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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之治”就是汉文帝、汉景帝时创造的治世局面。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汉纪八·景帝后三年》中讲，在汉高祖、汉惠帝、吕太后之后继位的汉文帝、汉景帝，清净恭俭，安养天下，七十多年之间，国家无事，如果不遇到水旱灾害，百姓就可人人自给，家家足用。城乡仓储都装满了粮食，官府仓库贮存了剩余的财物；京师库存的钱财累积巨万，用来串钱的绳子都已朽烂，无法计数；京城谷仓中的粟米逐年增加，陈化粮一层盖一层，满仓后堆积于仓外，露在外面堆积着，以至于腐坏而不能食用。
这主要讲的是经济方面的景象。那么当时吏治监察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资治通鉴·汉纪七·汉文帝十三年》中有一段话：“上既躬修玄默，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焉。”
这里面的“玄默”出自黄老之学。“玄”，出自《道德经》第十章中的“生之畜之，生而不有，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默”，指的是“静默”，《道德经》第二章讲“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言即是默。
这段话说，汉文帝亲自修行静默无为、推行休养生息的政治方针，而且将相都是从前的功臣，少文采而多质朴。君臣以导致秦灭亡的弊政为惩戒，商议国是专门以宽厚为本，耻于评论别人的过失。这种风气影响教化到天下，改变了那种互相检举、攻讦的习俗。官吏各安其位，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的粮食财货逐年积累增加，人口也越来越多。民间的风俗也变得笃实厚道，政府的法律禁令疏松宽大，有疑点难以定罪的往往从轻发落，因此刑事案件大大地减少，以至于全国只审判了四百起案件，出现有刑法而搁置不用的景象。
上述就提到了当时的吏治情况：将相少文采而多质朴，官吏各安其位。出现这种吏治情况的原因，在于汉文帝时的吏治政策：“任用少言重厚的长者为官吏”。
当然这种吏治政策也不是汉文帝最先开创的，早在汉惠帝时曹参担任相国时就是这样做的。《资治通鉴·汉纪四》载，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汉惠帝任命曹参为相国。曹参为相国后，“择郡国吏木讷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即从各郡和诸侯国中挑选一些不善于文辞、人品质朴厚重的长者，立即召来任命为丞相的属官。对官吏中那些言语文字苛求很深、务求声誉的人，就予以斥责辞退。
汉文帝即位后也是如此。我们可以从《资治通鉴》记载的一件事情上看出：
《资治通鉴·汉纪六》载，汉文帝即位的第三年（公元前177年），张释之跟随汉文帝出行，来到禁苑中虎圈旁边，汉文帝向掌管禁苑的上林尉询问书册中登记的各种禽兽的情况，先后问了十多个问题，上林尉左右观望，回答不上来。这时看管虎圈的啬夫从旁边代上林尉回答了汉文帝的提问。文帝想考察啬夫的才能，啬夫都有问即答，且没有被汉文帝问倒。汉文帝很是欣赏，命令张释之任命啬夫为掌管禁苑的上林令。
张释之过了一会儿才上前说：“陛下认为绛侯周勃是怎样的人呢？”汉文帝回答说：“是长者。”
张释之又问：“东阳侯张相如是怎样的人呢？”汉文帝回答说：“是长者。”
张释之说：“绛侯周勃、东阳侯张相如都被称为长者，可这两个人在议论事情时都不善言谈，现在这样做，难道是让人们效法这个伶牙俐齿、善于辞令的啬夫吗？秦王朝重用舞文弄法的刀笔吏，所以官吏们争着比办事敏捷和苛察督责，这样做的流弊是徒然具有表面形式的文书，皇帝听不到过失，使国家最终土崩瓦解。现在陛下因啬夫善于辞令就越级提拔他，我担心天下人追随效仿，争相施展口舌之能而不求实际。何况处在下位的容易受到处在上位的感化，快得如影随形。陛下不可不审慎啊！”汉文帝说：“对啊！”于是取消了封啬夫为上林令的任命。
除了任用少言厚重的长者为官员外，《资治通鉴》还记载了汉文帝在位时的吏治监察事迹，主要有以下几件：
一是加强对有关政令的监察。《资治通鉴·汉纪五》载，汉文帝前元年（公元前179年），汉文帝下诏抚恤救济鳏、寡、孤、独和穷困之人。又下令说：“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每月赐给米、肉、酒；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另外再加赐布帛、棉絮。所赐之物应当由县令亲自检查，由县丞或县尉送米给老人，不满九十岁的老人则由啬夫、令史送上门。各郡国俸禄为二千石的长官要派遣负责监察的都吏巡视，不按规定办理的进行责罚督促。”
二是提拔政绩突出的地方官吏。《资治通鉴·汉纪五》载，汉文帝前元年（公元前179年），汉文帝闻知河南郡守吴公治理地方的政绩为天下第一，征召他入朝，提拔吴公担任廷尉（九卿之一）。这是对政绩突出官员的奖赏。
三是让群臣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资治通鉴·汉纪五》载，汉文帝前二年（公元前178年），因为发生日食，汉文帝下诏说：“群臣都要思虑朕的过失以及朕智慧识见所不够的地方，请大家告诉朕，并向朝廷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以便帮助朕克服不足。”
另外，根据《汉书·贡禹传》载，汉文帝“贵廉洁，贱贪污，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意思是，汉文帝以廉洁为贵，以贪污为贱，对于商人、上门入赘的女婿及贪赃（指贪污受贿）的官吏都禁锢不得为官吏。也就是说，只要曾经犯过贪赃罪的官吏永远没有机会再起用，这说明汉文帝对贪污受贿的官员还是很严格限制的。
汉景帝即位后，继续沿用汉文帝时的吏治政策，多任用长者为官吏，尤其是高级官员。《资治通鉴》记载了三位长者被汉景帝重用的事迹。
第一位是张欧。《资治通鉴·汉纪七》载，汉景帝前元年（公元前156年），汉景帝任命张欧为廷尉。张欧曾在太子宫侍奉过汉景帝（当时汉景帝为太子），虽然他研究刑名法律，但“为人长者”，汉景帝因此很是器重，任用为九卿（廷尉是九卿之一）。张欧为官未曾审查他人，专门以诚厚长者处理政事，部属认为他是长者，也不敢太欺蒙他。
第二位是卫绾。《资治通鉴·汉纪八》载，汉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河间王太傅卫绾攻打叛乱的吴、楚军队有功，汉景帝任命他为中尉。卫绾曾以中郎将身份侍奉汉文帝，“醇谨无他”（除醇厚谨慎之外，没有其他）。汉景帝做太子时，召集汉文帝的左右饮酒，而卫绾称病不去参加。汉文帝临终前，嘱咐汉景帝说：“卫绾是长者，你要善待他！”因此，汉景帝也宠幸信任他。到了汉景帝后元年（公元前143年）八月，汉景帝任命御史大夫卫绾为丞相。
第三位是直不疑。《资治通鉴·汉纪八》载，起初，直不疑为郎官（汉朝的低级官员）时，同住一处的有个人告假回家，误拿了同住一处的另一位郎官的黄金走了。不久，同住一处的郎官发现自己黄金丢失了，怀疑是直不疑拿了。直不疑谢罪说是他拿的，并买黄金偿还。后来，告假归家的同住一处的人回来了，将黄金归还，丢失黄金的郎官大为惭愧。因为此事，直不疑被称为长者，不久直不疑升迁当了中大夫。又有人在朝廷上诋毁直不疑，说他与嫂子私通，直不疑听后说：“我没有兄长啊！”然而终究没有申明。到了汉景帝后元年（公元前143年）八月，汉景帝任命卫尉直不疑为御史大夫。
同时，汉景帝在吏治监察方面还有两项措施值得关注：
一是严厉惩处疏于职守、渎职害民的官吏。《资治通鉴·汉纪八》载，汉景帝后二年（公元前142年）四月，下诏说：“如今年岁收成不好，百姓的粮食很少，这其中的过失在哪里？有些奸诈的人做了官吏，公开接受贿赂，鱼肉百姓，侵夺万民。县丞，是地方重要官员，有的知法犯法，与盗贼共同为盗，这是辱没了称谓！命令郡太守、诸侯国丞相等俸禄为二千石的官员各修其职，对疏于职守与渎职害民的官吏，丞相要向朕奏报，议定罪名。将诏书布告天下，使天下人都知道朕的意思。”
汉景帝后三年（公元前141年）正月，汉景帝又下诏说：“命令郡国官吏务必要劝农桑，多种树，这样就可得吃穿之物。如果有官吏征发百姓雇他们去开采黄金、珠玉的，就按偷盗的罪名论处。俸禄为二千石的官员如果听之任之，不进行查处的，与其同罪。”
二是放宽廉洁之士为官条件。《资治通鉴·汉纪八》载，汉景帝后二年（公元前142年）五月，汉景帝下诏规定，纳官钱数达到四万钱的，就可以做官。为什么汉景帝下达这个诏书呢？因为在此之前汉朝规定纳官钱数十万才可以得官。但是汉景帝认为对廉洁之士不必用这样的要求。如果按照原来的规定商人有钱不能得官（《资治通鉴·汉纪八·景帝后三年》载，汉初规定“市井之子孙不得仕宦为吏”），廉洁之士没有钱也不能得官，这样得官的人就很少。因此汉景帝命令纳官钱数四万钱的就可得官，主要考虑是不要让廉洁之士长久不得其职，而让贪夫长久得利。这是放宽了让廉洁之士为官的条件。
此外，汉景帝还下诏加重对官吏接受财物或贱买贵卖以牟利的惩治，这个在《资治通鉴》没有记载，《汉书》中有记载。《汉书·景帝纪》载，汉景帝前元年（公元前156年）七月，汉景帝下诏让廷尉与丞相重新制定律令，他说，当今的律令对于官吏因接受吃请就免职的惩治过重，而对官吏接受财物的惩治或过轻，因此需要修改。廷尉与丞相议定后的新律是：官吏及诸位有俸禄的官员接受下属及百姓吃请的，要计算费用偿还，不予处分。吃请之外的财物，如果利用职务之便贱买贵卖，都按贪赃罪查处，没收财物。官吏调动、罢免时，接受原来的下属所送的财物，削夺爵位，并免职。没有爵位的，罚以黄金二斤，并没收所接受的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