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为更好的世界最新章节_唐纳德·A.诺曼著

4　精确但人为的测量

生活中，人们会体验时间、天气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体验会影响我们的活动、情绪、睡眠周期和健康，它们都是主观的。形容词“主观的”往往让物理学家感到非常绝望，但实际上，它只是指“个人的”，例如，受感觉、品位、信仰或情绪影响的。人的主观体验千变万化、各不相同，这让物理学家十分苦恼，于是他们用高度人为的定义和测量方法对这些体验进行重新表述。人类有时确实需要进行精确的、可重复的测量，我并不反对这一点。但令人反感的是，这些只有科学研究才需要的定义，已经被用来定义和描述我们自己的、私密的、个人的体验，因而控制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而所有这些却与科学对精确性的要求毫无关系。

我们首先看两个高度人为的定义和测量方法：一年四季的定义和时间的测量方法。两种方法都具有任意性和非自然的特点，它们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就此有两个问题需要思考：

1.想知道夏天从哪一天开始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去看日历而不是去看天气？对人类乃至所有生物来说，难道每天的天气不更是重要变量吗？科学所定义的季节是人为的。

2.决定要不要吃东西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去看钟表，而不是去感觉肚子饿了没有呢？难道身体的需求和信号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时间才是吗？科学所定义的时间也是人为的。

科学所定义的季节是人为的

为什么一年有四个季节？大多数人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你出生并生活在被称作“全球北方”的地区，对你来说，一年有四季看起来自然且合适。地球绕太阳公转，地球在公转轨道上的位置精确确定了每一个季节开始和结束的日期。我们划分季节时，既不根据实际的温度或天气，也不考虑季节对农业和人类活动的影响，而是根据人为的天文周期和日历上的日期来确定。

季节是地球绕太阳公转时倾斜的自然结果，在不同的季节里，地球上某个区域的日照量不同，天气模式也不同。因此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北半球和南半球的人们会认为这些差异代表了两个季节：一个炎热，昼长夜短；一个寒冷，昼短夜长。

赤道附近的国家的全年日照量和平均气温变化不大。然而，其中许多国家还是照搬全球北方的做法来区分四季，但是这种区分对它们来说并没有任何意义。它们可以只有两个季节——雨季和旱季。有的国家确实只使用这两个季节名称。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四季呢？是因为有自然的划分吗？我们把一年中炎热明亮的时期称为“夏天”，把寒冷黑暗的时期称为“冬天”，然后加上两个过渡季节：“春天”是冬天向夏天的过渡，“秋天”标志着夏天向冬天过渡。

天文学家根据地球在其绕太阳公转轨道上的位置，人为地将一年分成了四个季节。请注意，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呈现椭圆形，但两者之间的距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相对于地球的公转轨道面，地轴是倾斜的，它与公转轨道面的夹角导致了不同季节里黑夜和白昼时间长短的不同（赤道上除外）。科学无视我们的现实体验和一切生物的自然行为，规定分至日为四个转折点，这就是我们开始接受一年分为四个季节、每个季节有其人为的开始和结束日期的原因。

做个专业方面的说明：之所以选择四季中的冬至、夏至和春分、秋分这四天作为转折点，是因为它们可以分别表示一个重要比例——一天中白昼和黑夜的比例是最小、最大，还是相等。这些至点和分点与气候相关，但相关性只是统计平均值，并不能表明某一年的实际气候情况。某个月份或某一天的天气与日历日期的相关性甚至更小，并且即使在同一天，不同地点的实际天气条件也可能大相径庭。

世界上并不是每个人都用这些“天文季节”把一年分成不同时期。有些国家使用所谓的“气象季节”，它们的四季从有春分日、秋分日和冬至日、夏至日的月份的第一天开始。然而，无论怎样划分，季节的指定或时间的选择都是人为的，并不是那些看天生活的人所需要的。

为什么是四季？为什么季节与我们观察到的气温、植物生长、动物迁徙不符？鸟类等动物择时迁徙，植物生长四季有异，皆是天气使然，非日历致之。与此类似，人类的自然行为也是由气候模式控制，而不是由地球在其公转轨道上的精确位置（大多数人认为，这个位置是人为的，但天文学家不这么想）决定。例如，澳大利亚不同地区的土著划分季节的方式就各不相同：同样一年中，有的地区分两个季节，有的地区命名的季节数量却多达六个（见图4-1）。不同部落群体季节指称方式的差异并没有导致不和谐，不和谐的是人类人为划定的时间界限与动植物自然行为以及天气自然变化之间的关系。

既然根据季节对动植物包括人类的影响来定义季节如此自然，人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古时候，人们是这样做的：世界各地的本土居民过去根据自己对气候模式的感知规划他们的生活，将一年中的天气模式划分成符合他们特定需求的类别，并根据天气对动植物的影响来确定日期。如前所述，赤道附近的许多国家只有两个季节：旱季和雨季。对它们来说，四季的划分既不准确又不自然。

图4-1　努噶人的六季

注：努噶人（Noongar）是居住在澳大利亚西南部地区的土著。如图所示，他们的日历标示出了六个季节，每个季节中的典型花卉、其他常见动植物和天气模式各不相同。这样的季节划分方法有助于决定何时进行狩猎、露营、采集食物等活动。摘自《西南六季——世界上最古老的生活文化》。

当然，如果根据天气模式划分季节，那么一个季节的开始和结束日期，将取决于当年人们对天气的实际观测，因此每年都不一样，不同国家甚至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也不一样。这很糟糕吗？不，这种划分方法更适合当地的情况。世人会对此迷惑不解吗？不，因为对那些生计取决于天气条件的人来说，这种划分方法更有用。

但是，这样的季节划分方法，会不会让人们很难确定一些常规活动的时机，比如何时上课和放学、何时进行体育锻炼等，而使这些活动难以进行呢？不会的，因为人们还是可以根据日历上的固定日期来制订这种活动的计划，季节的实际起止日期的变化并不会影响这些活动的安排。

古人划分季节的方法为什么后来变了呢？因为科学家们喜欢精确和确定。他们真的不喜欢根据当地天气的特征或动植物的行为划分季节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因此，他们就把他们人为的划分方法强加给我们。先从欧洲开始，然后，伴随着欧洲国家的殖民进程，同样的定义和划分方法也强加给了殖民地。

科学所定义的时间是人为的

在今天的相对论物理世界中，时间和距离被进一步提炼成了一个统一的时空概念（一个集合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因此可以写成一个词——时空）。还好，物理学中计算时间和空间的等式，不太可能强加于我们日常的时间测量系统。

时间在物理学中举足轻重，但它并不是人们所感知到的“时间”。例如，人们感觉有很多事件发生的一段时期过得很快，但在相同的一段时期中，如果没有事件发生，人们就会感觉这段时期很漫长。有趣的是，人们对这段时期的记忆与对这段时期的感受正好相反。过后，当被问及发生的这些事件时，人们会记得有多个事件发生的那段时期很漫长，记得没有事件发生的那段时期很短暂。为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心理学期刊上仍有很多争议。我的观点（有很多心理学家支持）是，对人们来说，时间感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时间间隔内的忙碌程度。人们参加的活动越多（或活动越复杂），在他们记忆中这段时间间隔似乎就越长。但如果这段时间间隔内什么也没发生，也就没有什么可记住的了。

由于时间在科学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因此早期的科学家需要一种与时间的利用无关的时间测量方法，一种无论谁测量、何时测量都能得到相同结果的时间测量方法。此外，它必须不依赖于人的体验或感受。于是，科学家开始通过统计重复的物理现象的次数来测量时间，先从统计一个周期的开始和结束之间钟摆摆动的次数开始，直到今天的原子测量，即通过使用铯的稳定同位素（铯-133）的原子共振，将9 192 631 770个脉冲定义为1秒（约为9.2千兆赫）。

对不同科技领域的进步来说，这种对时间的精确定义和测量非常重要。例如，它能帮助全球定位系统（GPS）为导航系统提供精确的位置信息。是的，对时间的科学测量很重要，也很有用，但它断绝了与人类感知和行为的所有关系。假如物理学家用另一个词来定义他们所测量的东西，结果可能会更好：他们使用的“时间”一词与人们使用的“时间”一词几乎毫不相关。

生活中，我们已经学会了科学家人为、主观的时间划分方式：一天24个小时，每小时60分钟，每分钟有60秒。科学家坚持把时间定义为一个规律的、物理上一成不变的原子振动计数，这与我们何干，对我们的生活又有什么影响呢？

这么精确的定义有必要吗？毫无必要。科学家可以用他们喜欢的任何方式来定义世界上的一切，但他们应该只把这些精确定义用于科学。现在他们却把这种时间划分方式强加给所有人，规定了我们上学和放学、放假、吃午饭、工作以及其他日常活动的起止时间。殊不知我们的这些活动在时间上并不需要像科学测量那样具体和精确。

我们的生活被人为、主观的测量支配

一年四季的科学上的定义是人为的，使用精密机械钟或原子钟测得的时间也是人为的，它们都是为了满足科学而不是人类行为的需求。为什么这些人为的定义不只是用于科学呢？为什么把它们强加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呢？地球、月球和太阳的运行节奏，是日、月、年概念的自然基础。一天的开始和结束时间有些随意，在有些文化中一天从日出开始，有些则从日落开始，而科学家规定一天的开始是午夜。因此，还是根据昼夜交替的节奏来定义“日”相对容易。

但是“星期”呢？这个概念又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它由七天组成？一星期应该从哪一天开始呢？定义“年”和“月”时，很多文化巧妙地使用了太阳和月亮的周期，但要想定义“星期”，人们没有任何自然现象可用。有些文化中没有星期的概念，有的一周只有五天或其他天数。法国大革命期间，公制体系受到青睐，有人试图让一切都采用十进制（受科学思维的影响），那时规定一周为10天，每天10个小时，每小时100分钟。显然，这种方法没流行多久。

如今，仍有许多人试图对现行日历进行改革。其中大部分人想让一周七天的每一天总是落在每个月的同一个数字日。如果这种尝试能成功，许多问题将得到简化，但它需要每隔五六年在日历上添加闰周，或者将多余的天数穿插其中，每一次更改都导致更多复杂问题的出现。

日历是人为的发明，因此种类繁多，不一而足。时间有三种自然标记：日（一昼一夜）、月（相邻的两次满月之间的天数）和年（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人们通过天气变化以及标示出的太阳在地平线上升起或落下的位置变化来确定一个公转周期，因为除了两个极端位置，每个位置每年都会出现两次）。然而，大自然并不会有意识地做运算。每年的阴历月数并不是一个整数，因此所有的年历都不得不调整月份天数来解决这一个问题；一年的天数也不是一个整数，有时日历上不得不加上几天，以使历年与年度模式同步。现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现行日历多由过去几代天主教皇设计、改良而成。教皇尝试把阴历和阳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以太阳历为基础的历法，并规定每四年增加一天为闰日（每100年少闰一次，除非这一年份能被400整除，因为一年的精确长度不是365.25天，而是365.242 2天）。许多宗教节日的日期仍然要根据月球的运行周期确定，因此尽管在阴历中，它们都是固定的日期，但在世界通行的阳历上，它们的日期却经常变化。

工业革命期间，人们发明了工厂，或许正是从那时候开始，人为的时间定义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最大。

工业需求让时钟控制了我们的生活

古人从大自然中取其生活所需时遵循大自然的规律。在工业革命之前，时间是一个心理变量，人们对时间的体验各不相同，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他们的心理状态以及正在进行的活动。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从不根据时钟显示的时间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工作和家庭之间没有人为的分离，并不存在“工作”的概念。人们也需要干活儿，包括做家务——农民种植庄稼，饲养禽畜；商人或手工艺人也有自己的正经营生——但时间都是由个人决定的。没有人把一天的时间人为地分成两个部分：离家工作的时间和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相反，从家庭的角度来看，这些活动并不难区分，因为一天的活动和与家庭成员的互动是交织的。

那时，人们需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同的人群或家庭都有自己不同于他人或其他家庭的生活规律。我不敢说那时的家庭生活总是舒适且愉快的，但那时人们的工作方式允许家庭生活与工作交织，时机都是自然的。

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一座座工厂建立了起来，人们不得不同时一起去工厂里上班，生活很快就被工厂的汽笛声和教堂的钟声控制了，它们人为地命令人们何时起床、上班、吃饭、下班，一切再也无法遵循自然的节奏。

迫于生计，家庭成员各自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经常深夜才能回到家中，家庭成员就此被分开。我见过韩国和日本的工人，他们每天长时间地工作，下班还要参加近乎强制性的酒会，这些酒会很晚才结束，以致工人没有时间再长途通勤回家，于是他们就在一些专门满足这种需求的酒店过夜，有些工人甚至几天都不回家。这种工作习惯正是生活被时间和工作观念奴役的结果。事实上，长时间工作往往导致工人睡眠不足，他们经常在会议和通勤列车上睡着。研究表明，与有些国家实施的短时但高效的工作模式相比，长时间工作模式反而产能更低。

人为性造成社会的反示能

社会的人为性以多种方式控制着人类的行为。很多时候，人为的规则和习惯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它们如何限制了我们的行为。这些规则和习惯有时鼓励某些活动，但更多时候是为了限制其他活动。

这些对行为的微妙控制让人想起“可供性”（affordance）这个概念。这个术语最初由知觉心理学家J. J.吉布森于1966年创造，指世界与行动者或行为主体（人或动物，抑或现在的许多人造设备）之间的行动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可供性是一种关系。例如，椅子具有支撑的功能，这是它能被当成椅子使用的原因，但一把椅子仅适用于适当大小的物体，它可能无法用来支撑一个巨人（或一只大象）。有些椅子是可以扔的，但它们的这种功能仅限于那些足够强壮、能够举起椅子并扔出去的人。椅子也可以用来支撑无生命的物体，比如书和纸，但也只适用于物体的尺寸和重量都适合的情况。

1988年，我在《日常事物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Everyday Things）一书中将吉布森的术语引入了设计领域。设计师通常关心的是，人们是否感知到某些行为是可能的（或者感知到不可供性时，某些行为是不可能的）。可供性如何被感知到呢？行动者不必觉察到所有的可供性，但他们感知到可供性的途径有很多：有时通过偶然的机会，有时通过对他人的观察，抑或通过他人的指导。2008年，我提议，我们应该考虑把那些能让我们感知到可供性的提示，从概念上与可供性这一关系本身区分开来：我把这些提示称为“意符”（signifier），把关系本身称为“示能”。恰当的意符能使我们正确地对待生活中遇到的成千上万的新事物，即使我们以前可能从未见过它们，也从未被告知该如何使用它们。 ^[1]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意符通常被用来帮助行动者发现示能这一关系，但当人们想让某些东西只能被私人使用时，最好隐藏甚至清除所有意符，这样就只有那些被秘密告知的人才知道或发现东西的用途了。与此类似，伪示能也可以被创造性地用来误导人们做一些事情，有的有益，有的有害。同样，反示能也可以被用来禁止一些事情（即使有些事情人们可以做，伪意符可能会让它们看起来是禁止的）。

如何将示能这一概念与人工制品、政府和行为方式的人为性联系起来呢？我们只需把示能的应用范围从现实世界扩大到技术结构领域，很快就能看出它们的关系。例如，示能可以用来说明媒体、图形的使用以及技术系统的设计，这些都会引导人们的行为——鼓励、阻止或防止某些使用。关于时间的主观界定、一年中季节的固定划分、政府的规章甚至礼仪的守则，都是人为构建的社会示能，允许人们进行某些活动，阻止人们进行另一些活动。社会习俗和惯例（它的风俗习惯）决定了每个社会群体该如何生活、如何组织活动、允许什么样的社会互动，当然，也决定着它的治理和法律体系。它们都是社会的示能。

比如说，有些文化中人们吃东西用手抓，但只能用右手。有些文化规定汤要用碗喝，也有文化要求只能用汤匙。这些差异表明，我们的许多行为都是人为的，倘若我们不小心违反了他人的文化规范，不妨尝试向他们解释这一点。

示能的原始概念与其概括概念（如社会的示能）的区别在于：在现实世界中，示能和反示能分别指物理上可能或不可能的行为。“允许”和“禁止”这两个词表明，社会的示能是一些强烈的建议，与现实世界中的示能和反示能不同，社会的示能是可以违反的。

社会的示能对人为世界的存在和留存具有重要影响。不同文化的示能之间的矛盾，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可能引发笑话或造成冒犯。示能、反示能和意符，不管真伪，都在人类往往没有意识到它们的时候对人类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们都源于人类社会的人为性，又以多种方式创造并强化了人类社会的人为性。

对于生活方式的人为性对地球上各个社会的控制力之大，我们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这种人为性不仅引发了严重偏见、有害行为甚至战争，还存在破坏对人类生活至关重要的生态系统的危险。我们正处于一个由人类行为引发的新的地质时代——人类世。这是个坏消息，但也有好的一面。如果人类的行为、人为的信念和习俗让我们陷入了今天这一境地，那么我们就应该能通过改变自己的信念和行为，让自己和这个星球上的其他居民摆脱困境。这是第5章要探讨的主题。

[1] 1966年，知觉心理学家J. J.吉布森（J. J. Gibson）创造了“可供性”这一概念。在其1979年出版的《生态学的视觉论》（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一书中，有一章对可供性进行了很好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