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人的自身

一个人的自身比起这个人所拥有的财产或者他所给予别人的表象都更能带给他幸福。这一点我们已经大致上认识到了。一个人本身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他自身所具备的东西，才是最关键的，因为人的个性始终伴随着一个人前往各处，将他所经历的一切都染上自己的色彩。在所有的事物中间，他享受的首先仅仅是他自己。这一点适用于物质层面的享受，而在精神层面更是如此。因此英语中的to enjoy one's self（享受自我）是一个非常杰出的表述，例如人们可以借助这个短语说he enjoys himself at Paris，不是“他在享受巴黎”，而是“他在巴黎享受自我”。但是如果一个人的个性非常低劣，那么所有的享受就都像是美酒倒进了染了胆汁的嘴里。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无论境遇好坏，除了严重的不幸事故，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和经历的事情并没有他们的感受方式那么重要，也就是说，没有每个人所采取的视角、感受的方式和强度那么重要。一个人是怎样的人，他的内在——品性及其所有附属物——才是唯一直接而即刻地作用于他的幸福的因素。所有其他事物都是间接的，因此它们的作用也可以被消除，但是个性不能。所以，对个性方面的优点产生的嫉妒是最难以化解的，这种嫉妒也得到了最为谨慎的掩饰。此外，只有意识的产生才是持久的、坚定的，而个性时刻都在持续地发挥作用，在每一刻都或多或少地产生着影响，与之相反，其他一切都只是暂时地、偶尔地、倏忽地发挥作用，而且本身还要屈服于交替和变换。亚里士多德曾对此评论道：“我们依靠天性，而非财产。”（《优台谟伦理学》第7卷）。正因如此，比起咎由自取的不幸，我们在承受完全外来的不幸的时候怀着更多的镇静，因为命运有可能会改变，但是自己的本性永远不变。因此，主观的优势，比如高贵的性格、聪慧的头脑、开朗的脾性、欢愉的感官、健康无恙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的首要元素和最为重要的元素，也就是“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体魄”（尤维纳利斯，《讽刺诗》第10卷），所以我们应该非常关注促进和保持这些优势，胜过对财产、外在优势与外在名声的关注。

但在所有这些事物里面，最能够直接使我们感到幸福的就是感官层面的愉悦。因为这一出色的特质可以立刻带来回报。如果谁经常感到愉快，那么所有的原因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愉快的人，也就是他就是他本人的样子。没有任何别的特质可以像这种特质一样完美地取代任何其他的优势，而它本身是不可替代的。一个人有可能年轻、美丽、富有而且备受尊敬，但是如果我们想要评判他是否幸福，我们就要自问：他是否愉快？如果他愉快，那么无论他年轻还是年老，无论他身材笔挺还是弯腰驼背，是贫穷还是富有，他都是幸福的。我在很年轻的时候曾经翻开过一本旧书，里面写着：“谁经常笑，谁就是幸福的；谁经常哭，谁就是不幸的。”这是一句非常简单的评论，我却一直无法忘记它所表达的质朴的真理，尽管它也是一种常见的老生常谈。因此，当快乐到来的时候，我们应该为它打开大门。因为它永远不会来得不是时候，只是我们经常心怀顾虑，不是先接纳它，而是想要先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感到满足。或者我们惧怕这种快乐会扰乱我们严肃的思考和深重的忧虑。只是这些思考和忧虑能不能使我们变得更好是不确定的，与之相反，快乐却是直接的获利。只有它立刻就能带来幸福的变现，而不是像其他所有事物那样，只不过是幸福的债券。只有它能够直接给当下带来幸福，因此就我们的生存而言，它是至高的福气，而我们的生存的现实形式就是两段无尽时光之间一段不可分割的当下。所以我们应该把获取和促进愉快心情置于所有的思虑之前。我们已经确定，财富对快乐的增益是最少的，而健康对快乐的增益是最多的。在那些卑微的劳动阶级中间，尤其是在乡下人中间，经常出现快乐和满足的面孔，在富裕高贵的阶层里却常常出现厌恶的情绪。因此我们应该首先努力保持高度的健康水平，它会催生快乐的花朵。众所周知的方法就是避免所有的过度和纵欲行为、所有激烈或者令人不适的情绪动荡、所有过度或者难以维持的精神紧张，每天至少在户外进行两个小时的快速运动，多洗冷水澡，保持适度的饮食。如果没有每天的运动，人们就无法保持健康，所有的生命进程中都需要运动，不仅要锻炼身体的一部分，还要锻炼整体。亚里士多德说得对：“生命在于运动，生命的本质在于运动。”机体的整个内部都充满了永不停歇的快速运动，心脏在复杂的双重收缩和舒张的过程中激烈而不知疲倦地跳动着，每跳28下，心脏就把所有的血液沿着全部的大小血管进行一次循环。肺像一台蒸汽机一样一刻不停地抽着气，肠道始终进行着蠕动，所有的腺体都在持续不断地吸收和分泌，即便是大脑也伴随着每一次脉搏和每一次呼吸进行着双重的运动。但是，正如现在，无数的人们都过着完全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完全缺乏外在的运动，那么外在的平静和内在的骚动就会陷入一种惊人的、有害的不和谐。即便是这种持续的内在运动也需要某种外在的东西作为支撑。那种不和谐的关系就类似于我们的内在酝酿着某种情绪，却不能向外部释放。即便是树木也需要风的摇动才能够生长。在这里有一条法则，可以用拉丁语最为简洁地表达出来：“万物都在运动，速度越快，运动就越多。”我们的幸福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情绪的欢快和健康状况，可以通过对比同样的外部关系或者事件在我们健康强健的日子里与患病、压抑、恐惧的日子里对我们产生的影响得出结论。并不是客观和真实的事物让我们感到幸福或者不幸，而是它们对我们的意义还有我们对它们的理解产生了影响。爱比克泰德 说过：“扰乱人们的不是事物，是对事物的观点。”实际上，我们90%的幸福感都仅仅建立在健康之上。健康是所有享乐的源泉。与之相反，没有健康，就没有任何外在的财富能够带来享乐，无论是以何种形式。甚至其他主观的优势，如精神、情绪和脾性的特质，都会因为疾病走向磨损和扭曲。所以人们在见面的时候首先就会彼此询问健康状况并且祝福彼此健康，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健康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幸福的首要事项。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最愚蠢的事情就是牺牲自己的健康，无论是为了什么事情，比如为了获利、进步、学习或者是荣誉，更不用说是为了淫欲和稍纵即逝的享乐了。人们更应该把这些事情排在后面。

尽管对我们的幸福而言，健康对快乐做出了如此本质性的贡献，但是我们的快乐并不仅仅取决于健康。因为完美的健康也有可能与忧郁的脾性相配，从而产生某种统治性的阴郁情绪。毫无疑问，这一点的根本原因在于无法改变的机体构造，尤其或多或少地取决于敏感度、易怒程度与新陈代谢。过于反常的敏感度会导致情绪的不稳定，引发周期性的过度愉快和强大的忧郁情绪。因为天才的出现取决于超常的神经能力，也就是敏感度，因此亚里士多德的评价非常正确——所有杰出和优越的人们都是忧郁的。“所有那些无论是哲学、政治学、诗歌或其他艺术方面表现出色的人，看上去都是忧郁的。”（《论问题》第30章）毫无疑问的是，在这一点上，西塞罗这句经常被引用的话也非常具有洞察力：“亚里士多德说过，所有的天才都是忧郁的。”（《图斯库鲁姆辩论集》第1章）我在这里进行观察的对象，也就是基本情绪与生俱来的重大差异，莎士比亚曾经以非常优美的方式进行过描绘：

自然在它的时代造就了奇特的追随者：

有些人总是眯着眼睛窥探，

并且发出欢笑，像看见了苏格兰风笛的鹦鹉；

另一些人总是面孔酸涩，

他们不会在微笑的时候露出牙齿，

尽管奈斯特发誓那笑话真的好笑。

——《威尼斯商人》

区别就在于此，柏拉图用了“沉郁”和“轻松”这样的表达来描述。造成区别的原因可以追溯到一个事实，也就是不同的人面对愉快或者不愉快的印象有着不同的感受能力，使一个人发笑的事情，会使另一个人几乎陷入绝望；而一个人接受愉快印象的能力越弱，那么他接受不愉快印象的能力就越强，反之亦然。在同一事件呈现出均等的幸运和不幸的可能性的时候，“沉郁”的人会因为不幸的可能性感到气恼或者是烦闷，却不会因为幸运的可能性感到高兴，而“轻松”的人则既不会因为不幸的可能性感到气恼，也不会感到烦闷，而是会因为幸运的可能性感到高兴。如果“沉郁”的人成功做到了十件事情中的九件事情，那么他也不会为此而感到高兴，而是会为那一件失败的事情感到气恼；与之相反，“轻松”的人只要成功地做成了一件事情，就能够为此感到安慰和鼓舞。但是没有百分之百的坏事，“沉郁”的人，也就是个性阴郁和焦虑的人总的来说比快乐和无忧无虑的人承受了更多想象中的不幸与苦难，却因此而在实际上经历了更少的不幸和苦难。因为他们把一切都看成一片漆黑，始终都惧怕着最坏的情况，因此准备了预防措施，不会像那些总是赋予事物愉快色彩与愉快前景的人们一样失算。但是如果一个人具有病态的神经反应或者是消化系统的问题，天生又是一个“沉郁”的人，那么这种持续的不适在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情况下就会产生厌世情绪，由此产生自杀倾向。最微不足道的不愉快的事件都有可能引发行动，是的，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甚至也不需要什么不愉快的事件，仅仅是闷闷不乐的心情就能够催生自杀行为了，而且是在经过了冷静的思考之后怀着坚定的决心做出的行为，大部分已经被监视的病人还是会不断地利用不被监视的一瞬间采取行动，没有犹豫、挣扎或是退缩，抓住在这个时刻对他来说自然而舒适的解脱方法。埃斯基洛尔 的《精神疾病》对这种情况进行过详细的描述。但是在某种情况下，就连最为健康、甚至是最为愉快的人们也会决心自杀，那是因为痛苦过于巨大，迫近的不幸已经无法避免，这压倒了对死亡的恐惧。区别仅仅在于自杀需要的诱因大小，这与“沉郁”的程度成反比。沉郁的程度越高，那么需要的诱因就越小，最终甚至会降为零；与之相反，反对“沉郁”的情绪越强烈，支撑情绪的健康状况越好，那么需要的诱因就越大。这样一来会出现无数个分级，自杀的两种极端情况就是：与生俱来的“沉郁”得到了纯粹的病理学层面的加剧；愉快健康的人们完全出于客体的原因而自杀。

健康与外貌有着部分关联。这一主体优势实际上不能直接给我们的幸福做出贡献，而是只能间接地带来贡献，也就是通过我们给其他人留下的印象带来贡献。但外貌还是非常重要的，即便对男性来说也是一样。美貌就是一封公开的推荐信，帮助我们去赢得别人的心。因此荷马的诗句在这里尤其适用：

这些馈赠是神灵的恩赐，

除了神灵的恩赐，

没有人能够得到它们。

——《伊利亚特》

普遍的观察可以证明，人类幸福的两大劲敌是痛苦和无聊。我还想作出一条评论：在我们能够感到幸福的范围内，当我们远离了一个敌人，我们就靠近了另一个敌人，反之亦然，因此我们的生活实际上是在这两者之间或强或弱地摇摆。这是因为，这二者属于一种双重的对立关系，一种是外在的或者是客体的，一种是内在的或者是主体的。外在的对立就是困苦和匮乏产生了痛苦，与之相反，安全和丰裕则产生了无聊。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下层的劳动阶级与困苦也就是痛苦进行着持续的斗争，而富裕高贵的世界里则经常与无聊陷入真正绝望的搏斗。内在的或者是主体的对立基于这一点：一个人对其中一方的感受力与对另一方的感受力成反比，这是由他的精神力量决定的。也就是说，迟钝的精神普遍来讲意味着迟钝的感受力和兴奋的缺乏，这导致对各种形式和强度的痛苦和折磨感受较少。精神迟钝也导致了另一方面的后果——这烙在了无数人的脸上——就是对所有外在事物的持续的密切关注，甚至是对最微不足道的事件的关注，这泄露了他们内在的空虚，这就是无聊的真正源头——始终渴求着来自外界的兴奋剂，以使精神和心绪通过某种东西活动起来。他们为此做出的选择并不特别，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打发时间的方式是多么的贫乏，他们的社交和对话方式是如此单一，在门口或者窗边窥视的行为是如此之多。这种内部的空虚催生出了对各种社交、消遣、娱乐和奢侈的追求，许多人都会因此走向挥霍财产，然后通往苦厄。最能够抵御这种苦厄的莫过于内在的丰盈，也就是丰富的精神思想。因为精神思想越接近卓越，无聊的空间就越少。这种取之不竭的活跃思想始终在和内部与外部世界的丰富表象玩着不断更新的游戏，这种力量和冲动不断产生新的组合，除了放松的片刻，这些都可以使卓越的头脑远离无聊。但是另一方面，高智力的直接前提就是高敏感度，并且以强烈的意志，也就是激情为根基，它们的结合造成了一种远远更为强大的情感力量，还有面对精神甚至是肉体痛苦的更高感受力，在遇到任何障碍或者甚至仅仅是干扰的时候都会感到更强烈的不耐烦。所有这一切加强了全部想象的活跃性，也就是说，也增强了那些令人反感的想象。这些适用于所有等级的人，从最迟钝的愚蠢头脑一直到最伟大的天才。因此，无论是从客观的还是从主观的角度来看，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越接近人类生活磨难的一个来源，就会越远离另一个来源。他的天生倾向会引导他做出相符的行为，使他的客体尽可能地与他的主体相吻合，也就是采取最大的防御措施应对他最能够感受到的那种痛苦的来源。精神丰富的人会首先追求毫无痛苦、充满耐心、平静悠闲的生活，最终过上一种安静、简朴但是尽可能不受干扰的生活，因为在他对所谓的人有所了解以后，就会选择隐退，精神非常强大的人甚至会选择独处。因为一个人自身拥有的越多，他对外界的需要就越少，其他人对他的需求也会越少。因此，卓越的思想会导致不合群。是的，如果社交的质量可以被数量代替，那么即便努力生活在一个巨大的世界里也是值得的。但是很可惜，一百个愚人聚在一起，也比不上一个聪明人。至于另一个极端的人，只要苦厄稍微让他喘了一口气，他就会寻求消遣和社交，不惜一切代价，轻易地接受一切，只不过是为了逃离他自己。因为在独处的时候，每个人都只能够指望自己，这时自身所拥有的东西就会暴露出来。于是，愚人背负着可悲的自身这一无法摆脱的负担气喘吁吁，而那些天赋异禀的人，即使身处荒野之地，仍凭借活跃的思想显得富有生气。因此，塞内加 说得很对：“愚蠢的人承受所有苦难。”（《书信集》，第9章），与耶稣·西拉 的话相比，耶稣说：“愚人的生活比死亡更可怕。”因此人们会发现，总的来说，每个人的社交总量与他精神的贫乏和总体上的庸俗成正比。因为人们在这个世界上别无选择，除了孤独，就是庸俗。

由此可以得出，大脑是整个机体的寄生物或者是住客，每个人努力获得的自由闲适都是为了让人自由地享受他的意识和他的个性，这种自由闲适就是人类整个存在的成果与精华，此外只有劳碌和工作。但是这种自由闲适给大多数人带来的是什么呢？如果没有那么多的感官享乐和疯狂胡闹，那么就是无聊和愚蠢。人们度过自由时光的方式显示出了这段时光完全没有价值。这段时光也就是阿里奥斯托 所谓的“一无所知的人的漫长空闲”。普通人只会考虑如何打发时间，富有天才的人却会利用时间。狭隘的头脑受到无聊的如此折磨，因为他们的智力仅仅是他们意志动机的媒介。如果眼前没有出现动机，那么意志就会歇息，智力也会得到闲暇，因为这几项事物都不会自行活跃起来，结果就是整个人的力量都会陷入可怕的僵滞，也就是无聊。面对无聊，人们只能把意志推给一些渺小、非常暂时和随意的动机，激发意志，也由此激发智力，而智力就是要理解意志，采取行动。这比起真正的、自然的动机就像纸币与金银相比，因为它的效用是不稳定的。这样的动机只能用在游戏和打牌等活动中，而这些活动就是为了这个缘故而发明的。如果缺乏这些活动，那么狭隘的人们就只能通过拍打和敲击手边能够拿到的东西来帮助自己了。甚至雪茄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完美的思想的替代品。也就是说，正因如此，在所有的国家里，打牌都成了所有社交活动的主要事项。它就是衡量社交价值的标尺，也宣布了所有思想的破产。也就是说，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可以用来交换的思想，他们就交换纸牌，试图赢取彼此的金钱。哦，可悲的一代人啊！但是我不想表现得不公正，我不想抑制这样的思想，也就是我们无论如何都能够为打牌这种行为辩护，因为它是一种认识世界和应付世俗生活的演习，只要人们能够从中学到如何机智地利用偶然的、不可改变的情况（牌局），总是能够从中找到一条出路。为了做到这一点，人们必须习惯保持镇静，即便牌局不利也要摆出一副欢愉的面孔。但是正因为这一点，从另一方面看，打牌也会产生不道德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个游戏的精神在于人们要通过所有智慧，通过所有技巧和狡诈去赢取别人的财物。而在游戏里学到的习惯会入侵实际生活，扎下根来，人们会逐渐习惯在处理双方事物的时候也这样做，认为只要法律允许，就可以利用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每一个优势。这方面的例子在市民生活中每天都可以见到。因为就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自由、闲适是每个人的生命存在开出的花朵，或者不如说是果实，只有它能够使人拥有自身，而只有那些自身也拥有某种价值的人才会被赞为是幸福的。而绝大多数人只会因为自由闲适变成一个无所事事的家伙，无聊到极点，觉得自己成了负担。为此我们应该庆幸，“亲爱的兄弟们，我们不是女佣的孩子，我们是自由人。”（《加拉太人书》第4节）

在此之外，很少需要或者不需要进口的国家才是最幸福的国家，人类也是一样，满足于自己内在的丰富，很少需要或者不需要外在娱乐的人才是最幸福的人。因为进口货物花销巨大，只能制造依赖性，会带来危险，引发不满，最终只不过是本国产品的劣等替代品。因为说到底，对于他人，对于外界，我们不应该抱有太高的期望。一个人能够为他人做的事情非常有限。归根结底，每个人都是独自一人，这时最重要的就是每个人独处的时候是什么人了。歌德（《诗与真》第3卷）所做出的泛泛评论也适用于这里：无论经历什么事情，每个人最终都会回到自己身上。或者就像奥立弗·高尔斯密 所说过的那样：

在任何地方都回归自身，

我们制造或找到自己的幸福。

——《旅行者》

因此每个人都必须尽量多地、尽善尽美地成为自己，为自己做出尽量多的、尽善尽美的事情。一个人做得越好，就越是能够因此而在自身找到享乐的源泉，就越是幸福。亚里士多德说得非常正确：“幸福属于那些能够自得其乐的人。这是因为幸福和快乐的外在源泉，就其本质而言，都极其不确定，并且为时短暂和受制于偶然。因此，甚至在形势大好的情况下，这些外在源泉，仍然会轻易终结。”（《优台谟伦理学》第7章）的确，只要这些外在源泉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那这种情形就是不可避免的。到了老年，几乎所有这些外在的源泉都必然会走向枯竭。因为爱情、机敏、旅行的乐趣、骑马的乐趣和社交的能力会离开我们，甚至朋友和亲人也会被死亡从我们身边带走。这时，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就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因为这是最能够长久拥有的东西。在任何年龄段，它都始终是幸福真正的和唯一持久的源泉。我们在世界上的各处都无法得到太多的东西。世界充满了困厄和痛苦，如果从这一切之中逃脱，那么无聊就在所有的角落潜伏着。此外，邪恶通常占据统治地位，而愚蠢享有最大的话语权。命运是残忍的，人类是悲惨的。在一个被创造成这样的世界里，自己拥有许多东西的人就好像在十二月夜晚的冰雪之中拥有一间明亮、温暖、快活的圣诞小屋。因此，拥有具有优势、丰富多彩的个性，尤其是拥有高度发展的精神，毫无疑问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际遇，尽管它和最闪耀夺目的际遇还是有些差别。因此年仅十九岁的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说过一句非常聪慧的话。那时笛卡尔在至深的孤独中，在荷兰生活了二十年，而她仅仅是通过一篇论文和一些口头的报告了解了他：“笛卡尔先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很羡慕他的境况。”（巴叶《笛卡尔的一生》第7卷）当然，即便是笛卡尔的情况，外在环境也必须足够有利，这样人们才能够享有自己，并且享受自己。所以《传道书》说道：“智慧再加上一笔遗产就美好了，智慧帮助一个人享受阳光。”因此，由于自然和命运的恩惠得到了这种命运的人，就需要小心翼翼地看守自己内在的幸福源泉，让它始终保持畅通，而做到这一点的条件是独立性与自由闲适。这样一来，他会乐于以节制和简朴换取这些条件。如果他不像其他人那样依赖外在的享乐源泉，他就更应该这样做。因此，世间的官职、金钱、利益和赞许就不会把他引入歧途，使他放弃自我，以迎合人们低级的目的和恶劣的品位。完美的例子就是贺拉斯在写给梅斯纳斯的书信里那样的做法（贺拉斯《书信集》）。向外在赢取，却失去内在的事物——也就是说，完全将他的宁静、闲适和独立性献给荣光、等级、富贵、头衔和名誉，是一件非常愚蠢的行为。但歌德做了这样的事情。而我的守护神将我坚决地引向了另一边。

我在这里所讨论的真理，也就是人类幸福的主要源泉在于自己的内部，也可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找到非常正确的例证，在《尼各马可伦理学》里提到了所有享乐的前提都是某种活动的力量，如果没有这种力量，也就没有享乐。亚里士多德的一项教导，也就是一个人的幸福来源于他能够不受阻碍地运用自己最为突出的能力，这一点也在斯托拜乌斯对逍遥派伦理学的阐述中表达出来（《牧歌集》第2卷）。他说：“幸福就是发挥、应用我们的技巧，并取得期待的结果。”他特别说明，这里的“技巧”意味着任何一种精湛的技艺。大自然赋予人类力量，初衷就是让人有能力与从四面八方包围他的困难做斗争。但一旦这样的斗争陷入停息，那么这些无所事事的力量就会成为人类的负担。因此，他现在不得不和它们游戏，也就是说，漫无目的地使用它们。因为不然的话，他就会陷入人类苦难的另一个源泉，也就是无聊，而且是立刻就会陷入无聊。所有伟大和富有的人们都饱受无聊的折磨，关于他们的悲苦，卢克莱修 已经给出了描绘，在今天看起来还是非常出色。在每个大城市、在每一天我们都能够看到这样的情况：

他经常离开庞大的宫殿，

因为感到无聊，然后又回去，

因为没有感觉更好。

或者跑着回到乡下的宅邸，

焦急得就像房子着了火一样。

到了那里，又昏昏沉沉，想要忘记一切，

或者就是再次返回城市。

——《物性论》第3卷

这些先生们在年轻的时候，肌肉力量和生殖能力都旺盛十足。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只剩下了精神的力量。要是他们缺少这种力量，或者是他们受到的教养和所有的能力都无法让他们采取行动，这样的话就会非常悲哀。因为意志是唯一取之不尽的力量，所以它现在就会被激情的运动刺激，例如一掷千金的赌博，这真的是一种低级的恶习。但一般来讲，每个无所事事的个人都会根据自己擅长运用的力量挑选并从事一种游戏，比如九柱戏或者是象棋，狩猎或者是绘画，赛马或者是音乐，打牌或者是作诗，研究纹章学或是哲学，诸如此类。我们甚至可以对这件事情进行一次具有方法论的研究，对所有人类力量的表现方式进行追根溯源，也就是把它们当作漫无目的的游戏，分成三种生理层面的基本力量，作为三种有可能的享乐的源泉，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优势力量挑选适合自己的享乐。首先是新陈代谢的力量带来的享乐，包括饮食、消化、休息和睡眠。这些享乐在一些民族甚至被赞颂为全民娱乐。其次是激进的享乐，包括漫步、跳跃、搏斗、跳舞、击剑、骑马和各种各样的体育游戏，也包括狩猎，甚至包括打架与战争。最后就是感性的享乐，包括观察、思考、感受、作诗、绘画、奏乐、学习、阅读、冥想、发明和哲学思考，诸如此类。至于每种享乐的价值、等级和持续时间，已经存在许多种说法，读者可以自行补充。但是我在这里想要说明的是，我们都是利用自己的力量得到的这些享乐，我们反复感受到的幸福越频繁，那么这种作为前提的力量就越是高级。从这个角度看，感性是人类胜过其他动物的绝对优势，而另外两种生理的基础力量在动物身上也存在，甚至还要胜过人类，因此，没有人会否认感性享乐的优势地位。感性属于我们的认知能力。因此这种优越的特性可以使我们产生认知，也就是拥有所谓的精神层面的享受，感性的能力越强，这种优势就越发明显 。要使平凡的普通人活跃地参与某件事情，只能够激发他的意志，也就是说激发他的个人兴趣。但是这种意志的持续激发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混杂的形式，也就是说，与痛苦紧密相连。蓄意的刺激方式尽管只能够带来些微的兴趣，但是也只能够引发短暂和微弱的痛苦，而不是持久的、严肃的痛苦，因此，我们也只能把世界各地的“上流社会”所流行的纸牌游戏视为一种对意志的挑逗 。与之相反的是，拥有突出的精神力量的人们却可以非常活跃地参与到纯粹求知的活动中，完全不掺杂意志的成分。他们可以这样做，甚至是必须这样做。在他们参与的这个领域里，本质上并不存在痛苦，就好像置身于众神生活着的轻松氛围——“生机勃勃的氛围”。而其他人的生活就这样走向愚昧，他们的思虑和渴望完全集中于他们个人幸福的微不足道的利益，因此通向了各种各样的悲惨际遇，只要他们为了这些目标的奔忙陷入停滞，他们回到自己身上，那么他们就会陷入难以承受的无聊，只有激情的野火才能够使这些呆滞的群众做出某种运动。与之相反，精神力量突出的人却拥有一种思想丰富、始终活跃而且意蕴丰富的生活。他忙于应对值得的和有趣的对象，只要他可以与这些对象相处，而且他的自身就包含着最为高贵的享乐的源泉。来自外界的刺激就是自然的杰作和对人类为了生计而奔忙的观察，还有所有时代和国家的天赋异禀的人们所做出的形形色色的贡献。事实上，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彻底地享受它们，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具有完备的理解力和感受力。对这样的人来说，那些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才算真正存在过，而其他人只是偶然的听众，只能理解这些杰出人物的思想的一部分。当然，这样的人比其他人多了一项需求，那就是学习、观察、研究、冥思和实践的需求，也就是对自由闲适的需求。但是正如伏尔泰所做出的正确评论，“真正的快乐来自真正的需求”，因此这项需求就是得到其他人无法得到的享乐的条件。尽管自然和艺术的美妙、各种精神方面的作品也堆积在其他人的身边，但是从本质上看，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就像是一位花魁对一位老者的作用。因此，一位出众的人在自己的个人生活之外，还过着另一种生活，也就是一种智力的生活，这种生活逐渐成了他实际上的目的，而他将第一种生活仅仅视作手段。而对其他人而言，单调、空虚和沉闷的生活本身就不得不成为目的。因此，每个出众的人都过着智力层面的生活，通过不断增长的洞察力和认知而形成了一种关联，一种持续的升华，一种越来越稳固的整体和一种完美的状态，就像一件不断成型的艺术品。与之相比，其他人那完全实际、仅仅追求个人幸福、只追求长度而不是深度的生活就显得可悲。正如我所说过的那样，这种生活对于普通人而言是目的，而对于出众的人而言仅仅是手段。

我们实际上的现实生活如果没有激情的驱动，就会变得无聊和苍白。但是如果它受到了激情的驱动，就很快会变得痛苦。因此，只有那些具有超群智力的人们才是幸福的，他们的智力超出了为意志服务的需要。因为他们在真实的生活之外，还过着一种智力的生活，可以持续地以毫无痛苦的方式生活着，同时却也保持活力和娱乐。仅仅拥有闲适，也就是不需要为意志服务的智力，还无法抵达这一点，还需要真正突出的力量。因为只有这种力量才能够从事不为意志服务的纯精神活动，与之相反，“没有精神的闲适就是活埋的死亡”（塞内加《书信集》）。根据这种能力的大小，人们的第二重生活，即智性生活会有无数的发展方向，从仅仅是收集和描绘昆虫、鸟类、矿石和钱币一直到做出诗歌和哲学领域的最高贡献。这样的智力生活不仅仅保护我们免于无聊，也保护我们免于堕落的后果。也就是说，它保护我们免于低质的社交，免于许多危险、事故、损失和挥霍，而如果我们完全在现实世界找寻自己的幸福，那么我们就会陷入这些困境。比如，我的哲学没有给我带来什么东西，但是它为我免去了许多折磨。

相反的是，普通人却将自己生活的享乐与身外之物联系在一起，比如财产、等级、女人、孩子、朋友和社交等，这些东西支撑着他生活的幸福。因此，一旦他失去了这些东西，或是这些东西令他感到了失望，他的幸福也就走向了分崩离析。为了表达清楚这种关联，我们可以说，他的重心在他的外部。正因如此，他的愿望和念头总是不断地变换。如果他的手段允许，他就一会儿购买乡村别墅，一会儿购买马匹，一会儿举办宴会，一会儿出门旅游，彻底享尽奢华，因为他只能够从外在寻得各种各样的享乐，就像衰弱无力的人想要通过肉汤和药物获得健康，变得强壮，而健康真正的源泉却是自身的生命力。我们现在先不立刻去看另一个极端，除了另一个极端，还有一些不是非常卓越但也拥有了超乎寻常的精神力量的人们，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外在的泉源被堵塞，或者是不再能够令他们满意，那么这些人就会将一门优美的艺术作为爱好，或者是业余学习一门自然科学，例如植物学、矿物学、物理学、天文学、历史学等，并且立即能够从中找到相当大的一部分享乐。他们在艺术领域只达到了业余水平，距离突出的能力也还有很远，或者因为单纯的自然科学知识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关系层面，因此没有办法整个人投入其中，没有办法使自己的本质完全被其占据，直到失去所有其他的兴趣。这一点只有那些精神最为卓越的人们才能够做到，我们将这些人称之为天才。因为只有他们会将事物的存在和本质完全彻底地纳入他们的生活主题，然后他们就根据各自的方向，努力把自己的深刻见解通过艺术、诗歌或者是哲学表达出来。所以只有这种人迫切地需要不受打扰地忙于自己的事情，即忙于自己的思想和作品，他们乐于独处，认为自由闲适是至高无上的宝藏，其他的一切都是可有可无的，是的，其他的一切如果存在，经常还只能够成为负担。我们只有对这种人才可以说，他的重心完全在他的内部。由此甚至可以解释清楚，为什么这种非常罕见的人即便是具有最好的性格，也不会对朋友、家庭和集体展现出亲密而且毫无边界的热衷，而其他许多人却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无论如何都可以得到安慰，即便他们只拥有他们自己。当其他人从来没有真正地满足过他们的时候，他们身上这种孤绝的特质就会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他们不会完全彻底地把别人视为自己的同类。是的，如果他们始终能够在所有事情中感受到与所有人互为异类，他们就会渐渐习惯作为不同的人生活在人群之中，在思想里使用第三人称复数而不是第一人称复数来称呼其他人。

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些天生智力超群的人们是最幸运的人。的确，主体对我们来说比客体更近，客体的作用无论是何种形式，都总是首先要通过主体来传导，也就是说，仅仅是次要的作用。这些美丽的诗句也证明了这一点：

灵魂的富有是真实的富有，

其他的东西带来的烦恼多过好处。

——琉善 《隽语集》

这样一个内心丰富的人对外再别无所求，除了一项被动的赠礼，也就是自由闲适，用以培训和发展自己的精神能力，享受自己内心的丰富，也就是说，实际上他只需要得到许可，可以终其一生，每一天和每一小时都被允许完全地成为他自己。如果一个人注定要把自己的精神轨迹留给全人类，那么对他来说就只有一种幸运或者是一种不幸：要么能够完美地训练自己的才能，完成自己的作品，要么就是受到阻碍。所有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时代的伟大思想家都赋予了自由闲适以最高的价值。因为自由闲适对一个人的价值和他自身的价值成正比。亚里士多德说：“幸福似乎就是闲适。”（《尼各马可伦理学》第10章）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第2卷）也写道：“苏格拉底珍视闲暇甚于一切。”与之相符的是，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10章）也宣称，哲学生活是最幸福的生活。他甚至在《政治学》（第4章）中说道：“无论拥有的是何种优势，只要其能不受阻碍地予以发挥，就是真正的幸福。”这与歌德在《威廉·迈斯特》中的说法不谋而合：“如果谁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谁就会在这种天赋里找到最美丽的生活方式。”但是拥有自由闲适不仅仅需要不寻常的命运，还需要与他人格格不入的天性，因为人类的自然使命就是终其一生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获取生存必需品。人类是苦厄的孩子，不是自由智力的孩子。正因如此，自由闲适很快就会成为普通人的负担，甚至最终会成为一种折磨——如果他不借助任何虚构的或者是强制的目标来填满它，通过游戏、消遣和各种形式的业余爱好来填满它。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闲适可能会给普通人带来危险，“无所事事的安静是很难的”，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另一方面，远远超出普通水准的智力本来就是反常的，也就是反自然的。但是既然存在这种情况，而且这对于拥有天赋的人是一种幸福，那么他就会渴望别人时而视为负担、时而视为有害的那种自由闲适，因为没有这种闲适，他就是一匹套着枷锁的柏加索斯 ，并因此感到不幸。但是如果两种反自然的情况，也就是外在和内在的情况结合在一起，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非常幸福的案例。因为现在这个人的情况就会非常有利，可以过上一种更高级的生活，也就是免于遭受人类苦难的两种相反的来源——苦厄和无聊，或者说是为了生活充满忧虑的奔波和难以忍受的闲适（也就是自由的生活本身）。否则为了逃脱这两种人类的瘟疫，只能让它们交替中和、彼此驱逐。

但是我们也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一点，也就是具有巨大精神天赋的人也因此具有超群的神经活动能力，这导致他们对任何形式的痛苦的感受力都极大地增强了。此外，他们与生俱来的激情化的脾性，还有与这一切都不可分割的对所有事物的想象力的活跃和完善，都会导致被刺激的情绪变得远远更为激烈，而且一般而言，痛苦的情绪多过愉快的情绪。最后还有一点，也就是这些拥有巨大精神天赋的人们与其他人和他们的追求格格不入，因为他们自身拥有的越多，在别人身上所能得到的就越少。其他人非常享受的成百上千桩事情对他们来说都浅薄而缺乏乐趣，而无处不在的均衡互补法则在这里也许也能够发挥作用。确实，人们经常不无道理地断定，精神层面最狭隘的人从本质上讲是最幸福的人，尽管没有人会嫉妒他们的幸福。我不想在这件事情上预先给读者一个明确的断言，尤其是索福克勒斯 本人在这件事情上都发表过两种互相矛盾的意见：

头脑聪明的人有许多幸福。

——《安提戈涅》

还有：

头脑空空的生活是最愉快的。

——《埃阿斯》

在《圣经·旧约》里，贤哲们的说法，同样令人莫衷一是：

愚人的生活比死亡还要糟糕！

——《传道书》

哪里有智慧，哪里就有许多悲伤。

——《传道书》

但我在这里还是不能不说，一个智力普通且非常有限的人，没有任何精神需求。关于这类人，实际上仅仅在德语里有一个表述——源自大学生活，但是却有了更高的含义，尽管和原始的含义很类似，这个表述就是Philister——“菲利斯特人”，也就是“缪斯的孩子”的反义词。这个词的本义应该是“恶心的人”。尽管我本应该采用一个更高的视角来谈论“菲利斯特人”的定义，也就是永远严肃地专注于并非现实的现实的人们。但是这样一个超验的定义不符合普遍的视角，而我在这本书里采取的正是这种视角。因此这样做就不太合适，也许不会得到每个读者的透彻理解。与之相反的是，第一种特别的解释就充分地说明了事情的本质和这个特性的根源，也就是菲利斯特人的性格特征。按照这种说法，菲利斯特人是没有精神需求的人。从这一点，也可以得出许多结论。首先，根据已经提过的原则，“没有真正的需求也就没有真正的快乐”，他没有精神层面的享乐。他自身没有走向认知和洞察的驱动力，只有他的存在。他也没有任何真正的美学享乐，因为美学享乐和认知与洞察紧密相连。但是如果某种时尚或者是权威把这种享乐强加给他，他就会把这些东西当作一种强制的工作尽快完成。对他来说，真正的享乐只有感官层面的享乐，这种享乐不会给他带来伤害。因此牡蛎和香槟就是他们生活的高点，一切能够给他们身体带来舒畅的东西都是他们生活的目的。如果他为这样的事物付出了许多劳碌，那么他就足够幸福了！因为如果在一开始就把这些好处施舍给他，他就会毫不例外地陷入无聊，试图通过所有能够设想到的方法对抗无聊：舞会、戏剧、社交、纸牌、赌博、马匹、女人、饮酒、旅行等。但所有这些都不足以应对无聊，因为没有精神的需求，就不可能有精神的享乐。因此“菲利斯特人”是愚笨、枯燥、严肃的人，性格特征有点接近动物。没有什么能够使他快乐，没有什么能够令他激动，没有什么能够赢得他的热忱。因为感官的享乐很快就会耗尽，由同样的“菲利斯特人”组成的社交也很快会变得无聊，纸牌玩到最后也会令人厌倦。无论如何，他还有虚荣方面的享乐，也就是追求财富或者地位、影响力、权势，以及其他能够让他因此而备受尊敬的东西，或者他至少可以追随那些在这些方面表现卓越的人们，和他们交往，沐浴在他们的光辉的映射中。从上述这些“菲利斯特人”的本质特性中可以得出第二点，也就是对他人的指望。既然“菲利斯特人”没有精神需求，而是只有肉体需求，那么他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也会寻求能够满足肉体需求而不是精神需求的人们。因此，他对其他人最不可能提出的要求就是具有出众的精神能力。更确切的说法是，出众的精神能力会顶撞他们，引起他们的反感，甚至是憎恨，因为他们有着一种可憎的自觉低劣的感觉，由此发展成一种沉闷、隐秘的嫉妒。他会小心翼翼地掩饰，甚至试图在自己的面前掩饰，但正是因此，这种嫉妒有时候会演变成一股沉默的怒火。他永远也不会想到要对卓越的思想表现出珍视或者是尊敬，而是仅仅把尊敬留给地位和财富、权势和影响力，只有这些东西在他的眼睛里才是真正的优势，在这些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也就成了他的愿望。所有这些都源于一点：他是一个没有精神需求的人。“菲利斯特人”莫大的痛苦在于理想主义没有办法给他带来愉快，他们为了逃避无聊，始终都需要现实。但是有些现实的事物很快就会穷尽，不再能够给他们带来娱乐，而是令他们厌倦，有些现实的事物会引向各种各样的灾祸。与之相反，理想的事物是不可穷尽的，它们本身也是无邪和无害的。

在关于个性特征给我们的幸福做出的贡献的这整篇内容中，我考虑到了身体方面的特性，更着重考虑到了智力方面的特性。至于道德层面的突出之处如何给人带来间接的幸福，我已经在我关于道德基础的获奖论文 里谈论过了，因此在这里不再多加探讨。 cleJ3+APw49g54KFwH+8FOitpAWtJPTsp3QPXxxk8QlMSlbokiBgTyiB7wEqQo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