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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测量对人重要的东西

开尔文勋爵宣称,如果你无法测量它,你对它只是一知半解。在大多数科学领域,这句话仍然适用。然而,如我之前所说,他这段话的前几个字——“在自然科学领域”被忽略了。心理科学、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都比自然科学复杂得多。生物体都是些复杂的动态系统,受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在时间或距离上可能都很遥远,都依赖于它们的历史(也就是说,它们都是路径依赖的)。它们不断调整,总是在变化。

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有一句名言:“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是因为,毕竟,如果河流是由河里的水定义的,那水是不断流动和变化的。在开尔文勋爵所处的时代,赫拉克利特的说法并不适用。在自然科学中,对同一事物进行多次测量是可能的。抛开测量方法差异导致的些微变化不谈,每次的测量对象和测量结果都是相同的。但是,生物的情况绝非如此。人们的信仰会不断地改变,不同时间的话语和行为会自相矛盾。人们会通过肢体动作、面部表情,选择不同的词语和语调进行互动,而且,在技术的帮助下,可以进行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交流。经验、教育或操控可以改变人的信仰体系,随着信仰的改变,人们对其信仰所支配的情境的反应也不再相同。所有生物都在不断地变化,彼此影响,且与环境相互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生长,发生着物理、化学方面的变化,对那些有大脑和思想的动物来说还会发生精神上的改变。

科学的大部分进步依赖于观察、测量、数学、实验,以及思想和方法的公开分享,其重要前提之一是再现性,即他人复制先前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取得更多成果的可能性。如果成果不能被复制,人们就开始在期刊或会议室展开科学辩论,直到实验差异被澄清或有了新的解释,或者有时早期的成果被推翻。复制成果的能力使人们取得了几乎所有自然科学认识上的进步。

在自然科学中,复制成果这种方法很好用,但如果把它用于生命科学,困难就出现了。要想做周密的、精心控制的实验,唯一的方法是在被批评家称作“白房间”的空间里进行。它往往是大学实验室里一个精心控制的空间,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离,与和研究变量不直接相关的一切隔绝。白房间的实验结果往往是对人类行为简单、清晰的陈述,这些陈述可以在其他白房间中复制,但一旦离开精心控制的人造实验室进入现实世界,这样的研究根本行不通。真实的行为对环境非常敏感,且高度取决于每个人的个人经历。更糟糕的是,大学里科学家们研究的人群经常是他们最容易找到的人——那些年轻的大学生。批评者指出,这样的结果是,对于西方国家很多大学里开展的关于人类行为的研究,其研究对象多数是一些特定的人:西方(或白色人种)、受过教育、工业化、富有、民主的人。 换句话说,这些控制得最为严格的实验中的研究对象,并不能很好地代表80亿地球人。

经济学家试图用几个简单的数字来刻画人和社会的复杂行为,这尤其错误。不幸的是,经济学对政府政策影响巨大,部分原因是它运用了逻辑、简单测量等工具,而且数学让它看起来既严谨又科学。但经济学家很少检验他们的预测,再现性不是该领域的重要工具。公平地讲,对经济学家来说,对现实世界的行为进行受控实验很困难,也许是不可能的。每种情境各不相同,一旦早期研究的结果公布,相关知识就会对进行重复实验的尝试产生影响。

决策困难时,政府官员常请经济学家出谋划策。然而,一方面,经济学家的智慧和建议值得怀疑;另一方面,经济学家的数学推理看似冠冕堂皇,却在其数学术语中隐藏了许多基本假设。非专业人士很容易被数学论证说服。虽然计算不会说谎,但数学应用中的假设可能会像计算时输入的错误数值一样不正确。关于数学应用效果的一个标准说法是,输出质量取决于输入数据和假设的质量:“输入垃圾,就输出垃圾。”

大多数经济模型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人的行为是理性、符合逻辑的。尽管心理学家长达几十年的研究已经表明这些假设是错误的,经济学家却不予理睬,直到最后,心理学家的论证如此有力,以至于诺贝尔奖委员会开始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那些尽管不是经济学家却能证明那些基本假设中存在谬误的人。然而,即便如此,经济学领域的做法仍一如既往。

自然科学的方法常常被不恰当地用于经济和社会科学模型,给现实社会和现实中的人带来危害。科学的方法有许多优点,其对证据、观察、实验与独立复制观点和结果的要求,尤其让人以为其完美无瑕。为满足这些要求,不同学科需要使用不同的方法,但是只要遵循合适的方法,得到的见解可以非常有效地帮助国家制定政策。

通过恰当使用定量和定性评估的方法,人类和社会行为的科学可以详细地说明一些重要问题和变量。现在,若没有数学提供的简单答案,一个人哪能做什么决策呢?决策者应该做的是:根据残缺不全、模棱两可、相互矛盾的证据做重要决策。他们确实这样做决策,但数学或计算机模型的不透明,却让一些相互冲突、含糊不清的价值观远离了人们的视野。更糟糕的是,一些重要的、有助于满足社会和人民真正需求的定性评估,却往往只因为它们不适合现有的模型框架,而被排除在外,不予采用。

现代组织和国家的复杂性、跨国贸易、人才和思想的国际交流等大规模现象都是经济学难以解决的问题。就业市场,贸易平衡,因关税、专利纠纷、天气等因素导致的国与国之间正常贸易的中断,都可能扰乱国际贸易。近年来,战争、疾病(如新冠病毒大流行)、自然灾害(火灾和洪水)和贸易壁垒效应叠加扰乱了全球重要供应链,这一点变得尤为明显。

测量标准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经济学俨然已成为应用数学大显身手的领域。经济学家的成果、模型和观点在政府财政政策和国际条约的制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经济学的子领域中,最强大的是宏观经济学,它研究并试图预测大的(因此把“宏观”用作前缀)系统的行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国家、政府和大型国际公司的行为,其中许多公司的收入比大多数国家的都高。宏观经济学家非常依赖测量和关于人类行为与决策的理论。这些理论假设就像我们许多人在高中时学过的几何公理一样,例如,“两条平行线永不相交”,其中的道理如此明显,以至于我们都认为其根本不需要验证。然而,正如我在本章下一节所说,许多显而易见的、你也信以为真的关于人类行为的常识性公理,实际上都是错误的。这些假设只不过是经济学家提出的关于人们应该如何做事的一些逻辑观点而已。假如经济学家会去观察世人的行为,他们就能发现自己的假设有多么不恰当。但直到最近,他们也还没有去观察。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倒是观察了,但是,直到最近,他们的发现依然一直无人理睬。

宏观经济学研究大的影响;微观经济学研究个体的行为,个体做的决策都相对较小,因此用“微观”一词。微观经济学也强调理性和完美决策,而现实中的人并不总是理性的,决策也无法完美,因此这一领域的知识也存在一些误导之处。几十年来,心理学家一直在研究微观经济学中的问题,但长期以来,他们的研究一直被经济学家忽视。我在心理学专业读研究生的时候,也做过一些类似的研究。我记得,当我还是学生时,我曾试图说服一些经济学专业的朋友。我对他们说,他们的测量和理论与真实的人类行为不符,但他们付之一笑,说这无关紧要,还常常引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他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论证,说群众的力量胜过小的、局部的谬误推理。

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共同体现了人们对经济行为的深刻理解,两者缺一不可,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我们需要一种更有意义的经济学观点。它将使用公众容易理解的方法,其模型会以真实的人类行为为基础,而不是基于一些过度简化的假设。表示金钱多少的数字,如国内生产总值,有时虽然有用,但也可能很有误导性,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不妨想想查尔斯·肯尼在其《变得更好——为什么全球发展是成功的,以及我们如何能让世界变得更好》一书中的论证:过去几十年里,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但其国民健康、教育状况以及幸福感却有了普遍改善和提升。通过衡量一个国家的消费水平的高低来判断它有没有进步或对其进行援助的项目成功与否,被证明不是好的方法。查尔斯的上述著作再次表明,宏观经济学所使用的孤立的数字,无法揭示人们在一些对生活质量至关重要的方面所取得的进步。

假设之中也有例外

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人们会将效用(从一件商品、一项服务或一项活动中感受到的满足程度)最大化。因在大多数情况下,效用的表现形式是货币,所以这一假设又可以被解释为,人们总是寻求最便宜的选项。例如,你看到两个相同的产品正在出售,其中一个比另一个贵,你会买哪一个?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很明显你会买更便宜的那个。

可是,人们为什么还会买名贵的手表、葡萄酒和威士忌呢?因为走时更准或味道更好吗?不是的,电子表往往价格便宜且比造价高昂的手工机械表走时更准。提高价格是增加某些产品销量的方法之一,这一点经济学家那些合理、符合逻辑的公理就解释不通了。当然,并不是所有产品都能用上述方法促销。消费者如果见多识广,也很可能并不买账,但很多时候人们确实会认为,越贵的产品质量越好。我们看看那些高价白酒、葡萄酒、豪车,还有高级酒店里的天价饭菜就知道了。事实上,假如你在比较一些表面看起来没什么两样的家居用品,其中有一件是半价出售,其余的都是原价出售,你会买那一件半价的产品吗?你或许会怀疑它一定是哪里有问题——会不会是便宜、劣质的尾货或粗制滥造的冒牌货?

赫伯特·西蒙是行为经济学领域的早期研究者之一,因在决策研究方面成果卓著,1978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西蒙是一位真正的跨学科研究者,在管理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认为,人的记忆和心理计算能力是有限的,他称之为“有限理性”。因此,他说,人们无法使自己的决策实现最优化,所以他们“满足”(satisfice)。他把“足够”和“满意”重组,创造了“满足”这个新词,意思是,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人们不会在选择上花很多时间,一一斟酌各种备选方案,而是选择一个差不多、足够好的就可以了。西蒙曾教我遵循这一原则:我满足,因为我知道凡事不可能完美。为了节省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耐心,我满足。

我曾在一家生产打印机的大型电子公司工作。这家公司既生产激光打印机,也生产喷墨打印机;既有家用的,也有商用的。我很快发现,许多消费品,特别是一些大型产品,如电脑打印机和白色家电——传统上有白色搪瓷饰面的厨房和洗衣房家电——经常有三种型号。原因如下:如果公司只生产一种型号的产品,购买者可能会愿意花更多的钱买一种更贵的型号,所以如果没有卖价更高的型号,公司会少赚一笔钱;如果公司能供应两种型号的产品,其中一种比另一种功能更多、价格更高,人们就会比较这两种型号,但仍然会购买价格较低的型号。但如果该公司同时推出第三款产品,功能比前两款更齐全,价格也更高,那么第二款产品的销量就会上升。为什么呢?公司并不期望会有很多人购买第三款更昂贵的机型,但它的出现会让购买者有更多的选择。购买者喜欢最贵机型的特点,但不喜欢它偏高的价格。中间机型比那款最便宜的功能更多,又比最高档的那款更便宜,于是他们会买中档的那款(买完往往还会炫耀自己省了多少钱),却没有意识到,通过推出高价产品,公司操控了他们的购买行为。

对销售而言,产品的功能也非常重要。购买者即使直到现在都没有用过产品的某些功能,也过得挺好的,销售的关键却还是要让买家相信:他们离不开产品的这些功能。事实上,大多数人购买了产品以后,从来不使用那些新的功能。设计师们知道,添加不符合人们真正需求的功能会让产品更昂贵、更难用,然而,市场营销人员说得对:功能多,卖得好。

利用其对人类行为的更好的理解,市场营销人员能够操纵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这应该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但是,在今天的商贸领域,这种能力很受欢迎,营销人员也会因为具有这种能力而得到晋升。

金钱不应是唯一尺度

经济变量存在于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请再看两个例子:成本效益分析和风险管理。两者都是一些既定行为过程中的成本和效益的比较方案。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许多部门都要求进行成本效益分析,认为只有在收益大于成本的情况下,一项活动才是可行的。此外,很多时候,它们根据成本效益分析对计划的行动方案进行排名。高危行业的风险评估也使用类似的方法。它可以帮助确定公司(或政府机构)是否已做好应对意外情况的准备,以防风暴、罢工、疾病或设备故障等对活动造成严重干扰。还有一些风险评估被用来研究意外伤害或死亡的可能性。

逻辑上,成本效益分析很有意义。做大型社会项目可能要花费很多钱,我们如何确定收益足够高、成本非常合理呢?与此类似,假如一家公司正在生产有潜在危险的商品如汽车,公司应该花费多少钱来减少死亡人数?政府应该花多少钱来建设更安全的道路?全世界每年大约有100万人死于汽车事故,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显然,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制定法律,要求驾驶员接受培训;修建安全性能更高的道路;优化汽车设计以降低事故风险,并尽量减少因事故发生而造成严重伤害的可能性。然而,刚提到的这些补救措施中,有一些实施起来会非常昂贵。什么时候公司会认为增加更多安全功能的费用会高得让人们买不起车了呢?道路的建设和维护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什么时候市区的十字路口应该安装上红绿灯以避免交通事故呢?

成本效益分析通过比较所有的成本和收益来回答这些问题,但其中人身死亡的生命成本又该怎么计算呢?经济学家说,需要把所有的成本和收益放在共同的数字尺度上衡量,而人们选择使用的尺度又几乎总是货币。如果死一个人,成本是多少钱呢?这个人年龄多大?是不是哪位名人?这些问题影响其死亡成本吗?他的收入是多少?是独居还是家有小孩?这些问题呢?一条安全的街道的货币价值是多少?房前安装一个难看的信号灯的成本又是多少呢?所有刚讨论的这些变量都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很难用简单的数字尺度来进行量化。将任何多维度的东西简化为单一的数字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像美元这样的数字了,因为金钱的全部含义往往源于很多其他的背景。

成本效益分析与风险管理领域密切相关,风险管理识别、分析世界上存在的各种风险,然后决定采取什么样的针对性行动。除了那些不可抗的情况,理想情况下,人是可以避免风险的。过马路有危险,开车也是危险的,尽管许多人认为坐飞机最危险,但它的风险比走路和开车要小得多。人们对危险的感知并不一定与统计数据相符。

应该花费多少钱、时间和精力来减轻风险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呢?我们需要结合成本效益分析和风险评估才能知道。最终该如何决定呢?是的,这些分析方法遵循的基本原理很合理、很重要,权衡利弊并考虑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很有道理,但是,实际上许多变量是不可量化的。为什么还一定要确定某个变量对应的成本数值呢?为什么一切都要转换成货币形式?生命价值几何?一只胳膊、一条腿和视力的价值呢?环境污染、长时间通勤、糟糕的医疗和教学条件的成本又是多少?这些变量中有许多涉及主观体验和判断,我们又该如何测量后者呢?本书这一部分的后几章(特别是第11章)将讨论这些问题。

我们需要适当运用心理变量来测量那些与主观体验有关的项目,而不是强制地用货币数值来定义一切。心理学家已经研发出了可用于广泛测量的一系列技术,功能像自然科学中使用的数字测量技术一样强大,只是使用的测量尺度不同。这种测量不会通过比较两个数值的大小自动决策,而是为决策者提供指导方针。这些决策将交由人类判断。不要傻傻地以为,这是在用不精确的方法代替精确的方法。一个众所周知的秘密是,当决策者使用高度定量的数字工具来帮助自己做出决策时,如果他们不喜欢用数字测量得出的风险评估或成本效益分析结果,他们就会篡改数值(或改动分配给数值的权重或重要性),这样做出的决策显然不会像宣传的那样精确、科学和有意义。

价值衡量的人为性与以人类为本的矛盾

风险管理和成本效益分析这两种工具听起来既符合逻辑又合乎情理,对那些为各种可能情况寻求定量、精确的决策的人来说,它们很有吸引力。对社会而言,它们却是有害的。

以人类为本的设计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本书第四部分将更全面地讨论这一话题,其中还会谈到风险管理和成本效益分析。说到这里,我们不妨想想:为什么我们会认为有些人的生命比其他人的更加贵重,有的家庭和企业比其他的对社会更加重要?就好像我们说过,狮子是丛林之王,因此比宠物猫和宠物狗等家养动物更加重要、更值得保护。

风险管理和成本效益分析都需要对成本和效益进行估值,它们必然偏爱那些昂贵的而非便宜的建筑物、企业和住宅等。这是因为在风险评估中,昂贵的建筑物、企业和住宅的损坏成本比便宜的更高。在成本效益分析中,前者的收益评估值也更高。两种方法都认为,假如穷人的房子和富人位于海边的房子都需要保护,那还是把钱花在保护富人的房屋和滨海空地上更好,毕竟如果对两者实施保护的成本相同、花钱一样多的话,富人的房子和滨海空地往往更加值钱,所以保护富人财产的效益更高。以价值尺度衡量所保护财产的效益时,富人总是赢家。

风险评估和成本效益分析不经意间对低收入公民产生了偏见。结局是,仅仅因为富人有钱,最不需要保护之人的财富得到了保护。难题在于,两种方法只能受限于像房屋和土地估值这样的客观标准。事实上,富人可能早就被警告过不要在危险地区建造房屋,也可能无须他人帮助就能承担维修费用,而这些都没被考虑在内。同样,风险评估和成本效益分析也没有考虑到低收入者失去房屋和财产时也可能会失业的现实问题。个人的这些事项,不论其收入高低,都没被考虑在内,因为确定它们的成本太困难了。

结果,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被忽视了,而那些最不需要帮助的人却得到了帮助。这是以人类为本的设计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至少我们被教导应该有此信念。那么,为什么在风险管理和成本效益分析面前不能人人平等呢?本书第三部分会讨论可持续性和废物时代,第四部分会结合意义和可持续性探讨人性。读这两部分时,请思考上述问题。 aBJ7Jj74ScU1YpWc4Wc5P/ElLbe/aHqQlw2DBupTyZBz22O6UPGf0xWA0NQuHe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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