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

在人们的印象中，蒙蒂区是一个村子（paese）。这个体现了社会包容性的亲切称呼同时也暗示了一种地域性和乡土性（rusticity）。 人们的乡愁以一种自相矛盾的方式表达出来，这里的居民经常评价说，蒙蒂所保持的乡村特质在于一个人总能在街上碰到自己的朋友，但他们同时也认为这样的情况已经不再发生。在那些强调变化的人的回忆里，以前即使是最贫穷的居民也能指着一整条街说这里住着他的三亲六故；人们会分享从集市上买来的食物，以丰富其简朴的饮食；在街上偶遇时人们会彼此问候、乘兴而歌。

直到20世纪60年代，即当前房地产市场膨胀的起点，蒙蒂的许多匠人都生活在贫困的边缘。但是，他们现在认为，当时友好的社交氛围缓解了现实生活的艰苦。不同的家庭会聚集在卖红酒和食用油的小饭馆（trattorie）里分享食物（尤其是面包和奶酪），现在许多房屋的门楣上还保留了红酒（vini）、食用油（olio）以及烘焙店（forno）的铭牌。一些男性被称为fagottari（方巾打包者），他们会带着打包好的食物前来，这些食物用方巾（fagotto）以特定的方式包裹，一眼就能认出来。这些公共场所，包括餐馆、商店，事实上成了周转信贷互助会的集会地；有些现在仍是如此。但是，在一个小酒吧要么已经消失，要么变成时髦的高消费酒吧的世界上，昔日的社会交往形式无以为继。

有人评价道：“现在没有人唱歌了……我们现在个个都虚情假意。”（Mó non canta più nessuno...Siamo tutti finti adesso.）这一表述，前面用了罗马方言中的mó，后面用了标准意大利语中的adesso（这两个词都是“现在”的意思），并将意大利语中的adesso置于句末以示强调，重现了随时间而变的感觉，即句中的时间复制了这样一种历史时序：从情深意切的邻里和睦向凉薄甚至可能是虚假客套的现代国家文化的转变。

这样一条轨迹以令人心痛的方式让我们回想过去的时光，或者说提醒我们当下人们如何以一种天真的方式重新想象那段时光。理发店的一位客人称他已经等了两小时，理发师申辩了几句，但这位顾客称他这样说其实是在称赞。他随即补充道，全罗马只有在这里他还能见到人们像朋友一般相互问候。但是，理发师最初的申辩向我们呈现了新的理念——在这里是“准时”——已经如何侵入并重构了有关社会交往的习语。

1999年我开始我的田野调查工作时，还能偶尔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从阳台上把大篮子（sporta）降到街上收取各类杂货和日常补给，但现在，这已是非常罕见的情景，人们也不像以前那样隔着阳台交谈了。在一栋其中的所有租户正在抵制驱逐的楼里，住在一楼的女性充当非正式的看门人（拥有这栋楼的银行拒绝委任她为正式的看门人）。她除了负责日常的邮件收发外，还负责在有访客或有公职人员临门时提醒其他住户。而且，当暴力驱逐迫近时，她能及时给人们报信。当地住户也经常聚集在街上对着被破坏的车辆摇头叹息，或分享一些本地丑闻。但是他们也哀叹旧日的那种社会交往已一去不复返。

一位车库值班员回忆道，蒙蒂以前的社交语言“比新现实主义还新现实主义”。值班员引用的是费里尼、帕佐里尼等电影人的电影语言，他们的新现实主义影片展现了一种“流浪汉冒险小说”式的亲密感（picaresque intimacy），而我在蒙蒂区常常能体会到这种感觉。 另外一位居民回忆起以往频繁举行的、伴着吉他和曼陀林乐声的街头欢宴，以及更为简陋的居住环境，比如冬天完全没有供暖。他说：“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农民文化……但后来，随着经济繁荣之风吹来，我们变得工业化了。”

最令人们惋惜的是，对弱者及缺乏保护者的照护一去不复返了。旧街区的头头儿们认为自己的角色是专门保护女性不受骚扰和保证穷人不受区别对待。有时，旧街区有一种冒险精神。1943年德国占领罗马时期是一段凄凉且食物紧缺的岁月，两个男人（其中一个是意大利宪兵）潜入德军强制接管的一个军营中偷取了一大盒配给券。他们的一个亲戚将配给券分发给穷人。但是他们其中一人的儿子回忆称，如果有任何人想偷取这些配给券，定会死在乱刀之下。这样一种群体的团结感也包含了惩罚性暴力的可能，但这种暴力所维护的是一个道德共同体。

这种团结的些许痕迹至今仍有留存。当一位老年女性从她的公寓中被驱逐出去时，最后一批蒙蒂旧式帮派头目之一的女性姻亲筹办了一只援助基金，她的客户每次来取洗完的衣服时会留下10 000里拉或20 000里拉作为匿名捐助。那些捐款的人是附近商店的老板，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这个地区住了数十年。在这位老妇人身上，他们看到了曾经充满生机的社交生活的遗风。

那种旧日集体认同感的一个令人哀伤的遗存是一位长着络腮胡子的老者。他的穿着极尽整洁，但是从街上走过时他总是喃喃自语、形容不安，偶尔会突然发起酒疯。本地人给他食物和香烟，有时还给他钱，并礼貌地拒绝他令人痛心地回赠的那些奇怪的香烟和纸币。人们还想办法保证他有一个安全的地方过夜。事实上，他最终在人行道边获得了一个相对固定的铺位。有人说他曾是一位出色的外科医生，但后来生了一场灾难性的病。他飘忽不定、四处游荡的行为所激起的只是人们的同情和善意。每个人都认识他，并用他的名字称呼他，而且人们经常说起他受过高等教育的、正式的谈吐风格。

他常做出的古怪行为以及情绪爆发更多时候会把本地人逗笑，而不是遭到他们的蔑视。偶尔有人会给他点活干。一位小型超市的女经理曾雇他卸货，告诉他不要搞混装牙膏和去污剂的箱子，他恼怒地反驳道：“可牙膏就是一种去污剂！”有一天，他缓步走进一家日料店想寻一支烟抽，附近商店的老板跟在他后面，又一次温和地劝说他离开。后来，这位店主向我解释说，以前有一次老者喝得很醉，打碎了那家饭店的玻璃板，经营饭店的日本女人从那时起就很害怕他，所以这位店主希望她不要再受惊了！

这种对街头群体的同情能保留到现在，蒙蒂人认为是由于搬到蒙蒂区的新富们大多是左派（一位愤世嫉俗者或许会补充说，这种行为能够减少一些他们因为带来驱逐狂潮而产生的负罪感）；但真正的原因是，认识这位老者的大都是在这里长期居住的居民，而且也正是他们在照看这位老者，确保他不受伤害。有一次，一个保健食品店老板跟我在一家餐馆里聊天，她拿起本打算给服务员的2000里拉小费，将它交给了那位老人，然后解释说，服务员肯定能理解为什么这次没收到小费，而且不会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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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游民的数量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系列恶性事件后开始急剧下降，一部分无业游民在这些事件中为法西斯帮派的打手（brigatisti neri）所伤。而此前一位意图给移民开设接待站的活动家似乎也为这帮人所伤；此外，该帮派还洗劫了一家珠宝店（在这起事件中，他们明显得到了安插在警察中的内应的帮助），并在重建共产党（Rifondazione Comunista）位于本地的办公区纵火。尽管如此，怪客和游民仍在这里受到友好对待。一位形容憔悴的老人每到晚上便在各家饭店之间蹒跚游荡，用尖锐的嗓音——那种声音就像从跟他差不多年纪的留声机中发出来的——唱着跑调的歌（包括一些外国歌曲），一边唱还一边应着曲调若有若无地挥动着手。他总是面带和蔼的笑容，试图与饭店的顾客交谈，尤其是外国顾客。有一次，他因为从我和另外一位顾客那里收到一些钱而十分感激，因而又开始主动献唱。此时，有些恼怒的饭店经理不失礼貌但又笃定地告诉他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并急忙将他带出门外。

这一幕令人感受到那种共享的团结感挥之不去的痕迹，而这种团结感在今天比这位暮年歌手更加衰弱。那些在每年10月的各类庆典到来时聚集在小型中心广场上的人，大多已不在蒙蒂居住，但他们会回到这里重新找回记忆。他们要么是被墨索里尼20世纪30年代宏大的城市卫生与监管计划赶出这一地区，要么就是被当下新自由主义急躁的士绅化过程驱逐。他们回来的原因，正如一句谚语所说，“在罗马，如果你离人们的视线太远，便也离开了他们的心”。一些人回来参加与圣母马利亚年度庆典有关的仪式活动，这些活动由教区教堂一手操办。在这些活动的高潮，数千名上了年纪的前居民以及他们的家人聚集在广场上那个16世纪的喷泉周围。但也有一些人在其他时间回来，坐在春天或秋日的阳光下与为数不多还住在这里的老居民交谈。他们操着罗马方言，有一搭没一搭地追忆往昔，讲一些粗俗的笑话。他们的谈话，与手拿公文包、迈着坚定的步伐径直走过广场的大多数年轻人所使用的那种清楚明快的措辞形成鲜明对比。

此外，这里还有一些“猫奴”，他们通常是上了年纪的人，给在这个街区里惬意游荡的野猫们喂食。罗马人对猫深深着迷，在银塔广场，即威尼斯广场的西边，有个巨大的猫咪庇护所，它们与古代遗迹共生共存。当政府资助的考古学家威胁要移除这一庇护所时，人们愤怒的反应使得考古学家落荒而逃。一位会定时喂猫的蒙蒂报摊摊主严肃地告诉我，“喂猫比喂人强（Mejo a’e bestie che ai cristiani）”。在这一表述中，他像从前的人一样使用“基督徒”（cristiani）一词来指代“人类”，试图唤起一种共担原罪的感觉。他又补充道：“真正可耻的人少之又少。”

在二战前的时代，蒙蒂被两个敌对的家族头目（capi rione）控制，他们把设法保证邻居不被欺诈、打劫，女性不被骚扰当作自己的责任。 一个家族的拥护者将自己描述为“社区看门人”，坚称他们家族从不容忍勒索保护费的行径和贩毒者，“而且我们一直以来都不得不将这些人清理出门户”。人们熟稔彼此在社区的角色。直到最近，人们都还以职业身份——屠户、出租车司机等——而不是以其姓名为人所知。即使从事同一种职业的几个人住得很近，他们也会被人们冠以可以区分开他们的独特的职业标签。那些被贴上标签的人有一种深刻的共谋感，这种感觉主要针对无处不在的外来掠夺者——包括国家官员——的干预。这种共谋类似于黑手党的“缄默原则”（omertà，这一术语有时会在这种语境下被提及），但却非常脆弱。在一个城市警察都来自工人阶级队伍的城市里，这种共谋很容易被告密者和孜孜不倦于顺藤摸瓜的公职人员渗透。

人们现在常常用上述脆弱性来和旧日的牢不可破做对比，但这种旧日情形其实往往是带有怀旧性质的改编版本。一个珠宝商在哀叹呼吁工匠们联合起来共同维护集体利益之难时说：“过去我们这儿的那种团结再也见不到了。”这番怀旧还糅合了一种强烈的阶级认同。在人们尚能记起的过去，工人阶级人口的数量优势是压倒性的，而当时那些为数极少的能被本地人视为“真正蒙蒂人”的富豪和贵族——据今天的蒙蒂居民称——能够和工人阶级和乐共存。这些说法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构成了对当下的境况——尤其是士绅化带来的恶劣后果——的强烈批评。此外，人们也常常模糊他们对绝对称不上平等的天主教共栖主义（mutualism）的记忆。

19世纪的格里罗侯爵（Marchese del Grillo）便是一位这样的贵族，他在蒙蒂的传说和记忆中占据尤其重要的位置。这位深受教廷喜爱的易怒贵族的宫殿占据了该区上段，横跨将蒙蒂与古代广场群隔开的那条大路，在这座宫殿中他培养了一批出身工人阶级的家臣。有一部关于格里罗侯爵的罗马方言喜剧，至今仍在为那些喜爱它的观众上演。但在真实的生活中，这些大人物并不像他们今日的舞台形象那么和善。尽管少数贵族和富商对工人阶级工匠以礼相待能缓和二者间的关系，但人们从不会认为这种“以礼相待”等于“平等相待”。即使是对过去互动的幽默回忆也带有关于另一个时代的暴力色彩。有人告诉我，这位侯爵曾要求教皇允许他向路过的犹太人丢石头。教皇告诉他犹太人受到教廷的保护，不应该受此伤害。因此，这位侯爵决定向犹太人扔生土豆，以免引起教皇的不满。而保护——无论是以停车场收取停车费这种零零碎碎的保护费的形式，还是以教皇对一个很容易被威吓住的宗教少数派实施的家长式统治的形式——对那些明知它不一定带来好处却别无他法只能接受的人而言，其实是沉重的负担。而且，在本地人的普遍说法中还带有这样一层意思，即贵族和教会在对待犹太人及工人阶级的态度上只有程度之差，而无本质之别。

与之相反，现代主义对于阶层的理解，以更为直接、清晰的方式在空间中折射出来。对于空间的所有权本身成为阶层身份的标记，在这种情况下，以往最贫穷的居民的公寓现今成为文化区隔的象征性标记。其结果是，在正经历士绅化过程的地区，穷人和粗鲁的人的存在，让这里的新来者觉得罗马与其所标榜的那样一种生活尤为不符。无情的市场驱动了这样一个过程。结果，在今天，没有任何一种人们缅怀的旧日礼仪能够保护弱者免于富有投机者——这些人被恰如其分地称作“住在公寓楼里的人”（palazzinari） ——的无礼对待。 g7XLEq+n4nxtHiC9gliRjgH7D2jY6EqGUK6HnPQqMZlUqsd8TZgo7v4tr0mDY8v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