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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王后,孀妇,然后是女王

1560年7月—1561年8月

玛丽·斯图亚特的生命轨迹从未有过如此悲剧性的转变,除了命运以欺骗性的方式将所有尘世的权力不费吹灰之力地交到她的手里的时候。她以火箭的架势飞升——出生后六天成为苏格兰女王,六岁成为欧洲一位强大的王子的新娘,十七岁成为法国王后,她已经把外界的至高权力握在了手里,但她内心的生活还没有真正开始。一切都从那看不见的丰饶角里源源不断地向她涌流出来,没有任何东西是她通过自己的意志获得、通过自己的力量征服的,她没有费过什么力气,做出过什么功绩,一切都是遗产、恩典与赠礼。就像在梦中一样,一切都色彩斑斓,轻盈地飞过,她穿着婚礼的华服和加冕的礼服经历着这一切,在她还没有能够以清醒的感知理解这种过早到来的春天的时候,春天就已经凋零、枯萎、逝去,而她失望地醒来,被劫掠一空,被夺走一切,已经被摧毁。在其他人刚刚开始拥有愿望、希望和渴望的年龄里,她已经经历过了胜利的所有可能性,但她的灵魂却没有时间感受,也没有经历什么必要的险阻。她命运的飞速进展就是她充满不安与不满的秘密的核心:如果谁如此早地就成了自己国家里的第一人,成了世界上的第一等人,那么他就绝对不会再满足于狭小的生命尺度。只有软弱的天性才会放弃和遗忘,强大的性格却不会得到满足,会向压倒性的命运提出挑战。

事实上,在法国做王后的短暂时光就像梦境一样匆匆飞逝,像一个匆忙不安、充满恐惧和忧虑的梦境。在兰斯大教堂,主教把王冠戴在了那个苍白病弱的孩子的头上,而这个美丽的少女,这个一身装饰着珠宝的王后站在贵族中间,就像一朵瘦削、纤长、还没有完全绽放的百合花一样闪闪发光,她只是留下了色彩斑斓、光华闪现的一瞬间,除此以外,编年史里没有任何庆典和娱乐活动。命运没有给玛丽·斯图亚特时间,让她建立一个属于艺术和诗歌的游吟诗人的宫廷,她曾经对此梦寐以求,命运也没有留给那些画家以时间,让他们把国王和他美丽的妻子的形象固定在华丽的油画中,没有留给那些编年史学家以时间,来描绘他们的性格,更没有留给人民以时间,让他们了解自己的统治者,甚至是学会热爱他们。这两个孩子就像两个被恶风驱赶的匆忙阴影,在一长串的法国国王的形象中转瞬即逝。

因为弗朗索瓦二世身患疾病,从一开始就流露出了早逝的迹象,就像森林里一棵用白漆标记出来的树。这是一个苍白而又瘦小的男孩,圆圆的、浮肿的面孔上有一双沉重、疲惫的眼睛,就像是从梦中惊醒一样,恐惧地注视着别人,突然开始的同时也是不自然的生长进一步削弱了他的抵抗力。医生们总是在看守着他,恳切地建议他保护自己。但这个孩子的心里有一种愚蠢又幼稚的野心在跳动,不甘落后于自己那身材纤细、强壮有力、热情地参与狩猎与运动的妻子。他强迫自己进行激烈的骑马活动,进行各种体力劳动,只是为了装出健康和具有男子气概的样子。但天性是不可欺骗的。他的血液无药可救,饱含毒素,这是他从祖父弗朗索瓦一世那里继承下来的坏遗产。他总是发烧,在天气恶劣的时候不得不待在家里,焦躁、恐惧而又疲倦,一个悲惨的影子,被许多医生的忧虑所环绕。这样一个可怜的国王在他的宫廷里激起的更多是同情,而非敬畏,在人民中间却很快就具有了恶名,说他有麻风病,为了康复,要在刚刚杀死的孩子的鲜血里沐浴。农夫阴沉地看着这个引人忧虑的孩子苍白而缓慢地骑着自己的骏马走过去,宫廷人士已经开始做出预先的打算,围拢在太后凯瑟琳·德·美第奇和王位继承人查理的身边。这双无力的、软弱的手没有办法长久而坚决地掌握权力,这个孩子时不时地用僵硬、歪斜的字迹在文件和政令上面签上他的名字“弗朗索瓦”,但实际上进行统治的是玛丽·斯图亚特的亲戚,也就是吉斯家族的人,而弗朗索瓦只是在为了一件事情而奋斗,尽可能长久地维持他的生命与力量。

如果这也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婚姻生活,那么这段在病房里的时光,这种永远的忧虑与照顾并不是一段幸福的婚姻。但我们也不能反过来说,这两个半大孩子无法容忍彼此,因为就连一个如此喜欢说恶毒闲话的宫廷,就连这个给了布兰托姆以激情来创造《风流女士的生活》 的宫廷都没有发现玛丽·斯图亚特的举止有任何值得挑剔或者是值得怀疑的地方。早在他们出于国家利益,在祭坛前走向结合之前,弗朗索瓦和玛丽·斯图亚特就成了朋友,他们早就成了游戏伙伴,因此,在这两个半大孩子的关系里,情欲几乎没有发挥本质性的作用。还要再过几年,玛丽·斯图亚特的内心里才会有满怀激情的献身能力走向觉醒,而爱发烧的、软弱无力的弗朗索瓦绝对不是唤醒了这种矜持的、这种深深地自我锁闭的天性的人。玛丽·斯图亚特本质上满怀同情,也非常善良,当然以最为体贴的方式照料着自己的丈夫。即使不是出于真情实感,理智也一定告诉了她,她所有的权力和荣光都取决于这个可怜的、病弱的孩子的呼吸和心跳,保护他的生命就是在捍卫她自己的幸福。但这段身为王后的时光却根本没有给她留下真正的幸福。国内的胡格诺派教徒开始起义,在臭名昭著的安博瓦阴谋威胁到了国王夫妇之后,玛丽·斯图亚特不得不走上悲剧性的讲台,履行统治者的义务。她不得不出现在处决叛乱分子的现场,不得不观看处决。这个瞬间深深地镌刻在了她的灵魂深处,也许它会像一面魔镜,照亮她生命中的另一个时刻,一个属于她自己的时刻,观看这些活生生的人如何手臂被捆绑起来,被按在一块石板上,伴随着一声沉闷的、雷鸣般的吱呀作响,斧头砍进脖子里,一颗鲜血淋漓的头颅在沙地上滚动:这幅场景足够残忍,已经冲淡了她在兰斯大教堂光彩辉煌的加冕典礼。然后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她的母亲,替她在苏格兰维持统治的玛丽·德·吉斯在1560年6月逝世,她所继承的国家陷入了宗教纷争与叛乱,边境线上打起了战争,英格兰部队深入国土,玛丽·斯图亚特身上穿的已经不是她幼稚地梦想过的节日盛装,而是丧服。她喜欢的音乐不得不沉寂下来,舞蹈不得不停止下来。而一只瘦骨嶙峋的手再次叩响了她的心房和家宅,弗朗索瓦二世变得越来越衰弱,含毒的血液在他的血管里不安地锤击着,在太阳穴后面和耳朵里咆哮着。他已经不能走路、不能骑马了,只能躺在床上,被人从一个地方抬到另一个地方。最终,他的耳朵开始发炎流脓,医生已经束手无策,在1560年12月6日,这个不幸的孩子迎来了解脱。

两个女人,凯瑟琳·德·美第奇和玛丽·斯图亚特之间的场景——悲剧的象征——再一次重演。弗朗索瓦二世刚刚断气,玛丽·斯图亚特就站在门口,让凯瑟琳·德·美第奇先行一步,因为她已经不再是法国的王后,而年轻的国王孀妇必须让年长的国王孀妇走在前面。她已经不再是这个王国的第一夫人,而是再次屈居第二,玛丽·斯图亚特的梦境仅仅在一年之后就宣告终结,不再是法国王后,只是还拥有她从刚刚生下来就拥有、直到最后一刻都拥有的那个身份:苏格兰女王。

根据法国宫廷的仪式,王后的严格丧期持续四十天。在这个严格的禁闭期间,她不能有一刻离开自己的卧室,在前两个星期里,除了新任国王和他最亲密的亲属,没有人可以进入到这个墓穴里,进入到这个昏黑的、仅仅靠蜡烛照明的房间里来探望她。国王的孀妇不像普通女性那样,穿着阴沉的黑衣,那种永远象征着哀悼的颜色,唯有她才能身穿“白色的丧服” 。雪白的帽子戴在苍白的脸孔之上,雪白的锦缎长袍,雪白的鞋子和袜子,只是在这奇怪的白光之外再罩上一层黑色的面纱。玛丽·斯图亚特在那些日子里就这样穿戴,她就这样出现在雅奈著名的画作上,隆萨尔在他的诗歌里是这样描绘她的:

一副长长的、微妙的、松散的面纱

一道又一道褶皱,扭转又折叠,

这身丧服,它掩盖着你,

从头到腰间,

当风吹起,就像船帆一样膨胀,

拉动着船与船头,

你穿着这样的衣服

离开了,唉!离开这美丽的国家

你曾经在这里手握权杖,

你沉思着,泪水打湿了你的乳房,

悲伤地走过长长的林荫道

那泪水是美丽的水晶,

这座王室城堡的大花园

它得名于美丽的水。

事实上,几乎没有哪一副肖像像这里这个年轻的面孔一样,如此成功地表现出了她的温柔善良,某种严肃的沉思使得这双一向焦躁不安的眼睛变得清澈,单调而毫无装饰的纯白衣衫衬得她的肌肤更加明亮,这身丧服能让人们感受到某种高贵,她的女王气质显得比她在其他画像中要清晰许多,尽管在那些画像里,她被以符合等级的华丽排场表现出来,全身堆积着珠宝,装饰着所有权力的象征。

这种高贵的忧伤也反映在了她在那些日子里自己写的一首哀悼亡夫的诗歌里,这比起她的老师、诗歌大师隆萨尔的作品并不显得不体面。即便这首诗不是王后亲笔下写的,这首轻盈的挽歌也依然能够通过它质朴的语调和它的诚恳与我们的心灵进行对话。因为这位未亡人绝对不是在夸耀她对死者满怀激情的爱意——玛丽·斯图亚特在诗歌中从来不曾说谎,她只在政治中说谎——,只是让她的失落与孤寂开口说话:

我的心里一直感到

一位缺席者的遗憾

当我望向天空

看向我的亡夫

他的眼睛就甜蜜地闪烁

我看到一朵云层;

当我望入水中

就像望入一座坟墓

如果我歇息

睡在我的床上,

我就感觉到他在触碰我:

在清醒时,在睡梦中

永远在我的心上。

玛丽·斯图亚特对弗朗索瓦二世的这种哀悼不仅仅是一种诗歌层面的虚构,而是表达了诚实真挚的遗憾,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在失去弗朗索瓦二世的时候,玛丽·斯图亚特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意愿良好、乐于屈服的同伴,一位满怀柔情的朋友,她也失去了自己在欧洲的地位,失去了她的权力、她的稳固地位。很快,这位天真的孀妇就察觉到了身为宫廷里的第一夫人和突然成为第二夫人有多么大的区别,她现在成了恩典之下的食客。而她已经令人压抑的情况还因为敌对的势力进一步恶化,她的婆婆凯瑟琳·德·美第奇几乎刚刚重新成为宫廷的第一夫人,就开始反对她。玛丽·斯图亚特曾经用一个愚蠢的词对这个经验丰富、非常阴险的来自美第奇家族的女人进行过致命的侮辱,她轻蔑地将这个出身更加低微的女人称为“商人的女儿”,将她的出身与自己的出身,与自己世代继承的国王尊严进行比较。这种未经深思熟虑的举动——在面对伊丽莎白的时候,这个缺乏建议、脾气狂躁的少女也犯下了类似的错误——在女人之间比公开的侮辱更可怕。凯瑟琳·德·美第奇因为狄安娜·德·普瓦捷压抑了二十年自己的野心,为玛丽·斯图亚特压抑自己,现在得到了政治权利,就满怀仇恨地让这两位倒台者感受一下被统治和被挑衅的滋味。

但玛丽·斯图亚特——她现在清晰地表现出了性格中的关键特征:不受束缚、绝不屈服、像男子一般坚不可摧的骄傲——她不想屈居第二,她那颗高贵而又激烈的心绝对不会满足于微不足道的位置,满足于有权力的等级。她宁可什么都没有,宁可去死。在一瞬间里,她想永远隐退到一座修道院里,放弃所有的等级,既然这个国家里最高的等级已经再也不可以得到了。但生活的诱惑太大了,尤其是对一个十八岁的少女来说,永远的放弃违背了她的天性。此外:她还有可能在失去一顶王冠以后得到另一顶王冠。西班牙国王已经派来了两位使者,为未来新旧两个世界的统治者堂·卡洛斯求婚,奥地利宫廷已经派来了秘密的谈判者,瑞典国王和丹麦国王也把自己的宝座递到她的手里。最终,她还有自己的一顶王冠——苏格兰王冠,她还依然在要求另一顶邻近的王冠,也就是悬而未决的英格兰王冠。这位少女守寡的王后,这位刚刚进入盛放年龄的王后面前依然有着难以估量的可能性。只是她再也无法得到命运的馈赠和从天而降的礼物,而是从现在开始不得不靠搏斗来赢得一切,通过技巧与耐心来打倒对手。但是她心里有这样的勇气,面容这样美丽,火热地绽放的身体是如此年轻,她可以不假思索地加入最大胆的赌局。玛丽·斯图亚特怀着坚决的灵魂,开始为了她的遗产斗争。

当然:与法国告别对她来说并不轻松。她在这个王侯的宫廷里生活了十二年,这个美丽、富饶、充满感官娱乐的国家比起已经沉落在童年时期里的苏格兰更像她的家乡。在这里,有母亲的亲戚保护她,在这里,有她幸福地居住过的城堡,有赞美她和理解她的诗人,有轻松的、骑士风格的优雅生活,她知道自己的内心深处向往的就是这种生活。因此,她犹豫了一个又一个月,尽管自己的王国已经发出了最迫切的呼唤,要求她回到祖国。她去舒昂维尔和南希探望亲戚,去兰斯参加十岁的小叔子查理九世的加冕典礼。她总是在试图寻找一个又一个借口,好像是受到了某种神秘预感的警告,推迟着自己动身的日期。好像她实际上是在等待命运的转机,可以不用回到的家乡苏格兰。

因为尽管这位十八岁的少女在处理国家事务的时候还是个新手,非常缺乏经验:玛丽·斯图亚特却肯定明白了一件事,在苏格兰,严酷的考验正在等待着她。自从替她进行统治的母亲也就是摄政太后去世,那些信仰新教的勋爵,她最为麻烦的对手就占了上风,几乎不再掩饰自己的抵抗,不想把一位信仰天主教的女人、一位备受憎恨的弥撒的追随者请回这个国家。他们公开宣称——英格兰的使者兴高采烈地向伦敦报告了这件事情——,“他们想把女王来苏格兰的日期再推迟几个月,如果没有服从的义务,他们甚至永远也不想见到她。”他们早就在背地里玩起了险恶的游戏,试图向英格兰女王推荐另一位合法的王位继承人来做她的丈夫,那就是信仰信教的阿兰伯爵,这样就可以把确定属于玛丽·斯图亚特的王冠以不合法的方式交到伊丽莎白的手里。玛丽·斯图亚特也不能信任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梅里伯爵詹姆斯·斯图亚特,他按照苏格兰议会的命令来法国接她,因为他和伊丽莎白走得太近了,非常可疑,很可能已经被收买,为伊丽莎白效力。只有她迅速回国,才能及时地解决所有这些阴谋诡计,只有依靠从她的祖先,从斯图亚特家族的众多国王那里继承下来的勇气,她才能捍卫自己的王位。所以玛丽·斯图亚特终于下定了决心,沉重的内心怀着阴郁的预感,追随了这次并不是诚心诚意,而是自己也半信半疑的呼唤。

但是在她踏上自己的国土之前,玛丽·斯图亚特还是不得不意识到,苏格兰的边界之外就是英格兰,不是她自己,而是另一个女人才是那个国家的女王。伊丽莎白既没有什么理由,也没有什么兴趣让她的对手和王位竞争者的生活过得轻松,她的国务部长塞西尔以愤世嫉俗的方式公开赞同这种敌对行为:“苏格兰女王的事务拖得越久,就对陛下您的事业越是有利。”因为那种纸面上的和家徽上的对王位的要求还没有停止。尽管苏格兰使者在爱丁堡已经和英格兰使者签订了一份条约,以玛丽·斯图亚特的名义保证,伊丽莎白“随时受到欢迎” ,也就是说,伊丽莎白始终在统治,作为英格兰的合法女王得到了承认,但之后,这份条约被送到了巴黎,毫无疑问应该被签署,玛丽·斯图亚特和她的丈夫弗朗索瓦二世却不肯签字。她不愿意在笔头上承认这件事情,她永远也不会放弃在自己家徽上对英格兰王冠的要求,就像扛着一面旗帜,不允许这面旗帜降落一样。无论如何,她已经准备好把这种政治权利先保留下来,但她永远也不会公开而诚恳地放弃她祖先的遗产。

这种模棱两可的状况是伊丽莎白所不能容忍的。苏格兰女王的使者们以她的名义在爱丁堡签订了条约,因此,她解释道,那么玛丽·斯图亚特就有义务签下自己的名字。伊丽莎白不满足于这种“默认” ,这种秘密的承认,因为她的国家里还有一半人口是狂热的天主教徒,而作为一位新教徒,一位信仰天主教的窥伺王位者对她来说并不仅仅意味着王位危险,也意味着生命危险。如果那位已经成了敌手的女王不干净利落地放弃自己的要求,那么伊丽莎白就无法成为真正的女王。

伊丽莎白认为,没有人可以否认她在这件事上具有毫无疑问的权力,但她用小气且低劣的方式去解决巨大的政治争端,这使得她的举动也迅速丧失了合法性。女人们在从政的时候总是具有一种危险的特性,仅仅是用微小的针刺伤害对方,用个人的恶意毒害矛盾,现在,这位一向耳聪目明的女统治者也犯下了女人从政的永恒错误。玛丽·斯图亚特为了前往苏格兰,正式申请一份“平安过境许可” ——我们今天会称之为:过境旅行证——,她出于宫廷礼仪,只是在形式上遵守官方的礼节,因为无论如何,回家的海路对她来说一直都是开敞的:如果她想要取道英格兰,那么她就给她的对手默默地提供了一个友好谈判的可能性。伊丽莎白却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想要刺伤自己的竞争对手。她对这种礼貌的行为报以粗俗的不礼貌,宣称她拒绝给玛丽·斯图亚特开出“平安过境许可” ,除非她在《爱丁堡条约》上面签字。她想要打击一位女王,却侮辱了一位女性。她没有采用有力的战争威胁的姿态,而是选择了以恶毒和无力的方式进行个人伤害。

两个女人内心的冲突已经撕开了纱幕,她们以生硬、热切的眼神彼此逼视,骄傲地对峙。玛丽·斯图亚特立刻就召见了英国大使,激动地斥责他:“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情伤我更深了,我怎么会这样忘记了我的身份,向你们的君主,向你们的女王请求恩惠,实际上我根本不需要这种恩惠。不需要她的批准,我也可以旅行,就像她旅行不需要我的批准一样,没有她的通行证和许可证,我也可以回到我的王国里。当我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尽管你们的先王在道路上设置障碍,想要把我截住,但您也知道,大使先生,我还是安然无恙地来到了这里,我也一样会找到很好的方法回去,用同样的方式回到家里,我会呼吁我的朋友帮助我……您经常对我公开说明,我们两位女王之间的友善是值得期盼的事情,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我现在有一些理由认为,你们的女王并不赞同这个观点,不然的话,她就不会这样不友善地拒绝我的请求。似乎她更愿意得到我那些不顺从的臣民的友谊,更看重他们的友谊,而不是我的,尽管我是和她处于等级相同的统治者,就算我的才智和经验不如她,但我也是她最近的亲属和最近的邻居……我对她别无所求,除了友谊,我并没有扰乱她的国家,也没有和她的臣民进行谈判,但我知道,在她的王国里会有许多人乐于接受我的提议。”

这是一种强硬的威胁,也许强硬胜过了明智。因为玛丽·斯图亚特在还没有踏上苏格兰的土地之前就已经泄露了自己的秘密企图,那就是在英格兰和伊丽莎白作战。使者说所有的艰难只是因为一件事,就是玛丽·斯图亚特把英格兰的纹章绘制进了自己的家徽。面对这项指责,玛丽·斯图亚特立刻给出了回答:“大使先生,那时候我受到了我的公公国王亨利的影响,还有我的统治者与丈夫,也就是国王的影响,我每一次都遵守他们的命令和规定。自从他们死后,您也知道,我就既没有使用过那个家徽,也没有使用过英格兰女王的头衔了。我相信,这个举动肯定可以让英格兰女王安下心来。此外,从我的角度来看,我并没有觉得英格兰女王受到了不名誉的对待,就因为我作为女王同样对英格兰的纹章提出了要求。因为我知道,有一些等级更加低微的人们、有一些亲缘关系没有我这么近的人也在使用这个纹章。您也不能否认,我的祖母是她父王的姐妹,而且还是更年长的一位。”

友善的形式下又开始闪烁出危险的警示:玛丽·斯图亚特强调她是较为年长的支脉的后裔,再一次捍卫她的权利。使者一如既往地请求她不要误会,结束不友善的局面,遵守她的诺言,签署《爱丁堡条约》,玛丽·斯图亚特也一如既往,在涉及这个棘手的事务的时候就逃避问题,开始拖延:她在和苏格兰议会进行商议之前绝对无法这么做。而大使也不想以伊丽莎白的名义给予承诺。只要谈判涉及这个棘手的转折点,需要有一位女王或者是另一位女王清楚地放弃自己的权利,不坦诚就开始了。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王牌痉挛着攥在手里,这样游戏就没完没了地拖延下去,走向了悲剧。玛丽·斯图亚特最终生硬地中断了有关通行证的谈判,就像是剪裁布片的时候会发出那种尖锐的撕裂声音:“如果我的不是已经做了那么多准备工作,那么你们的女王,你们的君主这种不友善的行为也许会阻碍我的旅行。但现在我下定了决心,要冒险去做我应做事情。我希望我们一路顺风,不必在英格兰的海岸线上靠岸。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了,那么你们的女王、你们的统治者就会把我抓到她的手里。在这种情况下,她可以随意地处置我,如果她的心肠那么硬,想要杀死我,就把我当作她的战利品吧,把我牺牲掉吧。也许这样的解决方案对我来说比活着更好。在这件事情上,我就听凭上帝的意志吧。”

玛丽·斯图亚特的这些话语又显露出了危险、自负和坚决的语调。她的天性还是较为软弱、随意和轻率,热爱生活的享乐本能胜过了斗争本能,但只要事情涉及了她的荣誉,触及到了她的权利,这个女人就立刻变得像钢铁一样坚硬、顽固和勇敢。她宁可毁灭也不屈服,宁可犯下具有女王风度的愚行,也不做谨小慎微的弱者。大使受到了打击,向伦敦报告了他的失败,而伊丽莎白这位具有国家级别的智慧和变通能力的君主马上就让步了。通行证制作完毕,被寄到了加莱。但是它晚到了两天。因为玛丽·斯图亚特已经下定决心,踏上了道路,冒险开始了航程,尽管还有英格兰的海盗船在海峡里穿梭。她宁可自由而勇敢地选择一条危险的道路,也不要忍受屈辱的代价选择安全的道路。伊丽莎白已经错过了通过宽宏大量来解决这个咄咄逼人的世界危机的唯一机会。但是理智和政治很少遵循同样的道路:也许正是这些错过的机会推动了世界史戏剧性的塑形过程。

就像夕阳的辉光幻象一般地映照着一片风景,给这片风景镀上了金光,玛丽·斯图亚特在告别的时刻再一次经历了法国的仪式与她的名誉相匹配的奢华排场。作为一个以国王新娘的身份踏上这片土地的人,她不能在无人引导、无人陪伴的情况下离开这个即便她已经失去了王座的地方,必须要广而告之,苏格兰女王并不是作为一个可怜的、孤独的孀妇,作为一个软弱而无助的女人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有法国的刀剑和荣誉捍卫着她的命运。一群骑士从圣日尔曼宫伴随着她一直来到加莱。马匹装饰着色彩鲜明的鞍辔,骑士穿着华丽的法国文艺复兴风格的服装,武器叮当作响,法国贵族身上披挂着镀金的、锻造工艺精美的盔甲,骑在马上陪伴着国王的孀妇,前面是一辆华丽的马车,里面坐着她的三位舅舅,他们是吉斯公爵、洛林红衣主教和吉斯红衣主教。她自己则被忠心的“四玛丽”、贵族女性和侍女们包围着,被侍童、诗人和乐师簇拥着,在这五彩斑斓的队伍后面是装满了珍贵居家用品的箱子,一只带锁的小匣子里放着属于王冠的珠宝。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就像来这里的时候一样,威严而充满荣誉,闪烁着伟大的光华,离开了她内心的故乡。只是她的眼里已经不再有童年时期如此美丽、如此无忧无虑地闪烁过的欢乐,只有一半光明,一半黑暗了。

王侯的队列大部分留在了加莱。贵族们骑马回家。他们明天还要在卢浮宫里服侍另一位孀居的王后,因为对宫廷人士来说,重要的永远都是尊严,而不是负载这种尊严的人。所有这些人都会忘记玛丽·斯图亚特,一旦海风吹动了这艘巨型帆船,所有人的真心都会离开她,尽管他们此刻正怀着迷醉的目光跪在她的面前,发誓即使她身在远方,也要永远效忠于她:对骑士们来说,这次告别和护送只意味着一场激情洋溢的仪式,就像加冕典礼和葬礼一样,此外无他。在玛丽·斯图亚特动身离开的时候,只有诗人们感到了真诚的悲伤和犹豫,因为他们更敏锐的感官有着预见和警示的天赋。他们知道,随着想要创造一个快乐与审美的宫廷的年轻女人的离去,缪斯也将离开法国,现在对他们来说,对所有的人来说,一段黑暗的年月即将到来:那是政治的时代,内讧与纷争的时代,与胡格诺教徒作战,圣巴托洛缪之夜 ,狂热与暴动。骑士精神、浪漫主义、明媚而又无忧无虑的美、艺术的胜利都将随着这位少女的身影而消逝。“七星”的星宿,诗歌的七星即将在阴暗的战时天空中变得苍白。他们抱怨道,随着玛丽·斯图亚特的离去,精神层面的美丽欢愉也一起离去了:

那一天,同一艘海船从法国带走了

那些缪斯女神,她们曾经栖身在这里。

隆萨尔再一次受到了触动,每当青春和优雅触动了他的内心的时候,他就似乎又变得年轻了,他在哀歌《告别》 中描绘了玛丽·斯图亚特的所有美丽,好像他想要至少把他那双热切的眼睛永远失去的东西留在诗歌里,他以非常坦率的悲悼之情写就了一首真正感人、饱经传颂的哀诉:

诗人的双唇还要如何歌唱,

当你离开,而缪斯女神陷入了沉寂?

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不会永存,

玫瑰与百合只统治了一个春天。

你的美丽也是这样,仅仅在我们法国

闪现了十五年,就消失不见,

像一道逐渐消失的闪电,

她只给我留下了遗憾,

还有不断令我失望的绝望

心中永远充满对这位公主的记忆。

当法国的宫廷、贵族和骑士匆匆忘记了这位远行的少女的时候,只有所有的诗人们还在继续为他们的王后效劳。因为对诗人来说,不幸只不过是一种崭新的高贵,他们歌颂过她作为统治者的美丽,现在在她的哀伤之中,她又得到了他们加倍的热爱。他们直到最后都保持着忠诚,歌颂着她的生和她的死,陪伴着她。永远都是这样,如果有一个高贵的人的生活就像是一首诗,就像是一部戏剧,就像是一首舞曲一样活到了尽头,就会有诗人走上前来,一而再地塑造他那亘古常新的生活。

在加莱港,一辆华丽的、漆成白色的巨型帆船在等待着她,在这艘飘扬着法国王旗和苏格兰王旗的军舰上,她由三位王后舅舅、精心挑选出来的宫廷骑士和忠诚的玩伴“四玛丽”陪伴着,还有另外两艘船给她护航。但帆船还没有驶出内港,风帆还没有飘扬过来,玛丽·斯图亚特望向大海的第一眼就已经瞥见了不祥的征兆:一艘驶进来的小船翻了船,船员面临着溺死的危险。玛丽·斯图亚特离开法国,准备摄政的时候看到的第一幕场景成了一个阴沉的象征:一艘船因为驾驶不善,正在被卷入深渊。

不知是这个征兆带来了隐秘的恐惧,还是出于失去这个家乡的悲伤,还是由于这一切都将一去不复返的预感:无论如何,玛丽·斯图亚特没有办法把泪水朦胧的双眼从这片土地上移开,她曾经在这里是那么的年轻,那么的一无所知,因此是那么的幸福。布兰托姆以感人至深的笔触描绘出了她在离别时分的深沉痛楚:“当船刚刚驶出海港的时候,一阵清风吹起,人们张开了船帆。她站在船舵那里,两只手扶在船舷上,开始大哭,她一直都在用那双美丽的眼睛看着海港,看着这个地方,不断重复着那句悲哀的话语:‘再见了,法兰西。’直到入夜。人们建议她进船舱里休息,但她坚决地全部回绝。于是人们在甲板上给她准备了一个床铺。她严厉地命令副舵手,只要天一亮,只要还能从远处看得见法国的地平线,就立刻把她叫醒,不要害怕,要大声叫她起来。她的愿望果然幸运地实现了。因为这之后风就停了,人们不得不划桨行船,一个晚上也没有走出多远。天亮的时候,法国的地平线依然还清晰可见。舵手几乎刚刚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她就从自己的床铺上起来了,望了过去,望向那片陆地,只要她还看得见这片陆地,她就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再见了,法兰西,再见了,法兰西!我觉得,我再也没有办法见到你了。’” P39bMNpPf4E3q6oUDxfcy0pi3a7/Mg0GK5fzKZkme5HIqoNkaE8JYC78S7s2SI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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