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一些匠人已经转为店主,但人们的想象中存在一条分隔两类人的线。与匠人相比,商人应当是政治上的右翼,他们迎合顾客的喜好,并决心为子女留下一份不菲的遗产和社会优势地位。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样一种区分还具有相当的真实性。但随着士绅化向前推进,商业模式也发生了程度可观的变化。尽管小商店的数量依然巨大,但其中一部分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比如草药商和电脑供应商。其中一位商人是一位一般意义上可以被界定为有左翼倾向的年轻女性。她热衷于宣传新替代性药物的诸种好处。她经常忙于照顾她的顾客,专注于增加她的产品的种类,而不愿意在闲谈中浪费很多时间。即使是更为传统的行业的老板——他们中的一些人相对而言是这一地区的新来者——也都有相对进步的政治态度。即使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商人,如果不考虑其生意和公民态度的话,也往往以其左翼观点而闻名。
随着小型但高效的超市的到来,食品供应商面临一场艰苦的斗争。有谣言声称,至少有一家新企业与黑社会有关系。这种谣言的存在至少可以反映本地人对超市的竞争力的恐惧。由于这些超市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提供大量不同种类的商品,它们所代表的不仅是对老式杂货店经济生存能力的挑战,而且是对互惠规范的挑战。然而,这些规范仍然很强大,甚至那些政治观点完全相反的顾客也继续在他们熟悉的老式杂货店里购买东西。
正是在这些家庭式的商业活动中,我们看到了罗马人所宣称的作为其独特社会风格的适应和迁就的主要来源之一。“礼貌”表面上作为一种社区团结的表达,实际上则作为优雅竞争的关键要素而存在,一个粗鲁的回应就会让顾客另寻卖家。表现出漠不关心可能是致命的。一位服装商人说,只有当遇到那种频繁出入但从来不买东西的顾客,他才会拉下脸来。他将这类顾客称为“磨人精”(rompicoglione),对这种人他最终会失去耐心。当生意不稳定时,这种礼貌则会变为谄媚,甚至达到自我贬损的程度。如一位愤怒的老店主所说:“做生意很卑微。”(Il commercio è vigliacco.)他还对“姿态”在决定社会等级方面的作用给出了有意义的解释:“一个好的商人绝不可直盯着顾客的脸(意思是除了保持谦逊的礼貌外,不要有其他动作)。”他的说法揭示出隐藏在适应之下的愤怒暗流:“我必须屈从于暴力的人;必须屈从于举止无礼的人;必须屈从于聪明人;必须屈从于无赖,也必须屈从于温文尔雅的人。我必须屈从于所有人,意大利人,还有外国人。”
这位老店主——他的朋友中没有移民,也没有恃强凌弱的警察——用屈辱中带着疲惫的声音,说出了小店主和匠人们在这个社会中生存的代价。当然,他这种对屈辱的逆来顺受可能隐藏了某种精于算计的本质。当我的一位朋友在他的店里买了一个西红柿时,这位店主的女儿(我的这位朋友从小便认识她)按过高的单价报了总价。当我的朋友向她提出异议时,她做了一些模糊的手势,重新计算了总价,没有解释什么。不管这种适应性的谦卑态度背后的动机和习惯是什么,当一位老熟人和邻居试图进行这种小欺诈时,肯定会让人难以当面指责。毕竟,每个人都得谋生。毕竟,除了那些最有信心和能力的人之外,所有人都害怕放高利贷者会在自己生意失败后伺机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