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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斯图亚特于1561年8月19日在雷斯登陆，一团浓重的迷雾笼罩着海岸，这在北部的夏天非常罕见。但抵达苏格兰与告别“亲爱的法兰西”
的场景是多么的不同啊。在那里，有身穿彩衣的法国贵族陪伴着她庄严的队列，王侯与伯爵、诗人与音乐家都以符合宫廷礼节的方式竞相表达着他们的敬畏与问候。但这里没有人在等待着她。直到船只靠岸的时候，才有几个惊讶和好奇的人聚集起来。几个穿着粗糙的工作服的渔夫、几个闲晃的士兵、几个商人和几个把自己的羊群带到城里售卖的农夫。与其说是振奋，不如说是怯懦地望着他们，看着这些穿着华服、戴着隆重的饰品的女王侯和贵族从船上登岸。双方都以陌生的眼神注视着彼此。这是一次粗鲁的欢迎，就像这个北方国度的灵魂一样，冷硬而严苛。玛丽·斯图亚特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就痛苦地认识到了她家乡的贫困，在五天的航海之后，她实际上来到了一百年前，从一种伟大、丰富、繁盛、强调挥霍和自我享乐的文化来到了一个狭窄、阴暗而悲惨的世界。因为这个城市已经被英格兰人和起义者洗劫过、焚毁过几十次，所以没有宫殿，没有一栋贵族的住所有资格接待她：女王在自己的国度里不得不在一个普通商人的家里过夜，这才找到了一个栖身之处。
第一印象对灵魂有着巨大的权力，它会深刻而又宿命般地给灵魂打上烙印。也许这个年轻的女人自己也不知道，当她在十三年后像一个异乡人一样再次踏上自己的国土的时候，那种抓攫了她的力量究竟是什么。那是一种怀乡之情，无意识地渴望着她在法国的土地上学会热爱的温暖而甜蜜的生活，还是这片灰暗陌生的天空的阴影，或者是对即将到来的危险的预感？无论如何，玛丽·斯图亚特——几乎是独自一人——布兰托姆是这样讲述的——流下了泪水。并不是像征服者威廉那样，怀着真正的王者的强大与自信，双脚踩在不列颠岛上——她最初的感受是备受拘束，是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的预感与恐惧。
第二天，得到了消息的摄政王赶了过来，他是她同父异母的哥哥詹姆斯·斯图亚特——以梅里伯爵这个名字著称——，还有另外几个贵族也快马加鞭地赶了过来，想要作为与她身份相匹配的陪同护送她来到临近的爱丁堡。但这并不是什么庄严的队列。英格兰人用了一个拙劣的借口，说要捕捉海盗，扣下了一只她用来把骏马运送到宫廷的船只，在小城雷斯只能找到一匹对王后来说还算是实用、鞍辔还比较像样的马，因此其他的女人和她们的陪同不得不非常气恼地骑在从城市附近的马厩里匆匆征来的皮毛粗糙的农村劣马上。就在这一刻，玛丽·斯图亚特再次泪水盈眶，她不得不再一次感受到，她丈夫的去世意味着多么大的损失，她仅仅是苏格兰的女王，而不再是法国的王后。以如此寒酸、如此尊严尽失的样子出现在她的臣民面前，有损她的骄傲。因此，她没有穿过爱丁堡的街道进行“欢乐的入城式”
，而是在城墙外面立刻就带着自己的随从进入了霍利罗德城堡。她父亲建筑的房屋幽暗地躺在风景的深处，只能看到圆形的塔楼和锯齿形的堡垒墙垣。第一眼从外面看过去，方石砌成的墙壁规模壮大，形状清晰。
但是对这个习惯了法国生活的女人来说，这座城堡的内部房间是多么的寒冷、多么的空旷、多么的凄凉啊！房间里没有织花地毯，也没有被意大利镜子从一面墙映照到另一面墙上的火光，没有珍贵的丝织品，没有银器与金器的光闪。这里已经有几年没有作为宫殿使用了，这些荒凉的房间里早就没有了笑声，自从她的父亲死后，就没有一双国王的手来翻新和装修这栋房子。在这里也只能够看到满目痍疮的贫困，这是她的王国古老的诅咒。
爱丁堡的居民刚一听说他们的女王来到了霍利罗德城堡，所有人就都在夜晚出动，来对她表示欢迎。这种欢迎对这位习惯了法国贵族那种异常精致、娇生惯养的品味的女人来说有一点粗鲁，有一点野蛮，没有什么值得赞叹。爱丁堡的市民没有什么“宫廷乐师”
来向这位隆萨尔的女弟子献上柔美的情歌和充满艺术气息的抒情诗来取悦她。他们只能按照古老的方式为自己国家的女王进行庆贺，用这个贫困地区唯一盛产的枯树枝，在广场上堆成堆，彻夜点燃明亮的“篝火”
。然后聚集在她的窗下，吹着风笛，吹着牧笛，吹着其他笨拙的乐器，这对他们来说是音乐，对那些有教养的客人来说却是地狱里的噪音：他们还伴着乐器唱起了歌——因为他们的加尔文教派的牧师禁止他们唱世俗歌曲——用粗糙的男人嗓音唱起了赞美诗和其他虔诚的歌曲，怀着最好的意志，但无法提供更多的东西了。可是玛丽·斯图亚特对这场热烈的欢迎表现得非常高兴，至少是展现出了礼貌和高兴。至少在她刚刚抵达苏格兰的那一刻，君主和她的人民之间又出现了几十年来不曾有过的和谐。
有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在等待着这位在政治上完全缺乏经验的统治者，无论是女王还是她的顾问在这件事情上都看得一清二楚。苏格兰最为机智的一位大贵族迈特兰·列廷顿曾经对玛丽·斯图亚特抵达写过一句预言式的话语，说她将会不可抑制地引发异常的悲剧（“这件事无法不引起许多奇妙的悲剧”
）。即便是一个精力充沛、决心坚定的男人用铁拳来捍卫，也没有办法长久维持这里的平静，更不用说一个对自己的国家不甚了解、扮演统治者又异常生疏的十九岁少女了！一个贫困的国家，一群腐败的贵族，抓住任何机会发动起义，热衷于战争，还有无数的大家族，永远都活在自己的斗争与仇恨之中，永远都在等待着一个机会，好将自己的仇恨转化为内战，还有天主教与新教的神职人员，残酷地争夺着统治权，还有一个警惕的、充满危险的邻居，抓住任何机会，伸出巧妙的手来煽动不安，还有世界上的许多其他势力的敌意，它们想要毫不留情地将苏格兰卷入到它们血腥的游戏之中：这就是玛丽·斯图亚特所面对的局势。
在她踏上自己国家土地的那一刻，这场战争就已经图穷匕见。她从自己的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并不是一个装得满满的钱箱，而是一个真正的“祖传的恶魔”
：宗教的纷争在这里比在任何地方都能够摧毁人的灵魂。就在她自己还毫无觉察，在法国幸福快乐地度过的那几年里，宗教改革已经取得了成功，胜利地渗透了苏格兰。从宫廷到家宅，从村落到城市，从家族到家庭之间现在都存在着一道可怕的裂隙：部分贵族信仰新教，另一部分信仰天主教，各个城市转向了新的宗教，而乡村依旧信仰古老的宗教，各个家族互相作对，一代人和另一代人作对，两个党派始终由狂热的神职人员挑起仇恨，而且还受到外国势力的支持。但对玛丽·斯图亚特来说，最危险的事情乃是，最为强大、最富有影响力的贵族中间也有一部分处于敌对阵营，也就是说，处于加尔文教派的阵营。可以得到富有的教会财产的机会让这些贪求权势的叛乱者们目眩神迷。终于，他们找到了一个漂亮的借口，作为真正教会的捍卫者，作为“会众勋爵”来反对他们的统治者，要进行这样的反抗，他们在英格兰已经找到了帮手。平素节俭的伊丽莎白已经牺牲了20万英镑，想通过起义与战争粉碎信仰天主教的斯图亚特家族对苏格兰的统治，即便是那时已经庄严地缔结了和平，玛丽·斯图亚特的很大一部分臣民也还在收取她的贿赂。在这样的打击之下，玛丽·斯图亚特可以建立起平衡的局面，也就是自己改宗信仰新教，也有一部分顾问激烈地恳求她这样做。但玛丽·斯图亚特是一个吉斯家族的孩子。她出自最为狂热的天主教捍卫者家族，如果说她自己不是怀有着狂热的虔诚之心，那么她也依然忠诚而满怀热情地献身于父辈和祖先的信仰。她永远也不会失去自己的坚信，即便是面临着最可怕的危险，她那勇敢的天性也宁可选择永恒的战斗，而不是一劳永逸却违背自己良知的怯懦行为。但这就在她与贵族之间创造了一道难以愈合的裂痕。如果一位统治者和他的臣民信仰的不是同一种宗教，就总是会出现危险。因为这样一副天平不可能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晃来晃去，必须有一方占据上风。实际上，玛丽·斯图亚特只需要做出一个选择，是成为宗教改革的领导者，还是被它击溃。路德教派、加尔文教派与罗马教廷之间的分庭抗礼越来越不可遏制，这个趋势通过一个神奇的偶然事件，恰好在她的命运中得到了戏剧性的体现。伊丽莎白和玛丽·斯图亚特之间的个人斗争、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的事件也因此得到了决定——因此这件事才具有重大的意义——此外，英格兰与西班牙之间的事情、改革派与反改革派之间的事也得到了决定。
这种对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局面还因为一个情况变得更加艰难，也就是宗教分裂的情况一直深入到了她的家庭里、宫殿里和议事厅里。苏格兰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就是她同父异母的兄弟詹姆斯·斯图亚特，梅里伯爵，她不得不委托他领导国家事务，但他是一个坚定的新教徒，是所谓“新教会”的保护人，而她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不得不把这一切都斥之为异端。四年前，他就已经在保护人的誓言，也就是“会众勋爵”
的誓言上面第一个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保证“摒弃撒旦的教义，从现在起，宣布它的迷信和它的偶像崇拜是自己公开的敌人”。他们所摒弃的撒旦宗教（“撒旦的会众”
）不是别的，正是天主教，也就是玛丽·斯图亚特信仰的宗教。这样一来，女王和摄政王从一开始就在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活形式上产生了分歧，这并不能带来和平。因为在内心深处，女王只有一个念头：压制苏格兰的宗教改革运动。而她的摄政王哥哥也只有一种意志：将新教的地位提升为苏格兰唯一的国教。这种尖锐的信仰问题的分歧必定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场公开冲突。
詹姆斯·斯图亚特注定要在玛丽·斯图亚特的戏剧中扮演一个至为关键的角色，命运为他构思了一个伟大的角色，他也知道如何用大师般的技巧进行演绎。他们两个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当时他们的父亲已经和一个苏格兰贵族家庭的女儿，玛格丽特·厄斯金维持了多年的情人关系，由于梅里具有王室的血脉，而且天生就具有钢铁般的精力，他是最适合的王位继承人。只是詹姆斯五世出于政治地位的弱势，不得不放弃与他非常钟爱的厄斯金小姐缔结一段合法婚姻的想法，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改善自己的财政状况，迎娶了一位法国公主，也就是玛丽·斯图亚特的母亲。这样一来，非婚生的瑕疵就成了这个野心勃勃的王子的负担，一直以来都在阻拦他通往王位的道路。尽管教皇已经公开答应了詹姆斯五世的请求，承认这个孩子和他父亲的其他五个私生子一样具有王室的血统，梅里依然还是一个不受尊敬的私生子，没有权利继承父亲的王位。
历史和历史最伟大的临摹者莎士比亚塑造了无数次私生子灵魂层面的悲剧，他是儿子，又不算是儿子，国家、宗教和世俗的律法都无情地剥夺了大自然在他的血液里和面孔上打下烙印的权利。他受到偏见的审判——这是一切判决之中最为冷酷的、最不可改变的——，非婚生的孩子，没有在国王床上降生的孩子不得不屈居更多软弱的孩子后面，那些孩子更软弱，是因为他们的出生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出于政治的考量，而他要在自己应该发号施令、占为己有的地方永远居于人后，被人排挤，被斥为乞丐。但如果有一个人明显地打上了这种不如别人的烙印，那么这种不如别人的感受就会持续下去，不是使他经历毁灭性的削弱，就是使他得到至关重要的增强，这样的压力可以破坏一种性格，也可以以神奇的方式对一种性格进行锻造。怯懦温和的人们会因为这样的屈辱而变得比原来的样子更加渺小，会作为乞丐和食客，依靠那些得到了合法承认的人们的赠礼过活，为他们效劳。但坚强的人们会因此而爆发出所有隐而不宣的力量，如果不能以良好的意志保证他们走上正途，通往权力，他们就要学会为自己创造权力。
梅里的天性就非常坚强。斯图亚特的皇族血脉带给他的疯狂的坚决、骄傲与统治意志都在他的血管里强劲而阴沉地涌流着。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人，他的机智与明晰的坚决远远胜过了那些土匪一般渺小的勋爵与男爵。他的目标着眼深远，他的计划在政治层面经过了深思熟虑，这个三十岁的男人和他的妹妹一样聪明，但他的深思熟虑和经验丰富远远胜过了她。他俯视着自己的妹妹，就像俯视着一个玩耍的孩童，只要她的游戏没有触及他的利益，就任她玩耍，因为作为一个成熟的男人，他已经不再像自己的妹妹那样，顺从于自己猛烈的、神经质的、浪漫主义的冲动，他并没有作为统治者的英武气概，但他了解等待与安然忍耐的秘密，这比昙花一现的热情冲动更能确保成功。
一个人真正具有政治天赋的第一个征兆，一直以来都是可以提前放弃无法实现的目标。对非婚生的王子来说，无法实现的目标就是王冠。梅里伯爵永远也无法称呼自己为詹姆斯六世，他很清楚这一点。于是这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从一开始就绝口不提成为苏格兰国王的要求，这样就更有把握一直担任苏格兰的统治者——摄政王，既然他永远也成不了国王。他放弃了权力的象征，放弃了外在的表象，他牢牢地握在手里的只有真正的权力。在还很年轻的时候，他就以非常理智的方法攫取权力。他从自己的父亲那里继承了许多财富，也得到了其他人的许多馈赠，他利用没收教会财产的机会，利用战争，每一次都坐收渔利，第一个把自己的渔网装得满满的。他毫无顾虑地接受伊丽莎白的津贴，当玛丽·斯图亚特作为女王回国的时候，她不得不承认他已经是这个国家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了，地位已经非常强大，没有人可以把他铲除。她更多的是出于困境，而不是出于真情实感的喜爱，才来寻求他的友谊。为了巩固她自己的统治，她给这位同父异母的哥哥所有他所渴望的东西，喂养着他那对财富和权力的不知餍足的贪欲。现在，梅里伯爵的双手——这对玛丽·斯图亚特来说是一件幸事——确实可靠，知道何时应该控制，何时应该屈服。梅里伯爵就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始终奉行中庸之道：他是新教徒，却不去毁坏圣像，他是苏格兰的爱国主义者，但是蒙受了来自伊丽莎白的极大恩惠，他是勋爵们的好朋友，但是也知道在特定的时候向他们展示出铁腕——总的来说，他是一位冷酷的、缺乏神经的算计者，没有被权力的假象所迷惑，只满足于真正的权力。
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男人只要站在玛丽·斯图亚特的一方，就是她不可多得的珍宝。只要他反对她，就是她巨大的危险。作为与她血脉相连的兄长，就连非常自我中心的梅里伯爵也有兴趣维持她的权力，因为如果是一个汉密尔顿家族的人或者是戈尔登家族的人处于她的地位，他就不会得到如此不受限制的权利和自由进行摄政了。因此只要他还能把真正的权力握在手里，他就很高兴看到她作为王权的代表，毫无嫉妒之情地看着她在庄严的典礼上拿着权杖，戴着王冠。但是就在她试图自己进行统治，削弱他的权威性的那一刻，斯图亚特家族钢铁一般坚硬的骄傲就和另一个斯图亚特家族成员的骄傲相撞了。没有什么比彼此相似的人出于同样的冲动，怀着同样的膂力进行奋战更可怕的敌对关系了。
就连玛丽·斯图亚特宫廷里第二重要的人，国务秘书迈特兰·列廷顿也是一个新教徒。但他在一开始也站在她这一方。迈特兰头脑机智，做事灵活，非常有教养——“智慧之花”
，就像伊丽莎白曾经称呼他的这样——他觉得最好不要像梅里伯爵那么专横和骄傲。作为外交家，他很喜欢错综复杂的政治游戏和阴谋诡计，还有各种政治技巧。他所看重的不是僵化的原则，不是宗教和祖国，也不是女王和王国，而是同时在所有的赌局里下注，随心所欲地编结或者是解开线索。他本人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忠于玛丽·斯图亚特——“四玛丽”中间的玛丽·弗莱明成了他的妻子——既不是完全忠诚，也不是完全不忠。只要玛丽·斯图亚特还能取得成功，他就为她效力，只要她陷入危险，他就离她而去。他就是一面风信彩旗，她能通过他认出是顺风还是逆风。因为作为一位真正的政治家，他并不效力于她，效力于一位女王和一个朋友，而只是效力于她的运气。
这样一来，在自己的身边，在自己的城市里和自己的家里——悲惨的前兆！——在抵达的时候，玛丽·斯图亚特都找不到一位可靠的朋友。但无论如何，有梅里伯爵和迈特兰在身边，还可以进行统治和制定协议——只是那个不可原谅的残酷敌人，那个有着冷酷而又嗜血的念头的对手，那个强大的、来自人民的人从一开始就与她针锋相对：那就是约翰·诺克斯，爱丁堡的人民传道者，苏格兰“新教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宗教煽动的大师。他掀起了一场不是存在就是消亡、不是生存就是死亡的战争。因为约翰·诺克斯的加尔文主义绝对不仅仅包括教会方面的改革性创新，也要改变僵化的国教系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是新教的高级形式。他作为领导者，怀着君临天下的气度登台，狂热地嘶声宣布，就连国王也应该向奴隶一样服从于他的神学命令。玛丽·斯图亚特的天性柔和软弱，有可能赞同圣公会、路德教派或者任何一种温和形式的改革派宗教。但是这种妄自尊大的加尔文主义对一位真正的统治者来说却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即便是伊丽莎白，她为了政治目的雇佣诺克斯，为了给她的竞争对手制造困难，但也因为难以容忍他的妄自尊大而厌恶他本人。这种阴沉的狂热在一开始会让非常具有人性、信仰人文主义的玛丽·斯图亚特多么气恼啊！她这种热爱生活、热爱享乐的处事方式，她对音乐的喜爱都使得她无法理解这种冷酷严苛的教义，它是生活的敌人，是摧毁圣像者对艺术的仇恨，是对乐趣的仇恨，她觉得这种来自日内瓦的教义是不堪忍受的，是一种高傲的僵化思想，想灭绝笑声，把美宣判为罪，想毁灭一切对她来说无比珍贵的东西，形式愉快的习俗、音乐、诗歌和舞蹈，使得这里已经阴沉的世界因此而变得特别阴沉。
爱丁堡就此对诺克斯的“新教会”打上了石头般冷硬、古板而迂腐的印象，他是所有的教会创办者里面最狂热、最无情的，他在冷酷和不耐烦的方面甚至超过了自己的教师加尔文。在一开始，他是一位等级低下的小小的天主教牧师，然后以真正信徒的灵魂怀着所有的野性与愤怒投入到了宗教改革之中，他是乔治·威斯哈特的学生，玛丽·斯图亚特的母亲曾经把他作为异端，判处他活活烧死。那场吞噬了他的导师的火焰继续在他的灵魂里燃烧下去。作为反对摄政太后的起义的领袖之一，他曾经被法国援军俘虏，到法国的苦役船上服役。尽管他在那里被长期监禁，他的意志却立刻就变得就像身上的镣铐一样坚硬。然后他被释放，逃到了加尔文那里，学会了演讲的力量，学会了清教徒那种对所有美好之物和放纵之事的无情仇恨，几乎刚一回到苏格兰，就以他天才一般的行动力在几年内在勋爵与人民之间推动了宗教改革。
约翰·诺克斯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为完美的宗教狂热分子的典型，他比路德还要强硬，就连路德都有过许多次感到灵魂中的勇气走向动摇，他比萨沃纳罗拉
还要苛刻，因为他的演讲缺乏光华，缺乏神秘主义的光亮。他非常诚恳，直来直去，但这种残酷的思想局限使他变成了一个狭隘、严苛的神职人员，对他来说，只有自己的真理才是真理，只有自己的美德才是美德，只有自己的基督教才是基督教。谁不认同他的思想，谁就会被视为罪犯，谁仅仅是在一个字上偏离了他的要求，谁就是撒旦的奴仆。诺克斯拥有着魔一般的阴暗勇气，拥有狂躁且自我陶醉的人们的那种激情，还有自认为拥有权力的人们的可憎骄傲。在他的残忍之中，有一种危险的情绪堆积起来，也就是对自己的残酷感到高兴，对自己的不耐烦感到一种阴暗的乐趣，欣赏着自己的绝对正确。这位苏格兰的耶和华带着飘扬的胡须站在那里，每个星期天都在圣吉尔教堂的布道坛上对所有人大发雷霆，表达着他对那些不来听他讲道的人们的仇恨和诅咒，他“杀死了欢乐”
，是欢乐的杀手，辱骂那些无忧无虑、从不操心的“撒旦家族的人们”，那些不按照他的严格规定和他的个人理解侍奉上帝的人们。因为这个年老的狂热之徒不知道其他的任何欢乐，除了拥有权利的胜利，不知道任何公正，除了他自己事业的成功。每当他战胜了或者是羞辱了一个天主教徒或者是一位其他的对手的时候，他都以非常幼稚的方式发出欢呼，如果“新教会”的一个敌人被杀死了，那么自然就是上帝想要这种值得赞叹的行动，并且促成了这项行动。当可怜的、瘦小的、年轻的弗朗索瓦二世，玛丽·斯图亚特的丈夫从耳朵里流出致命的脓液的时候，诺克斯站在他的布道坛上唱起胜利的凯歌，“上帝不想再听到这个声音了”，当玛丽·德·吉斯，玛丽·斯图亚特的母亲去世的时候，他兴致勃勃地在布道中说：“愿上帝很快就赐给我们巨大的恩惠，让我们摆脱其他有着瓦卢瓦血统的人们。阿门！阿门！”人们在他的布道里完全找不到仁慈的内容，感受不到福音的善良，他就像挥舞一根木棒一样，咄咄逼人地挥舞着自己的布道词。只有复仇的上帝、嫉妒心强和铁面无私的上帝才是他的上帝，只有嗜血的、带有蛮荒时代的严苛的《旧约》才是他真正的《圣经》。他不断以咄咄逼人的方式演讲着，谈论着牧播、亚玛力和以色列人民的敌人，说他们应该被火焰与刀剑消灭，因此与真正的敌人——也就是他的敌人——宗教的敌人针锋相对。当他以残酷的话语评价《圣经》中的耶洗别女王的时候，他的听众都非常清楚，他指的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女王。就像一阵阴沉而壮大的暴风骤雨，开阔的天空蒙上了阴影，灵魂因为抽动的闪电和震响的雷声陷入了永恒的恐惧，加尔文主义就这样掠过了苏格兰的土地，随时准备爆发出摧毁一切的张力。
这个不可迷惑、不可贿赂的人只想发号施令，只要顺从的信徒，绝不妥协。任何想接近这个人的努力都只会让他变得更为强硬，更爱嘲讽，要求更高。在这块已经感到沾沾自喜的僵化思想的石墙之上，任何互相理解的尝试都会撞得粉碎。永远都是如此，为了上帝而斗争的人们是世界上最不友好的人，因为他们自以为听到了上天的消息，于是对所有富于人性的话语都充耳不闻。
玛丽·斯图亚特刚刚回到自己的国家一个星期，就已经感觉到了这位宗教狂热分子阴暗的存在。在她开始统治前，她不仅仅向自己的臣民承诺了完全的信仰自由——这对她宽容的天性来说几乎算不了什么牺牲——甚至立下了法律，禁止在苏格兰举办公开弥撒——这是对约翰·诺克斯的追随者所作出的痛苦让步，因为根据他的说法，“我宁可看到一万名敌军在苏格兰登陆，也不想知道有人在举办一场弥撒”。但是自然而然的是，这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这个吉斯主教的外甥女保留下来了在自己的家庭礼拜堂里不受阻碍地进行自己的宗教仪式的权利。可是就在她在自己家里度过的第一个星期天，在霍利罗德城堡的礼拜堂里，当她准备开始天主教仪式时，有一群愤怒的人们一直咄咄逼人地挤到了门边。执事想要把祝圣的蜡烛拿到祭坛那里，它们却被暴力地抢走了、折断了。不远处的嘟囔声越来越响亮，甚至要求处死“偶像崇拜”的牧师，呼喊着“撒旦的事务”的声音越来越激动，女王自己家里的教堂塔楼很可能会被摧毁。幸运的是，梅里勋爵出现了，尽管他自己也是“新教会”的先锋斗士，但他反对这些狂热的人民，挡住了走廊。在惊恐地结束了圣礼后，他把心惊胆战的神父平安地送回了他的房间。一场公开的不幸事件得以避免，女王的权威努力地被挽救回来。但刚刚回国的时候尊崇她的那种欢乐的节庆，那种被诺克斯嘲讽地成为“寻欢作乐”
的活动被粗暴地打断了，这一点让诺克斯很是开心：具有浪漫情调的女王第一次在她自己的国家里感到现实的阻力。
玛丽·斯图亚特对这次侮辱回报以愤怒的爆发。她对这次令人窒息的烦扰感到羞耻，流着泪说着强硬的话语。这样一来，一道尖锐的光线再一次照亮了她迄今为止还无足轻重的性格。这个年轻的、从小就被命运骄纵的女人内心的本质非常娇嫩和温柔，易于屈从，很好相处。从宫廷的第一等贵族到她的侍女和女佣，人人都夸赞她那友善的、毫不骄傲又非常真挚的与人相处的方式。她知道该如何赢得每一个人的好感，因为她不会以生硬的态度对待任何人，也不会因为地位高贵就表现出骄傲，而是会通过某种自然的吸引力让人们忘记了她地位的优越。但是这种自然流露的真挚背后却隐藏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只要不被触碰，就几乎是看不见的，但只要有人胆敢反抗或者是拒绝，这种意识就会激情洋溢地爆发出来。这位奇特的女人经常能够忘记个人的烦恼，但却从来都不容许针对她王权的任何侵犯。
因此，对这第一次屈辱她一刻也不会加以容忍。这样严重的事情必须从一开始就杜绝。她知道她应该去找谁，她知道是那个异教教堂里长髯飞扬的人煽动人民来反对她的信仰，把这些渎神者赶到了她的家里。她立刻决定要对他采取彻底的措施。因为玛丽·斯图亚特从小就已经习惯了法国的绝对君主制，习惯了人民的服从，在神恩的情感下成长起来，根本无法想象她的一位臣民、一位出身市民阶层的人会违抗她。她最不理解的是，竟有人胆敢公开违抗她，甚至还这么不礼貌。但诺克斯已经做好了准备，甚至是对此感到兴高采烈。“我已经注视过了许多怒发冲冠的男人的眼睛，从来都不曾被吓得低下头，那么一位贵族女性的美丽面孔怎么能够吓到我呢？”他心情振奋地匆匆走进了宫殿，因为争吵——他觉得，是为了上帝而争吵——是所有的狂热分子最喜爱的享乐活动。如果上帝把王冠赐给了国王，那么他就赐给了他的牧师和使者火热的言辞。对约翰·诺克斯来说，“新教会”的牧师是神圣权利的保护者，地位比国王更高。他的使命就是在人世间捍卫上帝的国度，他不能犹豫，要用自己的愤怒作为大棒，教育那些不听命令的人们，就像远古时期的撒母耳，就像《圣经》中的法官。于是就出现了一幅与《旧约》中的描述如出一辙的场景，女王的骄傲与牧师的傲慢发生了正面冲突。这不是一个女人在和一个男人互相争上风，而是两种古老的思想第几千次进行斗争。玛丽·斯图亚特试图保持温和。她希望达成彼此之间的理解，她克制自己的怨言，因为她想要这个国家和平。她礼貌地引领着谈话。但约翰·诺克斯决心坚定，他变得不礼貌起来，向这个“偶像崇拜的女人”
表现出，他绝对不向俗世上拥有权力的人低头。他沉默而又阴郁，不像一个被告，而像一个原告，听着女王说话，她指责他写的那本书《针对魔鬼一样的女统治者的第一声胜利号角》
，说这本书里否定了女人继承王位的权利。但就是这同一个诺克斯，日后因为同一本书以非常谦卑的方式向新教徒伊丽莎白致歉，现在却在自己的“信仰教皇的”女王面前坚持自己的观点，说着模棱两可的话。渐渐地，谈话变得激烈起来。玛丽·斯图亚特质问诺克斯，臣民是否应该无条件地顺从自己的统治者。但是诺克斯没有给出玛丽·斯图亚特期待中的回答，也就是“自然而然”，这个技巧娴熟的辩论者回避了顺从的义务，使用了一个比喻：如果一位父亲失去了理智，想要杀死他的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就有权捆住父亲的手脚，夺走他的剑。如果王侯迫害上帝的孩子，那么他们也有权反抗。女王在这种有所保留的说法里立刻察觉到了这位神学家对她的统治的抗拒。“也就是说，”她问到，“我的臣民其实应该顺从于您而不是顺从于我？我也是您的臣民，而您不是我的臣民？”
这正是约翰·诺克斯的观点。但他很谨慎，不会当着梅里伯爵的面把话说得太明确。“不，”他以回避的方式说道，“君主和臣民二者都应该服从于上帝。国王应该成为教会的衣食之父，女王应该成为教会的乳母。”
“但你们的教会并不是我想要哺育的教会，”女王被他的含糊其辞激怒了，说道，“我服务于罗马天主教会，因为我认为那是上帝的教会。”
现在终于开始了硬碰硬的环节。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和一位狂热的新教徒已经无法互相理解了。诺克斯开始变得非常无礼，将罗马天主教会斥为妓女，说它不配做上帝的新娘。当女王禁止他使用这些词语，因为这些词语侮辱了她的良心的时候，他挑衅性地回答道：“良心要求认识”，他是真的害怕女王缺乏真正的认识。第一次谈话没有取得和解，而是加深了彼此的矛盾。诺克斯现在知道了，“撒旦是强大的”，他无法指望年轻女王的屈服。“在这次交锋中，我被一种迄今为止还从来没有在这个年龄的人身上见过的坚决所伤。自从这一刻，宫廷就与我走向决裂，而我也与宫廷走向决裂。”他苦涩地写道。但另一方面，那位年轻的女子也第一次意识到了自己王权的界限。诺克斯昂着头颅离开了她的房间，自满而骄傲，因为他违抗了女王，但是玛丽·斯图亚特心烦意乱地留在这里，苦涩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无力，留下了热泪。但这并不是她最后一次流泪。很快她就会意识到，人们并不能够仅仅通过血缘来继承权力，而是要靠永不间断的斗争和屈辱，一次次地重新为自己争得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