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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下来正要动笔的时候，我向左边窗外南方的景色望去。我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一座陡峭的山（当地人叫它索莱达山）上，因此可以居高远眺，看到几英里
之外的地方。屋外的树木草丛中，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小动物，有蜜蜂、蜥蜴、蜂鸟、灯芯草雀、乌鸦，还有红胸鹰和其他一些我叫不出名称的生物，偶尔还会有兔子出没。目光越过这片植被，我能看到远处米申湾的水面上有许多小船；它的右边就是太平洋的水域了，那里的船都更大一些。天气晴朗的日子，我甚至能看见科罗纳多群岛上的丘陵以及邻国墨西哥境内的山脉。
我目之所及的一切，几乎都是经过人类设计制造而成的。房子由人类设计建造而成。室外的空地也是人类精心制作的：把山上高的地方挖平，再用泥土把沟壑填平。平整沟壑时，还用上了米申湾建造施工过程中所挖出的泥土。米申湾所在之处原本是一片沼泽和湿地，经过改建，现在成了美国最大的人造水上公园。在那里，正如这类项目中常见的那样，人们更看重的是娱乐需求而非生态保护。
动植物是天然的。然而，它们也得到了人类的悉心照料：凡是人们不喜欢的，一概消灭或移走。房屋和道路显然经过了设计。所有植物，无论是低矮的草坪还是能长到100英尺（约30米）以上高度的参天棕榈树，也为人类所精心种植和维护；杂草非人为规划，但它们是意外结果，有时被称作“意外的连带后果”，只是杂草总在人们的意料之中。
动物呢？野生动物是天然的。但是，只有当它们所处的群落不受人类干扰时，它们才能生存，栖息地才能得到保护。群落中的植被和建筑为动物提供了筑巢挖洞的场所，群落本身还使所有动物都能获得食物。有些鸟儿以叶子和花朵为食，有的鸟儿吃虫子和种子，体形较小的鸟类又是鹰隼等猛禽的猎物。所以，你可能会说，所有这些生物的存在是另一种意外结果。我认为，有些动物是人们喜爱和希望有的；也有些生物，如杂草，却遭人嫌弃；地鼠和响尾蛇被看作令人生厌的害虫。
请注意，连“杂草”和“害虫”这两个词语也是人造的，因为自然界并不会使用这样的描述。正如一种有害的动物只是在按照自己进化的方式生存着一样，杂草也是一种完全合理的植物。是人们根据自己对棕榈树、蒲公英等植物或蜂鸟、地鼠等动物的看法，给这些自然生命贴上标签。人们更喜欢经过精心修剪和维护的草坪，所以认为杂草很丑、很难看。人们喜欢不破坏环境的动物（或者至少这些动物搞破坏时，人们看不到）。地鼠在地上挖洞，会破坏人为种植并维护的草坪的“自然性”：这种看法很好地代表了我们对世界上很多问题的理解。我们喜欢自然性和多样性，但前提是我们的生活不被其干扰。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人设计的世界里。我们的家、衣服、工具、书籍等人造物品比比皆是。国家观念和政府的组织形式也是人为的，是人们设计出来的。即使那些我们以为天然的、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的东西，比如地球、环境、动物和植物，也已经为人类的创造和活动所塑造和影响。设计影响的不仅是物体，人们还发明——设计——了组织结构和自我管理的方式、狩猎和耕种的方式以及预备和烹饪食物的方法。还有什么呢？一说出它的名字，你就会意识到它是人为的、设计的：金钱、法律、律师、服装、国家的概念、人们起名的方式等，无不如此。这些设计在塑造和约束这些事物的同时，也反过来改变了我们自身，所以我们也不再是天然的自己。
我们设计的东西——人为的东西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就像我们通过设计改变了事物一样，这些事物也会改变我们自己，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我们设计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反过来，世界也塑造我们自身。
我们每个人都只不过是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动态的系统中的一部分。这个系统无所不包，包含了人生命中的一切，包含全人类、整个地球乃至整个太阳系以及生物的遗传现象。我们周围的事物都为了适应天气变化、潮汐涨退、日光强弱和气候改变的周而复始而存在和发展——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又强烈地影响着所有这一切。孤立于环境之外，一个人既不能生存，也不能做事。我们只能在所处的群体中生存和行动。
英国统治印度时把印度人当作二等公民对待，对他们的行为严加管制。1947年，印度人赶走了英国殖民者，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成为印度首任总理。之后，尽管印度上层阶级的子女被允许在英国的顶尖学府（伊顿公学、哈罗公学、温彻斯特公学、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接受教育，但是，“因为自己的种族身份，他们（仍然）只能是二等学生”。为此，尼赫鲁曾写道，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或者大多数人，接受了它（这种等级制度），认为这是我们命中注定的、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次序”。
我们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思维方式，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存在方式，在我们看来都自然而然。毕竟，自出生以来，我们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我们很少坐下来仔细想一想，生活还有很多其他可能的选择，不一定非得是我们所经历的那样，这一点很难被意识到。当我们遇到技术问题时，我们常常责怪自己。“不，”我经常说，“这不是你的错，错在糟糕的设计。”是啊，当今世界的问题很多，人们为此抱怨时，我的回答始终如一：“这是因为糟糕的设计。”纵观历史，如今为我们所知的这个世界，是由人类发明、建设并加以发展的。我指的是人类的这些设计，而不是现在那些专业设计师所做的设计。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为，地球是如此之大，地球资源用之不竭。同样，历史上统治阶级以为，并非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有些人仅凭他们的肤色、原籍国、宗教或信仰就可以被界定为上层阶级或下层阶级。人类似乎有能力形成小型的、合作的、互助的群体，但也有能力以多种方式将自己与其他人类群体区分开来。20世纪30年代，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在其研究的社区中发现了人类的这一过程。他把这种倾向称为“分裂演化”。
许多人寻求扩大差异，而不是通过借鉴和模仿来使邻近的群体变得更加相似。其结果可能是极端的歪曲，将实际上非常相似的群体变得截然不同。由此产生的差异可能是极端的、人为的差异，而以前这种差异并不存在。
通过分裂演化或类似的机制，人们几乎能够发现任何可以洞见的差异，如肤色、性别、宗教、原籍国、语言或口音的不同，制造以前并不存在的分歧和偏见。人类的这种倾向是其歧视和偏见的基础。它也是人为的，它把几乎所有区分一个群体和另一个群体的东西塑造成两个群体为何相异的决定性特征。对小到有时微不足道的差异进行放大，可能会导致重大分歧的出现。
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生存的基本原则。我们必须改变我们在地球上的生存方式，认识到我们都是一体的——人类、自然和环境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整体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这一系统的现状高度取决于它的过去，是路径依赖的，要想理解它，我们还必须了解它的历史。此外，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生存的基本原则以及在地球上的生存方式。
改变生存方式几乎意味着一切都要发生变化：如何生活，做什么，信仰什么，如何做。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物，无论它们看起来多么普通、合情合理和合乎逻辑，都必须由我们质疑并重新审视，因为其中的很多信念和活动，很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准则。只有在我们认识到许多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想法和事物都是前人人为塑造的产物之后，我们才能有一个崭新的开始。
当今世界一团糟。当然，气候变化是每个人最关心的问题，但它只是我们诸多难题的一个症状，而不是其原因。气候变化是许多其他根本问题的结果，这些根本问题构成了人类当今所处困境的根源。如果我们要应对气候变化，是的，我们必须消除症状，但如果我们不同时解决潜在的根源，问题将继续存在。目前人类主要的问题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居住在地球上的方式和我们的信念——认为我们人类，为了改善生活或活得更舒适可以自由地使用地球上的资源。而且，这个“我们”并不是所有人，而是统治阶级，那些拥有权力和财富的人。他们指使手下去侵占领土、征服和统治他人来改善自己的生活。霸权国家欺压弱小国家，在物质经济上对其实施殖民统治，并掠夺它们的资源。这些事实使上述主要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技术系统中，这个系统涵盖了地球上的方方面面：社会、经济、商业、教育、健康、信仰和行为、疾病传播和生态灾难等。其中各个方面之间都存在着某种关系或相互影响，有的关系是直接和明显的，但大多数的相互影响则是间接、缓慢、不易观察的。后一种往往是最危险的，因为它们悄无声息地逼近我们，当我们意识到了它们的存在并试图采取行动时，可能已经为时过晚了。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新冠疫情暴发之初，尽管人们早就预测到了未来的大流行病，但部分应对措施还是有些缓慢且混乱。随后的复苏也是如此。对于疫情防控，人们时而乐观自信，时而消沉沮丧；不同国家和政治团体的指导意见莫衷一是，甚至在同一政治体制内，防控的指导意见也不尽相同。与此同时，引起这种疾病的冠状病毒不断变异，出现越来越多的变体，早期医学治疗手段接连失效，医学专家不得不提出新的方法和建议。病毒变异后，医学专家的治疗建议也需要随之改变，这是很自然的。但人们认识不到这是病毒不断变异的结果，开始抱怨专家的建议变来变去，对专家越来越不信任。
我们所处的这个系统非常复杂，偏见、极端民族主义、社会不公平的兴起，也都是这一系统内各元素相互作用的间接结果。世界上一小部分人的生活舒适安逸，绝大多数人却并非如此。两者在收入和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距往往能引起政府的更迭。有些人利用大多数人的不满情绪，领导他们推翻政府，向他们承诺会改善现状，但随后就利用获得的权力为自己谋取更多的权力和利益。
近代资本主义的实践是问题的根源之一。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本身并非罪大恶极，但世界上某些银行、大型金融市场和大公司——有的富可敌国——实施并扭曲资本主义的方式却罪孽深重。这些机构的经营为利润追求所主导，毫不吝惜人类和环境为此付出的代价，其利润不一定以任何实物为基础，而仅仅建立在每时每刻（有时用几分之一秒来衡量）对事物估值的变化之上。经济学家建立的模型影响着它们的行为，将货币价值而不是社会价值的增加视为成功的唯一标准，且不考虑其对人类生活或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此外，尽管这些规范模型本身含有对人类行为的错误设想，它们还是会影响人类行为。
崭新的开始不是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就能实现的，我们需要动员众人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这样我们才能改变世界，改变我们衡量成功的标准：不是金钱或其他指标，比如国内生产总值（GDP），而是所有人的健康和幸福。
既然有这么多复杂的问题，那么如何能让设计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呢？对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来说，这是做不到的。然而，当我为这本书做调查时，当我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人讨论这些问题，并重新思考我自己的基本假设时，我意识到设计是我们解决自己所面对的问题的关键。因此，通过重新定义和重组设计，我们可以摆脱目前所处的困境。人类的信念和行为构建着他们的生活，这些信念和行为是一些设计，是早期政体和宗教信仰的缔造者做出的一些设计，由此产生的偏见和社会阶层也是人为的。
设计行业也有能说明其本质属性的历史：为了帮助销售工业革命的产品，它作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一种工具而产生和发展。由此，今天的设计专业和设计教育受公司和客户的需求驱动，公司雇用设计师使其经营有利可图。
因此，现代设计领域中由于设计出了一些对生态系统有害的商品，无意中导致了更多问题的出现。这些商品之所以对环境有害，有的是因为其原材料需通过采矿获得，有的是因为其生产过程有害，有些商品的使用会耗费很多能源，有的因其引诱人们使用的方式而为人所诟病，有的存在设计缺陷而难以修理或升级，还有的则是因为被丢弃后会对环境造成污染——本书第三部分“可持续”讨论了上述所有现象。这些危害都不是故意造成的，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有的人缺乏系统思维，未能充分认识到有害商品对现存的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造成的影响，这是危害产生的直接原因。
所有这些设计行为都是人为的，因为它们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这意味着它们都可以被改变，但首先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和重新定义设计专业的行为、教学和作用，重新思考设计在生活、治理和工业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些都是我要在本书中讨论的主题。许多设计师越来越觉得有必要重新构建设计这一领域，这项任务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容易。请注意，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期，就有人针对设计产生的问题而发出过警告。如今，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加入进来，发出担忧的声音。对这些声音，我也在此略表附和，但我分析问题的框架有独特之处：我重点探讨人类行为。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人，不管是不是设计师，都在表达他们的关切，并开始采取行动。这让我们有理由乐观，相信我们可以改变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