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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怕坐飞机。对经常乘坐飞机出行的旅客来说，死于飞机坠毁的概率是一千一百万分之一。换言之，你在同一架飞机的座椅上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的概率，比死于坠毁的概率还要高八倍。
等到飞机平飞后，我把身体靠向一边，用我希望的那种让人放心的低沉声音，把这组数据告诉了窗边那位低声啜泣、全身发抖的女士。
“不过确实，在你害怕的时候，数据也帮不上什么忙，”我随后补充道，“我说这个是因为我非常了解你的感受。”
你——到现在为止依然直直望向窗外——缓缓转过身来看向我，就好像你此刻才意识到你身边还坐了其他人。商务舱的特点就是座椅之间多了几厘米的距离，它让人只需稍稍集中注意力，就能相信自己是独自一人。商务舱乘客也拥有一种共识，即不应打破这种幻想，彼此之间的交流应该被限定在简单的寒暄和不得不讨论的实际问题（“我能拉下遮光板吗？”）之内。而且因为身前空间足够大，去卫生间也不需要其他人起身相让，加上储物仓就在头顶，一切都无需他人的协作，的确，就算是持续半天的飞行，你仍有可能完全忽略掉身边的人。
从你脸上的表情不难看出，你对我打破商务舱的首要原则有些惊讶。你的着装有种毫不费力的优雅——那条裤子和毛衣的颜色乍看并不协调，穿在你身上却十分和谐。这一切都告诉我，距离你上一次不得已乘坐经济舱（如果你真的坐过的话），已经过去很久了。但你在哭泣，难道不是你打破了那堵无形的墙吗？另一方面，你哭泣的时候是背对着我的。显然，你并不想和同你一起坐飞机的人分享这种情绪。
嗯，但如果不说些安慰的话，那也太冷漠了，所以我希望你能明白我面临的困境。
你的脸色苍白，脸上还挂着泪水，但仍有种灵动而出众的美。或许正是那泪痕和苍白的脸色才让你显得那么美丽？我向来对脆弱和敏感的事物毫无抵抗力。我将起飞前空姐垫在我们水杯下的纸巾递给了你。
“谢谢。”你接过纸巾，说道。你勉强挤出一个微笑，将纸巾压在一只眼睛旁淌下的睫毛膏上。“但我不相信。”你说着，转过身去，将前额抵在机舱窗户的有机玻璃上，仿佛想要把自己藏起来，啜泣再一次让你的身体摇晃起来。你不相信什么？不相信我了解你的感受？随便吧，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当然，从现在起，我就应该让你独处了。我打算看半部电影，然后睡会儿，尽管我估计自己睡着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小时。不管要飞多久，我都很少能在飞行中入睡，尤其是当我知道我需要睡眠的时候。我只会在伦敦待六个小时，接着就要回纽约去。
安全带的指示灯熄灭，一位空乘人员走了过来，将我们之间那个宽大、牢靠的扶手上的空杯子重新加满。起飞前，机长告知我们，今晚这趟从纽约到伦敦的航班将飞行五小时十分钟。我们身边有些人已经放下了椅背，用毯子裹住自己；其他人坐着，脸被前面的屏幕照亮，正在等待餐食送到。起飞前，当空姐送来菜单时，我和身旁这位女士都说了“不用，谢谢”。在“经典电影单元”，我很高兴地找到了《火车怪客》，正准备戴上耳机开始看，我听见了你的声音：
“是我丈夫的事。”
仍抓着耳机的我转过身去。
睫毛膏凝固在眼周，像是夸张的舞台妆。“他出轨了，对象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不知道你是否意识到仍将那人说成你最好的朋友很奇怪，但我看不出我有任何必要向你指出这一点。
“我很抱歉，”我转而说，“我不是有意刺探……”
“不必道歉，有人关心是好事。很少有人真的这么关心他人，我们都害怕那些令人不安和悲伤的事情。”
“确实。”我说道，不确定应该把耳机放下，还是继续拿在手里。
“我猜他们俩这会儿正躺在床上呢，”你接着往下说，“罗伯特总是很饥渴，梅利莎也是。这会儿他们一定正在我的丝绸床单上做爱。”
我的大脑立即想象出一对年过三十的夫妻。他负责赚钱养家，收入可观，而你负责挑选床上用品。我们的大脑是形成刻板印象的专家。有时候，这些印象符合事实，有时候则不然。
“这一定很糟糕。”我希望自己的声音听上去不要太夸张。
“我只想死，”你说，“所以关于飞机的事你弄错了。我倒希望它真的坠毁。”
“但我还有需要做的事情。”我露出忧心忡忡的神情。
这一刻你盯着我。也许这是个糟糕的笑话，或是开在了糟糕的时机，而且在此刻，说这些似乎太轻佻了。毕竟，你才说完你想死，甚至给了我一个可信的理由。这个笑话可能被认为不合时宜且毫无同理心，也可能给这个无可否认的凄凉时刻稍稍提供了喘息之机。喜剧性缓解，至少在它奏效的时候，人们都这么称呼它。无论如何，我都后悔这么说了，并屏住了自己的呼吸。接着你笑了。尽管只是泥坑中的小小涟漪，稍纵即逝，但我总算能够呼吸了。
“放轻松，”你平静地说，“我是唯一会死的人。”
我疑惑地看向你，但你避开了我的视线，望向我身后的机舱。
“在第二排有个婴儿，”你说，“商务舱的婴儿可能会哭一整晚，你怎么想这事？”
“什么叫怎么想？”
“你可以说，婴儿的父母应该理解，商务舱的乘客额外付费就是为了睡会儿。也许乘客们下了飞机就要去工作，或者第二天早晨就有会议。”
“嗯，也许吧。但只要航空公司不禁止婴儿进入商务舱，那么你就不能指望父母不带小孩进来。”
“那么航空公司就应该为欺骗我们而受到惩罚，”你小心地擦拭另一只眼睛下面，手里已不再是我递给你的纸巾，而是你自己的舒洁面巾纸。“商务舱的广告里都是乘客安然入睡的景象。”
“从长期来看，航空公司会承担相应的后果。我们并不喜欢为没得到的东西付钱。”
“但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你是说父母还是航空公司？”
“我理解父母的行为，他们的钱比他们的羞耻感更多。但商务舱的服务这样降级，航空公司将来肯定会损失收入吧？”
“但如果航司对小孩不友好，也会让公众不满，公司的声誉一样会受损。”
“小孩才不在乎是在商务舱还是经济舱里哭闹呢。”
“你是对的。我指的是对婴幼儿的父母不友好，”我笑了，“航空公司可能担心那样看起来像是种族隔离。当然，这个问题也好解决，航司可以立下规定，谁在商务舱哭泣，谁就得把座位让给一位微笑着、好相处的经济舱乘客。”
你的笑声轻柔且迷人，这一次你的眼睛似乎也在笑着。很难不去想——我也这么想了——谁会对这么漂亮的女人不忠。但事情就是如此：无关外在美，也无关内在美。
“你从事什么工作？”你问道。
“我是个心理医生，也做研究。”
“你研究什么？”
“人。”
“那是自然。有什么发现吗？”
“弗洛伊德是对的。”
“哪一方面？”
“人，除了少数例外，都毫无价值。”
你笑了。“确实呀，这位……”
“叫我肖恩。”
“玛丽亚。但你不是真的相信这个说法吧，肖恩？”
“除了少数人，其他人都没价值。为什么我不该相信这个？”
“你有同情心，真正厌恶人类的人不会有同情心。”
“我明白了，所以为什么我要撒谎呢？”
“同样的原因，因为你是个有同情心的人。你小心翼翼地讨好我，说你和我一样，也害怕坐飞机。当我说自己遭遇背叛时，你安慰我说这世界上到处都是坏人。”
“哇哦，我以为我才是心理医生来着。”
“你看，甚至你的职业选择也暴露了你。你还是承认吧，对你的主张来说，你自己就是最佳反例。你是有价值的人。”
“我真希望如此，玛丽亚，但恐怕我表面的同情心不过是英式资产阶级教养的结果，而且对我之外的人而言，我并没有什么价值。”
你以几乎不可察觉的幅度向我这边靠近了一些。“那么是你的教育赋予了你价值，肖恩。但那又如何呢？是你做的事情，而不是你的思考或者感受，让你有价值。”
“我想你夸张了。我的教育只是让我遵从规则，做人们认为可以接受的行为，我并没有做出任何真正的牺牲。我适应这些，并避免不愉快。”
“嗯，至少作为心理医生，你是有价值的。”
“恐怕在职业道路上我也让人失望。我不够聪明，也不够勤奋，从来没有发现精神分裂症的解药。如果飞机此刻坠毁，这世界不过多损失一篇发表在科学刊物上的无聊文章，谈论着一些业已存在的偏见，仅仅几位心理学家会读到。仅此而已。”
“你不好意思了吗？”
“是的，这是我的另一种恶习。”
这会儿你笑得更灿烂了。“如果你消失了，连你的妻子和小孩都不会想念你吗？”
“不会。”我回答得斩钉截铁。因为我坐在过道一侧，所以无法通过转向窗户，假装在午夜时刻的大西洋上看见了什么有趣的东西来结束这场对话。而选择抽出身前座椅袋子里的杂志，又显得过于刻意了。
“对不起。”你小声说。
“没事，”我说，“你说你将会死，是什么意思？”
我们的眼神相触，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彼此。尽管这可能是后见之明，但我想我们都在这一瞥之内抓到了什么，它甚至在这时就告诉我们，这是一场可能会改变一切的相遇。事实上，它已经改变了一切。也许你也是这么想的，但很快你就分心了。当你越过扶手向我靠过来时，你发现我绷紧了身体。
你身上香水的味道让我想起了她。这是她的味道，她回来了。你靠回自己的座椅，看着我。
“我准备自杀。”你低语道。
你又往回坐了坐，端详着我。
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表情，但我知道你没有说谎。
“你打算怎么做？”这是我唯一想到的问题。
“要我告诉你吗？”你带着一种猜不透的，大抵是被逗乐的笑容问我。
我想了一下。我想知道吗？
“不过这样说并不准确，”你说，“首先，我不是准备自杀，我已经做到了。其次，不是我杀了我自己，而是他们。”
“他们？”
“是的，我签了协议……”你看了眼手表，是卡地亚的。我猜这是罗伯特送你的礼物。是在他不忠之前还是之后送的？之后，梅利莎不是他第一个情人，从一开始他就在出轨。“……就在四个小时前。”
“他们？”我重复问道。
“自杀机构。”
“你是说……像在瑞士那样？协助自杀？”
“是的，不过协助的部分更多。区别在于，他们会杀死你，而且让你看起来不像是自杀。”
“真的吗？”
“你看起来并不相信我。”
“我……我相信。我只是很意外。”
“我理解。这件事只能我们两个知道，协议里头有保密的条款，实际上我是不能跟任何人提起这个的，但我就是……”你笑了，眼眶里有泪珠在打转，“……感到孤独。你是个陌生人。一个心理医生。你承诺会保密吧？”
我咳了一声，说：“面对患者的时候，是这样的。”
“那么，我就是你的患者。我看得出来，你此刻没有预约的病人。医生，你收费如何？”
“恐怕我们不能这样做，玛丽亚。”
“当然了，这有违你们职业的原则。但你可以就以个人身份听一听吧？”
“你必须理解，对心理医生来说，这是伦理问题。如果有人向我表达自杀的倾向，我是不能袖手旁观的。”
“你不懂，现在做什么都迟了，我已经死了。”
“死了？”
“这个协议不允许反悔，三周内我就会被杀死。他们一开始就告诉我，一旦签署了协议，就没有撤回的按键，否则，事后可能会产生各式各样的法律纠纷。你现在坐在一具尸体旁边，肖恩，”她笑了，但笑声刺耳、苦涩。“你现在可以和我喝一杯，听我说一会儿吗？”你抬起修长、纤细的手臂，按下服务灯按钮，它的铃声穿过黑暗的客舱。
“很公平，”我说，“但我不会给你任何建议。”
“好的，你能保证之后都不要提起这件事吗？甚至在我死后。”
“我保证，”我说，“尽管我看不出这对你来说有什么区别。”
“噢，有区别的。如果我违反了保密条款，他们就可以起诉我，要求我赔偿一大笔钱，这样我的钱就无法留给我资助的那个机构了。”
“有什么我可以为您效劳的？”无声出现在我们之间的空姐问道。你侧身越过我，为我们点了金汤力。你的套头衫向下滑了少许，我看见你裸露的苍白皮肤，意识到你身上没有她的气味。你闻上去有淡淡的甜味和芳香，像是汽油。对，汽油。还有一种我想不起名字的树的味道。你闻上去几乎像是个男人。
空姐摁灭服务灯，离开了。随后，你踢掉鞋子，伸出一对被丝袜包裹着的苗条脚踝，让我想起了芭蕾舞。
“自杀机构开在曼哈顿的办公室让人印象深刻，”你说道，“那是一间律所，他们宣称这一切都是合法且公开的，我并不怀疑这点。举例来说，他们不会杀死有精神障碍的人。在签署协议前，你必须完成全面的精神疾病检查。你还需要撤销一切保单，这样他们就不会被保险公司起诉。剩下还有很多条款，但最重要的是保密这部分。在美国，两个成年人自愿达成的协议中的权利可以比其他国家更进一步，但如果他们的行为被人知道，尤其是被公众知晓，机构担心，人们的反应会让那些政治家制止他们。他们并不给自己的服务打广告，只服务于那些经过口口相传，才得以知晓他们存在的有钱人。”
“也是，我能明白为什么他们要保持低调。”
“他们的客户也需要守口如瓶；自杀有点像堕胎，总会让人感到羞愧。负责堕胎的诊所并不是非法经营的，但他们也不会在大门口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己的业务。”
“确实如此。”
“当然了，守口如瓶和羞耻感是整个商业概念的基础。他们的客户花大价钱，就是为了在身心都很愉悦，且没有任何预期的时候，告别人世。但最重要的是，让这场自杀在他们的家人、朋友乃至全世界面前都不会被怀疑为自杀。”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当然，没人会告诉我们。我们只知道有很多种办法，而且这场死亡一定会发生在协议签署后的三周内。我们也不知道之前的案例是怎么做的，这样我们就不会在有意或无意的情况下，避开一些特定的场景，从而产生不必要的恐惧。我们唯一被告知的是，死亡不会有任何痛苦，我们也不会知道它何时到来。”
“我能理解对有些人而言，隐瞒自杀的真相很重要。但你是为了什么？这不正是一种复仇的方式吗？”
“你是说对罗伯特和梅利莎复仇？”
“如果你明显是自杀，那就不仅仅与羞耻感相关了。罗伯特和梅利莎会责怪自己，还会不自觉地责怪对方。这是我们时常见到的情况。举个例子，你有没有关注过有孩子自杀的家庭中父母的离婚率？或是父母自己随孩子自杀的概率？”
你只是静静看着我。
“我很抱歉，”我感到自己脸变红了，“我把复仇的欲望强加给你了，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在你的处境中，会想做这样的事。”
“肖恩，你认为你让自己难堪了。”
“是的。”
你猛地笑了一声。“你也没说错，因为我的确想要复仇。但你不了解罗伯特和梅利莎。如果我自杀了，留下控诉罗伯特不忠的遗书，他只会否认一切。他会说我是抑郁而亡，此前也因此接受过治疗，当然，这是真的，而且到生命的最后，是我变得疑神疑鬼了。他们俩行事隐秘，也许其他人根本没有察觉到他们的奸情。我猜我葬礼过后的六个月中，她明面上会和罗伯特的金融圈子里的其他人约会。他们都为她痴狂，但梅利莎总能脱身离开，只调情，不上床。六个月后，她和罗伯特就会宣布他们都因为我的死而悲伤，因而走到了一起。”
“嗯，你可能比我更痛恨人类。”
“我不怀疑这一点。更令人作呕的是，在罗伯特的内心深处，他可能会感到骄傲。”
“骄傲？”
“一个女人如果不能完全拥有他就活不下去，他会这么看待整件事。梅利莎也会这么看。我的自杀会让他觉得自己更有分量，到头来也会让他们更开心。”
“你相信会是这样？”
“当然。你难道不熟悉勒内·基拉尔的摹仿欲望理论吗？”
“不清楚。”
“基拉尔的理论是，在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之后，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我们会模仿周围的人，我们珍惜他们珍惜的东西。如果你身边认为米克·贾格尔性感的人足够多，你也会希望得到他，哪怕一开始你认为他长得很恶心。如果罗伯特的分量因我的自杀而变重，梅利莎就会更想得到他，他们在一起时也就会更快乐。”
“我明白了。如果你看上去像是死于意外或者其他形式的自然死亡呢？”
“效果截然不同。我就是被命运或霉运带走的人。罗伯特看待我和我的死的方式也不同。虽然缓慢，但我最终会有神圣的光环。当有一天梅利莎惹罗伯特不开心时——她当然会这样——他就会想起我的好，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两天前，我给他写了封信，告诉他我将离开他去寻找自由。”
“这意味着在罗伯特看来，你并不知道他们的事情？”
“我看过罗伯特手机里他们所有的短信，但在和你说之前，我从没跟任何人提起过。”
“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
“一开始，罗伯特肯定会如释重负，因为他不必做那个离开的人了。不必因为离婚付出一大笔钱。而且哪怕他很快就和梅利莎搞在一起了，他的形象也不会受损。但不久后，信里埋下的种子就会发芽。我让他自由，但那是因为我坚信能找到比他更好的人。在我离开前，可能就已经存在这样一个人了。一个渴望着我的人。而只要罗伯特这么想……”
“……你就是那个被摹仿欲望所渴求的人了。这就是你去找自杀机构的原因。”
你耸了耸肩。“所以孩子自杀，父母的离婚率是多少？”
“什么？”
“是父亲还是母亲会选择自杀？我猜是母亲。”
“嗯，你说呢？”我说着，把视线投向前方座椅的靠背。但我能感觉到你投向我的目光，你想要更具体的答案。
这时，两杯酒变魔术般地从黑暗中出现，落在我们中间的扶手上，拯救了我。
我咳嗽起来。“你每天早晨醒来都会想，今天是不是我被杀死的日子。等待的时间这么长，是不是很难忍受？”
你犹豫了。你不想这么轻易地放过我。但最后你还是放手了，回答道：“如果那个念头是‘今天也许我不会被杀’，感觉更糟。即使我们有时会自然而然地被对死亡的恐惧压倒，产生我们从未要求过的求生本能，对死亡的恐惧也并不比对活着的恐惧更强烈。这是你这样的心理医生很熟悉的事情。”你微微加重了“心理医生”这个词。
“的确如此，”我说，“有人曾经做过有关巴拉圭的游牧部落的研究，在那里，部落会议可以决定人的生死。当他们认为一个人太老、太虚弱，只是部落的负担时，他们会杀死他。当事人不知道他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被杀，但他能接受整件事情。毕竟，这个部落需要在缺乏食物的环境中进行漫长、艰苦的游牧。他们之所以能生存下来，正是靠着牺牲弱者，从而确保整个部落的健康。也许在年轻的时候，那个被判死刑的人也不得不在某个黑夜在小屋外挥舞棍棒，打碎某个虚弱的老姑婆的头。然而，研究表明，这种不确定性对部落成员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可能也是整个部落预期寿命很短的原因之一。”
“压力当然存在，”你说道，打了个哈欠，穿着丝袜的脚触碰到了我的膝盖。“我也希望等待时间不要有三周这么长，但我猜他们要找到最好、最安全的方式，就需要这么久。比如说，死亡既要看上去像是意外，又要无痛，那么可能需要非常精心的策划。”
“如果飞机现在坠毁，你的钱能拿回来吗？”我啜饮了一口金汤力，问道。
“不会。他们说，因为他们在每位顾客身上都花了很多钱，而这些顾客本身又有自杀倾向，所以他们必须确保，顾客在有意或是无意对自己动手前，有在好好活着。”
“嗯，所以，你最多还有二十一天可活。”
“很快就是二十天半了。”
“那你想要怎么度过呢？”
“做我之前没做过的事。和陌生人聊天、喝酒。”
你一口饮尽了杯中酒。我的心开始剧烈跳动，仿佛预知到随后会发生什么。你放下杯子，将手覆在我的手臂上：“我想和你做爱。”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我现在去洗手间，”你说，“如果你在两分钟内跟上，我还会在里头。”
事情正在发生。不只是欲望，那种内在的喜悦感染了我的整个身体，一种许久未有的重生之感，老实说，我估计这种感觉以后也不会再有。你将手掌按在扶手上，准备离开座椅，但没有站起来。
“我想我没有那么坚强，”你叹气道，“我需要知道你会不会来。”
我又喝了口酒，缓了缓。她看向我的杯子，等待着。
“如果我已经有对象了呢？”我说道，自己都能听出声音的嘶哑。
“但你没有。”
“如果我觉得你没有吸引力呢？如果我是同性恋呢？”
“你害怕了吗？”
“是的，主动提出性需求的女人让我害怕。”
你端详着我的脸，似乎在找什么。“好吧，”你说，“我信了。不好意思，这不是我一贯的风格。但我没时间犹豫了。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我感到自己渐渐平静了下来。我的心仍跳得很快，但恐慌和想要逃开的本能都已消失不见。我转着手上的杯子，说：“你到伦敦后，还要接着飞吗？”
你点点头：“我还要飞去雷克雅未克。在我们降落后一小时，那趟航班就会起飞。你在想什么？”
“在伦敦找家酒店。”
“哪一家？”
“兰登。”
“兰登很好。你在那里逗留超过二十四小时，职员们就会知道你是谁。除非他们怀疑你是来偷情的，否则他们好像记不住任何事情。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不会在那里待超过二十四小时。”
“你的意思是……”
“我可以重新订明天飞雷克雅未克的航班。”
“你确定？”
“是的，这回你满意了？”
我想了想，并不开心。“但如果……”我开口，又停下了。
“你是不是担心他们可能会在我们相处的时候动手？”你问道，开心地与我碰了碰杯，“害怕醒来时发现身边躺着一具尸体？”
“不，”我笑了，“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相爱了怎么办？你已经签署想要死去的协议，还是不可撤回的。”
“太晚了。”你说着，把你的手放在扶手上，覆在我的手臂上。
“是呀，这正是我想说的。”
“不，我是说其他事情已经太晚了。我们已经爱上了彼此。”
“有吗？”
“就一点点，但已经足够了。”你捏了捏我的手，站起身，说你一会儿回来。“足够我为还拥有三周时间感到开心。”
在你去厕所的时候，空姐过来取走我们的杯子，我向她多要了两个枕头。
你回来时，脸上带着新的妆。
“这不是为你化的，”你说，明显知道我在想什么，“你更喜欢我之前脏兮兮的样子，不是吗？”
“我都喜欢，”我说，“那你是为谁化的妆呢？”
“你觉得是为谁？”
“为他们？”我问道，向机舱方向点点头。
你摇了摇头。“我最近完成了一项调查，大多数受访女性都说，她们化妆就是为了让自己感觉好。但她们所说的‘好’是什么意思呢？仅仅是‘不会感到不适’吗？那种对自己真实容貌的不适？难道化妆只是我们给自己加的另一件罩袍？”
“化妆不是用于隐藏和强调的吗？”我问道。
“强调，就是对其他事物的隐藏。所有的编辑——在阐明的同时——也涉及掩盖。一个化了妆的女人希望吸引人们关注她可爱的眼睛，这样就不会有人留意到她的鼻子太大了。”
“但这是罩袍吗？我们不都想被看见吗？”
“不是所有人都这样想。没人希望暴露出自己真实的样子。顺便提一句，你知道在韩国和以色列等国家，一位女性一生中花在化妆上的时间和男人服兵役的时间一样多吗？”
“不知道，但这听起来似乎是随手拿了两个数据进行比较。”
“听上去是如此，但这个比较并不是随机的。”
“哦，不是吗？”
“这个比较，一方面以我自己为例子，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可靠的观测。假新闻并不一定意味着假事实，可能只是经过了刻意编辑。这个比较会让你怎么看待我在性别上的态度呢？我是不是在说，男人们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为国效力的时候，女人却选择让自己变美？也许是这样。但说法只需稍稍变化，这个比较便可以表示，女人害怕真实的自己被看见，就像一个国家害怕被敌人击溃一样。”
“你是记者吗？”我问道。
“我给不值得被印出来的杂志做编辑。”
“女性杂志？”
“是的，还是最糟糕的那种。你有什么行李吗？”
我犹豫了一下。
“我是在问，我们落地之后，可以直接打车离开吗？”
“我只有手提行李，”我说，“你还是没有告诉我，你为什么重新化妆。”
她抬起手臂，用食指轻抚我的脸颊，抚摸着眼睛正下方的皮肤，就好像刚才我也哭过一样。
“我再跟你说一个有关随机事实的比较，”她说道，“每年死于自杀的人要多于战争、恐怖主义、激情犯罪，以及其他类型谋杀的受害者的总和。毋庸置疑，你是最有可能杀掉你自己的人。这就是我重新化妆的原因。我看向镜子里那个准备杀死我的人，受不了她那张裸露的脸。我化妆，并不是因为现在我恋爱了。”
我们看向彼此。在我准备握住她的手时，她先牵起了我的手。我们的手指交错在一起。
“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了吗？”我低语道，突然感到奔跑时的那种呼吸困难，“我们不能买断你这份协议吗？”
她歪过头，像是想从另一个角度观察我。“如果可以这样做的话，我们说不定就不会坠入爱河了，”她说，“我们不能长久在一起的事实，是彼此吸引的重要原因，你不也是这么想的吗？她也死了吗？”
“什么？”
“那个人。那个当我问起你妻子和小孩的时候，你不愿提起的人。也是那个当我问你有没有行李的时候，你犹豫的理由。失去她，让你害怕再爱上一个你注定会失去的人。你想谈谈这件事吗？”
我看着你。我想谈吗？
“你确定你想……”
“是的，我想听。”你说。
“你给这个故事多长时间？”
“哈哈。”
我们又点了一轮酒。我开始讲我的故事。
当我结束的时候，窗外的天已经渐渐亮了，飞机向着太阳、向着新的一天飞去。
你的眼眶再次湿润了。“这太让人难过了。”你说，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
“是啊。”我说。
“你回想起来还是会心痛吗？”
“已经不是每次都会。我告诉自己，既然她不想再活下去，那么这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你真的这么觉得吗？”
“你不是也这么想吗？”
“也许吧，”你说道，“但我并不确定。我像是哈姆雷特，一个犹豫不决的人。也许死亡的国度会比尘世更糟。”
“和我说说你自己吧。”
“你想知道什么？”
“一切。开始吧，如果有什么我想知道得更详细的地方，我会问你的。”
“好的。”
你讲起了你的故事。那个女孩的形象逐渐清晰，甚至比此刻手放在我手边，侧身靠向我的人更清晰。有一会儿，飞机飞进湍流区，那感觉像是连续跨过一连串小而陡峭的浪。湍流给你的声音加上了一种动画片般的颤音，我们都笑了起来。
“我们可以逃走。”等你说完你的故事，我说道。
你看向我：“怎么做？”
“你先在兰登订一间房。今天晚上，你到前台给酒店经理留一张字条，告诉他你准备去泰晤士河投河自尽。晚上你就到那边去，找个没人能看见的角落，把鞋子脱下来，留在堤岸上。然后我租辆车来接你。我们开去法国，从巴黎搭飞机去开普敦。”
“那护照呢？”你问道。
“这个我可以安排好。”
“你可以吗？”你继续盯着我，“你究竟是哪门子的心理医生？”
“我不是心理医生。”
“你不是？”
“对。”
“那你是什么？”
“你觉得呢？”
“你是那个要杀我的男人。”你说。
“对。”
“你在我去纽约签合同之前就订好了我旁边的这个座位。”
“对。”
“你真的爱上我了？”
“对。”
你缓慢地点点头，紧紧抓住我的手臂，好像害怕自己摔下去似的。
“你本来打算怎么做？”
“在排队过海关的时候，用一根针。毒药的活性成分会在一小时内完全消失，或溶入血液中。尸检报告只会显示你死于寻常的心脏病发作。在你的家族中，这是最常见的死因，我们做的相关检测也表明你有心脏病突发猝死的风险。”
你点点头。“如果我们逃了，他们会不会连你一起追杀？”
“是的，这涉及很多钱，以及多方势力，包括我们这些执行任务的人。他们也要求我们签署一份合同，期限也是三周。”
“一份自杀合同？”
“合同允许他们在没有法律风险的情况下杀死我们。如果我们不忠于自己的任务，这个条款就会生效。”
“他们不会在开普敦找到我们吗？”
“他们可是追踪专家，他们会发现我们的踪迹，然后被引到开普敦。但我们不会在那里。”
“那我们会在哪儿？”
“我能迟一些再告诉你吗？我保证那是个好地方。有阳光，有雨水，不太冷，也不太热。大部分居民都懂英语。”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和你的理由一样。”
“但你不想自杀。完成工作可能会让你挣一大笔钱，但你现在这样做，是在拿你自己的生活冒险呀。”
我尝试微笑，说：“什么生活？”
你环顾四周，靠过来，吻我的唇。“如果你不享受我们的性生活怎么办？”
“那我就把你沉进泰晤士河。”我说。
你笑了起来，再次吻我。时间比上次稍长，嘴也张得更大。
“你会享受的。”你在我耳边低语。
“是的，恐怕会的。”我说。
你在此刻睡去，头枕着我的肩膀。我把你的座椅向后调，给你盖好了毯子。接着我调整好自己的座椅，关掉头顶的灯，尝试入睡。
当我们到伦敦时，我将你的座椅调直，帮你系好了安全带。你看起来像是一个在平安夜睡着的孩子，嘴角还挂着浅浅的微笑。空姐走了过来，收走了从肯尼迪国际机场起飞时就在我们共用扶手上的水杯，那时你在啜泣，而我们仍彼此陌生。
站在6号窗口的海关官员面前时，我看见有人推着担架跑进门内，他们穿着显眼的马甲，上面印有红色十字图案。我看了眼自己的表。在我们从肯尼迪机场起飞前，放进你杯子里的粉末生效很慢，但很可靠。你已死去快两小时了，尸检报告表明是心脏病发作，其他什么也没有。与之前每次完成任务后一样，我想哭。同时我感到快乐。这是有意义的工作。我不会忘记你的，你是那么特别。
“请看摄像头。”海关官员对我说。
我得先把眼泪眨下去才行。
“欢迎来到伦敦。”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