。通斯·凡·赞特。他坐在相似的桌子旁，摆出差不多一样的姿势，面无表情，看上去敏感、赤裸、不设防。
“
早上好。
”我说。
“ 早上好。 ”他回复道。
“说得不错，弗朗兹……”我瞟了一眼我从包里取出来放在面前的文件，“施密德先生。这是否意味着你会说希腊语？”我用非常英式的口音发问，他的回答和我预期的一样。
“很可惜，我不会说。”
我希望刚刚的问题已经建立起了我们对话的基础。我是
一张白纸
，对他一无所知，自然没有理由对他有任何先入为主的想法，那么他——如果他想的话——可以对新的听众改变故事的说法。
“我是尼科斯·巴利，从雅典的谋杀案调查组来。我到这里是希望能确认你的兄弟不是任何犯罪活动的受害者。”
“你怀疑他被害了吗？”他问得中性而直接。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个务实的人，只想搞清楚事实是什么。或者说，他希望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
“我不知道当地警方怎么想，我只代表我自己，此刻我什么都不相信。我只知道谋杀很罕见。但任何谋杀对希腊这样一个度假胜地而言都很糟糕，因此，我们有义务让世界其他地方知道，我们非常重视这件事。就像是空难调查，我们必须找到原因，解开谜题，因为我们知道，整个航空公司都会因一桩未得到解释的空难而破产。我这么说是想解释一下，随后我会问你一些问题，可能会令你恼火，或者你会觉得这些细节和事件无关，毕竟你刚刚失去了兄弟。而且那些问题听起来好像我确信你或其他人杀害了他。但请注意，作为谋杀案的调查员，我的任务就是检验谋杀可能已经发生的假设，如果我能够排除这些假设，也是一种成功。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会离找到你兄弟更近一步。好吗？”
弗朗兹·施密德微微一笑，但眼神依然冷静。“这听上去和我的祖父用的方法很像。”
“你说什么？”
“科学方法，根据对象来制订计划。他是当年逃离希特勒并帮助美国设计原子弹的德国科学家之一，我们……”他停了下来，用手擦擦脸，“不好意思，我在浪费你的时间。调查员，你继续问吧。”
弗朗兹·施密德和我打量着彼此。他看上去疲惫但警觉。我不知道他从我身上看出了什么，但他锐利的眼神——以我的判断而言——表明他很聪明。当他提到“根据对象来制订计划”时，他很明显是指我提出了他帮助我的动机，也就是帮助我们找到他的兄弟。这是标准操作，都在预料之中。但我怀疑他也发现了刚才的话里有更隐蔽的操控，我使用了调查技巧，让被询问者放松警惕。我提前为询问时不客气的语气道歉，并把责任归咎于希腊当局犬儒主义的经济政策，这样我看上去就会更像个诚实正派的警察，是他可以信任并把秘密和盘托出的人。
“那我们从昨天早上你兄弟失踪的时候开始吧。”
我在听弗朗兹·施密德说话的同时，也观察着他的肢体语言。他看上去很有耐心，并没有身体前倾，说话急促，声音很大，那是人们觉得自己给出的解释会是破案的关键，或者急于自证清白时的无意识举动。但也不是正相反。他没有蹑手蹑脚，就像在雷区中穿行，说话也没有迟疑。整个故事都以平静且稳定的速度展开。也许是因为他之前已经和别人说过这些了。不管是哪种情形，我对他的了解都没什么增加；那些有罪之人的叙述很多时候都比无辜者的更可信、更精确。原因可能是，有罪之人早就准备好了一个故事，而无辜的人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所以尽管我观察并分析肢体语言，但它对我来说仍然只是次要的。故事才是我的领域，我的专长所在。
虽然我专注于听他的故事，但我的大脑依然根据别的观察得出了一些结论。比如，弗朗兹·施密德就算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依然看上去是某种时髦人士，那种即使天气很热，仍会在室内戴着鸭舌帽、穿着厚厚的法兰绒衬衫的人。一件夹克挂着他身后的钩子上，从尺寸上看是他的衣服。法兰绒衬衫的袖子卷了起来，比起他身体的其他部位，他裸露的手臂肌肉显得格外发达。在说话的时候，他时不时会看一看自己的指尖，并小心地捏捏他看上去比常人要粗一些的指节。他的左手腕戴了一块天梭T-touch系列的手表，带有气压计和高度计。换句话说，弗朗兹·施密德是个攀岩者。
根据案卷记录，弗朗兹·施密德和朱利安·施密德都是美国人，住在旧金山，未婚，弗朗兹在一家IT公司做程序员，朱利安则在一家知名攀岩设备品牌从事市场营销工作。我一边听他说话，一边想美式英语是如何占领全世界的。我十四岁的侄女在雅典的国际学校和她的外国朋友聊天时，就像是刚从一部美国青少年电影里走出来。
弗朗兹·施密德告诉我，那天早上他六点就醒了。他们在马苏里镇的海滩边租了间房，那里距离波西亚大约有十五分钟车程。朱利安醒得更早，他准备出门时吵醒了弗朗兹。和往常一样，朱利安准备游八百米到特伦多斯岛，他每天早晨都会游个来回。至于为何要这么早去游泳，第一个原因是这让兄弟俩有足够的时间在中午的烈日照到他们之前攀上最好的岩壁。其次，朱利安喜欢裸泳，而大约要到六点半天才会亮。第三，朱利安觉得，日出和起风前，海峡危险的水下暗流比较弱。朱利安通常会在七点回来，准备吃早餐，但这一天，他再也没出现。
弗朗兹沿着台阶走去位于屋子正下方的海湾，那里有用小碎石铺成的防波堤。那块他兄弟经常随身带的大毛巾还铺在堤的尽头，上面压着一块石头，防止它被风吹跑。弗朗兹摸了摸毛巾，是干燥的。他望向海面，只有一艘发动机突突轰鸣的渔船在海峡间行驶，他大声呼叫，但船上似乎没人听见。接着他就跑回房子，让房东打电话给波西亚的警察局。
最早来到现场的是山地搜救队，他们穿着橘色衬衫，既专业严肃又友善风趣。他们立刻出动了两条船，开始搜救。接着来的是潜水员，最后是警察。警方让弗朗兹检查朱利安的衣服是不是都在，排除了朱利安趁着弗朗兹在地下室吃早餐时偷偷回到房间，并穿好衣服离开的可能性。
搜遍卡利姆诺斯岛这一侧的海滩之后，弗朗兹和几个攀岩认识的朋友租了艘船，前往特伦多斯岛一侧。海浪拍击崎岖岩石的海岸边停了些船，警方从那里搜起。而弗朗兹和朋友则去了山上零散分布的几栋房子，问问有没有人看见一个裸泳者登岸。
搜索无果后，弗朗兹晚上余下的时间都在给家人和朋友打电话，解释现在的情况。同时，记者们（有些来自德国）通过电话联系到了他，弗朗兹简要说明了情况，表示他们仍充满希望，等等。当晚，他几乎一夜未眠。第二天天一亮，警方就打电话来，问他能不能来警局协助调查。他自然来了，那是——弗朗兹·施密德看了眼自己的天梭手表——八个半小时之前的事。
“打架，”我说道，“跟我说说前一晚打架的事情吧。”
弗朗兹摇了摇头：“那就是场愚蠢的吵嘴而已。我们在半球区的酒吧打台球，都喝得有点多。朱利安开始口无遮拦，我也还了嘴，接着我就把台球扔了过去，砸在了他的脑袋上。他倒了下去。再苏醒过来时，他直犯恶心，还吐了。我想他是脑震荡了，就把他弄进车子里，送他去波西亚的医院。”
“你们经常打架吗？”
“小时候是，现在很少，”他摩挲着下巴上的胡茬，“但我们也很少喝这么多。”
“我懂了，那么，你是出于兄弟之情带他去医院的喽。”
弗朗兹哼了一声。“讽刺得好。我想让他做个检查，这样我们就会知道第二天还能不能爬计划好的那条长攀岩路线。”
“所以你开车去了医院。”
“是的。或者说，没有到医院。”
“没去成？”
“我们离开马苏里一段时间后，朱利安坚持说他感觉好了不少，我们应该掉头。我说检查一下也无妨，但他说，去波西亚的路上可能会遇到交警，他们会查到我在酒驾。如果我入狱的话，就没有人陪他攀岩了。我确实没法反驳这一点，于是我们掉头回到了住的地方。”
“有人看见你们回来吗？”
弗朗兹继续挠着下巴：“应该有人看见。那会儿很晚了，但我们停在了主干道上，所有餐馆都在那里，那里总是有人。”
“那就好。你有没有遇到任何有助于证明这一点的人？”
弗朗兹的手从下巴上挪开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意识到抓挠可能会被解读为紧张，还是单纯只是下巴已经不痒了。“我们没有遇上认识的人。现在想想，那时候其实已经很安静了。半球区的那间酒吧可能还开着，但餐馆大概都打烊了。秋天的马苏里满是攀岩者，他们都睡得很早。”
“所以没人看见你们。”
弗朗兹坐直了。“我相信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探员，但你可以告诉我这和我兄弟的失踪有什么关系吗？”他的声音依旧冷静而有节制，但我第一次看到他的脸上露出紧张的表情。
“我可以告诉你，”我说道，“但我很确定你自己也能想明白。”我朝桌子上的文件夹扬了扬头，“这上头写着，房东说他被一声或数声巨响惊醒，声音来自你们的房间，他还听到了拖动椅子的声音。你们回来后还在吵架吗？”
我看见弗朗兹的脸微微抽搐起来。这是因为我让他回想起他们兄弟间最后那场对话很尖锐吗？
“我之前说过，我们酒没醒，”他低声说道，“但入睡时，我们已经和好了。”
“你们为什么吵架？”
“不值一提的事情。”
“跟我说说。”
他拿起面前的那杯水，仿佛那是个救生圈。喝水。这样他就有时间想清楚哪些事情能告诉我，哪些不能。我双手交叠，静静地等待着。我当然知道他在想什么，但他似乎很敏锐，知道就算我不能从他那里得到吵架的内容，我也会找到这场争执的目击证人。他不知道的是，乔治·科斯托普洛斯已经从一个目击者那里得到了相关的信息。这就是乔治打电话给雅典的谋杀案调查组的原因，也是最终案卷出现在我——嫉妒之神——的桌上的原因。
“一位女士。”弗朗兹说。
我试图弄清楚他选这个词的深意（如果有的话）。在英式英语中，“女士”（dame）是荣誉称呼，代表一种贵族身份。但在美式英语里，它是一种“钱德勒式俚语
”：小妞、婆娘、妹子……不一定有贬义，但肯定不是敬称。它代表男人可以得到的人，或者他需要小心看管的人。但在弗朗兹的母语德语中，它是一个完全中性的名词，这是海因里希·伯尔的《女士及众生相》教会我的。
“谁的妞儿？”我问道，想尽快找到问题的核心。
弗朗兹的脸上再度浮出一闪而过的浅笑。“这正是我们讨论的主题。”
“我明白了，弗朗兹，你可以告诉我更多细节吗？”
他看着我，犹豫了。我一直以名字称呼他，这是一种与审讯对象产生亲近感的手段，显而易见却出奇有效。而现在，我摆出的是总能让谋杀案的嫌疑人对嫉妒之神菲托努斯
敞开心扉的神情和肢体动作。
希腊的谋杀率很低。低到让人们发出“这可能吗”的疑问，毕竟这个国家的失业率居高不下，腐败严重，社会也不安定。讨巧的答案是，比起杀掉某个他们恨的人，希腊人更愿意让那个人继续生活在希腊。另一种答案是，这里没有有组织犯罪，因为我们甚至没有能力进行所需的组织。当然，我们体内仍有热血在沸腾。我们有
情杀
案。如果谋杀案中的动机显示是嫉妒，他们就会找我。他们说我能嗅到嫉妒的味道。这当然不是真的。嫉妒没有独特的气味、颜色或声音。但它会有个故事。听这个故事，听它说了什么，没说什么，会让我知道自己是不是正与一只受伤且绝望的动物坐在一起。我倾听，而后知晓。知晓，是因为我在倾听的是我自己，尼科斯·巴利。知晓，是因为我自己就是一只受过伤的动物。
弗朗兹给我讲了他的故事。他讲这个故事，是因为这个故事——事实中的这一小部分——总是很好说出来的。把它说出来，讲出不公平的落败，释放这故事自然生出的恨意。为了传播我们独一无二的基因，我们交配，而当身为生物的这种首要功能受挫之时，想要杀掉挡在我们路上的任何人，也没什么不正常的。反之才是不正常的：我们被道德阻碍，外界的灌输让我们相信道德源于自然或神授，但归根结底，道德不过是一些实践性的法则，在任何时候都是由整个社会的需求所决定的。
在他们爬山间隙的一个休息日，弗朗兹租了一辆轻便摩托车，骑到了卡利姆诺斯岛北侧。在名为安普里奥的小村落，他遇到了海伦娜，她在父亲的餐馆里做服务员。弗朗兹坠入了爱河，他克服了天生的害羞，要到了女孩的手机号码。六天约会了三次后，他们在帕莱霍拉废墟的回廊上成了恋人。因为海伦娜家里有严格的要求，不让她和游客，尤其是外国游客恋爱，所以她坚持他们的约会应该秘密进行，也不让其他人在旁。毕竟在岛北边，人人都认识她父亲。因此，他们一直谨慎行事。当然，弗朗兹在餐厅初遇海伦娜之后，就把事情说给了他的兄弟听：他们说的每一句话，交换的每一个眼神，每一次抚摸，还有第一次接吻。弗朗兹给朱利安看了海伦娜的照片，还有她坐在城墙上看日落的视频。
从小时候起，兄弟俩就会分享彼此生活里的每一个小细节，这样每段经历都成了共同体验。例如，朱利安——据弗朗兹说，是兄弟中更外向的那一位——给弗朗兹看过一段他几天前偷偷拍下的视频，在视频中，他与一个女孩在她位于波西亚的公寓里做爱。
“一次玩笑中，朱利安建议我假扮成他去拜访那个女孩，看看她能不能分辨出我们俩。当然，这是个令人兴奋的主意，但……”
“但你说了‘不’。”
“是的，我已经遇到海伦娜，我爱她那么深，都无法思考或谈论其他事情了。也许朱利安被海伦娜吸引也不那么稀奇。然后他也爱上了她。”
“在他都还没见过她的时候？”
弗朗兹缓缓点头：“至少那时候我认为他从未见过她。我告诉海伦娜，我有个兄弟，但没说我们是同卵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我们很少跟别人说这个。”
“为什么不说？”
弗朗兹耸耸肩，说：“有些人认为长得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很怪。所以我们一般都要过段时间再提起这件事情或者安排大家见面。”
“我懂了，请继续。”
“三天前，我突然找不到自己的手机了。我找遍了所有地方，我只在那部手机里存过海伦娜的号码，而且我们每天都要发很多信息，要是没法回消息，她可能会以为我的热情已过。我决定次日开车去安普里奥找她，但第二天一早，就在朱利安去游泳的时候，我听见手机在他的外套口袋里振动。一条海伦娜发来的信息，感谢前一夜的美好，希望他们很快能够再见。我立刻明白之前发生了什么。”
他留意到我——大概是演得很糟糕的——迷惑表情。
“朱利安拿走了我的手机，”他说道，因我一副明显没有听懂的样子而几近不耐烦，“他在通讯录里找到了海伦娜的号码，用我的手机打电话给她，因为是我的号码，他自然也被当成了我。他们约会，在结束之后海伦娜都没意识到来的人是朱利安，而不是我。”
“啊哈。”我说。
“在朱利安游完泳回来后，我找他对质，他承认了自己做的事情。我气极了，于是找其他人一起去攀岩了。我们整个白天都没见，再见面就是晚上在酒吧里头。朱利安说他打电话给海伦娜，解释了一切，她原谅了他的欺骗，现在是他们俩在相爱。我自然更加生气了，并且……嗯，之后我们又开始吵架。”
我点点头。对于弗朗兹的诚实陈述，有好几种解读方式。可能是因为嫉妒带来的压力太大了，让他不得不被说出那耻辱的真相，哪怕这会让兄弟失踪的他深陷怀疑。如果这是真的——他确实杀了自己的兄弟，负罪感和失控的双重压力也会带来同样的结果：他的坦白。
接着，你会得到更复杂的解读：他猜到了我会怎么理解他的坦白，我会认为他感到自己无法抵挡来自内部的压力，这样，在坦白之后，如果他还没崩溃，并且拒不承认自己杀过人，我会更愿意相信他是无辜的。
最后，也是最有可能的解读：弗朗兹是无辜的，因此他没必要去考虑把一切都说出来的后果。
一段吉他旋律。我立刻听出是齐柏林飞艇的《黑狗》。
弗朗兹没有从座位上站起来，转身从身后墙上挂着的夹克口袋里掏出一部手机。他看着屏幕，旋律正好结束第三次重复，正准备开始变奏。约翰·伯纳姆的鼓点和吉米·佩奇的吉他，精准地在同一刻停下，又那么完美地重新开始合奏。我有一个朋友名叫特雷弗，我在牛津时他住在我隔壁寝室。他写过一篇数学论文，内容就与《黑狗》中复杂的节奏设计有关。他的文章里提到了齐柏林飞艇的鼓手伯纳姆的矛盾。在大众的认知中，伯纳姆酗酒，经常破坏旅馆房间，而他智力过人这一点却很少有人知道。在那篇文章中，伯纳姆被用来与茨威格《象棋的故事》中那个半文盲、头脑简单的天才棋手相提并论。弗朗兹·施密德也是那种鼓手或那种棋手吗？他触摸了一下屏幕，旋律停止了，接着他将手机贴在耳边。
“你好？”他说，并听着对面的回应，“请稍等一下。”他把手机递给我。我接过来。
“我是调查员巴利。”我说道。
“我是阿诺尔德·施密德，弗朗兹和朱利安的叔叔，”对面是个喉音不轻的人，他说的英语也带着十分夸张的德语口音，“我是个律师，我想知道你们是以什么理由扣押弗朗兹的。”
“施密德先生，我们没有不让他走。弗朗兹是自愿帮助我们寻找他兄弟的，我们只是把这份许可用到最充分的境地而已。”
“让弗朗兹接电话。”
弗朗兹听了一会儿电话。接着他触摸屏幕，随即把手机放在我们之间的桌子上，再把手放在手机上。我看向手机，他说他已经累了，想要马上回去休息，如果警方有什么新发现，可以打电话给他。
发现一个问题？我思索着。还是一具尸体？
“你介意我们看看手机里头的信息吗？”我说。
“我已经把它交给之前和我谈话的警察了，密码也给他了。”
“我不是说你兄弟的手机，我说的是你这部手机。”
“我的手机？”弗朗兹肌肉发达的手像爪子一样缩紧，覆在桌上的黑色物体上，“呃，这会花很长时间吗？”
“不需要拿走手机，”我说道，“当然，我知道你现在这种情况不太能离开手机，所以我需要的是对你手机上近十天的所有信息和通话记录的正式访问许可。我们只需要你在这份向电信公司索要信息的表格上签名，”我微笑起来，仿佛这是个令人遗憾但很有必要的请求，“这将有助于我们把你的名字从我们需要追踪的人的名单中去掉。”
弗朗兹·施密德看着我。借助墙上高处的窗户里透出的光，我看见他的瞳孔在扩大。瞳孔放大，让更多的光进入眼中。人们会因各种各样的原因瞳孔扩张，例如恐惧、欲望。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感觉他只是在高度集中注意力。仿佛他棋桌上的对手走出了意料之外的一步棋。
我仿佛能够感觉到他的大脑正在加速思考。
对于我们会检查他的手机这件事，他早就做好了准备。他已经删掉了不想让我们看见的信息和通话记录。现在他一定在想，电信运营商那边的记录可能是没法被删掉的，或者——该死的——怎么会这样？他当然可以拒绝。他可以打电话给他叔叔，确认无论是在希腊、美国还是德国的法律之下，在警方取得正式许可前，他没有义务提供任何信息。但如果他让事情变得很难办，警方会怎么看待他呢？他可能在想，这样一来我就很难把他从嫌疑人名单上去掉了。我似乎从他眼中看出了恐慌。
“当然可以，”他说，“我在哪里签字？”
他的瞳孔已收缩回去，他的大脑已经回顾了一遍所有的信息。可能没有什么关键信息。他还没向我露出底牌，但有那么一瞬间，他至少不再让我无法看穿。
我们一起离开房间，走向开放式办公室去找乔治。一只看上去十分友善的金毛寻回犬从隔断处溜了出来，扑到了弗朗兹·施密德身上，开心地叫着。
“你好呀！”弗朗兹同时叫出声，蹲下挠挠狗的耳后，是那种真正爱动物的人的惯用手法。动物似乎也有识别出这样的人的本能；这大概是为什么金毛选了弗朗兹，而不是我。这只大狗的尾巴像螺旋桨一样旋转着，它还想去舔弗朗兹的脸。
“动物比人好多了，你不觉得吗？”他说着，抬头看向我。他的脸容光焕发；突然间，他和刚刚坐我对面的那个男人判若两人。
“奥丁！”一个尖锐的声音从隔墙间传出，正是那个此前告诉乔治有记者打电话来的人。她走过来，一把抓住大狗的项圈。
“我很抱歉，”她用希腊语说道，“它知道自己不能这么做。”
她看上去三十左右，身材娇小玲珑，穿着带白丝带的旅游警察制服，十足运动风。她抬起头，眼圈红红的，而当她看到我们的时候，脸颊也变成了同样的颜色。当她拖着奥丁往隔间里头走的时候，它呜咽起来，用爪子刮着地板。我听到抽鼻子的声音。
“我需要人帮忙打印一份检查手机内容的许可证，”我对着隔间说，“就在主页上……”
她打断了我：“巴利调查员，直接用走廊尽头的那台打印机就好。”
我把头探进乔治·科斯托普洛斯的小隔间。“怎么样？”他问道。
“嫌疑人骑摩托车回了马苏里，”我说道，把有弗朗兹·施密德签字的表格递给了他，“我担心他怀疑我们盯上了他，有可能会逃跑。”
“不必担心，我们在一座岛上，预报说风还会变得更大。你是说……”
“是的，我认为他杀了自己的兄弟。你从电话公司拿到打印件后，能立刻寄给我吗？”
“没问题。要我让他们把朱利安·施密德的短信和通话记录一起发过来吗？”
“不幸的是，这需要得到法院许可，毕竟他还没有被正式确认死亡。但你是不是拿着他的手机？”
“的确。”乔治说着拉开了抽屉。
我接过手机，在他桌边坐下，输入贴在手机背后便签上的密码，浏览短信和通话记录。
没有与案件直接相关的东西。只有一条短信，说某一条攀岩线路已经被“发送”了，用攀岩者的行话说就是这条线已攀完。我的手心开始冒汗。他和其他人交换了一些祝贺。安排了晚餐，我得到了“团伙”碰头的餐厅名和时间。看起来没有争端，也没有浪漫事件。
当这部手机开始振动时，我跳了起来。手机铃声里，一位男歌手唱着悲怆的调子，用哽咽的假声唱得十分有力。这反映出手机主人是二十一世纪头十年主流流行乐的爱好者。我犹豫起来。如果我接起电话，可能就得辩称自己是朱利安的朋友、同事或亲属，还得告知对方朱利安失踪了，估计是在希腊攀岩的这段假期里溺亡了。我深吸一口气，摁下了通话键。
“朱利安？”我还没来得及开口，电话那头一位女性低声问道。
“这里是警局。”我用英语回复道，然后停了下来。我不打算继续说什么，这足以让对面的人意识到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抱歉，”对面顺从地回复道，“我还以为是朱利安在接电话，发生什么事了？”
“您是……？”
“维多利亚·哈塞尔，一起攀岩的朋友。我不想打扰弗朗兹……嗯，谢谢。”
她挂断了电话，我记下了这个号码。
“这个铃声，”我问道，“你知道是哪首歌吗？”
“不知道。”乔治说。
“艾德·希兰，”狗主人的声音从隔间另一头传来，“《比从前快乐》。”
“谢谢。”我回复道。
“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做的？”乔治问。
我双臂交叠，思考起来。“没有，噢，实际上有件事。弗朗兹用你们的杯子喝过水。你可以拿到他的指纹吗？如果杯子边缘有唾液残留，也请取一份DNA。”
乔治清了清嗓子，我知道他接下来要说什么。取样需要得到对方同意，或者有法院的命令。
“我怀疑这个杯子在犯罪现场出现过。”我说。
“什么意思？”
“如果你的DNA检测报告显示它不跟任何人关联，只与杯子、日期和地点相联系，一切就没问题。这种做法在法律上可能说不太通，但对你我都会很有用。”
乔治挑了挑他乱糟糟的眉毛。
“我们在雅典就是这么做的。”我撒了谎。事实上，在雅典只有我时不时这么做。
“克里斯蒂娜。”乔治说道。
“什么事？”椅子刮着地面，那个穿着旅游警察制服的女孩从隔板上探出头来。
“你可以把审讯室的那个杯子送去化验吗？”
“你确定？我们有许可——”
“那是个犯罪现场。”他说。
“犯罪现场？”
“是的，”乔治说着，视线没有从我身上移开，“很明显我们这里现在也这么行事。”
晚上七点，我躺在马苏里镇上的一家旅馆的床上。大概是由于天气不好，波西亚的旅馆都客满了。这对我来说也不错，毕竟我现在住得离事发地更近。在我上方，道路另一侧的山脉上耸立着黄白色的石灰岩，在月光下显得神秘而美丽，诱人接近。今年夏天，这座岛上发生过一起致命事故，有报纸写过那件事。我记得我并不想认真读，但还是看了那篇报道。
在旅馆的另一侧，有一些山脉直插大海。
第二天的搜寻结束后，卡利姆诺斯岛和特伦多斯岛之间的海域已经平静了一些。尽管根据预报明日天气会转好，我仍被告知，第三日不会再有搜寻行动了。无论如何，如果有人被认定为在海上失踪，不管对象是不是美国人，搜寻行动都不会超过两天。风在窗玻璃上撞得砰砰作响，我能听见外面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
我的任务——做出判断，确定案件是否牵涉到嫉妒致使的谋杀——已经结束。下一步——技术和战术上的调查——并不是我的强项。我雅典的同事会处理好这部分工作的。现在，因天气原因，人员交接推迟，这让我在谋杀案调查上的不足隐隐显露，或者说，彻底暴露出来。我确实缺乏这类想象力，不知道杀人犯是如何谋划杀人并隐藏痕迹的。我的上司评价说，我被情绪感知占据，而切实的想象力不足。这也是他叫我“嫉妒调查员”的原因，所以我就像侦察兵，在给出案件是否牵涉嫉妒的判断后，就会被撤出战场。
在谋杀案中有一条二八法则。在百分之八十的案件中，施害者与被害人关系密切，而这些案件中，百分之八十的施害者是丈夫或者朋友，而他们的犯罪动机有百分之八十是嫉妒。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接听谋杀案调查组的电话，那头提到“谋杀”这个词，我们就能知道，有百分之五十一的概率，作案动机是嫉妒。这也让并不擅长调查的我成了重要人物。
我可以准确指出，我是什么时候学会识别出别人的嫉妒情绪的。那是当我意识到莫妮克已经爱上别人的时候。我经历了所有嫉妒带来的痛苦，从不可置信，到绝望，再到愤怒、自暴自弃，最后是抑郁。也许是因为此前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情感折磨，我发现，在无尽的情绪袭来时，我就像从外面观察自己一样。我是躺在手术台上未被麻醉的病人，同时也是走廊上的旁观者，是一个年轻的医学院学生正在上他的第一堂课，内容是了解当人的心脏被从胸腔里摘除时会发生什么。嫉妒的极端主观性，与这种冷静、颇具洞察力的客观性可以并存，这似乎很奇怪。我只能给出这样的解释：我，被嫉妒占据的那个人，用了些办法让我成了自己眼中的陌生人，陌生到令我被迫成为一个惊恐的自我旁观者。我已经到了见过别人自我毁灭的年纪，但从未想过自己也会受其毒害。我错了。但令人惊奇的是，对嫉妒的好奇和着迷几乎与它带来的痛苦、仇恨和自暴自弃一样强烈。我像一位麻风病患者，盯着自己的脸，目睹它烂掉的全过程，看着自己病变的血肉，看着自己腐烂的内部，带着全部的丑陋、恶心和恐怖，逐渐暴露出来。我从麻风病中走了出来，带着永久性的清晰伤痕，但那也让我获得了免疫力。我再也感受不到嫉妒了，至少不会那样痛苦。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也无法爱任何人，至少不会那样去爱。也许除了嫉妒之外，生活里还有其他部分，让我无法在其他人身上找到我对莫妮克的感觉。从另一方面来说，她让我在职业生涯中成了这样的人——嫉妒之神。
从小时候起，我就拥有一种异常的能力，那就是可以深深地融入故事之中。家人和朋友对我有各种评价，从非凡、令人感动到可悲、没有男子气概，不一而足。对我而言，这是种天赋。我不是《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一部分，我就是哈克贝利·费恩。我也是汤姆·索亚。当我开始上学，学习希腊语时，我自然变成了奥德修斯。当然，这故事也无须是世界文学的经典之作。一个简单的，甚至讲得很糟的出轨故事就行，出自真实，或是源于想象都可以。我置身故事之内。从第一句开始，我就是故事的一部分。就像打开了一个开关，也意味着我能够很快察觉到虚假的叙述。这并不是因为我有独特的天赋，能解读身体语言、声音特质，或找出自我防卫时人们会自动采用的修辞方法，而是因为故事本身。即使是在一个粗糙、明显虚假的角色身上，我也能读出故事的主旨、人物潜在的动机和他在故事中的位置，在此基础上，我能知道在这个人物身上，哪些事情会不可避免地引发另外的事情。因为我亲身经历过。因为嫉妒消除了你我之间的差异，超越了阶级、性别、宗教、受教育程度、智商、文化背景和家庭环境的藩篱。我们的行为开始变得一致，就像药物成瘾会导致相似的行为一样。我们都是活死人，咆哮着穿过街巷，被同一种简单的需求驱动：填补内心那个巨大的黑洞。
还有一件事。想象力的投射并不等于同情。正如荷马所说：“我理解，并不代表我在乎。”是《辛普森一家》中的荷马·辛普森。但不幸的是，在我身上，理解和同情是一体的。我和嫉妒的人一起受苦。这就是为什么我恨我的工作。
风拉扯着窗框，想要破窗而入。它想给我展示些什么。
我睡着了，梦见自己从极高的地方坠落。可以说，一小时后，坠落的人落地时，我醒了。
我的手机上有邮件。附件是弗朗兹·施密德删掉的短信和通话记录。根据这些记录，在他兄弟失踪前的一晚，他给一个叫维多利亚·哈塞尔的人打过八次电话，没有一次被接听。查过号码后，我可以确认，那就是我在朱利安电话里短暂通过话的维多利亚。但是，直到我读到那条弗朗兹发给登记在海伦娜·安布罗夏尼名下的希腊号码的短信时，我才生出那种从高处坠落，砸向地面的感觉。颤动是那么清晰，伴着血肉和石头相撞的声响，你永远，永远不会忘记。
“我杀了朱利安。”
安普里奥是个非常小的村落，坐落于卡利姆诺斯岛的最北端，主路在这里到达尽头。来到我餐桌边的女孩让我想起了莫妮克。有那么几年，我到哪儿都能看见莫妮克，她出现在每个女人的五官，尤其是眼睛里，在每个女孩流畅的背影之中。我听见她的声音，藏在每一个异性陌生人跟我说的每句话背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阴影在恒久的日光下逐渐淡去。过了好几年，我终于能够站起来，在雅典的大街小巷散步，心里知道我不会再被这幽灵追逐。直到夜幕再次降临。
这女孩很美，虽然不是那种“第一眼美女”，但事实上，她是美的。苗条，腿长，举手投足自然优雅。她有一双温柔的棕色眼睛。但她的脸庞并不光洁，下巴也很短。那莫妮克缺了什么呢？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也许，是举止的体面吧。
“先生，有什么我能为您效劳的吗？”
这句话带着略微夸张的殷勤——我在英国已经习惯于听到服务生用这种略带嘲讽和居高临下的语气表达自己的意思——而在这个年轻的希腊女孩口中，它是那么动人和真诚。这家迷人的家庭小餐馆里只有我们二人。
“你是海伦娜·安布罗夏尼？”
她听到我用希腊语问话，脸一下就红了，点点头作答。我做了自我介绍，并解释说我来这里与失踪的朱利安·施密德有关。当我说到我知道她和弗朗兹·施密德关系密切时，我看见惊愕的神情在她脸上绽开。她时不时回头看看，似乎是想要确定没有人从厨房出来，正好听见我们的谈话。
“是的，是的，但这和失踪的那位有什么关系？”她快速地低声说道，又气又羞，她的脸依然红着。
“你和他们俩都见过面。”
“什么？不可能！”她被冲昏了头脑，提高了嗓门，随即再次压低声音，语气恼怒，“是谁说的？”
“弗朗兹。你和他的双胞胎兄弟也在那座石头城约过会，那是朱利安假扮的弗朗兹。”
“双胞胎？”
“同卵的。”我说道。
她脸上的困惑一望可知。“但……”我能看出来她正在回想这一系列事件，困惑变成了难以置信，又变成了震怒。
“我……我和兄弟俩都约过会？”她结结巴巴地问道。
“你不知道吗？”
“我怎么会知道？如果他真有个兄弟，那他们俩还真是一模一样。”她用手按压着太阳穴，好像要阻止脑袋炸开似的。
“所以朱利安对弗朗兹说谎了？在你们去石头城约会后的第二天晚上，他并没有给你打电话，解释一切，并且取得你的原谅？”
“在那次约会后，他们俩谁都没有找过我！”
“那条弗朗兹发给你的短信呢？‘我杀了朱利安。’”
她眨了好几次眼。“我不懂这条短信在说什么。弗朗兹确实告诉过我他有个兄弟，但没说他们是双胞胎，也没说他叫朱利安。当我收到信息时，我还以为朱利安是某条攀岩路线的名字，或者是他给房间里的蟑螂取的名字，诸如此类，我以为随后会有短信解释这句话。当时我们店刚刚打烊，我忙着打扫，所以只回了个笑脸。”
“我读过你给他的回复。他发的长短信，你的回复都很短。你遇到朱利安后的第二天早上的短信是唯一的例外，你头一次采取主动，而且我注意到这是唯一一条表露出了……你的爱意？”
她咬住了下唇，点点头，眼里满是泪水。
“所以，尽管朱利安并没有告诉你他不是弗朗兹，但你在遇到他之后才真的坠入了爱河？”
“我……”她似乎被抽干了全身的力气，颓然地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当我遇到那个……叫弗朗兹的男孩时，我很是激动。我想，也许我是受宠若惊吧。我们在帕莱霍拉的高处约会，那儿人很少，当然也不会有人恰好认识我的家人。那是非常纯洁的关系，最后一次道别，我允许他吻我来道晚安。尽管如此，我并没有爱上他，真的不爱。所以当他……嗯，那一定是朱利安，给我发信息约见面的时候，我说了不。我已经打定主意，要在他感觉进展不错的时候停下来。但他非常坚持，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方式坚持要见我。他很风趣。我有点自暴自弃，所以答应最后短短见上一面。当我们在帕莱霍拉见面时，一切似乎都完全变了。他，我，我们一起聊天的方式，他拥抱我的方式。他变得非常非常放松和调皮。这感染了我，我们笑得比之前多很多。我以为那是因为我们变得更熟悉对方，自然就放松下来了。”
“你和朱利安做爱了吗？”
“我们……”她紧张起来，脸又红了，“我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吗？”
“没有什么一定要回答的问题，海伦娜，但我知道得更多，就更容易破案。”
“就可以找到朱利安？”
“是的。”
她闭上了眼睛，像是在努力集中精神。“是的，是的，我们做了。而且那感觉……非常好。那天我晚上回到家，意识到自己之前是错的，我真的爱上他了，并且想要再见到他。而现在他……”
海伦娜把脸埋进手中。啜泣声从她的指缝间传来。她的手指修长而纤细，和莫妮克一样。莫妮克曾举着手指说它们看起来像蜘蛛腿。
我又问了海伦娜好几个问题，她都给出了诚实而直白的答案。
在石头城的最后一次约会后，她再也没见过弗朗兹或是假扮成他的人。她确认，在见完朱利安后的第二天早上，她给弗朗兹的号码发了信息，说她希望能够尽快再见到他，但没有收到任何回复。直到晚上，她收到了那条令人困惑的短信，“我杀了朱利安”，而后她回了笑脸。很明显，她没有尝试进一步联络，因为最后一条消息是她发的。
我点点头，稍稍有些惊讶，爱情游戏的规则从我年轻时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变化，并且通过她回答我的方式，我确信她没有隐瞒什么。更精确的说法是，她没有主动隐瞒。除了羞耻以外，她拥有爱人的自由，相信爱在其他一切之上。爱情确实是最甜蜜的精神错乱，但在她这里，爱情成了最糟糕的折磨。爱向她伸出手，但很快就远去了。
我把号码留给她，她答应说，如果想起什么想告诉我，或是兄弟之一和她联络了，就打电话给我。当我说朱利安还有可能活着的时候，我看到她整张脸都明亮了起来；但当我离开时，她又陷入低落，哭了起来。
“我是维多利亚。”一个上气不接下气的声音说着。像是人在攀岩后，又用绳索速降下来，接着跑向自己铃声大作的登山包时会有的那种声音。
“尼科斯·巴利，我是个警探，”我回复道，一边小心翼翼地将租来的车绕过一群山羊，它们已经占据了安普里奥村外的柏油路，“我们在朱利安·施密德的手机上简短聊过几句。我有些问题想问你。”
“很遗憾，我正在山上，你能不能等……”
“哪座山？”
“奥德修斯山。”
“如果可以的话，我这就过来。”
她向我介绍了线路。山在奥金农塔和马苏里之间，我需要在发夹弯前左转。车可以停在砂石路的尽头，那里有不少攀岩者的轻便摩托车。沿着小道，或者其他登山者的脚印继续向山上走，大概八到十分钟就到了崖面的低处。我会看到她和其他攀岩者在离地五六米高的岩架上，那儿有天然的立足点，能让我也爬到那附近。
二十分钟后，我站在一片贫瘠山地的小道上，附近只能见到几丛百里香。我擦掉额上的汗水，抬头望着眼前的石灰岩岩壁，崖面大约一百米宽，四五十米高，像一面墙斜穿过山坡。在“墙基”处，我看到至少有二十根绳索，在底部的固定点和攀岩者之间移动。这类运动攀岩简单来说是这样：两人一组，开始前，先攀登的人把绳索一头绑在自己的安全带上，绳索上系着他这段路线需要的铁锁，通常是十几个。崖面的攀岩路线每隔一段距离就有固定好的金属膨胀钉。每当攀岩者到达其中一处时，他会把一个铁锁固定在膨胀钉上，然后将绳子与铁锁系紧。组里的另一位充当地上的固定点，在安全带上固定一个绳锁，绳索穿过锁，就像是汽车安全带穿过顶部的转轴。在攀岩者上升时，固定点小心地放出绳索，就像是你缓慢拉出汽车安全带，而不让它卡在转轴里那样。一旦攀岩者坠落，除非固定点完全解开绳索，否则那条安全绳会立刻通过锁拉住攀岩者。如果攀岩者失足，他也不会掉下超过上一个他固定绳索的铁锁的高度，固定点的体重和绳锁会让他在进一步坠落前停下来。换句话说，这种最常见的运动攀岩的方式其实并不危险，尤其是和徒手攀岩相比。在徒手攀岩中，攀岩者会在没有任何安全绳和其他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攀爬。不像运动攀岩，参加徒手攀岩的人的预期寿命比海洛因成瘾者（一个相当贴切的比较对象）还短。尽管如此，当站在岩石前时，我依然感到自己在发抖。没有什么是绝对安全的，迟早会出错。有些人认为这是墨菲定律的笑话，其实不然。这只是简单的数学和逻辑推演。根据物理定律，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迟早都会发生。只是时间问题。
我向着这面岩墙走近几米，看到了维多利亚说的那个岩架，有个女人站在那里，手里抓着一根绳索，绳子沿墙一直延伸到她头顶上方十米处的一个攀岩者那里。我手脚并用地爬向她。
“维多利亚·哈塞尔？”我大口喘着气，问道。
“欢迎加入。”她回答道，眼睛依旧盯着攀岩的人。
“感谢你抽出时间给我。”我紧紧抓住石墙上的一处深缝，小心探出身子向下望去。仅仅六米高，我就感到一股拉力。
“你恐高？”维多利亚问道，她仍旧没有看我一眼。
“难道不是每个人都恐高吗？”我问道。
“但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怕。”
我抬头看了看她的攀岩搭档。是个男孩，看起来年纪比她小不少。而且——根据他不太有信心的脚步，以及她紧紧抓住安全绳和保护器的动作来判断——更多是他，而不是维多利亚在跟对方学习如何攀岩。很难说维多利亚到底有多大——从三十五岁到四十五岁都有可能。她看上去很强壮。有点皮包骨，四肢修长，但从她绷紧的运动上衣里可以窥见肌肉发达的背部。她腋下肌肉发达，手上涂了树脂，穿着攀岩用的马裤。她以可以说是不满意的眼神打量了我的西服套装和棕色皮鞋。我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头发被风吹了起来。她的头发则被牢牢收在一顶编织帽下头。
“很多攀岩者呀。”我说，头向着石墙方向点了点。
“平常会更多，”维多利亚说，转头继续看她的攀岩搭档，“但今天风太大，很多人都坐在咖啡屋里。”她用脑袋示意那片翻起白浪的大海。
从这个地方，我们几乎可以看见一切。主路、车流、马苏里的中心，像是黑色小蚂蚁的人们。沿着光秃秃的山坡，我可以看见攀岩的人正沿小道往这边来。
“你可能不会相信，”维多利亚说，“风这么大的时候，这个绳索会被直直往上吹，落在山的高处并且挂在那里下不来。”
“如果你这么说，我还是会信的。”
“相信吧，”她说，“所以你有什么事，巴利先生？”
“噢，可以等你的攀岩搭档下来再说。”
“这条路线很简单，你继续说。”
“我记得好像有个规矩，在做那个抓着绳索确保安全的人时，你应该专注于你的攀岩搭档。”
“谢谢你的建议，”她说着，露出一个坏笑，“但为什么不把问题留给我呢？”
“有道理，”我说，“但我能提醒一下吗？你的搭档刚刚把最后一个铁锁方向挂反了。”
维多利亚·哈塞尔猛地看了我一眼，又抬头看了看我提到的那个铁锁。她立刻意识到我说的是对的，绳索正朝着错误的方向活动。如果他失足了，而且运气足够坏的话，绳索可能会从铁锁中滑脱，他就会继续下坠。
“我看到了，”她撒谎说，“这会儿他随时可能把绳索系在下一个铁锁上，那可以确保他的安全。”
我咳嗽起来。“看起来他快到整段线路里最难的一段了，我觉得这段路会让他陷入困境。如果他从那里摔下去，而上一个铁锁无法阻止他下坠，那下一个也不足以在他直接坠地前拉住他。你觉得呢？”
“亚历克斯！”她大喊道。
“怎么了？”
“上一个铁锁那里，你把绳索系错了。不要再往上爬了，试着向下爬并且把绳索方向搞对！”
“我想我应该继续爬，到下一个膨胀钉那里把那儿扣对就好了！”
“不，亚历克斯，别这么……”
但亚历克斯已经从现在那块极适合手抓的地方离开，正在爬向另一处向下倾斜的大岩壁。他肯定觉得那里很安全，但在受过训练的人看来，那里的树脂太多了，表明之前不少攀岩者试图过去抓它，但都失败了。而到那个地方时，他已接近悬空，没法再后撤。他的腿开始摆动。并不是因为风，而是一种被攀岩者称为“缝纫机”的压力反应，它迟早会影响到攀岩者。我看见维多利亚收起尽可能多的绳索，让它变短。但这收效甚微，亚历克斯会砸到我们身处的岩架。
“亚历克斯，你右边有个落脚点！”维多利亚大喊道，她也意识到了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但已经迟了，亚历克斯的腿有如鸡翅般张开，肘部上抬。毫无疑问，他的力气已耗尽。
“他要掉下来了，你必须往下跳。”我静静地说道。
“亚历克斯！”她大叫，丝毫没有注意到我，“把你的脚抬起来，你可以做到的！”
我用两只手抓住了她的安全带。
“你他妈在做——”她半转过身，对我咆哮着。
我死死盯住亚历克斯。他尖叫起来，接着呈直线下坠。我抓住维多利亚的背，在我身边绕了一圈，像投掷链球一样，把她从岩架上扔了下去。她短促尖锐的叫声盖过了亚历克斯的长号。逻辑很简单：我必须得让维多利亚下到更低的地方，这样她的体重就有机会在亚历克斯触地前让他停止下坠。
向上和向下的绳索同时拉紧了，接着，周遭瞬间安静了下来。尖叫声和其他攀岩者的喊声一起消失，就连风似乎都屏住了呼吸。
我抬头向上看。
亚历克斯仍被绳索吊在崖面上。最终，缠错绳索的锁扣还是抓住了他。好吧，今天我没有救任何人的命。我走到岩架的边缘，向下看维多利亚。她正被安全带吊在离我两米远的锁定装置下方的绳索上，仰头凝视着我，眼睛颜色因震惊而变深。
“对不起。”我说道。
“谢谢。”我对维多利亚说。她把膳魔师保温杯里的咖啡分别倒进两个塑料杯里，然后把其中一杯递给我。
她把亚历克斯送去加入山的更高处的另一支攀岩队，之后她和我又坐回岩架边。
“我才是应该道谢的那个人。”
“为什么？那个钩子成功拉住绳索，不管怎么样，你们都会没事。而我还害你摔伤了膝盖。”
“但你做的事情是对的。”
我耸耸肩。“我们就用这个来宽慰自己，好吗？”
她歪着嘴笑起来，接着吹了吹自己的咖啡。“所以你也攀岩？”
“以前攀过，”我说，“我已经快四十年没碰过石头了。”
“四十年可不短，发生什么了？”
“是呀，发生什么了？顺便问问，这里之前发生的事故是怎么回事？我看新闻说有人因攀岩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