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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人

尽管蒙蒂以自己的工人阶级身份为傲,但其立场并不像都灵等城市那样是产业工人的纯粹的无产阶级性的。非常明显,蒙蒂人的身份认同是手工工匠。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忠于左翼政治组织,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也是保守的,对技术变迁和革新充满怀疑;而且他们能意识到自己与上层资产阶级以及本地贵族有深远的共生史。进一步来说,今天左翼政治组织更明显是由知识分子、党派活动家以及艺术家所代表。而本地的匠人和店主则经常因为这些新来者的一些主张而感到愤怒,比如,新来者要求开辟步行街,增加其他士绅化的附加物。前者认为,凡此种种阻碍了他们的生意。

匠人群体自己也是在变化的。数量越来越少的是那些基础性的实用工种,比如修锁和栅栏的铁匠、做门的木匠、水管工、玻璃工、泥瓦匠等。这类匠人的日子过得越发艰难。不仅他们所需的原材料的价格在不断上涨,而且他们必须支付的税款和社保金额也在增长。如果他们有学徒,那么需要支付的社保金额就会异常巨大。但大多数人说他们无法承担这笔费用,而且对手工感兴趣的年轻人寥寥无几。因此,工匠们在自己生命中最后几年的活跃期里,为维持生计而挣扎,此后便黯然放弃了自己的职业,任其消亡。少有的例外是那些能够说服自己的儿女也从事这份工作的人,但这种情况也越发稀少。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不利于招收学徒。比如,一个木匠不再需要年轻助手为他制作胶水,因为像许多其他材料一样,现在可以买到现成的胶水。此外,由于国家教育系统提供替代性技能,年轻人一般都避免从事手工劳动。匠人作坊的神秘感对年轻人来说也没有什么吸引力:多疑的师父担心学徒的野心,这会导致持续的紧张关系。此外,在作坊里学徒受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而且学习周期很长。

一些级别更低的匠人仍然留在蒙蒂,但这只是一小部分人,他们要么是长期拥有自己的住房的人,要么是能够以可承受的价格购买其所租的房产的人。新来的一拨匠人明显艺术水平更高,佣金也更高,但即便是他们也面临着困难。例如,一个玻璃工必须花相当多的钱购买原材料,但即便是相对大批量生产,也无法与设计师品牌的商业力量竞争。越发多见的一种情况是,商店复现了以前那种汇集匠人多种技能的模式。匠人与其说是创造者,不如说是修复者,或者说,他们“通过修复二次创造的”物品是个性化的,每件都是独特而昂贵的艺术品。修复已经属于顾客的艺术品,带来的收入很少。但一位修复师告诉我,如果不是为顾客修复,而是他自己买下该物件,修复后就可以以原价的两倍卖出。一些这样的二手匠人因为无法与玛格塔街(Via Margutta)和念珠商街(Via de’ Coronari)等地的技艺更高的同行竞争而逃到蒙蒂。现在他们即将退休,让位于水平更高的匠人。

很少有匠人能在那些负责将旧宫殿“改造”为公寓楼的人那里找到工作,而对所有这类工作的严格控制——至少在房屋外观方面——使工作局限在相对少数被认为有能力的匠人身上。四周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迫近匠人们的生活——这几乎可以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因为在历史中心区的一些地方,一些纪念碑周围竖起了金属围栏(recinti),并划定了交通限行区,这进一步切割了日常生活的空间。市政府计划将尽可能多的匠人聚集在泰斯塔乔的老屠宰场(Mattatoio),这似乎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通过这一计划,官僚将匠人们围起来,同时也破坏了他们在城市其他地方的生活方式,其中也包括蒙蒂。 对纪念性空间的划分越来越严格,扰乱了居民使用街道和广场的习惯,他们以往会在上述地方辩论那些对他们生活影响最大的问题。

图2 反思过去与未来——一位蒙蒂玻璃工。(本书作者摄。)

这一逐渐加速的分离进程带有一丝令人伤感的讽刺意味。匠人和小商店主一直以来都是蒙蒂经济的支柱。尽管那些通常在相当基础的层面提供必要服务的匠人(如木匠、铁匠和建筑工)和那些以艺术家自居的匠人(这类人的原创性产品更多为满足审美需求,而非功能性需求)有所区别,但匠人总体而言被视为保守且不合群之人。 那些以艺术家自居的匠人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且收入并不完全来自本地顾客。有些匠人有自己的网站,也有人试图创建更具包容性的网站,将更为弱势的匠人的作品在更大的环境中进行展示。更加专精和在艺术上有创新性的匠人最能适应新经济的竞争舞台。后者中,有两个玻璃工(vetrai)尤为突出,他们在知识分子的活动中也很活跃,其中一个还参加左翼政治活动。大多数级别更低的匠人与其说是敌视政治左翼,不如说是对其漠不关心,这是因为他们个人主义的工作方式与合作性的社会行动格格不入,也因为左翼本身一直倾向于挣取工厂工人的支持,而将匠人视为边缘的和保守的。

匠人们对那种超出至亲关系的合作方式的抗拒,已经众所周知。在我住的这条街上有一对合作修补皮套的兄弟,街对面则有个和自己退了休的修表匠亲戚合作的钟表匠。即便是至亲,修补皮套的两兄弟也会有合作不快的时候。两人中承担了更多设计工作的那个觉得,另一人整天听广播,分散了自己工作时的注意力。当送鱼的人错将给隔壁饭店的鱼丢到他们门口的台阶上时,他会不断地强调这些鱼持续发出恶臭,让他分心,然后无缘无故地就此责备起另一人来。和没有亲属关系的其他人合伙做生意更难维持,也更少见;在不断增长的经济压力的限制下,这类合作关系的不稳定性也在加剧。例如一个四人合伙的家具维修团队在1993年面临散伙时,四人中唯一一个想为门面续约的人不得不重签租房合同,而和他们在8年前签的那份合同相比,房主这轮开出的价格比此前的两倍还多。

将匠人们动员起来共同抵御上述压力的努力屡屡因内部的相互猜疑而破产。我结识的一位蒙蒂金匠在1988—1989年参加了一个包括市内12家公司的合作性组织的创建工作,12家公司中有2家在蒙蒂开有门面。但这个组织在5年后就解体了,因为组织内部的两个群体,即那些原创性的匠人和那些只卖其他人做好的成品珠宝的商贩,对彼此间应保持何种关系持不同的观点,分歧无法弥合。如果这两个群体当时能保持一致,他们本可成功地将产品联合销往美国,各人都可从这趟冒险中获得可观的收入。但大多数成员还是选择了仅靠店面橱窗招揽那种上门选购的本地购买者。这是个让他们感到安全、熟悉的销售渠道,碰巧看中心仪之物的外人毕竟不能带来稳定的营业额。

匠人们的这种态度在整个地区仍为工人阶级所把控的年代还是行得通的,但在当前境况下,却完全无法适应。除了那些在物品的美观而非效用上下大力气的少数匠人外,大多数匠人都感到自己因旧日的社交圈未能扩展和技术上的传统守旧(traditionalism)而在今天被边缘化了。他们还没有做好适应市场经济新形式的准备。他们的工作不像工厂生产线那样按流程进行,因此缺乏那样的规律性;他们也不总能及时付清日渐高涨的原料费,因此缺乏申请银行贷款时所需的抵押物,从而轻易地掉入贪婪的放高利贷者的陷阱中。有时,原料商同时是放高利贷者,随时准备好接收那些违约客户的全部家当。

少数匠人不愿借高利贷,转而向信用合作社贷款。他们缺乏个人资源,却必须向合作社证明,自己在走投无路时还有拿着固定工资的亲友能代为担保。他们的亲友则除了得不情不愿地承担这项风险,还得花费大量时间办理没完没了的官僚化手续。一旦负债匠人违约,那些为数不多的很例外地向他们发放了贷款的银行或合作社就可以合法地没收他们的商品充当补偿。从理论上讲,它们本不应该把违约匠人的吃饭家伙都没收了,但实际结果就是如此,因为大多数匠人除了这些东西外身无长物。

匠人并不像工厂工人那样,在工资、安全以及健康保险方面得到很好的立法保护。与此同时,他们与工厂所有者之间对顾客忠诚度的竞争也在前所未有地增长。尽管他们明确地受到意大利宪法的保护 ,但他们的生计和工作方式在新经济条件下无法顺利推进,这样一种转变与士绅化进程同时发生,也在后者的影响下被进一步深化。现代性的猛烈降临对消费的模式来说也意味着毁灭性的改变。一位汽车修理工向我指出(由他指出正合适),匠人们不仅制造物件,他们也修复物件。那些制作日常生活用品的人,可以依赖其持有者保持这些物件“可用”且“好看”的欲望:保持其“可用”是因为在物质紧缺的经济条件下,替换物件相对昂贵;保持其“好看”是因为持有者的名声依赖这些物件的外表。但是,修复也可能昂贵,特别是在一个产品被刻意设计成不耐用的时代,这一点就显得尤为真实。因为其原则就是刻意将产品设计为供短期使用,从而使替换整个产品的花销更为便宜。此外,即使是像金银珠宝制作这样精细的手工生意,匠人们也无法轻易与在更有效和更便宜的基础上组织维修工作的大公司竞争。

由此,大批量生产模式使罗马人对自身的定性,即“南方的”(southern)、不够工业化,转变为一种沉重的经济负担。与此同时,手工或手工艺观念自身也在被稀释。比如,对这个观念的消费主义解读就致使“手工”冰激凌店涌现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同时,手作商品逐渐高昂的价格又使手工转变为有特权色彩的活动、只有富人才能光顾的生意。匠人中,能在这一转变中坚持下来的,只有那些技术特别高超、适应力特别强的人。

许多匠人认为,对他们工作环境的过度限制导致了进一步的问题。一项规定要求作坊至少有3米高,这对于蒙蒂绝大多数建筑来说是不可能的。其他一些对通风和下水道的规定给这些老房子制造了更多的问题。针对机动车的限入规定只被少数人欢迎,大多数人对其表示担忧。人们认为,顾客们来此购物的积极性会大打折扣,更别说需要装、卸货物的商家将要面临的困难。其痛苦的另一来源在于,质量管理机构将与其职业气质格格不入的精确标准强加于一些行业,同时将源于古代和中世纪的公民秩序重新厘定为对现代主义官僚程序迂腐的痴迷。

但讽刺的是,恰恰是对“历史”财(地)产(“historic”properties)的日益重视,给了老匠人阶层的自尊和经济生存能力最龌龊的一击。在对历史建筑,特别是对教堂的修复规定越来越严格的情况下,监督修复工作的责任从教区神父转移到了“美术监察局”(Inspectorate of Fine Arts)。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理想的变化,因为神父们关心的通常不是历史的准确性,而是上帝的更大荣耀(这是根据他们的说辞来理解的)或对教堂本身的美化(这是出于怀疑论的立场来理解的)。

然而,老一辈匠人的技艺不停退化也是——尽管不必然是——原因之一,他们被经过正式培训和有官僚体制认证的修复师取代,后者要价更高——据估计能达老匠人的25倍。老匠人的反应在绝望地屈服和创造性地适应这两个极端之间游荡。一个木匠完全停止了工作,只是偶尔为当地富有的专业人士(如建筑师和工程师)制作非常昂贵的小件家具。因此,他现在得以享受舒适的生活,但他是一个罕见的例外。由于经济上越来越困难,大多数男性匠人的妻子现在从事有偿工作,而不是协助她们的丈夫,而匠人自己则被迫将工作时间继续延长。级别更低、干零活的匠人发现自己越发被挤出该领域,或被降级去从事最机械的工作。他们作为工匠的地位受到新压力的威胁,受到曾经引以为傲的“artigiano”(匠人)称号的淡化的影响。现在,“artigiano”这个称号已经被士绅化到难以复归的地步。甚至各种利用互联网的推广计划也加剧了士绅化的进程,造就了更富裕、受过教育的商人-匠人(merchant-artisans)群体,这实际上排除了那些缺乏技能、资金或兴趣的人。

在这种局面下,那些适应能力差或技术较弱的匠人感到自己正坠入灾难的深渊。若是在过去,他们可以过上受人尊重、收入稳定的生活。今天,他们却必须和那些揣着更多官僚化技术证书的同行竞争。而教育背景良好的阶层又流行起进修手工技艺,这使竞争更加激烈。一个家具修补匠酸溜溜地评价道,只有通过在作坊里观察师父如何干活来学习技艺,才是真正的学徒。的确,“学徒应该用眼睛偷师”是整个意大利的普遍观点,也是世界上其他很多地方的普遍观点。 相比之下,那种充斥着文字化的讲解和规则的正式进修课程为匠人们所痛憎,因为这种放纵的知识吸收方式是他们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学徒所不能及的,后者吸收知识的方式是缓慢的,就算非常有学习欲望,也必须单纯地凭借“对手工技艺的爱”来学习。

正式进修课程开放的名额很少,常常主要向外国人开放;而且另一个修补匠告诉我,申请者必须有政治上的关系或有很有背景的朋友的强力推荐;这种课程的学费就更不必说了,是很高的。因此,这类课程的参加者一开始就是站在特权位置上的,同时一心只想进入最高级的匠人手艺领域;学成之后,他们收费也很高,因为他们之前获得的这种资质提供了针对这个小圈子的行业保护价,而蒙蒂区的那些老匠人和这一切彻底无缘。但同时,这类课程也使得一些不借助与有经验的老牌匠人共事的方式而成长起来的新修补匠涌现。即便这些人中的少数人曾在老匠人那儿以不合法的方式(in nero,字面意思就是“黑着干”)干过。这一点加剧了新老匠人间的竞争。

曾经深嵌在蒙蒂人社区生活之生产、消费方面的老式工艺,其面临的致命一击就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租金突涨,当然这个判断还可商榷。如果这一击不曾发生,匠人们,例如制作门框、窗框的那些技工,本可抵御缺少手工产品之吸引力的组装式产品的冲击。当房租开始以指数增长,很多匠人选择把家搬到别处,但保留了门面铺。这一过程使过去那种“家连店”(casa e bottega)的经济单位崩解,这种单位在过去为居住者提供了很多便利,它使一间店里能有很多双眼睛共同警惕不速之客,而且使匠人可以调动家庭成员无偿地替店铺干活。 虽然新时期的步行化改造工程下的营业面积与收入之比连同生产小物件的优势都对金匠有利,但同时发生的士绅化过程正在将其他门类的匠人赶出城市中心。士绅化过程意味着,今天,只有住在这些街上的老居民才会仍然喜爱手工制品,并愿意按如今的市价购买;一旦匠人们搬去郊区,我相信,那儿的居民是不会投资如此昂贵的物件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匠人一方面面临驱逐,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拼命留在老地方。

对于“什么行为会妨害公共利益”,新居民的观念也与这里的旧观念不同。比如,一个木匠就因其工作时制造的噪声而被赶出了作坊。可是随后在作坊旁边开的酒吧制造的声音明明更大且持续到夜晚。这位匠人的前雇主自己干活时也制造噪声,而且还违反了对工作分区的强制规定,却能够继续安然地在那个作坊里干活。 一个刚搬到此处的咨询公司女职员写了封匿名投诉信,抱怨这里的一些年轻乐手制造的噪音;乐手的父亲愤怒地说:“她根本没胆子署名。”许多新来的居民和本地匠人、商贩之间的社会距离由此可见一斑。

一个早年将生意搬来此地的修补匠一开始是将作坊和零售店面开在一起的,很快,他的这种安排就面临合法性问题。他懊悔地同意停止这种安排,因为他觉得法律必须被尊重。由于在那之后一直抱持着这种“制作物件者不应售卖它们”的信条,他现在已经彻底变成一个商贩,专卖那种可爱的工厂流水线产品,以矮脚猎犬迎宾垫为代表。其实,他的选择和生活在历史中心区其他地方的许多匠人的营生模式有点类似,他们成功地留在了原来的地方,代价是彻底转行去卖古董和旅游纪念品。

因此,士绅化至少以如下两种方式伤害了匠人们。第一,它使匠人们的持续居住变得更加困难,从他们的视角来看,改造和修复意味着一种尤具讽刺性的结构性暴力形式。第二,它没能给很多匠人在新的历史保护经济(conservation economy)下提供替代性工作。尽管许多匠人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就已加入本地的周转信贷互助会,但这些组织已经开始消亡。这使得匠人们腹背受敌,一面是顽固的银行拒绝为其提供贷款,另一面是同样顽固(有时甚至暴力)的放高利贷者那分毫不让的、令人难以承受的利率。

因此,匠人们如果想要继续留在老工作场所,就需要寻找新的职业身份形式。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一份能够给予更高、更快回报的工作。一种适应行为是,木匠转变为修补匠,而不再担任原创物件的制造者。这份工作通常比打造新家具更安静,同时收入也相对高。一位修补匠承认,他只需工作几个小时,就可以清洗一个用25万里拉买来的19世纪大理石牌,然后以两倍的价格转卖。有些人则卖掉了他们的生意。但是,正如一位前暖气安装技工所指出的,接手他办公场所的女陶工的经济状况不一定比他好。至少,他可以依靠人们的实际需求,而她则需要在一个众所周知的变幻莫测、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建立更广泛的网络。

一位汽车修理工对比了南方匠人(他将罗马人包含在内)保密的习俗和北方匠人形成合作组织的倾向。他说,后者是靠手艺存活下来的唯一方法;而对于南方匠人,他怀疑他们是否能够迅速克服相互猜疑的习惯,以挽救他们的职业生涯。真是一语中的,这一评论不仅揭示了罗马人的“南方人”形象,也揭示了侵入式的公民管理理想与旧有的公民保密模式之间的张力。 FfthbbjCwNeWKEMlnXrEBVcF95GJ2Fra/CpvtB67hCfvCvUTHvyxhEdglUZlVeY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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