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乔治·桑塔亚那，《理性的生活》第一卷
不对。不管有没有被记住，历史都不会重演。但这并不说明历史不重要：人们在过去的行为，即历史上的行为，确实对未来有着重要影响。我们的信仰、是非观、自我定位以及行为规范，都与个人经历有关，个人经历又受家庭成员和周围的人的经历的影响，所有这些经历又都受历史的影响。历史不会重演，但它塑造着我们。
历史不会重演，但过去很重要。在物理学中，最简单的模型都遵循“路径无关性”理论。根据路径无关性理论，物体当前的表现与其历史无关，完全由当前的状态决定。到达当前状态的路径有很多，但是如何达到当前的状态并不重要：它具有路径无关性。
像许多科学假设一样，路径无关性理论使计算更加容易。在经典物理学领域，它是完全正确的。例如，如果我扔一个球，影响球的运动路径的因素只有它当前的状态和它离开手时的受力情况，与其历史经历无关。在很多方面，物理世界比人类世界更容易理解。我们不应该错误地认为，用于研究物理世界的方法也适用于我们理解生物世界。用这些方法来理解人类世界更是大错特错：我们不是被抛向空中的球，人们的记忆和过去会影响其信仰和情感。人与社会群体的行为是路径依赖的，而不是无关的。人的思想和信仰的形成往往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
我们从有些国家之间甚至国家内部的长期争端中不难发现：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一些人对他人施加的侮辱、灾难或邪恶行为，后者的子孙仍然铭记在心，这些记忆塑造着他们当前的信仰和行为。人类过去的种种——偏见、种族主义、殖民（不可宽恕的殖民压榨、对殖民地本土文化的破坏）以及对地球的蹂躏，都是我们人类历史的一部分。
这就是我们要了解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和弱肉强食行为历史的原因。
社会、帝国和国家的历史并不孤立存在。不管我们是否记得过去，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都已经受到了过去的影响。因此，克服过去遭受的不公正对待的唯一方法是，不仅记住它们，还要理解它们，理解它们如何影响了当今世界，从而开始懂得如何开辟新路、不走老路。否则，是的，我们注定重蹈覆辙。
除了研究和追溯历史进程的学者，其他人往往不去想历史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早期的经历和信仰体系看似如此自然和显而易见，以至于我们很难去想象过往的一切会有任何其他的可能。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活动——在家里生活，上学，在学校按部就班地学习一些学科知识，找一份工作，等等——我们都觉得理所当然。在许多国家，为了工作，人们白天大部分时间都不能和家人在一起，有时甚至要到晚上才能回到家中。但这一切都被认为理所当然。
然而，为什么工作规章一定要让家人长期不得团聚，为什么有些文化必须要求公民经常每周六天、每天从黎明到黄昏长时间地工作，让爱人和孩子身边无人依靠、度日如年呢？历史上，很早就有了对大量工人要到某个集中地点工作的需求——例如，埃及法老建造金字塔就召集了大量劳工。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城市或国家兴起的自然结果。无论是9世纪巴格达的烹饪比赛，还是12世纪初威尼斯的造船运动，都有大量人员前往参与；与此同时，为这么多人准备食物，也需要很多人聚集才能完成。工厂工作的标准化，始于18世纪工业革命初期在大不列颠的丝棉纺织厂和家庭用品制造厂中。
西方国家采取并输出到全球的生产方式控制了工人的生活，把他们当作机器使用，直到干不动为止，然后更换。时间控制着工人的生活，铃铛和哨子告诉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和结束一天的工作，什么时候可以休息，什么时候可以吃午饭。时间支配着工作，工作影响着健康、满足感和家庭。一定要这样吗？不是的。
历史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它表明了上述许多信念的人为性。人为并不意味着错误，它说明，人类的工作模式是在过去几十年或20世纪或者约五千年有史记载以来的所有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我们每个人出生前的那段历史最为重要，因为出生后，我们在一个已被历史事件塑造了的世界中长大，至于是什么塑造了我们来到的这个世界，我们并不清楚。我们认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是自然的。有些人生来衣食无忧，有些人却要遭受偏见，艰难度日。我们的生活越舒适，就越难以认识到其中的人为因素。即使当我们看到一些问题、暴行及其负面影响时，我们也倾向于认为它们是可以被直接解决的表象症状。
当今世界的许多重大问题看似容易解决。气候变化是吗？减少对大气的污染就好了。干旱呢？高效用水，寻找新的水源。海平面上升、暴雨和洪灾怎么办？修建更高的堤坝。基于种族、肤色、国籍、阶级差别和宗教信仰的偏见该如何处理呢？这个问题更难一些，但只要我们用心去做，还是可以解决的。唉，这些简单的解决方法过于简单了。有些治标不治本，还有些看似是解决方法，实为一些简单陈述，真正实施起来要复杂得多。
为了做出有意义的改变，我们必须重新定义那些根深蒂固、难以清除的根本原因。有些原因跟人们习得的偏见或信念有关，这些偏见已深入骨髓，以至于持有偏见的人并不认为它们是偏见，反而认为它们是人们需要尊重的简单真理。这些信念或偏见存在于我们的生活方式、管理方式、生产与分配方式、奖励方式、晋升方式和惩罚方式以及有历史或文化价值的人工制品中。要想改变它们，只治标不行，我们必须治本——救治整个系统。
生活方式可以改变，但这种改变是困难的。通过学习历史，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信仰的人为性。但是请注意，历史据说是由胜利者和成功人士书写的，因此胜利者的祖先反对那些在他们看来是人为的（确实是）、对他们的信仰和福祉不利的（可能会）变化。既得利益者没有任何改变的理由，不一定是因为自身利益，而是因为他们无法想象任何其他的存在方式。
如何改变我们今天的行为方式呢？我们需要从不同角度——胜利者和失败者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历史，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不同的思想、价值体系、统治方式和生活方式。有些事物历史悠久、很古老，但不能凭此就下结论说，它们就是有益的。然而，与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一样，其他人书写的历史可能也有偏见和误导性。公平起见，我们要尽可能兼顾所有人的观点，即使有时这些观点有些相互矛盾，而且目前鲜有证据可以帮我们理清相关历史记载的头绪。
现今的历史观是由欧洲思想主导的，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其思维方式主要来自有时被称为“全球北方”的西方技术发达国家。请注意，“欧洲”“西方”“全球北方”这些名称并不是地理术语，而是政治术语：美国和加拿大沿袭了“欧洲”部分传统，澳大利亚也是西方、欧洲和全球北方的一部分。总的来说，西方思想在世界上的思想、商业和教育实践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自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开始以来，欧洲国家一直主宰着世界，建立商业企业，占领领土并将其殖民化。殖民运动摧毁了原有的本土文化，取而代之的是欧洲或西方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完全是靠武力实现的。
请看世界棉花贸易的例子。哈佛大学教授斯文·贝克特在其所著的《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中，追溯了18世纪末英国商人在全球范围内控制棉花产业的历史。他们创办了大型贸易公司，从东方（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获取棉花，将棉花运往英国制成服装，再将服装销往全世界。对棉花的需求导致了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对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殖民统治。新大陆——美洲也有其本土棉花物种。16世纪中期，在后来被称为佛罗里达的地区，种植园主就种植这种棉花。到了18世纪，美国的棉花种植园开始向英国的纺织业供应棉花。棉花种植和运输前的去籽处理需要大量劳工，于是，西非部落战争中那些战败被俘而沦为奴隶的人，就被运往美国南部地区充当劳力。南方法律认为这些奴隶属于私人财产，允许在市场上合法买卖。
棉花贸易的故事只是欧洲人剥削史的缩影。英国之所以能控制棉花产业，主要是因为它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规模最大的海军。英国东印度公司是“为了在与东亚、东南亚和印度的贸易中进行剥削和压榨而创建”，在货物（棉花、丝绸和香料）贸易和奴隶贸易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的棉花贸易包括将棉花运往英国，带回布料和衣服以及从非洲获得新的奴隶。非洲黑奴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奴隶在世界上早就存在了，《圣经·旧约》中就有论述，但因为美国的奴隶大多数来自非洲，可以通过肤色对其进行区分，于是肤色成为人们产生偏见的一个原因。
棉花的贸易史漫长又复杂，它涉及当今许多问题的根源：军权、殖民主义、奴隶制和种族偏见。由此可见，历史确实影响着当今国家和人们的行为。
技术和现代主义哲学在我们生活中的主导作用是本书的重要主题。如今，技术已经使人们变成了二等公民
，我们做的几乎每一件事，如决定（或者更确切地说，被要求）早上什么时间起床、被引诱买什么产品、做什么样的工作、多喜欢自己的工作等，都必须符合技术的要求。然而，技术并不是罪恶的元凶；相反，它只是世界上工业化国家的主导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将所有这些组成部分联系在一起的哲学就是现代性。193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的主题阐明了现代性的基本原则：“科学发现，天才发明，工业应用，人类适应……个人、群体、所有种族，都与科学和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保持步调一致。”
是的，这过去是（很多时候，现在也是）西方的普遍观点。现代性代表着科学和技术，代表着理性思维，更重要的是，代表着进步——用技术发展和商业繁荣来定义的进步。关于现代性的影响，《不列颠百科全书》给出了更为完整的描述：“现代性与全球资本快速流动、图像的卫星传输和即时的跨国通信有关。然而，尽管有这些发展，现代性也对全球范围内存在的严重不平等进行了定义，既涉及了那些为幕后股东的红利而经营的产业，也提到了存在文化偏见的公共教育领域。”现代性的基本原理几乎涵盖了西方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治理、商业、经济、公平、工人待遇、社会阶层，以及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之间的合作（往往是后者为前者提供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
要很好地理解技术对人的控制，我们首先要了解我们的文明史，因为自有史记载以来，战争技术，特别是机器和武器技术，使得一些部落、群体、地区、王朝或国家能够统治他人，建立起自己的农业、贸易、城市和治理结构。这种生活方式赋予富人权力，往人们头脑中灌输了阶级的概念，甚至建立种姓制度，使有些人能够一生都统治他人。它还促使人们不断追求“进步”——以群体的规模、积累财富的数量和统治者的权力大小来衡量的“进步”。富人过着一种生活，穷人则过着“现代主义”式的生活。对过去的许多人来说，尤其是在20世纪中后期，现代主义是进步的驱动力。然而，今天许多人却认为它是邪恶的推手，因为一个群体的进步总是通过剥夺其他群体的权利来实现的，无论后者是被奴役的个人，还是在农场、田地或工厂里劳作的低薪民众。
有比设计更具危害性的职业，但这样的职业少之又少。
这是维克多·帕帕奈克在其所著的《为真实的世界设计》中的第一句话。帕帕奈克是20世纪杰出的（存有争议）设计师，他主张在真实的环境中为真实的人设计。不去设计西方国家那些花哨、昂贵、浪费资源的东西，而是为那些资源匮乏的地区设计产品。
帕帕奈克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在该书的同一段中表明了原因：“设计师们创造出各种各样不能分解的垃圾，占用着土地，破坏了景观；他们选择的原材料和生产工艺，污染了空气，使我们不能自由呼吸：设计师已经变成十分危险的人。”
略做说明：引用时，我对该书的第一句话做了一点儿修改，删掉了“工业设计”中的“工业”一词。在原文中，帕帕奈克指责的是“工业设计”，我扩大了批评对象的范围，认为所有的设计都有责任。我为什么要擅自更改呢？因为我确信帕帕奈克会同意我的看法。在帕帕奈克写该书的时候，工业设计确实是问题的根源；但今天，供设计师们施展才华的领域广阔——如系统、服务、软件和数字（有时被称为“无形的”）产品等，设计师人数众多，这使得设计的这些其他重要分支逃避指责是不公平的，应归咎于所有设计领域。
尽管帕帕奈克的批评言论现已广为流传，但他并不是第一个试图让世人相信这一看法的人。早在20多年前的1948年，西格弗里德·吉迪恩就在其影响深远的鸿篇巨制《机械化支配一切——匿名的历史贡献》中做了相似的论述。即便如此，他也不是第一个提出类似观点的人。
20世纪30年代中期，诗人埃兹拉·庞德以“日日新”为题写了一系列散文。“新的好；旧的呢，呵呵，差一些。”庞德是想告诉诗人和艺术家们，“必须摒弃同时代人的形式和语境标准。”用“日日新”一词来描写现代主义恰如其分，但它和它所概括的思想却可以追溯到新儒家学者朱熹（1130—1200）。庞德一直在阅读朱熹的作品。
现代主义常被用来指美学、艺术、建筑领域的发展，也指旨在抛弃旧观念，打破传统，发展新的艺术、舞蹈、戏剧和文学形式的广泛文化运动。埃兹拉·庞德曾为现代主义大声疾呼，至少曾在艺术和诗歌领域为现代主义摇旗呐喊。
现代性一词与现代主义有关（两者经常被互换使用），但现代性更偏重强调理性化和启蒙运动，当然更多被用来指科学技术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经济学和商人（后来被称为企业家）使用会计学的方法将“进步”定义为赚钱，却不做伦理方面的考量，因此现代主义也对经济学和商人的角色具有一定的影响。维克多·帕帕奈克反对现代主义，特别反对现代主义对人类和环境所造成的危害，因为设计行业帮助企业源源不断地生产了供人们购买的新产品；他也强烈反对广告业，因为在人们并不需要新的物品或者旧的物品还好用的时候，广告业也总让人相信自己需要新的、不同的物品。
如今，帕帕奈克的观点仍然具有现实价值。但他不应该指责设计行业，因为设计师是工业革命的受害者，而不是造成工业革命所产生危害的原因。设计专业在大学院系开设的各个专业中排名居中，设计师在公司内的影响力水平一般，私人咨询公司的设计师也很少能改变客户的意愿，世界上大多数设计师只处于中层地位。因此，帕帕奈克指出的是症状，而不是核心问题。核心问题来自现代性的行为准则，它造成了对科学技术和理性思维的严重依赖，却对人、人性和自然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新的被认为是好的，旧的被认为是坏的、劣等的。现代性也是消费主义的生活准则。它是这样一些观念：科学、工程及其应用——技术都是好的；数字产品或实体物品的持续产出、公司或组织的不断建立，都是“进步”，而进步，当然是好的。
这种“进步”可能会对有钱有势的人有利，但肯定不会对每个人都有利。在美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城市中，很多人，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无房可住；极少数人既有钱又有权，他们和大多数人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都是“进步”失败的象征。此外，金融市场使贫富悬殊加剧，公司被鼓励以牺牲长远利益为代价追求短期利润。
这可不是18世纪经济学家、哲学家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所描述和向往的资本主义。事实上，他早就对我们现在看到的过度行为提出过警告。“同一行业的人很少聚在一起，”斯密写道，“即使为了娱乐和消遣，他们谈话的内容也总是针对公众的阴谋或为了抬高价格而设计的某种圈套。”亚当·斯密的资本主义理论不应与当前的资本主义实践相混淆：人类的贪婪已经歪曲了这一理论。
本书认为，现代性、工业革命和经济学理论（亚当·斯密常被称为“经济学之父”）对当今世界产生了最为重要的历史影响。18世纪中叶，这三种影响几乎同时开始，相互紧密交织，共同缔造了我们现今的政府和经济体系，并深刻影响着商业运作和产业工人的就业。尽管自18世纪以来，这三个方面都取得了许多进展，高度的路径依赖还是主导了许多决策和活动。现代性思维倾向仍然存在，但正迅速失宠。我们已经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有些人已经在勾画第五次工业革命可能的样子。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蒸汽机的广泛使用为标志，始于纺织业，随后很快也发生于家居用品和工具的制造过程中。其间产品数量急剧增加，价格迅速下降。
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的通信方式——尤其是电报和电话，以及新的出行方式——尤其是汽车、卡车和洲际铁路列车，改变了商业和家庭生活的许多方面；电力、天然气、石油和煤炭等能源被广泛使用；亨利·福特发明了汽车流水装配线，大大降低了汽车的生产成本，从而推动了家庭流动性的迅速转变，人们开始从城市向郊区分散。
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始于二战结束后的20世纪40年代中期。电子器件和早期计算机的出现是这一时期的标志。人们对机械机器的使用不像以前那样普遍，取而代之的是以信息处理为基础的机器，后者的能力和灵活性亦迅速提高。
第四次工业革命开始于21世纪初，现在仍在继续。这一时期的标志包括智能机器的出现以及对能提供全球即时信息的互联网和相关信息网络的使用。自动化机器和无人驾驶车辆开始出现，机器正在取代人类做着许多以前被认为不可能由机器完成的工作：初级律师的工作、会计师的工作以及医生的工作（例如，解读磁共振成像和X射线照片，甚至开处方）。
第五次工业革命不是现有的发展阶段，它更像是一个梦想。在这一时期，量子计算的能力得以释放，各系统的自动化、智能化程度更高，安全性因加密、区块链技术以及数字货币的出现而更有保障；很多DNA（脱氧核糖核酸）工具——测序仪、合成器和基因剪刀被设计出来，生物学领域的研究因此取得新的进展；传感器的应用使机器、科学和医学的能力得到巨大提升；游客们开始他们的太空旅行（花费高昂）。同时，新的流行病也正在席卷全球；尽管人们对气候变化的危险越来越担忧，但更多的钱被用于发展军备和军队，而不是用于社会需求和应对气候变化。
这五次工业革命主要是技术进步推动的结果，人们因此忽视了很多重要的人类行为方面的因素。首先，人们对废物时代（本书第三部分讨论）的认识不足；其次，人们忽视了自动化对人类生活造成的巨大影响——有些因自动化而失业的人，可能无法学会其他工作所需要的技能；最后，人们总是使用数学模型，对无意义的变量进行精确测量，却对我们无法测量的重要变量（本书第二部分讨论）不够重视。气候变化？第五次工业革命的先驱们会说，这不过是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还用技术来解决就好了。不，我们不能，因为问题的根源是人类的行为。
正如本书后几部分所论证的那样，现代性、技术和当前的经济理论都是人类美好生活的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