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保护的韵律

用对语言的讨论，而不是诸如邻里、工作或者家庭等更为传统的主题引出本研究的民族志核心工作，似乎有些奇怪。但是，罗马人通过对“复杂性的表白”（profession of complexity）来守卫他们的文化亲密感，他们坚称自己的方言不仅是一种言语形式，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样一种态度以不同情态显现出来，揭示了在这一最具地方主义的地方社会关系中的张力。其中最突出的即一种约定俗成的双关语。比如，问候很久没见的熟人时，人们可能不说“好久不见”（non t’ho visto），而会说“好久没有‘过’你了”（non t’ho vissuto）。

这类插科打诨是一种边界标记，提醒我们半个世纪以前这里几乎没人说标准的意大利语，本地方言则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排斥手段。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坚称法西斯独裁时期实际上强化了地方主义，比如，政府要求，如果你是西西里人，“你必须从警察那里获得许可证才能待在罗马”（tu avevi un permesso d’a questura pe’stá qui a Roma）。鉴于墨索里尼竭力将国家标准强加于各地，以及说话者本人甚至在这一句话中就先用标准意大利语，然后改用方言，这种观察具有讽刺意味。

在说起带有亲密性的八卦时，这种方言表现出一种近乎有壁垒之功的语义学上的微妙性。“你这是上哪儿去？”至少有四种说法。“dove vai?”是标准意大利语的中性说法（在生活中确实有时听到人们这样说！）；“ando vai?”是老罗马话的讲法；“’do vai?”是更加随意的一种变体；“’ndo vai?”则是在发n这个音前，要先斜眯着眼停顿一下，这句话的意味是猜测对方是不是正要去干点行骗、跑路、非法冒险的勾当。 在这里，“去某个地方”并不被当作中性的行为；要想从罗马人的社会中找寻某人的踪迹，是需要些巴洛克式的语义学悟性的。

一位罗马朋友曾向我讲起，有一次他依照中央车站（Termini）的指路牌走，结果走进了一条死路。所以他掉头向反方向走，结果却走对了。他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道，外国游客肯定会像他一样感到困惑，无法理解怎么应对这些准确性飘忽不定的指路牌。但是，当他建议一位工作人员为游客考虑或许应该把这些指路牌换掉时，那位工作人员反驳称车站工作人员不可能总是换指路牌。这样一种对普通事物进行滑稽的神秘化处理的情况并不罕见，正如方言一样，此类做法有时是为了保护这座深受各地对其文化蔑视之苦的首都的集体亲密感。

这层古怪的关系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意大利的国族建构大计总处在未完成的状态。 就一个国家被强大的分离主义运动折磨的程度或被互有冲突的地方文化/政治自治力量撕裂的程度而言，意大利在欧洲各国当中算得上是独一个。二战后执政时间最长的意大利政府，即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政府（2001—2006年），是结合了极端民族主义右翼和可能更极端的、狂热的反罗马的北方联盟（Lega Nord）的吊诡同盟。 罗马人自己对那些北方分离主义者的同情之深是令人惊异的，要知道，这些人谴责的就是罗马对他们的劫掠，认为“罗马贼”（Roma ladrona）就是长在他们身上的寄生官僚。

即使是罗马人也承认，他们的城市是政府雇员之家，允许国家机构对其进行过多的监视。他们同样也怨憎，这样一种介入的程度之深，已经形塑了日常交往的文化形式。让一位修补家具的工匠尤为生气的是，警官们来此向你表示友好，只不过是为了窥探。他们的任务是找出并惩罚那些日常欺骗行为，而正是这些行为使一个人的生活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上过得去。这种怨憎以及因接待大量官僚和交涉人员所带来的不便导致的一个结果是，许多人，甚至包括许多身居高位的人，更希望将首都改为其他城市。至少有两个罗马人的组织专门致力于达成这一目标，或者至少也要降低这个城市作为首都给其居民生活带来的影响。其中一个组织的负责人还是彼时城市交通系统的二把手。正如其组织的宣传品《大众身份》（Identità Popolare）所说：“我们越不像一个首都，就越像一个城市。”（Meno capitale, più città.）这样一种态度在更平民的以及年轻人的圈子里并不罕见。我曾评价称，即使是罗马人有时也怀有分离主义的态度，一位本地报摊主的儿子毫不犹豫地应道：“我愿意分离！”（Me staccherei!）

上述这种首都与国家之间的吊诡关系反映并强化了主流政党内的地方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左翼政党越发同情19世纪民族主义者的困境和逻辑；意大利前总统钱皮对国歌和阅兵的热衷也显然是对北方联盟及其源自右翼政党、坚持民族主义的盟友的联合阵势的一种平衡。这些共同支持北方分离主义的人屡屡表达对首都的蔑视。他们所做的最显眼的一件事，或许是不允许首都人，即他们所谓的南方人，去他们在兰佩杜萨岛（the island of Lampedusa）一块专属区域里建的别墅酒店度假——好巧不巧，这一区域正位于西西里之南！

罗马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北方分离主义者公开鄙视南方，认为那里是未开化的一潭死水（这也在最近一段时间鼓舞了南方本地的分离主义者的野心）。但罗马人自己并不拒绝南方人的标签。他们公开表示对那不勒斯人的景仰之情，称后者有更深邃的幽默感、更好的咖啡以及更国际化的生活观念。而且，对南方人的刻板印象于他们而言，可以充当本地生活的亲密性领域（intimate areas）的某种借口，在这些领域，“修修补补的艺术/凑合的艺术”（la bell’arte d’arrangiarsi）是他们从这个笨重低效的官僚国家中获得的唯一一丝宽慰。

当北方联盟于2000年组织规模庞大的“向罗马进军”运动时，罗马人多多少少有些茫然。这场运动的象征意义令人想起墨索里尼而非加里波第的作为，这一点并未逃过罗马居民的眼睛。后者中的一部分人甚至对运动参与者抱持同情，但也小心地指出，运动参与者反对的罗马是作为政府之所在的罗马，而非那个他们深爱的家园。当看到运动参与者烧毁一面意大利国旗时，罗马人并不特别伤心；面对那些就涂抹在这座城市里的、指控“罗马贼”的涂鸦时，他们也会报以同情。和运动参与者相比，他们自己对官僚气息浓重的民族国家的感情也积极不到哪儿去。

1871年，罗马刚刚获得首都的地位，便立即成为历史上投机性城市主义最肆意增长的地点之一。大量的区域被开发，不动产的价格以毁灭性的速度一路上扬。新街道切开既有的城市肌理，以适应迅速增长的人流与车流。一些地方仍然保留了不合时宜但又带有迷人的质朴气息的名字，比如普拉蒂区（Prati，字面意思是牧场）。这里成为正义宫（Palace of Justice）的所在地，同时也是法律工作者的首选办公区以及资产阶级的住宅区。自意大利统一以来，乡巴佬（burini），即来自罗马腹地的乡下人，移居到城市中，以寻找比乡村工资更高的工作。这一单词所包含的意象仍保留下来，用于解释那些表面粗野但内心质朴的市民的粗鲁行径。

可以说，这些人就是“教皇的异教徒”（papal pagan）。paganus（异教徒）一词就像英语中的heathen（异教徒）一样，在古代的意思是“山野村夫”。城市罗马人对他们乡下亲戚的优越感一直延续至今。其与异教信仰的联系也并不仅仅是失落的过去留下的阴影。梵蒂冈对异教复兴的危险感到不安，这与这种友好的粗野存在有关：“异教徒”不仅涂鸦宣称“罗马是异教的”，并且叫“神父滚蛋！”。而且，恰恰是异教徒（pagano）这个词提醒我们与旧宗教关联在一起的质朴（rustic）特性，而基督教试图用自己的城市性取代的正是这一——换句话说即“不开化的”——特性。

也许，说罗马方言时出现的那种尴尬感就是由此而来。比如，曾有个本应乐意使用工人阶级的语言的意大利共产党前党员向我道歉，因为他在批评现任左翼领袖时用了带有罗马方言色彩的语言。还有个人，当他描述某个中国移民曾指责他有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倾向后，他对我说：“抱歉，我讲得可能太偏罗马风格了。”但其实，他是在意识到自己用morto di fame（快饿死了）形容那个中国移民刚到意大利时的状态的时候感到尴尬的，这个词可能不礼貌，却并不算是受方言影响的那种表述。因此，与其说他是为自己的方言而尴尬，不如说他的那种羞愧不安正好说明，罗马话不仅是一种语言，更是一种心态。

这种不适感展现了一种普遍存在的意识，即罗马方言及其“乡村亲戚”的地位明显低下。在愤怒时刻使用方言是对亲密性的一种共享，但如果一个罗马人在和外来者交谈的过程中也这样做了，他可能当时便倏然感到或在事后感到，这是不合适的。 对我而言，我将如此使用语言视作信任和情谊的符号。尽管一些左翼政治家在媒体上露面时仍使用方言，但是当不经意地使用罗马方言让工人阶级左翼感到尴尬时，就能发现持续增长的资产阶级与民族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变得越发明显。当他人滔滔不绝地跟我说被人指责为种族主义者所带来的不适时，这也反映了资产阶级对于坏名声的恐惧，这样一种恐惧也通过经常出现的一句免责声明表达出来，即“我不是种族主义者，但……”（Non sono razzista, però...） 。

这些免责声明的意义是重大的。许多意大利人公开视种族主义心态为与现行有关公民和谐（civic harmony）的理想相脱节之物。这种散发着法西斯历史臭气的心态与新兴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及其政治正确原则是冲突的，对于那些诚心在意此事并追求社会公正的人——这类人数量众多——而言，尤为如此。但同时，指责少数族群（尤其是吉卜赛人 ）和移民不能跟上本地人在法律、卫生、诚信和喜好上的标准，又为那些继续拥抱种族主义的人提供了自我辩白的机会。有个居民曾说，这些人是由于活得“太文明”（troppo civili）和经常遭到粗鲁的回应，才变成种族主义者的。但实际上，上述说法不过是另一种免责声明罢了，并且体现了这些人在拿“文明”当排斥其所厌弃之物的工具这条路上已走了多远。有位木匠曾在承认某些移民的确是为了“挣口面包钱”（er costo der guadagnasse un pezzo de pane）而努力后，旋即谈起了“移民都是犯罪分子”的那种刻板印象。虽然较之前那个居民的说法更为精心一点，但这也不过是又一轮自我开解罢了。

简而言之，这些新兴的且在全球范围内散布的文明形式（forms of civility）为破坏将新来者纳入社会主流中的公民项目（civic project）提供了手段。政治上正确的礼貌行为作为文化资本，也标志着富裕程度和受教育程度，有利于潜意识中实为法西斯主义取向的那种礼貌话语（polite discourse）的出现。 更有甚者，它们吸收了意大利语言中既有的礼貌和矜持的形式。我在后文中会再谈到对“文明”（civil）和“公民”（civic）的对比，二者之间的差别可以说明社会冲突与社会合作的新兴形式。但是就目前而言，我只是想指出它在挑战全球化模式——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传播，并明确认为这一传播有所裨益——时所具有的价值。

语言使用与文明的理想形式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且以阶级结构为基础。对许多资产阶级罗马人来说，使用方言与不文明的可怖形象有关联。而与此相反，工人阶级市民则参与到更为本地化的文明形式中，他们使用相同的表达模式，有时甚至使用程式化的无礼和挖苦的语言来表达情感。掌握标准语言，就像掌握政治上正确的术语一样，是一种文化资本。一位女建筑师说，当她使用建筑业行话（l’ architettese）时，人们会问她是不是来自北方——那个最讲究礼节与高雅文化的地方。相比之下，从工人阶级罗马人的角度来看，使用尤为粗俗的短语和独特的方言形式，可以保护一个充满亲密感的文化世界不受好奇的，而且是往往带着轻蔑的外来人的影响。

资产阶级表达对罗马方言的厌恶，和他们亮出种族主义免责声明一样常见；而且和后者一样，这种厌恶也透露着对民族身份或都市人身份的强调。中产阶级居民，尤其是那些向上流动的中产阶级居民，一面连连否认独特的罗马方言的存在，一面又自相矛盾地装出被罗马方言中的暴怒粗话、轻快的污言秽语、色兮兮的比喻震惊到的样子。（他们常常这样解决这一矛盾：他们会抱怨道，当代罗马口语已经不是19世纪严苛的方言诗人朱塞佩·焦阿基诺·贝利所使用的那种高雅罗马话了；他们也因此会坚持把当代罗马口语称作romano，而不是更雅致的romanesco或更亲切、更令人熟悉的romanaccio。）某次，我正和一位女士吃饭，她是个家具修补匠。我听见我们隔壁桌的两位女士聊道，只有那些受教育程度极低、不懂正确的意大利语的人才说方言；而与我共进晚餐的女士很肯定地指出，其实这两位女士自己就是罗马人。她们的这种态度在更高阶层的资产阶级，尤其是住在繁华右翼社区的居民中十分常见，比如帕里奥利区，该地区最初就是为满足墨索里尼时代高级官员的居住需求而建立的。

这种态度也不是在罗马出生的人的特权。一位来自特雷维索（Treviso）、现在在蒙蒂居住和生活的平面设计师，赞扬了一两位老居民的说话方式（speech）。在他看来，老居民的口语表达能够召唤出那种旧日的态度，但绝大多数罗马人的口语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堕落”（calata）语言。这种语言因为新的繁荣景象的到来而变得非常傲慢。这样一种“后堕落”（postlapsarian）时代的意象，作为“腐化的质朴传统”这一更宏大的话语的组成部分，反映了一种有特权的怀旧以及世界主义专家们在文化方面的势利态度。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在这座城市中成长，但却来此寻求成功，而且还编造出一套审美立场以符合他们的社会雄心。 与这位平面设计师的态度形成对比的是一位大学教授兼专业语言学家的评论，这位左倾的蒙蒂老居民习惯于跟其直系亲属说罗马方言，并敦促我不要忘记“对我们来说，意大利语是第二语言”

罗马方言之所以更容易被简单地视为标准意大利语的堕落版本或错误版本，而不是像弗留利话和西西里话那样被视为独特的方言，恰恰是因为罗马方言相对而言更接近标准意大利语。 它的批评者们至多承认它曾经获得过文学上的荣耀，但会带着怀旧式的厌恶摇头否定它里面那些堕落的黑话。这些黑话被认为是曾经辉煌的罗马方言衰落至今的结果。一个蒙蒂人曾告诉我，他觉得他那位从费拉拉（Ferrara）嫁来的老婆说起话来有音乐性。但他同时认为，她那种像任何一个罗马人那样去咀嚼字词的讲话方法也是一种堕落。即便是受教育程度颇高的学者和文职人员也会倾向于习得他们所居之地的土话，罗马方言依然有此种强有力的影响，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总能达成类似的效果。

消除这种尴尬的一种方式是声称罗马方言与其说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口语形式，不如说是几十年教廷统治下的无知和不安全感的一种反映。但即便是在该方言这样的一种丑陋之中，这种说法也在一种难以言喻的意义上，表达出了共情。 但是这样一种观点，就像它所针对的语言一样具有讽刺意味，认为在那种温文尔雅的（urbane）厌恶情绪的日常作态下隐藏着的一种深刻联系：罗马人在一个主要由他们的说话方式所界定的空间里享受他们的文化亲密性。 方言、污言秽语以及侮辱都可以传达感情。比如，称一位密友为“婊子生的”（fijo de ’na mignotta）或者“浑蛋”（stronzo），又或者咒骂“你祖宗”（li mortacci tua）是真正的亲密性的一种标志，或者说是一种测试。 一位木匠所表达出的刻意的粗鲁正有此意：他蛮横地对一位餐馆老板说“给我来杯卡布奇诺，喂！”（Fammi er cappuccino, á!），这句话最后那个唐突的音节，也是罗马方言中的一个语气词，而对朋友以外的人使用这个词会让人感觉被冒犯。它既是对真正的亲密关系的肯定，也仍是——如服务员后来所埋怨的——没有教养的标志。这种语义上的模糊性传达了日常社会关系的模糊性，这些罗马人可不管语法学家卖弄学问用的那些精确规则！

但从逻辑上讲，这种对社交灵活性的测试也有风险；对错误的人或在错误的时刻说脏话，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此外，一个男人在称呼一个与自己没有社交关系的女人时，不会像对另一个男人那样直呼她的名字，而是称她为女士（signora）。一家专门经营异国家具的精品店的（女）老板解释说，一个男人这样做是在向这个女人的丈夫暗示，他应该“放心，我并没有觊觎你的妻子”。

这些用法精准地标示出亲密性被延展和被控制的程度。但那些讽刺性的用法也是值得注意的。比如，当人们调侃有权者——尤其是那些自诩左翼政治身份，却总以相反的方式操弄权力、支持相反法规的有权者——时，方言可以被用来伪装谦卑的表象。某次，意大利总理马西莫·达莱马（Massimo D’Alema）走进一家珠宝店，店主假装像对待一个路过的托钵修士那样对待他，但用的又是夹带着方言形式的敬语：“您要来杯水吗？”（Vole un bicchie’ d’acqua?）在随后的对话中，达莱马对店主这一坚持了重要传统的举动表达了赞赏，但这位店主直率地回应道，一个不支持恢复学徒制的政府对他的生意一点意义都没有。

在我最初结识这个社区的人时，我特别留意到，人们几乎刻意地避免使用姓氏。人们用名字介绍自己或别人；进一步的亲密关系则通过方言中对朋友的轻声呼唤而得到公开展示［例如，“a（hoo）Miché!”］。使用名字被认为是“友好的”，但这个概念的含义不一定总是积极的。但正是因此，它定义了一个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即使是敌对关系，也能以对更大的社交语境造成尽量少的伤害的方式得到处理。

根据一位年长木匠的观察，过去人们更愿意用他们的姓氏来介绍自己，而单独使用名字是一种不尊重（dispetto）的行为，这与上述观点并不一定冲突。他所说的是不同社会等级的人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近年来已经变得越来越少。事实上，今天姓氏偶尔也被用于讽刺。它被用以呼唤一个有一定地位的熟人，但使用者又不想对他表示过分的尊重。因此，当地一位知名人士以这种方式向西西里工匠工会主席打招呼，他的一位更激进的工人阶级邻居也这么做了。通过接受这种称呼方式，他避免了可能招致的一种温和但持久的嘲弄。然而，对于关系亲密的人，人们不愿意使用姓氏。大多数人的名字都来自一个相对有限的备选库，因此，在单独使用这些名字时，可保护其持有人不被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人”（legal person），从而不必在某种正式的意义上承担责任。真正强悍的人，特别是旧式帮派头目都有一个绰号。有时，也许是为了达到讽刺的效果，绰号由一个阳性冠词er加一个阴性名词组成。

在标准语言中，非正式的称呼方式可以作为归属和合作关系的标志。例如，一般来说，即使在说正式的意大利语时——如律师、医生和学者通常被期望的那样——那些专业人士也会很快采用非正式的代词tu（你）指称。不用tu而用正式的对应词lei（您），则有冷落的意味。不管怎样，礼貌形式可以传达一种社会优越感，例如，当一个资产阶级女房东称呼当地的水管工为lei时，会将这种用法与水管工的名字结合起来，以确保这个礼貌称呼形式仍能明确传达等级意义。另一种情况的例子是，当男性警察对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拉美女性移民使用非正式的tu时，她提醒警察这是不恰当的（尤其是在她的证件完全符合要求这个前情下）。而警察告诉她，这是因为她来自第三世界。他们的蔑视令人痛心地随意。

在其他语境下，造成伤害的是礼貌的形式。当一家大型房地产公司的律师以礼貌的形式对租户的辩护人讲话时，后者的反应很愤怒：他是一个年轻但并非没有经验的专业人士，是其中一个居民的近亲，因此此事关乎其个人利益。他觉得自己被故意置于一种社会性的不利地位，而没有在名义上得到平等对待（nominal equal）。

这些语言的使用方式不仅有社会性的暗示，而且有实际的物质性意义。给使用非正式语言的服务员或酒保付小费可能是一种侮辱，因为这种行为拒绝了一种平等和友谊的姿态，重新设立了等级制度。事实上，餐馆是协调男性伙伴关系的重要场所，而且往往是通过这种语言上的细节协调。 与餐馆关系密切的人——他们被称作de casa，字面意思就是“我家人”——即使就座，餐馆也只会向他收取站在吧台喝酒的费用（比就座的费用低）。想获得这种理想的地位，需要通过一个仪式，即需要让已经拥有这种地位的人让新来的人请熟客喝酒，以获得名义上平等的权利。而且双方都得说罗马方言，说正式的意大利语将意味着回避或拒绝。

即使在那些说话习惯于接近国家标准的人中，一个微小的口音变化——语言学家所谓的“辅音弱化”，比如弱化ti saluto（我向你问好）中t的发音——也能表达出超越短语本身的亲密感。在正式的口音中，这个短语也可以是一个警告。一个珠宝商向我解释说，他用这个短语表示“祝你好运”，但也暗示谈话现在应该结束了。他表示，“ci vediamo”（再见！）是一种更好的（più carino）表达方式。同样，“dica”（告诉我。一种用于请别人点单的礼貌用语）一词以罗马口音伴着正式的态度说出来，可以是一种表达微妙的排斥而不是友好的方式。

说一些表面上友好但暗带刺激性的话，符合罗马人相互合作但偶尔也会紧张对立的社会关系的自我定位（self-stereotype）。也许其中最有趣也最短的例子是Boh！这是对怀疑和困惑的一种表达。一位珠宝商，同时也是一位精明的方言注释者，用“che ne so?”（字面意思是“我怎么知道？”）或“che me frega? ”（关我他妈屁事？）来注释这个词。但是，他随后指出摆在我们眼前的一个例子——一位交警，面对不少于三排违法停放的汽车，绝望地摇了摇头，抗议道：“Boh！”然后匆忙离开。如此一来，他就不必冒着失去权威的耻辱尝试不可能的事情——他显然发现整个混乱的局面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

由于学校教育的存在，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不是只说罗马方言，他们也迅速地学会了在亲密的家庭圈之外的地方避免讲方言。在这种情形下，父母会偶尔对自己的孩子讲正式的意大利语，摆出要收回感情的姿态。对这些父母来说，在教训孩子时将正式代词和标准意大利语双管齐下，远比粗鲁有用得多。我有个朋友是家具修补匠，他为人十分和善，早年在一个国家机构里当药剂师，大约五十岁的时候决定退休，转而追逐他长年被压抑的手艺梦。他在转行后就遇到了这种形式的排斥：尽管他自己也是说着罗马方言长大的罗马人，但蒙蒂地区的工人阶级工匠就是不肯和他讲方言。面对他友好的提议，他们总是用正式用语应答，从而将他挡在这个群体之外。这让他沮丧，但他也会故意滑稽地模仿他们这种敌意，以此反击。正式用语表面上很恭敬，使得他难以开口抱怨，这令他尤其感到这是一种故意的排斥。在这些工人阶级工匠的敌意背后是一种真实的愤愤不平。我的另一个朋友也被这种愤愤不平针对过。他是个极有天赋的业余工匠。更为年长的匠人们暗示道，业余工匠仅为自娱从事这一行，因此要价更低（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业余工匠缺乏经验），而这会夺走那些不得不以此为生的职业工匠的饭碗。对于这些不够体谅同行的竞争者，那些真正的匠人常会带着一股义愤而拒绝表示亲密。

罗马的工人阶级中存在很强的排他态度。但是，罗马不只有——可以说远不只有——工人阶级。在罗马，你可以见到雅士、名人和巨富。在罗马，你还能听到人们频繁提起这座城市是“世界之都”（caput mundi，这是一个一望便知的拉丁语词组，提醒人们记住这座城市古代的帝国荣光），以显示其历史性和世界性的地位。除此之外，罗马人尽管不解，但承认罗马就像一个话匣子（chiacchierone）。罗马人爱说话到了这样一个程度，有一次，一位女士看到另一位女士的腊肠犬开始对另一只狗狂吠，便评价道，显然它也需要聊聊，它也是个话匣子！这样一种甚至感染了狗的爱说话的性情，对任何人类学家而言都无疑大有裨益。 但对于那些比较克制的罗马人而言，当他们的同伴与素不相识的北方人搭讪，就气候变化和政府的各种缺陷发表精心打磨但又浮夸的言论时，“话匣子”这一特点则显得有点丢人。罗马人对谈话的自然真诚的喜爱也打开了社交生活中最私密的领域，并造就了八卦与社会舆论的公共景观。简而言之，罗马人就是民族志学者的梦想。蒙蒂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聚集了工匠、商人、知识分子和政客，强烈地折射出这样一种诱人的反常现象（perversity）。 0Rv6ju4YZVsYEHS3uJVairKaXXrgGYVKp5c4cj1NL2ylfuT6hg29ODDGRQnZfts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