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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罗马被视为优雅的首都和国际中心，但同时被认为存在住房危机，而且严重到联合国认为有必要介入。短短二十年快速增长式的驱逐将这座城市的历史中心区变成了上演三个群体之间焦灼冲突的舞台，这三群人分别是富有的高知阶层［他们仅将此地视为睡城（dormitory town）］，来自东欧、非洲、亚洲的贫穷移民，以及留下来的年老居民，最后这个群体的痛苦与日俱增，人数则快速减少。
这种境况之所以是一个悲剧，并不是因为变化（罗马从来不是一个静态的城市，而且自古以来它就不断吸收不同文化的影响），而是因为流离失所的家庭茫然无措，容易成为种族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煽动者的牺牲品；亲眼看着自己熟悉的地方被“重建”，成为那些对这个充满集体记忆的空间毫无感情的人的住所。在这样一种驱逐之下，旧式的经济也解体了。如一位印刷工所指出，现在这些“外来人”买光了那些重建的住宅，却忽略了本地的商店。他说：“他们从来不在这里花钱，他们只是来这里睡觉。”他补充道，租金总体上已经被推高到远超大多数工人和商人所能承受的水平。而且，钱大都被支付给了不在地房东（absentee landlords）。
这种情况的悲剧性在于，它抹除了新自由主义憧憬的那种美好生活以外的其他一切替代性可能。这一悲剧性还在于，这场运动的发起者们宁愿让那些好房子空置，也不让现有居民以他们可承受的价格居住在里面。那些人可能是希望通过孤立这些居民、忽视其具体存在以逼促这群乌合之众永远离开，特别是在建筑的破败成了业主在1998年相关法案的准允下单方面拒绝续租的理由的情况下。与此同时，业主们关停工匠的工作场所，安心期待这些地方在未来为高级饭店、精品店所取代，而那时，飞涨的租金将成为对他们今日之耐心的回报。
一个商铺空间被空置了二十年，最终引起了一位自行车修理工的兴趣。商铺业主数次同意面谈，但却反复让修理工空等。这位匠人绷着脸愤怒地说：“他这是在耍弄人。”位于伊博内西街（Via degli Ibernesi）的一处公寓，是剩余租户抵抗驱逐的根据地，他们在这里进行了十五年的激烈对抗。这里直到1997年才通了自来水，但这也是在楼中租户施加巨大的法律和政治压力后才实现的。业主们显然计算过，即使他们将房子空置二十年，损失的租金在最终租给一个富有的租户时也会得到充分的补偿，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租金和地产价格“一飞冲天”的现状。这一过程带来的系统性忽视将造成破坏性极强的后果。业主、银行及被委派施工的工人会合力故意塞压空置建筑的管道，令里面的公寓完全无法居住，也因此无法成为非法占居者的家园。富有的业主愿意并且有能力支付因空置而变得更高的税款。过去的居民现在无法发声，这些无人居住的公寓所宣扬的是投机者的信息：治疗衰败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士绅化。
这一切又是一场悲剧，其悲剧性在于，这是在左翼当局的一味顺应下发生的。他们几乎在城市管理的所有方面都屈从于自由市场的逻辑
，轻而易举地将胜利拱手让与所谓的“社会右翼”，社会右翼曾在墨索里尼的全盛时期驱逐了成千上万的市民。
这一境况的另一层悲剧性在于，这是在教会的支持下发生的。教会对慷慨精神进行宣扬，对不必要的浪费避而不谈，对身处困境的居民不闻不问。除个别成员偶有善举外，教会无所作为。（我听到的另一种观点是，教会对慈善事业和教区建设的热情支持主要是为了使自身力量在社区层面如毛细血管般铺开，从而将社区变成自己的“票仓”。）
其悲剧性还在于，在这座永恒之城中，官僚系统否认他们与纯良百姓所遭受的任何个人苦难有关，也否认正是这些苦难给官僚们自己带来了高官厚禄。这样一种否认获得了全球性的共鸣，因而势必在时间和空间意义上产生深远影响。但这并没有逃过我一位朋友的眼睛。正是在2000年的禧年庆典上，教皇呼吁罗马人收留穷人和有需要的人，但与此同时，整个城市的教会和兄弟会都在驱逐长期居民。不仅如此，正如发生在蒙蒂中心博斯凯托大道的一个路段的一幕，世俗业主们也在驱逐租户以赚取快钱。市政当局对此表示担忧，但除了做些象征性的姿态之外，没能进行干预。
有些读者可能已经意识到，以上文字带着意大利政治语言中的某种腔调和华而不实的修辞。上述几段文字也大可以翻译成意大利语，用罗马人那种粗野轻快的语调说出来。这并不是巧合，我就是带着对罗马境况的愤怒写下上面这些文字的。如果不承认这点，就太虚伪了。与驱逐的斗争，就是与强大得多的资本力量的斗争，而即便是那些受所信奉的意识形态感召而同情被驱逐者的人，也往往视市场的猛进为不可抗之物，因而只是耸耸肩表示无奈。
可以确定的是，抵抗无处不在。我清楚地记得一个男人隐忍不发的怒火，他曾经可以用自己微薄的收入向一位贵族业主支付租金，但这位业主的继承人对他们新获得的房产的老租户毫无兴趣，冷酷地将租金提高到一个旨在让人立即退租的水平。用他的话来说：“我们现在是战时状态！”（Mo’ stamo in guerra!）我的朋友保罗回想起大约十年前自己经历长期斗争后最终被驱逐的场景，他无意中听到罗马银行旗下的房地产公司的代理人礼貌地向一位贵族邻居保证，一旦将保罗和其他租户赶走，他们居住的（同时也是银行所有的）那栋疏于维护的豪宅将停止漏水。他回嘴道：“你们得带着华沙条约组织所有的装甲车来才能把我们赶走！”调用一个已经解体的联盟作为喻体既不恰当，意头也不好：对租户来说，这些斗争很少以胜利收场。
随着失败蔓延开来，无助的愤怒紧随其后。我亲眼看到那些被地产代理律师用难懂的阔论羞辱的老罗马人被迫签字放弃他们旧痕斑斑的老屋，他们眼中含泪，痛苦地颤抖着声音和双手，屈服于官僚形式主义冷酷的漠视，疲于穷尽最后一丝申诉的可能。他们期盼的是通过争取未来能继续安宁地生活在熟悉的地方和人群之中的机会，结束驱逐的威胁带来的生活断裂。他们内心绝不愿接受这一断裂，但却不得不向它低头。我曾在他们的家中环顾，那些玻璃的或塑料的摆设、那些被精心安放的相框或某个家庭成员从圣地带回的纪念品透露着中产阶级情操，象征着这些居住者想要活得更体面的努力。可以想见，他们在惊慌搬离时有多么不安，那时这些物品的命运会是什么？每当我想起这些租户塌下的肩头，想起他们在曾经熟悉、而今即将沦为锤下之物的地板上迈出的沉重脚步时，都能再次感受到他们共同的炽热的怒火。
但是，悲剧往往不是单方面的。签字放弃自己家园的人中有我的朋友，我想与他们同仇敌忾，但我也可以理解那些使他们陷入这种屈辱境地的力量中，也有一些人会陪他们一起哭泣、一起欢笑以抚平这种痛苦——可能是法警、城市警察、市政官员——随后，这些人会摇摇头，似乎徒劳地想要拂去氤氲在自己身份之上的那层坚不可摧的厌恶感。对他们而言，在他们共享且熟知的社会体系（social universe）中，道德与持久友情的价值并不亚于官僚主义的或公民意义上的服从义务（obedience）。他们自己也被卷入了突如其来的巨大变化所带来的错位中，让整个人生在失败和混乱的酸腐气味中渐渐被消耗。
我也认识一些面临驱逐的人，他们将要搬进一个令人满意的新家中。我能意识到，地方主义情绪是滋生种族和宗教褊狭的根源。这场争夺罗马历史空间的激烈斗争的一个讽刺性的副作用是，对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的偏见正在不断增长。人类的生活是复杂的，在罗马偿还原罪之债往往附带奇高的道德利息。没有人可以免疫嫉妒、不诚实以及欺诈这类日常的社会性疾病。
上述变迁构成的故事并不是关于纸上英雄和纸上反派的伤情故事，因此它其实更具悲剧色彩。如果我试图把它讲成那种伤情故事，就会犯下炒作“民间传说”的错误；这些居民已经深受其扰了，因为关注他们的媒体总是带有此意。这个故事始终有其复杂性，因为并非所有公职人员和企业家都是恶毒或麻木之人。事实上，一些公职人员和企业家因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而陷入深深的矛盾甚至痛苦中，他们认为恐怕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这些作为得到社会性的赦免了。
这样一种环境加深了悲剧色彩，其所引起的共鸣让我们得以寻回强大的人类情感，这种情感不仅是巴洛克式的罗马人生活的实质内容，而且也证明认为表演与全情投入（performance and commitment）二者互不相容的看法是错误的。我无法假装冷静。我不接受一位投机者的论点，他认为将工人阶级的家园改造为小巧精致的公寓，实际上是在改进城市肌理，甚至让它变得完美；与此同时，绝大多数被驱逐的人“都获得了经济援助，可以再找个地方住”。他承认这对那些必须离开自己家园的人造成了长期的心理创伤。但是，他的首要目的显然是牟取暴利；因此，他为了加速租户离开而事先安排好的那部分钱，其实已经被算在他的总投资额中。尽管如此，我能看出他有关城市升级改造言论背后的动力
，他实际上全情投入（commitment）于这一过程中，这样一种真诚甚至显得有些危险；与此类似，我也能看到这类人所做的策略性的计算，这样一种计算导致一些保卫家园者认为自己是最后的古罗马人，另外一些人则在鄙夷某些政客的意识形态的同时又接受这些政客的支持。
实际利益和依恋之情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这使整个悲剧更加深重，使人们更加震惊地感到这场悲剧是如此不可避免，也使这场悲剧的影响可能长至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这场悲剧将带着今日罗马的这双老旧的大理石之手进入这座城市的未来。这双手破旧、开裂、污迹斑斑，和那些正被摧毁的房屋和生活一样；这双手疯了似的想要抓牢这座城市的永恒性，即便这永恒性已被撕碎了、踏脏了，只剩下些磨损的碎片；这双手在老居民们拼命想要留下来的努力中拉扯着最后几根松垮的线头——这些居民想继续留在他们的那个社会世界（social world）中，但它正遁入黑暗之中，即将被酒吧、夜店、舞厅的动感灯光和刺耳鼓点整个地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