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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盛世”是唐玄宗在位时的政治局面。“开元”是唐玄宗（唐明皇）的年号，时间长达二十九年。唐玄宗是唐朝在位最久的一位帝王，共在位四十三年，前期开创了“开元盛世”。
那么，当时的吏治监察情况是怎样的呢？
一是任用贤相姚崇、宋璟等人。《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开元四年》评价姚崇、宋璟说：“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税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进见，上辄为之起，去则临轩送之。及李林甫为相，虽宠任过于姚、宋，然礼遇殊卑薄矣。”就是说，开元初年，姚崇和宋璟相继为相，姚崇善于应变以办成大事，宋璟则善于谨守法度，坚持正道。两个人志向、操行，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同心协力辅佐玄宗，使得这个时期赋役宽松，刑罚减省，百姓富足，人口增多。唐代的贤相中，前有房玄龄和杜如晦，后有姚崇和宋璟，其他人没有谁能比得上。姚崇和宋璟每次进见时，唐玄宗会站起来迎接，他们离开时，唐玄宗会起身在殿前相送。到李林甫为相时，虽然唐玄宗对他的宠幸超过了姚崇和宋璟，但对他的礼遇就很微薄了。
从这可以看出，唐玄宗任命姚崇、宋璟为相，是成就“开元盛世”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在这两位贤相中，尤其是宋璟非常注重吏治，使得唐玄宗时的吏治清明。
《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载，开元四年（公元716年）闰十二月，唐玄宗任命宋璟守吏部尚书兼黄门监（宰相）、紫微侍郎苏颋为同平章事（宰相）。宋璟为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即致力于选拔官员，根据才能授予相应官职，使百官都各称其职），而且实行赏罚公平无私，敢于犯颜直谏。唐玄宗很是敬惮他，即使不合自己心意，也往往曲意听从采纳宋璟的意见和建议。
《资治通鉴》还记载了一些事迹，体现了宋璟在吏治方面的公正无私。如《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八》载，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十一月，宰相宋璟上奏说：“括州员外司马李邕、仪州司马郑勉，都有才略、文词好，但性格多异端，喜欢改变是非观念，如果完全重用，则必会招致咎悔；如果长久弃之不用，则才能可惜，请任命他们分别担任渝、硖二州刺史。”又上奏说：“大理卿元行冲向来被认为才行都好，初期试用后，确实与时人议论的相符合，但真正处理一些具体事务之后，很不称职，请陛下仍旧让他担任左散骑常侍，让李朝隐代替他任大理卿。陆象先熟悉政体要领，宽厚但不容忍错误，请任命为河南尹。”唐玄宗都予以采纳。
又如《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八》载，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候选的官员宋元超到吏部自称是侍中宋璟叔父，希望得到优先关照。宋璟知道后，发牒文到吏部说：“宋元超是我隔了三重的族叔，由于他常在洛阳，所以不多参见。我既不敢因为他是长辈就隐瞒，也不愿以私害公。如果他之前没有讲到这层关系，自然依据大的惯例办事，现在他既然将这层关系传出声来，就必须矫枉过正，请不要录用他。”
在唐玄宗的开元后期，又任用贤相张九龄等人，对“开元盛世”的形成，也起了积极作用。
二是亲自召见都督、刺史地方长官并选拔有才识的京官担任。《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六》载，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十二月，唐玄宗发敕令说：“都督、刺史、都护将要去赴任时，都要在引见皇帝当面辞行后，在左右侧门听候旨意。”
同时为了保证地方长官的素质，唐玄宗还要求选择有才识的京官担任。《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载，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正月，唐玄宗颁布制度：“选择有才识的京官担任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绩者担任京官，使官员的出朝和入朝任职保持均衡，并永远作为常规。”
然而当时京官大都不愿去地方任职。《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载，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唐玄宗任命尚书右丞倪若水为汴州刺史兼河南采访使。这个时候，唐玄宗虽然想重视都督、刺史，选拔京官中有才能和声望的人去担任，可是当时的士大夫还是不够重视到地方任都督、刺史。
为了改变这个状况，唐玄宗采取了一些措施。《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八》载，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二月，唐玄宗亲自选拔各司有声望的长官如大理卿源光裕、尚书左丞杨承令、兵部侍郎寇泚等十一人出任刺史，又命令宰相、诸王及诸司长官、台郎、御史在洛水之滨为他们饯行，供给的帷帐非常盛大，唐玄宗赐给御膳，太常安排乐舞，内坊歌妓助兴，唐玄宗亲自书写十韵诗赐给他们。源光裕，是宰相源乾曜的侄孙。
另外，唐玄宗还设置了一个经历程序，鼓励京官去州县。根据《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凡官，不历州县不拟台省。”即是说，如果不经历州县官员的任职，就不得任命为中央台省（指御史台和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官员。
三是对直接治民的县令多有告诫且重视对县令的选拔。《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六》载，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十月，唐玄宗召见京畿县令（京城郊县的县令），告诫他们要在饥荒之年施恩惠养护百姓。
《资治通鉴·唐纪三十》还载，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二月，唐玄宗在朝堂宴请新任县令，唐玄宗亲自作了《令长新戒》一篇，赐给天下的县令。根据《全唐文·卷四十一》载，这个“令长新戒”全文是：“我求令长，保乂下人。人之所为，必有所因。侵渔浸广，赋役不均，使夫离散，莫保其身。征诸善理，寄尔良臣，与之革故，政在维新。调风变俗，背伪归真。教先为富，惠恤于贫。无大无小，必躬必亲。责躬劝农，其惟在勤。墨绶行令，孰不攸遵。曷云被之，我泽如春。”
唐玄宗还亲自以如何治民出题策试县令并进行升降。《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载，开元四年（公元716年），有人对唐玄宗说：“今年的选任官员太滥，所任命的县令都是没有才能的人。”到了新任命官员入朝拜谢之时，唐玄宗召集所有的县令到宣政殿庭，亲自策试，题目是“如何治理百姓”。只有鄄城县令韦济的文辞和义理第一，擢拔为京兆府醴泉县令，其余二百多人写得不到位，暂时让他们任职。有四十五人被放归家中加强学习。吏部侍郎卢从愿因为选官问题被降职为豫州刺史，李朝隐被降职为滑州刺史。卢从愿主持选官事务六年，与李朝隐都以称职而知名。当初在唐高宗时，马载、裴行俭二人在吏部最有名，时人称吏部前有马、裴，后有卢、李。
《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八》还载，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四月，唐玄宗敕令：“五品以上京官，各州刺史及京兆、河南、河中、太原四府的府尹，各推荐一名县令，根据县令为政善恶，对举荐者进行赏罚。”
此外，唐玄宗注重从皇家宗室中选拔有才能的人担任京县的县官（根据《新唐书·百官志》载，京县的县令级别在所有县令中级别最高，是正五品上，连县丞都是从七品上）。《资治通鉴·唐纪三十》载，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五月，唐玄宗命令有关部门从宗室子弟中选拔有才能者，授予台省及法官、京县的县官，并且敕令说：“如果你们违背道义怠慢伦常，朕是不会枉法而徇私情的；如果你们修养品行、忠于本职，朕对你们的恩情怎会比他人薄呢？希望你们作表率，激励他人，带好风气。”
四是不滥授官职。《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载，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五月，因为出现饥荒，唐玄宗将员外、试、检校官全部罢除，明确今后如果没有战功或皇帝另外下达的特别敕令，不得注拟授予这类官职。
《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载，开元四年（公元716年）正月，陇右节度使郭虔瓘上奏，他的奴仆石良才等八人都有战功，请唐玄宗任命为游击将军。唐玄宗敕命下达后，宰相卢怀慎等人上奏说：“郭虔瓘倚仗微小的功劳，就侮辱常规，为奴仆请授五品官职，实在是扰乱朝廷纲纪，不可答应。”唐玄宗采纳了。
同时，唐玄宗还对不称职的官员、酷吏等进行淘汰。《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载，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尚书左丞韦玢上奏说：“郎官多不称职，请淘汰改授他官。”韦玢不久外放为刺史，宰相上奏拟授他为冀州刺史，唐玄宗敕令改派到小州任刺史。姚崇上奏说：“郎官有松散懈怠及不称职的，韦玢奏请淘汰，这是奉公的体现。现在郎官刚刚改任他官，韦玢随即被贬黜外放，议论的人都说是郎官诽谤伤害的。臣担心今后的左右丞会以韦玢为戒，那么尚书省的事务如何办好呢？臣希望陛下慈悲，详细考察，使为官者无所疑惧。”唐玄宗于是将韦玢任命为冀州刺史。从这可以看出，郎官不称职的确实改授他官。
酷吏在唐玄宗开元年间也基本没有市场，且子孙也被限制入仕。《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载，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唐玄宗下敕说：“涪州刺史周利贞等十三人，都是天后（武则天）时的酷吏，比周兴等人罪状要轻些，应当削职放归民间，终身不得入仕。”
《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八》载，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三月，御史大夫程行湛上奏说：“周朝酷吏来俊臣等二十三人，罪状尤其严重，他们的子孙都要被禁锢为官。傅游艺等四人罪状稍轻，他们的子孙不得在京城附近任职。”唐玄宗采纳了。
五是改革过去的一些选官、授官、俸禄等制度和吏治弊端。《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开元四年》载，唐朝旧制规定，六品以下官员都委任给尚书省拟授上奏给皇帝。这一年（公元716年），唐玄宗开始制令员外郎、御史、起居郎、拾遗、补阙的任命不由尚书省拟授，而由皇帝亲自授予。
《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开元七年》载，此前各州朝集使往往携带礼物到京城，等到第二年春天将要返回时，大多得到升迁，宋璟奏请将这些人一律原职返回以革除这一弊端。
《资治通鉴·唐纪三十》载，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正月，初次设置玄学博士，每年像科举中的明经科一样举行考试，选拔官员。二月，唐玄宗下敕说：“科举中的进士科主要考声韵为主的诗赋，对古今之道不通；明经科主要考帖经和背诵经文，很少有人探究它的旨趣。自今以后，明经科考大义十条，对时务策三首；进士科考大经十贴。”
另外，唐玄宗时还改革了俸禄制度。《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八·开元六年》载，唐朝初年，州县官员的俸禄都是由当地富户掌管公廨钱用利息来支付，由于利息高至数倍，因此有很多破产的。这一年（公元718年），秘书少监崔沔上奏说，请计算州县官员所得的俸禄总额，在百姓正常交纳赋税之外，稍微多加一些，以此给付俸禄。唐玄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唐玄宗命令有关部门征收公廨钱，用这笔税赋给付京城百官的俸禄。为此，不久唐玄宗下令收回之前分给京城百官的职田，每年每亩大概给粟米二斗。时隔八年后又再次分给京官。《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九》载，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三月，唐玄宗重新又分给京官职田。六年后，唐玄宗又开始改革俸禄制度。《资治通鉴·唐纪三十》载，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六月，开始按月给百官俸禄钱。所以，按月发工资就是从这里来的。
六是任命官员必须经过程序。唐朝官员任命的程序，必须经过中书省、门下省审核，姚崇、卢怀慎、宋璟担任宰相时都严格执行任命官员的程序，唐玄宗也听从他们的意见。《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载，开元二年（公元714年），申王李成义请求唐玄宗将自己的王府录事阎楚珪任命为王府参军，唐玄宗同意了。宰相姚崇、卢怀慎进言说：“臣等之前得到陛下旨意，说王公、驸马如果有所奏请，不经过陛下亲自书写的墨敕都不准同意。臣认为量材授官，当归主管部门，如果因为有亲朋故旧之恩，就可以官爵相赠，就是延续中宗皇帝时的弊端，实在是会紊乱朝廷纪纲。”这件事于是被搁置，“由是请谒不行”（从此请托不再进行）。
《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八》载，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十一月，唐玄宗直接用墨敕令提拔岐山县的县令王仁琛为五品官，原因是王仁琛是唐玄宗任藩王时的旧属。宋璟上奏说：“对故旧给予私恩，有大的惯例；授官的资历，也是有公正准则的。王仁琛因为陛下的旧恩，已经获得优先任命，现在如果再次蒙获破格提拔，就与和他相当的人大不一样，而且他还是王皇后的家族人，必须考虑要杜绝舆论。请求陛下将此事交由吏部检核勘查，如果王仁琛没有失误，按规定应当任命，臣就请求按照资历稍稍优先拟授官职。”唐玄宗听从了宋璟的意见。
宁王李宪上奏请给候选官员薛嗣先授予小官，唐玄宗将此事交付中书、门下省办理。宋璟上奏说：“薛嗣先两次被任命为斋郎，虽说不是明显应当留任，考虑是至亲的原因，本应当借助资历任命。景龙年间，中宗皇帝常常用墨敕直接任命官员，称为斜封官。自从陛下即位以来，这种事杜绝了，每当施行一次赏、任命一位官，必定是因为他的功劳与才能，都经过中书、门下省。至公之道，只有圣明君主能做到。薛嗣先是陛下的姻亲，陛下不为此而法外施恩，交臣等商量，恳请将此事交吏部处理，不要直接用墨敕任命。”唐玄宗同意宋璟的奏请。
七是赏赐提拔爱民的刺史。《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八》载，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十一月，唐玄宗登泰山封禅完毕，返京途中来到宋州，在楼上设宴款待随从官员，宋州刺史寇泚也参加了。酒酣之际，唐玄宗对张说讲：“之前朕多次派遣使臣分别巡视各道，考察官吏善恶，如今因为封禅而经过各州，才知道使臣辜负我很多啊！怀州刺史王丘，除了正常的牛羊猪等之外，没有其他物品进献。魏州刺史崔沔，供给的帷帐没有锦绣，以俭朴展示给我。济州刺史裴耀卿，向朕上表数百言，都是劝谏的话，并且说：‘如果有重重扰民，封禅就不足以向上天告成。’朕常常放在座位旁边，并且用以告诫左右侍从。像这三人，不烦劳百姓以向朕邀恩，真是良吏啊！”唐玄宗回头对寇泚说：“近来也屡次有人向朕诉说你置办的酒菜不丰盛，知道你没有买通朕的左右替你说好话。”唐玄宗亲自举杯赐酒。宰相率群臣起身称贺，楼上的人都称万岁。由此，唐玄宗任命王丘为尚书左丞，崔沔为散骑侍郎，裴耀卿为定州刺史。
同时，唐玄宗还对那些扰民、浪费钱财的刺史进行贬降。《资治通鉴·唐纪三十》还载，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正月，唐玄宗到五凤楼设宴。当时命令三百里以内的刺史、县令各自带领乐队聚集在五凤楼下，各自比较胜负。怀州刺史用车载数百名乐工，都穿着锦绣衣服，驾车的牛也绘成虎豹犀象的样子。鲁山县的县令元德秀只派遣乐工几人，一起唱歌。唐玄宗说：“怀州的百姓可受难了！”唐玄宗就立即贬怀州刺史为散官。元德秀性格耿介质朴，士大夫都很佩服他。
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唐玄宗在位时主要有以下监察举措：
一是支持御史弹劾皇亲贵戚和显要官员。《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载，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正月，薛王李业的舅舅王仙童，侵犯暴虐百姓，御史弹劾上奏了这件事，薛王李业为其舅舅求情，唐玄宗敕令紫微省、黄门省重新审理。宰相姚崇、卢怀慎等人上奏说：“王仙童的罪状很清楚，御史所言没有冤枉他，不可宽贷。”唐玄宗采纳了他们意见，“由是贵戚束手”（从此皇帝贵戚收敛）。
《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载，开元三年（公元715年），京兆尹崔日知贪婪残暴不法，御史大夫李杰准备纠察弹劾他，崔日知反而诬陷李杰有罪。这年的十二月，侍御史杨玚在朝廷上奏说：“如果负责纠察弹劾的部门，被奸佞之人恐吓，那么御史台可以废除了。”唐玄宗于是命令李杰继续处理，贬崔日知为歙县县丞。
二是设置十道按察使监察各州县官员。《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载，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唐玄宗下诏恢复设置十道按察使，任命益州长史陆象先等人充任。开元三年（公元715年），有人上奏说：“按察使只会烦扰官府和百姓，请精简各地的刺史、县令，停止派遣按察使。”唐玄宗命令召集尚书省官员讨论，宰相姚崇认为：“如今只是选派了十道按察使，还担心未能找到合适人选。何况天下三百多州，县比州多几倍，难道刺史县令都称职吗？”于是唐玄宗没有停止派遣按察使。但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十二月，唐玄宗又下诏罢除十道按察使。《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八》载，开元八年（公元720年）五月，唐玄宗下令又重新设置十道按察使。但可惜的是，时隔四年即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五月，唐玄宗再次下令停止设置各道按察使。
此外，按察使还有一项职责是负责考核地方州县官员的政绩。根据《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岁十月，按察使校殿最，自第一至第五，校考使及户部长官总核之，以为升降。”也即是说，每年的十月，按察使考核地方州县官员，评出最好与最差，从第一名到第五名，校考的使者和户部长官负责总把关，以此来进行升降（顺数第一至第五的升，倒数第一至第五的降）。
三是严厉惩处贪赃官员。《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载，开元三年（公元715年），起初监察御史张孝嵩奉命出使廓州，回来后他陈述大漠以西地区的利害形势，奏请前往察看，唐玄宗同意了，并允许他相机行事。当时，吐蕃与大食共立阿了达为拔汗那王，攻打拔汗那国，拔汗那国兵败向唐朝安西都护府求救。张孝嵩对都护吕休璟说：“不救则无以号令西域。”于是率领各戎族部落的军队一万多人，沿着龟兹挺进千里，攻占数百城，并在连城攻打阿了达。张孝嵩亲自上阵督率士兵急攻，俘虏斩首一千多人，阿了达与数名骑兵逃入山谷。张孝嵩传檄西域各国，一时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等八国都派遣使者请求归降，这时有人检举张孝嵩贪赃，张孝嵩因此被关押在凉州监狱，不久被贬为灵州兵曹参军。
《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载，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十一月，宰相姚崇的儿子光禄少卿姚彝、宗正少卿姚异，平时广交宾客，颇收受馈赠礼物，受到时人的讥评。主书赵诲是姚崇所亲信的人，收受胡人的贿赂，事情发觉后，唐玄宗亲自审问，将赵诲下狱当处以死刑，姚崇出面营救，唐玄宗因此不高兴。恰逢京城大赦，唐玄宗特地在敕令中标出赵诲的名字，处以杖刑一百，流放岭南。姚崇因此而忧惧，数次请辞宰相之位，并推荐广州都督宋璟代替自己。
《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八》载，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八月，武强县的县令裴景仙，贪赃五千匹，事情被发觉后逃命。唐玄宗大怒，命令召集众人斩他。大理卿李朝隐上奏说裴景仙贪赃都是乞求而得，罪不应当处死，又说其曾祖裴寂有辅佐唐高祖反隋的大功，载初年间裴氏因被诬陷获罪而破家，只有裴景仙独存，应当宽宥其死，流放荒远地区。唐玄宗于是同意，在处以裴景仙杖刑一百后，将他流放到岭南荒恶之地。
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宰相张说与张嘉贞不和，恰逢张嘉贞弟弟金吾将军张嘉祐贪赃之事被检举，张说劝张嘉贞穿着素服在外等候唐玄宗治罪，没隔多久，唐玄宗将张嘉贞贬为幽州刺史。这一年，唐玄宗还将平遥县的县令王同庆贬职为赣县的县尉，原因是唐玄宗在汾阴祭祀土神时，王同庆借机广为储存很多物品，烦扰了百姓。
《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九》载，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宇文融性情精明机敏，善于应对，有辩才，因为善于理财而受到唐玄宗的宠幸，他担任宰相后开始广泛设置各种使者，竞相为朝廷聚敛，由此百官都逐渐荒废本职而唐玄宗的心更加奢侈，百姓也怨恨愁苦。后来因为嫉妒唐玄宗所宠幸的信安王李祎，指使御史李寅弹劾，却被泄露，唐玄宗因此大怒将宇文融贬为汝州刺史，其只当了百日宰相。宇文融被贬后，国家用度不足，唐玄宗又想起他，并且对裴光庭说：“卿等都说宇文融之恶，朕已罢黜他，如今国家用度不足怎么办？卿等怎么辅佐朕？”裴光庭等恐惧得不能回答。恰好有匿名信件告宇文融贪赃受贿之事，唐玄宗将宇文融又贬为平乐县的县尉。宇文融到岭外一年多，司农少卿蒋岑上奏弹劾宇文融在汴州侵吞官钱以巨万计，唐玄宗下令彻查此事，宇文融被流放岩州，在途中死去。
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有人控告隽州都督张审素贪赃，唐玄宗制命派遣监察御史杨汪审查此事。张审素的总管董元礼率军七百人围住杨汪，杀了上告之人，并对杨汪说：“好好上奏张审素之事则可以活命，不然则死。”恰逢救兵来到，击斩了这些人。杨汪上奏张审素谋反，张审素因此被斩首，家产全部被没收。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幽州节度使赵含章因贪赃巨万，在朝堂上被施以杖刑，流放到州，途中死去。
《资治通鉴·唐纪三十》载，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五月，夷州刺史杨浚因为贪赃应当处死，唐玄宗命令施以杖刑六十，流放古州。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太子太师萧嵩曾经用城南的数顷良田贿赂牛仙童，李林甫检举此事，萧嵩因此被贬为青州刺史。
四是设置十五道采访使以六条检察州县。《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九》载，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唐玄宗下令将天下分为京畿、都畿、关内、河南、河东、河北、陇右、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剑南、淮南、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岭南，共十五道（相当于现在省的建置），各自设置采访使，“以六条检察非法”，两畿采访使由御史中丞兼任，其余都选择贤明的刺史兼任。如果不是刺史职位有升迁罢免，则采访使的职务不变动。
五是设置十位劝农判官兼任代理御史巡视天下。《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八》载，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融奏请唐玄宗设置了十位劝农判官，都兼任代理御史，分头巡视各州县，负责搜寻逃亡的户口及清查隐瞒不报的田地。州县官吏为了迎合旨意，务求多报逃亡的户口，虚张其数，共报查出流亡的户口八十多万，查出的隐瞒田地数目也基本相当。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六月，唐玄宗下制听任逃亡的户口自动申报，所开辟的闲置土地给他们耕种，由官府根据情况收税，不得派公差和征发徭役，租庸一概蠲免。仍旧以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融为劝农使，巡行州县，与官吏百姓议定赋税徭役。可见唐玄宗本意是好的，可是被宇文融和地方官吏执行偏差了。
唐玄宗时的“开元盛世”是怎样的呢？《资治通鉴·唐纪三十》载，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天下的县共有一千五百七十三个，户口数有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户，人口有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零九人。当时的西京与东都每斛米的价格不到二百钱，每匹绢价格也如此。“海内富安”，而且出行的人即使远到万里也不用拿任何武器。
这个景象主要是讲区划数、人口数、衣服与粮食价格、治安状况，体现了当时的富裕情形。
《新唐书·刑法志》还载：“玄宗自初即位，励精政事，常自选太守、县令，告戒以言，而良吏布州县，民获安乐；二十年间，号称治平，衣食富足，人罕犯法。是岁刑部所断天下死罪五十八人，往时大理狱，相传鸟雀不栖，至是有鹊巢其庭树，群臣称贺，以为几致刑错。”
所以这个景象的形成最离不开的是吏治监察，尤其是唐玄宗在吏治上注重任用贤相，精心选用都督、刺史、县令等地方治民长官，是开创“开元盛世”的最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