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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作之一，知名度极高，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一代伟人毛泽东读《资治通鉴》达十七遍，他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
他还指出：“《通鉴》是一部值得再读的好书。”
《资治通鉴》是史学巨擘司马光主持编撰的。据《宋史·司马光传》载，司马光七岁时，听别人讲《左氏春秋》，就爱上了历史，以后更是手不释卷。他读书十分刻苦，不论是大伏暑天，或者数九寒冬，他总捧着书不放，有时候连吃饭喝水都忘了。他还用一截圆木当枕头，称为“警枕”。每天夜里，“警枕”一滚动，他就立即起床，伏案读书。入仕后也从未放弃对历史的钻研。他认为，治国要通晓历史，要从历史中吸取兴盛、衰亡的经验教训。于是，他想编写一部从战国到五代的简明完整的编年体通史。加上北宋面临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使他更迫切地想以史为鉴，向皇帝提供治国之道。宋英宗在位时，很支持他，专门设书局，让他修史。宋神宗也非常支持他，给了他很丰厚的条件和待遇，鼓励他继续撰史。自公元1066年到1085年，司马光用了十九年时间，才把这部著作完成。
司马光在主持编撰《资治通鉴》过程中，不仅在编撰史实上下功夫，更在史论上下功夫。《资治通鉴》一书的史论共有218则。这里面，既有司马光写的评论（“臣光曰”）119则，又有司马光所引他人的评论99则。而司马光所写的评论的确显示了大史学家的风范。
司马光在主持编撰这本书的时候非常勤奋，且“日力不足，继之以夜”，也就是“白加黑”拼命地干，经常著书到深夜，可谓殚精竭虑。到书写完时，六十六岁的他已经眼睛昏花，牙齿掉光，神形衰耗。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明末清初大学问家顾炎武讲：“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即马端临）《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这个“后世不可无之书”可谓是对司马光的辛勤努力和《资治通鉴》的高度评价。
《资治通鉴》是治国安邦的帝王书、文韬武略的执政书、经世济民的智慧书，所以《资治通鉴》一书流传后，即成为帝王常备必学之书，宋、金、元、明、清历代的贤明君主都非常注重学习这本书，并将这本书纳入太子诸王等必学之书。
宋神宗在司马光写完《资治通鉴》后，不仅赐名，而且“每开经筵，常令进读”，也就是说，只要宋神宗开经筵读书学习，就会令司马光进讲《资治通鉴》。（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在清朝毕沅编撰的《续资治通鉴》“宋纪六十六”至“宋纪六十七”中专门提到了关于司马光进讲《资治通鉴》的三件事：第一件事是苏秦合纵六国，第二件事是曹参不变更萧何所定制度，第三件事是贾山上疏言事。
宋高宗于建炎二年三月下诏经筵进读《资治通鉴》，以司马光配享宋哲宗庙庭；绍兴四年，还命右文殿修撰王伦将《资治通鉴》送给金朝元帅完颜宗翰所亲近的耶律绍文、高庆裔。宋孝宗也常读《资治通鉴》，并熟知其中很多内容，且当时太子也熟读《资治通鉴》。宋理宗时，工部侍郎兼崇政殿说书郑清之进讲《资治通鉴》，得到宋理宗的称赞（以上分别见《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零一”“宋纪一百十三”“宋纪一百四十六”“宋纪一百五十一”“宋纪一百六十三”）。
有“小尧舜”之称的金世宗评价说：“近览《资治通鉴》，编次累代废兴，甚有鉴戒，司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无以加也。”（《金史·世宗本纪》）意思是，近来读《资治通鉴》，该书编写历代兴亡事，很有借鉴价值，司马光能如此用功，实在是前无古人的良史。
金代还在正大三年设立了益政院，置于宫廷之内，选拔学问广博、议论宏远的人兼任益政院官。每天有两人轮值，备皇帝顾问，就讲解三本书，一本是《尚书》，一本是《贞观政要》，一本是《资治通鉴》（《金史·百官志二》）。
元世祖极为重视《资治通鉴》，在未统一中国前就读《资治通鉴》。中统二年十一月，蒙古左右司郎中贾居贞跟随元世祖北征时，常向元世祖陈说《资治通鉴》，元世祖“虽在军中，未尝废书”（《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七十六》）。元世祖统一中国后，继续读《资治通鉴》。至元十四年三月，翰林待制王思廉进读《资治通鉴》，当讲到唐太宗想杀魏徵而长孙皇后进谏时，元世祖还让引到皇后阁，详细讲给皇后听（《续资治通鉴·元纪一》）。元世祖还重视让蒙古士子读《资治通鉴》，至元八年下诏建立京师蒙古国子学，将《通鉴节要》译写成蒙古语用来教育生员，等到生员学有所成，就出题考试，对其中对答优良的，酌情授予官职（《元史·选举志一·学校》）。
元世祖的太子真金（先于世祖去世，被后世尊为文惠明孝皇帝），每次与诸王近臣练习射箭的空闲时间，就同他们讲经论典，诸如《资治通鉴》《贞观政要》，还有王恂、许衡所讲述的辽金两朝帝王行事要略，以及《武经》等书。真金太子从这些只言片语之间，如果觉得很好的地方，未尝不为之肃然起敬。真金的长子甘麻剌（被后世尊为光圣仁孝皇帝）在抚慰部下的闲暇时间，命令也灭坚用蒙语为他讲解《资治通鉴》（《元史·裕宗显宗列传》）。
元成宗（元世祖之孙，真金第三子）即位后，于大德元年三月命焦养直进讲《资治通鉴》。焦养直陈述规谏之言，受到元成宗厚赐（《续资治通鉴·元纪十》）。
元仁宗非常关注《资治通鉴》，延祐元年四月，元仁宗因为《资治通鉴》记载了前代兴亡治乱，命令集贤学士忽都鲁都儿迷失、李孟选择其中重要的部分译写后进呈（《元史·仁宗本纪》）。
元朝泰定帝在泰定元年二月，任命平章政事张珪、翰林学士承旨忽都鲁都儿迷失、学士吴澄、集贤直学士邓文原，讲解《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泰定四年六月，翰林侍讲学士阿鲁威、直学士燕赤等为泰定帝讲学，泰定帝命令翻译《资治通鉴》进呈（《元史·泰定帝本纪》）。
明太祖对《资治通鉴》极为爱好，经常研读，“习闻明知古代帝王之道，身体力行《通鉴》原则”。
明穆宗时，在经筵午讲中，专门令讲官讲解《通鉴节要》及《贞观政要》（《明史·礼志九·日讲》）。
明神宗时，大学士张居正等将编撰的《尚书直解》《四书直解》《通鉴直解》《帝鉴图说》等为神宗皇帝讲解。
明朝还将《资治通鉴》作为太子必读之书。《明史·职官二》载，詹事入侍太子时，与左右春坊、司经局的翰林官轮番进讲《尚书》《春秋》《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前期编撰成章，然后到文华殿讲读。
清圣祖康熙帝非常爱读《资治通鉴》，在经筵上，命讲官讲解《周易》《尚书》《资治通鉴》（见《清史稿·圣祖本纪》），他还亲自为《日讲通鉴解义》写序，并在序言中称自己勤求治国之道，在学习《六经》之余，喜欢观看前代兴衰得失的言行事迹，“故《通鉴》一书，披览未尝去手（即《资治通鉴》一书经常观看，不曾离手）”（见《康熙政要·论经史文学》）。清朝乾隆皇帝专门对《资治通鉴》批注，形成了《御批通鉴辑览》一书。可见，《资治通鉴》对促成“康乾盛世”是有很大作用的。
后世学者也非常关注此书，并给予了《资治通鉴》极高的评价。比如：南宋理学家朱熹在《跋通鉴纪事本末》中说：“伟哉书乎，自汉以来未始有也。”意思说，伟大啊这本书，自从汉代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书。
金元之际的“一代文宗”元好问在《集诸家通鉴节要序》中称：“成一家之言而为百代不刊之典。”意思是，《资治通鉴》成一家之言，是历经百代都不可磨灭（不可改动）的经典。
元朝胡三省专门为《资治通鉴》作注，他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讲：“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意思是，作为君主的不知晓《通鉴》，那么想让天下大治却不知道治理的源头，讨厌祸乱却不知道防范祸乱的方法。作为臣子的不知晓《通鉴》，那么对上则无法侍奉君主，对下则无法治理百姓。作为儿子的不知晓《通鉴》，那么谋身会导致辱没先人，作事不能为后人作垂范。甚至像行军打仗、创制法度，如果不知道效仿古人之所以成功的地方，警戒古人之所以失败的地方，那么想求胜利却会失败，想图利益却会受到损害，这是必然的啊！
清代史学家王鸣盛认为“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并称赞《通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十七史商榷·卷一》）
司马光主持编撰《资治通鉴》是为了从前代兴衰治乱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使国家得到有效治理，以造福百姓。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讲：“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他真诚希望，皇帝能够从《资治通鉴》中参考借鉴前代王朝的兴衰，考察当今的政治得失，嘉赏善良、摒弃劣行，坚持正义、舍弃谬误，如此可以光大古代圣贤的盛德，使国家升到从前没有过的治世，真正使四海百姓受到福泽。
历史上，研读《资治通鉴》的主要是执政者、官员及各行业的领导者、学者、读书人等，他们拥有决策权、话语权、执行权或影响力，直接关系国家治乱兴衰，关系百姓生活苦乐，关系社会风俗好坏。如果他们能真正掌握运用《资治通鉴》的智慧，使国家达到大治、百姓安居乐业，那么这该是多么大的功德啊！所以，《资治通鉴》可谓是一本福泽天下之书。
治国必先治吏，治民必先治官，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规律。《资治通鉴》作为一部治国理政的智慧书，对于治吏治官自然很是关注。
一般而言，治吏治官可以分为吏治、监察两项主要内容，吏治主要是指如何选任官员、考核官员的问题，监察主要是指如何监察官员的问题。而且监察与吏治关系极其密切，可以说监察是吏治清明的有力支撑，可以及时将那些蛀虫和变质的官员清除队伍，保证官员的纯洁性。同时，选任官员、考核官员、监察官员也是一套完整的系统，选任官员是吏治的源头、考核官员是吏治的关键、监察官员是吏治的保障。
我们从《资治通鉴》中可以看到，大凡治盛之世（即治世和盛世）的贤明君主或雄武之君都特别注重吏治监察，如汉武帝狠抓吏治监察而有汉武盛世，汉宣帝狠抓吏治监察而有汉室中兴，唐太宗狠抓吏治监察而有“贞观之治”，唐玄宗狠抓吏治监察而有“开元盛世”，唐宣宗狠抓吏治监察而有“大中之治”。大凡衰亡之世，则吏治腐败，买官卖官现象十分严重，像汉桓帝、汉灵帝时就是如此。
所以，吏治监察在一个国家中，极为重要，关系国家治乱兴衰，是治国必须优先考虑的大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了许多吏治监察事迹。为了更好地借鉴《资治通鉴》所载的吏治监察经验和吸取教训，特著《从〈资治通鉴〉看吏治监察》。
由于学识有限，本书定有不足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罗英桓 谨识
二〇二三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