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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章之治”是指汉明帝（光武帝儿子）、汉章帝（汉明帝儿子）在位时的良好政治局面。这个良好政治局面与当时的吏治监察是分不开的。汉明帝、汉章帝都是东汉时期的好皇帝，他们在位时期的吏治监察成效及政治局面得到了司马光《资治通鉴》的高度肯定。
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主要有以下几件事：
一是在光武帝牌位前上计（考核各郡国政绩）。《资治通鉴·汉纪三十六》载，永平元年（公元58年）正月，汉明帝率领公卿及以下大臣朝拜原陵（光武帝陵），如同元旦朝会的仪式一样。汉明帝在拜光武帝神主牌位后，退下坐在东厢，侍卫官都在光武帝神主牌位之后，太官献上膳食，太常演奏舞乐。然后，各郡国呈递计簿的官吏依次上前，在供奉光武帝神主牌位的大堂上奏报本郡国的粮食价格及百姓疾苦之事。从此之后，这项仪式成为常例。这个做法有个好处，就是以神灵来震慑那些统计造假的。
二是严惩贪赃枉法的权贵。《资治通鉴·汉纪三十六》载，永平二年（公元59年）十二月，护羌校尉窦林因为犯有欺罔及贪赃之罪，被下狱处死。窦林是窦融堂兄的儿子。当时，窦氏家族中出了一位公爵、两位侯爵、三位公主、四位俸禄为二千石的高级官员。从祖父到孙子，他们的官府和宅第遍布，在京城相望，他们的富贵在皇帝亲戚功臣中没有谁能比。即使是这样显贵的家族，汉明帝照样将窦林绳之以法。
三是奖励提拔良吏。《资治通鉴·汉纪三十六》载，永平三年（公元60年），尚书仆射钟离意举荐政绩突出的全椒县长刘平，汉明帝下诏征召刘平，任命为议郎。刘平在全椒县为县长时，政绩突出，对百姓有恩惠，有的百姓多报财产以多交赋税，有的百姓自动减少年龄以服徭役，刺史、太守巡视到县，狱中没有关押的囚犯，人人自认为各得其所，因为巡视查不出任何问题，所以只颁布诏书而离去。
这年十月，汉明帝乘车跟从皇太后到章陵，因为荆州刺史郭贺为官政绩优异，汉明帝赐给他三公的衣服，上面有华丽的色彩，命郭贺在巡行所属地区除去车前的帷帐，让百姓见到他的容貌和服饰，以表彰他的德行。
《资治通鉴·汉纪三十七》载，永平七年（公元64年），汉明帝提拔东海国相宗均担任尚书令。起初，宗均担任九江郡太守，他五天处理一次政事，将郡掾、史等属官罢除，将督邮关在府内而不让其外出巡查，所属各县平安无事，百姓安居乐业。九江郡之前多老虎为害，官府经常招募人设槛阱，但还是造成很多伤害。宗均命令所属各县说：“江淮之地有猛兽，犹如北方有鸡、猪，如今成为百姓的祸害，过错在于残暴的官吏，而且让百姓辛劳地捕猎，不是怜悯体恤之本。务必罢退奸佞贪婪的官吏，考虑进用忠诚善良之人，可去掉槛阱，减免赋税。”从此之后不再有老虎为害。汉明帝听说宗均的名声后，因此任命他负责枢机之职（即尚书令）。
四是选拔任职三年以上、政绩突出的县令以下官员。永平九年（公元66年）四月，汉明帝下诏命令司隶校尉、州部刺史：每年从任职三年以上、治理政绩特别优异的县令以下官员中各选拔一人上报，让此人与郡国派遣上计官员进京。对于治理政绩尤为差的，也上报朝廷。
五是不轻授贵戚官职。《资治通鉴·汉纪三十六·永平十八年》载，馆陶公主曾为儿子求为郎官，汉明帝不答应，而是赐钱千万，对群臣说：“郎官与天上的星宿对应，出到地方就是百里之长（县长），如果不得其人，那么百姓就会遭受殃害，因此我拒绝这个要求。”尚书阎章的两个妹妹为贵人，阎章本人精于过去的典章，早就可以按照规定升迁重用，但汉明帝因为他是后宫亲属，竟然不提拔重用。
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主要有以下几件事：
一是重用提拔清廉公正和有善政的官员。《资治通鉴·汉纪三十七》载，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十一月，此时汉章帝刚即位不久，他提拔蜀郡太守第五伦担任司空（三公之一）。第五伦在蜀郡太守任上为官清廉公正，所举荐的官吏多能称职，因此汉章帝将他从偏远之郡提拔到朝廷重用。
《资治通鉴·汉纪三十八》载，元和元年（公元84年）九月，汉章帝到章陵，十月又到江陵，在回京城洛阳途中到了宛城，他召见前临淮太守、宛人朱晖，任命朱晖担任尚书仆射。朱晖在临淮太守任上，“有善政”，百姓歌颂说：“强直自遂，南阳朱季，吏畏其威，民怀其惠。”意思是，刚强正直，南阳朱晖，官吏畏惧他的威望，百姓感怀他的恩惠。
二是要求有关部门审慎选拔官吏，进用善良、罢退贪猾。《资治通鉴·汉纪三十八》载，建初元年（公元76年），汉章帝下诏：“二千石官员应当劝勉农耕和桑蚕之业，如果百姓所犯之罪不是应当立即斩首，都须等到秋天之后审理。有关部门要审慎地选用推荐官吏，进用温柔善良的，罢退贪婪狡猾的，顺应时令，审理冤狱。”
三是在官吏中推崇温和宽厚、去除严苛之风。《资治通鉴·汉纪三十八》载，建初元年（公元76年），当时，沿袭汉明帝时的旧例，官吏施政都崇尚严苛，尚书决断之事，多从重处理。尚书、沛国人陈宠认为，汉章帝新即位，应当改革前世的苛刻之风，于是上疏说：“臣听说先王治国理政，奖赏不过度，刑罚不滥施。与其不得已，宁愿奖赏过度，也不刑罚过滥。以前断狱严明，所以能威慑奸恶。奸恶既然清除，必须济之以宽。陛下即位，根据此义，多次下诏百官，崇尚温和。然而有关部门未能懂得陛下之意，仍然崇尚苛刻。断狱的人急于采用酷烈手段，执法的人则使用诋毁欺诈等文书，有的假公济私，逞意骄纵，作威作福。大凡治国理政就像琴瑟，大弦急太紧，小弦就会崩断。陛下应当发扬古代先王之道，清除烦苛之法，减轻刑罚以拯救群生，全面推广至德之政以承奉天意！”汉章帝深深采纳陈宠的建议，自己也“每事务于宽厚”。
四是将正直贤士放在地方任职历练。《资治通鉴·汉纪三十八》载，建初五年（公元80年）五月，汉章帝下诏说：“朕思虑见正直之士，侧坐席上，听他的所讲的奇闻高论，先来到的，各自讲了肺腑之言，朕大概知道各位子大夫的想法。朕打算将你们留在左右，充任顾问。但光武帝诏书上说：‘尧帝以任职之事来试用臣子，不只看他的言语和文字。’如今地方官有很多缺额，你们可以去补充任职。”
五是重视郡守、尚书的选拔。《资治通鉴·汉纪三十八》载，元和元年（公元84年），上书奏事的人多次说：“郡国推荐的人才，大多不按功劳的次序，因此官吏越来越不守职，非常松懈，而且办事也粗疏，责任过失在于州郡。”汉章帝于是下诏让公卿大臣们商议讨论。
大鸿胪（汉代九卿之一，掌管诸侯及四方归附的蛮夷，负责礼宾等）韦彪上书议论说：“大凡国家以选择贤人为要务，贤人以孝行为首，因此‘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人的才能和品行很少有能兼备的，因此孟公绰做晋国赵、魏两家的家臣很优异，却不可以担任滕、薛两国的大夫。因为忠孝的人，本心接近仁厚；而网罗罪名、陷害人的吏员，本心虚假、刻薄。选择贤士应当以才能、品行为先，不可以只凭功劳和经历。而问题的关键在于选拔俸禄为二千石的郡守。郡守贤能，则选拔推荐可得到人才。”又上疏说：“天下枢要在于尚书，对于尚书的选拔，岂可不重视？然而近来尚书多从郎官中超迁升任此位，虽然他们通晓文法，擅长应对，然而苛察这样的小聪明，大多没有大的才能。应当借鉴汉文帝采纳张释之建议不用敏捷利口的啬夫，深思绛侯周勃虽然木讷不善于言辞而建立大功。”汉章帝对他的意见都予以采纳。
六是表彰安静之官并要求官吏去除四种观念。《资治通鉴·汉纪三十九》还载，元和二年（公元85年），汉章帝下诏三公说：“沉静稳重的官吏，诚恳而无虚华，考察他每天的政绩好像不足，但每月的政绩却又不少。像襄城县令刘方，官吏百姓都称他为政从简，不搅扰百姓，虽然没有其他特殊政绩，这也大概接近朕的要求。如果‘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以轻为德，以重为威’（以苛求为明察，以苛刻为聪明，以从轻为恩德，以重惩为威风），这四个方面兴起，在下的百姓就会有怨恨之心。我诏书数次下达，颁布诏书的使者都在路上相接，而吏治不见好转，有的百姓不守本职，这个过错在哪里？勉励大家牢记旧的法令，以称朕意。”
汉明帝在位期间，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汉纪三十六·永平十八年》中评价称当时“吏得其人，民乐其业，远近畏服，户口滋殖焉”，即官吏称职，百姓安居乐业，远近蛮夷畏惧归服，人口也不断增长。《资治通鉴·汉纪三十七》还记载，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天下安定太平，几乎无人服徭役，粮食连年丰收，百姓殷实富裕，粮食价格低到每斛三十钱，牛羊遍野。这确实呈现了治盛之世的景象。
汉章帝在位期间，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汉纪三十九·章和二年》中引用史学家范晔的评论说：“魏文帝说汉明帝精明苛察，而汉章帝是忠厚长者。汉章帝向来通达人情，不喜欢汉明帝的苛刻切责，事事都遵从宽厚，侍奉明德马太后，尽心孝道。他在位时减轻徭役、减少赋税，而百姓依赖他得到恩惠，他又以忠恕为体，以礼乐为文，称他为忠厚长者，不也应当吗？”
这两位帝王都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为史家所称道。从评价中也可知道，汉明帝时的吏治是非常不错的，汉章帝时的吏治虽然没有明确提到，但从他的行事风格来说，所用的官吏也多是忠厚之人，所以百姓得到恩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