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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1卷，第8章）把人类生活中的幸福来源分为三类——外物、灵魂和肉体。现在我只保留这种三分法。我想说的是，终有一死的人类命运的差异建立在三种基本内容之上。它们是：
（1）人本身：即在最广泛意义上属于人的个性的东西。这个概念包括健康、力量、外貌、脾性、道德品质、智力和教养。
（2）人拥有的东西：也就是任何意义上的个人物品和财产。
（3）人的外在形象：众所周知，这是指一个人在别人眼中的形象，也就是别人对他的看法。人们对他的看法可以分为名声、地位和荣誉。
第一类别的差异是自然本身在人类之间设立的，从这一点已经可以推断出来，比起后两类仅仅是出于人为因素的差异，这类差异对人类幸福或者是不幸的影响要更为根本和深刻。人类真正的优势，例如伟大的精神或者宽广的心胸，比起地位、出身（即使是君王）和财富方面的优势，就像真正的国王与剧院里的国王。伊壁鸠鲁
的第一位门徒梅特多鲁斯
的著作里有这样的一章：“通往幸福的最佳途径在我们的内心，而不在我们的自身之外。”无论如何，对于人类的幸福，对于他整个存在的方式，主要的事务显然就是他的内心所在与内心活动。这直接显示了他内在的舒适或者痛苦，而这首先是他的情感、意愿与思想的产物，而所有外物都只不过是起到了间接的影响。因此，同样的外在事件或者是关联对每个人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刺激，在同样的环境之下，每个人都生活在个不同的世界里。因为只有他自己的想象、感受和意志活动才与他直接相关。外物只不过是在涉及这些东西的时候才对他产生影响。每个人生活的世界首先取决于他对世界的理解，因此，这个世界因为个人头脑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按照每个人的头脑来看，这个世界可能是贫乏、单调和肤浅的，但也有可能是丰富、有趣和内涵深厚的。例如，有些人会嫉妒其他人在生活中遇到的有趣经历，但他们其实应该嫉妒后者所拥有的理解的天赋——这种天赋会赋予那些人所描绘的事情一种意蕴。因为同一件事情，对一个思想丰富的头脑来说如此有趣，而对一个肤浅庸常的头脑来说却只是日常世界中单调的一幕。这些场景最经常出现在歌德和拜伦的许多诗歌作品里，这些诗歌显然建立在真实事件的基础之上。愚蠢的读者会嫉妒诗人那令人艳羡的奇遇，而不是诗人那强大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可以凭借相当庸常的事件制造出伟大和美丽的东西。同样，一个忧郁者所看到的一幕悲剧，在一个乐天派看来只是一场有趣的争吵，在一个迟钝冷漠的人看来只是在眼前发生的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这一切的基础都在于，每一种现实，也就是每一种充实的当下都由两部分组成：主体和客体——尽管主体和客体之间存在着必要且紧密的关联，就像水分子中的氢与氧。在客体部分完全相同，但主体部分具有差异的时候，当下的现实就会完全不同，反之亦然。最美和最好的客体遇上最迟钝和最恶劣的主体，也只能产生恶劣的现实和当下，就像美丽的风景遭遇了恶劣的天气，或者是用低劣的模糊镜头进行拍摄。或者是说得更直白：每个人都像囿于自己的皮囊那样囿于自己的意识，仅仅直接生活在自己的意识里，因此外在的世界对他没有太大的帮助。在舞台上，有人扮演帝王，有人扮演顾问，有人扮演用人、士兵或者是将军。但是这些区别都只存在于表面，在内部，这些表象的核心是一样的。一个可怜的喜剧演员，承受着自己的折磨与困厄。在生活中也是这样。地位和财富的差异给每个人分配了需要扮演的角色，但这与内心幸福舒适的差异完全没有关系。每个人可怜的头脑里都装着自己的困厄和折磨，内容物完全不同，但形式，也就是实际上的本质却相当趋同。就算折磨与困厄的等级存在着差异，那么这也和地位与财富完全无关，也就是说，与他所扮演的角色完全无关。因为对人类来说，存在的和发生的一切都只是在他的意识之中独自存在和发生。因此，很显然，意识的创造本身就是首要的本质性内容，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意识的创造比呈现在意识中的形象更为重要。所有的繁华与享乐，在一个愚人沉闷的意识里都会黯然失色，而塞万提斯却在一个令人不适的监狱里写下了《堂吉诃德》。相比之下，这个愚人的意识就显得非常贫乏。当下与现实的客体部分掌握在命运的手里，因此是可以改变的。主体意识却是我们自己，因此在本质上是不可改变的。所以，每个人的生命尽管会经历所有这些外在的变化，性格却始终如一，就像经过一系列的变奏依然还在演奏着同一个主题。没有人能够脱离自身的个性。就像无论人们将动物置于何种关联，它们都始终受限于自然为它们的本质所设定的不可违背的狭窄圈子。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努力使我们喜爱的动物得到快乐的时候，首先要顾及它们的本质和意识的局限，始终将我们的努力控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人类的情况也是如此。他的个性已经预先决定了他有可能得到的幸福。他精神力量的局限尤其一劳永逸地决定了他从事高级享乐的能力。如果他的精神力量非常狭隘，那么所有外在的努力，所有他人和运气能够为他做的一切都不能引领他超越那种庸常的、动物性的人类幸福与舒适的范围。他只能够停留在感官享乐、熟悉和快活的家庭生活、低级的社交和庸俗的消遣层面，即使教育能够起到作用，它在拓展圈层方面总体而言也起不到很大的作用。因为最高级、最丰富和最持久的享乐就是精神层面的享乐，尽管我们在青年时代无法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但是能否感受这些乐趣主要取决于精神的力量。也就是说，这一点清清楚楚地证明了，我们的幸福高度取决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取决于我们的个性，而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却仅仅考虑我们的命运，考虑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和我们所展示的形象。但是我们可以逆天改命，如果我们内心丰富，我们对命运就不会索求太多，与之相反，愚人始终都是愚人，迟钝的笨蛋始终都是迟钝的笨蛋，即便他置身于伊甸园，被天女所环绕。因此歌德说道：
人民，奴仆和胜利者，
他们承认，在任何时候，
凡夫俗子至高的幸运，
都只不过是个性。
——《西东诗集》
对我们的幸福和我们的享乐来说，主体远远比客体更具有本质性，所有事情都可以验证这一点。比如说，饥饿是最好的厨师，老年人对年轻时代的女神无动于衷，还有天才和圣人们的生活。尤其是健康，它压倒了所有外在的优势。诚然，一个健康的乞丐比一位患病的国王还要幸福。一种来自完美、健康、幸福机体的出众、平静和欢畅的脾性，一种清晰、活跃、深入和能够准确把握事物的理解力，一种适度、温和的意志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安稳良心，这些都是任何地位和财富所不能够取代的优势。因为对一个人自身来说，在孤寂中陪伴他的、没有任何人能够赐予他或者从他身上夺走的东西，显然对他来说要比所有他所拥有的事物都更为重要，也比他在他人眼里的样子更为重要。一个精神丰富的人在全然的孤寂之中能够在自己的思想和梦幻里得到完美的娱乐，而交替反复的社交、看戏、出游和寻欢作乐都无法阻止一个迟钝的人陷入折磨人的无聊。一个善良、节制、温柔的人能够在寒酸的条件之下感到满足，而一个贪婪、嫉妒或者邪恶的人即便得到所有的财富也不会满意。如果一个人能够持续享有自己那非同寻常、卓越的个性，那么大多数人们普遍追求的享乐就变成了完全多余的事情，是的，只不过是干扰和累赘。因此贺拉斯
这样谈论自己：
宝石，大理石，象牙，小雕像，画作，
银器，紫色染料的长袍，
有些人并不拥有，有些人却并不想要。
苏格拉底看到摆在那里售卖的奢侈品时也曾说过：“我不需要的东西可真多啊。”因此，对我们生活的幸福而言，我们是什么人，也就是个性才是首要的和最本质的条件，因为它在所有的环境下都持续地发挥着作用。此外，它也不同于另外两项类别，不听天由命，也无法被从我们身上夺走。它的价值可以说是绝对的，而另外两项则相反，仅仅是相对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人类受外界的影响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少得多。只有至高无上的时间才能够在这里行使它的权利。它渐渐地磨灭肉体和精神层面的优势，只有道德品质不受它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另外两项分类的优势当然就比第一项分类更突出了，因为时间不会直接劫掠它们。我们还可以发现另外一个优势，也就是作为客体，它们的本质决定了每个人至少都有机会得到它们，占有它们。与之相反，主体事物却不在我们的权力范围之内，而是作为“神的判决”出现，在整整一生中都恒常不变，因此出现了这样无情的表述：
就在世界被赐予你的那一天，
太阳了接受行星的问候，
你就立刻持续不断地生长，
遵循着使你降生的那种法则。
你不得不如此，你逃不出你自己，
女巫已经这样说过，先知也这样说过，
时间和权势都无法击碎
已经成形的形式，它正在鲜活地发展。
——歌德
从这种角度看，以我们的力量，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尽量利用我们已经既定的人格的优势，仅仅根据它做出相应的追求，努力进行恰好符合它的培训，避免任何其他情况，最终选定与我们个性相吻合的地位、职业和生活方式。
一个天生具有非凡体力的大力士如果出于外在情况的需要，从事一种需要久坐的职业，从事细小烦琐的手工业，或者是从事研究或者其他的脑力工作，这些工作要求他发挥那些先天不足的能力，而他出色的能力却恰恰得不到利用，那么他终其一生都会感到不幸。如果一个人拥有超凡的智力，却没有办法开发和利用自己的智力，不得不从事某种并不需要智力的平庸工作，或者是他力所不能及的纯粹的体力工作，那么情况还要更糟。因此，我们要避免生活中的暗礁，尤其是在青年时期，不要过高地估计自己，认为我们拥有我们其实并不拥有的能力。
我们的第一项条件比起另外两项条件具有压倒性的重要性，因此更为明智的做法是保持自身健康，并且对自己的能力进行培训，而不是不遗余力地追求财富，但是也不要产生误解，认为我们不应该努力获得必需品和应得的报酬。只是真正的财富，也就是巨大的丰裕，对我们的幸福而言意义不大，因此许多富人都会感到不幸，因为他们没有受过真正的精神教育，没有知识，所以缺乏对客观事物的任何兴趣，而正是这种兴趣使人们有能力从事精神活动。财富除了满足真正的、自然的需求之外，对我们真正的幸福所产生的影响非常微弱，更确切地说，保持一笔巨大的资产会带来许多难以避免的困扰。但是人们追求财富的热情还是比追求精神教育的热情要强烈千百倍，尽管论起对幸福的贡献，我们是什么比我们拥有什么远远更为重要。因此我们看到有些人一刻不停地奔忙，像蚂蚁一样勤奋，从早忙到晚，增加着他们已经拥有的财富。他们在这个狭窄的谋生领域之外一无所知，他们的精神空空如也，因此对一切其他事情都没有感知。他们无法接触到至高的精神享乐，只能偶尔允许自己进行一些短暂的感官享乐，时间很短，但花销很多，徒劳地通过这种享乐寻求对精神享乐的替代。在生命的终结时分，如果幸运的话，作为成果，他们真的能够挣到一大笔钱，这笔钱还可以继续增多，但是也可以尽情挥霍，可是现在他们就只能把这笔钱留给自己的继承人。这种人尽管终其一生都摆出一副严肃认真、煞有介事的面孔，却也一样是愚蠢的，就和其他因为偷懒而被罚戴高帽子的学生一样愚蠢。
也就是说，对一个人终生的幸福而言，他内心所拥有的东西就是最为本质的因素。仅仅因为通常来说，大多数已经通过奋斗摆脱困境的人们在本质上和那些依然深陷困境的人们一样不幸。他们内心的空虚、他们意识的苍白、他们精神的贫瘠驱使着他们进行社交，但仅仅是和同类人进行社交，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然后他们就共同追求消遣和娱乐，首先是感官层面的享受，各种各样的享乐，最终寻求一掷千金的享乐。这种无可救药的挥霍的源头体现在许多人身上，比如一个人生刚刚开始的富家子，他大部分继承下来的遗产经常在短得难以置信的时间里就被挥霍掉了，这实际上也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无聊，而无聊源自于我们刚刚描述过的精神上的贫瘠与空虚。这样一个年轻人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在外在上非常富有，但是在内心里非常贫穷，于是徒劳地努力用外在的财富弥补内心的空虚，因此想要从外在获得一切，就像一位老人想要通过一位少女的汗液使自己变得强壮一样。一个内心贫瘠的人因此最终在外在上也变得贫困。
人类生活中第二类别和第三类别的优势的重要性我不需要特别强调。因为财产的价值在今天已经广为人知，不需要进行任何推销。尽管比起第二类别，第三类别是一种非常脱离物质的存在，因为它仅仅存在于他人的观念之中。但是每个人都争取名声，也就是良好的名誉，只有那些为国家服务的人才追求地位，而只有极少数人才追求荣誉。在它们中间，名誉被视为无价之宝，而荣誉被视为一个人所能够获得的最为珍贵的东西，是天选者的金羊毛，地位则正相反，只有愚人才会把它排在财产前面。此外，第二和第三类别还能够产生所谓的交互影响，如果彼特罗纽斯
所说的“谁拥有财富，谁就拥有声望”是正确的，那么反过来，他人的良好风评也常常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帮助人们得到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