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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是从汉元帝开始衰落的，一直到王莽篡位时灭亡。这期间除了汉平帝、孺子婴年幼外，其他帝王的吏治监察均导致了西汉衰亡。
汉元帝是汉宣帝的儿子，他在位时贤佞不辨，优柔寡断，重用奸佞石显，导致吏治败坏。《资治通鉴·汉纪二十·初元二年》载，萧望之是当时的名儒，与周堪都是汉元帝做太子时的老师，因此汉元帝对他们极为信任，数次宴会接见，谈论治乱之道和王道之事。萧望之推选宗室中通晓经术的刘更生（即西汉大学者刘向）为给事中，与侍中金敞一起侍奉皇帝左右。四人同心谋划，以古代良制劝导汉元帝，对时政多有所匡正，汉元帝也很采纳他们的意见。
同时，汉元帝还重用宦官弘恭、石显，这两位宦官将萧望之等人陷害致死。《资治通鉴·汉纪二十·初元二年》还载，汉元帝即位后多疾病，认为石显掌握朝廷机密之事较久且没有交结朝廷大臣，值得信任，因此将政事交给他，事情无论小大，都由石显来上奏决定，宠幸倾于朝廷，百官都敬奉石显。石显为人精巧聪明，会来事，能深得汉元帝的心意，内心深沉像贼人一样，且会诡辩用以中伤他人，如果有忤逆他的，他就睚眦必报施之以重法。弘恭、石显还上奏说萧望之、周堪、刘更生结成朋党，萧望之后来被迫自杀。
《资治通鉴·汉纪二十一》载，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石显威权日渐强盛，公卿及以下官员都畏惧他。石显与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结为朋党密友，凡是依附、倚仗他们的人都得了高位。因此民歌唱道：“姓牢的，姓石的，还有五鹿家的门客，你们的官印何其多啊，绶带何其多啊！”这反映了当时的吏治败坏。
但是，汉元帝也不是一无是处，他还知道从有德之士中选拔官吏。《资治通鉴·汉纪二十》载，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二月，汉元帝下诏让丞相、御史大夫举荐“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寺从这些人中选取成绩好的任命为郎从之官。
到了汉成帝之时，吏治更是败坏。《资治通鉴·汉纪二十二》载，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御史中丞、东海人薛宣上书说：“陛下至德仁厚，然而祥和之气还凝结，阴阳不和，大概是因为官吏多行苛政。那些巡察地方的刺史，有的不遵循六条问事的职责，各随其意行事，过多干预郡县事务，乃至开私门，听信谗佞之言，以搜求官吏和百姓的过错，谴责呵斥很是细微，苛求地不自量力，而郡县官吏迫于压力，也对内严厉苛刻，流毒害及百姓。”从薛宣的上书可以看出，当时的吏治导致祸害百姓。
而且，当时丞相、御史大夫也没有起到好的带头作用，比如陈汤立下极大战功，像“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种豪气的话就是出自陈汤，但是却被丞相等人阻拦，不但不封赏，反而被降罪。《资治通鉴·汉纪二十二》载，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丞相匡衡奏报说陈汤出使西域不能正己率下，盗取康居国财物，不宜担任官职。因此陈汤获罪被免官。又如王尊担任京兆尹期间，政绩突出，却被诬奏，导致不升反降。《资治通鉴·汉纪二十二》载，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御史大夫张忠上奏说王尊“暴虐倨慢”，于是王尊因此而被免官。后来因为官吏和百姓多称惋惜，加上湖县三老公乘兴等人上书汉成帝为王尊讼冤，汉成帝才将王尊任命为徐州刺史。
当然，汉成帝在吏治监察方面也不是什么都不管，也还是按罪处罚。比如《资治通鉴·汉纪二十二》载，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御史大夫张谭因为举荐人才不实而获罪，被免官。而匡衡也因为多取封邑土地四百顷，及下属官吏监守自盗价值十金以上，而被免官，贬为百姓。
汉哀帝起先还是非常不错的，《资治通鉴·汉纪二十五》载，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此时汉哀帝刚刚即位，他下诏废除了“任子令”，增加俸禄为三百石以下的官吏的薪水。所谓“任子令”，是指汉代俸禄为二千石及以上的官员可以保荐子弟当官。汉哀帝此举是相当了不起的。但是，后来汉哀帝因为宠任男宠董贤，导致吏治也衰败。
汉平帝时，权力掌握在王莽手中。《资治通鉴·汉纪二十七》载，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王莽“媚说吏民”，让王太后下诏让新任命的州牧、二千石官员以及茂材出身的官吏奏报情况，直接到安汉公王莽官署回答所问问题，由王莽考核官吏的治绩，询问到任后如何履职，以了解他们是否能胜任。于是王莽对这些官吏一一接见，示恩厚赠，对那些不迎合他的就予以免职，所以王莽的权力与皇帝相等了。所以，王莽最后顺利篡位，西汉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