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利贷一直以来持续在罗马扩散,甚至遍布全国。由于高利贷必然涉及支付利息的时间,教会谴责高利贷的这个方面尤其令人发指,因为时间作为一种公共的善(common good)是属于上帝的,正由于此,时间被人类挪作他用不可能合法。
放高利贷的人在催收欠款时表现出的精确性,模仿了忏悔室中的神学演算法(theological calculus),但其结果不是授予赎清罪恶的机会,而是将抵押物敲诈到手。此外,放高利贷者按照时间流逝来计算利息,但却适时地愿意在精确性上妥协并放松他们的控制——在实践中他们的确是这样做的,也素有此名——但这仅仅是为了有效地强迫负债者找到还债的方法。而这个方法通常是,去找其他放高利贷者借钱。
那些落到放高利贷者手里的人,直接与他们灵魂的缺陷以及他们所生活的社会世界的缺陷遭遇了。罗马不仅是教会之都,而且是国家首都,对于很多人来说,它还是高利贷的中心。
国家在遏制高利贷之恶——人类集体原罪的报应——上的惨败,恐怕也最清楚地表明了这个国家内部的分裂和结构上的脆弱。与高利贷相比,国家自身通过赦免以换取部分罚款的实践更具有救赎性而不是惩罚性(尽管它对过去和现在长期缺乏现金的政府系统也是有利的)。但是国家在有效控制银行及其经营者方面的失败,导致许多贫穷的商人和匠人落到放高利贷者的手里,同时也使国家和银行达成了共谋关系。二者沆瀣一气,使这样一种实践长期存在,也使之成为深重而无尽的痛苦的根源。如詹姆斯·阿霍(James Aho)所说,如果复式记账法这种精准的簿记方式的出现是忏悔室对罪恶精细核算的延伸——这样一种方法导致了宗教改革后公民管理中有关“追责”的术语的出现——那么可以说一个同样精细但在社会和神学意义上有害的计算形式,通过自上而下的债务螺旋(这正是高利贷的特征),偷偷重新确认了时间性。
尽管意大利是一个以天主教为主要信仰的国家,但它随后还是像北方的那些强国一样,转向了后宗教改革的公民道德模式。然而,现实生活提供了与当地社会的亲密需求和宗教实践更为一致的替代方案。这就是导致人们认识到公民理想与社会实践之间存在分歧的原因,这样一种观点有时是愤世嫉俗的,但又总是切合实际的。人们带着从经验而来的偏见去观察那些本应按公民原则行事的当局采取的行动。因为他们知道,官僚就像忏悔室里的神父一样,并不总是践行他们所宣扬的内容。而且,对道德内省的呼吁,并不能保证人们服从。在这一点上,教会的世俗政权也成为人们用以理解承继它的现代世俗国家的模板。
放高利贷在形式上是大罪,因为据许多中世纪的布道者说,它与食人一样代表了一种反社会的行为。尽管如此,其社会效用以及随之而来的友谊有效地使它看起来更像堕落的人类所具有的一种可以被赎清的特征,即它是原罪的一个结果。这样一种有关例外情况的诡辩,为那些愿意赌上自己灵魂以追求利益的人打开了广阔的可能性。16世纪末,至少有一位有影响力的神学家声称,感激是“礼貌”和“文明”的标志。由此,这样一种捷径使人们可以接受一些特定形式的利润和价值流通,“但前提是这种价值必须被其给予者以某种姿态抹去”
。通过这种为“文明礼貌”赋予特殊地位的过程——这一过程本身又反过来掩盖了那些早期谴责高利贷的人所特别关注的内在动机——我们能够看出有关举止和友谊的修辞出现的过程。这种修辞在今天弱化了高利贷的暴力性,而且实际上是对社会认可的违反宗教和公民正式法则的系列行为的主要伪装。
这样一种诡辩,无论我们如何熟悉,都令罗马人感到教会经常不遵守自己的戒律。这样一种情绪在禧年庆典期间表达得最为强烈,这一庆典复原了《圣经·旧约》中免除债务的画面,并为教会提供了许多机会来推进其对罪人群体的拯救工作。
罗马人其实将禧年庆典看作一次商业机会,认为教廷会为一己私利在这个过程中捞得盆满钵满。有批判精神的观察者注意到,通过告解使原罪的结果获得宽恕的途径忽然增加,这一情况恰好与两件事同时发生。一是新一波建筑增长热潮;二是所谓的教会为以往罪行(sin)的例行道歉,当然今天教会依然在重复这些罪行。
罗马既是一个神权联邦的首都,也是一个有着强烈左倾倾向和强烈反对教权的工人阶级的世俗国家的首都,在这样一个城市中,一段被教会压迫的历史和各种丑闻的存在最能证明:没有人能在抵抗诱惑的过程中免于失败。
特别是在高利贷和不动产产权的问题上,教会含糊而诡辩的处理和随之而至的对债务人和租户的迫害成为引线,使积累了数个世纪的对残酷僵化之统治的愤恨被点燃。禧年庆典的这一年,对朝觐者即将到来的预期使罗马的大量建筑得到重建,房地产投资大为扩张。本地人普遍将这种所谓的发展看成市政府和教会高层为共同的经济利益而进行的勾结。他们并不认为禧年庆典能为大多数人带来上帝的恩宠;甚至有个算是信徒的保皇党店主说“这个该死的2000年”——这一年该死,是因为那么多盼望借机大捞一笔的人几乎都注定会面对难以承受的失望。这个店主预测说,只有教堂和旅行社能在这时获利。换句话说,在这个店主看来,禧年本身就是有缺陷之物,这个有着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件布满了“太人性的”缺点——这个店主的愤怒反应倒是在这个意义上与教义吻合了。
这一年也可以说是有史以来“进入城市的权利”被抗争得最激烈的一年。特别是在这一年夏天举行的世界同性恋者骄傲游行(World Gay Pride demonstration),该活动试探了罗马一度被大为吹捧的容忍度,然后发现其容忍范围极其狭窄。尽管和意大利就此达成过某种协定,但教廷仍声称罗马是自己独特的职责所在,因此不允许游行在禧年于罗马举办。
教廷领导层试图迫使罗马市政府对整个游行下达禁令,但最后失败了,这也因此成了鲁泰利市长为数不多的不向宗教势力低头的事件中的一桩。教廷争辩说,这场游行会侮辱教皇,而且是品位低下的活动。本地的右翼报纸《时报》(Il Tempo)还搞了收集签名活动,以支持教廷的争辩。
游行最终还是办起来了,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教会及其同情者们如此高度公开的憎恶的一种反抗而办的。反对者们一度威胁说要阻止游行队伍进入圆形竞技场,但也失败了。游行参与者涂着艳俗的身体彩绘、穿着装饰着大羽毛的暴露服装,站在花车上以性感挑逗的姿势卖弄滑稽相,这一切仿佛是故意用来嘲弄那些自诩高品位捍卫者的人。有秩序的人群、强大政党的有力站台以及许多自己不是同性恋者的人在游行中表现出的团结感汇聚在那个冗长炎热的7月午后,展现了日渐增长的对神职人员及其右翼支持者的强硬反对。
教廷的另一些行为也展示了和宽容八竿子打不着的态度,比如将卖宗教类商品的犹太小贩从协和大道(Via della Conciliazione)上赶走,而这是条连接梵蒂冈和罗马其他各个地方的要道。这件事的讽刺之处在于,教会引领了对这些小贩——我们也许可以将其看作对他们那些放高利贷的先祖的微弱呼应——所干买卖的厌恶,但也正是教会从这些买卖中获得物质上和宗教宣传上的好处,比如这些小贩出售的一个标志性物品就是小型圣母像。教廷还争取到意大利警方的协助,暴力驱逐了在圣彼得广场(St. Peter’s Square)上过夜的流浪者。这一切也同样没有逃过本地批评者的眼睛,他们震惊地发现,就在这场驱逐行动发生的同时,教皇还在呼吁罗马家庭要善待流浪者。
毫不意外,关于“进入城市的权利”最本质的问题是住房问题。在此,这一问题与教廷的联系更加脆弱且更缺乏连贯性。但是,我们不难找到教会在驱逐和士绅化的过程中暗中参与了共谋的证据。以往世代居住在罗马历史中心区的许多家庭在驱逐过程中只收到来自不同教会机构的延期驱逐的通知。这种延期策略被设计出来,只是为了避免在国际瞩目的禧年发生野蛮的生死对抗,这过于讽刺。但是,这也无法掩盖在这神圣的一年里,尽管救赎和免除债务的承诺言之凿凿,许多人却正在准备永远地离开他们的老宅。
罗马,这座被称为“永恒”但却布满瑕疵的城市,深深地浸润在其历史中。所谓历史,如我们所知,就是堕落(the Fall)的一切后果。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悖谬的存在,罗马成为天堂在世俗世界中带有讽刺性的回声。从天堂中被驱逐,以及其他一些事件,成为人类生活存在时间性的一个寓言。它揭示衰老、别离以及人类经验固有的各个方面的腐朽与崩塌——肉体的堕落和灵魂的堕落。作为一座被称为“永恒”的城市,以及作为如此关注尘世万物之“转瞬即逝性”(transience)的宗教的总部所在地,罗马需要对物质性存在进行无休止的清算;随着建筑物的衰败,灵魂的状态也在倒退。
对于那些一心想着未来不负责任的行为可以获得正式赦免且毫无忏悔之意的人来说,赦免他们这类人的罪行在教义上是被禁止的。但是,这仅仅是从教义的观点来看。实际上,谁能知道一个人到底有没有悔过之心呢?尤其是在一个人们不敢轻信对方表面的友谊表达的城市中,一个人如何判断这样一种不可见的状态呢?宗教对这个两难问题也给出了一个有效的答案:别人怎么想并不重要,因为真正的判定只在末日审判(Last Judgement)时被记录在案,而且这一结果将是永恒的。
这样一种境况对于一个其命脉在于小规模交易的城市来说是重要的。教堂里的神父教给我们,所有的财务交易都不应以利益为目的展开,仅仅是微小的获利欲望也是一种罪。贫穷的修会中的修士和修女多次起义反对中央权威,最后一次革命催生了新教(Protestantism),但是,教会发家致富的道路却从未被成功阻断,教会将自己任命为所有邪恶诱惑——包括财富——的守卫者。由于其财富的来源之一是赎罪券制度,因此,哪怕买券之人看中的其实是赎罪券带来的“未来能继续堕落”的许可,教会也根本不会去质疑这些寻求其祝福的人的动机。
这样一种内在的共谋弥散在罗马所有有关权力关系的谈判中。教会高级神职人员明显的免罚现象揭示了这种动态的两个最重要的维度。首先,即使是地位最高的高级教士——推而广之,最有权力和看起来最廉洁的公务员——也不能被假定为清白,因为所有人都会受到诱惑,没有人能够完全抵挡诱惑。第二,无罪判定层出不穷——很重要的一点是,被告被判定无罪用意大利语来说是被“赦免”(assolti)——加强了已经存在的权力。举一个世俗的例子,终身参议员、在二战后七次担任总理的朱利奥·安德烈奥蒂(Giulio Andreotti)被指控密谋进行政治暗杀,但最终被判定无罪。
他在蒙蒂的一位最严厉的批评者承认,确实没有足够的证据。而且,因为所有证据都是由悔过的(pentiti
)黑手党提供的,所以难以匹敌这位前国家领导人(他将自己的虔诚“适当其时”地昭告天下)的威严气势和沉着自信。这位批评者称,如果这事发生在别的什么人(un’antra persona)身上,就有可能被定罪。这清楚地表明,追责与实际发生了什么,甚至与人们认为发生了什么都没什么关系,而是与身陷其中者的相对社会地位有关。因此,一位持极右翼观点的上了年纪的女士称(她是法西斯时代的人类学学生),安德烈奥蒂太聪明了,他不可能让自己卷入这些事情中。但如若有什么事情牵扯到已故社会党领导人克拉克西,她都会相信。归罪和免罪基于等级制度、意识形态和当时的情况,而不是基于抽象的公民意义上的正义。正如一位五金店老板娘的敏锐发现:罗马人也明白,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l’arte del possibile)。
但是,这样一种态度可能也偏重于迁就外部权力,或者说向其投降,尤其是受城市管理影响越来越大的经济力量。由此产生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普遍存在的时间性意识。尤其是,新的公民秩序要求一种新的核算形式,这种新形式更多地嵌入以测量为基础的管理理论,而非社会经验中。一批人类学家将之恰当地称为“审计文化”。
这样一种系统在控制人们的诚实方面或许并不比其他系统更有效,对忏悔仪式而言亦是如此,尽管其修辞可能暗示了完全相反的结果。
这一系统在罗马找到了先例:通过精确核算,忏悔者在炼狱中的时间凭借赎罪券和表示悔罪的虔诚行为得以减少。但是这种观点与本地人认为的“人类的缺陷使妥协变得必要,由此对完美的追求可以推迟到永恒的彼世”的看法相左,转而追求在现实时间中创造一个枯燥的理想型社会。
这样一种管理式的意识形态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对待永恒。它旨在为一切时间固定一种文化模式,而不是为已经部分腐烂并且永恒悸动的社会与建筑肌理赋予荣耀。它阻止并消解物质性腐败的过程(并徒有其表地声称将政治腐败一并革除)。最重要的是,它常规化了归罪和责任的管理制度,将道德化约为数字审计,将历史化约为由人名和数据构成的一尘不染的编年。因此,罗马的永恒被以管理的方式重新划定格式,被化约为一种分类工具,以栅栏、标签的形式使分层化等实践遍布这片土地。通过对抗腐蚀性的时间流逝,它与宗教教条和社会经验分道扬镳,因为它反对二者在永久保存(permanent preservation,指永生和居住)方面表现出的傲慢。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驱逐当下的居住者
(他们都是糟糕的罪人),并以更少的人取而代之,所有这一切都致力于维护同一个僵化的秩序。
讽刺的是,恰恰是议会的政治光谱中最右的那一派人浸润在意大利特色“社会法西斯主义”中,尤为反对将“社会”(società)置换为“博物馆”(museo)。正如一位态度相对温和、由本地选出的右翼政党“民族联盟”的政客所说,“将历史中心区变成博物馆是不对的,如此一来就只有少数人能被允许住在历史中心区”。毫无疑问,他的愤怒部分地指向拆除帝国广场大道的计划,这是墨索里尼以巨大的建筑和人力成本在古代公共集会场所的遗址上修建的宏伟的仪式性道路;
但他把这一反对意见用关系到社会的语言表述出来,赢得了更广泛的政治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