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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之治”是唐太宗在位时开创的政治局面。“贞观”是唐太宗的年号，时间长达二十三年。“贞观”二字，取自《易经·系辞下》中的“天地之道，贞观者也”。表明了唐太宗要效仿天地之道，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唐太宗是旷世明君，被少数民族称为“天可汗”，特别得到史家的高度称赞，后晋史学家刘煦在《旧唐书·太宗本纪》中评价他“听断不惑，从善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即是讲他听断政事而不疑惑，从善如流，千载以来值得称赞的，只有唐太宗一人罢了。北宋史学家、文学家欧阳修在《新唐书·太宗本纪》中评价他：“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意思是，唐太宗消除隋末之乱，可比商汤、周武王；贞观之治，与周朝的成康之治相近。自古以来功德都隆盛的，自汉以来没有像唐太宗这样的君主。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主要是通过记载唐太宗的事迹来体现唐太宗形象的，对他的直接评论不多，但在他的另一部史学著作《稽古录》中称赞“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千古”。唐朝之所以被称为世界的“天朝”，也正是唐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千古的体现。
由于唐太宗个人的魅力，所以后世提到“贞观之治”时无不把它作为三代以后的政治最清明、百姓最向往的治世。
这个“贞观之治”是怎样的情形呢？以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为例，当时的情形在《资治通鉴·唐纪九·贞观四年》中有提到：“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及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也就是说，当时一斗米不过三四文钱（粮食丰收），一年处以死刑的才二十九人（达到了“刑措基本不用”），东到大海、南到五岭，家家户户外出都不用关门（治安非常好），在外旅行的人不用携带粮食，在路途中就有食物。从这些景象来看，确实古今少有。
司马光还在《稽古录》中讲，唐太宗“拯民于汤火之中，而措之衽席之上，使盗贼化为君子，呻吟转为讴歌，衣食有余，刑措不用，突厥之渠，系颈阙庭，北海之滨，悉为郡县。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也就是说，唐太宗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在政教方面很成功，使盗贼化为君子，使处在痛苦呻吟的百姓过上好日子而讴歌当时的政治，百姓富裕、衣食有余，刑罚基本措置不用。在军事上也非常成功，突厥的首领被擒获，北海一带都成为唐朝的郡县。自三代以来，中国之盛从来没有能像这样！这虽然是称赞唐太宗的文武之才，但也描述了“贞观之治”的景象。
那么，“贞观之治”时期的吏治监察是怎样的呢？
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唐太宗在位时采取了以下吏治举措：
一是精简州县及中央官员。《资治通鉴·唐纪八·贞观元年》载，起初，隋朝末年天下丧乱，豪杰并起，拥众据地，各自竞相称雄。唐朝建立后，相继来归附，唐高祖为他们分割土地，设置州县以作为他们的官禄，由此州县的数目是隋文帝开皇年间、隋炀帝大业年间的两倍以上。
唐太宗考虑到百姓少而官吏多，百姓负担重，于是革除其弊端。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二月，唐太宗命令对州县大加精简合并，依照山川地形的条件，将全国分为十道：一是关内，二是河南，三是河东，四是河北，五是山南，六是陇右，七是淮南，八是江南，九是剑南，十是岭南。
这一年，唐太宗还对房玄龄说：“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即官吏在于得到合适的人，而不在人多）于是命令房玄龄精简中央官员，只留下文武官员总共六百四十三名。
二是允许四季都可选官。《资治通鉴·唐纪八·贞观元年》载，隋朝选拔官员，每年十一月聚集京城，到第二年春天结束，候选者都苦于期限短促。到了贞观元年，吏部侍郎刘林甫奏请四季都可选官，根据空缺进行补充，候选者都感到便利。这个四季选官到了贞观十九年，中书令马周代理吏部尚书时又恢复为每年十一月选官到第二年的三月结束（《资治通鉴·唐纪十四》）。
唐朝初年，士大夫因为动乱之后不愿为官，官员都不够。尚书省下文让各州差人赴京城候选，州府及皇帝使者多直接以红色牒文补授官职。到了贞观元年全部废除，要求都到尚书省候选，当时聚集在一起的有七千多人，刘林甫量才铨叙，各得其所，得到时人称赞。唐太宗又考虑关中的米价贵，下诏分一部人到洛州参加铨选。
三是慎择都督、刺史、县令。《资治通鉴·唐纪九》载，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说：“为朕养护百姓的，只在都督（负责总督各州的兵马等事的职官）、刺史（各州的长官）。朕常常将他们的名字书写在屏风上，以便坐卧都可以观看，得知其在为官一方任内的善恶事迹，均注于他们的名下，以备将来升迁或降职。县令对百姓来说，尤其亲近，不可不谨慎选择。”唐太宗还下令让朝廷内外五品以上官员，各自举荐能胜任县令的人，呈报他们的姓名。
时隔九年，因侍御史马周的上疏，唐太宗再次强调对刺史、县令的择任。《资治通鉴·唐纪十一》载，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八月，侍御史马周上疏认为：“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县令，苟选用得人，则陛下可以端拱无为。今朝廷唯重内官而轻州县之选，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称职始补外任，边远之处，用人更轻。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也就是说，百姓之所以能够得到治理和安定，只在于刺史和县令，如果选用的人合适，则陛下可以垂拱无为。但是现在朝廷只重中央官员的选用而轻视州县官员的选用，刺史多用武人，有的是京官不称职就补选外任为地方官，边远地区选用官员更加不看重。百姓之所以不能够安定，大概原因都在此。
这个上疏，唐太宗看了之后，称赞很久，对身边的侍臣说：“刺史，朕当自选；县令，宜诏京官以上各举一人。”即由唐太宗亲自选拔刺史，而县令则由京官五品以上官员各自荐举一人。
对于唐太宗慎择刺史县令，元代史学家戈直在《贞观政要·择官》中注评说：“自秦罢侯置守之后，郡守古诸侯，其关系民生，至不轻也。汉宣帝谓与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太宗谓治民之本在刺史，斯言也，真知本者矣！然宣帝以刑名绳下，故当时多循吏，而未免有酷吏。太宗英明仁恕，故当时居多循吏，而无酷吏。此又二帝之优劣也。”这也告诉我们，自从秦代废除分封诸侯制度、推行郡县制度之后，郡守就相当于古代的诸侯，他们直接影响到百姓的生活，职责任务不轻。汉宣帝曾说与我共治天下的惟优良的郡守（俸禄二千石）。唐太宗也说，治民之本在于刺史。这些话，真是知道治天下的本源啊！然而，汉宣帝以刑名对待下面的官员，因此当时有很多循吏（比如龚遂、黄霸），但是也未免有酷吏（比如河南太守严延年，被称为“屠伯”）。而唐太宗则英明、仁厚、宽恕，因此当时多循吏而无酷吏。
四是选官择人用君子、贤人。《资治通鉴·唐纪十》载，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唐太宗对魏徵说：“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即是说，择选人任官，切不可随意。任用一位君子，则众位君子都会来到；任用一位小人，则其他小人竞相引进。
《资治通鉴·唐纪十三》载，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太宗征伐辽东，将要出发，太子（即唐高宗李治）悲泣数日，唐太宗告诫他：“为国之要，在于进贤退不肖，赏善罚恶，至公无私，你当努力行此三条，悲泣有什么用呢！”这里面，唐太宗将进用贤人、退用不肖之人作为治国要领的第一条。
唐太宗在选官择人上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清高宗乾隆皇帝曾经为《贞观政要》作序时说：“太宗以英武之资，能用贤良之士，时若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诸人，布列左右，相得益彰。盖自三代以下，能用贤纳谏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意思是唐太宗能用贤良之士，比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诸人，这些人在他左右，相得益彰。大概自三代以来，能用贤纳谏而治天下的，没有这么隆盛的。
唐太宗在选官时还有一个事例。《资治通鉴·唐纪十四》载，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六月，唐太宗任命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当时房玄龄留守京师，有从京师来的人，唐太宗问：“房玄龄说了什么吗？”那人回答说：“房玄龄听说李纬任命为尚书，只说李纬长了很美的胡须。”唐太宗于是改任李纬担任洛州刺史。这也说明唐太宗在选官择人上以用贤能为先，所以当房玄龄隐讳地说出来后，便立即改正。
五是注重选用廉洁的官吏。《资治通鉴·唐纪八》载，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十一月，此时唐太宗已即位，尚未改元，他与群臣讨论如何防止盗贼问题。有的说要用重法以禁止盗贼，唐太宗说：“百姓之所以做盗贼，是因为赋税、徭役繁重，官吏又贪婪索贿，百姓饥寒交迫，因此顾不上廉耻。朕应当去除奢侈、节省费用，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百姓衣食有余，那么百姓自然不去做盗贼，怎么用得上严刑重法呢？”自此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六是从精通儒学之士中选拔官员。《资治通鉴·唐纪九》载，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问王珪：“近世以来治国者更加不如古代，这是为什么呢？”王珪回答说：“汉代崇尚儒家经术，宰相多任用精通经学的儒士，因此风俗淳厚。近世以来重视文学而轻视儒学，又参以法律，这是政治教化日益衰微的原因。”唐太宗认为他说得对。
后来，唐太宗也是这么做的。《资治通鉴·唐纪十一》载，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二月，当时唐太宗大征天下的名儒担任学官（负责教育的官员），多次到国子监，让他们讲经论典，学生如果能精通一种大经（唐朝的大经指《礼记》《春秋左氏传》）以上就可以补授官职。不久，唐太宗又下诏访求近世名儒南朝梁朝时的皇甫侃、褚仲都，北周时的熊安生、沈重，南朝陈朝的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朝的何妥、刘炫等人的子孙上报朝廷，加以擢用。
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唐太宗在位时采取了以下监察举措：
一是对受贿的官员使其知耻。当然这个不能完全算是监察措施，但确实是对待受贿官员的另一种方法。《资治通鉴·唐纪八》载，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唐太宗皇后长孙氏族叔，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收受他人的绢帛，事情被发觉，唐太宗说：“长孙顺德果然能有益于国家，朕与他共同享有国家的府库，何至于这样贪婪呢？”唐太宗仍然爱惜他的功劳，不处以罪，反而在殿庭上赐给绢帛几十匹。大理少卿胡演说：“长孙顺德贪赃枉法，收受财物，罪不可赦，为何还赐他绢帛？”唐太宗说：“他如果还有人性，得到朕赐给的绢帛之羞辱，更甚于受刑；如果他不知道羞愧，说明不过是一只禽兽，杀他又有何益呢？”
唐太宗此举当然是学汉文帝的，有没有效果呢？《新唐书·长孙顺德列传》载，唐太宗后来将长孙顺德任命为泽州刺史，恢复他的封爵和食邑，而长孙顺德一改以前的放纵奢侈，“折节为政”，以严明而著称，“遂为良吏”。他还将前刺史张长贵、赵士达侵占的肥田几十顷夺回给贫民。
二是对贪污犯不念旧情进行严惩。《资治通鉴·唐纪九》载，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被解除任职，自己陈述曾经是秦王府僚，唐太宗念及旧情，心生怜意，想让他恢复原职。魏徵进谏说：“秦王府的僚属，朝廷内外都很多，恐怕他们人人都倚仗陛下的旧恩而徇私，这样就会让那些为善之人害怕。”唐太宗欣然采纳，对庞相寿说：“我从前为秦王，乃是一个王府的主人，现在身居帝位，乃是天下之主，不能独私故人。大臣的意见是这样，朕怎么能违背呢？”赐给庞相寿布帛而遣走，庞相寿流着泪离去。
《资治通鉴·唐纪十三》载，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沧州刺史席辩因贪污受贿而犯罪，这年的二月，唐太宗下诏让朝集使前往观看，当场斩首。
但是，唐太宗对功劳很大的贪污官员也有网开一面的时候。《资治通鉴·唐纪十二·贞观十六年》载，唐高祖刚入关的时候，隋朝武勇郎将党仁弘率军二千多人在蒲阪归附唐高祖，并跟随唐高祖平定京城，不久担任陕州总管，唐军东征王世充时，党仁弘负责运转粮饷，没有断绝，历任南宁州、戎州、广州都督。党仁弘有才略，所到之处都有好名声，唐太宗很器重他。然而党仁弘性格贪婪，被罢免广州都督，有人控告他贪赃一百多万钱，论罪当处死。唐太宗想免他一死，这一年（公元642年）十二月，唐太宗召集朝廷五品以上官员聚集太极殿前，说：“法度，是君主受命于天所制定的，不可以因为私情而失信。如今朕偏袒仁弘而想赦免他，是乱了法度，有负于上天。朕想在南郊待三天，每天只进一次蔬食，以此谢罪于上天。”房玄龄等人都说：“生杀之柄，在于皇上一人专持，何至自己这样贬责呢？”唐太宗不答应，群臣叩头坚持请求，从早晨到傍晚，唐太宗于是降下手诏，自称说：“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罪；以私乱法，二罪；认为善人正确而未赏赐，认为恶人错误而未诛杀，三罪。因为你们坚持进谏，暂且依照你们的请求。”于是罢免党仁弘为百姓，流放到钦州。
三是派遣使者巡视各道。《资治通鉴·唐纪十》载，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唐太宗想分派大臣作为诸道黜陟大使，一时没有得到合适的人，李靖推荐魏徵，唐太宗说：“魏徵以箴言规劝朕的过失，朕不可一天离开他。”于是命令李靖与太常寺卿萧瑀等共十三人分别巡行天下，要求他们考察地方长官吏员是否贤能，访问民间疾苦，礼遇高寿的老人，赈济穷困百姓，起用埋没已久的人才，做到使者所至之处如同唐太宗本人亲往一样。
《资治通鉴·唐纪十四》载，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正月，唐太宗派遣大理卿孙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条巡察四方，刺史、县令以下的官吏多被贬官罢黜，这些人到宫门喊冤，前后不断。唐太宗命令褚遂良将情况按类呈报，唐太宗亲自决断，确定可以提拔的有二十人，可以判处死罪的有七人，流放以下免除官职的有成百上千人。
四是处罚犯有渎职罪的官员。《资治通鉴·唐纪十三》载，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正月，韦挺因事先不去察看漕渠，导致运米的六百多艘船在卢思台边搁浅，而犯有渎职罪，被械送到洛阳。不久即将韦挺除名。
《资治通鉴·唐纪十四》载，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十一月，吏部尚书杨师道因为任用官吏多非其才，贬为工部尚书。
以上是《资治通鉴》记载的，《贞观政要》还记载了唐太宗严惩贪官、整顿吏治的事迹和成效。《贞观政要·政体》载：“（唐太宗）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就是说，唐太宗深深痛恨贪官污吏，有违反法律而接受贿赂的，绝不赦免。在京城以外贪赃枉法的官员，唐太宗都会派遣专人调查，根据他所犯的罪行予以重法惩处。因此，贞观年间的官员大多清廉谨慎。不管是王侯公卿、贵妃公主之家，还是士族大姓、豪富商贾，都慑于唐太宗的威严，收敛屏迹，不敢侵犯欺负百姓。
张居正等编撰的《通鉴直解》评论说：“《尚书》上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又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唐太宗对于治国的方法理解深刻，注意选择贤能的人治理百姓，又设定制度，地方的都督、刺史都由天子亲自任命，任命的时候，都在便殿接见，赏赐衣物，以示宠信。由此可见，‘贞观之治’并不是偶然形成的啊！”
从张居正的评论可知，“贞观之治”与唐太宗采取的吏治监察措施密切相关，尤其是选择贤能的官员治理百姓、亲自任命都督刺史最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