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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犀牛是地球上的濒危物种之一。在非洲南部，黑犀牛的数量从1970年的大约6.5万头锐减至约5 000头。一场生态灾难正在酝酿之中。采用基础经济学的视角，我们可以洞察为何这一物种遭遇了如此巨大的生存挑战，甚至能够得知应该如何应对。
人们为什么要猎杀黑犀牛？其动机与贩卖毒品或偷税漏税一样。尽管面临被抓捕的风险，但猎杀黑犀牛的人可以赚很多钱。在许多亚洲国家，人们认为黑犀牛的角具有显著的壮阳及退热功效。此外，它还被用来制造传统也门弯刀的手柄。因此，在黑市上，一只犀牛角可以卖到3万美元，这在人均年收入仅为约1 000美元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下降的国家，无疑是一笔不菲的收入。换句话说，在贫困的非洲南部地区，死后的黑犀牛的价值对人们来说远超其活着的时候。
遗憾的是，这个市场不会自动进行自我矫正。与汽车或个人电脑不同的是，当公司看到黑犀牛的供应量不断减少时，公司无法生产新的黑犀牛。事实上，恰恰相反的力量在发挥作用。随着黑犀牛越来越濒临灭绝，犀牛角在黑市上的价格水涨船高，这进一步刺激了偷猎者猎杀剩余黑犀牛的欲望。这一恶性循环由于另一个普遍存在于众多环保挑战中的情况而变得更错综复杂：大多数黑犀牛是公有财产，而非私有财产。这听起来似乎很好。然而，这带来的保护难题远远超过其解决的问题。试想一下，所有黑犀牛都归一个贪婪的牧场主所有，他毫不犹豫地把犀牛角用于制造也门弯刀。这个牧场主没有一点儿环保意识。事实上，他自私卑鄙，有时还会踢自家的狗，只是因为这样做会让他高兴。这样一个恶魔般的牧场主会让他的犀牛在50年内从6.5万头减少到5 000头吗？绝对不会。他会饲养并保护黑犀牛，这样他就能一直有大量的犀牛角运往市场，就像他管理的牛群一样。这与利他主义没有丝毫关系，而是与稀缺资源价值最大化息息相关。
此外，共有资源也带来了一些独特的问题。首先，生活在这些庞大动物栖息地附近的村民往往难以从它们身上获得利益。相反，犀牛和大象等大型动物会严重损害农作物。如果站在当地村民的角度设想一下，非洲人民突然对北美褐鼠的未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保护策略的核心就是允许这些动物在你的居所内繁衍生息。再设想一下，有个偷猎者前来，愿意付钱给你，只为获知那些老鼠在你家地下室的具体藏身之处。大家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的确，全世界有数百万人从保护黑犀牛或山地大猩猩等物种中受益。但事实上，这也暴露了一个症结所在：人们很容易成为“搭便车者”，坐享他人或其他团体为此付出努力的成果。试问，去年你为保护濒危物种投入了多少时间和金钱呢？
旅游行业从业者及野生动物园经营者通过带领富人观赏珍稀野生动物赚了不少钱。不过，他们同样面临类似的“搭便车”问题。如果一家旅游公司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投入巨资，那么未做出类似投资的旅游公司也可以享受犀牛获救带来的所有好处。因此，花钱保护犀牛的公司实际上在市场上处于成本劣势地位。这些公司为了平衡在犀牛保护上的支出，在提供旅游服务时可能不得不提高定价（或者不得不接受更低的利润率）。显然，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发挥作用。然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政府部门要么缺乏资源，要么饱受腐败和效能低下的困扰。与此同时，偷猎者则有明确且强烈的动机——他们猎杀尚存的犀牛，残忍地锯下犀牛角，借此获取不菲的收益。
这些事实令人颇为沮丧，但经济学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启示，告诉我们如何拯救黑犀牛和其他濒危物种。有效的保护策略必须妥善协调那些生活在黑犀牛自然栖息地及其周边的人群的利益。也就是说，让当地人有理由希望这些动物存活而非消亡。这是新兴生态旅游业发展的前提。如果游客愿意支付高昂的费用去观看并拍摄黑犀牛，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当地居民能够以某种形式共享旅游产业创造的利润，当地居民就会有很大的动力确保这些动物存活下去。这样的实践已在哥斯达黎加等地取得成效，哥斯达黎加将超过25%的国土划为国家公园，以保护其热带雨林和其他生态资源。目前，旅游业每年为哥斯达黎加创造超过10亿美元的收入，占其国民收入的11%。
不幸的是，在山地大猩猩这一同样严重濒危的物种上，这种策略却未能发挥效用，这一物种因戴安·弗西的著作《迷雾中的大猩猩》而广为人知。据估计，东非茂密的丛林中只剩下620只山地大猩猩。但是，这片区域内的国家——包括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相继陷入了一系列内战，旅游业遭受重创。过去，当地居民之所以保护山地大猩猩的栖息地，并非出于对山地大猩猩本身的敬畏，而是因为接待来访游客的收入远远超过砍伐大猩猩栖息的森林获得的木材收益。随着地区冲突的加剧，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个当地人告诉《纽约时报》：“只要大猩猩能吸引游客，它们就有价值。一旦没了游客，它们就不再重要。如果游客不来，我们就去森林里碰碰运气。在此之前，我们可是很好的伐木工。” [1]
与此同时，非洲南部国家政府的自然保护官员正在尝试另一种做法，这种做法反映了经济学的基本原则。黑犀牛之所以被猎杀，是因为它们的角能卖出高价。如果它们没有角，人们就没有理由偷猎黑犀牛了。因此，一些官员开始捕捉黑犀牛，锯掉它们的角，然后把它们放回野外。尽管此举使得黑犀牛相较于自然界的掠食者生存能力稍有下降，但至少降低了它们被最致命的敌人——人类猎杀的可能性。这种方法奏效了吗？证据是模棱两可的。在某些情况下，偷猎者出于各种可能的原因继续猎杀没有角的黑犀牛。杀死无角黑犀牛意味着偷猎者无须耗费时间再次追踪同一目标。此外，即使是牛角的残余部分，也可以卖钱。可悲的是，每一只被杀害的黑犀牛，即便是无角黑犀牛，都会进一步加剧该物种的濒危程度，进而推高现存犀牛角的价值。
纳米比亚的做法十分令人意外，为了保护犀牛，该国竟然允许狩猎者射杀犀牛。这个想法并不像听起来那么荒谬（尽管颇具争议）。每年，纳米比亚政府都会拍卖5张黑犀牛的狩猎许可证，中标者通常需要为猎杀每头犀牛支付高达35万美元左右的费用。所有款项会用于各项保护措施，包括建设社区保护区，在野生黑犀牛的角上植入发射器，以追踪其动向和健康状况，以及加大对偷猎行为的打击力度。拿到狩猎许可证的猎手只能猎杀超过正常繁殖年龄的雄性黑犀牛。正如一位支持者指出的：“合法狩猎一头老年黑犀牛可能会使许多其他黑犀牛免遭屠戮。” [2]
所有这些措施只考虑了供求方，忽略了需求方。应该允许濒危物种制品的贸易吗？大多数人会持反对意见。美国等国家将犀牛角匕首列为非法物品，这会降低总体需求，从而减少偷猎者猎杀动物的动机。不过，有一种反对意见也较为可信。政府的一些自然保护官员认为，出售少量已经合法拥有的犀牛角（或象牙）会带来两个好处。首先，这会筹集必要的资金，帮助财政紧张的政府承担反盗猎活动的成本；其次，这会降低此类非法商品的市场价格，从而减少驱动偷猎行为的经济诱因。
与任何复杂的政策问题一样，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但有些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其他方法更有成效。问题的关键在于，保护黑犀牛至少既与经济学有关，也与科学有关。我们已经掌握了黑犀牛的繁殖习性、食物来源及生活环境等方面的知识。我们需要弄清楚的是如何阻止某些人射杀它们。这就要求我们了解人类的行为方式，而不是黑犀牛的行为方式。
激励很重要。如果我们拿的是佣金，我们就会更努力地工作；如果油价上涨，我们就会减少驾车出行；如果我给学生布置阅读测验，他们就会更愿意投身于阅读之中。这一观察源自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见解：“我们的晚餐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商人或面包师的仁慈之心，而是来自他们的自利之心。”比尔·盖茨从哈佛大学辍学并不是为了参加美国和平队，而是为了创办微软公司。此举不仅使他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更引发了一场个人计算机革命，从而改善了全人类的生活品质。自利推动世界运转，这一点似乎再明显不过了，却往往被人们忽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句古老的口号仿佛一首美妙的民谣，但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它却导致了从效率低下到大规模饥荒等一切后果。在任何不依赖市场的制度中，个人激励通常与生产力脱节。公司和员工不会因为创新和辛勤工作得到奖励，也不会因为懒惰和低效受到惩罚。
情势究竟能糟糕到什么程度？经济学家认为，在柏林墙倒塌之前，部分民主德国汽车厂实际上在破坏价值。由于生产流程效率低下，最终产品质量低劣，这些工厂生产的汽车的价值还不及生产汽车的投入成本。基本上，这些工厂的工人做的事情是把上好的钢材毁了，在诸如印度等名义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仍保有大量国有和国营经济部门的国家，也可能存在此类低效现象。到1991年，印度斯坦化肥公司已经成立并运行了12年之久。 [3] 每天都有1 200名员工怀着生产化肥的共同目标去上班，但有一个小问题：这家工厂从未生产出任何可供销售的化肥，完全没有。印度政府官僚用公款管理工厂，安装的机器从未正常运转。尽管如此，每天仍有1 200名工人前来上班，印度政府也一如既往地支付他们薪水。整个工厂就是一个工业骗局。它之所以能够苟延残喘，是因为没有任何机制迫使它停产。当印度政府源源不断地为其注资时，这家工厂就没有必要去生产和销售高于生产成本的商品了。
在美国，人们对两大与能源相关的问题感到手足无措：一是对外国石油的依赖，二是二氧化碳排放对环境的影响。在经济学家眼中，解决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的方法再简单不过了：提高碳基能源的价格。如果成本增加，人们就会减少使用，从而减少污染。在我的童年记忆中，父亲对环境保护并不热衷，却深谙节约之道。他会在家中四处巡视，确保壁橱门紧闭，并告诫我们，他不会把钱浪费在给壁橱吹冷气上。
美国教育领域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与激励机制有关：美国教师的工资与绩效没有任何关系。教师工会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绩效工资。事实上，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公立学校，教师工资都遵循一套严格依据教龄和工作经验设计的固定公式来计算，研究人员发现，这些因素通常与教学质量无关。这种统一的薪酬标准催生了一套激励机制，经济学家称之为“逆向选择”。由于那些最有才华的教师也可能擅长其他工作，因此他们有强烈的动机离开教育行业，转而从事薪酬与工作效率联系更紧密的职业。而对最没有天赋的教师来说，激励效果正好相反。
这个观点很有意思，数据则更为惊人。如果用考试成绩来衡量能力，那么智力超群者在任何时候都会避免成为教师。那些最聪慧的学生最不可能选择教育专业作为大学专业。在主修教育专业的学生中，考试分数较高的学生不太可能投身教育事业。而在已经进入教师队伍的人中，考试成绩名列前茅者也最有可能早早地离开教育行业。这一切都说明美国教师的工资不够高。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报酬，尤其是那些因为热爱教学而选择留在教师队伍中的有天赋的人。但总体问题依然存在：任何对所有教师一视同仁的薪酬制度都会极大地激励他们中最有才华的人从事其他行业。
写到这里，我要指出一点：金钱作为一种激励手段并非万能良药，有时甚至是无效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兰·弗赖尔在美国多所学校开展了数百次实验，旨在验证向学生提供经济奖励是否会让他们有更好的学业表现（如考试分数或等级更高）。例如，芝加哥的9年级学生如果取得显著进步，最高可获得2 000美元的奖励。这样做有效吗？完全没有。有可能获得奖励的学生和没有奖励机制的对照组学生在成绩上没有任何差别。
弗赖尔认为，学生不知道如何提高自己的成绩，因此给予他们现金让他们做得更好并不能产生有意义的行为改变。在另一项实验中，二年级的学生每读一本书，可以得到2美元。这种对投入（也就是学生可以直接掌控的东西）的奖励，确实改变了学生的行为，并最终提高了他们的成绩（尽管这并不是学生奖励机制的初衷）。 [4] 与此同时，对做出不良行为的人进行罚款可能会导致他们做出更恶劣的行为。以色列有几位经济学家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把孩子放在托儿所的父母，如果在接孩子时迟到10分钟以上就会被罚款。结果，迟到的家长数量反而增加了一倍多。对此现象最好的解释是，罚款消除了迟到带来的羞耻感，取而代之的是“价格”。家长会更心安理得地让孩子在托儿所多待一会儿，因为家长会为此付钱。 [5]
人类作为复杂的生物，总会竭尽全力让自己过得更好。预料事情会如何发展有时很容易，有时却错综复杂。经济学家经常提及“逆向激励”的概念，即当人们开始采取某些新举措时，可能会在无意中产生的激励。在政策领域，这种情况有时被称为“意外后果定律”。让我们看看这项善意的提案：要求所有婴幼儿在乘坐商业航班时都必须坐在安全座椅上。在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局长简·加维在一次安全会议上表示，该局致力于“确保儿童在飞机上享有与成人同等的安全保障”。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时任主席詹姆斯·霍尔也曾感慨，在飞机起飞时，行李都必须被固定妥当，而“飞机上最珍贵的货物——婴幼儿却未能得到任何有效的安全保障” [6] 。加维和霍尔援引了几起案例，其中婴儿若能被有效束缚，他们本可能从坠机事故中幸存。因此，在飞机上为儿童提供安全座椅可以避免伤害，挽救生命。
果真如此吗？在飞机上使用安全座椅意味着婴幼儿的家人需要多买一个座位，这会大大增加其出行成本。航空公司不再提供大幅度的儿童票价折扣。一个座位就是一个座位，这可能会导致家长至少多花几百美元。因此，有些家庭会选择开车而不是坐飞机出行。然而，即使有汽车安全座椅，开车也比乘飞机危险得多。因此，要求在飞机上使用安全座椅非但不能减少儿童（和成人）伤亡，反而可能导致更多不幸发生。
我们再看一个因未能充分预见激励效应而弄巧成拙的例子。墨西哥城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周围的山脉和火山将污浊的空气困在城市上空，《纽约时报》曾将污浊的空气形容为“像布丁一样的灰黄色污染物” [7] 。从1989年开始，当地政府启动了一项计划，专门治理这种污染，这种污染大部分是由汽车和卡车排放的尾气造成的。一项新法律规定，所有车辆每周限行一天（比如，车牌尾号是某个数字的车辆周二禁止上路）。该计划的逻辑很简单：路上的车越少，空气污染程度越低。
结果到底如何呢？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许多人并不喜欢限行所带来的不便。分析人士本应预料到他们的反应，实际却没有。具备经济实力的家庭选择购买第二辆车，在购置新车的同时保留旧车，以便每天都能有一辆车可供出行。事实证明，这比不采取任何政策更不利于防治污染，这项政策的最终结果是路上有了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污染车辆。随后的研究发现，总体耗油量增加了，空气质量却没有任何改善。后来，这项政策被取消，当地政府转而实行强制性尾气排放测试。 [8]
好的政策会利用激励措施达到某种积极目的。伦敦市政府就运用市场逻辑解决了交通拥堵问题：提高高峰时段驾车出行的成本。从2003年起，伦敦市政府开始向所有在上午7点至下午6点30分之间驶入市中心8平方英里
范围内的车辆征收5英镑的拥堵费。
[9]
2005年，拥堵费上调至8英镑。2007年，伦敦市政府进一步扩大了收费区域的覆盖范围。驾驶者有责任通过电话、互联网或在指定零售网点缴费。伦敦市政府在约700个地点安装了视频摄像头，用于扫描车牌，并将数据与已缴费驾驶者的记录进行匹配。在伦敦市中心驾车而未缴纳拥堵费的驾驶者将被处以80英镑的罚款。
该政策旨在利用市场的一个最基本特征：价格上涨会抑制需求。提高驾车出行的成本会使一部分人重新考虑出行方式，从而改善交通流量。专家还预测公共交通工具的使用量会增加，这不仅因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作为替代出行方式更经济实惠，还因为公交车能更快地通过伦敦市中心。（更快的行车速度降低了乘坐公交车的机会成本。）不到一个月，效果立竿见影。交通流量骤减20%（几年后稳定在15%左右）。拥堵区的平均车速翻了一番；公交车的延误时间减少了一半；公交车乘客数量增加了14%。唯一不好的一点是，该政策对驾车出行的阻遏效应太大，以至于收费总额低于预期。 [10] 零售商也抱怨说，这项收费措施阻碍了消费者前往伦敦市中心购物。
良好的政策善于运用激励机制引导行为朝着预期的目标发展，而拙劣的政策要么忽略了激励机制的作用，要么未能预见理性个体可能会改变自身行为以避免受到惩罚。
当然，私营部门的神奇之处在于，激励机制会以一种巧妙的方式相互协调，从而使每个人都过得更好。这句话对吗？不完全对。从上到下，美国企业界仿佛一个污水池，充斥着相互竞争和错位的激励机制。你见过快餐店收银台旁边的标语吗？“若未收到收据，本单免费，请联系经理。”这难道是因为汉堡王出于热心帮你完善家庭财务记录吗？当然不是。汉堡王不希望员工偷窃，员工偷窃而不被察觉的唯一方法就是在收银机没有记录的情况下进行交易——在不打印收据的情况下卖给你汉堡和薯条，然后将现金收入囊中。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委托-代理问题”。委托人（汉堡王）聘请的代理人（收银员）有动机做很多不一定符合公司最佳利益的事情。汉堡王可以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监控员工的偷窃行为，也可以提供一个激励机制，让你替他们做。收银机旁的小牌子就是一个巧妙的管理工具。
委托-代理问题贯穿于美国各大公司的高层和基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营美国大公司的代理人（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高管）未必是企业的所有者，即公司的委托人（股东）。我持有星巴克的股份，但我甚至不知道星巴克公司首席执行官叫什么名字。我怎么能确保这位高管的行为符合我的最大利益呢？事实上，有大量证据表明，公司管理者与汉堡王的收银员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某些动机并不总是符合公司的最佳利益。他们可能会乘坐私人飞机出行，用公款为自己办理乡村俱乐部会员，这与收银员的偷窃行为别无二致。又或者，他们做出的战略决策会使自己受益，而非造福股东。举个例子，令人震惊的是，2/3的公司合并其实没有为合并后的公司增加价值，1/3的合并案例直接导致了股东财富缩水。为什么那些极具智慧的首席执行官会如此频繁地采取从财务上看似毫无意义的举措呢？
经济学家认为，部分原因在于，即使股东蒙受损失，首席执行官也能从公司合并中获益。首席执行官通过策划复杂的公司交易吸引大量关注。他将掌舵一家规模更大的公司，而这家新公司大概率更有声望，即使其盈利能力不如合并前独立运营的公司。更大的公司意味着首席执行官的办公室更宽敞，薪水更高，可以乘坐更奢华的飞机出行。然而，有些并购案例具有完美的战略意义。身为一个持有大量股份却不了解公司运作的股东，我如何分辨其中的差异呢？如果我连星巴克首席执行官的名字都不知道，我怎么能确定他是不是大部分工作时间都在办公室里追求迷人的秘书呢？不得不说，这比在汉堡王当经理还难。
曾经有段时间，睿智的经济学家认为股票期权就是解决之道。他们认为，股票期权对于首席执行官，犹如快餐店收银台旁边那句询问你是否收到收据的提示语。在美国，大多数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重要高管的薪酬构成中，很大一部分为股票期权。这些期权允许接受者未来以预先设定的价格（比如10美元）购买公司的股票。如果公司利润丰厚，股价表现出色，比如涨到每股57美元，这些股票期权的价值就会很高。（能够在公开市场以每股57美元高价出售原本仅需10美元购入的股票，无疑是一件好事。）反之，如果公司股价跌至每股7美元，期权就会失去价值。如果你能在公开市场上以低于每股3美元的价格买入这些股票，就没有必要为每股股票花10美元了。采用这种薪酬方案的目的是使首席执行官的动机与股东的利益保持一致。如果股价上涨，首席执行官就可以实现财富增值，股东也会赚得盆满钵满。
事实证明，如同收银员可以找到新的方法从收银台盗取财物一样，老练的首席执行官也能找到操纵股票期权的途径。在本书第一版问世之前，我请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审阅，因为我曾上过他主讲的课程。沃尔克读完后，说他很喜欢这本书。但他指出，我不应该把股票期权描绘为协调股东和管理层利益的工具，因为它是“魔鬼的工具”。
保罗·沃尔克是对的。我犯了一个错误，期权的潜在问题在于，高管可能会采取一些旨在短期内提振股价的操作，然而这些举措从长远来看，很可能对公司是不利的，甚至是灾难性的。所谓的“长远”，是指首席执行官卖出数以万计的期权获得巨额收益之后。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詹森一直致力于研究管理激励机制的问题，他的观点比保罗·沃尔克的观点更直白。詹森将期权比喻为“管理层的海洛因”，因为期权会激励管理者追求短期利益，同时造成巨大的长期损失。 [11] 研究发现，那些大规模授予管理者期权的公司更有可能存在会计舞弊行为，也更有可能拖欠债务。 [12]
与此同时，首席执行官（无论是否有期权）同样面临监管难题。雷曼兄弟和贝尔斯登等投资银行的倒闭，正是由于员工冒险行事，置公司利益于不顾。这个原因在金融危机的因果链中扮演了关键一环。华尔街便是这样一个地方，一个严重问题在这里会升级为一场灾难。全国各地的银行之所以能够用不计后果的贷款助长房地产泡沫，是因为它们可以迅速将这些贷款打包，或者“证券化”，然后将其出售给投资者。（银行将你的抵押贷款、我的抵押贷款以及其他许多人的抵押贷款捆绑在一起，然后将其出售给愿意立刻支付现金以获取未来收入的买方。买方未来收入的来源就是我们每月的还款。）在负责任的情况下，这样做本质上并无不当之处。银行可以立即收回资本，然后用其发放新的贷款。但是，如果把“负责任”这个词从这句话中去掉，这种做法就是有害的。
200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在《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一篇深度剖析金融危机的精彩文章。他指出：“在过去10年间，大型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以及与之并肩而立的对冲基金，成为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双重泡沫的最大受益者。它们的利润源自持续膨胀的交易活动，这些交易建立在相对少量的实体资产之上。每当一笔贷款被出售、打包、证券化和转售时，银行都会从中收取交易费用，购买这些证券的对冲基金则会随着所持资产规模的增长而不断增加收入。” [13]
每笔交易都蕴含一定的风险。问题在于，银行家在买卖那些后来被称为“有毒资产”的产品时赚取了巨额佣金，但他们并没有承担这些产品的全部风险。承担风险的是他们所在的公司。当成功时，个人赢得丰厚回报；当失败时，公司承受巨大损失。对此，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就是一个贴切的写照。诚然，雷曼兄弟公司的员工失去了工作，但那些对公司倒闭负最大责任的个人却不必退还他们在繁荣时期赚取的巨额奖金。
还有一个罪魁祸首值得一提，激励措施不协调也是一个关键问题。标准普尔、穆迪等信用评级机构本应是评估这些新产品风险的独立权威机构。然而，处于金融危机核心的许多“有毒资产”之前都获得了极高的信用评级。部分原因是这些机构的无能。另外，信用评级机构的报酬实际上是由那些售卖被评级债券或证券的公司提供的。这就有点儿像二手车销售人员付钱给估价师，让他站在卖场周围为顾客提供有用的建议。“喂，鲍勃，你怎么不来告诉一下顾客这笔交易划不划算呢？”你觉得这种建议有用吗？
据我所知，这些有关公司激励机制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无论是对上市公司的高管人员，还是对其他利用公司资本进行风险投资的员工而言都是如此。其中存在难以解决的根本矛盾。一方面，公司需要奖励那些具有创新性、勇于承担风险、展现独特洞见和付出艰辛努力的行为。这些要素有利于公司的发展，表现优秀的员工应该得到丰厚的报酬，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巨额的报酬。另一方面，从事复杂业务（比如设计新的金融产品）的员工总是比他们的上司掌握更多的业务信息，而他们的上司又比股东掌握更多信息。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既要对良好业绩予以奖励，又要防止员工操纵激励机制，损害公司的长远利益。
并非只有大型公司才需要处理委托-代理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必须聘请一个动机虽与我们相近却不尽相同的人，而“相似”与“相同”之间的微妙差异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以房地产经纪人为例，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狡猾群体，无论你是买方还是卖方，他们都声称以你的最大利益为重，但其实并非如此。让我们先看看你作为买方的场景。经纪人热情地带你看了很多房源，最终你找到了心仪的房子。至此，一切都很顺利。现在是与卖方就购房价格讨价还价的时候了。此时，经纪人通常担当起首席顾问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经纪人会根据最终成交价赚取一定比例的佣金。你愿意付的价格越高，经纪人赚的钱就越多，整个交易流程也会越快结束。
作为卖方也会面临一定的问题，不过比较隐蔽。你的房子售价越高，经纪人获得的佣金就越多。这是件好事。然而，激励机制仍不完全一致。假设你要出售一套价值30万美元的房子，你的经纪人可以挂牌28万美元，并在20分钟内卖出。你的经纪人还可以挂牌32万美元，等待真正喜欢这套房子的买家。对你而言，房子定价较高给你带来的好处十分可观，即增加了4万美元。不过，你的房地产经纪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高价挂牌意味着要花更长的时间带人看房子，举办开放日，还要烤饼干让房子里有一种香香的气味。换句话说，经纪人的工作量大大增加。假设佣金比率为3%，那么你的经纪人可以轻松赚8 400美元，也可以经过几周的努力只赚9 600美元。你会选择哪个？无论你是买方还是卖方，经纪人最大的动力都是促成交易，无论价格是否对你有利。
经济学教我们如何正确地设置激励机制。正如在电影《华尔街》中戈登·盖柯告诉我们的那样，贪婪是好的，所以要确保贪婪为你所用。然而，盖柯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贪婪可能会带来负面效应，即使对完全自私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事实上，经济学中一些最有趣的问题恰好围绕着这样的情境展开：理性的个体为了自己的最大利益，做出了对其不利的事情。然而，他们的行为完全合乎逻辑。
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囚徒困境”，它是一个人为构思但却极具说服力的人类行为模型。其基本思想是：两名嫌疑人因涉嫌一起谋杀案被捕，迅速被隔离审讯，彼此无法沟通。警方掌握的证据并不充分，因而寄希望于获取二人的口供。事实上，如果其中一人供出另一人是凶手，警方愿意从宽处理招供者。
如果两人都不招供，那么两人将被以非法持有武器罪起诉，可被判处5年监禁。如果两人都招供，那么每个人都将被以谋杀罪判处25年监禁。如果一人告发另一人，那么告发者将作为共犯被判3年，而他的同伙将被判终身监禁。结果如何呢？
如果他们拒不招供，对二人来说结果是最好的，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两个人都开始思考。囚犯A认为，如果他的同伙守口如瓶，他就可以通过告发他而获得3年的轻判。紧接着，他意识到他的同伙肯定也是这么想的——如果是这样，那么他最好还是招供，以免独自承担所有罪责。事实上，他的最佳策略是不管同伙做什么，他都招供：要么被判3年监禁（如果他的同伙保持沉默），要么免于终身监禁（如果他的同伙招供）。
当然，囚犯B拥有同样的动机。他们都选择坦白，结果双双被判入狱25年，而原本他们可能只需服刑5年。尽管如此，这两名囚犯并未做出任何非理性的举动。
这个模型的奇妙之处在于，它深刻剖析了在现实世界中不受约束地追求自我利益导致不利后果的情况。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可再生自然资源（例如渔业资源）的开采方式上，此时许多人共享资源。以大西洋箭鱼为例，倘若采用明智的捕捞方式，比如限制每个季节的捕捞数量，那么箭鱼数量将保持稳定甚至增长，从而无限期地为渔民提供生计来源。但是，没有人是全球箭鱼的“主人”，因此很难监管谁捕捞了什么。故此，独立渔民的行为就如同上文中被审讯的囚犯一样。他们要么以保护资源的名义限制捕获，要么尽可能多地捕鱼。结果如何呢？
结果恰好体现了囚徒困境预见的情形：渔民相互之间缺乏信任，无法协调一个能够在整体上提升各自利益的行为方式。罗德岛渔民约翰·索里安在《纽约时报》一篇有关渔业资源减少的报道中表示：“现在，我唯一的动力就是出海捕捞尽可能多的鱼。我没有动力去保护渔业资源，因为我留下的任何一条鱼都会被下一个人捕捞。” [14] 正因如此，全球范围内的金枪鱼、鳕鱼、箭鱼和龙虾都被过度捕捞。与此同时，政府官员往往通过发放各种补贴来缓解渔民的困苦处境，这反而加剧了问题，因为这些补贴实际上鼓励了部分本可能停止捕捞活动的渔船继续在海上作业。
有时，人们需要避免因短视行为而自食恶果。澳大利亚南部海岸的林肯港龙虾养殖社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世纪60年代，该社区实施了一项规定，对可设立的捕龙虾网数量设定了上限，并开始出售捕捞网的许可证。自此以后，有意涉足渔业的新人唯有通过从现有龙虾捕捞者手中购买许可证才能进入市场。这种对总捕捞量的限制使得龙虾数量得以健康增长。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林肯港的龙虾捕捞者不仅捕获量超过美国同行，而且工作时间更短。与此同时，1984年以2 000美元购买的许可证现在可以卖大约3.5万美元。澳大利亚龙虾养殖户达里尔·斯宾塞对《泰晤士报》记者说：“为什么要过度捕捞呢？这是我的退休保障。如果龙虾没了，那么没人会支付我3.5万美元。如果我现在过度捕捞，那么10年后我的许可证将变得一文不值。”斯宾塞先生并不比世界各地的捕鱼者更聪明或更无私，他只是有不同的动机。奇怪的是，一些环保组织反对这种许可配额制度，因为它将公共资源“私有化”。他们还担心这些许可证会被大公司买走，从而使小渔民破产。
迄今为止，已有确凿证据表明，确立私有产权——赋予渔民一定捕捞量的权利，包括出售这一权利的选择权——是应对商业渔业危机最有效的工具。2008年，《科学》杂志发表了一项关于世界商业渔业的研究。这项研究发现，个人可转让配额制度可以防止甚至扭转渔业资源的衰竭态势。采用可转让配额管理制度的渔业发生崩溃的可能性，仅为那些沿用传统管理模式渔业的50%。 [15]
关于激励机制，还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市场经济激励人们努力工作，不断进步，原因不仅仅在于它奖励成功者，也在于它淘汰落后者。20世纪90年代是进入互联网行业工作的大好时机。不过，对于涉足电动打字机业务的人来说，20世纪90年代意味着艰难的时刻。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隐含着“创造性破坏”的思想，这个词是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创造的。市场不会迁就傻瓜。以沃尔玛为例，这个高效零售巨头的存在往往意味着诸多小商铺的灭亡。美国消费者热衷于在沃尔玛消费，因为它提供种类繁多、价格低廉的商品。这是件好事。能买到更便宜的商品，本质上就等同于有更多的收入。然而，对伊利诺伊州北京市“艾尔玻璃五金店”以及其他地方的小商店而言，沃尔玛如同终极噩梦。有一种模式已然形成：沃尔玛在城市周边开设一家大型购物中心，几年之后，城市主街上的小店就会纷纷关门歇业。
资本主义可能是一种残酷无情的制度。市场激发的创新对失败者来说可能是毁灭性的。回顾过去，当时的大多数人对蒸汽机、纺车和电话等技术突破赞叹不已。然而，这些进步同时令当时的铁匠、裁缝、电报员陷入了困境。创造性破坏不是仅可能在市场经济中发生的事情，而是必然发生的事情。20世纪初，50%的美国人从事种植或畜牧。 [16] 这一比例已锐减至1%，而且还在下降。（艾奥瓦州每年仍有大约1 500名农民转行。）值得注意的是，有两件重要的事情并没有发生：（1）美国人没有饿死；（2）美国没有49%的失业率。相反，美国农民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提升，以至于美国只需很少的农民就能满足全国的食物供应需求。90年前可能要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现在可能在修车、设计电脑游戏、打职业橄榄球等。试想一下，如果杰夫·贝索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和奥普拉·温弗瑞都是玉米种植者，我们的集体效用会有多大损失。
从长远来看，创造性破坏是一种巨大的积极力量。坏消息是，这股力量会让一些人在很长时间内无法维持之前的生活水平。抵押贷款机构的人可能会非常苛刻地要求每个月都收到还款。当一家工厂倒闭或一个行业在竞争中被淘汰时，受影响的工人和社区可能需要数年乃至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才能恢复。任何开车经过新英格兰的人都会看到那些被废弃或利用率低下的工厂，它们如同矗立的丰碑，见证了美国曾一度繁荣的纺织品业和鞋类制造业。同样，驱车穿越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市，绵延数英里锈迹斑斑的钢铁厂提醒人们，这座城市并不总是以人口与谋杀案数量比例超过全美其他任何城市而出名。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愤怒选民的抗议，他们认为全球化竞争正将他们抛在后面。
竞争意味着会有失败者，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理论上强力拥护竞争，在实践中却常常与之激烈抗争。我有一个大学同学，毕业不久后开始为密歇根州的一个国会议员工作。我的朋友不能开他的日本车去上班，以免在将车停在密歇根州议员专属停车位上时被人发现。那个议员几乎肯定会告诉你，他是市场经济的拥护者。他当然相信市场——除非日本的公司碰巧生产出更好、更便宜的汽车，在这种情况下，购买这类汽车的工作人员就应该被迫改乘火车上班。（我认为，如果美国汽车制造商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面对第一波日本汽车进口潮时选择直面市场竞争而非寻求政策庇护，那么从长远来看，它们会变得更加强大。）这并不新鲜，有其他人参与的竞争总是最好的。在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乡村的纺织工人为了抵制机械化而举行示威，向议会请愿，甚至烧毁纺织厂。如果他们成功了，我们到现在都用手工制衣，那么我们现在的生活会更好吗？
如果你的工厂生产出了更好的捕鼠器，全世界的需求就会蜂拥而至；如果你的工厂还在生产旧的捕鼠器，你就应该开始裁员了。这有助于解释我们对国际贸易和全球化，对沃尔玛这样冷酷无情的零售商，甚至对某些技术和自动化的矛盾态度。竞争也催生了一些有趣的政策权衡。政府不可避免地面临压力，既要帮助那些受到竞争冲击的公司和行业，又要保护受到影响的工人。然而，许多旨在将竞争带来的痛苦降到最少的做法，比如救助公司或限制公司裁员，往往会减缓或阻止创造性破坏的进程。正如我的初中足球教练常说的一句话：“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
与激励措施有关的另一个问题使公共政策变得极为复杂：实现财富从富裕阶层向贫困阶层的转移并非易事。尽管政府可以通过立法实施这种转移，但富有的纳税人不会袖手旁观。他们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最大限度地减少纳税额——比如把钱转移到其他地方，通过投资掩盖收入，或者在极端情况下，搬到另一个司法管辖区。我小时候，即比约恩·博格称霸网球界的那个时代，瑞典政府对其个人所得以极高的税率征税。博格没有游说瑞典政府降低税率，也没有就税收在经济中的作用撰写热情洋溢的专栏文章。他只是把住所迁到了税率更低的摩纳哥。
至少，他还活跃在网球场上。税收为人们避免或减少被征税的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在美国，国家的大部分收入来自所得税。高税收会抑制人们获得收入吗？人们真的会因为税率而停止或开始工作吗？就美国的情况而言，答案是肯定的，尤其对家庭的第二收入者而言。《彭博资讯》撰稿人、《纽约时报》前经济专栏作家弗吉尼娅·波斯特莱尔表示，税率是一个女权主义问题。由于“婚姻税”的存在，在美国收入较高的家庭中，第二收入者（更有可能是女性）平均每赚取1美元就要缴纳50美分的税款，这对她们选择工作还是留在家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她写道：“现行的税收制度对已婚女性的工作惩罚过重，扭曲了女性的个人选择。它阻碍人们从事有价值的工作，从而降低了我们的整体生活水平。”弗吉尼娅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证据。1986年的美国税制改革导致了高收入阶层女性的边际税率相较于低收入女性下降得更为显著，这意味着美国政府从她们每份薪水中扣除的金额下降得更快。她们的反应是否不同于那些没有获得同等程度税收减免的女性呢？是的，她们的劳动力参与率跃升了3倍。 [17]
在公司方面，高税收也会产生类似的影响。高税率会降低公司的投资收益率，从而削弱公司投资厂房、研究和其他有助于经济增长的活动的动力。我们又一次面临一个两难的取舍：提高税率虽然可以为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提供优厚福利，但也会阻碍那些原本能够改善他们生活的生产性投资。
当税率高到一定程度时，个人和公司可能会转入“地下经济”，选择使用非法手段彻底逃避税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凭借高水平的边际税率支撑起了慷慨的政府项目，然而这一举措也促进了黑市经济规模的大幅增长。据专家估计，挪威地下经济占挪威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60年的1.5%一路攀升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18%。偷税漏税可能会造就一个恶性循环。随着越来越多的个人和公司转入地下经济，为了维持相同水平的政府收入，剩余纳税人的税率必须提高。更高的税率反过来又会导致更多的人逃往地下经济，如此循环往复。 [18]
将财富从富裕阶层向贫困阶层转移的挑战不仅仅在于税收方面，政府福利也会产生逆向激励。丰厚的失业救济金会削弱人们找工作的积极性。在1996年进行改革之前，美国的福利政策规定只向无业的单身母亲提供现金补贴，这实际上是对那些已婚或有工作的贫困女性的惩罚——美国政府一般不会试图阻止结婚和就业。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政府福利都给了穷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美国规模最大的联邦应得权益计划——社会保障计划和医疗保险计划覆盖了所有美国人，包括极为富有的人。这两项计划为老年人提供福利保障，可能会阻碍个人储蓄的积极性。事实上，经济学家对这两项计划长期以来争论不休。有些经济学家认为，政府提供的老年福利会导致美国人减少储蓄（从而拉低国民储蓄率），因为美国人不必为退休储蓄过多资金。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不会减少美国人的个人储蓄，只会让美国人把更多的钱留给子孙后代。对此，实证研究并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这不仅是学术界的深奥争论。正如我将在本书后面探讨的那样，低储蓄率会缩小可用于投资的资金池，而这些投资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这些论述不应被解读为全盘否定税收或政府项目的依据。相反，经济学家会比政治家花更多时间来思考应该征收何种税，以及应该如何构建政府福利。举例来说，燃油税和所得税都能带来财政收入。然而，两者在激励效果上大相径庭。所得税会阻碍一些人工作，这是件坏事。燃油税会阻碍一些人开车，这可能是件好事。事实上，“绿色税”通过对危害环境的行为征税来增加财政收入，“罪恶税”则是对烟、酒和赌博等活动征税。
一般来说，经济学家倾向于推崇简单、公平和广泛的税种。简单的税种便于公众理解，也方便实际征缴；公平的税种是指相似条件的个体，例如收入相当的人，应当承担相近的税负；广泛的税种是指通过向广大群体适度征税而非向少数群体大幅度征税来增加财政收入。广泛的税种更难被逃避，因为免税的活动较少，而且由于税率较低，逃税的动机也较小。例如，政府不应该对红色跑车征收过高的税款，因为消费者只需选择购买其他颜色的跑车就可以轻松合法地避开这笔税款。政府因此未能收到税收，跑车爱好者也无法选择他们最喜欢的颜色。这种现象被称为“无谓损失”，即税收不仅降低了个体福祉，而且未能惠及他人。
最好是对所有跑车甚至所有汽车征税，因为这样可以借助设定较低税率创造更多的财政收入。此外，燃油税与新车购置税一样，都是向驾驶者收取的，也是节约燃料的激励措施。汽车行驶里程越长，所需支付的税额越高。这样一来，政府现在只需按照较低比率征税，就能大幅增加财政收入，而且能为保护环境做出一定的贡献。许多经济学家进一步主张：政府应该对煤炭、石油和汽油等各种碳基燃料的消耗征税。这种税不仅能在较大范围内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而且能为人们保护不可再生资源和减少导致全球变暖的二氧化碳排放提供动力。
遗憾的是，这一思考过程并没有让我们找到最佳税种。我们只是把一个问题换成了另一个问题。对红色跑车征税，只有富人才会缴纳。推行碳税虽然会让富人和穷人都缴纳税款，但穷人缴纳的税款在其总收入中占比可能更大。相较于富人，累退税给穷人带来的纳税负担更重，这通常与人们的公平观念相悖。（相比之下，所得税等累进税对富人的影响通常大于对穷人的影响。）同样，经济学在此处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正确答案”，只提供了一个用于思考重要问题的分析框架。事实上，最有效的税收形式是完全简单、公平和广泛的（此处公平取与税收相关的狭义上的意义），即在某一司法管辖区向所有人统一征收一次总付税。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曾在1989年尝试征收社区费，又称“人头税”。结果呢？每个英国成年人无论收入或财产多寡都要为当地社区服务缴纳相同的税款（尽管对学生、穷人和失业者有所减免），这一做法引发了英国民众的不满，英国街头骚乱四起。显然，从经济学角度看似合理的措施并不总会转化为良好的政治实践。
同时，并非所有的福利都是平等的。近年来，EITC（低收入家庭福利优惠）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扶贫手段之一。数十年来，美国经济学家一直在倡导这一理念，因为它创造了一套远比传统社会福利计划更好的激励机制。大多数社会福利项目惠及的都是不工作的人，EITC恰恰相反，它利用所得税制度对低收入工人进行补贴，从而将他们的总收入提高到贫困线以上。一个年薪1.1万美元的工人，如果要养活一家4口，就可以通过EITC和配套的州级项目额外获得8 000美元。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工作得到回报”。事实上，这项制度为个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强大的激励，鼓励他们在工作中提升技能，逐步迈向薪酬更高的职位。当然，EITC也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与福利不同，它无法帮助那些根本找不到工作的美国人，而实际上，这些人恰恰可能是最绝望的人。
多年前，当我申请研究生时，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表达了我的困惑：在一个有能力将人类送上月球的国家中，为何仍有国民露宿街头。这个问题未被解决的部分原因在于政治意愿。如果美国将解决这一问题上升为国家紧急任务，很多流浪者明天就可以拥有栖身之所。但我也意识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任务目标相对较为简单。火箭遵循不变的物理定律。人们知道月球在特定时间的位置，可以精确计算航天器进入或离开地球轨道的速度。只要方程算对了，火箭就会按预定轨迹精准抵达目的地，始终如此。然而，人类的复杂性远超于此。阿片类物质成瘾者的行为不像火箭在轨道上那样可以预测。我们尚无一套适用于说服16岁少年不辍学的固定法则。不过，我们拥有一个强大的工具：我们知道，每个人都在努力让自己过得更好，无论他们对“更好”有怎样的界定。我们提升人类生活质量的最大希望就在于深入理解人类行为背后的原因，并据此制订相应的计划。当计划、组织和制度设定的激励机制得当，它们就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如同顺水行舟一般。
[1] Ian Fisher, “Victims of War: The Jungle Gorillas, and Tourism,” New York Times , March 31, 1999.
[2] Richard Coniff, “A Rhino Trophy Hunt That's Good for Rhino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1, 2014.
[3] Daniel Yergin and Joseph Stanislaw, The Commanding Height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8）, pp. 216–17.
[4] “Satchel, Uniform, Bonus,” The Economist , May 20, 2010.
[5] Uri Gneezy and Aldo Rustichini, “A Fine is a Pric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 vol.XXIX（January 2000）.
[6] David Stout, “Child Safety Seats to Be Required for Commercial Planes,” New York Times , December 16, 1999, p. A20.
[7] Julia Preston, “Mexico's Political Inversion: The City That Can't Fix the Air,” New York Times , February 4, 1996, Sect. 4, p. 4.
[8] Ibid.; Lucas W. Davis, “The Effect of Driving Restrictions on Air Quality in Mexico C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vol. 116, no. 1 （February 2008）.
[9] “Avoiding Gridlock,” The Economist , February 17, 2003.
[10] “Ken's Coup,” The Economist , March 20, 2003.
[11] “How to Pay Bosses,” The Economist , November 16, 2002.
[12] Floyd Norris, “Stock Options: Do They Make Bosses Cheat?” New York Times , August 5,2005.
[13] Simon Johnson, “The Quiet Coup,” The Atlantic , May 2009.
[14] John Tierney, “A Tale of Two Fisherie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 August 27, 2000, p.38.
[15] “A Rising Tide,” The Economist , September 20, 2008.
[16] Dirk Johnson, “Leaving the Farm for the Other Real World,”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7, 1999, p. 3.
[17] Virginia Postrel, “The U.S. Tax System Is Discouraging Married Women from Working,” New York Times , November 2, 2000, p. C2.
[18] Friedrich Schneider and Dominik H. Enste, “Shadow Economies: Siz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 March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