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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遵循关于意大利的人类学写作的普遍传统，我很容易就会将对人口的描述局限于匠人和店主。我的一位同事曾告诉我，她住在蒙蒂的朋友们似乎并不知道我在那儿出现过。我确实在蒙蒂遇到过（非匠人也非店主的）知识分子、政客、艺术家，也在“蒙蒂社会网络”的活动中与他们会过面。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对我的不情之请的大方回应不逊于其他居民，但他们的确很少像后者那样能常常在街上与我相遇。因为他们和那些匠人、商贩没有什么稳定的交集，也因此和习惯于跟那两类人往来密切的我没什么交集。除了他们自己专业领域的社交圈外，这些人的社交范围是在蒙蒂——甚至是罗马——之外的。
也许是因为这里的两所大学的系所带来了可观的学术性群体，蒙蒂区还保留着大量书源丰富的书店。但新一轮士绅化带来的是，一些学者越来越担负不起居住在此的成本，其学术收入已赶不上租金的增速。学生们也一样，住不起蒙蒂，而只能成群结队地走路、骑自行车或摩托来上课，有时窄小的街道会因学生大军而拥堵，他们一面堵着路，一面激昂地辩论或放肆地调情。
那些想和老匠人一样在蒙蒂稳定地做生意的知识分子会被挡在本地人的自留地（reserve）之外。一个想在蒙蒂开古董店的前记者就曾被本地人轻蔑地告知：“您是市长、温和左翼人物弗朗切斯科·鲁泰利的朋友。”他认为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你不属于我们这儿”。携着一个在地方大学兼职教书的外国合伙人，开一家相当不寻常的、与修补匠和木匠们的门面极不相同的店——这些都使得这位前记者和本地的生意模式格格不入。
能将知识分子和资深匠人及店主强有力地联合起来的是“城市激进主义”。一些知识分子率领这样一个迄今为止都一团模糊的群体，开展草根式的介入行动。“蒙蒂社会网络”这个组织就是一例，而且其中的核心人物就是政治经济学家里卡多·特罗伊西。特罗伊西批判全球化运动的残酷表象和毁灭性后果，同时抱持非暴力的政治态度——这一点源于他对基督教取向的民众运动的积极参与。他无疑是组织内的调停者，无论是在住房会议上还是在组织内的活动上，他都不喜欢参与者之间的冲突，也因此有时候其他成员会觉得他过于追求让所有人达成共识，以至于非要听完所有方案再做决断。但也因此，他实干的本事很强，比那个一向很有想法、声称就是喜欢这些会议带来的精神冲撞的玻璃工要强得多。
尽管如此，特罗伊西还是认为追求本地复兴的某种形式是可能的。这种形式是指匠人和知识分子组成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不屈服于士绅化那已支配了全球的经济驱力，不接受当局对这个城市的博物馆学式（museological）的态度。为了寻求这样一种替代性的发展方案，特罗伊西认为最重要的是将那些左翼政党的地区委员会曾掀起过的激烈的政治活动重新组织起来。他呼吁重建“社会性、政治性联结”（legame sociale politico），因为他认为这种联结在新秩序的压力下已经松动。和新自由主义在非洲干的那些事一样，这里的新自由主义也在通过垄断修辞、故意将批评歪曲为敌意等方法，压制人们过“政治生活”的可能性。
在热亚那，当“不要全球化”（No-Global）运动的参与者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并致一名示威者被杀后，那里的乌克兰天主教教堂外墙被刷上了巨大的涂鸦文字“八国集团：凶手卫队”（G8:GUARDIE ASSASSINE）。这个涂鸦显示出，上文中提到的“重建联结”的过程似乎是在这一年开始的。这些文字是用蓝漆喷的，涂鸦者在蓝字下面先喷了一块白色背景，从而遮住了更早的、主要是关于足球话题的涂鸦。我的两个左翼朋友生动地评价道，这个新涂鸦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用“卫队”这样一个能唤起人们对墨索里尼时代记忆的词来称呼这次冲突中的那些警察，而不是直呼其“警察”，影射了警方在广场上骚扰移民的法西斯行为；另一方面，白色背景不只是为了用更具政治介入性的热情盖掉对足球的狂热，还向本地人开放了一块可以签上自己名字的地方，事实上有很多人签了名。这是多年来第一次不去强调某个政党的倾向，而去表达一个集体的愤怒与团结的行为。对于那些很想看到一种能调动起既有社会联结的新情感出现，而不是只有对新自由主义程式的温顺屈从的人来说，这次行动的确是个让他们受到鼓舞的信号。
虽然这次抗议显然不是“蒙蒂社会网络”发起的，因为这个组织严格按照法律原则运行，但是，这似乎预示着该组织的政治积极分子希望复兴他们积极关注的一些议题。这些积极分子非常清楚“时代”的压力，因为新自由主义的管理风格会侵蚀那种有利于开展批判性辩论的社会条件。特罗伊西是组织中参与度较高的积极分子之一，另外一位是城市规划师卡洛·切拉马雷，二者都为我理解本地动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特罗伊西是本地居民，切拉马雷不是，后者在罗马第一大学位于本地的城市研究系任教，并且成为阐明以尊重商人和匠人利益的方式减少交通噪声和污染这一复杂问题的关键角色。还有许多人，包括很多学生也为我的研究做出了贡献。在这里提到他们，而不仅仅是将他们放在正式的致谢中——就像在变焦镜头下发现了物理景观中的一些关键特征，并将其放置在显眼位置——旨在强调他们在重塑环境的过程中发挥的巨大创造性作用。蒙蒂人作为同事和报告人的身份界限在我们共同参与活动的喧闹过程中逐渐模糊。知识分子在这部民族志作品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