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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显文 王蕾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西北地区出土了大量的汉唐时期的古代文书，它们包括1900年在甘肃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古代遗书，1901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新疆汉代遗址中发现的简牍，20世纪60至70年代在新疆阿斯塔那发现的吐鲁番文书，1973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发现的2万多枚竹简，1981年在甘肃武威出土的汉简《王杖诏令》，1983年12月在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汉代竹简，1991年在敦煌悬泉发现的汉代诏书律令，1993年在江苏连云港的尹湾汉墓出土了24枚木牍和133枚汉简，2003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发现的王莽登基诏书残简和律令，以及大量的尚未公布的出土法律文献等，这些古代简牍和纸质文书的发现，不仅弥补了历史学研究的空白，也为法律史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原始材料。
我国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教授《敦煌劫余录》一书所作的序言指出：“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新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自秦汉竹简和敦煌吐鲁番文书发现以来，学术界对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由于这些新出土的文书所涉及的内容广泛，发现的时间前后相差甚远，加之分散于全国各地，为学术研究带来了诸多不便。本文将根据现已发表的汉代简帛和敦煌吐鲁番文书，对汉唐时期的经济法律制度略作分析，不妥之处，敬请指正。