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曲
遇见永恒之城

从罗马市政厅大楼高高在上的办公室离开，三个自傲又愤怒的女人从容不迫地走下台阶。这座市政厅俯瞰着当初由米开朗琪罗在古老的卡皮托利诺山遗迹上设计的广场。她们穿过墨索里尼打穿了古罗马广场而修建起来的那条凯旋大道（今称“帝国大道”或“帝国广场大道”），坚定地走向她们的家。她们的家就在图拉真市场背后的某处，这座市场现在被无情的新自由主义者视为购物中心的前身——合该让位。本地政客没能在那股新自由主义力量将她们驱逐出家园之际保护她们，这使她们怒火中烧。她们庄严稳健的步伐和带有强烈冒犯之意的流畅手势都流露出这股怒气。尽管这些官僚打算玩一场拖延游戏，但永恒之城的节奏 ，即其社会交往的节律，还是掌握在本地百姓手里的。熟知本地情状的观察者能很容易地从她们的从容步伐中觉察到罗马手艺人和店主那种处变不惊的自信，以及未来长达数月的辛酸对抗的征兆。

我写下上面这段文字时，也意识到我本人对一种想象力的失败感到愤怒。现在，这种失败令承载着帝国与教会历史的古老都城成为一场有可能是爆炸性的住房危机的现场。这可能是意大利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住房危机之一，也反映了新的国际经济压力下全球许多其他地方的相似进程。我再度审视自己的文字，发现它们一旦脱离自己的语境，就会毫无意义。我的文字描述的是一段已经被毁的生活的残骸，只是像附近泰斯塔乔（Testaccio）古老的破陶罐堆那样的巨型垃圾堆的一角，那里如今已经是现代工人阶级的生活区。历史的碎片到处都是。一位在纳粹的拉网式搜索中存活下来的犹太小贩字字铿锵地慷慨陈词，称这里有多少块石头他都知道，他下嘴唇上翘，长着胡须的尖下巴直指天空，义愤填膺地抗议。多种历史的痕迹以一种巧妙的无序方式堆叠起来，破碎地散布在这些即将消亡的家园中。它们是疯狂考古后剩余的残渣，如今杂乱无章地运用苍白的章句，寄望于通过不断重述自己的失败，重述自己面对层层堆叠的灾难与胜利时的不断衰退，来恰如其分地表述这个地方的痛苦之美。

我们此刻身处旧罗马的心脏——蒙蒂，即罗马第一区（er primo rione de Roma），尽管从来没人能说清所谓“第一区”究竟是就历史而言还是就重要性而言，但二者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这里曾是古苏布拉街区，从过去到现在都是红灯区、都城的边缘之地；而对许多人来说，这座都城也是其所在国度的边缘之地，因城中充斥着据说相当缺乏教养的官僚和工人，而受其他地方的意大利人鄙视。蒙蒂是个悦目之地，有着巴洛克建筑极为斑斓的壮丽，当中夹杂着相当古老的遗迹，以及19世纪和法西斯时期，浮夸宣传烙下的唐突、粗笨的印迹。它向田野调查者提供了感官上极为愉悦的环境，但也因其美而招来士绅化（也译“绅士化”）之祸。许多此地居民热切地想将他们对此的想法和知识分享给我。

与整座城市一样，蒙蒂区正在成为全球联结（global connec-tions）的一处焦点，这种经历对当地居民的古代先人来说再熟悉不过。在我居住的那条街上，一位来自德国的物理学学生站在安静的街头记录日食，一对住在附近的秘鲁夫妇驻足观看，随后，两位亚裔女性加入了他们，再之后是三位本地匠人。包括一位印刷工和一位铁匠（出于相同的目的，他也架起了自己的简易设备）。这种场景并不罕见。在街道尽头，几位早已在本街区站稳脚跟、备受尊重的中餐馆老板正用这个城市独特的调调跟顾客们寒暄。并非所有移民至此的人都如此受欢迎，因种族主义而生的不快经历时有发生。但只要这些移民掌握并践行本地的礼节，就能比那些搬来此地的意大利富人更受认可，因为后者并不在意他们邻人的生活。

我最初探索蒙蒂区时，一位陪同的大学教授朋友礼貌地问候了一位眼熟的绅士。后来我才得知，此人是意大利共产党（后更名“意大利左翼民主党”）的前领导人乔治·纳波利塔诺（Giorgio Napolitano）。几年之后，在我着手写作这本书的时候，他当选为意大利共和国总统。这里的居民会骄傲地指着一栋高大的楼，告诉你总统曾在里头住过；一位加入了共产党的肉商尤其骄傲地表示，自己曾把预加工肉卖给过这么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彼时的欧盟委员会主席、两次担任意大利总理的罗马诺·普罗迪（Romano Prodi）曾临时住在一家酒店式公寓（Residence）里，那栋楼几乎正对着我家。普罗迪现在的居所所在的大楼曾住过一名铁匠，铁匠是被驱逐出那栋建筑的。“蒙蒂，”他说，“再也不是穷人住的地方了！”即便是那些没有因为名人邻居的到来而受到影响的人，也表现出一种自豪与恼怒交织的复杂情绪。一位居民抱怨说，半个区都被那些愚蠢的外来户占领了，有演员、政客，还有妓女！考虑到蒙蒂素有恶名，他的评论中也许包含了些许悖谬的自豪。

他所描述的这个过程正是士绅化的过程，即对一个破败住宅区的升级。那些有足够财富购买雅致生活的人，追逐购买老房子的新潮流，但这股新潮流给低收入的原居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作为罗马历史中心区的核心，蒙蒂拥有罗马所剩无几的由历史悠久的住宅楼构成的建筑群，坐落着圆形竞技场、帝国广场群、圣彼得锁链教堂以及罗马圣母大堂等建筑明珠——这些西方文明的标志性纪念物代表了罗马历史从共和国时期到法西斯时期的每一个阶段。即便如此，它也行将屈从于遗产工业（heritage industry）。罗马历史中心区现在已经变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遗产。如今，在世界主义风尚的影响下，在这块据称凝结了世界文明史的土地上买房和居住，成了一件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的事；日常交际的节奏被迫让位于对“永恒性”的商业化。新来者未必如贫穷的居民们所想象的那样对这一区域毫无兴趣，而是已经在其界限内外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会生活。但不幸的是，日渐加深的阶层分化还是制造了“新来者脱离本地社会生活、傲慢自大”这一集体印象。

那些生活被规模化驱逐摧毁的本地人，尤其能意识到这样一种讽刺的现实，即那些将他们逐出家园的人却可以宣称自己是国家遗产的保卫者。这里的关键是patrimonio，即英语中的heritage或inheritance（遗产），这一术语是官方历史建筑保护话语的中心主题。patrimonio的含义类似“遗产”一词，但有着对“父系”（patrilineal）这一意义的额外强调，它让人产生一种联想，即它是为后代子孙保管的物质遗产。 罗马不仅是一个拥有大量欧洲文明纪念物的城市，也是一个尚未完成巩固国家认同大业的民族国家的首都，这使得那些大谈国家遗产的人与那些强调自己生而为罗马人、生而为此一街区中居民的人之间的紧张对立大为突显。

另一关键词civiltà传达了一种高傲的进化论观念，其指向的“进步”通常和英语中的civilization（文明）联系在一起，并在社会意义上等同于都市性。它与civility（礼貌）一词同源，而就好的举止造就如鱼得水的社会关系而言，“礼貌”绝对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个词只是在有助于维持社会的稳定与秩序的意义上才能表示公民道德（civic virtues）。而当人们感到自己的公民权利和义务（civic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正在被篡夺，人们有时就会表现得很不文明。

对许多意大利人而言，身为欧洲人、意大利人和特定城市的居民，civiltà观念是他们的patrimonio的一部分。那些在像罗马这种城市的历史中心区购买了一块土地的人，声称自己拥有崇高的文明地位，这与罗马工人阶级的粗鲁举止形成了鲜明对比。而那些在原居民中占绝大多数的工匠、体力劳动者以及小商户，则拒绝承认新来者高人一等的地位和知识。

驱逐风潮中的冲突，本质上是生活空间、经济权利和经济目标上的冲突。但同时，这种冲突也以相似的方式存在于上述两个群体各自的文化资本之间。新居民们并不只是享受他们更强大的经济实力带来的好处，他们也在重新定义文化资本、意大利人的认同，以及许多群体声称拥有的那段历史的未来的意义。士绅化在全球范围内的诸多影响（这些影响当然也在各种不同的场景中被复制），以及由此产生的阶层冲突，都烙上了各地本土观念和实践的特征。

罗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尤其有效的放大镜，供我们检视这些问题。这既是因为其历史在全球的重要性持续与本地居民的社区忠诚产生冲突，也是因为士绅化进程发生在这个城市的住房危机受到国际关注之时。在“全球化”一词被创造出来之前，罗马就已经是一个“全球化”中心。罗马是天主教会的行政中心与宗教中心，而天主教会接过已不复存在的世俗帝国的责任。天主教会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地理分布最广、有最多地方变体的全球性项目。 对于既有全球化研究文献中的那些粗略概括，以及那些伪装成捍卫地方文化权利的法西斯排他主义咆哮而言，本研究构成一种平衡力量。我希望能够呈现的是，这两种刻板印象既不能恰当描述，也不能充分解释这座城市的生活中有时呈现出的那种令人备受折磨的错综复杂性。这座城市堪称人类巧夺天工、最具悲剧性的产物之一。在这座被称为“永恒之城”的城市中，无论是建筑还是其中的居民，都正在经历“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