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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桓公二年》中讲：“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意思是，国家的衰败，是由于官吏的邪恶。官吏的失德，是因为受宠而贿赂公行造成的。这个道理，我们可以从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载的衰亡之世的吏治监察验证。
司马光记载这些衰亡之世的吏治监察，目的正是让当时或后世的帝王引以为戒。
宋神宗在给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作序时讲：“至于荒坠颠危，可见前车之失；乱贼奸宄，厥有履霜之渐。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宋神宗说，至于那些荒政、衰坠、颠覆、危亡的帝王，可以见到前车之失；对于那些乱臣贼子、奸邪诡诈的事例，则要有“履霜之渐”的警惕。“履霜之渐”，源自《易经·坤卦》中的“履霜，坚冰至”，就是脚踩着霜，就想到结厚冰的日子要到来，比喻当事物有苗头时就要警戒，要见微知著、防微杜渐。因此，《诗经》上说“商朝引起鉴戒的教训并不远，就在前代的夏朝”。
而且，宋神宗给司马光编撰的史书赐名叫《资治通鉴》，有两重意思，一重意思是像汉文帝、汉宣帝、唐太宗等帝王的修身治国事迹可以“资治”，另一重意思是那些荒坠颠危等帝王的事迹需要引起“通鉴”。
所以，这些衰亡之世的吏治监察与治盛之世的吏治监察同样重要，治盛之世的可以作为经验参考，而衰亡之世的可以作为教训鉴戒，它们都是宝贵的财富。
现根据时间顺序，对《资治通鉴》所载的衰亡之世的吏治监察事迹讲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