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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及其技术的要求迫使我们严格遵守其时间安排。然而，如今许多新技术似乎可以把我们从旧技术造成的僵化中解放出来。例如，手机的发明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巨大的变化，其中之一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它让我们对时间感到放松——我们不必再像以前那样因需要严格守时而时常感到紧张。我们本来已经约好晚上7点一起吃饭，对吗？有了手机，我们可以灵活把握，不断地协商和改变时间、地点甚至共进晚餐的人选，还可以向他人解释我们早到或迟到的原因。手机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灵活，打破了固定时间的僵化框架，协调我们的行动，达成大家满意的效果。
在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期间，人们不得不彼此隔离，远离自己的工作场所。幸运的是，彼时恰逢互联网视频会议技术普及之际，很快，数百万人得以居家工作，并通过实时视频连线与他人交流。像所有快速引入的新技术一样，它也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有些是好的，有些却不是很好。
视频会议使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者不用出行就能一起开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对个人旅行者来说，它减少了长途跋涉所需要的大量时间（并且无须适应时差）。视频会议使通过其他方式无法举行的会议得以举行，人们减少了出行，尤其是减少了对依赖化石燃料驱动的交通工具的乘坐，导致影响气候变化的有害气体排放显著减少。
就我自己的生活而言，用视频会议代替现场会议后，我坐在加利福尼亚圣迭戈的家中，就可以频频面向美国、欧洲、非洲、中国和印度等地的听众授课或做主题演讲。是啊，有时候为了照顾不同时区的与会者，我不得不凌晨起床，但这仍然相对容易，花费较少，而且对环境的危害也较小。当然，视频会议也有其负面影响：教育，尤其是大学预科阶段的教育，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人际关系变得紧张。视频会议一个接着一个，一整天之后，人们反映说自己总是身心俱疲。
新冠疫情的限制隔离措施对各行各业的影响大不相同。许多行业需要员工一直待在工作场所，如制造业，食品加工、运输和仓储业；厨师和服务员仍需来到自己工作的餐馆；其他许多体力劳动者，如清洁工和快递员，也必须待在自己的工作场所。虽然有些医疗服务可以通过视频会议远程完成，但大多数医疗服务需要医生、护士和医疗技术人员现场全面配合。对这类工作人员的需求量很大，因此他们经常需要加班，很长时间不能回家；在工作中，他们面临新的压力，更多地暴露在传染性病毒之下。消防员、警察、社会工作者和医疗工作者也需要长时间待命。许多企业被迫倒闭，工作岗位消失，员工失业，很多人失去了所有的收入来源。
所谓的白领呢，他们的工作一般是写作、阅读、参会，可以通过视频和计算机会议以及协作工具在家完成，父母和子女因工作被人为分离的状况有了很大好转。开视频会议的时候，经常有孩子和动物出现在摄像头前，孩子有时还打断父母的讲话。在我看来，这些意外的干扰揭示了与会者个人化和人性化的一面，有助于缓解连续视频通话的严肃、沉闷和压力。
疫情有所缓解之后，新技术带给商业和教育的许多好处还将持续存在。灵活技术的发展使我们可以减少对许多僵化、固定安排的人为性的严重依赖。经验已经证明，在日常生活中增加灵活性，可以在不影响工作质量的情况下提高生活质量，但不同类型的职业对灵活性有不同的要求。有些职业已允许极度灵活，有些职业仍需要在一些固定的时间让所有人聚在现场。现在有些职业要求所有员工上班期间都在同一地点办公，其中，有的职业可以做出一些改变，有些则不能。然而，即使有些职业似乎不允许灵活性，一些聪明的新的设计可以改变其模式，在不损害业务的前提下提高员工的生活质量。生活质量的提高往往能使员工在工作中表现得更加优异。新冠疫情期间，我们做出了很多好的改变，我们必须再接再厉，去改变生活的其他方面。
尽管科学的时间标准有其主观性，但它们对许多人来说还是很有用的。严格、正式的时间标准的主要优点是便于人们进行计划和协调。严格、科学的定义和更常见、以人为本的定义各有优缺点。为什么不灵活一点儿，把两者结合起来呢？
试想现代交通系统中的调度或国际合作所需要的协调，比如要召开一个需要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参加的会议，就很有必要严格地规定一个确切的会议时间。古时候，人们根据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来确定一天的时间，太阳东升西落，当它在天空中移动到最高高度时，这时被称作正午。因不同地区缺乏统一的时间标准，到了19世纪，各地的火车运行开始遇到难题——碰撞事故频发。于是，人们发明了世界标准时间，它最初以英国伦敦东南部的格林尼治天文台的位置作为世界各时区的基准位置。这是因为按照惯例，一天有24个小时，最初的目标是将地球划分为24个时区，每个时区代表地球自转15度（从地球上看，这意味着太阳在天空中移动的距离）。各地有了正式的时间的定义，人们就可以合理安排自己的活动了。另外，因人们仍然希望太阳接近其最高高度的时候是正午，时区的划分也恰好满足了人们的这一需求。这说明我们可以结合科学精度和人们的偏好做出折中的方案。
然而，假如最初严格按照每隔15度的经线来划分时区的话，有些城市甚至有些人的家或工作地点就会位于两个不同的时区。于是，那些严格的科学划分限制被适当放宽，各地区被允许可以相对自主地规定自己的时区界线，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给本地居民带来的不便。因此，每个时区的界线都参差不齐，外国人对此可能会感到困惑，但对生活在本地区的人来说很容易理解。世界上有些地区选择规定本地相邻两个时区的时间差为30或45分钟，而不是1个小时。中国幅员辽阔，如果每隔15度是一个时区，共需5个时区，所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统一的时间。（比较看看美国的情况：美国大陆被划分成了4个时区。）对中国来说，使用统一的时间便于经贸活动。但也有些地区的人，尤其是农民和商店的人，在当地活动时仍使用当地时间。
时区的由来说明，科学对精度的要求与人类正常活动的需求是可以调和的。如果科学既要求一定的精度又允许有一定范围的公差，两者就可以各让一步，相互妥协，最终得到很好的调和。
有些事件需要在特定的时间发生，很多场合需要人们同步进行某些活动，这时，我们绝对应该使用科学确定的时间，以便让所有人都同意这份周密的时间表。在其他情况下，时间表可以是灵活的，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时间偏好，即时、轻松地利用随时可用的通信技术，如手机，组织一些非正式的聚会或活动，还可以随时改变原来商定的日期、时间或地点。
如果一个问题有多种解决办法，通常每种办法都有其优缺点。我们不应墨守成规，坚持让所有人在所有场合都采用同样的解决办法。请尽可能多地让他人灵活把握，让他们过有意义的生活。灵活性当然不能成为人们逃避本职工作的借口，但它可能会让工作得以更快完成，让工作更加令人愉悦，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过度劳累。退一步，海阔天空。
有些公司设法避免支付制造的实际成本。它们有的向空气中排放烟雾，有的向厂外的河道或排水系统排放有毒物质，美其名曰“外部性”
，并且不将其计入资产负债表。清理的费用谁买单呢？公众。有时使用纳税人的钱，更多时候则是以居民的疾病和恶劣的生活条件为代价。
购买公司商品的人被称为顾客，购买商品供自己使用的个人被称为消费者：消费的人。为了确保有更多客户更频繁地消费自己的产品，公司往往费尽心思地发明多种营销策略。卖食物比较容易，因为食物总是要被吃掉的，所以总是需要购买新的食物。但是，对于那些很久才能用完或用坏的产品，公司必须编造出让顾客继续消费它们的理由。一种方法就是让人们相信，自己有的东西已经老旧过时、该丢弃了。时尚产业的最终目标是让人们相信时尚很重要，所以，即使旧衣服仍然完全可以穿，他们也必须购买新衣服才好。如今的时尚不仅局限于服装行业，还延伸到了汽车、手机、电脑、家用电器等，只要公司营销部门的创造思维足够强大，这个名单可以无限长。
第二种方法是有计划废止，其定义为“故意缩短产品的使用寿命，以迫使人们购买具有类似功能的替代品”。如果物品不断损坏，当维修成本高于新物品的卖价时，物品就会被报废处理。另一种方法是不断添加产品功能，然后让人们相信这些功能对他们的成功、幸福或工作效率绝对必要。其他方法还包括定期更改标准和平台：产品本来挺好用，平台被更改后，却没法再用了。
行为科学的影响力日渐增大，助推了上述营销策略的形成，人为地催生着人们的购买欲望。行为科学的研究成果最初被公司营销部门应用时，连研究者自己都常常感到意外，没想到自己的研究成果竟然能有如此应用。可是，后来他们意识到，这种应用可以给自己或自己的学生带来工作机会，可以成为自己研究经费的新来源，于是他们就研究得更加卖力，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商品因此变得更加具有吸引力，公司的网站、产品、门店以及其他方面也因此更加使人着迷，难以抗拒，“黏性”更高。“黏性”一词在此描述的是人们在某件产品上花费的时间：如果说的是一家门店，那就是指顾客在店里浏览、询问，当然还有购买的时间；如果是一个网站，指的是人们在这个网站上花了多少时间。做所有这些事情时，一个人有多上瘾？每周重复几次？如果描述的是游戏和社交媒体等极端情况，黏性由一个人每天、每小时甚至每分钟访问它们的次数来确定。有些东西设计得如此之好——根据公司的评判标准，以至于消费者的工作、睡眠、学习和人际关系都受其影响。如今，无论是对销售和利润的积极特征还是对人们的负面影响，都已被广泛研究，一系列图书得以出版，如克里斯·诺德的《设计之罪》、娜塔莎·道·舒尔的《运气的诱饵——拉斯维加斯的赌博设计与失控的机器人生》和肖莎娜·祖博夫的《监视资本主义时代——在权力的新疆域为人类未来而战》。
资本主义蓄意提高利润的做法对人类和地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对地球的伤害是本书第三部分“可持续”的主题）。制造商源源不断地生产出由设计师设计的更新的、改进的、更适合人们的装置。为了获取原材料，人们不停地采矿，在制造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废物，对环境造成了危害。受行为科学的驱使，公司操纵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一切都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在夺取人们的时间、注意力、心智份额
以及金钱的这场战争中，生活质量、社会公益以及意外的副作用——外部性都成了牺牲品。
是的，所有这些，还有更多，都是错误的，甚至可能是邪恶的，但造成这一切的真正原因是人们世代相传的奖惩体系和行为标准，其中许多已经过时（有些一直是不恰当的）。但是，要想把它们变好，使之对所有人都更加有益，使之能提高地球上所有生物的生活质量，增进我们的健康、教育和幸福，我们必须认真重新思考并实践以下内容：决定如何生活，应该奖励什么行为，应该停止什么活动。这种重新思考不应仅限于产品设计领域，那些鼓励有害行为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哲学领域的设计，也应是我们重新思考的对象。我们必须改变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