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过去的热衷

如果说，历史是对人类道德、对躯体之朽坏与灵魂之腐败的编年，那么，历史也是人们共享的社交与自豪感的来源。正是这种充满罪恶的特性使它成为诞生亲切感——事实上就是一种亲密感——之地。蒙蒂人就深刻地参与到与他们历史有关的各种活动中，他们为自己生活在估计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红灯区中而感到骄傲。

我在田野调查中和两个出租车司机（tassinari）变成了密友。罗马的出租车司机在过去总是被人与现代罗马人这一身份联系在一起，不过最近这个群体的名声有些不好。 他们二人均为有关罗马的古籍的狂热收藏者，为了搜寻初刊本，他们总是耍小计谋。有一回，他们热烈地讨论某古籍各版本的相对优点。其中一人收藏有某个版本的一份摹本，言语间透着对自己那种小奸小诈之智的得意。他有时会吹嘘自己如何拿着我的名片闯过某机构的一个傲慢的图书管理员的关卡，最终看到一部古籍。那部书里有一首17世纪的诗歌，写的是臭名昭著的罗马暴徒（bulli）中的一位，那是他所能找到的仅有副本。当然，他在乎的是拿自己手中的摹本和那份初刊本比对。但同时，他也在意自己从朋友——“教授”，也就是我——以及那位傲慢管理员那里取得的“胜利”或“优越感”。他也以向我讲授蒙蒂文学史为乐，在此过程中不仅慷慨大方地传我以信息，而且不吝进行讽刺性的奚落，以提醒我：至少在蒙蒂这个地方，他知道的远比我多。他其实是第二代那不勒斯移民，但对历史的热衷使他获得了“纯正蒙蒂人”的身份。他尤其喜爱讲述蒙蒂是如何躲过1527年罗马之劫之后的大屠杀的，而他的口音也已深深为本地方言所影响。

传统的说法是，只有在罗马城住了“七代”的人才算是纯正罗马人；但人们普遍认识到，真正能达到这个标准的没有几个人。那些生长在罗马城边、有着浓重罗马口音的人，常常被蔑视为乡巴佬。但正如一个古董商所说的，所有居住在此的人都无可逃离地被堆积的历史遗留物包围，而这恰恰给了他们一种安全感。这个古董商出生在撒丁岛，曾是位因工作而到处旅行的记者。他说，他觉得自己既不是撒丁人，也不是意大利人，而是罗马人。站在他那间位于一条建于19世纪的主街上的店中，只需向外一看，即可见到一座建于中世纪的塔、一座古代基督教长方形会堂、帝国广场的边线和意大利统一（Unification）之后立刻修建起的坚固的中产阶级殿堂。作为它们的背景而高高矗立的是议会大厦，更远处则是设计于19世纪的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Vittorio Emmanuele）纪念堂顶上的古战车。墨索里尼开辟的那条用于仪典的大道贯穿多个广场，延伸至圆形竞技场，纪念堂就在这条大道边上。

在罗马，过去是无法回避的，尤其是在蒙蒂区，罗马圆形竞技场让人无法忽视它的存在。在我住处的斜对面有家由一对夫妻经营的饭店，女老板告诉我，罗马皇帝喀劳狄一世的妻子梅萨利娜的鬼魂偶尔会在街上游荡。由于淫乱和政治不忠，喀劳狄一世最终下令处决了她。好奇的路人更想从这位传说中的“百事通”那里了解，著名电影人马里奥·莫尼切利（Mario Monicelli）是否真的还在他们的饭店用餐。事实的确如此，她回答说——这些偶尔会参与公民事务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不可能有任何隐私，因为他们也已经成为集体遗产的一部分。莫尼切利有一次参加了一些本地政治积极分子在一家葡萄酒酒吧组织的新闻发布会，以促使人们更积极地参与该地区的未来计划。虽然他说得很少，但他以及当地一位知名记者兼作家的到场，使大家变得热情且积极。当普罗迪搬到他在蒙蒂的公寓后，尽管这位大人物很少实际住在那里，而只是在他不得不返回自己国家的首都时才将之作为短期临时住所（pied-à-terre），但住户们还是向路过的游客们炫耀此事。这样一种关联所带来的魅力，显然足以吸引少但持续不断的好奇游客。（当时住在附近的一位英国人类学家评价道：“可怜的普罗迪！”）

这样一种关联也使蒙蒂子弟中那些有名者得以持久地在场。物理学家费米的老实验室就常常作为一个被投注了这种特殊兴趣的地点而被提及。 内政部和一个本地学术组织之间漫长的斗争很好地说明了国家官僚和本地政治积极分子在“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这一问题上的巨大分歧——内政部想用这栋建筑来存放老档案，声称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存放，本地学术组织则希望看到费米这位本地英雄得到尊重。而对本地人来说，现代性似乎比来自古老过去的亡魂有更直接的吸引力。一个饭店老板甚至劝我买房，他告诉我这儿的房价最近迅速跌到了原来的一半（不过这个消息是错的），并争辩说，来自更好阶层的新居民有助于对本地“文化”的保存，比如费米的实验室就是这种文化的一个代表。

对名人的兴趣多少掩盖了人们对有钱有名者的不耐烦。博西奥（Bosio）咖啡店自夸曾是费米及其同事最爱的地点，还分发写有罗马方言诗歌的小纸条，纸条上的文字提到，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当年就读于离此处不远的宗座圣多玛斯大学时，常路过此处喝上咖啡一杯：“在此驻足，享受一杯咖啡和一个微笑吧/就连教皇也前来品尝过它/也许它有天堂的味道！”

古老的过去也引发本地人的共鸣。我们所住的那条街一直延伸到广场，延伸到奥古斯都建立的大石墙。他下令建墙不仅是为了防范火灾，也是为了挡住苏布拉区的肮脏百姓。像罗马城中心地带的其他地区一样，蒙蒂彻底地，而且有点令人费解地呈现出“地层性”（stratigraphic）。 在我们脚下展开的这条街初建于古老的过去，上面有意铺设了传统的菱形鹅卵石（sampietrini，圣彼得之石）。这些石头令从它们头上驶过的出租车嘎啦作响、弹弹蹦蹦，就像两个世纪以前驶过的双轮马车一样。 一个本地建筑师断言，在可能是世界上有人持续居住的最老的街——蒙蒂圣母街（Via Madonna dei Monti）上，较老的那些房子复制了古老的因苏拉建筑（insulae，古罗马高层住宅）的结构。要说这些建筑是在许多轮拆毁和重建中复制的古老样式，似乎不大可信，但因苏拉建筑结构的总体原则的确在这些房子上得到了印证，例如内嵌的中庭、外伸的露台和朝向街道的作坊。

这一地区体现出的对过去时代的呼应也十分丰富。我们住在一栋坚固的18世纪殿式公寓（palazzo）中。最初，我们那位虔敬善良的房东的祖父买下了它。这位祖父是个出身佛罗伦萨的工程师，1890年时为梵蒂冈工作，那正是这座城市被最终统一进整个国家领土的20年之后。在我们这栋建筑的斜对角，有栋更小的建筑，建造时间恐怕还要早上四个世纪。那里头的打印店还保存着一架老印刷机，不过已经完全过时了，因为房东的儿子如今已转而使用电脑技术——面对这一切，房东只是带着不解但又含着温情的好奇，摇摇头。这位老人平时十分自觉地使用罗马方言，而且时不时地插入一些尤其能突显他对这一方言的忠诚的短语；而他儿子的口音虽然也有点罗马味道，但每当他和外人打交道时，都会轻易地滑向标准意大利语。

一些方言语法常常令讲话者自觉其所用语言的古旧； 与此不同的是，一些曾被认为过时无用而被抛弃的物件在今天却越来越得到重视。位于打印店拐角处的那家餐馆展示着某任店主留下的20世纪40年代风格的老式木制冰箱。更远处的一家理发店摆出了满架子老相机，令我们想到，曾经尝试去记录视觉性事实的并不只有旅行家和人类学家。附近的博西奥咖啡店则摆出一台笨重、矮胖、几乎到人肩头这么高的老式咖啡研磨机，所有来客都能看到（这一点对于那些新生产的机器来说，是卫生法所不允许的）。这台机器似乎显示这家店在本地历史里曾占有一席之地——其效果，至少能和店墙上那些刻意用罗马方言写作的诗歌所显示的历史感匹敌吧。一家药店则干脆将始建时间（1740年）亮出来。药店过去的一任店主还时不时光顾此处，他很积极地塞给我一本罗列许多罗马老店的大画册，他的药店在书中被放在很显眼的位置。

我们所住的这条街上伫立着一座建于16世纪的教堂，它旁边的旅社曾被用来安顿新改宗的犹太人。这些人当年被基督徒从犹太社区生拉硬拽来此，却又受到那些怕被他们污染的纯正基督徒邻居的孤立。这条巷道被命名为“新改宗者街”（Via dei Neofiti），以歌功颂德，这个名字沿用至今。在街的那边有一家老印刷厂，曾为意大利银行印制钞票，后来因丑闻而被关停。在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的附近，法西斯主义者的战争纪念碑和巴洛克风格的本教区教堂极不协调地比肩而立。而马路对面，徘徊在一块大石板旁的小贩在兜售她的鲜花，这块大石板被认为已经在此安放了数千年。

沿主街向下朝圆形竞技场走去时，人们常会被从巨大的绿色垃圾桶中溢出的发臭垃圾堵住去路。而在主街边一条位置稍高些的边巷中，一块镌刻年份为1749年的石刻——这样的石刻在城中到处可见——上写着要对那些不顾“街道长官大人”的命令而丢弃垃圾者罚款并施加其他惩戒的威胁话语。但问题从未因此解决。即便一度有愤怒的居民在附近张贴了请求人们不要堵路的手写标语——“务必将垃圾扔进垃圾桶，而非别人家窗下！”——也无济于事。标语很快就被人撕去，垃圾迅速再次现身。

很显然，蒙蒂深嵌于一个非凡的“长时段”中。我甚至在犹豫将这个长时段称为“历史”是否妥当。因为我们实在太容易感受到它的在场性、即时性，太容易感受到它是一个被活生生的人居住的所在了。同时，它还带有传说般的气质，没有一个本地居民能忍住不在讲述时对它所涉事件的张力和它的时长大加渲染。就连我自己也时常受到这种修辞热情的诱惑，也会津津乐道于“‘我们’这条街已经被人类几乎不间断地行走了两千年了”这样的言辞。

居民对历史的意识虽然能够被深深地感知到，但这种意识似乎离不开一种更明显的对历史性的戏剧性生产。蒙蒂地势较低的一端延伸至圆形竞技场，在那里，直到最近，那些插着红色羽毛、手持现代钝剑的“百夫长”还在摆出姿势哄骗游客拍下昂贵的照片。许多年来，尽管有法律禁止在几乎所有考古遗址上从事商业行为，但当局一直容忍这些“百夫长”；他们因所提供之服务的“古老”（antichità di servizio）而被允许存在，而这很好地证明了罗马人妥协的能力。但是，到2005年春，事实证明这些“百夫长”实际上是一帮当地的混混，听命于罗马黑社会的一个小头目。这个小头目最近刚从监狱里出来；在他的指挥下，这些入侵者用严重的暴力威胁赶走了他们的对手，现在正从一些更容易受诱惑的游客那里获得丰厚的回报。

有更多独立想象力的游客可能会选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接受他们相当笨拙的拍照服务；比如，在距此不太远的地方，游客可以看到最初的角斗士学校已被摧毁但尚未被重建的地基。那里唯一的塑料制品就是路人从冰激凌店或者比萨店出来后丢弃的垃圾。但假冒的百夫长也已经成为罗马现代景观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还包括那些损毁墙壁的涂鸦。这些“百夫长”就像墙上的涂鸦一样，使用的是口音非常浓重的罗马方言。这对于这些后世本地小权贵的跟班来说恰到好处。

其他一些时刻则更多地唤起有关过去的民族意识。我能想到的一个情境是：宪兵队的铜管乐队在罗马圆形竞技场边奏响威尔第著名的《飞吧，思想》。这首歌曲在歌剧中是由被流放到巴比伦的犹太人奴隶演唱的一首合唱曲，在意大利复兴运动期间（意大利统一运动时期）被认为是第二国歌；而且最近这首歌也为那些意图建立一个独立于罗马的国家的北方人所认可。 尽管这个场合透着官方气息（当然我不是太关心），而且意识形态也被令人不快的反向力量征用，但是听着充满激情的铜管和声，我发现自己也对之报以强烈的情感。然而，这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场景：你悬置了你最珍视的那种感知力，即对世界该如何运行的感知；随之而来的是另外一种现实，这一现实存在的时间足够长，足以让你瞥见那种奇异的魔力——那种能让本地人眼中难以运转的国家和难以管理的城市得以维持其看似坚不可摧、实则虚假的荣光与团结的魔力。

这类表演所生产的那种“永久感”，虽可以无限重复，但其本身却终究是暂时性的。其中包含的破碎性也是确定无疑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破碎性在于那种被“地方社会学家们”辨认出的“微型分区”的持续存在（这些地方社会学家承担着将迅速现代化的城市恢复到适合人类交往的尺度上，从而将社会空间还于人们的普通活动之用的责任）。在另一种意义上，如同文化（cultura）一词，“微型分区”（micro-quartieri）这一表述本身已经成为一个日常的描述性术语；罗马人或许浸润在历史之中，但他们也是不知疲惫的社会学家。社会学调查，包括一些受城市当局委托进行的，聚焦于各行政区中内部分化出的小型分区。社会学家洛伦佐·贝里契尼（Lorenzo Bellicini）给“微型分区”做了更准确且更学术化的定义，但该定义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其对本地居民的经验与感知的呼应。 我的一位电工朋友在讲出一连串各有其典型特色的街道的名称后，解释称，正如蒙蒂的每个分区都各有其特色，放高利贷者也以反映每个地方的经济和社交特征的方式在蒙蒂特定的小区域里游荡。

在他的讲述中尤为有趣的是，他将切利奥（Celio）也包括进来。但是，1921年，教皇就通过法令将这一区域从蒙蒂区分割出去，在此约半个世纪前（1874年），一个类似的法案将埃斯奎利诺分割出去。人们对蒙蒂区的缩减至今仍耿耿于怀。但在地方主义的相对主义逻辑中，这并不能减少那些因被驱逐而被迫生活在新边界的另一侧——埃斯奎利诺——的人对他们被流放的悲剧感到的怨恨。这些重新分区的行政法案永远无法根除本地人对整个蒙蒂地区的集体归属感，这既指对自己属于罗马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区的归属感，也指对自己属于唯一一个在外国侵略的过程中从未发生过人口骤降的区的归属感。而在今天，这种历史自豪感的来源，已随着该区人口的急剧下降以及老一辈家庭的消失，而变得空洞。 0Rv6ju4YZVsYEHS3uJVairKaXXrgGYVKp5c4cj1NL2ylfuT6hg29ODDGRQnZfts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