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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之治”是隋文帝开创的政治局面。“开皇”是隋文帝第一个年号，自公元581年开始起用，长达二十年。由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是以南朝为正统，所以纪年时用的是陈朝的年号，直到陈朝灭亡后才用开皇年号纪年，此时已是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对应来说，从陈宣帝太建十三年至陈后主（长城公）至德、祯明年间就是隋文帝开皇元年至开皇八年。
根据《资治通鉴》记载，隋文帝在位时采取的吏治监察措施如下：
一是改革职官制度。《资治通鉴·陈纪九》载，太建十三年（公元581年），少内史崔仲方劝隋文帝废除北周的六官制度，依照汉、魏的旧制，隋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隋文帝于是设置三师、三公及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设置御史、都水二台及太常等十一寺，设置左右卫等十二府，以分别统领各类职事。又设置上柱国至都督十一等勋官，以酬劳勤苦和立功之人；设置特进至朝散大夫七等散官，以加封有德行和声名的文武官员。将侍中改为纳言，任命原相国府（隋文帝杨坚曾任北周相国）司马高颎为尚书左仆射兼任纳言，原相国府司录虞庆则为内史监兼任吏部尚书，原相国府内郎李德林为内史令。
这即是说，隋文帝之时，已初步有了三省六部制度。到了唐高祖时也沿袭了隋文帝时的职官制度，但更加完善了。《资治通鉴·唐纪六》载，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三月，初次确定官制，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以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为六省，又设御史台，以太常至太府为九寺，又设置将作监、国子学、天策上将府，以左右卫至左右领卫为十四卫；东宫设置三师、三少、詹事及两坊、三寺、十率府；王、公设置府佐、国官，公主设置邑司，以上官职都为京职事官（即京官），而州、县、镇、戍为外职事官。自开府仪同三司到将仕郎，共二十八阶，为文散官；骠骑大将军到陪戎副尉，共三十一阶，为武散官；上柱国到武骑尉，共十二等，为勋官。这里面最为核心的中央机构是六省和御史台，也就是后世常讲的“台省”，三公自汉代以后多为虚职，没有实权。其中，六省中的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及尚书省中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就是通称的“三省六部制”，而御史台就是当然的监察机构。
二是褒奖提拔天下有政绩的官员。《资治通鉴·陈纪九》载，太建十三年（公元581年），岐州刺史、安定人梁彦光，“有惠政”，隋文帝下诏褒扬，赏赐给他束帛、御伞，以激励天下的官吏。过了一段时间，又调梁彦光任相州刺史。岐州地区风俗质朴纯厚，梁彦光以清静来治理，每年上报朝廷的考课内容连续为天下第一。
当时又有相州刺史、陈留人樊叔略，“有异政”（有特别突出的政绩），隋文帝颁发玺书褒扬，公告天下，并征召樊叔略任司农。
《资治通鉴·隋纪一》载，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平乡县令刘旷“有异政”，对前来打官司的以义理晓谕，使他们都自责而离去。由此，监狱中因为没有犯人而长满了草，断案大厅的门前庭落因为没有人打官司而能张网捕鸟。后来调任临颍县令。尚书左仆射高颎推荐刘旷，说他“清名善政为天下第一”。隋文帝召见后慰劳勉励他，对侍臣说：“如果不予以特殊奖励，将何以劝勉天下的官吏呢？”于是，隋文帝下诏提拔刘旷为莒州刺史。
《资治通鉴·隋纪二》载，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汴州刺史令孤熙入朝，因为他“考绩为天下之最”，所以隋文帝赐帛三百匹，颁告天下。
三是亲自召见县令并咨询如何治理百姓。《资治通鉴·陈纪九》载，太建十三年（公元581年），当时新丰县的县令房恭懿，政绩是京城三辅地区最好的，隋文帝赐给他粟米和布帛。每当雍州的县令朝见时，隋文帝见到房恭懿，必定将他叫到坐榻前，咨询如何治理百姓。并多次提拔，任命他为德州司马。隋文帝对各州朝集使（相当于现在各州的驻京办）说：“房恭懿志存体国，爱养我民，这是上天保佑我大隋宗庙。朕如果放在一边，不赏赐他，上天和宗庙必当责备我。卿等应当向他学习。”因此提拔房恭懿为海州刺史。
四是不任武将为地方治民长官。《资治通鉴·陈纪九》载，至德元年（公元583年），当时刺史多任武将，大多不称职。治书侍御史柳彧上书说：“从前汉光武帝与二十八将，披荆棘，定天下，等到功成之后，这些将军都没有任职。臣拜读诏书，任命上柱国和千子担任杞州刺史。和千子从前担任赵州刺史时，百姓歌唱说：‘老禾不早杀，余种秽良田。’和千子对于弓马武略，是其所长，但是治民不是他所能干得好的。如果说朝廷想优待老年人，自可多赏赐金帛；如果让他们出任州刺史这样的地方长官，损失就会特别大。”隋文帝对他的上书称善，和千子终究被免除刺史之官。
五是规定每年岁末考核各州政绩。《资治通鉴·陈纪十》载，至德四年（公元586年）二月，隋朝开始下令刺史及上佐（刺史的高级属吏）每年岁末轮流入朝，奏上本州官吏的政绩，由朝廷进行考核。
六是限制工商业者不得做官。《资治通鉴·隋纪二》载，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六月，隋文帝初次以制度规定工商业者不得入仕做官。
七是任用合适的官员掌管吏部。吏部是掌管官员铨选的重要部门，隋文帝重视吏部官员的选拔，所以当时选拔的官员都是很优秀的人才。《资治通鉴·隋纪二》载，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由于北周以来不论是清官还是贪官都靠选拔，等到卢恺代理吏部尚书，与薛道衡一起甄别士人的流品，因此遭到朋党比周的非议。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九月，隋文帝任命太常卿牛弘担任吏部尚书。牛弘选拔官吏先看德行而后看文才，非常审慎，虽然官吏授任缓慢，但所进用的官吏多称职。吏部侍郎高孝基善于看相识人，清廉谨慎无比绝伦，然而豪爽俊迈，形迹似乎轻薄，时人也多以此疑虑。唯有牛弘深深地知道了解高孝基，对他推心委任。隋朝的选拔举荐，这个时候做得最好，得人最多。时人议论时更加佩服牛弘有远见卓识和宽大度量。
以上主要是吏治方面，在监察方面，隋文帝做得就乏善可陈。《资治通鉴·隋纪一·开皇十年》载，隋文帝性格好猜忌，不喜欢学习，由于他是靠聪明智谋获得皇帝之位，因此以熟悉文法而自负，以明察治理百官，经常命令左右窥探朝廷内外官员，有过失就加以重罪。又担心令史们贪污，私下派遣人用钱帛贿赂试探，有收受贿赂的就立即斩首。此外，在仁寿年间，隋文帝曾派遣使者巡视地方，但主要是风俗（当然包括官风）。《资治通鉴·隋纪三》载，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六月，隋文帝派遣十六名使者巡视各地风俗。
总体来讲，隋文帝在位期间，吏治非常不错，所以取得治世的局面。特别是他本人不遗余力地褒奖提拔政绩好的治民之官，对待房恭懿之举更是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资治通鉴·陈纪九·太建十三年》称“由是州县吏多称职，百姓富庶”。即是说，从此州县的官吏多能称职，百姓富庶。
司马光在隋文帝去世的仁寿四年一节中对隋文帝进行了评论，他描述了“开皇之治”的富庶情形：当时天下的粮食衣物日益增长，仓库都充满了。当时人口也增长了一倍多，《资治通鉴·隋纪四·仁寿四年》载，隋文帝受禅之初（公元581年），百姓的人口户数不满四百万户；到仁寿末年（公元604年），则超过了八百九十万户，仅冀州就有一百万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