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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个场景再令人熟悉不过了。在美国一所规模较大的大学里，一名研究生站在宽敞的报告厅前面，手持粉笔在黑板上画着图表，写着方程。他可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也可能没有。学习内容十分枯燥，主要和数学有关。等到考试来临，学生可能需要推导需求曲线或者用微积分求总成本函数。这就是经济学基础课程课堂的样子。
学生竟然很少被问到这些问题：为什么从基础经济学角度看苏联解体不可避免（从长远来看，在没有价格体系的情况下资源分配异常困难）？吸烟者会给不吸烟者带来什么经济利益（吸烟者死得更早，为其他人留下了更多的社会保障基金和养老金）？为什么强制公司提供更慷慨的产假福利实际上可能对女性不利（雇主在招聘时可能会歧视年轻女性）？
有些学生能坚持学习，最终得以窥见这门课程的全貌，但绝大多数人未能如此。事实上，大多数怀揣求知热忱的聪颖大学生痛苦地学完这门课程，认为通过考试已是万幸，考完就与这门学科说再见了。经济学与微积分学、化学一同被列入了那类需要大量记忆且与现实生活关联甚微的严苛学科之列。当然，很多聪明的学生一开始就避开了这门课程。这无疑成了双重遗憾。
首先，许多求知欲强的人错过了一门极具启发性、影响巨大且几乎与人们生活各个维度高度相关的学科。从器官捐赠到平权法案，经济学为政策议题提供了深刻见解。这门学科有时直白易懂，有时又因违反直觉而令人耳目一新。经济学领域有诸多伟大的思想家。其中如亚当·斯密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人已经获得主流社会的关注。然而，像加里·贝克尔和乔治·阿克洛夫这样的学者却没有在学界之外获得应有的认可。很多人愿意惬意地捧读一本关于南北战争的书或塞缪尔·约翰逊的传记，但是对本应平易近人、引人入胜的经济学望而却步。
其次，许多最聪明的人对经济学知识一无所知。媒体铺天盖地报道美联储有多强大，如何在美国政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然而，有多少人能解释清楚美联储到底是做什么的。就连美国的许多政治领袖也需要学习一下经济学基础课程。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曾多次断言，外包和全球化正在“窃取”美国人的工作，使美国人更加贫穷，更容易失业。国际贸易与任何一种市场竞争一样，确实会造就一些失败者。但是，将国际贸易视为整体状况恶化的根源，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事实上，这种说法从经济角度来看，无异于警示美国海军面临驶出世界尽头的危险。在我有生之年，发表过最为生动的类似言论的人是“奇才”罗斯·佩罗。他在1992年作为第三方独立候选人参加美国总统大选，彼时主流候选人是比尔·克林顿与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佩罗在大选辩论中强调，《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产生“巨大的吮吸声”，把美国的就业岗位“吸”到墨西哥。这句话虽然令人难忘，但从经济学角度看是错误的，实际情况也并非如此。
佩罗的竞选活动以失败告终，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成功当选的国家领导人就有扎实的经济学基础。2000年，法国政府实施了一项计划，旨在解决长期以来高达两位数的失业率问题，该政策在经济上看似有益，实则无益。法国社会党领导的政府将每周最长工作时间从39小时降至35小时。其假定的逻辑是，如果所有工人都减少工作时间，就会有剩余的工作留给失业者。这项政策确实有一定的直观吸引力，但这与用水蛭吸出人体内的毒素别无二致。遗憾的是，从长远来看，无论是使用水蛭还是缩短工作时长，都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法国政府推行的政策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观念基础上，即经济体系中就业岗位的数量是不变的，因此需要进行分配。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过去40年间，美国经济体系中诞生了数百万个与互联网相关的新工作岗位，这些岗位在1980年尚不存在，甚至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象范围。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并未对工作时间进行分配。
2008年，尼古拉·萨科齐领导的法国政府通过立法，允许公司和工人协商取消每周35小时工作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政策在解决失业问题上毫无效果。任何理智的经济学家都会认为这项政策不管用，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政界人士（以及支持他们的选民）愿意听取经济学家的建议。
上述例子并非想说明美国没有自己的经济问题需要解决。1999年，反全球化抗议者首次走上西雅图的街头，他们砸碎窗户，掀翻汽车，抗议世界贸易组织举办的会议。这些抗议者做得对吗？全球化和蓬勃发展的世界贸易是否会破坏环境、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促使麦当劳遍布世界上的每个角落？还是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观点更接近事实？他将这些抗议者描述为“一群在挪亚方舟上的地平论者、保护主义工会成员和怀念20世纪60年代风潮的雅皮士”。 [1]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唐纳德·特朗普抨击了一些贸易协定，比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特朗普的抨击是出于合理的经济考量，还是纯粹的政治手段？（希拉里·克林顿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国务卿期间曾支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在她的丈夫比尔·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期间通过的。）读完第12章之后，你可以自己做出判断。
收入不平等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标志性问题之一。个人电脑、互联网、人工智能及其他各种技术正从根本上改变经济，造就胜利者和失败者。其背后的经济学原理并没有改变——劳动力市场始终青睐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技能，无论是以每小时101英里
的速度投出棒球，还是经营一家跨国公司。然而，技术进步和全球化正在加剧高技能劳动者（新技术往往能大幅提升他们的生产效率）与低技能劳动者（他们更容易被机器取代）之间的薪资鸿沟。第6章探讨了经济学（以及许多政治斗争）的核心议题：为什么有人能赚数亿美元，有人赚的钱却不足以使自己摆脱贫困？
就本书而言，我只有一个承诺，那就是书中不会出现图表和方程。这些工具在经济学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确，数学可以用一种简单甚至优雅的方式来描述世界，就好比告诉别人外面有22摄氏度，而不必描述感受是暖和还是凉爽。但归根结底，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思想都是直观的。它们的力量来自将逻辑性和严谨性应用于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不妨看看波士顿大学理论经济学家格伦·劳里提出的一个思考练习。假设有十个求职者竞争一个职位，其中九个是白人，一个是黑人。招聘公司遵循了一项平权法案政策，规定当少数族裔和非少数族裔应聘者能力相当时，优先录用少数族裔应聘者。
进一步设想，有两个最为出色的应聘者脱颖而出，一个是白人，另一个是黑人。公司按照政策聘用了黑人应聘者。劳里（他本人是黑人）就此提出了一个微妙而直白的观点：白人应聘者中只有一个人受到了平权法案的影响，其他8人原本也无法获得这个职位，然而，所有九个白人应聘者都愤怒地离开了，他们都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劳里并不一定是平权法案的反对者，他只是在常规讨论中增加了微妙的细节。平权法案可能会损害它试图改善的种族关系。
审视一下一项定期开展的运动，即强制要求保险公司承担分娩妇女在医院留宿两晚而非一晚的费用。比尔·克林顿总统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此他在1998年的国情咨文中庄严承诺要终止“路过式分娩”。但是，这样的计划必然涉及成本问题，这一点应该被明确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在医院多住一晚从医学角度看并无必要，但费用很高，这就是新生儿父母不会自己支付在医院多住一晚的费用，而保险公司也不愿支付在医院多住一晚的费用的原因。如果强制保险公司提供这项福利（或其他任何法定新增福利），保险公司就会为了弥补由此产生的额外支出而上调保费。而当保费上涨时，一些边缘人群将负担不起任何医疗保险。因此，真正的政策考量在于：人们是否愿意通过一项能让许多分娩妇女享受更优护理的法律，即使这意味着很少一部分男性和女性将失去基本的医疗保险？
在美国医疗改革议题引发广泛讨论之际，这个看似狭隘的问题背后的权衡引发了巨大的共鸣。医保提供的福利越丰厚，其成本就越高。无论该体系是否由政府运营，情况都是如此。事实上，医疗改革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往往得不到关注：昂贵的医疗技术层出不穷，其中既有疗效显著的，亦不乏效果不尽如人意的。面对这种情况，相关人员如何设计一套机制，既能实施那些成本合理的治疗方案，又能否决那些不合理的治疗方案呢？
经济学与美国共和党的政治主张更契合吗？不完全是。即使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倡导自由市场经济著称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也承认，放任自由的市场可能会导致种种令人诟病的结果。想想人们对汽车的热衷吧。问题并非在于我们有多喜欢汽车，而在于我们不必支付驾驶汽车涉及的全部成本。诚然，我们购买汽车，并为此付出维修费、保险费和燃油费。但是，我们不必为驾驶汽车带来的其他一系列重大成本（比如排放的废气、造成的拥堵、公共道路的磨损、给小型车辆司机造成的危险）买单。这种情况犹如拿着父亲的信用卡在城里潇洒过一晚：我们做了很多如果自己付钱就绝对不会做的事情。我们开着宽敞的汽车，不乘坐公共交通，我们搬到偏远的郊区，然后长途通勤。
个人不会为此类行为买单，但社会要承担相应的后果，比如空气污染、全球变暖、交通拥堵和城市扩张问题。针对这一日趋严峻的问题，最佳方法并非保守派通常提倡的自由放任原则，而应对汽油和汽车征收更高的税。正如我将在第3章探讨的那样，只有采取这些措施，驾驶小轿车或大型SUV（运动型多功能汽车）的成本才能真实反映其对整个社会造成的影响。同样，加大对公共交通的补贴力度，这对那些选择不开车出行，从而造福他人的通勤者而言，是一种正当激励。
与此同时，经济学家在诸如歧视等社会问题上做出了不少实质性的贡献。交响乐团历史上是否存在对女性的歧视？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和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塞西莉娅·劳斯创新性地采用了一种方法探寻真相。20世纪50年代，美国交响乐团开始实施盲选，即有志于加入交响乐团的演奏者在幕布后演奏，评委不知道演奏者的身份或性别。在这种盲选制度下，女性演奏者的通过比例是否相较于评审知道其性别时有所提升呢？答案是肯定的。当试奏变为匿名形式后，顺利通过初试的女性比例提升了约50%，而通过最终一轮选拔的比例更是提高了数倍。 [2]
经济学为人们提供了一套强大但不一定复杂的分析工具。这套工具可用于回顾过去，解释事件发展的原因；也可用于观察当前形势，深刻理解世界运行的规律；还可用于展望未来，预测重大政策变动可能带来的影响。经济学就如同重力，你如果对它置若罔闻，就难免遭遇种种预料之外的冲击。
2008年9月15日，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破产，金融危机由此爆发。这场危机后来常常被形容为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这场金融危机是如何发生的？为何大量消费者本应理性地了解自身的福祉，却最终栽倒在房地产“泡沫”之中？又是哪些傻瓜给他们提供了如此巨额的贷款？华尔街为何要创造担保债务凭证和信用违约互换等产品，这些产品为何会对金融体系造成如此严重的破坏？
第2章表明，考虑到系统内部的激励机制，引发金融危机的大多数轻率行径是可预见的。抵押贷款经纪人为什么会不计后果地发放如此多的贷款？因为那不是他们自己的钱！他们从发放贷款的银行那里领取佣金。发放的抵押贷款越多，他们的佣金收入越多；贷款额度越大，他们的佣金数额就越大。
那么，银行为何甘愿将这么多资金置于风险之中呢（特别是考虑到为其带来客户的抵押贷款经纪人背后的激励机制）？原因在于，银行通常会“出售”大部分抵押贷款，也就是说，银行可以从第三方投资者那里获得一笔一次性现金，作为回报，第三方投资者则将获得未来一系列的抵押贷款还款。现在，你可能会把这种情况理解为一个放大版的“烫手山芋”：只要能够在贷款违约之前将其转给他人，银行根本不在乎贷款本身的质量究竟如何。
那么，谁会购入这些贷款？对于这一问题，第2章将给出详尽的解释。此刻我可以透露的是，华尔街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最终的结果并不理想。
写到这里，我必须承认，经济学界正在进行一些反思。尽管金融危机在事后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其爆发前，鲜有经济学家成功地预见它会到来（当然，也有个别例外）。几乎没有人预料到这场危机带来的严重的后果。2005年秋天，几名著名经济学家在一份权威期刊上发文称：“截至2004年底，依据我们的分析，尚未发现可以证实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的证据。” [3]
大错特错。实际上，这篇文章比判断错误更糟糕，因为其意图在于反驳当时许多非专业人士已然察觉到的泡沫迹象。此举犹如消防队抵达一间浓烟滚滚而出的房屋前，却断言“不，没有发生火情”，然而，在短短20分钟后，熊熊烈火便从阁楼蹿出。显然，泡沫确实存在。将心理学和经济学结合起来，可以更好地解释这一现象：个体易于误判，倾向于将当前状况视为未来最可能发生的情况。
经济学同其他学科一样，处于不断演进与发展之中。行为经济学堪称其中最为有趣且成果丰硕的研究分支之一，它专注于探究个人如何做出决定，而这些决定有时并不像经济学传统理论认为的那样理性。人们时常会低估某些风险（比如肥胖），高估另外一些风险（比如乘坐飞机）；情绪因素会左右人们的判断；人们对利好消息与不利消息均会反应过度（比如房价上涨后下跌）。
莎士比亚早就明白这些道理，但主流经济学对此的认识相对较新。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指出的那样：“经济行为可以通过精妙的模型准确预测。这种观点可以解释很多问题，但无法解释当前的金融危机——为何会有这么多人同时如此愚昧、无能和具有自我毁灭性。这场危机给了古典经济学一记重击，也让一系列原本处于公共政策思想边缘的心理学研究成果走到了中心位置。” [4] 理查德·塞勒因揭示人类决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与传统经济理论相悖的倾向而获得了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强调，当人们认识到人类如何以及为何会做出错误的决定时，人们就能制定更好的政策。
当然，大多数传统观点仍至关重要。在金融危机期间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本·伯南克获任前，曾在普林斯顿大学从事有关大萧条的研究。第10章将详细阐述伯南克在美联储推行的一系列富有创新性和积极性的干预措施，其中许多策略直接吸取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教训，这些举措有效阻止了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
本书介绍了经济学中一些至关重要的概念，同时简化或省略了某些复杂的经济学构成要素。每章所探讨的主题都足以写一本书。事实上，每章都有一些知识点开启并支撑了某些学者的学术生涯。我略过或跳过了许多构建经济学大厦的专业技术架构，而这恰恰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人们不需要知道承重墙的具体位置，也能欣赏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建筑艺术。这本书不是给傻瓜看的，而是给那些从未学过（或只是模糊记得学过）经济学的聪明人看的。剥光复杂的外衣，经济学中的大多数伟大思想都是直观的。这就是赤裸裸的经济学。
经济学不应只有专业学者才能理解，这些思想既重要又充满趣味。事实上，赤裸裸的经济学甚至能令人着迷。
[1] Thomas Friedman, “Senseless in Seattle,” New York Times , December 1, 1999.
[2] Claudia Goldin and Cecilia Rouse, “Orchestrating Impartiality: The Impact of ‘Blind’Auditions on Female Musicia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September 2000.
[3] Charles Himmelberg, Christopher Mayer, and Todd Sinai, “Assessing High House Prices: Bubbles, Fundamentals and Mispercep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9, no. 4 （Fall 2005）.
[4] David Brooks, “An Economy of Faith and Trust,” New York Times , January 16,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